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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买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巴蜀经济文明历史悠久，巴蜀地区的发展自商周开始，放眼于整个华夏，其农耕文明都较为先进，秦国为了一统天下而首先入蜀，对蜀地大力发展，为秦灭六国和西汉文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巴蜀的地理概况
巴蜀地区在古代，从农耕条件来看其较为优越。古代的巴蜀是当时华夏的农耕良域，而在我国古代，农业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汉书》有评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这就全面地评述了古代巴蜀地区优越的农耕自然地理环境。从其中的土壤条件看，巴蜀地区的土壤有多种类型，存在黄壤、紫色土、棕壤等，这就使得这一地区适合多种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且产量较大。其中存在的紫色土以及由河流冲积形成的潮土占面积最为广大，而紫土则主要是黄土壤形成的主要来源，而潮土则是种植水稻最佳的土壤。这就奠定了其农耕最为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所谓“膏腴”之地。在灌溉方面，巴蜀地区的水源丰富，河流贯穿整个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岷江、嘉陵江等大的河流。《华阳志》中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其“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巴蜀地区特殊地形也有利于降雨的形成，在四川盆地的中部，全年的降水量达到一千多毫米，并且向四周有着逐渐增大的趋势，水分蒸发量远远低于降水量，这就使得巴蜀地区水量充沛。为农耕发展提供了物质，地理，天时等各方面优越条件。
二、秦汉对巴蜀的征服及其社会经济改革
直到公元前285年，秦帝国最终平灭了巴蜀人的反秦活动，将蜀国改为蜀郡，最终实行郡县制，秦帝国政府派官员实施了管辖统治，最终将巴蜀地区的割据状态结束。秦政府将《秦田律》在巴蜀地区大力的推行，下设盐、铁、市官等机构来稳定其对巴蜀地区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了正常的封建秩序，最终进一步地促进四川地区的发展。
秦对巴蜀的统治方案中，其一方面主要就是继承原有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就是挑战来自根深蒂固的旧势力的落后观念，在政策上主要就是体现为军事上的镇压和制度上的更建，实行井田制和郡县制，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则主要就是将秦人移民到巴蜀地区，统一文字、修建跟咸阳同建制的城邑），对巴蜀地区苦心经营。对于那些散落地聚集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部落，无论其有无必要，当时的秦国也无法对其直接统治。秦国对其主要还是采用怀柔政策，施以恩惠，并且进行友待，进而换取兵源合作以及战略要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这跟秦帝国夺取巴蜀地区的真正目的有关系，《史记》中记载，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国所看中是巴蜀地的丰沃国土以及其庞大的财富，以及兵员和战略通道，其最终的剑锋主要是直指诸侯强国楚国，最终实现中原一统。
在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中，秦的改造除了对原有政治经济的继承，还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其一就是迁入秦民，《华阳国志》中记载，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在其后的西汉时期的移民有同样意义，目的主要就是从事生产，对原有的资源进行开发，同时也进行一种同化式的教化，利用中原较为符合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去影响并加速“蜀地”的改革。秦国对蜀的首次秦民移入是发生在公元前314年，有记载表明，移民规模达到了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到达成都，也有部分移民入蜀而沿途扎根进行安居。
除了移民就是兴建封建城市和封建制度，在秦国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主要以平都、枳、江州、阆中等为都城，并形成了早期的城市体系建制，主要是以都城为中心，在川中以及川西，主要是以成都为中心而形成辐射四川整个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在秦灭巴蜀以后，以及后来的汉政权建立，封建政府都在巴蜀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进一步促进巴蜀地区的农耕经济发展，在我国古代，巴蜀地区雨量充沛，其地面径流十分地丰富，但往往会出现排泄不畅的困局，进而造成大范围的水灾，严重地影响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因此秦国在统一了巴蜀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其中较为有代表的就是蜀郡守李冰都江堰工程，李冰带领蜀中百姓兴建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一直到岷江会流处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宾沙滩等。
三、结束语
巴蜀地区存在的两个古老民族，在秦国进行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以及迁移等改革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下，居住在巴蜀地区原来的巴蜀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迅速进行融入，到西汉的中期，巴蜀民族特征通过百年融合不再具有原始特征，也正是秦汉在巴蜀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巴蜀经济于原基础之上登上了新台阶，对后期秦灭六国和汉代中兴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使得巴蜀在自身经济发展之中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马银行.远古至秦汉间汝颍水流域社会经济发展[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02
[2]罗君.秦汉时期巴郡的政治和经济[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02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5-37）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不断的有人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诺斯为代表，本文通过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尝试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变迁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城市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以及长子继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及商业活动，起初他们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交易，由领主对其提供一定的保护，并收取相应的税收等管理费用，随着贸易活动的频繁与贸易规模的扩大，自由的商品交易与领主的管理约束相互冲突，为了脱离封建领主的管制，11世纪之后，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为了争取独立的权利，开始进行反抗领主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最终挣脱了封建束缚。关于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护内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集市”；再一种观点则从地理因素出发，认为在交通要道，水利枢纽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自然发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墙，组织军队等硬件设施，从而使得一个地区貌似一个“城市”，但是这种早期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没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观点与欧洲的城市兴起原因有相似之处，但突出的区别在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服从于封建政权的统治，而欧洲的城市则是独立于封建政权的统治。因此，个人权利在古代的欧洲城市远远大于其在中国；第三种观点认为的起源，更加体现了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不像欧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彻底变革，摆脱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从中西方城市的起源来看，古代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通过赎买或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创建了新的制度，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为封建体制中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这两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过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国，等级观念强于西方，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由于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即意识形态的资本比较大，剥夺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样的“父母官”，人民对严苛的税赋，残酷的统治的承受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西方历来强调平等，私人产权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项制度安排侵犯了这种权利，就可能引起制度变迁，有些学者称之为制度“刚性”（相对于制度的“弹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农奴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一般会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动着自由的空气”的谚语。同时，城市还拥有租税权、司法审判权、行政和军事等独立的自治权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拥有话语权，通过选举和市民大会参与城市的管理和监督。在具体的商业领域，有第三方组织――行会协调和规范经济行为。纵观历史，只有在集权或的程度较弱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第三方组织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与领主的庄园形成鲜明对比的欧洲城市，完全独立于周围的“封建农村”，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但是其商业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与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往往是因为统治当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区分而变得更加繁荣。城市的空间结构，建筑布局，功能定位无不体现当权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愿，获取相关权利的途径，即使遇到涉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也只能诉诸于官府。封建当局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既然城市的居民无所谓自由与权利，也就没有类似于西欧的农民逃往城市的现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元的，没有独立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城市统治着农村。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城市商业经济进行直接的管理监督，调节市场的价格水平，供求状况甚至规定交易商品的种类，同时收取一定的税赋。另外，中国在唐宋时期，虽然也出现了行会，但与西欧的行会有所不同，中国的行会向官府缴纳税收，并借助官府的权威管理行会，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间接干预，可被视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综上，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来看，欧洲中世纪存在着领主庄园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而在古代的中国，国家对城市和农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古代欧洲城市的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在古代欧洲，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约，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没有设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动机，相反城市的市民阶层有充分的自由以较低的成本创造适合城市经济运行的制度。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体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产生的，所以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国，影响国家设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统治的合法性远高于欧洲，国家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获得更高的税赋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首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欧的城市是摧毁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国的城市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堡垒。
三、城市的主体
城市的主体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以某一个群体为核心，他们能够控制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种人口数量最多。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的主体是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商品交换支撑起城市的经济。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围农村居民带着剩余农产品来到城市进行商品交换，降低了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领主对工业产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对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奴与领主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中国的城市，不仅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贵族和高利贷者，他们的消费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南宋的临安城随着首都的迁入，人口由40万增加到124万，超过了当时的开封。同时，随着官僚贵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酒楼、茶坊、瓦子等休闲娱乐行业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时甚至通宵营业，被称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在农村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通过封建的地租和税赋对周围的农村进行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通过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权利寻租，因此他们有加强和巩固封建政权和生产关系的强烈动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随后的发展也由市场起主导作用，其结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被创造出来，原来的封建体制也会受其影响，被不自觉地纳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无形之中促进了封建体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由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置，之后由市场规律加以实现，那么资源配置会倾向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进而对封建体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可见，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体，一个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一个是其对立阶级，封建体制外的这一阶级主体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变迁道路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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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自夏朝到汉王朝时期，北方始终是重点发展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就有战国时南北发展差距的记载。汉朝从文景之治到丝绸之路的开辟，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北方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东汉其后政治格局转变为三国鼎立，蜀、吴两国对南方经济进行了开发，但曹魏雄踞的北方任然是天下经济中心，南方的大开发由此开始。西晋时期，由于北方长年的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环境相对稳定，且有大量北方难民迁入，这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经济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人民的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而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自明朝以后，南方的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具有明显特征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三点。第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北方政局的动荡，致使人口大规模的向南迁移，其中就夹杂着大量的匠人、农民，伴随而去的便是先进的技术。与此相比，北方的战乱带来了凋敝，南方经济有了超越北方的条件。隋唐时期，国家稳定，北方经济有所恢复。但自唐朝“安史之乱”开始，获得短暂安宁的北方重陷混乱，又一波大规模的人民南移开始，宋朝南方经济的繁荣景象不能不说与这几次人口迁移有着重大的关系。第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如前所述，每一次大的动乱，都会产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这些移民潮大多是由北向南的，而这些人民是南方经济反超北方的基础。第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政治中心的南移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而北方契丹觊觎南下已久，并从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其侵略性的国家战略也不断打压着汉民族生存空间，再加上吐蕃、西夏的强盛，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到汴州，又从汴州到了杭州。当时的政治历史现实也对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归结起来，中国经济重心由早期的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由魏晋之前的北方转移到南方，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从宏观历史上的局势来看，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和平稳定，社会的稳定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长江流域拥有能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自然条件，长江流域有着广阔的冲积平原和充足的水肥，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南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也只有如此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南方经济才能逐渐赶超北方。此外，北方农民、工匠大批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使得原先不适合开发的南方丘陵地带能够被人们开发经营农业，科学技术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应该得到我们的正视。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的优越必须与劳动力结合才能转化为繁荣的经济，而北方移民正好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与南方人民共同开发了长江流域。《汉书？地理志》中的资料和唐朝贞观十三年的记载中，南北人口之比的变化给人印象深刻。最后，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这对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最典型的如赵氏宋朝，北宋太祖推行文官政治，使得军人对政治的影响大大减弱。统治者为了应对周围的少数民族威胁，也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宋朝统治者在多年献上进贡的情况下任保持着社会高度的富足，南方的富庶由此可见一斑，而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努力也得到了侧面的体现。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逐渐将经济重心的位置让位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内在外在原因的。而这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对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是其必要条件，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最为关键的还是要以人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良好的制度为保证限制统治阶层的滥权与贪欲，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这些才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固发展的最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彭克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析，安徽史学，1995第四期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新课程在江苏实施六年来，中学老师反映比较多的是历史课的内容多、时间紧，需要讲的东西根本讲不完，而且学校的课时普遍比过去要少，任务很难完成。因此有效教学被提上了日程，大家开始更多地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教学目标。教育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教学，关注教学策略和方法较多，对于教学内容关注的较少。其实从教学目标上看，只有正确选取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方法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正确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教学必须有所舍
1.就高中历史教育的目标而言，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所以历史教学不是记住所有的知识，而是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历史现象，所以舍去一些内容不会影响历史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历史Ⅱ》的第一单元第3课“古代中国商业”的课程标准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通过本课学习，不是记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经济现象，而是通过学习，“概述……概貌”“了解……特点”。因此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舍去某些内容，也不会影响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发展的特点。
2.从历史教材的地位看，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它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教材也是师生课堂对话的“话题”，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话题”本身，而是为了以话题为中介，进行交往，获得发展。“古代中国的商业”一课的教材呈现的内容是为学习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求提供的一种学习资源，因此不是进行教学的依据，教学不需要完全以教材内容为教学的全部内容。
3.就高中历史学习内容而言，高中历史课标设置了三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涉及25个专题，7个改革、14个人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内容很多。例如必修Ⅱ专题一《中国古代商业》一课，从教材内容看，涉及历代商业发展的概况及原因、市的发展变迁、城市的发展，古代对外贸易等数个知识点，要在一节课的教学时间里全部完成，老师讲不完，学生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学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学就必须有所取舍。
二、历史教学舍什么、取什么
1.取舍的依据。历史课堂教学的取舍不具有随意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文件对学科的具体要求。比如，历史课标对《古代中国商业》的要求是“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同时江苏省《历史教学要求》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概述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及著名商帮；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将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整合，作为基本内容：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述古代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特点。围绕这几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展开教学，抓住了教学的主线，突出了学习的重点，有利于重点解决学习的核心目标。
2.选取的基本原则。有了《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要求》，就有了教学的基本依据，教学就有了方向，但是这两个文件规定的比较抽象，如何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落实这些要求呢？即在具体问题上如何取舍呢？这就要求处理好课标、教学要求和教材的关系。
（1）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哪些是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呢？典型性的教学内容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特征，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如果不能选取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学生就不容易掌握其显著特征。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这个学习内容，如果要把历朝历代的商业现象都作为教学内容，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真正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反而不能够凸显出来，学生也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所以在这个教学内容中，我选择了商人、柜坊和邸店、交子、商帮等这样几个典型的商业现象，帮助学生梳理历代商业的概貌，学生对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把握就比较容易和到位，教学目标也就相对容易达成。
（2）选取理论性强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有两个倾向：一是不容易掌握历史学习中理论性较强、抽象性较为明显的内容。二是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对教材中简单描述的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教学时要选取那些有挑战性的、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比如《古代中国商业》一课中，市的发展与变迁，学生感觉这个经济现象比较抽象，难以迅速概括出市发展的线索和特点，但是对这个充满挑战的内容又很感兴趣，所以这个内容要作为教学重点，提供材料，引导学生理解市的变迁。笔者对此提供了小说《水浒传》、笔记《东京梦华录》、图片宋代汴京等许多材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宋代市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点”，重点解决这个教学内容。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
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
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
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
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参考文献
1.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_______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2.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_______、_______、_______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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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______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因技术、蛋白质工程、空间利用、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发展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拓展生产和发展空间，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质量。_______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_______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问题提供主要途径。
答案：
1.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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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器人革命” 机器人
4.机器人 制造业
5.新发现 新发现 有待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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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帕提农神庙 太阳神庙 京杭大运河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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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以演进的历史眼光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释不全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秘密。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在此基础上，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两个源头，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为旗帜）。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却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与释家消极厌世，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浸染杂糅，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农业文明下的人们，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忍受多变的气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重关系，讲人情，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地中海地区），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渔猎，无法自给自足，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重视法治，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农业产出，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贫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汉声》第72期，1994.9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及特征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
会计模式反映各要素之间的基本联系。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采用的会计模式是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其采用的会计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一个国家的会计模式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环境因素而制定出来的，因而各国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会计的原则、财务报表的格式以及编制方法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国际会计模式主要有两大派别，欧洲大陆派和英美派，欧洲大派主要在欧洲全部（英国除外）以及亚洲的东部影响较大。其主要是立法为主，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成文的法律规范，内容详细严谨，原则性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英美派则主要运用于英国、美国、严重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主要表现为灵活性强，会计处理的程序、方式、方法的选择范围广。企业发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处理方法，所受的局限和约束性小，侧重于关注企业股东的权益。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加快，两大派别的会计模式在国际经济交流中会经常出现相互排斥的理论和处理方法，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美英会计模式太过复杂而且成本过高，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于是怎样结合两大会计模式成为每个国家日益关注的事情。这两大会计模式都在相互接纳对方适合经济发展的有利观点，共同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在我国的会计模式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需要的会计模式。
2.我国会计模式发展的特征
我国始终坚持实施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会计模式，主要可以会计理论、目标、管理体系、监督体系、以及会计理论的教育水平归纳我国会计模式的发展特点，要取其他们之间的优点，来展现自己的不同，所以中国会计模式要具有自己固有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拥有坚实的会计理论基础
要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首先要坚持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在参照别国先进技术水平和会计处理方法是还要融入中国元素，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不经过实际的考察，所实施的会计模式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相悖的。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下，国家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律法规以及新会计准则，根据经济发展程度，还在不断的完善与提升我国的会计理论，使得我国会计模式发展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2）具有明确的会计发展目标及管理制度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引导者，体现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会计模式体系当中，会计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其发展方向。会计管理体制主要注重的是规范化和约束性两方面作为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我国会计的发展目标具有明确的表示，向规范化、高标准方向发展，改进我国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现有的会计制度加以完善和调制，制定出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制度，也是我国会计模式发展的主要方向。
（3）严格的会计法规规范
我国在旧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与调整，制定了新会计准则，其更具规范性，更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在结合各企业的具体发展情况下，一方面实行国际统一规定的会计制度，另一方面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会计处理，会计处理模式变得灵活，但又不失整体规范，形成一个真正适合我国现在国情的会计法规制度。
二、在市场经济下，会计模式发展的的重要意义
1.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
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财政法律制度包括预算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城市信用的原则，熟悉和掌握国家规定的各项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严格遵守和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2.加强经济管理，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安全性
通过会计工作，建立和完善基本工作，严谨的进行经济核算，对其严格要求，贯彻会计人员经济责任制，从而加强经济管理。通过会计部门建立和健全的会计制度，加强对财产的保管，保护财产安全和完整。
3.提高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提高效益工作是企业进行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进行会计工作，加强核算和管理，降低成本，扩大销售，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在市场经济下，会计的地位
1.会计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财务管理是企业在进行管理时的重要部分，直接涉及到企业发展的经济利益以及未来的运营状况，在企业管理中属于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必然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所以对其管理的成效不是一个管理部门就能说得算的，它是由各个部门共同来完成的。由于会计部门核算所涉及到的各个部门，所以会计部门应处于整个公司的中心部门，只有会计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去，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
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都需要通过财务数据，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在了解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同时还要熟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才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做好投资决策。企业投资者通常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他们需要借助会计信息来决定是否调整投资、更换管理层和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充分利用准确的财务信息，才能更好的做出经济决策，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反之，会计信息失真性严重，将误导企业的投资决策方向，所以，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直接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
3.会计预算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
企业在投资某项经济决策时，首先需通过财务预算，就预算结果通过股东大会商议做出经营方案。会计预算一方面能根据企业实际的现金流量做出发展方向的归怀，另一方面能有效控制风险，降低企业不必要的损失。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合理的规划企业的经济活动，必须把预测和决策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应用，才能促使企业达到更好的经营状况。
4.会计决策是企业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随着会计工作的深入发展，会计报表分析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未来发展方向，所以说会计的分析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会计工作结果是企业经营策略是否正确的检验标准，会计工作与实际销售额、库存数、银行存款等息息相关，如果会计工作的结果出现了错误，那么这个公司所做出的经营战略是不可行的并且无法执行，所以会计决策对企业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具有导向作用。
四、在市场经济下，我国目前会计模式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力也就越来越大，若是想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被淘汰，并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就必须重视就如何进行核算和怎样加强会计模式的运用的问题进行深入，并采取相应措施。
1.电子技术在会计工作中的运用范围将扩大
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在会计方面运用的电子技术主要是会计电算化，一计算机为主体，采用财务软件进行会计核算工作。但其使用范围还没有完全突破预期的计划。会计电算化在我国的实际运用时间短，各行各业对其认识不足，不到位，对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人们对它的认识，提高其对会计信息处理的可用性，并且确保会计电算化的安全性，让广大企事业单位从真正意识上接受电子技术给会计工作带来的方便，才能从根本上是电子技术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范围扩大。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会计处理一直处于手工记账状态，但是手工记账的效率十分的低，跟不上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而且，手工记账易出错，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要求，运用电子技术带来了更大的便利性。
2.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将成为会计模式发展的主要目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十分的关键。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投资人、债权人、企业管理者、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所以提高会计信息，无论是对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本身的经济运营情况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计质量要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可靠性、可理解性、相关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及时性和谨慎性等。要使会计管理工作制度化，做到明确目标、奖罚分明、考核严格就必须进一步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3.会计管理工作逐渐向全方位方向发展
我国的会计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会计发展史。古代会计记载事项文字的产生，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那时已经形成文字叙诉的是“单式记账法”的方式。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簿记论”的问世是标志着古代会计转为近代会计。会计成为一种专业贸易语言，现代会计阶段，标志着会计正式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领域。现代会计阶段的形成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会计管理将会全方位的发展，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会计人员的素质将是会计模式主要的考核标准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十分的重要，甚至影响着整个国家、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但是，由于很多原因，我国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会计工作的质量。会计人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如今在这个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提高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就极为重要。
五、在市场经济下，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1.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会计国际化已经是必然的发展道路，会计国际化是各国经济利益的协调需要。随着世界贸易、国际投资的交易活动日益增加必然需要对各国的财政信息、财政状况都有所了解，无论哪个国家、那个公司都必须要求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公允和会计实际的统一。随着中国市场对外不断的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这都需要中国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
2.会计核算的重心将转向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知识产权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会计核算的重心也将从有形资产转为无形资产，那么无形资产的构成、取得、使用和摊销将会受到很大的重视。
3.会计职能的重心将由核算型转为管理核算型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促使会计进入信息化时代，会计人员终于从繁重的手工核算中解脱出来，大多是较为繁重的工作都交给了计算机来完成，会计人员将更多地从事那些非结构化以及分析评价工作，所以会计的管理职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会计职能的重心将由核算型转为管理核算型。
参考文献：
[1]薛明.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体制[J].中国经贸,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