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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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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一)击壤东汉王充《论衡·艺术》和三国时期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都对击壤有记录，其中，《艺经》中描写到农民将一块长方形木块侧立在地面上，于三四十步外用一块木块抛掷，直到将侧立在地面上的木块打倒为止，当时这种体育活动非常兴盛。南朝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道:“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张协在《七命》中写道:“黄发击壤”，是描写黄发的老者在玩击壤的游戏，可以看出，当时人人都爱好击壤活动，击壤这种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技巧性，人们在练习与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娱乐效果。
(二)角抵唐代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对胡的角抵运动也有较多的认识与研究，大家都愿意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王定保引用了《角抵赋》中的说法，对角抵活动进行了呈现，角抵主要掺杂了相扑和武术的技巧，这种体育活动有一定的技巧性，在竞技过程中，需要参与者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技能，将对方“制服”，这样的体育运动反映了唐代时期竞技精神的强化，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在《水浒传》中也多次描写角抵活动，在格斗中，反映了山东大汉的强健体魄，深刻体现出角抵运动对搏击活动有着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拔河唐代薛胜在《拔河赋》中描写了民间拔河活动的盛况，“一鼓作气，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绳则直”。可以看出拔河是非常具有竞技性的，双方队员都用力往两边拉，绳子的承载力与人力交相辉映，在惊险刺激的激烈场面中，可以带动双方队员的斗志。当然各个时期都有对拔河比赛描写的文学作品，这项运动有悠久的历史，民众都喜欢这项运动，并将竞技精神融合于其中。
(四)跳水南宋时期，朝廷搬到长江以南地区，而长江以南地区多水流且气温较高，所以那个时期流行跳水运动。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道:“两画船，上立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这里描写的是人们借用水秋千这种工具进行跳水的活动，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筋斗掷身”是说跳水者翻一个筋斗跳入水中，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相当成熟的跳水技巧。
(五)举重举重这项运动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这项运动在后来的武举考试中也出现了。《清史稿·选举志》中写道:“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离地尺。”明清的举重活动是非常盛行的，《水浒传》中武松举起石墩，在空中摇晃，一提，一掷，一接，反映了武松力大无穷。举重运动需要自身有非常大的力气，人们借助各种重物进行训练，当时对石器的使用比较广泛，举石担、石锁等，是清朝非常流行的举重项目。
二、探析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精神
(一)竞技精神从历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竞技体育的种类比较多，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都稳定的年代，为了显示大国人才的竞争意识，进行大型的体育比赛，可以显示大国风范。同时，我国人民自身的竞技精神是比较强烈的，大家都想在各种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个是重在参与的热情，另一个则是在竞争过程中发现自己技巧的缺失，获得更好的进步。人们的竞技精神至今还是被许多人推崇的，人们在竞技中获得了经验与成功，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提升做好了准备。
(二)娱乐精神许多体育活动都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古代的文学作品从各种角度来反映人们参与其中时的心情，人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时候，身心可以获得舒展，对相关的体育运动的技巧捕捉也是极为有利的。古代没有网络，没有高科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这些体育运动中寻找快乐，所以当人们找到参与某项体育活动的热情时，就可以乐在其中，娱乐效果极强。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各种体育活动的参与热情不减，这也是因为民族的传统的积极作用的带动，加上一代代传下来的体育项目的参与技巧是需要人来继承的，所以现代人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在相关的创新研究中有着较强的提升意识。
【关键词】美学；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
一、学习中国美学思想时需把握的特点
讨论美学思想学习的特点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美学与美学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潜在其晚年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 1750 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美学作为学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久，但美学思想却一直都存在，无论是魏晋六朝时代的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后世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个时代所酝酿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都为后世的文学、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过去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从魏晋六朝开始。而先秦两汉时的美学思想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这段时间里，美学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静静绽放过，并且这些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因此，为了对中国的美学思想有更全面与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不仅仅是存在于哲学作品中，而且历代的诗人、建筑学家、画家……所留下的各种理论中也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开阔眼界，广泛涉猎，搜寻更丰富的材料来分析研究；第二，各门传统艺术，比如绘画、诗文、戏剧、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而且各门艺术间相互影响，有时候甚至会相互包含。因此，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各门艺术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处变为它的优越之处，并且赋予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若论造物工艺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由于生活的需要，人类对各类的石、骨、角进行加工制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态，形成了造型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雕刻艺术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如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简单的转动轴上机械操作得来的，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简单的玉饰钻孔打磨的技艺了，并且对于玉饰的造型有所考虑，尽管只是处于极简的形态。到了商周时代玉器的制作则不仅是只考虑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妇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种礼器、柄形器及配饰等，其中多是平雕、圆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先秦时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艺术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人们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再经高温煅烧，经过这般制作纹饰色彩愈加鲜艳，与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了美化装饰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轮工艺的出现，陶器的造型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龙山文化黑陶中的“蛋壳陶杯”，造型挺拔规整，器壁匀薄。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技艺均是原始审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因为人们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同时还表现了他们自身的艺术构思以及对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发展，又出现了贵族专供的高级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岭土烧制而成的，扣之有声，色泽皎洁，代表着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瓷器的前身。在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们从技术结构的设计到外形的设计都必须达到合理、美观，这就要求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艺术使得作品既要体现出工艺美、形式美，又要具备时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艺中，美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美与生活在工艺文化中相互结合，相互发展。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又一重要发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铸造的方法制作。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极其考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铸造钟鼎一类的器物，铜与锡的比例应为6 : 1( 铜占85 .7% ，锡占14 . 3% ) ，这样可使器物呈橙黄色，比较美观，并且可以敲击出美妙的音响。由此可见，古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审美，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创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铜器的敲击声响亦达美境。
先秦时期虽无明确美学思想提出，但每个人、每件工艺作品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发展、新作品的创作。而通过对各种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虑，工匠们在先秦工艺作品中不断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审美的观念，从而使每件作品都成为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三、古代哲学文学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不仅在创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在哲学文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体验。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讨关于美的问题，谈到对艺术的理解。其中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礼记》等都提出了各自对于艺术及美的个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绘画来比喻礼，用雕刻来比喻教育。当然中国哲人的思想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有着相当大的悬殊，中国古人惯以自身的生活与自然结合的体验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则非亲身感受，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规则利用严密的逻辑来演绎推导出观念与哲学体系。在先秦诸子哲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浑然天成的大气之美，即美学中的“自得”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得”意味着审美体验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篱，更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破除已为僵硬外壳的既成模式。当这种自得思想被先秦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孔子之类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类尊重艺术尊重美，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于自然之中体验大道而得真理。另一类则是墨子、庄子之类的“非乐”、“见独”思想，他们对于艺术与美持有的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是物质欲望的表现，应该坚持精神的朴素与升华。但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尊重美和艺术，积极探寻美，还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都为先秦时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总结
中国历史的划分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先秦时期中国虽未正式出现美学的分类，但美学思想已然萌发。诸子百家常用艺术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工艺品中所表现的无论是《考工记》中所形容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种状态，还是魏晋六朝之后“初发芙蓉”以素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国古人对美的感悟与理解。乃至后世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重叠交织共同演变发展出今时中国的独特美学思想。可见，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与哲学、文学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8页.
［2］范琪. 论先秦工艺文化中的科技与艺术.焦作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 abstract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meet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 feel the serious discontent and pressur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of modern way is when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began. Vielleicht ist unser weg noch weit, but as long as people are together, do your best, ancient literature will be able to replay light, shall be in whe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 key words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istory real, true heart, aesthetic 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在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较多的篇目和重要的地位，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一般也会把古代文学作为重点内容来讲授，但有些教师还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落后，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建设的需求，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学习古代汉语言温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进，进行重新审视。这样，高校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兴趣学习古代文学课，教师要通过前人的教学经验，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扩充和更新。
1在学习古代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方法比较传统，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在古典文学的讲授中，有些教师教课方法比较传统。他们在讲课时经常采用传统教学法，整节课下来也听不到什么主要内容。他们经常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知识点刻意加重，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由此看出，他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显得比较死板、单一。以自我为中心，让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机械的讲解，让学生感到厌倦，根本就记不住有用的知识。
1.2学生学习面狭窄，获取古代文学贫乏
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都是在课堂上，获取的古代文学信息多数是听教师的讲解，了解古代文学的渠道少，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古代文学知识。学生的学习面变得很狭窄，家里也没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古代文学氛围，对古代文学的世界不了解，每天都是死记硬背，收到的信息量很少，获取文学知识贫乏。
1.3偏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教课中比较偏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学习中过分的注重语言的意义和语言信息的传递。教师在教学中的这种理解偏差，让学生理解文学的一些常识上会出现失误现象。教师不能正确的分析语言能力和掌握语法的能力，导致学生忽视语法和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继而导致他们的成绩提不上来。学生的古典文学才力与素养日益下降等问题在推进大学教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大背景下愈加凸现。
2学习古代文学的新思路
2.1注重朗读
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若不能理解、对接，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寄托，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精神，那么学生就不可能接触到文学的内核，不可能得到美的享受与思想的振动。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整体，一种超越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文的欣赏强调、顿悟、吟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吟咏，把握这个活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这些表述都再次说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要加强诵读教学，留出甚至挤出时间让学生先读作品，老师事先不要讲解，不要代替学生阅读与感受。否则就是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作用与内在需要，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与古代文学中的生命精神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因而，类似文学史教材不宜由老师占用过多课堂时间来重复讲授，而是交给学生事先自读自学，从而将课堂的时间留给师生用于作品的诵读和对作品的体悟，然后才是所谓规律性知识归纳。
2.2学习古人优秀做法
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思考中国古人在进行文学教育教学时的特点与优秀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文学教学一脉相承地重视健康的伦理型人才的培养，突出心灵的陶冶，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完善，这既与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重人贵人，注重礼乐教化的传统契合，也与中国文学的重人贵人，言志抒情，兴观群怨的传统契合。换言之，在关注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精神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实现了同构。
2.3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放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与交融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观研究当然的题中之义。因此，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贯穿新理念的《中国文学史》尚未出版之前，可以自行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适当改变原有的理念，开展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另外，有关港澳台文学以及各地古代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要纳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2.4把育人放在首位
既然古代文学的突出特质是富于生命精神，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价值是“育人”，再加之中国文学注重心灵体验，以抒情言志为主体。中国文学创作与欣赏讲究含蓄之美，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和提醒我们在接受，阐释“传承时应该以感悟”体验为主，改变唯理论“唯讲授”唯阐释的模式，留出时间让学生先阅读原作品，从古代文学的生动形象入手，引导作为生命主体的学生进入充满感性形象的世界与充分想象。
联想的课堂情境中，不断体会古人对于人自身，对于外在自然，对于社会变迁的感悟、思索和实践，不断从前人的思想、情感、体验中汲取当代生存的力量和操守，而不是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去代替学生阅读，感知和归纳，因为，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去审美，去感受美，去创造美。
反观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我们恰恰是在这些点上距离古代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符合文学教学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及其教学特质，重新彰显古代文学对于人生修养提升，人格塑造完善的意义以及诵读、体验等学习方式的意义，不断优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艺术，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远古前贤的心灵激动，人生体验与生命精神，最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省“文化兴省”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中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不容乐观，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对省内几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许多高校大学生对国学知识的涉猎面不宽、学习程度不深、国学知识不全面；对国学知识把握不准、学习国学知识的主动性不高、对国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弱等，而目前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也令人担忧。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兼容佛、道，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而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古文、小说等文化形态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较强的素质教育作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高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作为提升大学生国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根据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国学教育是基本认同的，认可古代文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功能，而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是大学生接受国学知识最多的渠道。但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授课情况并不理想。比如，部分高校或专业并没有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或相关课程，而受学科分野、学时压缩等因素影响，古代文学课程在高校教育中呈弱化趋势。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学习国学的主动性不高，古代文学作品不好理解，老师的授课积极性受影响，学生审美取向及价值观偏移等因素，都影响了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顺利开展。为了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有必要对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做出科学的规划。
大学生人文素质主要包括传统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两个部分。传统人文知识主要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修习积累，而人文素养则是经过传统文化知识等的浸润、内化后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等等。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同时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1]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优良载体，基本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优良传统和可贵品质。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形势不容乐观，比如许多高校存在重视应用技术、应用知识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现象，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古代文学课程，并没有真正得到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课时压缩等现象。主要表现在：
1.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许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有古代文学课程，而其他许多专业并没有将古代文学课程列入必修或选修教学计划。与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相关的一些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国学概论等也没有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
2.课时压缩。
目前许多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存在着课时压缩现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跨度较大，内容较多，学习难度较大，而在课时普遍压缩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教学的质量，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3.学内容泛化，教学模式陈旧。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着注重古代文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注重朝代概况、作家作品的介绍，但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不能深入、全面，存在泛化、概括化的现象。另外，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手段单一，这都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学生们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大部分学生不是积极主动的来学习和阅读国学知识，除了课堂上所学习的古代文学知识外，有些学生很少阅读古代文学的作品和书籍，学习途径显得比较单一。
鉴于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改革显得势在必行。
首先，要加强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视，强化大学生国学教育，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国学教育的不利局面。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国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评介体系等很多方面要对大学古代文学等课程教育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一、概念与现状
古代文学的模拟写作突出“模拟”二字，目的不是要求学生复古，而是通过模拟古代的诗词歌赋等古代文体的创作而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各种文体的理解，提高文学功底，加强学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增加文学敏感性与审美素养。模拟写作的核心就是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学习意识，在模拟创作古体诗词歌赋中真正吸收文学知识。
在本文由收集整理现今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基本上形成了以教师为主体的对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进行讲解的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层印象阶段，即使教师要求学生通过背诵经典篇目来巩固和加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仍然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例如很多学生在学习完唐诗后对律诗格律的认识很模糊，学习完宋词后对词牌名的了解也很肤浅，这种情况在广西高校或者说在全国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十分普遍，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学生缺乏一定的模拟写作训练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认识事物所应具有的基本方法，而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却几乎忽视了实践这一重要内容，在广西十多所高校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活动中都没有要求学生进行相对应的模拟写作，而是仅凭学生个人根据兴趣爱好进行一些自主性的古诗创作，其学生参与数量和创作质量都十分有限。那么模拟写作又在古代文学课程学习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同学）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如果把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看成是学习“情境”的营造，那么模拟写作就是“协作”和“会话”，这个模拟写作的过程就会形成一种“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建构主义的理论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其对教学活动中“学”的重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学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学到知识，而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才能让学习效果更好。正如《论语》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这是大教育家孔子论述启发式教学的名言，其深层意思也就是说要在学生积极主动思考问题遇到困难后再进行启发式教导，孔子充分认识到了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意识问题，认识到教育时机的选择问题，这些对我们现代教学都很有指导意义。
二、方式与方法
古代文学的模拟写作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步骤才能达到加深对古代文学各个知识点认识与理解的目的，其首要的就是教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进行有效的引导。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将学生模拟的作品作详细深入而又生动有趣的讲解，有力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让学生掌握模拟的相关内容，而不只是让学生自己参悟。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模拟写作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古代文学教学更为规范。
对于学生进行模拟写作的具体内容，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限制与引导。并非所有的作品都适合模拟写作，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抓住一些重要的文体和作品来让学生模拟，如诗、词、散文一类。对一些难度较大的模拟对象，教师要作详细说明，例如汉赋、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学生模拟的难度较大，模拟出来的作品可能比较粗糙、幼稚，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模拟写作并非让学生达到古人的创作水平，而只是以一种主动模拟写作的方式来加深对古体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即可。所以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模拟对象来灵活引导学生的模拟创作，让学生的模拟写作方向更为明确清晰，如汉赋的创作，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体物”，什么是“以大为美”，让学生在名物的铺陈中和空间结构的架构中明白汉赋的美学特征，而至于名物种类的堆砌能否达到汉赋那样穷形尽相的程度则不必过于强求。
建构主义认为：“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建构知识，而不是将知识转移到学生的头脑中。”[3]。在学生进行模拟创作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指出学生模拟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引导学生进行改正，从而真正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在模拟写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梳理，则很容易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因而说模拟写作的关键一环又套在了教师头上。教师必须花费一些时间与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对学生模拟写作的作品进行及时的评点，给学生以鼓励与促进，推动模拟写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古代文学模拟写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较其他课程而言是较多的，这对学生的精力和教师的工作强度与难度都提出了考验，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又会发现模拟写作可以通过可与其他课程教学结合进行。如《古代汉语》、《写作学》等课程的教学，这些课程的教学与古代文学的教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很多知识点上都十分相同或相近，如《古代汉语》，其与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对象是一致的，虽然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认识和理解，但从模拟写作这一教学方法而言对两门学科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的。《写作学》与古代文学的模拟写作也有着许多共通的地方，两者都可以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生成与写作水平的提高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些课程的教学可以打破传统教学中课程之间与教师之间的限制，将其协同合作、统筹安排，不同课程的教师齐心合力，既能有效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又能合理地控制教师和学生的时间分布，减低劳动强度而提高工作效率。
古代文学的模拟写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进行，但在探索这些新的方式和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要认清楚模拟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与理解，是为了一定程度上提高语言文字的驾驭水平，而并非将这种旧体文学发扬光大。这样我们才能在有限的教学条件下实现教学水平的真正提高。
二、优点与不足
模拟写作对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一些其他影响，而只有在认清楚其事物本身的两面性后，我们才能做到统筹兼顾，实现教学水平的真正提升。
与现阶段普遍的古代文学教学现状相比，模拟写作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与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多学生学习不认真、不主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对该学科没有产生兴趣，没有产生兴趣的原因又主要是因为对该学科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缺乏了解又是由于缺乏学习过程中一定形成的教学参与，而并非其自身的个性差异，模拟写作就提供了很好的教学参与方式。从唐代诗歌创作的全民参与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学是超越个体差异的一种共性存在，每个人在这里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因而模拟写作不但能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提升学习的动力，强化主动学习的意识并使之形成一种学习习惯，还能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来感染别的同学，促进其他同学的学习。
在提升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之后，模拟写作还能大大促使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的细化、深化。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文体认识存在概念化、理论化、模糊化、表面化的毛病，例如对汉赋、律诗、词牌名等只有模糊概念，对古代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的认识与理解都十分粗浅。而模拟写作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各种文学文体其本身十分细微的一些特点，加深对古代文学各种文体的认识与理解。比如宋词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模拟填一首词，让他们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词牌名来填写，在写的过程中认识到词的音乐特征，认识到词长于抒情审美特点，也同时能感受到词与诗的细微区别。所以说，模拟写作通过主动参与的方式能大大深化和细化知识点的学习，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思维更积极主动，更为活跃，提高学生的文学观察力与敏感度。
由于受到现阶段教学体制的约束，大学教育的很多课程都存在课时不足的问题，所以对很多知识点的学习也未能达到更高的层次。那么作为中文专业核心课程的古代文学该怎么改变这种局面呢？其实和其他课程一样，学习应该要能打破课堂四十五分钟的限制，而不只是限于课堂学习，应该让学习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时间点，使得学习形式能更为灵活，时间更为宽松。模拟写作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出上述优势，通过布置模拟写作的课后作业，能让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吸收书本知识，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化理解，从而实现“温故而知新”的再次学习过程。模拟写作的过程不但是对古代文学知识加深理解的过程，同时也能提高学生驾驭语言文字的水平与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能够做到多种学习在时间上的统筹兼顾，提高学习效率。
一流课程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大战略契机。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决策，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教育部正式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门国家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其中，教学内容改革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根本与核心，是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从立德树人、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用结合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径创新。
一.强化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与教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多侧重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究其原因，主要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别多、教学课时比较少有关。古代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辽宋金元文学、明清文学，部分高校还会将近代文学纳入其中，可见，古代文学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囊括了众多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化思潮等。显而易见，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具有历时悠长、涉猎广泛、内容繁多、文义多元等特点。因此，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往往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减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从而忽视了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熏陶与培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仅就《论语》而论，即蕴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入则孝，出则弟”的孝道规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坚毅果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兼济情怀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学习方法等不必赘述。更遑论先秦诸子、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瀚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化精神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是立德树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战略契机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具体来说，既要饱满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时刻以树立学生美好品德、健全学生人格精神为教育目标，并体现在教学实践之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终极教学目的。
二.注重古为今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距今时日久远，与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就语言的读法来说，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四声，而如今普通话中已无入声字，而且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古代汉语中的平声、上声、去声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古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碍。再如，古代文学中的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盛唐气象、古文运动等文学风格或文学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读古代文学需要知人论世，文化语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对古代文学理解的难度。又如，律诗和词的创作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讲究平仄格律和对仗押韵，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被创作。另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剧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脱离。因而，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古代文学是故纸堆里的“死”学问，不具有时效性和实用价值，从而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古代文学经典也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案头作品。鉴于此，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增强现代教学意识，第一，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更新教案与课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用新方法、新材料来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和用现代意识、现代材料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方法。第二，强化实践教学，挖掘古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契合点，用现代方式解读和演绎古代文学，使古代文学“活起来”，以最终达到古为今用、沟通古今的教学目的。第三，在讲授古代文学经典时，除了传统的阅读欣赏、评论鉴赏之外，还可以强化视听体验、经典再创作体验。比如，观看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化用诗词进行现代广告语的编写，对古代戏剧作品进行改编、续写等剧本创作，拍摄抖音等微视频演绎古代文学经典等。总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力求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赋予古代文学新的视野与功能，使学生置身古代文学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学的时代魅力与现代价值。
三.推进中西融汇，将传统文学与西方先进理论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贯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和理论，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彰显民族特色为主。这是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实际上，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在国际上都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三国演义》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已传播到朝鲜，英国牛津大学收藏了一本崇祯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国志传》，目前朝鲜、日本、越南、英国、法国、俄国等多国都有《三国演义》的译本，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三国演义》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可见一斑。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曾被国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编并且搬上舞台，法国伏尔泰就据此编写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三国演义》《赵氏孤儿》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并不是个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受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许多原始文献曾大量流失到国外，比如敦煌学发源于国内，其第一手文献材料却在国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不能忽视其在国外的现状。另外，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先进理论也是打开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钥匙。比如，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等，与国内教学研究与改革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择其善者应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应该具备国际眼光，主动探索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理论，并存其精华、化为已用，将最新的、客观的文学知识、文学理论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视野、培育学生中西结合的先进理念。
四.提倡体用并重，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
（一）古代文学教学地位的边缘化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是自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伊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其时间跨度跨越中华三千年历史，学科涉及哲学、史学、美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体系恢宏。其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时移世易，该门课程目前的教学地位令人担忧，呈现日益边缘化趋势。究其边缘化表现，突出表现为教学课时不断缩减，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
该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最初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组成，二者课时分开设置，课程安排贯穿三学年或两年四学期，课时充足。其具体课时数，仅古代文学史，最初部分院校达500多课时，或400学时。现在绝大部分院校将作品选课程取消，文学史课程课时压缩至200到300课时之间，而我校则直接压缩至192课时，且仅有的192学时还包含每学期6学时即四学期共24学时的实践教学学时，则理论教学课时实际只有168学时。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相对于有限的课时，显得内容庞大，任务繁重。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体系庞，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内容的日趋充实与庞杂，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日趋缩减，如何在不断缩减的课时里完成庞杂的教学任务，成了横亘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故有学者坦言：“当代的古代文学教材编写者将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文化都编进教材中，希望学生能够及时掌握，但是这么烦冗的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而且大学教学课时有限，教师只能对一些知识点到为止，学生也是浅尝辄止，学到的正是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①古代文学教学日显力不从心，且受制于有限学时的教学，更易变成浮光掠影与浅尝辄止，从而加速边缘化进程。
（二）古代文学教学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滥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教师忙于能名利双收的科研课题，学生则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有学者直言：“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在视功名利禄的最大获得为成功的商品社会价值判断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已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并少能从中获得，更不用说从中找寻心灵的安放和精神家园的归依。”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中，人们以追逐钱财和实用技能告慰心灵，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学习，看重是否带来经济效益，重视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古代文学学习既带不来钱财又带不来立竿见影的实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学“理所当然”遭遇边缘化。
2.教材内容的与现实脱节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大学课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内容所载均为古代文学事件，其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时空的原因，难免给人以时隔久远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学生学习时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不沾边，或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学知识于今后就业没有帮助，故兴趣不浓。再者，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学生的阅读难度，亦降低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古代文学的教材内容脱离现实，即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脱节，学生不能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故学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其他专业技能学习上，学习有实际意义的对自己今后就业有帮助的课程，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尴尬处境。
3.课程设置的重“史”轻“文”
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仅以文学史为必修，学生忙着背文学史，文学作品只是阐述文学史进程的附带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识点，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③这种重文学史梳理、轻文学作品讲习的重“史”轻“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学手段的陈旧单一
目前，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增强了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了学生兴趣，提高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与质量。然总体而言，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仍多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主进行讲授、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笔占据课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教学理念，培育人文素质。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活的是精神。物质的东西会随风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学的学习不能带给学生立竿见影的实用技能，但它的确是一剂精神食粮。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正视现实，更新教学理念，教学目的不能再局限于传授文学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更应该在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学生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与历史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诗文家对话，“面对一个诗人，实如经历一次人生；面对一部作品，实如亲历一场相逢”，如此方能正确解读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灵。
关于此点，其实学者们不约而同有此共识。如高晓玲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教育坚持以德育为先，以培养高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④孙小力先生亦说：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⑤。
（二）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
当前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贯穿，将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例子结合，但在日益缩减的课时里，梳理文学史发展脉络即占去大部分时间，作家作品只能附带提及。这种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并带有普遍性。这种重“史”轻“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是从“以文学史为经”回归到“以文学作品为本”，注重作品解读，把课堂重新让位于作品，教学回归文学本位。亦如戴建业先生所云：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⑥。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实际课程设置做到这一点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即在文学史课程讲授之前先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在学生有一定作品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教学效果比较显著⑦。
（三）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学教学以口述和粉笔为载体，教师“一言堂”或者“满堂灌”，课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学迎来了教学手段革新的春风。教师们与时俱进，把新的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课堂讲授以PPT课件呈现，辅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直观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课堂生机，激发了学习兴趣。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仍须普及和进一步提高，教师仍需不断探索出新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如开辟第二课堂，将教学大纲、必读书目、思考与练习、答疑解难、教学视频等放到网上，供学生参阅；开辟QQ讨论组、微信群、微博、论坛、微课、慕课（“MOOC”的英译，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等，供师生互动等。总之，构建网状教学体系，丰富教学手段，以达到强化教学效果之目的。
教学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边听边记，思考与实践机会极少。目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种以教师为话语霸权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系统传授知识，但完全由教师主宰的课堂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故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穿插学生试教环节等，把课堂让位于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注重古今结合，教学接点地气。
古代文学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学内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古代与现当代本身就存在遥远的时空距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原那个时代的创作风貌，回归诗文创作的“原生态”，与历史对话，与诗文家对话，与文本对话，最终达到正确解读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目的。我们学习古代文学，吸取古之养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学中还必须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结合，探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探究诗文家遭际不同人生际遇和苦难的态度及其于自身的影响与当代价值，如此方接地气，融通古今，激发学生兴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实践中，不应该只是为了单纯地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上审视经典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挖掘经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⑨挖掘作品的现代意义，是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故有老师在讲李白《与韩荆州书》时，不仅注重其文学性，而且关注其现实性。⑩笔者在讲授苏轼诗文词时，关注苏轼人生遭际，将具有相似际遇的秦观和苏轼相比较，见出苏轼的乐观旷达，学生体味出面临逆境时该葆有的态度、精神和格调。这样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贴近当下，接点地气，学生学习不会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关联，兴趣大增。
（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
古代文学的传统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题型往往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这种考核方式重视期终考试结果，轻视平时学习过程，学生考前临时大突击。显然，传统的考核方式一张试卷定成绩不科学，随着教学手段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进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与期末考试并重，将过程与结果并重。考核方式的变革贯穿了学生学习全过程。
首先，我们重视学生的平时考核。学生平时迟到早退、课堂发言、诗文背诵、作品阅读、作业完成等情况一并考查在册，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二，我们重视学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学生除了完成贯穿整个学期的2-3篇的课程论文外，口试也是一个必试环节。口试话题既可以从教师准备的若干话题中随机抽取，又可以是学生参与的课堂讲演。该能力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三，我们重视期末的知识考核。知识考核设试题库，实行机考，题型为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学生期末考试在计算机上完成，试卷随机生成。该知识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40%。从学期总成绩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见平时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督查。
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边缘化的处境，边缘化既有社会经济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学教学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必须转变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养，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注重古为今用，教学接点地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等多方面着手，方能使古代文学教学与学习焕发生机。
注释：
①唐珊.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建设[J].语文建设，2014（12）：15.
②刘砚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再思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82.
③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晓玲.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1）：67.
⑤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43.
⑥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04）：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