时间：2023-09-08 09:29:14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博弈论方法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问题的意愿，对社会热点问题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尤其在理解焦点问题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认知共性。因而应牢牢抓住这一共性，迎合学生在知识需求上的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特点，从当前丰富的信息资源中寻找承载博弈论知识的现实问题，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把丰田汽车赔偿、西南五省大旱、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2008股市大跌等现实热点都搬上了讲台。下面，笔者就通过教学实例进行说明。
在讲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时，笔者以制定《反国家分裂法》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由于祖国统一问题是所有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大学生也不例外，所以讲授过程非常顺利，以致学生在课后反馈中把这一案例列为讲授最成功的部分。接着，为了讲解如何应用可信承诺处理现实问题，笔者选择了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个视频片段，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点。实践证明，人物生动的形象在给课堂增添活跃气氛的同时，也很好地承载了传递知识的作用，以缩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诺的概念和应用可信承诺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学生的头脑中。最后，笔者以拆迁补偿合同签订中的一种可信承诺策略为例，对本节课进行了总结，并请学生加以点评。由于拆迁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所以学生对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样，通过抓住学生的认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诺策略在焦点问题上能够将劣势变为优势的强大作用，成功地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
二、增强主题的典型性和知识模块的简洁性
以经典博弈问题为主题有利于组织素材、选择教学内容，简洁地安排知识模块、弱化知识的层次性有利于照顾各类学生在知识面、综合能力和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少而精地选择课程内容有利于突出重点，多角度地反复讲解有利于降低知识门槛，提高学习的效率。
例如：在主题选择上，笔者以多数学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为第一主题，以试验性强、易于展开的“理性基础和有限理性”作为第二主题，以现实性突出的“重复动态博弈”作为第三主题。由于“囚徒困境”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题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博弈问题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发他们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理性人假设”所具有的超越现实、过于理想的特性，从而部分地为第二和第三主题做好铺垫。另外，有大量关于“囚徒困境”和理性问题的课外资料易于获得，这为学生在课程初期进行兴趣驱动的导读创造了条件。
在知识模块设置上，笔者采取“自成模块、减少关联”的策略。例如：针对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对称”主题，我们选择以二手车市场为核心，构建包含药品市场、电脑市场和就业市场等典型主题的知识模块。一方面，这些市场为学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这些市场中包含着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因而通过对市场现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学生对经济学市场知识的依赖。为了弱化知识的层次性，突出重点内容，笔者舍弃了理论体系中的某些知识模块，如“海萨尼转换”“斯宾塞信号传递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别模型”。
三、重视案例应用，尤其应重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的案例
博弈论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声名显赫”，并且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密切。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论领域，在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中直接或间接作出过贡献。“名声在外”为博弈论的诡计公选课的开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课程的讲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
纳什是博弈理论发展的划时代人物，纳什均衡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两者都是公选课中必须包含的内容。为此，笔者设计以下三个环节:（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侣博弈”讲授纳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电影《美丽心灵》，并进行讨论和点评；（3）布置以纳什为主题的案例设计作业，让学生在课堂上演讲。
第一部分是讲解的重点，讲好纳什均衡意味养博弈论课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效融合起来，《美丽心灵》不仅能让人体会到学生心灵中因爱而生的温暖，还能给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场博弈的警示，体现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纵然纳什这样的天才也有无法摆脱的困境，何况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认能力的差异，又要找寻属于自己的色彩。同时还应看到，纵然如纳什般为顽疾所缠都可以逐渐康复，何况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积极、乐观、健康的心态对待人生，终身学习而不轻言放弃。第三部分是对学生的启发环节。该环节不仅要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要通过为其提供上台演讲、展示成果的机会，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设计案例时自学了有名的“智猪博弈”和“恋爱博弈”等经典模型，巩固了纳什均衡概念，还有学生甚至对纳什曾经设计过的一种“六连棋”博弈游戏进行了分析。
四、重视学科交叉，尤其应重视学科交叉视阈下的学术前沿成果
博弈论己逐渐成为一门为诸多学科提供思维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学问，可以说，所有与生命有关的学科都蕴藏着博弈论的应用空间。在公选课中，应重视从学科交叉的视角供给知识，广泛培养各专业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例如：笔者选择生物演化理论和博弈论交叉所产生的演化博弈论作为知识模块，以人类社会的同性恋演化作为典型主题，挑选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案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在演化博弈论的开创性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中，作者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vnard Smith）用精妙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丰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论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动了对“动物为什么如此”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群体行为演变的动力学机制。笔者首先以“哺乳动物一雄多雌”案例作为引导，简单介绍演化博弈论在性选择和性别比问题上的研究视角以及逻辑结构，然后立刻引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有关性的问题――同性恋演化主题下的性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男男同性恋的存在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同性恋相比于异性恋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为什么同性恋的基因没有被淘汰?显然，这一问题接近现实热点，对学生极具诱惑力，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延伸性。为了讲解同性恋基因延续的演化博弈机制，笔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国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萨摩亚岛上男男同性恋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学术案例详细分析了“亲族选择”假说下的演化博弈机制。教学实践表明，通过这样的内容设计，来自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都被调动起来，加深了他们对博弈论的理解，顺利实现了教学的目标。
五、重视开放性，尤其应重视教学信息交流反馈的开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让有兴趣的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得知识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脱颖而出。信息反馈有助于教师突出教学的亮点，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教学实践中，笔者让学生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课堂心得”，并要求他们同答以下三个问题:（1）这次课对你影响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2）最失败或可有可无的又是哪部分?（3）对本次课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这三个问题一方而可以督促学生对课堂内容加以回顾、梳理，另一方而又可以从中发现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在交流和反馈中，许多学生都针对课程的内容、进程和教师的教学习惯、技能等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这些批评和建议包括讲课的速度有点偏快、思考时间较少、有些理论过于深奥、希望针对时事展开分析、希望多些互动、理论是需要加强的等，当绝大多数学生赞成“少一点数学知识”并希望“讲得详细点”时，笔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列出了几本偏重数学工具的参考书，让那些“吃不饱”的学生自学。
教学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师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学生的需求，不断总结、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在缺少合适的教材这一问题上，笔者设想，可以采取灵活性较强的活页方式（如当前许多大学英语教材中都有活页内容）改变这一现状。活页方式既可以突出主题的典型性，又可以涵盖即时事件，满足学生的需要。同时，教材活页的积累还能为课程建设尤其是优质博弈论公选课教材的编著奠定基础。
只要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需求，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断加以分析、总结，进一步完善教学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能顺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基础上，逐渐把博弈论的诡计公选课建设好。
参考文献:
[1]顾建民.高等教育学[M].杭州:浙江人学出版社，2008.
[2]裘松良.转型期高校教育研究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胡剑锋.高校经管类教育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人学出版社，2011.
[4]潘月明，郭秀芝.人学英语口语公选课教学模式设计与实践[J].高等教育学刊，2009（2）.
[5]川浦徐进.本科博弈论教学过程中的案例运用[J].江南人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2）.
博弈论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都充满了博弈的案例。“田忌与齐王赛马”就是我国耳熟能详的博弈实例之一，但这不过是博弈思想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博弈论则是20世纪的贡献了。一般认为，1944年同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标志着现代博弈论的开始。50年代，博弈论巨匠辈出，纳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论，塔科尔(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从而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石。60后代，泽尔腾(Selten)将纳什均衡引入动态分析，创立了“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论。至此，博弈论的理论构架基本完成。
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参与人能否在行为时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达成则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强制他方遵守协议，各参与人只能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则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我们谈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两种划分：从参与人出场的先后顺序来看，博弈分为静态博弈(static game)和动态博弈(dynamic game)。静态博弈指博弈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行动但对前者行动一无所知；动态博弈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的选择。从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知识来分析，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和支付函数有确切的了解；后者则恰好相反。将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四种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讲的是，假设博弈中所有参与人事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每个人的行为规则，那么，在没有外在强制性约束时，参与人是否会自觉遵守协议。如果参与人自觉遵守该协议，则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其他参与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没有人积极偏离协议规则。换言之，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协议，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别战”(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论著作都会提到的纳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动态是世间万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只是一种独特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当后一个参与人行动时，自然会根据前者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选择，而前者也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点，所以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他人的影响。1965年，泽尔腾通过对动态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参与人在任何时间、地点的决策都是最优的，决策者应该随机应变，而不是固守前谋。这就推导出子博弈的概念。当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时，则形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也就是说，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战略必须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最优的。
3.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共同行动，没有机会观察他人的选择。每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只能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他人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项目投标中各承包者的标价高低之争就是一个应用例证。
4.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观察前者的选择并获得其偏好、战略空间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断；而先行为者也知道自己行为的效用，会有意识地选择某种行动掩盖或揭示自己的真实目的。“黔驴技穷”就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例证。
国际机制理论的理性主义流派概述
当前，国际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形成冲击，引起他们持续的浓厚兴趣，并表现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对国际机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评已经成为学者们重视的工作。德国著名国际机制理论家沃科尔·利特伯格认为，国际机制理论有两种理性主义流派：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出现、某问题领域机制的存在及其性质，特别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国家会考虑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权力，对国际机制的效率形成制约。这些观点都体现在霸权稳定理论中。利特伯格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基于权力的国际机制理论的经典理论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劳福德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新现实主义对机制产生最权威、最普遍认同的解释。（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权稳定理论的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霸权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机制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车行为”(Free-rider)；霸权国的衰落或急剧变化，则该体系的国际机制发生相应变化。
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在过去10多年影响巨大，成为分析国际机制的主流理论。其基本机制理论主张是：国家是追求绝对收益的理性自我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承认权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但认为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强调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不确定性是国际机制形成理论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行为体相信这种安排会帮助达成互利的安排。换言之，没有国际机制，则协议无法达成。国际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机制理论是国际机制理论的主流学派，其影响也最大。该派理论用相互依赖的概念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
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
在过去十多年里，国际机制理论在国际合作的分析中独占翘楚，而博弈论在分析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应用最为广泛。两种理论都以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为核心命题。这种平行并非巧合，因为机制理论从博弈论中借取了许多知识能量。理解促进合作的战略逻辑是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机制起作用的关键。在讨论霸权、问题联系、相对收益和相互依赖时，博弈论的解释力有目共睹。这些恰恰是国际机制理论讨论的重心问题。（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中图分类号：G633.95；G633.96
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大众化方向发展，人们对高职教育开始重视起来，高职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全国相继成立了许多公办或者私立的高职院校，高职学生也就变得越来越多。因此正确分析和了解当前高职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努力做好课堂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体育教学有三项任务：一是增强体质；二是掌握体育知识、技术、技能；三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3]。因此，如何更好的开展体育教学，实现这些教学任务显得很重要。本文通过应用博弈理论来研究高职院校体育课堂中学生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来实施教学，从而提高体育课程的教学效果，达到教师学生都受益的效果。
一、体育课堂中的博弈理论
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博弈中应该包括博弈主体，策略集以及收益函数。而在体育课堂中就存在博弈双方：教师和学生。教师上课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和考评方法就是教师的策略集，而学生上课采取的学习兴趣和态度就是学生的策略集。教师和学生在课堂结束后都会获得相应的收益（教师的收益包括课时收入、情感收入，而学生的收益就是课程成绩和身体的锻炼）。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追求最大收益：教师希望学生有兴趣学习运动技能，在学会技能的同时锻炼身体，顺利完成课堂教学；而学生希望在体育课堂上，玩得好，还学会教师所教的体育技能，取得好的体育成绩的同时让身体得到锻炼。
二、体育课堂中的博弈模型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教师和学生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下面给出教师和学生的收益矩阵。
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
表示教师上课的工资收入， 表示教师上课的情感收入（教会学生运动技能有成就感）， 表示教师认真上课的成本投入（包括备课，体力消耗等）， 表示就是不认真上课的成本投入； 表示学生认真上课取得的好成绩， 表示学生不认真上课取得的成绩， 表示学生认真锻炼的身体收益， 表示学生不认真锻炼的身体收益， 表示学生认真锻炼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体力消耗等）， 表示学生不认真锻炼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体力消耗，课堂惩罚和挂科后补考需要付出的精力消耗和金钱消耗）。
从以上收益矩阵可以看出，要想得到该博弈的均衡，必须确定 和 的大小关系，以及 和 的大小关系。而考虑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 ，
> 。因此，这个博弈的均衡解为（认真，认真）。此均衡表示，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认真上课，学生有兴趣上体育课，并且认真的学习运动技能，这样教师和学生都能得到最大收益。
三、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根据我们上面分析的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学学生的博弈模型结论看以出，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而教师的付出占主要位置。因此，体育教师就需要多研究课堂教学方法，然后根据学生特点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
（一）分组教学法[1]
教学过程中进行合理分组，可以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充满竞争和欢笑，并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摆脱过去那种生硬呆板的行政分组，简单而笼统的分组轮换所带来的沉闷消极的心理空间和课堂氛围。而分组教学的目的是追求高效益，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因而，分组教学必须从教材内容、场地器材等客观条件出发，尤其要切合学生实际进行分组，过多或者过于频繁的分组轮换反而有害教学。其次，分组教学应该注意灵活性。在明确教师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分组教学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有选择分组形式的较大的自主权，以激发学习兴趣，将原来的“要我学”改变成“我要学”。分组方式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性别分组法、行政分组法、体能分组法、兴趣分组法、友伴分组法、随机分组法、补偿分组法、健康分组法[2]。
（二）游戏教学法
游戏教学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综合性、教化性的特点，也具有锻炼身体的价值，它能够把我们的教育目标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其中。体育课堂教学以游戏开始往往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而每个学生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表现，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长处，从而得到别人的赞同、认可和尊重。在体育游戏愉快的竞争和对抗中，他们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体力、技能与智慧，从而得到快乐的体验，品味到成功的喜悦。这样开始的教学，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能够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身体基本活动能力运动技术和技能。但是在教学中必须选择合适的游戏，让它发挥正向作用，选择原则包括：锻炼性原则、教育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安全性原则。
（三）联系实际法
体育课不应该只是教授学生运动技能，还应该渗透各个方面的教育。所以体育教师可以在教学中给学生讲解体育与就业的关系。现在许多企业和单位都注重体育活动，经常参加体育竞赛，或者举行内部竞赛，这样企业和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便倾向于那些既专业对口又有体育特长的人员。因此，学生如果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能在体育课堂上积极认真的学习运动技能，比如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并在平时多加练习，便可在这些企业招聘中脱颖而出，走向理想的岗位。
（四）激励教学法
体育教师在课堂常规教学中，可以多鼓励学生，当学生做练习的时候，多给与评价。做的好就表扬，或者给与物质奖励。做的不好也不要批评，而是指出错误，再亲身示范，让学习更好的学习技能。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已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流域范围内水资源利用的冲突，归根就是各利益主体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合作问题。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冲突时，排污权分配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以多目标优化模型为技术手段，以达到流域全局最优策略；但各个主体的既得利益也不能忽视，如何通过谈判达到多赢效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博弈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流域内的排放、分配问题的研究。污水处理厂作为我国常见的排污个体，由于种种原因仍处粗放式管理，同一流域的污水处理厂，可能存在地域性的不公平，未能达到整体的最优化。本研究从这个角度切入，通过建立最优化-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了同一流域内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排污量分配及利益分配方案，实现区域整体最优化，并通过利润再分配减少了各参与主体的成本。
1 文献综述
目前我国在控制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总量控制下的河流排污权分配，我国学者利用优化模型进行研究，如陈阳[1]等研究了一种基于相互补偿的协商分配模型。刘首文[2]等、黄国如[3]等以基本遗传算法求解多个排放口的最优化处理问题。王艳[4]运用最优控制原理与博弈论，研究了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区域间自愿合作协商促进机制。刘红刚[5]等采用合作博弈论方法，建立了在给定污染物总削减比例条件下各区域环境合作的博弈模型。在国外方面，Deininger[6]使用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在保证预设水质要求的条件下污染负荷的最优分布。Liebman和Lynn[7]、Shih[8]使用动态规划识别了污染负荷沿着一条河流的最优分布。Loucks等[9]建议对于同一类问题推广线性规划方法。Ecker[10]提出了一个几何规划模型，并用于在维持现状溶解氧水平的基础上优化河流污染负荷分配，以达到处理费用最小化。CardweIJ和Ellis[11]提出了一种最优化模型，用于在考虑参数不确定性和模型不确定性的清况下，进行多个点源的污染负荷分配。总体来说，国外对环境冲突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博弈论在国外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提出过包括流域污染微分博弈的旁支付方法、流域污染多阶段超级博弈模型等方法，几乎博弈论的每一个最新成果，在环境问题中都能找到应用实例。
2 区域污染物排放量最优化分配模型
2.1 问题提出
假设某一流域存在n个排污口，如n个污水处理厂。将每个排污口作为整个博弈系统的一个参与者，则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一个集合I 。在给定集合I排放总量情况下，如何分配集合内部各参与者（排污口）之间污染物排放量，并尽可能使其节约成本。其中，不同的参与者用i（i =1， 2， ...， n）表示，其排放量用s表示，各排污口的处理率为η。
由于η为各排污口的处理率，因此可将ηi称为各个参与者（排污口）i的处理策略，将I=（n1，n2，...，nn）称为参与者的策略集。
通常，各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费用，也就是参与者i的成本可以用下式来表达：
区域内总排污成本为：
其中，M表示处理成本，η表示污水厂的处理率，q表示流量，a、b、c分别为参数，具体由于各地区不同工艺设备、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产生差异，需通过具体调查确定。对于同一污水处理厂，若当地管理者要求污染物削减量越大时，则要更大幅度地提高污染物的处理率，以达到更高的治理要求，则处理成本Mi越高。
一般来说，在形成合作联盟之前，各个参与者间无好的信息交流或合作协议，较为公正的排污分配方案是统一采用平均分摊法，例如，每个排污口都采取相同处理率。此时则有：
其中，上标N代表为非合作状态。式2-4即为采用平均分摊方案情况下的总成本。
平均分摊对于每个参加者来说或许是公平的，但这其实是因各参与者间缺乏信息共享、没有形成统一联盟，而形成一个整体高成本的Nash均衡的博弈结果，即所谓的“囚徒困境”。根据合作博弈理论，其结果必定符合Pareto最优，通过形成协议联盟进行合作，降低总体成本，获得额外利益，并进一步将收益公平合理分配，从而使各个参与者合作后的成本都低于合作前的成本，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当采取合作时，则总体成本存在最优化模型：
其中，约束条件（2-6）表示进行区域合作后的排污量必须到达规定排污量削减指标。约束条件（2-7）表示处理率的范围在0-1之间。
此外，根据合作博弈的定义，该联盟合作后的成本必须小于合作前各成员单干的成本，否则该联盟的形成就没有意义。因此还有下式成立：
2.2 优化模型解析解
3 合作博弈分配模型
3.1 优化模型存在问题
经过优化模型分配后的排放量，虽然在整体经济效益上最优的，但对于参与的各个成员来说，则未必最优。最优化的结果通常为大部分参与成员成本下降，某些参与成员反而成本上涨。因此对这些成员来说，他们没有真正参与合作的动机，联盟也就不能成立。因此，要保证联盟成立，统一优化过程可行，还需进一步对联盟得到的利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使每个参与成员的成本在参与联盟后都比参与前有所降低，确保联盟合作的可行性。
在这个联盟中，Z（I）是所有参与者都参与的大联盟，同时，任意参与者都可能会形成一个子联盟，该子联盟是大联盟集合I的真子集。因此，若存在n个参与者，则共可以形成2n个子联盟。设某个参与者的子集合K形成的博弈联盟为Z（K）。
定义V为联盟所获得的收益，则V（I）为大联盟所获得的收益，V（K）为子联盟所获得的收益。用pi表示参与成员i从联盟最大收益值中V（I）应获得的利润，集合P=（p1，p2，…pi）称为该合作博弈的分配策略。根据合作博弈的定义，pi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整体合理性：
即每个参与者所分配到的额外收益，等于整个合作联盟比合作前增加的额外收益的总和。
（2）个体合理性：
即每个参与者参与联盟后得到的收益，应当高于他未参加合作时（即单干时）所获得的收益，否则该成员没有参与联盟的动机。
3.2 博弈模型的求解
因此，要对合作联盟得到的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就是要求解满足上述条件的pi的过程。合作博弈模型的求解方法比较多，本文主要选择Shapley值法与核心法，分别进行求解。
对于一个联盟来说满足式（3-1）及式（3-2）的分配方案有很多种，在一般情况下，或在强有力的约束协议下，只要满足上述两式条件的分配方案都可以被参与成员接受。但是如果联盟协议的约束力并不强，并假设所有参与者都追逐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则还要考虑子联盟的情况。若有数个参与者发现当他们组成一个小联盟后，获得的收益比参与大联盟时要更高，这样他们就不会参与大联盟，而形成收益更高的小联盟了，而大联盟也就随之不能成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联盟的分配必须保证每个成员的的收益都高于他任何可能参与的小联盟的收益，才能保证大联盟的稳定性。
由于核心是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的解集，因此理论上来说核心内的解才是最符合联盟收益最大化的。从满足整体合理性及个人合理性的角度来说，以核心作为分配策略才最为合理。但遗憾的是，由于要求过高，核心的解集往往是空集，从而大大限制了核心法的运用，因此只能寻求其他的妥协方法进行求解，从而求得到相对公平的分配策略。
Shapley值法是一个重要的求解方法之一，其可确保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其结果可能在核心集合内，也可能在核心集合外，但能保证存在唯一解。事实上，Shapley值法是对于该博弈联盟的每个参与者，考察其对所有可能存在的子联盟的贡献率及其概率大小，按照该贡献率给出参与者在联盟博弈中的一个分配方式。Shapley值由特征函数V确定，特征函数V即该联盟合作后获得的额外利润。由于当联盟中仅存在一人时，即相当于该参与者单干，因此他采取的策略仍为平均分摊法时的策略，即η。由此可知，当联盟K为单参与者i时，V（i）= 0。
综上所述，根据最优化结果得到的分配方案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以求解分配方案P=（p1，p2，…pi）为目标。首先必须求得联盟的特征函数V，包括大联盟I的特征函数，以及所有子联盟K的特征函数。随后根据式（3-3）（3-4）（3-5），寻找该博弈模型的核心，看是否为空集。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Shapley值法进行求解博弈模型，因其是根据成员贡献来进行收益分配，且一定有解，解可能在核心集合内。Shapley值法可根据以下公式进行求解：
上式中，Pi即为Shapley值。|K|为博弈联盟K所含的元素个数，V（K）表示包含参与者i的联盟K的博弈特征函数，V（K＼i）表示在联盟K中，若将参与者i除去后，剩余参与者组成的博弈联盟的特征函数。
4 研究案例
4.1 案例现状及参数选取
本研究选用粤西阳春市漠阳江流域。参考《粤西水质保护规划》，根据不同规划年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的要求，综合考虑水污染源预测结果、污水处理厂建设规划现状、削减量，提出的漠阳江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方案中的重点规划项目，漠阳江上游的春湾污水处理厂于2010年新建，处理规模1.0万t/d，2020年将扩建至2.5万t/d；合水污水处理厂于2010年新建，处理规模1.0万t/d，2020年将扩建至1.5万t/d；春城污水处理厂与2010年扩建至规模4万t/d，2020年将扩建至8.0万t/d。本研究将采用以上污水处理厂2020年数据。
根据上级单位分配给阳春市的“十一五”COD排放总量，规划提出近年内COD目标总量控制方案，见下表。
表4-1 漠阳江阳春市流域COD总量控制目标
本研究采用2020年COD允许排放量数据进行计算。
此外，由2.1节可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率参数a、b、c，具体由于各地区不同工艺设备、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产生差异。根据文献调查，式（2-5）中的污水处理参数a=200，b=1000，c=0.8，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为650mg/L。
4.2 最优化方法求解排污量分配
根据上节，至2020年时三个污水处理厂运行规模，可以算出每个污水处理厂的平均排污流量（春湾污水处理厂为1，合水污水处理厂为2，春城污水处理厂为3，下同）及COD产生量。又根据表3-2，由于2020年该流域内COD允许排放量为6686t，因此总的COD处理率应至少达到0.77。在形成合作之前，为公平起见，每个污水处理厂都采取相同的处理效率，即都采取77%的削减率，这能达到管理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式（2-1），各厂的成本分别为：
即，1号参与者采用0.56的处理率，2号参与者采用0.52的处理率，3号参与者采用0.88的处理率时，可以使总成本达到最小。相比起采用平均分摊法的策略，总体成本共节省了45.45万元。
但是如果直接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会使1号、2号参与者的成本有较大的降低，而使3号参与者的成本有较大的提升，这样3号参与者必定不会同意这种联盟的实现。因此，为了使得合作顺利实现，必须对合作带来的收益（即经集体规划后节省下来的资金）用合作博弈模型重新进行分配，使各个参与者在参加联盟后都有所收益，才能保证联盟的顺利进行，保证最优化分配的可行性。
4.3 合作博弈模型求解分配方案
5 结语
本论文对在同一流域的不同排污口之间的排污量最优化分配模型及成本分配的合作博弈模型上进行了研究。以同一流域内的不同排污口为基础，为改变平均分摊法导致成本较高的弊端，在达到管理者要求的处理率的前提下，以总体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排污口处理率分配优化模型，并通过数学方法，求得了该二次规划问题的解析解。由于最优化的结果通常为大部分参与成员成本下降，而某些参与成员反而出现成本上涨，因此这些成员没有真正参与合作的动机，联盟也就不能成立。为保证联盟成立使得统一优化过程可行，通过建立合作博弈的模型，并使用核心解法及Shapley值法，进一步对联盟得到的额外收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使得每个参与联盟成员的成本都比参与前降低。根据粤西漠阳江流域阳春市范围内的春湾、合水、春城三家污水处理厂，以当地管理者提出的COD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用合作实例用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在满足COD最大允许排放量的情况下，通过组成统一联盟，进行处理率最优化，以及采用合作博弈进行收益分配后，春湾、合水、春城三家污水处理厂分别采用56%、52%及88%的处理率，取代之前的平均分摊法，使得处理成本分别比合作前降低了11.79、10.69及22.97万，分别占总成本比例的4.01%、5.56%和3.86%。可见，通过合作降低成本的做法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1] 陈阳，赵勇，肖江文.激励机制下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的分配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34（6）
[2] 刘首文，冯尚友.遗传算法及其在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中的应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1996.29 （4）：95-99.
[3] 黄国如，胡和平等基于遗传算法的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清华大学学报，2002，42（4）551―554
[4] 王艳.流域水环境管理合作促进机制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2007，25（8）：54-57
[5] 刘红刚，陈新庚，彭晓春.基于合作博弈论的感潮河网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分配模型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1，20（3）：456-462
[6] Deininger，R.A..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the planning of economically optimal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s[D].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Illinois. 1965
[7] Liebman，J.C.and Lynn，W.R.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stream dissolved oxygen[J].Water Resources Research.1966.2521
[8] Shih，C.S.. System optimization for river basin management[Jl. Journal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1970.42： 1792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寻找无双》说的是唐朝建元年间，一个叫王仙客的年轻人去长安市宣阳坊寻找表妹无双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无双的模样他记不清了，王仙客和无双曾在宣阳坊一座用作道观的空房子住过，宣阳坊官吏王安、孙老板、侯老板、罗老板这些当年的邻居忘记了他也忘记了无双。罗老板等人说到二十年前鱼玄机在这里住过，不过鱼玄机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阳坊一家客栈里，弄个望远镜观察那个空院子。他对鱼玄机入了迷，找刽子手打听鱼玄机死时为啥骂，还到监狱厨房买了一份囚粮，忽又想起无双，做梦却梦见鱼玄机。他想起来鱼的使女叫彩萍，而无双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长安市有六千个彩萍，找了一百多个都不是。人们的传言让王仙客怀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鱼玄机过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撵走，去了宣阳坊，以拉皮条为生，遇一，摆好姿势他却无动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忆当年无双听说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与他试水。便与彩萍回宣阳坊寻找无双。彩萍似乎就是无双，比较，宣阳坊的人既喜欢又反感。罗老板等人想揭发这个假无双。罗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车裂附逆分子，无双被捆在木桩上拍卖。又说无双病死了。王仙客请客讨无双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罗老板小脑袋，罗老板这才想起无双“去了掖庭宫”，是个宫女习礼的地方。他从身上扯出当年无双托他赠送给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继续寻找无双。这已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
李银河认为《寻找无双》写的是人们选择性记忆病，人们只愿意记住他们愿意记住的，遗忘了不愿意记住的。王小波说他写这篇小说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其实王小波的小说较为混沌，非单一主题，《寻找无双》就写了人们肮脏的心理、卑下的人格、猪狗般的生活，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和敌意，写了人们非同党即奸党的思维方式，也写到了皇权的专制、残酷和腐败。如果说王小波小说有中心意图的话，他的小说是对权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还有点儿自得其乐。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视角度。作者俯视笔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说叙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谓的愚偶，一个个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痴呆症患者，有的简直是疯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浑浑噩噩，荒唐，窝囊，卑俗，丑陋，令人恶心。王仙客寻找无双要与之结婚，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动和尊重。《红拂夜奔》中李靖设计长安城，求证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费马大定理，将费马大定理写进春宫画小人书里，发明开平方机器，做出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个无情的人，他与皇帝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谈不上忠与奸，对红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谈不上爱。鱼玄机杀死使女主动投案自首，坐牢里长了阴虱，受刑时计较于自己的美丽与舒适，最后骂了一句操，也不会让读者同情。读者的感情立场既不会站在刽子手一边，也不会站在鱼玄机一边。作者一点儿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红拂说她也不想活了，便办理殉夫手续。申请非正常死亡指标，需刑部衙门批准，刑部权衡之后给了一个上吊指标。然后是礼部手续，礼部认为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会风气趋于悲观，让红拂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礼部填表时，红拂在殉节动机一栏填上“觉得活着太麻烦”，显然不够进步，在人们的一再启发下改为“思念卫公”。其实红拂要求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为贵妇联主任委员，她要主持会议，还要做大报告，觉得烦不胜烦，因此马上提出殉节申请。按照规矩，红拂上吊前还要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还需绝食，净身，搭台子，受赐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红拂登上绞刑架，仪态万方，看客如云。但宫中监督她_的魏老婆子让其命悬一线，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还没断气魏老婆子就剥下她的亵衣卖钱去了，红拂的尸体也不见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倾向上与王朔、塞利纳、热内笔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结梅上与堂吉诃德、阿Q、卡尔唯诺的树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状态上与卡夫卡、贝克特笔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们。王朔的人物还是正常的，无非有点冷嘲热讽罢了，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阿Q、树上的子爵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卡夫卡的人物比较干净，而且理性，贝克特的小说人物与王小波同样粘稠、滞重，但没有王小波人物的痴呆和癫狂。
其故事没有中心矛盾冲突，且有意截断时间流向，将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写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浓墨重彩，如鱼玄机之死耗费了大量笔墨。其叙述推进十分缓慢，几乎原地踏步，或者说是不断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一个细节可以多次提及，反复描摹，可称之为细节化碎片化叙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阳坊找无双。”后来又有好多此类的开头：“王仙客到长安城去找无双那一年”，“王仙客找无双”，“王仙客去找无双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王仙客初来长安时”。“王仙客到长安城宣阳坊里 找无双”，“王仙客到宣阳坊里来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是要找无双的”，“我们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阳坊来找无双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阳坊里找无双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变化，上一次简单提及的，这一次有可能详细描摹，这样的叙述形成了变奏和回旋效果。这种方法显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贝克特、格里叶、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比他们更极端了。
小说的叙述方向，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几个方向在中间或最后交织起来，也可以是循环的，最后返回到原点。小说的叙述速度可以是快板，冲突激烈，悬念重重，故事向着最后的目标快速推进，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缓慢推进，录像带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寻找无双》属于后者。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找到无双，但这个目标总是被搁置起来，不能说它有明确的叙述方向，那就是找到无双，也不能说他的叙述方向是找不到无双。因为寻找无双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虚假的叙述目的。卡夫卡的K进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黄》里青黄空缺，余华的《鲜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着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性命题，王小波似乎没有这样的追求。
大量的闲话也延宕着小说的叙述速度。与作品主线、作品主要人物有关或者无关的甚至与作品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是作者叙述自由的表现。如王仙客列问题表，王仙客为解决困惑，“打算开一个平方根证明一下，偏巧选择了二来开平方，结果发现开起来无穷无尽，不但把手头的纸全做了算草，还把地板墙壁天花板全写满了。”“王仙客被撵出客栈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头上拴了一只毛笔，在天花板上写算式呢。据我所知，他是用麦克劳林级数开平方，已经算到了五千项。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一台PC机就能做到，但是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得的科学成就。但是开客栈的孙老板不懂这些，只是破口大骂，说王仙客这疯子，把他的房子写脏了。其实王仙客并没金疯，思想还有逻辑：他想开尽了这个平方，验证了自己有运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数，算出自己是谁。这两件事做好之后，再决定是去找无双，还是找别的人，或者谁也不找了。”“据我所知，人在执笔演算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决某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结果，就是没算出来，害处也不大，因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种是要证明自己聪明，这样演算永无结果，故而害处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找人来拍你马屁，说你很聪明，是个天才。人执笔写作也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告诉别人一些事，另一种让别人以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个人写作总是前一种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种情况，我绝不会浪费纸笔，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马屁的人，当面去拍，这样效率比较高。王仙客就是因为犯了演算不当的错误，故而总算不出个头绪。因为本书在谈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这些不算题外之语。”这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昆德拉写接吻大大议论了一番，甲与乙接吻，乙与丙丙与丁丁再与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气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传》中巴奴日到处向人讨教该不该结婚，大家讲了大段大段结婚与不结婚的道理，闲话的疯狂增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叙述的本来面目，使文本变质。这种议论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论、教条，是一种与小说或生活有紧密联系的想象性或反讽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绎。王小波在后记里说自己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而严肃文学必须公平，作品可以艰涩，可以荒诞古怪，但在这些毛病背后必须隐藏了什么，以保证有诚意的读者最终会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读者也不能太笨。中国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绝不至于太笨。”小说里这些怪异的闲话当然也证明着作者的智慧。
《寻找无双》不是纯正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正的第一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起来的混合型人称叙述。小说的主体用第三人称，但叙述人“我”时不时出场，他似乎一直在场，即使不在场读者也能强烈地感觉到他。这个我是一个强势的我，他总要顺便抖搂出一点私货，甚至一堆私货。作者点明他叫王二，四十五岁，是一个医院的电气工程师，年轻时在山西插过队，现与一位姓孙的妇科大夫结了婚，结婚之初患过阳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时单恋一个女教师，每晚将其作为对象。有时候他在小说里还直接拿人称说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第七节：“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后面又说，“讲到了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称做王二，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觉，不用第一人称就不足以表述。”小说里这个王二时不时站出来说事。导引出许多现代观念和词语穿梭其中，如“上级让你被勒了几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种打算，自己有别的打算都不对头。”如宣阳坊居委会主任王安问王仙客有证明文件吗，“王仙客就拿出山东博山府开的路引双手呈上，据说当年日本皇军检查中国人的良民证时，中国人就这样。”王仙客拦一个陌生人打听无双，“那人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偾怒不满的神色，就像我前几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车到雅宝路碰到的一样。”还有鱼玄机每天晚上要开PARTY，皇帝派空降兵镇压群众等等。再如：“有个善良的人发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谁也不肯戴。因为当时熟皮子工艺不过关，所以那东西干瘪瘪像个风干了的小丝瓜。用时还要用带子拴在身上，不然就会掉下来。……但是要等到发明硫化橡胶，制出柔软的，起码要一千年，实在等不及。”有趣的是，这些无厘头语言行为破坏着作者建立起来的古代场景，但这古代场景仍觉可信。这样做的好处是打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时空，历史与现实互相说明互相阐释，小说的空间更为宏阔，作者的表达可以天马行空，似乎有无限的自由。
中图分类号：TM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a）-0090-03
所谓波轮式洗衣机，其实就是在洗涤过程中，洗涤水中浸没被洗涤织物，通过波轮连续转动的方式展开洗涤的一种洗衣机。相关数据显示，国内波轮式洗衣机在2016年的市场占有率为60%，而在农村市场与二三线城市具有更高的普及率。洗衣机洗净性能是对洗衣机质量优劣进行评估的一个关键指标，而且和日常实际使用相关性非常密切。在测试洗衣机洗净比方面，必须根据标准规定在洗衣机内部加入对日常进行模拟的相关负载织物。
1 波轮式洗衣机的洗涤原理
机桶底部是波轮式洗衣机波轮所在区域，波轮表面有很多形状各异的凸筋，其主要洗涤原理包括：（1）波轮在洗衣机工作过程中会高速旋转，而凸筋可以将作用力施加在洗衣机内洗涤液中，依照凸筋不同形状，会出现来自四面八方的旋涡式水流，这样就能够对被洗涤织物翻滚、旋转形成带动作用，持续和波轮与桶壁产生摩擦，就像是人工揉搓；（2）被洗涤织物和水流在洗衣机内部会出现速度差，这样两者就会出现相对运动，并形成摩擦，该摩擦力对污物与被洗涤织物相脱离极为有利；（3）基于洗衣桶形状本身存在不规则性，而洗衣机的桶壁接触旋转中的水流之后，其运行速度、方向等都会随之改变，这样就会产生湍流的情况，而被洗涤物的运动轨迹是不规则的，纤维在被洗涤过程中呈现弯曲或者拉伸的状态，而且被洗涤物之间持续摩擦，使洗涤面积得到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重点波轮，波轮洗衣机机桶结构也会在翻滚的被洗涤织物间发生重要作用，而且机桶开孔方式与纹路结构同样会影响水流。市场中比较常见的双缸洗衣机与竖立机桶全自动洗衣机均为波轮式洗衣机。
2 波轮式洗衣机洗涤织物放置现行标准和问题分析
洗衣机洗净性能的具体测试标准为GB/T4288-2008，该文通过洗净比来具体衡量洗衣机的综合性能。被测样机与参比洗衣机洗净率比值为洗净比，而织物洗净率则为测定被洗涤物内部钉缝污染布的实际反射率，并采用相关标准所明确规定的公式得出来，通过公式表示是：
Dr=（Rw-Rs）/（ Ro-Rs）×100%
在该式中，Rw为污染布清洗后反射率，Dr为洗净率，Rs为污染布洗净前的反射率，Ro为原布反射率。
专业机构根据标准规定制作污染布，通常而言，污染布在洗净之前具有比较稳定、均匀的反射率。所以，污染布在洗净后的反射率均匀程度与稳定性对洗净率测试结果稳定与否有着直接性影响。测试洗净性能过程中，国标对标准洗涤物不同位置中钉缝污染布，以及对标准织物的放入顺序做了明确规定，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依照标准明确规定，测试滚筒式洗衣机过程中，标准IEC60456所规定的洗衣机洗涤物的要求通常相对较为细致，检测人员操作规范也具有一致性，由此对滚筒式洗衣机实际工作结晶率进行测试的结果具有稳定性。而该研究对波轮式洗衣机应用性能进行测试，所提出的测试标准仅对放置被洗涤物的具体顺序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没有要求具体放置位置，也没有规定投放洗涤物的折叠方式，检测人员会根据自身理解操作，不能够实现统一，由此就导致检测结果具有较差再现性与稳定性。
3 技术原因分析
依照波轮式洗衣机运行原理，在洗涤过程中对被洗涤物形成去污功效的因素有3个，即：洗涤物和机桶摩擦、织物相互摩擦与织物拉伸绞扭摩擦、机桶内水流冲刷洗涤物。相对机桶洗涤物来说，位置不同，所受物理力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对于初始放置位置在机桶中心或者靠近机桶中心的相关被洗涤物来说，其和机桶旋转中心之间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所以不能够实现理想摩擦。测试洗衣机洗净性能过程中，根据标准要求应该将容量定额洗涤物放置进去，说明洗涤物已经塞满洗衣机空间，这样机桶所发射的涡旋水流就会能够有效冲刷机桶中心洗涤物。而初始放置位置与机桶桶壁相靠近的洗涤物与旋转中心距离比较远，具有较大线速度与惯量，所以会导致比较显著的相对摩擦力。在机桶边缘位置的洗涤物，具有较大线速度，和内桶桶壁摩擦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洗衣机水流的冲刷，这样就能够形成较强的去污能力。
所以，在测试洗净性能过程中，如果放置钉缝存在污染布的织物与机桶边缘相靠近，那么就具有较强的去污能力，这样测试结果就会显示有较高洗净率。如果放置过程中污染布与内桶桶壁相贴近，那么会提升织物洗净率。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相关检测人员严格遵循顺序标准对被洗涤物进行放置，通过被洗涤物放置位置进行调整的手段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
4 分析和验证洗涤物放置方法的规范性
4.1 洗涤物的折叠方式
对洗涤物放置方法，标准GB/T4288所提出的要求是：确保有污染布区域保持向上的状态，紧抓洗涤物中心位置，向洗涤桶内部均匀投入，而IEC60456标准对抓取洗涤物要求也是如此，这一标准采用图示的方式显示折叠与抓取洗涤物，很容易作人员所采纳。该实验方法根据IEC60456标准展开。
4.2 放置洗涤物的位置
根据投放数量的不同，每隔一定角度在洗衣机中投放折叠后的洗涤物，比方说，放置5块无污染布餐巾，餐巾1块，72°角的距离后开始放置第二块餐巾，尽可能确保洗涤物放置均匀性，具体见图1，衬衫和床单放置位置如图2所示。
以配重为用途的餐巾和手帕，基于数量每隔一定距离在洗衣机内部放置。但是，在洗涤物层次放置环节，每层餐巾必须不能多于8块，而手帕必须不能多于12块。
4.3 摆放污染布
在波轮式洗衣机污染布摆放方面，必须平面向上，避免污染布直接接触内桶的桶壁，图3为污染布摆放位置。
4.4 洗涤物放置方法验证测试
该研究选择4台送检样品，试验步骤由2名检测工作者展开：选择2种洗涤物的放置方法，即：没有按照研究法放置被洗涤物、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涤物。2名测试人员对同一台样机根据2种方法展开5次，保证参比机洗净率值处于固定状态，从而消除不必要的影响，采用5次洗净比方差对数据离散型进行验证，以此将测试结果优劣体现出来，表1为试验测试结果。
试验结果显示，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涤物的洗净比方差均值为0.000 207，没有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涤物的洗净比方差均值为0.001 793，根据该研究法对洗涤物放置的检测方差均值是没有按照该方法放置结果比例的11.5%，对于每台洗衣机来说，不同方法的试验结果有着一个数量级的方差。从而可见，对洗涤物进行规范性放置对提升洗净性能测试再现性与稳定性非常有利。
5 结语
总而言之，试验表明，波轮式洗衣机被洗涤物的规范性放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洗衣机洗净测试结果稳定性、再现性。检测实验室必须根据标准要求，应该对严谨、科学以及操作性良好的一套测试指导书进行制定，还要特别要求实验测试员工在测试过程中，严格根据测试指导书进行操作，不要将含有污染布的洗涤物，往靠近脱水桶位置放置，从而得到较高的洗净性能数值，从而导致与其他检测机构测试的洗净性能的数据差异性比较大。
参考文献
[1] 倪斌，全王榫，成诚，等.洗涤物放置方法对波轮式洗衣机洗净性能测试结果的影响[J].检验检疫学刊，2014（5）：32-3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59-11一、引言
十报告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和谐相处的局面，核心是妥善协调好各方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极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诸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城乡差别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如何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如何促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相互合作，使整个社会资源达到合理配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国不同地区或群体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但又有本地区或群体自身的利益，有时候这种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群体成员的合作行为才最符合群体利益，是群体最优行为；但个体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的行为。例如所谓的“公共地悲剧”，若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所有农民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来决定放牧数量，这将会将导致草地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所有农民的利益都将受损。这种以经济主体暂时得利，但造成整个社会资源枯竭的“社会两难”现象在社会冲突中比比皆是，如团队生产活动、污水排放、公共品供给等。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这些社会两难中决策者的合作水平，那么对于提高团队竞争力、减少污水排放、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学实验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三种：历史的思辨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条件下应用实验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新分支，在某些情况下，实验方法有前两种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主要是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来分析这些社会两难中的合作问题。一个简单、典型、基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内容是：n个被试可以在私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中分配E元的实验货币称为初始禀赋，其数值由实验主持者设定，多数实验的初始禀赋为20、40或100。 。如果贡献给公共账户X元，产生的收益为n名被试贡献给公共账户的钱加总乘以k，再平均分给每个人k/n称为边际资本收益（marginal per capita return，MPCR），由实验主持者设定，多数实验该值为0.3、0.5或0.75。 。投资私人账户的钱为E-X元，产生E-X元的收益。这样，每个被试的总收益为公共账户收益与私人账户收益之和。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实验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搭便车的机会。公共品博弈实验早期的研究主要包括Bohm（1972，1983）、Dawes（1980）、Dawes等（1977，1986）、Orbell 等（1990）、Marwell等（1979，1980）以及Isaac等（1988a，1988b）等文献，这一系列的实验发现：（1）在单回合博弈中组内成员平均捐赠介于初始禀赋的40%到60%之间，远远超过博弈理论中纳什均衡的预测。个体捐赠水平则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捐赠了100%，有的不捐赠。（2）如果重复博弈，平均捐赠水平逐步下降，越来越多的局中人选择搭便车。
刘建华：社会合作与利益协调：国外公共品博弈实验综述Ledyard（1995）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系列PG博弈实验进行了综述，并识别了一些提高合作水平的因素，包括交流、捐赠的门限值、MPCR的数值；他也讨论了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看起来可能起作用但实际上总体效果不佳，比如性别和组的规模。此后，国外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路展开的：一条是探求促使被试自愿合作行为的原因；另一条则关注于如何提高与维持重复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主要包括货币性惩罚和非货币性惩罚及非惩罚机制。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将主要对第二条线路的国外实验研究进行综述。
二、条件合作
国外许多实验研究发现，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被试，其中条件合作者（condition cooperator）是最为普遍的类型（Brandts et al，2001；Keser et al，2000；Kurzban et al，2005；Brandts et al，2000，2009），他们对公共品的捐赠水平与他们对组内成员捐赠水平的信念是正相关的。
Fischbacher等（2001）首先对这种条件合作行为进行了直接的实验检验，发现50%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他们的捐赠曲线位于45度线的下方，意味着虽然这些被试的捐赠水平与他们预期组内其他成员的捐赠水平相关，但不是预期他人捐赠多少自己就捐赠多少，而是显现出略微的自私偏向（self-serving bias）。Fischbacher等认为被试类型的异质性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捐赠水平随时间递减：在实验中每个组包含着条件合作者和搭便车者，对同伴的捐赠水平抱有乐观信念的条件合作者将向公共账户捐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了被试类型的异质性，特别是他们发现组内存在搭便车者，于是他们逐渐减少捐赠，导致捐赠水平的递减。
其他大量研究也探讨这种条件合作行为，这些研究发表时间都比较接近。Sonnemans 等（1999）第一次使用“条件合作”这一术语。他们的实验在3～12个回合内保持组员不变，随后组员逐渐变更，每次有一个被试离开，换另一个被试加入；被试离开的时间是共同知识；一个被试离开之后不会再与其他组员有任何关联，因此在他离开的最后一个回合里没有动机去采用策略，而在其他回合里则有可能采用策略。研究发现，在离开的最后一回合捐赠水平存在明显的下降。他们还发现组内存在着期望他人捐赠的被试自己也捐赠的条件合作行为。
Keser 等（2000）发现被试的行为并不是要么搭便车，要么利他，而是一种固有的条件行合作为。被试使用组平均捐赠的信息来锁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捐赠，大约80%的参加者采用条件合作行为，在一个回合中高于（低于）平均捐赠的人在下一个回合里会降低（增加）他们的捐赠。
Fischbacher等（2009，2010）拓展了Sonnemans 等（1999）的研究，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实验设置分析被试的类型。在P实验里，被试首先进行单个回合的公共品博弈，然后填写问卷，回答他们基于其他组内成员的平均捐赠愿意捐赠多少。在C实验里，被试重新随机配对进行10个回合的线性公共品博弈，在每个回合结束后，要求估计其他组内成员的平均捐赠。在一半的实验局里，被试先进行P实验，紧接着进行C实验（P-C设置），另一半的实验局的实验顺序则相反（C-P设置）。实验发现，55%的参加者是条件合作者，23%的被试是搭便车者。在C和P实验里，条件合作者的信念与捐赠水平显示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P实验里，用问卷方式被归类为条件合作者的被试的行为，与接下来他们进行的10回合的C实验中的行为相同。P-C设置和C-P设置中被试的信念的分布无显著差异，表明在被试参加了公共品博弈实验之后诱导出的信念并不影响他们的偏好。
Burlando等（2005）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来检验被试条件合作的稳定性：（1）采用Sonnemans 等（1999）使用的“策略性方法”，（2）Offerman等（1996）使用的“分解博弈技术”，（3）在重复PG博弈实验中往公共账户捐赠，（4）问卷调查。总体而言，四种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35%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18%的是无条件合作者，32%是搭便车者，剩余的15%不知归为何类。
近年来一些实验考察了地区和文化差异对条件合作的影响。Kocher 等（2008）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和日本东京三个地区的被试进行研究，发现多数人是条件合作者，美国的被试中条件合作者较多，达81%，奥地利和日本则分别为44%和42%。Hermann 等（2008）在俄罗斯四个不同的大学招募了160个被试，研究发现总体上有56%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只有6%是搭便车者，且农村和城市的被试的偏好分布无显著差异，社会经济条件似乎并不影响被试条件合作的偏好。Brandts等（2004）对日本、荷兰、西班牙和美国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也发现了条件合作行为。
鉴于在这些研究中条件合作者处于多数，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条件合作者了解到组内存在其他条件合作者时情况会如何？Chaudhuri 等（2006）发现当向被试提供组内存在条件合作者的信息时，条件合作者的捐赠额度显著增加了。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转贴于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转贴于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转贴于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一、博弈论的概述
1.1概念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20]。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当一个主体，譬如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博弈论是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中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如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政治外交等。
1.2博弈论模型简介
博弈论自产生到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它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方法，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等都涉及到博弈论。不过博弈论也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型，可以对一个博弈过程用5个方面来描述，G={P，A，O，I，U}
① P（player）：博弈的参与方。
② A（action）：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
③ O（orders）：博弈的次序。
④ I（information）：博弈的信息。
⑤ U（utility）：博弈方的收益。
以上五个方面是定义一个博弈时必须首先设定的，确定了上述五个方面就是确定了一个博弈。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各样的博弈问题，寻求各博弈方合理选择策略的情况下博弈的解，也既是均衡。
1.3博弈论的分类
现实中各种博弈可以按照不同的办法进行分类。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以将博弈分为两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以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以将博弈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
1.4纳什均衡
1.4.1纳什均衡的定义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20]是一种策略组合，它能够使得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应。“最优反应”指的是该策略带给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它任何策略能带来的利益。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一个最佳的策略组合。
1.5 一些特殊的博弈模型
1.5.1重复博弈模型
重复博弈是目前人们了解的最为透彻的一类动态博弈，参与人每一期都面对同样的“阶段博弈”或“选民博弈”，而且参与人的全部收益是每阶段所得收益的加权平均。参与者基于对博弈过程的认知，例如对过去行为的了解，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当前情况的观察，在每一个阶段的博弈中选择自身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随其它参与者行动的改变而变化，甚至可以是自适应的。
1.5.2潜在博弈模型
潜在博弈是一般形式博弈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存在函数u：SR当单方面的背离发生时，u的变化Δu将被反映到单方面背离博弈者的效用上。
二、在无线通信系统资源分配问题中应用博弈论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无线通信系统的飞速发展，许多概念和技术与现有系统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通信系统将具有智能的资源管理，采用大量动态的、分布式的、自适应式的资源管理方式。
三、基于博弈论的动态频谱接入方法
如何利用博弈论方法对认知无线电技术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将博弈论引入到相应算法的设计和分析中，找到算法的纳什均衡点。在开始具体的算法研究之前，需要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博弈论问题模型。
3.1 分布式自适应频谱接入方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