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8 09:29:1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一、发电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关系及两者的现状
在电力产业供应链上，发电产业与煤炭行业的改革不能同步，使得市场机制失衡，不能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势。一方面是作为原材料的煤炭，既有政府指导价，又有市场化价格；另一方面下游终端产品的电价仍由政府干预引导，并没有形成科学的定价机制。
作为供应链上游的煤炭产业，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煤炭是有限的。进口煤炭对国内煤炭企业产生重大冲击，使得国内煤炭价格偏低，迫使煤炭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关闭。作为供应链下游的发电企业，在煤炭市场化条件下，进口煤价格低廉使得发电企业获得丰厚的收益，然而面对国家对进口煤炭的限制，使得发电企业垄断利润实现受到阻碍。
二、博弈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博弈论中，“纳什均衡”是最重要的概念。纳什均衡指的是一种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是由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最优战略组成。在给定其他参与者的战略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采取其它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博弈论作为经济方法论中的一种，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的假定，更强调经济决策人的个人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各参与方针对对方参与者的行为采取策略，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政府采取限制进口和政府调控电价的情况下，发电企业作为非竞争市场的参与方，必须与政府、煤炭企业进行价格策略博弈，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发电企业的价格策略
（一）发电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策略分析
根据博弈论的经济学原理，一种制度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的安排。政府现行的电力定价制度安排要发挥效力，就应该是各博弈参与方的纳什均衡安排。电力定价制度的基础是成本，有效力的制度安排制定的前提条件就是获取真实的成本信息，因此政府做出电力定价制度之前就要对电力企业的真实成本信息进行统计和检查，从而做出有效的电力定价安排。
针对不完全信息的混合策略静态博弈，经济学家海萨尼得出一个结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可以被解释为一个有少量不完全信息的近似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借助这一理论利用下面发电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来解释：
在发电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中，针对政府采取检查和不检查两种策略行为，发电企业会根据期望收益来采取虚报发电成本和不虚报发电成本。设政府分别以α和1-α的概率采取对发电企业进行检查和不检查两种策略，发电企业分别以β和1-β的策略采取虚报成本和不虚报成本两种策略。
设煤炭企业分别以以m和1-m的概率采取涨价和不涨价的策略，发电企业分别以n和1-n的概率采取买煤和不买煤的策略。
四、对发电企业价格博弈的策略分析
由发电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分析可知，政府对发电企业成本信息处于劣势的地位，发电企业此时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势力虚报自己的发电成本，从而降低对发电用煤的成本，进而减少对电力的供给，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企业供电，由此发电企业就维持了发电企业的垄断利润。
对于发电企业来说，进口煤价格优势逐渐减少，只要国内煤炭价格保持低价，购买国内煤炭，支持本国煤炭企业的发展，对发电企业自身具有长远的利益。发电企业在现行的电力定价制度安排下，只有选择与政府沟通合作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决策。从长期来看，发电企业在与煤炭企业的价格博弈中，只有选择合作，才能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纳什均衡。对于政府来说，创造良好的合作竞争环境是政府的职责，只有减少政府对煤炭市场和发电企业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近年来发电企业和煤炭企业之间的矛盾。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7日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Augustin Cournot）是曾经对经济理论产生过冲击的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熟悉微观经济学的人一定知道，在消费者选择行为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古诺加总”，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古诺模型”，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
一、古诺的经济思想
古诺1801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国格雷，1833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877年3月31日在巴黎逝世。虽然古诺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但他在数学、科技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也很有造诣，尤其是数学。古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老师，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写的是概率论，而接下来马上就将研究对象由数学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并运用其娴熟的数学分析方法于1838年写出了他的第一本经济类学术专著――《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因此，古诺也被看作是第一位打入经济学界的真正数学家。后来古诺又分别于1863年和1877年出版了两本经济学著作――《财富理论原理》和《经济学说概要评论》，但这两本书都没有使用数学去处理经济问题，并且相对于古诺经济理论的开创性著作（《研究》）而言，它们都没有增添实质性的新东西，其中《财富理论原理》主要是使用所谓的文字语言专门来解释他的第一本著作。所以，古诺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对经济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主要体现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这本研究水平极高的著作里面。尽管古诺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还涉及到赋税转变、国际贸易等问题，但他最核心的经济思想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接下来我们一一阐述。
第一，古诺是最先力图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19世纪上半叶，当文字表达还是经济理论家唯一思路的时候，古诺却开拓了数学和图形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使用数学是表达复杂经济思想的便捷工具，倡导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以探索“不能够用数字来加以估计的各种量之间的关系，和其规律不能够用代数符号来表示的各种函数之间的关系。”这种数学分析不是非导向数学计算不可，它不一定需要精确的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就有其有用之处。在古诺的心目中，经济分析应当建立在经验观察和事实的基础上，理论与模型不是从空想中推引制定出来的，而是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中提升出来，并经过加工得到的。如此推导出来的理论工具，可以在某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推理，更具有用性和普遍性。古诺至今仍被重视的原因正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了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虽然古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但他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思想为数量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古诺被公认为是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838年《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的出版也被视作数理经济学的开端。数理经济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都有着不易跨越的鸿沟。一般而言，所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数理经济学理论，都会设定许多的前提条件，理论与模型都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展开的。不同的前提条件代表着研究者认识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会导出不同的结论和结果。而这正是数理经济学派饱受攻击的地方，因为有许多理论的前提条件与现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不断向前进步，先是假设一些严格的条件，得出应用性较差的结论，然后逐一地将条件减弱再得出应用性较好的结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学方法仅仅是经济研究的工具之一，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能运用数学方法的领域。
第二，古诺对“财富”的理解不同于斯密、萨伊、李嘉图等早期的经济学家。古诺把经济学直接称为财富理论。在他看来，财富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能卖出去的就是财富，有交换价值的就是财富，财富由交换价值决定，跟劳动含量无关，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实价值”，只有交换。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上成交的商品的价值总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什么样的国家是富国？是市场交易的商品丰富、人均交易额巨大的国家。所以，在古诺眼中，阿富汗的酋长是个穷人，他一分钱也没有，虽然他可能拥有大量的实物资源，但他没有实物的交易，因此他是穷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很小，但它是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交易量巨大，就会变得很富。我们可以看古诺举的例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就被他称为是富裕的典型。用交换价值反过来定义财富是古诺的一个天才的创造。什么是交换价值，是一般均衡的价格乘以一般均衡的商品量，这是交换价值总量，可是一般均衡的价格和数量应当依赖于初始的财富分配，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古诺凭借其数学才能将它颠倒了过来，这一颠倒使得很多复杂的研究变得容易了。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看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和度量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那就是总成交量。总成交量就是财富总量，这是根据古诺的定义导出来的，这样的“财富”很简单，可实证、可检验。所以，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就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确定了，于是，垄断就会造成贫困，因为垄断使得交换的数量小于一般均衡的数量，造成了效率损失。按照古诺的观点，一国的财富取决于交换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以及交换的价值总量。市场的交易总量等于成交价格P乘以总的需求量，也就是PF（P），这样只要运用经验的方法，就能实证地导出国民财富的总量。这里F（P）是古诺在研究需求规律时用曲线画出来的，表示在数学符号里就是总的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即D=F（P）。古诺认为，使一个国家富起来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总交易量最大的政策，总交易量最大的国家就最富，就这么简单。而只有完全竞争才能使财富总量最大，于是，他论证了今天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鼓励竞争。
第三，古诺的主要贡献之一还在于他运用数学方法创建了基于需求曲线的厂商行为的一系列模型。他用一种博大精深的创新的理论概念，为其他许多对经济学至关重要的观念诸如不完全竞争以及博弈论奠定了基础。古诺是第一位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直到今天，垄断模型和双头模型（也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古诺对于垄断理论的发展是任何现代教科书作者都难以比拟的，甚至精确地说，现代研究垄断的学者所阐发的正是古诺的理论。古诺的矿泉水所有者垄断模型清楚地揭示了“边际原理”，这一原理是经济理论中最核心的有机原理之一。然而，古诺发展的最著名的理论也许与他引进了一个追加的矿泉水销售者有关。古诺模型假定：市场上有A、B两个厂商生产和销售相同的产品――矿泉水，它们的生产成本为零；它们共同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A、B两个厂商都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A、B两个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各自确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产量，即每一个厂商都是消极地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已确定的产量。虽然古诺模型只是一个只有两个寡头厂商的简单模型，因此也被称为“双头模型”，但是古诺模型的结论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三个或三个以上寡头厂商的情况中去。在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经常引述的经典文献当中，古诺模型无疑是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经典文献。古诺在1838年关于两个寡头通过产量决策进行竞争的模型是早期博弈论研究的起点。可惜的是，古诺并没有使用“博弈”一词，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没有使用博弈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更没有从模型中进一步发展出一般的经济理论。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古诺辉煌的创造性见识，他的简单的模型曾经是并且仍将是经济理论中诸多思想的源泉。
二、古诺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解读
对某一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某一种社会思潮的分析理解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认识。古诺出生于雾月后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在这样的年代里，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坎坷。古诺在他出生当地的学校接受了最初的教育，20岁时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数学，1823年至1833年他在巴黎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与当时知识界的顶尖人士相接触，他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后来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总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然而，古诺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到他1877年去世，也几乎没有人知晓他关于经济理论的著作。后来被证明充满了新思想的伟大著作《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在出版后的40年里无人问津，直到之后受英国W.S.杰文斯和法国L.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古诺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直到其死后80年才被全面地肯定。因此，与他的人生经历相比，古诺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之路却充满了悲剧与失望，可以说他是生不逢时。
现代一些学者对古诺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超越于他时代的新古典理论家”，那么为什么古诺会超越他的时代？为什么他的经济思想会被他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后来又被认为是经济理论史上最丰硕的成果之一？实际上古诺的经济思想被人们后知后觉，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从18世纪最后三十年起，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工厂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使各国生产力突飞猛进，很自然引起了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包含古诺主要经济思想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出版于1838年，然而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当时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法国学术界关注的是对大革命的争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抨击，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关心争论的话题。但古诺并没有提及这些话题，他的研究使用了当时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的数学推理，而且研究的重点是与当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截然不同的“垄断”。因此，古诺的思想必然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到古诺晚年和去世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发生发展。当时，电力和内燃机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社会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之发生的巨大矛盾，使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这些都促使生产和资本加速地集中，并逐渐使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垄断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逐渐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一转变使不完全竞争、垄断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对垄断经济进行了探讨，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并且包含了现代分析垄断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博弈论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古诺超越了他同时代研究经济学学者的普遍水平。他的作品在问世之后并没有受到关注，而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人们才认识到他著作的深远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既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也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古诺的经济思想被人们后知后觉也存在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古诺性情忧郁，性格孤僻，是个内向型的人，他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同时他的作品又是法文版的，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可还存在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所以古诺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太多的注意，至死仍然默默无闻。但真金不怕火炼，古诺的著作一经人们发现，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在经济理论史上很少有人达到的成就高峰，他强有力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渗入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真正核心。
主要参考文献：
1 引言
情报之定义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报“迷乱”直接导致了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严重影响了情报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学”等术语炙手可热，“情报”与“情报学”边缘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于是，有人怀疑“情报学是否存在”，有人惊呼“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尽管“information”既被译为“情报”，又被译为“信息”，但“情报”并不等于“信息”，“情报学”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学”。“情报”与“情报学”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们对“信息”潮流的痴迷与鼓噪，更受累于专家学者对“情报”属性的失察与误判。“竞争”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组织与个体的竞争力。
2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旁落
2.1 情报原本是竞争的产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是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之初，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战双方都力图通过“运筹帷幄”来克敌制胜，将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敌情。于是，“情报”首先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兴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原始情报思想的直白。我国早期的情报定义是“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或“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20世纪中期以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竞争日益增强。A・H・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科学交流”理论影响深远，使情报学发展经历了“科学情报”阶段。及至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各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显然，无论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情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还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报，它们都是组织或个体参与竞争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竞争”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竞争的含义
情报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报始终具有“竞争”特性，而信息从来不贴“竞争”标签。为了准确把握“信息”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和信息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印欧语系中“Information”侧重于一种陈述、解释或理解，有“报导”、“通知”、“告知”、“情报”、“资料”、“消息”之意；或作为学科用语“information science”，指“资料学”、“信息学”、“情报学”。现代汉语中“信息”主要指能够带来新内容的消息，常视为“音信”或“消息”的同义词；也经常作为信息科学的专业术语，如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报道。在信息学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质的普遍属性，或者说是物质属性的一种表征。信息的学术定义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N・维纳)；②“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c・E・香农)；③“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或是主体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钟义信)；④“信息是物质系统诸组成元素之间的排列关系，即物质系统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质而又反映物质，只要有物质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质世界的表现由信息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认识从信息中提炼。信息与情报的区别之一是：“竞争”主导情报活动的全过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标准。
2.3 情报学发展的重重误区
情报领域随着“竞争”扩大逐步拓展，曾经成功地从“军事情报”进化为“科技情报”。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信息，知识”潮流，情报却未能站稳脚跟。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报”的时髦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败了科技情报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图书情报系。曾几何时，人们热烈地欢呼“信息”，似乎“情报”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嚣过后，我们发现倘若情报抛弃“竞争”的本质属性，情报学的消亡就为期不远了。如果“情报”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报学”就应该换名为“信息学”。如此一来，在学科体系中就有传统情报领域的此“信息学”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彼“信息学”，这岂不怪哉?实际上，情报不等于信息，情报学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信息学”，盲目改名导致“情报学”在“信息”的压缩下日益萎缩。在我国的专业学会中，情报学学会和信息学学会就是并列的两个学会。情报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是情报的上位概念。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是整个信息业，它决不可能因为情报学一厢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报学。情报学研究范围扩展到“信息”忽略了情报的“竞争性”，失去了“竞争性”的情报学不再是情报学。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情报学”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吞并。情报学本科专业的消失敲响了情报迷恋信息的警钟，重树“竞争”大旗是情报学走出误区的捷径。
3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回归
3.1 情报学发展的迷途知返
面对“情报”的更名和“情报学”的重重危机，诸多专家学者认真反思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积极探索“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情报科学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学在广义上是一个学科群，包容范围很广，情报学可以认为是其下位类学科”。情报学与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层次远远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前者。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大情报学的外延，去抢占其他信息学科的地盘，甚至误以为“情报学”就是“信息学”。严眙民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单一方向扩大化”研究混淆了情报学与传播学、认知科学和决策学的界限，它把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质上与核心上深化和发展情报学，而是使情报学离它的本质与核心越来越远。栗莉女士认为：我国现行情报科学有“真”情报科学(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科学)和“假”情报科学(信息科学)两层含义，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真”情报科学“返璞归真”，同时还“假”情报科学以“信息科学”的面目。探讨“情报学”，我们不妨从“情报”入手。“情”与“报”是情报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有情不报，或报而无情，都不能构成情报。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竞争所需要的知识没有传递就不会影响竞争，传递着的非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同样无助于竞争。如
果说“情”的内容是“知识”，那么“报”的价值就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满足竞争决策的需要，竞争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情报的“决策性”、“传递性”与“效用性”，刨根问底也可归结于情报的“竞争性”。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情报的“竞争性”，情报学就能与信息科学划清界线，情报学就会在学科体系中生机勃勃。
3.2 竞争情报研究的方兴未艾
在信息给情报造成莫大的冲击之际，“竞争性”的重新审视为情报找到了一片绿洲；在情报学陷入危机与困境之时，竞争情报的悄然兴起为情报学撑起了一片蓝天。information的范围实在太广，情报不应该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信息。不少学者主张“情报”不是泛而无边的“information”，而是为某种目的从事智力活动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无疑属于传统的情报范畴，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军事、政治等领域。于是，有人认为“情报是一个复合和迁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够全部代表的……‘情报’的概念是顺应时代环境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intelligence体现了情报的竞争属性，跟“情报”一样正向各种社会领域延伸，因而“情报”的英译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随着情报活动在经济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兴起，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目前，竞争情报主要指企业竞争情报，即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开展的“关于企业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目标和竞争策略的情报研究”。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强企业，定期上演荡气回肠的企业PK大戏。为了在激烈的商战中获胜，企业十分重视利用竞争情报，纷纷建立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500强中有10％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到20世纪90年代，500强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现阶段，500强中已经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尽管竞争情报偏重于工商企业，但它又何尝不是其他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呢?竞争情报迅速风靡全球，与其说它是企业参与的结果，不如说它突出了情报的“竞争性”!
3.3 竞争知识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进行的信息获取与传递活动，或者说，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获取传递的信息，情报就是竞争所需要的信息，竞争性是情报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活动的根本标志；情报学是研究竞争条件下信息活动特殊规律的学科，或者说，是竞争条件下的信息理论；情报学和信息学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们谁也取代不了谁。后来先生和笔者通力合作，对先前的情报与情报学观念进行自我修正：情报是一种竞争性和知识性两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过于宽泛)或intelligence(传统情报概念过于狭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竞争知识)，是组织和个体在竞争中优化决策所需的特定知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竞争知识管理活动，其研究范畴包括竞争知识的搜集、生产、组织、传播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社会运作机制；情报学就是竞争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竞争知识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竞争情报”突出了情报的竞争特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竞争情报”存在明显不足，即情报本身就因竞争存在、为竞争服务，竞争情报有“同义反复”的瑕疵。黄振中先生说得女子：“竞争本来就是情报的一个鲜明属性……情报本来就是指竞争情报”。“竞争知识”强调情报的知识性――激活了的知识，避免了情报泛信息化问题。同时，“竞争知识”突出情报的竞争性――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区别于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组织的知识。
4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超越
“国家竞争力”是最高形态的“竞争”课题，现有成果对“竞争”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与系统，侯经川先生的原创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基于博奕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在双盲评审和公开答辩中均获“全优”，被《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收录与出版。这是一部颇有建树的超越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专著(以下简称“侯著”)，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4.1 研究内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发展轨迹，其研究视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到现代国情国力分析以及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到现代综合国力理论的全部优秀成果。综合国力(或国情国力)理论是国家竞争力的主流理论之一，两者高度相关又相互区别。它们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资源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基础，后者是前者增强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家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与人均量的增长速度，即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显然，综合国力这种国家实力或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果，国家竞争力改变或决定综合国力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家环境理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理论等，也是备受关注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目前，国家竞争力理论的重大缺陷是“竞争性”不够，即“没有用最地道的竞争理论――博弈论――来研究国家竞争力问题，总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情报学研究各种行为主体如何获取与利用竞争所需知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样选择最优的行为策略，经济学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三门科学都与组织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组织竞争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密切相关，它们能够而且应当为组织竞争力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侯先生眼光敏锐，综合运用情报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学科原理来研究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巩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善于从宏观角度推理与判断，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没有形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牛顿以后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科学观：只有运用数学手段研究，科学才能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爱因斯坦曰：“在现代经验科学中，能否接受数学方法已越来越成为该学科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别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世界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侯先生即用这样一把钥匙开启了情报学“科学化”的大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方法来论证抽象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繁琐、枯燥与艰难的过程。侯先生赞同博弈论即对策论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数学方法”。他用翔实的数据资料和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深奥的竞争(博弈)理论，增强了文章的严密性、逻辑性与说服力，这使得“生硬”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熠熠生辉。诸如“划拳游戏”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用文字进行阐述晦涩难懂，而利用数学矩阵表示则一目了然。布鲁克斯指出：“情报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布氏《情报学的基础》开创了情报学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则是我国情报学界一部用数学量化“竞争”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观点的超越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成立于1973年6月，最初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美国的13个会计职业团体发起成立。IASC在其章程中提出两大目标：一是制定国际会计准则（IASs），现更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推动其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遵守；二是改进和协调会计准则（特别是各国国内准则）和程序，努力提高可比性。面对这两大目标，IASC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都存在疑虑，其认为，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为了争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遵守，在会计处理方法上往往进行了妥协和让步，从而保留的较多的备选方案，这就影响了可比性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执行情况的调查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成员所在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执行程度，普遍较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准则完全独立于国际会计准则。（Purivis and Diamond，1991）（转引自刘峰，2000）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之前，是一个完全由执业会计师组成的松散的、无稳定资金支持的民间组织，在此期间，其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73到1987年间，IASC颁布了一批实质性准则、解释公告、概念框架及其他指南，并有很多公司直接采用其准则体系以编制财务报表，同时有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本国会计准则时予以参照，特别地，IASC制定的准则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被其广泛采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本国的会计准则。然而，由于制定国际会计准则本身会影响各国现有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那时候的国际会计准则要做到真正的“全球化”还为时过早。刘峰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其认为，如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努力，将国际会计准则转变成一种具有管制力的规则，必然的趋势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各国会计准则将会逐渐被国际会计准则取代，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存在也将显得没有必要。因此，在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的、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中，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具有正的、较高的利益预期，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特别是那些已经存在较长时期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成为这一制度变迁的直接受害者：其必须要放弃已取得的各种资源优势，包括每年金额不菲的办公经费这一直接资源和因掌握了具有管制权威的准则制定权而带来的间接资源优势。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自动退出。这样，各国的会计准则机构也必然要进行各种努力，以求自身的生存。（刘峰，2000）从1988年起，IASC从一个国家间的证券协调联合组织――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应对外界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也同样为了实现IASC成立之初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始致力于提高其准则的质量。1989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可比性促进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财务报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见稿（E32），其内容主要是删除大部分可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此后，美国FASB开始逐步参与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工作，特别是IASC改组之后，FASB与IASC的合作更加密切，主要表现在：2001年4月，IASC正式改组为IASB。改组后，美国在IASB及其他机构中处于“主发言人”的地位。2002年9月18日，FASB与IASB在美国诺沃克（Norwalk）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共同致力于建立高质量、相互兼容的会计准则，以向国内和国际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2002年10月29日，FASB与IASB正式达成协议，共同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趋同作为双方的义务。2004年10月，在FASB与IASB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双方决定将改进并建立共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列合项目的工作日程。2005年，SEC“路线图”，以增进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2006年，IASB与FASB更新了双方关于趋同的协议。
实际上，IASC改组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掌握。这其实也是使其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表1可知，目前IASB的领导层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其人数比例高达43%，掌握了绝对的领导权。而且，从国家组成上来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尚难在IASB中占据席位。（特别从州际组成来说，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均有代表，唯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非洲没有代表。）就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来看，据2008年德勤（Deloitte & Touche LLP.）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FRs）进行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未来几年内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包括智利（2009）、韩国（2009）、巴西（2010）、印度（2011）和加拿大（2011）。中国和日本目前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但是，两国已经同意与IASB合作。（Deloitte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 Deloitte & Touche LLP.2008.5）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路径――博弈分析框架
（一）“最优反应动态”模型国际会计准则（IFRS）的全球推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各国从最初的“抵制”到目前的“普遍接受”，其间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下文拟采用博弈论中的“最优反应动态（Best Response Dynamics）”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该模型参考谢识予，2006）
假设博弈方的博弈内容是图1所示的得益矩阵表示的两人对称静态博弈，称其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博弈双方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博弈的内容是决定是否采纳国际会计准则。通过纳什均衡分析，该博弈具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采纳，采纳）和（不采纳，不采纳）。这两个纳什均衡中，后者明显帕累托优于前者。
显然，如果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通常的结果应该是（不采纳，不采纳），这个协调博弈背后的经济意义是，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问题上，各国都存在明显的变迁成本，因此，在一次博弈中，博弈双方都乐于维持现有的准则体系，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负担变迁成本，从而表现出一种所谓 “理智的冷漠”。但是，当考虑博弈方对对方理性的信任问题，或者对风险的敏感性等其他因素，（采纳，采纳）也许就是更好的预测。也就是说，由于该博弈本身是一个有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博弈方都是高度理性的，博弈结果也有不确定性，很难做出完全保险的预测。具体来说，博弈方在初次博弈时可能只关心由会计准则变迁产生的变迁成本问题，而忽视了由不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这实际上是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与其他国家实现趋同带来的一项收益，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如果该项交易成本大于变迁成本，就应该采纳国际会计准则。这就是博弈方所谓的“有限理性”的实质。
接着，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上述博弈问题。假设博弈方虽然缺乏分析交互动态关系和预见能力，但是能够马上对上一阶段的博弈结果进行总结，并立即做出策略调整。当然，考虑到对手的策略也在调整，因此博弈方的策略调整针对上一期的对手肯定是正确的，但对当前的对手策略不一定正确，而这正体现了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同时，假定共有5个博弈方分别处于图2圆周上的5个位置上，每个人都与各自的左邻右舍反复博弈。
既然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初次博弈时，每个位置的博弈方都既可能选择“不采纳”策略，也可能选择“采纳”策略。所以，初次的博弈总共有25=32种可能的结果。这32种情况包括一种全部选择“不采纳”策略和一种全部选择“采纳”策略，其他都是两种策略都有人采用。将这32种情况中对称的部分剔除出去，可以得到8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对这些博弈方依据最优反应动态进行策略调整的规则进行分析，以观察通过重复博弈，是否会出现策略的收敛。假设xi（t）为在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选择“采纳”策略的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1，2三个可能值。选择“不采纳”策略的邻居数量相应的为2-xi（t） ，也有0，1，2三个可能值。针对第t期的相关情况xi（t），博弈方i选择“采纳”的得益为xi（t）×50+［2-xi（t）］×49，选择“不采纳”则得益为xi（t）×0+［2-xi（t）］×60。因此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xi（t）×50+［2-xi（t）］×49>xi（t）×0+［2-xi（t）］×60，即 xi（t）>22/61时，博弈方i在t+1期会选择“采纳”策略，而当xi（t）×50+［2- xi（t）］×49
由于5个博弈方是完全相似的，因此上述法则对其来说都适用。不难证明，除了初次博弈时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这一种情况之外，从其他所有的情况出发，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最终都会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上面列举的8种情况中，除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6种情况选择“采纳”的博弈方的数量和位置有差异。下面讨论这6种情况是如何收敛到稳定状态的。首先，讨论初次博弈只有1个博弈方选择“采纳”的情况，根据上述的策略调整法则，给出最优反应动态的全过程。如图3所示，5个博弈方经过4个时期的反复策略调整，最终收敛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此时的最优反应动态就不再要求任何博弈方改变策略，这意味着选择“采纳”不仅是单个博弈方的稳定策略，而且是群体意义上的稳定策略。
此外，图3也同时包含了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三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四个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三种情况。下文仅需分析两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三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的调整，在图4和图5中给出。上述分析证明，在总共32种可能的初次博弈情况中，只有一种是稳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的状态，其余31种情况都会收敛于选择“采纳”的状态。虽然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均是有限理性博弈方进行上述协调博弈的稳定状态，但是，前一种稳定状态显然更重要一些，因为博弈方的策略调整收敛到这种情况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一种情况。进一步推论，在该博弈中，当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出现以后，如果有部分博弈方偏离了该状态，最优反应动态会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返回到都选择“采纳”的状态中来，而与此相对应，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就是一种不稳定状态，某一个博弈方的偏离，最优反应动态都会使博弈方的策略离该状态越来越远。综上所述，证明了“采纳”策略是这个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上述博弈分析告诉人们，在国际会计准则产生初期，参考甚至直接采用该准则体系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准则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推动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其中的原因是，当两个在地缘上接壤或者商业往来频繁的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进而形成稳定的资本流时，透明的会计信息对双方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如果两国之间的会计准则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接受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准则体系以实现趋同，将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二）智猪博弈模型哪些国家会主动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并致力于取得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将采用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boxed pigs game）来进行解释。（该博弈模型参考张维迎，2004）
该博弈的基本框架是，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安装一个按钮，控制着猪食的供应。按一下按钮会有a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谁就需要支付c单位的成本。（这里，a>c>0）若大猪先到，大猪吃到a-b单位，小猪吃到b单位（a>c>b）；若同时到，大猪吃到a-d单位，小猪吃到d单位（a>d>c）；若小猪先到，大猪吃a-e单位，小猪吃到e单位（a>e>d>c）。图6中各符号的大小顺序为：a>e>d>c>b>0。这样，在重复剔除严格劣战略过程中，最终的均衡解取决于（a-e-c）的正负。若a-e-c>0，则最终的均衡解为（按，等待）；若a-e-c
将上述分析应用到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中，就不难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一直以来都是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这一事实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当其从一套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得到的收益大于接受该准则付出的变迁成本的时候，就有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搭便车”策略同样也是理性的选择。特别地，就美国而言，其在IASB中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稳固，并且FASB一直致力于提高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以实现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而事实上，这种“趋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变迁成本。其清楚地认识到，哪个国家掌握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哪个国家就会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
早在1998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就了题为“重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专题报告，其第二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挑战”将这些具体因素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世界贸易、商业规则的国际化、国别会计准则、商业交易的创新、各类新式信息的需求、信息的电子传输、过渡与发展中及新近工业化国家。（刘峰，2000）在该专题报告十年后，这些因素依然影响着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既是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推动国际会计准则不断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纵观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其路径最终是由全球经济环境的变迁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可以肯定，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努力实现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是完全顺应时展的，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甘泉、何力军：《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利益博弈与经济后果》，《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8期。
［2］刘峰：《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汪祥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泽夫：《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斯蒂芬・泽夫教授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7］Zeff.1978.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December:56-63.
（一）博弈论与并购
并购中，主并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双方既联合又斗争，可博弈论来解释和描述，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前者强调集体理性，强调效率、公正、公平；后者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最优决策，结果往往是无效率的。并购双方在达成一定的并购意向后，双方实际上进行的是讨价还价过程，属于合作博弈范畴，减少了双方的选择空间。
合作博弈可看成是非合作博弈下明确纳入谈判过程和执行合作协议的强制过程的一种特殊情形的非合作博弈；但如何在联盟内分配他们的支付则是合作博弈所特有的，合作、双赢、多赢的思想深入人心，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趋势。要满足人的参与约束或个人理性约束（IR）、激励相容约束（IC）。并购中，主要应解决逆向选择，一般目标企业相当于方，主并企业相当于委托方，主并企业应充分认识目标企业进行包装、以次充好的逆向选择，对目标企业传递来的并购信号，认真进行信息甄别，以免落入并购陷阱。
纳什均衡概念是博弈论（包括合作博弈）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在给定对方的战略时，每个参与者的战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战略，它是一种“不后悔”均衡、一种理性预期均衡。也只有达到了纳什均衡，并购双方的合作（协议并购）才是稳定的；否则，可能存在毁约。纳什（1950）证明了每个有限战略型博弈至少存在一个纳什均衡（纯战略或混合战略的）；威尔逊（1971）证明了如下的奇数定理：几乎所有的有限博弈都有奇数个纳什均衡。
（二）若干经典例子在并购中的应用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坦白，坦白）是纳什均衡，且是一个占优均衡，即不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坦白，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产生矛盾，参与人的（不坦白，不坦白）这个帕累托改进无法达到，纳什均衡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如两寡头企业通过并购扩大生产规模；并购中，若双方不合作，也可能陷入两败俱伤的囚徒困境。
在性别战博弈中有两个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博弈的最后结果是（足球，）还是（音乐，足球）要看聚点作用、或事先廉价磋商、或相关均衡等能起的作用。该博弈明显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一个典型例子，只是在合作的前提下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谁多谁少的问题，这里，先动的一方具有先动优势。该博弈案例可对并购行为进行粗略描述：并购是正的变和的合作博弈，双方需要合作，并购后其各自的支付都要比不并购时大。
智猪博弈中，大猪按、小猪等待是纳什均衡。在搜寻并购信息方面，主并企业相当于大猪，目标企业相当于小猪， “按”相当于找到并购信息，它需要成本。目标企业主要是等待主并企业上门来谈并购，可以搭便车。
此时，双方的行为可用上述智猪博弈来描述。
斗鸡博弈中，每只公鸡有进和退两种选择，最好的结果是：自己进，对方退，但可能两败俱伤。两个纳什均衡是（进，退）和（退，进），但关键是谁进和谁退。
斗鸡博弈又叫鹰鸽博弈或胆小鬼博弈，消耗战博弈类似于反复进行的斗鸡博弈。鹰鸽博弈中鹰鸽双方的得益是不对称的，但不博弈的结构和均衡结果， （鹰进、鸽退）是纳什均衡。两家主并企业争抢一家目标企业时就类似于斗鸡博弈，若两家主并企业的实力有些差异，就类似于鹰鸽博弈。并购中，目标企业采取可置信的反并购措施，可迫使主并企业不敢并购自己。
买卖博弈是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并购就是一种股权买卖过程， （卖成，买成）是纳什均衡。该博弈可解释为什么在现实中，讨价还价后买卖能做成的原因，因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优选择。并购是一种交易行为，只不过用来交易的产品是目标企业，很多情况下，并购双方选取（买成，卖成）这个双赢的纳什均衡，对并购双方都有好处。但在并购发生的前提下，如何多地获取合作剩余是任何一方的期望，因此双方会对选取何种并购方式要进行讨价还价。
猎鹿博弈中，两参与人都希望双方共同去猎鹿，因猎鹿的效用值比猎兔的效用值大。但每个人都担心对手不信任自己，从而自己也不信任对方，该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要想获得更好的效用（保证出现帕累托均衡结果），参与人需要进行深入合作以取得皆大欢喜的结果。
并购中，双方需要达成一定意向，否则会出现猎鹿博弈中的不良结果。其他还有少数者博弈、骑虎难下博弈（即进、退都不是；故王佐断臂及时退出并购是明智选择）等经典案例。
（三）从纳什均衡的多重性看目标企业策略行为
关于非合作博弈的根本基础，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贝叶斯理性问题，另一个是纳什均衡的多重性问题。对于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的博弈，究竟哪一个更合理、更可能出现，并没有一般的结论。实验证据颇具说服力地否定以下观点：在简单的策略相互作用中不会出现协调问题。很多情况下，并购双方相互作用的得益恰恰来自协调或合作而非冲突，这里，信息和预期是关键因素。
并购中，双方可能使用某些被博弈模型抽象掉的信息来达到一个“聚点均衡”，这些信息可以来源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习惯、知识和理解、和参与人过去并购的，也可以是其他比较容易共同向导的事物特征、某些特殊的量、位置关系等。要产生“聚点均衡”，参与人必须要有合作的态度和行为。参与人在并购开始前进行不花多少成本的“廉价磋商”或低成本的“有偿磋商”，可能使纳什均衡实际出现，故并购双方的前期接触非常重要，它有可能导致合作和成功的协调，增加并购双方的得益。并购中，应先考虑风险占优，然后考虑支付占优。
“相关均衡”是一种参与人选择战略之前协调彼此行动的，它适于参与人拥有部分共同的利益，需要设计一种信号机制，参与人可能根据这个信号的出现来选择自己的行动，这一事实称为显示原理，如下面的目标企业的被并购策略所描述的。“适度均衡”：对于参与人带来较大损失的偏离，参与人会格外小心，偏离的可能性很小；而对于参与人带来较小损失的偏离，参与人常因不小心造成偏离，偏离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偏离均衡为参与人带来损失的大小，规定偏离的可能性差异并进行排列，若原均衡对于这些偏离或颤抖仍是稳定的，则此均衡为适度均衡。“合同均衡”：如果参与人的相关战略满足个人理性，则所有参与人在合同上签字是加入合同博弈问题的纳什均衡，但实际上，有时形成并签定合同是困难的，而且签署合同并不意味着遵守。合同均衡改善了双方的支付，通过合作达到了双赢，但这些均衡不是唯一的，合作仍存在多种可能性；若达不成共识，合作仍然无法实现，解决这类合作均衡选择问题的途径有仲裁和谈判。并购意向书中的锁定条款具有效力，并购合同是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后得到的双方满意的最优纳什均衡。其他还有进化稳定均衡、强均衡、防联盟均衡、防联盟相关均衡等。
以上这些概念和方法分别适于各种不同情况和局部问题，但它们表明，并购双方在纳什均衡多重性的选择方面进行有效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出路；要想得到有效率且稳定的博弈结果，参与人必须进行深入合作。并购双方进行合作博弈才能实现双赢，损人不利己的不稳定均衡往往达不到并购的目的。
二、目标企业的并购应对策略
（一）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的区别
股权转让和增资本扩股都是并购的一种方式，但二者存在较大区别：
1.增资扩股使企业规模扩大，而股权转让仅是股东变化，企业规模不变。
2.从投融资服务的实践来看，投资方或并购方更愿意采取增资扩股方式进行投资或并购，而项目方一般愿意股权转让（至少是部分）套现减少风险。套现是项目方对公司未来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投资者一般较为反感，投资方或并购方不太了解项目的发展情况，并购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及信任和判断问题。这里的项目包括实业项目和目标企业产权。
3.从博弈论的角度说，股权转让是一次性博弈，增资扩股是多次重复博弈，投资方或并购方和项目方的利益捆在一起，因此，增资扩股方式更能避免项目方套现的短期行为和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对投资方或并购方的损害，初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随着双方多次重复博弈的进行而逐渐减小。
泽尔腾的连锁店悖论和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我们认为只要参与人认为将来可进行足够多次博弈（次数不定的有限次，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无限次只是纯粹的理论概念），就可能形成合作博弈。正如行商容易缺斤少两，而坐商都号称童叟无欺一样。
（图1 目标企业的并购应对策略，略）
（二）并购双方的博弈过程
图1系统地刻画了目标企业的并购应对策略，目标企业决不是等闲之辈，为了其最大利益，会千方百计地研究对付主并企业的各种策略。协议被并购中，主并企业有并购与不并购两种选择，目标企业也有接受被并购与对抗被并购两种选择。当主并企业坚决进行并购时，目标企业有假意对抗和坚决对抗两种策略。博弈进行到哪一步、出现哪种结果，需要各自的收益。并购双方就能否合作进行如图1的动态博弈的分析如下：
1.不管目标企业接受与对抗，只要主并企业坚持不并购，看不上目标企业，并购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博弈的支付结果都是（0，0），括号中第一个数字表示目标企业的支付结果，第二个数字表示主并企业的支付结果，这里，支付结果都是指双方获得的净收益。
2.当并购双方愿意进行合作，博弈的支付结果是（T，S），显然，T>0且S>0，只有双赢（至少并购时双方主观上都预期是合适的，虽然一方或双方并购后都可能惊呼上当，发现自己掉到了并购陷阱中）才能达成并购交易。目标方面有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设置并购陷阱的案例不胜枚举，如阿城钢铁请科利华人瓮；同样，主并企业方面存在陷阱的例子也不少，如空壳公司广东飞龙，冒充有实力的主并企业。2001年1月21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ST联益公司（001696，现为sT宗动）的40％法人股被广东飞龙诈骗一案。
3.当主并企业看好目标企业，即使在目标企业对抗时也坚持要进行并购，目标企业可假意对抗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支付结果为（T+T，S-S），这里，T+T>T>0且s-S>0，其中T>0，S>0，S是主并企业由于目标企业的假意阻挠而花费的成本或由于目标企业的假意阻挠而在并购中出较高的买价而减少的收益。显然，目标企业采取假意对抗所获收益（T+T）要大于直接进行合作的收益T，否则，没有必要进行假意对抗。
4.当主并企业看好目标企业，即使在目标企业对抗时也坚持要进行并购，目标企业认为并购对自己不利，并购后自己的净收益O，s1>0.
T1为目标企业的反并购成本，s1为主并企业为获取目标企业所花的搜寻、调查、谈判等相关费用。由于放弃并购，主并企业这些费用成为沉淀成本。
（三）主并企业坚决看好目标企业时的收益
1.设主并企业看好目标企业，目标企业接受被并购的可能性为p，不接受被并购的可能性为（1-p），在不接受被并购的可能性中假意对抗的可能性为ξ，坚决对抗的可能性为（1-ξ），则此时目标企业的预期收益RT>O：
RT=pT+（1-p）[ξ（T+T～（1-ξ） T1
（1）
举例：当p=l/2，且ξ=1/2时，RT=（3T+T—T1）/4，需要3T+T-T1>O，T>0，只需3T-T1>O即可，若目标企业的反并购成本T1不大（目标企业自己可以确定其大小），则上式容易满足，因而目标企业在和主并企业接触中应处于主动地位，原因在于其有被并购与否的选择权。（式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购中讨论并购的绩效时，目标企业的超额收益一般为正，并占据大部分的并购溢价这个事实。
2.主并企业的预期收益Rs>O为：
RS=pS+（1-p）[ξ（S-S）-（1-ξ）S1
（2）
同样地，当p=1/2，且ξ=1/2时，RT-（3S-S-S1）/4，需要3S-S-S1>0，否则，主并企业将得不偿失，这里，S和S1的大小还取决于目标企业的对抗程度和对抗技巧，其大小不好估计，3s-S-S1>0较难满足。原因在于主并企业看上目标企业后只有并购一种选择，并购双方还存在对目标企业信息拥有程度的不对称。（式2）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关文献所谓的关于主并企业的超额收益不那么确定，主要有正收益、微弱正收益及负收益三种结论。即使主并企业的超额收益为正，它也只占据小部分的并购溢价。
可见，当主并企业提出并购请求时，目标企业的决策是对自己有利则接受，采取合作态度，或者进行假意对抗，以获取更大的好处，此时，（假意对抗，并购）是纳什均衡；若对自己不利，则采取强硬的反并购措施坚决对抗，以使主并企业放弃并购，此时，（坚决对抗，放弃）是纳什均衡。
主并企业有自己的并购战略；目标企业也有其被并购与否的对策，也可以制定选择主并企业的标准进行搜寻和筛选，主动要求主并企业并购自己，以实现目标企业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如科利华软件集团在1997—1999如日中天而还没有借壳上市时，先后有sT中燕（600763）、sT西化机（000838）等数家壳公司主动前来洽谈请科利华入主事宜。有时，目标企业也会采用负债比例来显示自己的质量，Ross（1977）得出越是好的企业，负债率越高。目标企业接受并购或假意对抗，利用信息不对称设置并购陷阱的案例很多，如阿城钢铁（600799）看中了科利华的和软件概念，非科利华这个“大款”不傍，阿城钢铁巧妙利用了科利华急于想成为上市公司的心理，引诱科利华来收购自己，科利华没有认真对目标企业阿城钢铁进行尽职调查，就仓促拍板收购。并购后，目标企业方的内部职工股增值30多倍，可谓大获全胜；而科利华在借阿城钢铁的壳上市后不到三年，就沦为“ST”一族，原因就是借壳上市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2004年12月7日，其股票的收盘价仅为1.53元，这与2000年初的38元多存在天壤之别。
有关对科利华收购阿城钢铁前因后果的详细，请参见专著《并购投资致胜——目标企业选择论》。
2001年全球股灾难时，网易公司曾请求金山公司收购自己，金山公司没看到网易公司的前（钱）景拒绝收购；现在的网易却不可同日而语，随时可以收购金山，这说明目标企业会积极进行被并购，主并企业有时也会错过好的目标企业，主并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界线，不同时期是可以换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论文对主并企业了解和消除关于自己和目标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并购陷阱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献：
[1]David P.Baron. Tender Offers and Managem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Finance，Vol.38，No.2，May 1983，pp331—343.
[2] Gunther Tichy，Vienna.What do we know about Success and failure 0f mergers. EUNIPb.doc， 26.11.2001， Journal of Industry，Competition and Trade 1（4），pp347—394.
[3]Drew Fudenberg＆Jeanrirole，Game Theory，MIT Press，1991.
[4]Eric Rasmusen，Games and Information（2nd Edi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94.
[5][美]J.纳什著，张良桥译。纳什博弈论论文集[M].首都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6][美]J.海萨尼，郝朝艳译。海萨尼博弈论论文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7][德]莱因哈德。泽尔滕著，黄涛译。策略理性模型[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8][美]罗杰。B.迈尔森著，于寅译。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经济出版社，2001.
[9][加]马丁小奥斯本等著，魏玉根译。博弈论教程[M].中国出版社，2000.
[10][美]史蒂文。J.布拉姆斯等著，王雪佳译。双赢之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美]R.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3]李保明。效用与纳什均衡选择——对协凋与合作的探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来，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圈”、“带”、“群”、“区”的纷纷涌现，构建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便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还鲜有探讨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和结构要素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推进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有所俾益。
一、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概念、内涵区域是指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和交流频繁的一个特定空间。在一个区域内会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主体（如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辅相成。多元主体必须相互协调其关系，进行协同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这些利益矛盾与冲突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协调，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区域经济合作的健康深入发展，其中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核心。
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首先，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社会领域中的机制一般都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因而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具有相应的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其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区域内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结。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来借指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机制设计良好，那么当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它便会自动迅速地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的目标。机制是一种联结，是一种有机联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有机联结，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多个政府主体相互联结和互动的运作系统，并利用这种互动关系产生新的整体功能作用，即通过协调合作来保障区域经济的顺利运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的北部湾区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褚添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桂林541004）。
马寅辉，男，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多元政府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联系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联结，其联结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机制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不是按照上下层级组成的纵向结构，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动态的、富有弹性的网状关系结构。相互作用是指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主要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形态的运作过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最后，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一种制度安排。
要想使区域内多个政府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稳定下来，成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就表现为一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或制度。
二、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构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1.多学科视角下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研究的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能源合作的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整理，笔者认为总体上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研究归属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范畴，且不同的视角下的方法论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学科属性。
在地理学视角下，研究者们偏重将“区域”作为研究能源合作的前提和关键，认为合作的地理范围是由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或组织所组成的区域空间。就像Melvin A. Conant和Fern Racine Gold认为的那样，能源合作现象的产生以及合作领域的扩大应当最先在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之间产生。地理学研究者们通过对“区域”范围内特定资源以及国家间的流动往来进行描述以解释区域范围内能源合作的合理性。在政治学视角下研究者们大多站在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能源在国家交往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通过建立模型而实现的定量分析。在经济学领域内，学者们对国际能源合作的研究较为丰富。无论是国际合作理论、竞合理论还是成本收益理论，其实现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为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的跨国界流动。在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单个国家总是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而背离合作轨迹，另一方面合作会因为各国收益函数的相左难以维持或付出成本，其上述行为主体的特质符合博弈论参与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博弈论也是解决经济学问题最为常见的分析工具。
地理学研究者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既实现了对区域内能源合作国各种复杂关系的分析，又描述了区域外国家以及各种势力对合作的影响，这与区域能源合作的复杂性与开放性相符。“区域”的划定在地缘上为合作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划清了界线，使合作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但地理学的思维模式侧重于对客观事物特殊性的研究。由于地理差异具有绝对性，因此各地区的水文、地貌、气象、资源储量、方位和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间的交流方式对区域能源合作的影响差别很大。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将敏感的能源合作置身在复杂开放的国际关系系统内，因此站在国际关系学视角，无论是定性描述还是定量分析都对揭示国际能源合作的本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过多的突出国家“权力”的作用会弱化其他部分对系统功能实现的作用。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对能源合作问题上过多纠结于合作达成与否以及现实条件对合作影响的静态描述，从而忽略了合作系统整体功能与部分功能差异性的比较，无法动态揭示能源合作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互作用过程。此外，虽然在部分文献中对复杂国际关系的研究实现了定量化的描述，但在定量模型设立的初始，对假设条件的过多设置以及对原本复杂变量的过度简化限制了模型功能的发挥。经济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为学者们研究能源合作相关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思路和空间。但经济学者们过多的重视在要素禀赋理论、优势互不理论基础上通过开展区域间的能源合作所实现的经济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设定合作的假设、路径和机制。这种微观的分析思路难以解释宏观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相关问题。此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国家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作为开展贸易的条件。在该理论视角下，无论是定量的分析工具还是定性的描述都依赖于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从而偏离了能源合作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
学者们站在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定量的分析，为后继者对该问题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路和启示。但是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构成该系统的不仅有区域内的参与国，还包括促进和阻碍合作的各类要素。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国家的行为选择。因此，作为宏观系统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其整体性、结构性、层级性、功能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应当用系统论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有助于我们认清区域能源合作的运动规律。
2.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从“国际区域”的角度看，地缘位置邻近或交通便利的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区域空间在地理范畴上为能源合作系统的边界进行了圈定；从“能源”的角度看，油气一类不可再生资源集中体现了能源的多重属性；从“合作”的角度看，“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国家为满足各方实际的或预期的利益而相互调整政策和行为的过程”。因此“国际区域能源合作”可以看成是在地理位置邻近、交通便利的特定区域内，能源消费国和能源供给国围绕共同利益而在石油、天然气能源领域中相互作用的宏观系统。
与一般系统类似，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也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特征。所谓“整体性”主要由系统的功能表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系统内部，整体与部分是相对的。从宏观层面，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环境系统、外交系统等子系统构成；从微观层面看，由资源、技术、资本、人员等元素组成。对于总系统而言，各个子系统是部分，对于各子系统而言，组成系统的微观元素则是部分。各部分有机的连接在一起，为了同一目标而实现某种功能。共同利益是合作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驱动力，而该动力的施力效果则要通过系统的功能，即合作的效果表现出来。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相关性”是构成能源合作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以及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且这种相互关系以因果关系为主。根据上文提到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概念可知，能源合作系统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地缘关系、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经济往来、要素流动等。由于地里边界和能源属性的影响，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是开放的，其系统结构与环境的因果关系也是系统相关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封闭系统内部，即使能量的分布是有序的，那么能量在做功的过程中也是经历自身消耗的，其熵值会随能量做功的完成而增加，并且这种熵值增加的过程是系统自发性的。同样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要实现生命的维持就必须是开放的。外界条件不断调整变化的阈值，为能源合作系统的能量分层提供动力，像“贝纳德流”一样实现系统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交换的循环往复。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的不同部分对系统功能实现效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体现为系统的等级性。资源的逐利性的存在，使得在理想条件下构成能源合作系统的元素能够在参与主体之间流动。因此具有互补性的资源流动系统对能源合作系统的功能实现具有主要影响。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该“理想状态”并非存在。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能源合作问题上，即使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固有文化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属于软层面，在可预见的有限时间内难以改变。软层面的分歧使资源流动系统对能源合作系统功能的影响效果降低，从而使系统的等级性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特征，因此通过剖析系统的构成、结构、功能可以更准确直观的揭示能源合作的运动规律。
3.结论
运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是合理的。首先，系统论学科的研究内容不具有个别性，而是对某一类问题的本质进行揭示。因此，在系统论视角下，对复杂问题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步骤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不同国际区域的能源合作规律存在差异，但是系统论对该类问题的研究为学者们提供了一套完整性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其次，系统的构建虽然始于微观元素的组成，但系统论能够使研究者们站在宏观的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最后，通过系统结构上的反馈作用来实现其功能的表征，是动态的研究思路，规避了静态分析复杂问题的弊端。
参考文献：
[1]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5-6
[2]王其藩.系统动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7-19
[3][俄]斯·日兹宁.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5-67
[4]陈志恒、金京淑.东北亚能源安全与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探讨【J】，东北亚论坛，2005（6）
[5]朱显平、李天籽.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
[6]许光清、邹骥.系统动力学方法：原理、特点与最新进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7]管清友、何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1）
[8]吴福佐.能源消费国家间的能源国际合作：一种博弈的分析【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2-39
[9]张雷.论中国能源安全性【J】，国际石油经济，2007（3）
作者简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心理学家开创了信任研究的先河（Deutsch，1958）。之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信任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本文对不同学科有关信任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1信任的定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不同学科对信任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三种取向：
（1）氖┬欧浇嵌壤纯矗认为信任是施信方自愿去相信他人，即信任是施信方对于受信方诚实及善意的信念，相信对方是可靠的，且会履行应尽的交易义务。
（2）从受信方角度来看，强调信任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受信方的行为能否满足施信方的需求。施信方会根据受信方的行为表现而对其产生预期。
（3）从信任双方互动的角度来看，信任会增加施信方的风险；受信方的行为不受施信方的控制；如果双方互动的结果敝大于利，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消失。
2信任的特点
不同学科总结出信任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信任发生在有风险的情境中。信任就意味着风险，风险的来源主要包括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及易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Doney， Cannon & Mullen，1998）。
（2）自愿承受伤害。即使施信方不能获得受信方完全信息因而有风险的情境下，仍然信任对方。
（3）自愿依赖他人。施信方依赖受信方执行某种特定行为，以得到施信方所期望的结果。
（4）信任是一种态度。信任是施信方对受信方的信心或期望。如果施信方认知受信方有自私企图，受信方没有善意，则信任不太可能产生。
3信任的类型
不同学者对信任进行了分类研究，总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认知型信任。施信方主要依靠认知的信息来判断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施信方在收集、处理、解释这些信息的过程，都是一种认知的程序。无论是在信任发展初期还是信任发展进入稳定期之后，这种认知性的程序都会持续，以判断彼此的信任关系是否值得维持。
（2）情感型信任。人们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会逐渐对关系有情感的投入，如果施信方在频繁互动中充分了解到受信方的善意、慈悲心及可信任性，就会对受信方产生依赖的意愿及情感的依附，一旦双方产生情感的联系，彼此的信任关系就会更加稳固。
（3）制度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措施来保障交换双方的权力，但任何设计制度性机制的努力，都会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失去功能，人们越是依赖制度来规范他们的互动行为，他们对彼此的信任程度就越低。
4影响信任的因素
信任相关文献指出，施信方特质，受信方特征及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信任的形成。
（1）施信方因素。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显示，个人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人的信任意愿。Rotter（1967）认为信任与人格特质有关，他开发了一个人际信任量表（ITS），用以测量人们认为他人可依赖程度的一般倾向。
（2）受信方因素。在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之前，施信方会考虑受信方的各种特质。综合相关研究发现，主要包括受信方能力、正直、善意三个因素。“能力”包括才能、胜任、称职、竞争能力、专业能力、动态应变能力。“正直”包括诚实、廉正、可信、可信赖、公开。“善意”包括关心、仁慈、善心、善意、响应。
（3）环境因素。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通常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对同一个人或组织的信任程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环境的变化，对风险的评估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决定是否信任对方。
5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5.1心理学对信任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1958）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的研究开创了学术界对信任进行理论研究的先河。在社会心理学中，主要从个体心理的角度对信任概念进行界定，把信任看作是个人心理特质（预期、信心和信念）的表现。
实验社会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这些早期实验对信任研究的贡献在于：
（1）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对信任研究的重视，引发了学术界对信任前因的探讨。
（2）强调了环境对信任产生的重要性。但由于在早期的实验中，环境因素受到实验者的控制，故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3）分析了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不足之处在于：（1）错误地将信任等同于合作行为。实际上合作行与信任是不同的概念，因为信任是自愿的，而合作可能与协诱有关，或出于对社会规范（如礼貌）的遵从。（2）实验结果不能普遍推广，因为实验对象彼此陌生，且在实验环境中的互动是短暂而又不连续的。（3）将信任动机完全基于认知或算计的基础之上，忽视了信任的情感因素。（4）认为信任是一个静态现象，要不完全信任，要不完全不信任，没有认识到信任有不同程度（如高、中、低）之分。
5.2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
社会学从社会互动的角度，主要对信任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任的简化功能。信任属于一种系统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信任是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人们结合过去和现在，来超越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疑惑。
（2）信任的约束功能。信任的约束功能依赖于声誉。声誉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信息传递作用，它使具有正面声誉的信息接受者更加信任。第二个作用是制裁，负面的声誉将成为一种制裁机制，惩罚不诚实行为，制裁能促使声誉所有人讲信用。
（3）信任的协调功能。冲突往往发生在相互不信任的环境中，信任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剂。信任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信任是相互的，因而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人们依据是否存在信任关系做出如何往来的决定，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缺少信任，任何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效率。
5.3经济学对信任的研究
经济学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对信任进行研究：
（1）交易成本方法：代表人物是Williamson，@种方法将信任与交易成本连接起来。该学派人文，人们普遍认为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未明确界定信任的概念。
（2）博弈论方法：该学派把信任的研究定位在人与人之间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个体交易上，而且每个不同的行动者都是在获取的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寻求合作。由于经济学偏重于计算型信任，故经济学经常使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研究信任。
（3）嵌入方法： 在社会领域，要保持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个人理性是不现实的，因为个人理性与信任等社会规范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只能将经济主体嵌入社会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从微观上讲，是将个人嵌入社会网络；从宏观层面讲，是嵌入结构。嵌入性的研究显示了广泛的适用性，它使市场中的结构纳入信任的框架下，增强了信任范式的解释能力。
经济学对信任分析的理论缺陷在于：（1）试图秉承经济人假设。但是我们知道信任本身并非完全是一个计算的概念，人们只注意了信任的利益面，而忽视了社会及道德对信任的约束，所以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对信任的理解上分歧较大。（2）将信任等同于合作，信任与合作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信任并不一定会导致信任行为，行为的发生也不一定说明它是由信任导致的。
5.4管理学对信任的研究
管理学者从员工对领导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战略联盟等角度对信任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组织绩效。例如信任可以增进团队成员或工作团队间的合作；增强凝聚力；能促成合适的组织型态，如网络组织；减少有害冲突、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等。
（2）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组织成员能够感受到组织对他们的信任与尊重，组织成员就会接受与配合组织所做的决策，增强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减少组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3）降低成本。体现在两方面：降低事物处理成本；减少组织针对投机行为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6小结
本文对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定义、特点、类型、影响因素、研究视角等进行了简要梳理，这种对“信任”问题的跨学科分析，有助于打破学科“藩篱”，为构建“信任”问题研究模型打下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蔡升桂，贵州财经大学教授，1967年出生，2007年获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客户关系管理和服务营销。30多篇，出版专著4部，省部级课题10项。
参考文献
[1] 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杨玉明，皮子林，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 郑伯埙.企业组织中上下属的信任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010-04
一、博弈论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1)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总想选取最优战略。(2)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较量。(3)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4)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博弈论用收益(或效用)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者(Players):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动(Actions):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4)战略(Strategies):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6)结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1)在一定条件下,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2)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即准公共产品。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政府主体。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个人(即学生及家庭)主体。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图1)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企业主体。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主体。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人,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 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另外,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即学生及家庭)。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同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达到最优均衡。
2.异质高校之间。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重点)、丁(普通)两所异质高校,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在该支付矩阵中,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即(R-c,r)。对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但对于“高校丙”而言,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提供,不提供)的情况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设Cj>Cx);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有作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无作为)。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区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1997)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 (1997)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高校的收益为Iu,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高校将损失Lu,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相应地,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时,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当U1=U2时,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当U3=U4时,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或合作)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引导他们的理。
4.在舆论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项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81
2.全贤唐,张健.经济博弈分析[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8～54
3.王鑫.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J].高教研究,2006(4)
4.石鸿,刘颖.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分析[J].中国冶金教育,2004(1)
5.周志强,袁玉明,谷洪波,李石新.高等教育产学合作动力匮乏的博弈分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
6.谢凡,刘禹宏.公平视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三方博弈分析[J].福建论坛,2010(2)
7.李创,戴莉.基于经济博弈的高等教育投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