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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社会转型时期纠纷解决面对的新挑战
纠纷主体的复杂性与陌生性。我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由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人们需要相互合作，形成了以家庭、村落为核心的生活与生产的共同体。随着社会转型，人际之间的流动性加大，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纠纷不再局限在家人、邻里之间，逐渐呈现出主体复杂化与陌生化的特点。
纠纷的多元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纠纷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纠纷类型多元化。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的矛盾纠纷，新型纠纷如环境与生态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劳资纠纷、党群干群关系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加，并在纠纷总量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第二，纠纷的成因多元化。传统的纠纷呈现直线型特点，而新时期的纠纷呈现曲线形特点。构成纠纷的因素由单一因素转变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一因一果”的纠纷转变为“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传统的纠纷要么因为情感因素，要么因为经济因素，同时兼具这两个特征的并不多，但是当下纠纷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
纠纷的群体性与关联性。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的同质性相对较高，在集体主义的约束下，各种矛盾冲突的表现并不那么明显。采用“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在大多情况下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而社会转型的实质就在于对利益的调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进入矛盾高发期。在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主体被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阶层。矛盾纠纷由传统的公民与个人转变为各经济实体和社会群体。纠纷的规模不断增大，由于纠纷主体的利益一致性，有着一致诉求的纠纷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形成一个短期的“利益共同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对纠纷进行干预，形成一种较紧密的群体，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参与，弄不好就会形成。在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农民工的劳资纠纷、社会福利与保险等纠纷中，这些矛盾由于涉及集体利益，往往有着显著的“关联性”与“群体性”的特征。
人民调解的应对优势
平等自愿。与公力救济相比较，人民调解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其平等性及自愿性。人民调解的平等性在于人们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人民调解组织在其中只是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并不强制干涉纠纷进程，避免引起当事人对强权的抵触心理。人民调解的自愿性在于，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把纠纷提交调委会处理，到达成调解协议，均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决定，不允许任何人采取任何强制调解方式。
法官是陌生人而调委会的调解人员却是“身边人”。调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人民自愿选举出来的，选之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基层调解员熟悉社区情况，更容易让老百姓放下警惕打开心防。而在平等自愿原则主导下的纠纷解决，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处分，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效率。纠纷解决的效率是从时间维度上界定的，指解决纠纷所需时间的长短。与公力救济相比，人民调解的效率性有着显著优势。公力救济往往追求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意味着法院必须严格按照一系列的规则进行，复杂的程序性和高效率是法院作出正确判决的保障，判决的正当化则是司法正当的重要环节，但是，调查取证需要时间、鉴定勘验需要时间、申请证人出庭需要时间，这导致了诉讼是非常耗时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但人民调解则不同，人民调解是以当事人的同意为其正当化的基础，而非由复杂的程序作为正当性的保障。它可以随时介入，就地解决，采取简单的方式灵活处理纠纷，帮助当事人解决矛盾。
上文已经分析，目前纠纷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群体性与关联性的特点。纠纷一般分为萌芽期、爆发期、相持期等阶段，如果采取公力救济的方式，往往是对纠纷的补救，是在纠纷已经发生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这就意味着已经错过了纠纷解决的最佳时期，因为纠纷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而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可以在萌芽期就及时介入纠纷，防患于未然，把纠纷扼杀在最初阶段，防止纠纷的扩大。在最初阶段及时解决纠纷，能极大地提高解决纠纷处理的效率，不但能避免法院立案难、调查难、取证难的弊病，也可以避免采取行政救济，遭遇行政机关相互推诿、拖延的现象。
另外，人民调解采取温和说服的方式，采取情理法多种手段相融合的方法，针对不同情况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柔克刚、潜移默化地解开当事人的心结，灵活多样又温和和，最大程度地避免“强按牛喝水”的现象，消除当事人的反感，提高执行的效率。
灵活。人民调解是一项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参照的规范灵活多样。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各种新纠纷，法律却有滞后性，立法之初并没有针对未来的纠纷类型及处理作出规定，导致法律存有空白。但是人们调解却不单纯将法律作为解决冲突的规范，它还依据当地风俗、乡规民约、宗教习惯、情感、道德等多种因素来解决矛盾冲突。这就使得人民调解在遭遇新型纠纷时，不至于措手不及。
第二，采取的手段灵活多样。灵活高效是人民调解这一制度设计之初的基本价值追求，调解员在处理不同纠纷时运用不同策略。较之于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强制性，人民调解更加温和灵活。例如，对尚有感情的当事人，通过情义融化法，通过回顾他们过去的点点滴滴来唤起他们的感情，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效果。对性格刚烈、脾气急躁的当事人采取以柔克刚的方法，避免一开始就拿出法律对其批评教育，而多采取和风细雨的劝说，使其心服口服。对优柔寡断的当事人采取正义威慑法，利用道德感化、舆论导向等方法，使他们配合调解员工作。
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践
排查矛盾，预防纠纷。一方面，基层调委会本着“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原则，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深入的大排查。采取普遍排查与重大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和各敏感时期对纠纷存在的苗头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在中秋、元旦、春节期间，人民调解员深入困难群众多、矛盾纠纷多、工作难度大的村组，对社会治安薄弱的重点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排查，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另一方面，针对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针对涉及人群众多、数额巨大的征地补偿问题及拆迁安置问题。人民调委会及时预防此类纠纷，对辖区内社会敏感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通过对这些纠纷的全面排查，深入分析，做到准确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部门联动，化解纠纷。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由“治理”转向“善治”。善治的本质就是多方参与，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共同管理，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使社会发挥最大的活力。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出于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回应，人民调解工作被纳入到基层建设工作范畴，在基层社会中，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形成“大调解”格局，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链接，对涉及土地承包、医患关系、征地拆迁、环境保护、交通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等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与派出所、土管、、民政等部门的配合。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合力化解纠纷，从源头上防止治安案件和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的发生。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链接，实现案件分流，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配合，在各基层法院加强民事审判诉前、诉中与人民调解的对接工作，推进人民调解的窗口前移。
在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化解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很难完成，单靠一种调解方式也未必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三调联动”机制整合了调解资源，充分发挥了各种调解的优势，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拓宽矛盾化解的领域，调解方式由事后被动调解转化为事前主动调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和谐。人民调解的理念是和谐。在人民调解的制度设计之初，考虑的就是通过在充分尊重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化解纠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公力救济以规则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而人民调解则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公力救济追求普遍正义，难免会导致某些个案中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造成法律与人情的相悖。在某些情况下，法院的解决方案即使是合法的，也未必是最佳的。但是人民调解制度则不同，人民调解制度不只有着深远的文化土壤，而且是对现实生活的具体回应。在诉讼中，被告往往有着强烈的屈辱感和愤怒感，而一次一次的开庭审判和公开质证、法庭辩论都会加剧当事人双方的紧张与对立。在传统观念中，当事人对薄公堂，剑拔弩张，当事人都有一种反正已经“撕破了脸”、“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而“非黑即白”的最终判决，在司法的强制力下，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人民调解制度则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调解是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开展的，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充当一个“中间人”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的官方色彩，既避免了“以权压人”也不会造成当事人的二次负担。基于人民调解良好的保密性和调解方式的温和治愈性，当事人可以放心地将深层次的矛盾向调解人陈述，通过调解人在双方不断斡旋，达到二者都满意的结果。
人民调解的实效是和谐。一方面，在司法救济或者行政救济中，当事人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可能口服心不服，甚至是心口都不服。由于公力救济的官方色彩，在很多情况下，纠纷解决之初就容易引起当事人的逆反与敌对，纠纷解决过程中，更让人质疑程序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最终的解决方案引起的不满不能宣泄，严重的可能演化为对社会的仇恨和对纠纷另一方当事人的不满，从而导致新的犯罪。这种不满导致判决的执行难，社会效果不理想。但是人们调解不仅具有温和的外观还具有完美的内核。人民调解通过当事人自己相互协商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使得双方当事人心平气和地走出纠纷，自愿履行自己做出的调解协议，圆满解决纠纷，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采取诉讼或者行政救济的方式。通常意义上的纠纷分为情感类和金钱类。但在社会转型期，不少纠纷兼具这两种特点。但在法庭上，你提出什么诉讼就会得到什么救济，对于针对金钱的纠纷可能通过一纸判决得到裁定，但针对感情的纠纷，却收效甚微。正如庞德所说：“一个法院能使一个原告重新获得一方土地，但是它不能使他重新获得名誉。法院可以使一个被告归还一件稀有的动产，但是它不能迫使他恢复一个妻子已经疏远的爱情。法院能强制一个被告履行一项转让土地的契约，但是它不能强制他去恢复一个秘密被严重侵犯的人的精神安宁。”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提讼可能是一时义愤，或者纯粹为了名誉、情感，但在法庭上，很可能得到一个针对金钱的物质弥补，却忽视了潜藏在纠纷表面更深层次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修复双方关系，解决纠纷。人民调解不只有诉讼的基本价值，还兼具人间的温情，有利于社会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推动社会和谐。
稳定。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社会不稳定的进程，一方面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极大地促进物质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却因其不平等而以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戴维斯则直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发展型的相对剥夺感”。中国目前社会结构变化，经济转型，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念都发生巨大的改变，造成大量的矛盾纠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民调解被称为“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人民调解制度注重源头治理预防矛盾纠纷，诉讼是一种针对已然状态的纠纷解决机制，而人民调解则不然，人民调解制度坚持“抓小、抓早、抓苗头”的工作方针，通过排查矛盾、预防纠纷，可以将纠纷化解在其萌芽状态，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升级和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扩大。
从人民调解的主要机制来看，人民调解制度在基层社会中实现定期排查纠纷制度、信息报送制度、重大疑难纠纷的分析研判制度、社情分析调查制度及多部门的联合调处机制。这些机制确保了基层调解组织能充分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促进基层社会的稳定。苗头性的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属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预防性、基础性的工作，对纠纷的排查，可以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信息报送机制，利用基层调委会根植于基层社区，了解社情民意的特点，可以在群众和政府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上传下达，帮助政府了解纠纷动态，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重大疑难纠纷的分析研判制度，通过对纠纷成因、性质、特点、发展趋势的分析，可以使调解人员更好地掌握纠纷动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症下药，找到矛盾纠纷的深层次原因，化解纠纷。多部门联合调处制度，可以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从人民调解的具体运作来看，人民调解在现实生活中，不仅面向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的纠纷，防止这些小纠纷激化，由轻微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还根据当前社会变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完善调解网络，拓宽调解的深度和广度。各基层调委会对辖区内的突出问题和热点纠纷都进行密切关注，对涉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弱势群体保护、干群关系等方面的纠纷，积极化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总之，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人民调解以它特有的优势回应着社会的需要，弥补了公力救济的空白地带，也完善了社会治理的网络结构。人民调解立足于群众自治，所形成的秩序与社会有着内在亲和性，通过对纠纷的预防、化解和纠纷发生后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防止矛盾扩大，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为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因此，我们要认真对待人民调解机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探求人民调解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分别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兵团团场纠纷解决调处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YB04）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尤其是都市人，大多已经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
然而，伴随着这一喜人的变化而来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压力。都市人已经越来越处于深层的焦虑，如：住房、就医、升学、工作等。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处于信息洪流中，犹如没有根的浮萍，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适应现实环境、工作环境、快速流变的生活环境。
《调解现场》栏目的开办，正好可以舒缓市民的深层焦虑。它的选题切入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现代人深层焦虑的点上。而且在做节目的时候，一般是请四方――当事人双方、节目主持人魏灵洁以及栏目的金牌调解员就一个话题、一个矛盾进行叙述、分析及调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压力，压碎了我的家》。作为丈夫的叶先生，长期在外打工养家，而妻子叶女士每次打电话谈的最多的就是钱。经过栏目组的调解，长期相隔两地的夫妻陈女士与叶先生二人最终答应给彼此半年的时间，来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节目最后编导手记所写的那样：“生活的压力有时的确让人喘不过气，但是，让我们克服困难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关爱……”这段话，不仅是针对陈女士与叶先生，更是对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陈女士”与“叶先生”说的。或许就像现场的调解员所说的那样，陈女士反复提钱，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在乎钱。而这一问题存在于中国众多夫妻的生活当中。通过该栏目，或许可以帮助有着类似问题的夫妻，缓解他们因为深层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焦虑，甚至帮助他们构筑和谐的家庭。
有些问题比较单一可现场解决，有些问题则比较复杂，在现场得不到解决。尽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让当事人把郁结说出来，由调解员帮助找到症结，同样可以舒缓人们的焦虑心情。
调适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动物，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突出个性，强调竞争，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体制。人们从过去一切交由组织，到现在一切必须自己打算。为了个人的生存，人们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际圈日益缩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独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调解现场》栏目组看见了社会心理的这种病态，所以把选题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一点上，使节目内容切合社会的需要。这样一种内容的锁定、调节的方式，让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关心，即世间还是有温暖的。这不仅仅是对节目的求助者而言，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亦会感同身受。
这可以用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来解释。即“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即电视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涵化或是培养、教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 《调解现场》正是利用电视媒介，向观众传递出相互帮助的信息，并且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争吵中摇摆的承诺》，讲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开。但是，前夫在离婚后未能履行当初的承诺――支付前妻一笔拆迁款，面临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栏目组。然而在节目一开始，两个人就互相指责对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责对方在节目中撒谎，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话：“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离开了现场，致使调解中断。但是，调解员并没有放弃。在其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前夫重回现场。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气凌人，流下忏悔的眼泪。最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主持人与调解员始终本着为民解决问题的宗旨，希望通过交流的方式，让这对前夫妻能够卸下面具，拉近他们的距离，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解决问题。《调解现场》这种注重当事人内心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从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为观众建立沟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调解现场》有助于调适人们的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锁定伦理主题，化解亲情矛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需要家庭的稳定，家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现场》在做节目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锁定社会的伦理主题，注意化解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亲情利益怎么选》，讲述的是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在父亲死后，为父亲遗产的分配而闹出的矛盾。父亲的遗产是一间房子，恰逢拆迁，而使得这四个人闹出矛盾。这个选题突出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点――拆迁。“拆迁，拆的不是房子而是亲情。还建，还的不是财富而是恩怨。”因拆迁闹出矛盾的家庭应该不止樊氏兄弟姊妹，还有更多跟他们一样的家庭。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处理。《调解现场》的调解员徐所长在为樊氏兄弟调解的时候，也同时为潜在的受众答疑。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主打亲情牌。这不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顾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引导电视机前的观众正确看待利益和亲情。不要为了利益，而罔顾亲情。在这一过程中，栏目引导受众处理复杂问题时，遵循主流价值观，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两性婚姻当中，该栏目的选题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习惯理解，大多数人认为男人有钱更容易变坏。所以该期节目在为求助者调解的过程中，也引导观众有正确的认识。再比如说《农民工婚姻开启幸福生活的密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婚姻生活状态。“农民工”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群，所以通过一期农民工婚姻的节目，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
亲情和爱情，构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婚姻生活的质量。所以，对伦理问题的正确疏导，帮助的是同求助者类似的大多数观众，有助于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精神部落。
《调解现场》对于现代社会的心理疗治价值，仅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做了分析。当然，它的价值还不仅仅是这三个方面。《调解现场》若要做出更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主持人在引导当事人双方讲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导观众辩证地看问题。第二，在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有时会质问一方，不利于现场气氛的和谐，也使观众在观看时产生抵触心理。第三，现代人看这种类型的节目越来越追求实惠。他们带着自己预设的结局看节目，即希望每次的调解都能成功。因此，该栏目组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更多地选择结局圆满的类型来做，而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可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播。如果栏目组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节目会进一步做出社会影响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简单到多元，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目前来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经营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等10个阶层。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突出特征。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在新社会阶层出现的同时，还有大量的新的社会群体产生。除了上述新的社会阶层之外，在城乡流动大潮中我国已经拥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并不能真正融入所在城市，在他们流动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甚至“流浪儿童”群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的社会组织的挑战
单位制解体以后，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生产、生活和精神的依托和归属地。新时期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截至2008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实际上，除了上述经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之外，我国社会组织还存在更多其他类型，数量更大。比如，近年来，在城市住宅小区建设和管理中，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业主的共同需求，很多住宅小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代表小区住户与物业公司打交道，表达住户的诉求，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除了备案登记的草根社会组织之外，还有很多松散型的准社会组织。例如，老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兴趣小组、网友会、网络社区组织等等。这些草根社会组织和准社会组织满足了其成员一定的社会需求，有其积极的作用，需要社会正名和政策支持，需要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如果对其不加以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这些社会组织可能妨碍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的社会需求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的社会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社会需求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基本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精神文化投资和消费，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发展。人们渴望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有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城市家庭望子成龙心情更加迫切。
基本需求的标准在逐步提高，权利需求越来越强烈。衣食饱暖等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的舒适和品位。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自身的权利，希望能够有迁徙的自由，希望能够有表达的权利、参与的权利，希望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等能够得到保障和实现。
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的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也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人们对于就业、养老、住房、医疗、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由于实际工作不到位、不得力，人们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不高。
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由于收入条件、生活经历等不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需求有很大差异，不同年龄段的人社会需求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老年人追求稳定、安逸，青年追求变化和新奇；80后、90后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们相比，对于工作地点、职业环境、工资待遇、个人权利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社会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社会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社会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满足需求的方式和手段也随之调整。当前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以单位、集体满足为主向市场满足为主转变，但是市场又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传统的社会支持系统功能在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面临挑战；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虚拟世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传统的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和手段的有效性正在减弱，新的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尚未完全到位，人们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保障、心灵归属感不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的社会事务的挑战
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管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城中村改造，城郊结合部管理；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征地拆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等社会事务。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就业与失业、企业改革、劳动关系、劳动权益保护、劳动力转移和培训、收入分配、市场监管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多种社会事务。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社会事务。由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出现了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城市融入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精神文化甚至生理需求满足问题，出现独生子女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出现国际交流与合作、信仰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等。这些新的社会事务使得社会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新的社会心态的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解决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那时，对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成和支持。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率先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时代的共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的观念也逐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财富蛋糕的做大，随着开放的扩大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手段的大众化、便捷化和互动化，在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利益群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待改革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改革中失利的群体对改革开始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仇富、仇官心理在少数人心中滋生。
新的社会矛盾的挑战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干群矛盾、劳资冲突、医患关系矛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矛盾、黄赌毒、互联网风险、退伍军人问题、库区移民问题、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等。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党群关系在总体改善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干群矛盾还比较突出，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从工作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领导。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
二、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建构在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一门科学，讲究的是科学地向职业经理人授权和监管。
1.公司治理结构判定基准
股东会作为公司价值聚焦“顶点”，为了维护和争取公司实现最佳经营业绩，公司价值投射向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三个利益“角位点”，此三个利益“角位点”相互制衡形成“三角形”；“顶点”和“三角形”构成“锥形体”，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标准模型。科学定理说明：三角形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结构。
2.公司治理结构仿生解析图
依照拟人化原则，一个企业如同一个人，全体股东投资成立有限公司形式的企业法人，董事会是企业的“大脑”，总经理是企业的“心脏”，总经理辖制的各部门是企业的“五脏六腑及肢体器官”，监事会是企业的“免疫力系统”，公司治理结构则是企业的“神经系统”。
3.权力构成
我们需要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权力，看待构成权力的基本要素，权力就是由领导和监管两个要素构成的。领导就是命令，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来自于上司的主观思维、意识形态，强调主观强制效力，不以预设客观要件为前提；而监管是基于法律和公司制度性文件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讲究客观要件强制效力，以预设客观要件为前提。
4.利益相者
在最宽广的层面，公司治理包含了规则、关系、制度和程序，都在这个框架之内由管理当局在公司中行使和控制。恰当的规则包括了当地可适用的法律和公司的内部规则而关系包括了所有相关人士之间的关系，最重要是那些拥有者、经理、董事会董事、管理当局、雇员和整个小区。
（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1.发展历程
赢利至上：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关注环境：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责任运动：20世纪90年代至今
2.范围
（1）企业对政府的责任。
在现代社会，政府越来越演变为社会的服务机构，扮演着为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和实施社会公正的角色。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要求企业扮演好社会公民的角色，自觉按照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承担政府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依法干预。
（2）企业对股东的责任。
现代社会，股东队伍越来越庞大，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企业与股东的关系逐渐具有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也具有了社会性。
（3）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
企业提供的各项产品和服务要保障消费者的各项权益，承担企业应有的责任，维护好当前良好地市场环境和商业信用体系。
（4）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属于内部利益相关者问题。企业必须以相当大的注意力来考虑雇员的地位、待遇和满足感。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权利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及各社会团体的普遍重视。
（5）企业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环境革命改变了企业对待环境的态度，从矢口否认对环境的破坏转为承担起不再危害环境的责任，进而希望对环境施加积极的影响。
（6）企业对社区的责任。
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更是所在社区的组成部分，与所在社区建立和谐融洽的相互关系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三、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协调机制研究
（一）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分别涉及企业内部与外部运作中缺之不可的要素。总的来说，公司治理需要讲究效率，而企业社会责任则讲究社会公正。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探索企业与外部社会群体的关系，而公司治理结构则主要研究公司的内部事务。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公正对待受到企业影响的群体，而公司治理结构往往试图解决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问题。
（二）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协调的手段
1.合理立法。这是从法律的角度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协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所追求的公正性和公司治理注重效率性的矛盾，当前主要有《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
2.加强人们对公平性和效率性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当前大多数人们对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认识存在误区，股东过于看重效率性，认为公平性会损害效率的提高，同时其他利益相关者过于看重公平性，认为效率的提高会损害公平性。其实效率性的提高和公平性不是必然存在矛盾的，效率性提高的同时，股东主要到了公平性，股东也会考虑到维护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同时员工的公平性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这样实现了效率和公平的良性的循环。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东西两部产科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收治住院的孕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120例，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分成两组进行调查，两组孕妇均为初产、单胎，无合并症或并发症（正常组）年龄的孕妇在20-33岁，平均年龄27±3.01
岁，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症或并发症（异常组）包括合并心脏病、肾脏病、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妊高症、前置胎盘等的孕妇年龄在23-38岁，平均年龄29±3.79岁；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法，在孕妇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间有专门护师，先对孕妇作必要的解释，然后由孕妇独立的完成问卷调查。
1．2．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级，标准总分为50分〈1〉。
1．2．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个等级，按中国常模结果，总粗分的分界值为41分，标准分为53分〈1〉。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编制，量表共有10个项目，大多数为1-4级评分。该量表结构分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个体所达到的客观实际的，可见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指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对所获支持的满意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度〈2〉。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X2检验方法。
2结果
有关心身问题的调查研究指出，在综合科门诊中，74.2%可有不同状态的医学心理临床问题，其中29.8%表现各种心理症状，44.3%可达心理障碍或称心理症的程度；心理性症状的分布为，焦虑症状占30.5%，抑郁症状33.1%，强迫症状为10.9%。
2．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1)
表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
2．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2）
表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
2．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比较和分析
2．3．1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表3）
表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
2.3.2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表4）
表4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
3讨论
3．1运用心理护理的技能，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本组资料统计异常组的孕妇，其焦虑和抑郁状况与正常组的孕妇有着显著性差异（p<0.01），主要与异常组的孕妇在缺乏客观因素或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对胎儿生长发育和健康的担心有关，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会遗传给胎儿，胎儿是否畸形，对于合并症严重的孕妇同时担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过分娩期等等。这些孕妇会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虑等表现；有些会出现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现。护士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抚慰法，如应用多与孕妇眼光接触、多倾听、避免称呼床号改称姓名、在产妇宫缩时多抚摸等；采用转移法，如适当指导孕妇增加一些兴趣活动、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语言等；同时给孕妇创造一个轻松愉快、清洁优美的环境。
3．2重视护士的个人品质和技能的培养
护士是与病人的频繁接触者，尤其对于刚入院的孕妇。产科收治的孕妇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时的孕妇正处于情绪紧张度的增高期,处于紧张中的孕妇主要表现自信心不足或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缺乏心理准备〈3〉。而产科护士的一言一行随时影响着她们高度紧张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随时可以引起或加重她们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问题。故护士更应努力学会并识别孕妇对躯体疾病出现的无效应对和不良适应的危险性，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2〉。同时护士要加强各种基础和专科技能的锻炼，学会全面地系统地对病人实施各项护理措施，以期减轻和治愈孕妇身心问题。
3．3加强孕妇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随着护理程序的运用，整体化病房的逐步开展，健康教育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具体地、连续地、动态地、系统地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就必须真正了解孕妇的需求再实施个体化、针对性实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妇在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应对，以减轻心理紧张度。
3．4加强对有合并症组的孕妇的心理支持
从家庭成员的主要支持来源的调查结果表明，孕妇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护士应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调查还显示有异常组的孕妇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组的孕妇，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隐瞒或潜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这时护士应巧妙地运用沟通及时得到夫妻双方的理解，为孕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向孕妇提供可能获得支持途径的信息，如医护人员也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指导他们积极寻求恰当的帮助与支持，主动参与护理活动，自觉调整精神、心理压力，保持情绪稳定，维护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有资料表明孕妇的心理状态，如紧张、敏感、焦虑、恐惧、激动或抑郁均可影响妊娠子宫的血流供应，继而影响对胎儿的氧供应，导致胎儿缺氧或营养不良，造成死胎、早产或胎儿生长迟缓，如果给与合理的心理安抚或社会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儿的存活率〈3〉。另有报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会影响泌乳，使乳汁减少。正确、及时、有效地心理疏导，有利于孕妇保持一个良好的妊娠心态，促进胎儿健康地生长，同时也保证了产后顺利地授乳。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程倩，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管理创新；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29-08
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整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历史地看，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制出来的社会秩序，无论是从哲学基础、科学精神，还是人们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来看，它都体现为一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和线性决定论逻辑。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旧的社会秩序正遭受挑战，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更是越发遭到诟病。当旧的社会秩序在频繁发生的危机当中逐渐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基于线性模式而建构起来的创制秩序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逐渐生成，并且它是基于正在生成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因而，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通过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向现有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我们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与服务型政府模式相适应。由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考察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机遇，我们才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坐标系中发现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现实背景、理论方向以及实践路径。也只有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社会管理创新才可能适应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当今这个高速流动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主题，也有只涉及部分人口的地域性、特殊性的具体问题。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下，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面对这些共同主题和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心国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捣鼓，而不愿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边缘国家则忙着模仿和复制西方既有的制度框架，而逐渐错失为人类社会贡献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还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不论它们所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还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问题，想要承担起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满足这样两个前提：一是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二是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张康之教授所作出的判断，“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构成了当今社会治理变革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中，从现实走向未来的道路展现出了一幅流动的图景。”〔1〕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边缘国家正享受着来自中心国家的民主和官僚制的“恩赐”，因而导致其社会管理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在中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这些国家则在“改革”的名义下强化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得“改革”陷入到“改良”的庸俗境地。其结果是，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迷恋于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愿意打破它们去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还乐意于将它们推送给后发的边缘国家，以期建构起中心与边缘的同质性。而对于边缘国家来说，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似乎又非常乐意于学习和模仿中心国家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线上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后发的边缘国家所遇到的那些现实的社会管理问题基本都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如此认为）。因而，发达国家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是可以帮助后发国家解决那些眼前的问题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在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中去观察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非但不是过去出现过的老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新问题，即使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与过去有些类似。因而，如果我们不能以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去看待问题，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为走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因为挪用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的制度以及治理方式，所以，产生了那些中心地带国家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再借用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至于永远追随着中心地带国家的脚步。”〔2〕归根到底，就社会管理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地实现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然而，通过我们谨慎但仍然是粗线条式的文献考察，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赞同或至少不否认人类社会处在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则因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在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全球化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中也会因此而误入歧途，并直接导致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这个坐标不仅没有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照系，反而成为了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巨大藩篱。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应当也必然要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进行理论创新的坐标之一。
在世界化的空间坐标中，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甚至就连民族国家也只是用它来开展社会控制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框架。实际上，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服务于一种精英治理或能者统治的逻辑的，这也正是世界化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世界化、工业化进程造就的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而是处处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正是以此为坐标建构起来的，这也就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决定了它是从属于建构中心―边缘结构之目的的。与世界化进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正身处其中的全球化历史运动则蕴含了一种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诉求，然而，这一诉求却无法通过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而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管理创新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以全球化为空间坐标并反过来帮助全球化运动完成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全新课题。在这个以流动性为尺度的开放社会里，人类社会通过管理型政府所开展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遭受了质疑，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人类共同事务几乎都不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而在这样一个控制体系中加以解决。如果说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所建构起来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与管理型政府追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相契合的，那么，当我们在全球化这个新的空间坐标中去思考如何进行流动性、开放性世界中的社会管理时，则必须充分考虑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差异性的问题。我们的这种思考在其基本方向上走向了建构一种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可以定位为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的话，那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则可以定位为它们的时间坐标。当然，这种空间和时间意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或者我们宁愿说，世界化、工业化是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我们正在建构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我们对此的基本判断是，它们是人类社会在这一变革时代中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面向。或许，我们可以分别以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去认识它们，但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认识人类正身处其中的这个变革时代，就必须将这二者视作统一的时空坐标系。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与全球化这个空间坐标一样，后工业化的时间坐标也同样遭遇不同话语体系的困扰。从社会变迁的现实来看，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我们既看到了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描述，同时也看到了以此为时代背景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然而，当我们仔细揣摩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变迁时，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仅是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来标榜其研究或设计的前沿性，而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后工业化进程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因而，这不仅破坏了后工业化进程所意味着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因而，就社会管理而言，工业化进程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追求标准化和同一化，却不断走向领域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管理型政府通过控制性规则来实施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特征则在各个层面上向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管理型政府却依然想要捍卫自己的领地，社会管理及其改革方案依然是控制导向的，殊不知它所从属的那个时间坐标已经被后工业化进程所替代，即便它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地。与工业社会追求同一性却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承认和包容差异性而反对不平等。当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无法在不平等问题上继续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必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寻求承认差异性而拒绝不平等的社会管理方案。它不是适合于管理型政府运行逻辑的公正的能者统治，而是一种通过服务型政府模式来实现社会管理责任承担的新路径。因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现实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以及复杂性的世界中走向了失灵。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那么，实际上，这一时代背景也对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期待。
二、网络结构生成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观察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需要将之放置在它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才能获得理解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理论正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既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继续维持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也不能将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所进行的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到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预示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话，那么，反过来，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在影响和建构人类社会。我们看到，在这些创造性科学技术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影响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并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实际上，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线性结构，并努力建构起一种网络结构。如果说一类科学技术的出现并改变人类社会需要很长的进步、演化过程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则无疑令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节奏发展、变化、更新着。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们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惊人的推动力。可以说，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已经处在了涌现的状态，如果说过去百年才能完成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变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不断加速的快节奏的社会里，几乎每隔几年我们就已经处在不同时代了。我们生活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未及回首一个时代便已过去，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才如此加速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将人类正处于或即将处于其中的历史阶段称作为信息社会，或者可以在与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将之称作后工业社会的话，那么，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为人类社会开启通往新时代的门扉，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意味着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地看，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现实。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缩影，因而，认识社会就可以从认识它的组织形式开始。按照韦伯对官僚制组织的设定，组织的工作本质上可以简化为一切形式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所架构起来的官僚机器将在组织中活动的人当作机器的零部件。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从简单、确定逐渐走向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官僚制组织形式则是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用来应对复杂任务的一部机器。与农业社会早已存在的官僚制不同，工业社会中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官僚制的运行规则中，人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分离的，因而，以官僚制为典型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则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分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所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这就将他们从一个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化的人。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尤其在20世纪，伴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垄断性的角色和地位直接决定了人们按照官僚制的组织方式来建构社会的基本思路。在这个行政国家里，官僚们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3〕在组织结构上，官僚制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因而，在20世纪这个由官僚制组织构成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则是不一样的景象，尽管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未来潜力还比较模糊，但他们相信，通过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正在改变社会及其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性变革指向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我们看到，如果说官僚制组织具有等级化内涵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线性结构的话，那么，正在生成的组织结构则无疑是具有非中心化内涵的网络结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的政府变革在偏离官僚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政府当中繁文缛节的减少和等级结构的扁平化都说明了，当我们在逐渐远离官僚制的旧轨而准备踏步前行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于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结构。
如果说早期的信息技术发展，比如有线电、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视、电话等，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可能性了的话，那么，随着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各种可能性都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时时处处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潜能。在以往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支持的。而随着创造性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在制度设计的意义上已经可以突破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并可能很快实现不同形式的制度设计。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其他人保持地位平等的联系，正如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4〕通过网络技术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地位、财富等身份差异，但同时又不会因此而消灭了人的总体性和个性化。人类社会在构成方式上的变革预示着我们必须通过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来满足网络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新需求、新期望。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来说，像法制对习俗的替代过程将会重现，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将经历一次社会规范体系的变革。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因素越来越多地超脱于现有社会规范体系之外，治理者试图将它们吸纳到现有的法制规范体系之内，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模式需要一种合乎这一社会现实及其特点的规范体系。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来的行为依据和活动规范或许还将起着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作用，但显然的是法制规范将从它的主导地位上退下来，逐渐被新的规范因素边缘化。在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中，如果说社会生活中客观性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规范来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在主观性方面则显然是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来加以治理的，因而，它呼吁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范。如果说网络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生成，那么，人类穿行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时，则无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主观性。因而，在虚拟世界中，试图通过法律规范来治理它的构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快地便陷入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因此，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它需要人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治理规范和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优良社会秩序的建立。
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的生活空间从物理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如果说人类在物理世界中交往活动时刻受到线性时空的限制的话，那么，在虚拟世界里，社会交往活动则无疑在很多层面上超越了这种时空限制而立体化、多元化地进行着。当时空规则发生改变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也跟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甚至在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层次上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然而，如果我们用旧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框架去看待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则会仅仅将之定位在良好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的位置上，并逻辑地采取遏制其发展的措施去对其进行依法治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技术不只是一种新的生活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变革因素，网络技术及其所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正在变革人类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正在生成一个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会。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化趋势正以一股强有力的势头打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不断分化的、领域隔离的、碎片化的社会，并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中推动人类朝向总体性的方向发展。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网络化过程中构成了一个互动系统。作为一项创造性技术，网络技术无疑促成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因而，它的社会意义是远远大于它的技术价值或符号象征意义的。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5〕
三、在新时空坐标系中定位社会治理体系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定位理论建构和改革方案所处的特定时空坐标系，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运动以及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尽管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但是那些方案和理论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维系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开展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有着一些新前景的理论或思想，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也是出于对管理型政府模式建议修缮的要求而进行的思想叙述。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制度包袱和对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某种虔诚，西方学者虽然先于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第三次浪潮”，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出路，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批判并超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全新理论建构是心存畏惧的。因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时空坐标系正在生成，它引导我们走出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引导我们去在新的时空坐标系中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
对社会管理创新所开展的考察，既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预设，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导，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观察到的变革和创新诉求。因而，当我们将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在社会现实当中时，我们便会看到，管理型政府在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活动时是基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的，而如今这个框架正遭受着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冲击，而产生这种冲击的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是一场全新的历史运动。如果说将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定位为世界化是历史事实在理论建构中的呈现的话，那么，我们把服务型政府模式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坐标定位为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也是符合当前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迅速增长的社会现实的。然而，从全球化的视野去观察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思维窠臼中走出来，走出用世界化的旧眼光观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思维定势。因而，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是两场不同的历史运动，那么，社会管理创新的坐标定位就要在它们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如果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世界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绑定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不断增长的世界里继续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继续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最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的世界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固定、封闭的空间所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失灵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了失序的状态当中，用贝克等人的话说，就是人类陷入了“全球风险社会”。〔6〕
我们将全球化、后工业化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空坐标系，它不会停留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简单叙事上，而是要深入到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内部，去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因而，概括地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线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以及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运动。
历史地看，在分析统治型社会治理时，我们是将它放置在地域化、农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中的，而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单一性和确定性。我们看到，农业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等级身份镶嵌结构。因而，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就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等级身份镶嵌结构来获得确定性，并因此也就使农业社会的治理问题变得非常简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体系并不复杂甚至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县令带着几个捕快就可以实现对一方的治理了。然而，在世界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长，因而，在这样的时空坐标系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概括地说，世界化、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在这种克服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追求中，管理型政府建构起了一种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人类陷入到风险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的现实则无疑证明它已经走向了失灵，而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正是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维系或修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并通过这种政府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创造性思维。而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条件下的问题解决方式不同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从问题出发去寻求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那么，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创造性科学技术。其实，这也就为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又找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技术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兴起。从科学范式演进的角度去观察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管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巨大藩篱。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既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现，同时它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它更是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转变。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承担起了如何在社会网络结构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的使命。依我们之所见，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社会变革所呈现出来的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个性化、多元化等可以按照其逻辑关系归结为三个变迁过程：“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以及“个性化―多元化”。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即正在生成中的多元社会管理力量都是这一网络结构中作为行动者的节点，在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中心或边缘的合作关系。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管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重拾起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并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这既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变革政府模式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出路。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制度设计、政府模式，还是社会管理方式，都需要放置在社会变革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理解。这就引领我们去思考人类社会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指引之下，我们在反思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而既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能满足人类在这一变革时代中的新需求，这就导致了我们既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技术，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从网络虚拟世界的生成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两个层面上打破人类社会的线性结构。网络结构的生成要求我们超越基于社会线性结构之上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通过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项考察中，从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我们为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确定了一个新的时空坐标系，即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在面对这样一个时空坐标系时，我们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即便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并且我们也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然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依然用世界化、工业化的思维和眼光去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那么，所谓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或许只是表面功夫，甚至会使社会管理实践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二是在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打破旧的思维框框，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努力实现一种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塑造，然而，这种创新也要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关怀和理论准备，否则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再好，也会导致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因而使一项很好的理论设想和治理方案遭受诸多质疑。这也就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是与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对于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来说，我们必须面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去建构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以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点去开展社会管理体系创新。
〔参考文献〕
〔1〕〔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修订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3〕See Marx， Fritz Morste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社会交往能力 在“工作（学习）之外经常参加的社会活动”调查结果显示：10.62%的调查对象选择社会公益活动，21.29%的调查对象选择民间健身活动及组织，6.39%的调查对象选择文学艺术类活动，高达53.32%的调查对象选择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选择其他的占8.38%。由此看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基本不参加社会社交活动，在社会成员广泛联系的当今社会，这些人容易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从被调查者与同事（同学）关系的调查情况来看，毕业后的多数被调查者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际交往的外延比较窄，相比较而言缺少与陌生人交往的主动性；而在校生接触紧密的是同宿舍同学，与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宿舍的同学接触得比较少。
社会实践能力 调查中，78.68%的在校学生认为实践能力对自己的学习，乃至以后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日常学习中非常注重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有机会就会展示自己。比如当干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利用节假日打工等不断地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认为实践能力是职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
社会学习能力 这一项主要针对毕业生进行。对于“工作的同时是否有继续学习的打算”，选择有并且做了详细计划的占25.53%，选择有但还没有开始实际行动的占46.80%，选择短时间内没有打算的占23.41%，选择完全没有想过的占4.26%。在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并有了详细学习计划的被调查者中，仍有部分人没有找到科学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与途径，相当一部分人承认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造成进一步提高困难。
社会创新能力 调查发现，72.16%的人认为如果具有创新能力，在工作中会很快地得到提升，并认为自己具有这方面的能力。23.84%的人认为具有创新意识，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只有4%的人认为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没有创新能力，一样会工作得很好。
环境适应能力 高职毕业生基本上能在较短时间内适应社会，并较好完成工作任务。对适应工作时间的调查显示，73.15%的毕业生在半年以内就能适应工作，男女毕业生对适应工作的评价基本一致。但也有小部分同学对从校园环境一下子过渡到社会环境适应很慢，有6%的毕业生甚至在两年以后还觉得难以融入社会。
团队协作能力 由于“80后”“90后”学生自傲和自负等特点，导致这些学生走出校园后不能很好地和别人相处。有74.16%的人认为自己能和别人和平共处，但有11%的人觉得自己很难与别人相处。在访谈过程中，有90%的人都认为良好的协调能力大大促进了自己工作的效率和成绩。
由以上调查可知，当前职业教育的宏观环境及氛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高职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但社会行业及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的态度，不利于高职学生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除了民办高职院校的投资主体外，社会的直接或者间接投入相对较少，企事业单位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奖励助学基金缺乏积极性，对高职层次学生的包容态度和用人导向还不够，对接纳高职学生实践、实习还不主动，等等。凡此种种，限制了高职学生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的机会，弱化了他们的信心。
增强高职教育社会适应能力的对策
学校角度：构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机制 在“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的大社会背景下，高职专业必须打造职业氛围浓厚、充分展示学生个性的校园素质教育平台，使学生接受视野更广泛的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首先，加强职业教育和心理教育，增强高职学生对前程发展的信心。高职学生的高考分数确实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高考发挥失常，或是志愿填报不当，又或是在中学成绩较差。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往往对前途发展缺乏信心，尤其是在入学之初表现更为明显。针对此类现象，职业教育要从学生入校之始就引起高度重视，除了开展必要的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加强对新生的入学教育、专业教育、成功教育、创业和就业教育等，积极组织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寻找自己与社会的契合点。
其次，广泛开辟学生第二课堂，实行灵活教育模式。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学生内部潜力，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比如校园大合唱、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校园辩论赛、舞蹈大赛、金话筒主持人大赛及覆盖所有专业的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和职业素养，增强了学生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当然，现在我们的第二课堂活动从点的角度讲还不多，从面的角度讲还不够广，要想提高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必须加大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
再次，创新工学交替、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工学交替、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服务的“三大平台”：课程体系平台，比如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三结合、四对准”的课程体系，电气化铁道技术专业 “三通三融双证”的课程体系等等。校企合作平台，比如职业教育集团；实习实训平台，比如建立在铁路企业的校外实习基地以及建立在校内的各实训室、实训车间、实训演练场等。从而更加注重高职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增强适应性，缩短学校教学场所与职场的适应期，有效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目标。
1.引言
布朗与列文森认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框架本质上是正确的，而直言不讳威胁面子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遵循格赖斯所提出的准则（1987：94）。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已经“在言语交际中约定俗成”（刘润清、文旭，2006：154），以此作为达到最大效果的指导原则。然而，尽管格赖斯藉由会话含义说进一步支持他的理论，并解释了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的非合作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阐释清楚人们生成和了解话语的根本动机。例如，X是A的学生，他想找份工作，因此A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如下：
Dear Sir，
Mr.X’s command of English is excellent and his attendance to tutorials has been regular.
Yours，etc.
这封信并没有提供介绍信所需的足够多的信息量，因此违背了量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A的隐含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抓住他提供少量信息的动机。
利奇（1983：80）认为合作原则（CP）解释了真值语义学中的命题意义，却无法阐释人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意图。鉴于CP的弱点他描述了礼貌原则（PP），认为“PP不是对CP的必要补充，而是将CP从困境中拯救出来”（ibid.）。就前文的例子而言，他认为PP的赞誉准则似乎可以解释。此外，利奇还打算研究语用学原则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以社会和心理学为指向来应用的，由此说明礼貌是人们不指明的主要动机。
就以上两个理论而言，布朗与列文森反对利奇衍生格赖斯的礼貌原则及准则。首先，他们认为“CP是社会交际中立的预设体系”（1987：5），并且我们如果没有理由就不会偏离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PP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理论化了的原因。其次，PP广泛的解释功能却不能解释在某些情况下PP原则本身没有得到维护，甚至没有礼貌可言。尽管他强调了交流中礼貌的普遍性，却不足以解释与礼貌相关的所有现象。再次，利奇本意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但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足够的说明。不同的是，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原则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格赖斯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能够从面子威胁行为理论（FTA）及其对应的礼貌策略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FTA模式及其策略反映了探索语言交流本质的新角度。上面的例子正说明了教师A一方面巧妙地通过不充分的信息来暗示自己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突出A的出勤率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A积极面子的威胁。本文正是通过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结合，扩大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基础，从而彰显其合理性。
2.FTA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2.1交谈双方的特点
2.1.1面子核心
Goffman（1967）扩大了面子这一概念以描述自我的社会体现――我们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布朗和列文森（1987）把面子概念作为他们礼貌理论的核心，将其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希望在他人那里获得的自我形象”，并将它一分为二，成为了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前者强调个人自立，即是行为自由不被他人干涉，而后者强调联系，即是渴望自我形象获得他人肯定和赞许。个人面子的两个主要方面反映了交际双方为了自我和他人（主要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考虑语言的使用及其特征，因为这可能会促成实现交际目的，也可能会造成竞争性的甚至防御性的面子保全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在日常话语行为中有时不得不做出有损面子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补救策略来减轻对面子的威胁，而这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个人形象的共同认识以及在交流中注意它的必要性（布朗和列文森：62）。他们的礼貌策略表明面子其实是社会心理学与语言的界面，是达到有效交际的一个决定因素。
2.1.2反射性评价
沙莲香（2002：90）表明社会认知、社会知觉和自我知觉是紧密相关的，是研究“我们如何观察了解世界的”（Taylor et al.2004：67）。更确切地说，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对自己进行评价，而且人们根据从环境中获取的社会信息而建立某种人际关系（Fiske and Taylor，1991）。现代心理学重视有关“自我”的理论，而面子的构成因素可以重新表述为面子需求，相应地面对大众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他人对自我的反映证实。库利（1902）提出了“镜中我”这一概念，认为我们感知自己就如同他人感知我们一样，并根据他人如何对待我们来了解自己。
2.2礼貌策略与冲突管理
2.2.1FTA模式
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面子在人际交流中都易受到伤害。尽管我们不能避免面子威胁行为，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威胁程度。布朗和列文森提出了一系列面子威胁行为的补救策略。此外，他们还坚称在选择策略时，说话人会衡量交际内容的三个方面：有效性、紧迫性及听话人的面子。在这一过程中三大社会变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式为行为对面子的威胁程度Wx=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S，H）+相对权势P（H，S）+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Rx。
2.2.2冲突管理模式
特定环境中恰当选择策略可以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后果并且推动交流顺利进行，而不当的策略可能会使冲突升级，这里的冲突并不一定指暴力冲突而是双方关系不和谐。研究者已经发现冲突模式，即人们对冲突的习惯性反映其个体差异。沙莲香（2002：80）等一些学者提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研究个体的反应，一是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即关注他人需求、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程度；二是坚持性（assertiveness），即关注自己需求、坚持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程度。根据人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可以区分五种比较典型的冲突处理方式：（1）竞争模式（confrontation）。当一方比较关注自己的需求，就倾向于忽视他人的需要，从而体现出相对权势；（2）回避模式（avoidance）。当一方对自己和他人的需求都漠不关心，即运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尽量不使冲突公开化；（3）顺应模式（accomodation）。一方向对方让步，它高度关注对方的需求同时忽略自我的需求；（4）妥协模式（compromise）。双方都放弃部分利益；（5）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双方合作以获得双赢的结果。
冲突管理理论可应用到面子威胁补救策略中去。首先，直言不讳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有时遵从于竞争模式。布朗和列文森（1987：69）认为裸地不加任何补救策略去施行面子威胁行为遵守了合作原则，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合乎交际目的的信息，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处理方式并不受到青睐，只有在以下情景中例外：（1）当说话人比听话人有权势，将倾向于采取竞争模式，同时也直接损害了听话人的面子，不附加任何的补偿。在计算对面子造成的影响程度时，如果社会距离和言语行为所固有强加的绝对级别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势将会在面子威胁程度上起主导作用。例如，教师可能会责令某学生道：“下午把作业带来。”这个言语行为提供了信息并显而易见地维护了说话人的积极面子，但同时也可能让学生难堪。（2）人们有时采用竞争模式是因为对话双方默许了情况如相当紧迫或迫切追求交际效率时，面子需求可居次要地位。我们可能在突发事故中叫喊“起火了”或者“救命”，这类信息隐含了要求，威胁了听话人的面子，但可以得到谅解，可此类情况在生活中毕竟少见。（3）布朗和列文森强调提供帮助、请求、建议等言语行为对听话人面子造成的危害较小，因为它们不会迫使说话人做出很大的牺牲，诸如“进来”、“快坐”等客套语。这三种情况似乎并未传达说话人凌驾于听话人的含义，这是由于它们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套语，但实际上却表明了双方非对称的关系。
回避模式与竞争模式相反，主要针对非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行性较低，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必须得采取威胁面子的行为以达到交际目的，而逃避人际交往是不能真正维护面子的。
第三种顺应模式完全忽略了说话人的愿望，以牺牲自我的面子需求来维护他人的面子，而且单方获益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偏离了交际的出发点，事实上是一种消极的策略。
妥协模式对自我和他人需要的关注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消极方式，而主观共同努力合作、寻求双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同时也是FTA模式中谈话双方的基本话语原则。我们总是在交谈中自觉地选择最恰当的策略以实现个人的交流需求并维护人际关系。毋庸质疑，我们总是尽量减小强加于自我和他人面子上的威胁，因此经常应用以下两种策略：一是采用补救策略以维护积极或消极的公开威胁面子的行为，二是非公开地实行威胁面子的行为。
3.礼貌策略的句法特点
3.1省略
说话人通常在社会变量和交流动机上将自我与他人比较。请求性质的言语常常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并且通常出现两种现象，即说话人采用向上比较方式而听话人采用向下比较方式。同时，社会变量将调整强加于双方的社会变量，而不完整的句子形态揭示的不仅是语法意义，更是谈话双方的共有背景，因此突出了双方的相似性。说话人可能表达：
（1）介意我吸烟吗（Mind if I smoke）？
（2）有闲钱吗（Got any spare cash）？
（3）喝点什么吗（How about a drink）？
在以上的例句中双方较小的社会距离得到认可，保留了双方的积极面子。
3.2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可指在句中修饰谓语或名词短语功能的单词、短语及诸多句法形式，如反意疑问句、条件从句和被动句，都可以限定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例如：
（4）Take this out，will you？
（5）I assume/believe/guess/suppose/think that Harry is coming.
（6）Close the window，if you can.
以上例句都试图模糊和限制话语行为施事者的强势话语权，转移听话人的视角和说话人的责任，以增大言后效果实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强调了谈话双方的主观性，例（4）和例（6）发出了命令，但对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威胁分别由模糊限制语减弱了，而例（5）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话语命题的意义，变化了意义活动的范围。
4.结论
布朗和列文森演化了礼貌理论，旨在探索礼貌行为的本质，其FTA模式以面子研究为核心，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研究。句法变化是该模式礼貌补救策略的特点，融合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可做进一步的证实。
参考文献：
［1］Brown，P.and Levinson，S.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2］Cooley，C.H.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M］.New York：Scribners，1902.
［3］Fiske，S.T.and Taylor，S.E.Social Cognition（2nd ed.）［M］.New York：McGraw-Hill，1991.
［4］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最初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而实行的，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却遭遇了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带来的巨大冲击。现有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就业方式多样化发展的需要。下岗职工中有一类人一直看着原单位，指望能重回固定的工作岗位；还有一类则自己干着活儿，又去领一份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在补贴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占用了相当一部分。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在国有、集体企业有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才算就业，而自我雇用如修鞋、摆摊、临时上等非正规就业都不算就业。统计表明，1997年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是74．4％，2000年则降低到54．6％，三年下降了19．8％个百分点。从事个体经济、社区服务等灵活就业的比重已上升到45．4％，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即使下岗职工已经自谋职业、甚至成了 “大款”，只要仍由单位保存档案，便仍然被看作是下岗职工，在一定期限内可以领取下岗职工最低生活补贴。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就业的标准，职工下岗后不找到稳定的工作便不算作正式就业。因此，需要根据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状况，更新对就业的认识。适应市场经济机制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弹性就业概念顺势而生。提出弹性就业也是就业，其直接的便利在于劳动人事关系将会成为一种较为简单的工作雇佣关系，就业的界定更为准确。弹性就业的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其本质是要求适应弹性就业需要创新制度安排，特别是与弹性就业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社会保障服务的创新或调整。
弹性就业人员中有相当部分数量的下岗职工，而目前下岗职工人数并没有被统计到城镇登记失业率中，也容易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发生错觉，低估未来的失业压力。更突出的问题是，近几年来，一些行业和企业迫于经济结构调整及不景气条件下的下岗压力，对部分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采取了提前退休而非下岗的处理方式。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岗的压力，也有利于保护部分老职工的利益，但是却大幅度增加了对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压力，加大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此外，由原企业继续给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等保险费用，固然体现了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负责态度，有利于稳定下岗职工队伍，但由于企业本身经济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有关保险费用大都是按照最低缴费基数交纳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压力。
目前对弹性就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将灵活就业看作是包含弹性就业在内的非主流就业方式的就业形式的总称，并不把弹性就业作为一种独立的就业方式。这样界定有失偏颇。一般而论，弹性就业是指工作时间安排多样、收入水平与工作场所灵活的就业形式，尤其是以工作时间富有弹性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安排，包括非全日就业、临时就业(如短期就业、季节就业、承包就业、传呼就业、独立就业)、派遣就业(雇佣型派遣就业和登记型派遣就业)、钟点上等。相对于全日制就业形成而言的，目前我国城镇已广泛存在着弹性就业现象。
二、弹性就业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需求
1．弹性就业人员实际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
总的来看，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推动了弹性就业的发展， 弹性就业的数量增长较快，客观上需要迅速建立与弹性就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服务。相关的社会保障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中国工运学院课题组于2001年7月对辽宁省鞍山市的弹性就业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调查。该调查所界定的弹性就业人员，是指以弹性就业形式实现就业，并且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城市和外来劳动者：(1)末与现就业单位，包括正规用工单位、个体工商户、社区、居民家庭等，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但在现就业单位中以各种形式实现就业的人员；(2)作为劳动关系在企业劳务中介组织的派出人员，到其它用工单位以多种形式实施就业的人员；(3) 已与现就业单位建立了正式劳动关系，但以多种就业形式实现就业的人员。调查结果发现：第一，弹性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复杂而不规范，普遍收入偏低且缺乏保障。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弹性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复杂而无序的现状。目前，劳动关系和档案关系仍在原企业的占绝大多数，达80．0％。此外，档案在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存放的占12．1％；无劳动关系，档案在街道的占7．0％。在与新的弹性用工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方面，订立口头约定的最多，达54．4％；建立书面协议的占12．2％； 由所在派遣企业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务协议的只占1．8％。有24．6％的劳动者报告说，他们与弹性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任何劳务协议，还有7．0％的劳动者表示对此毫不知情。就各项劳动标准而言，弹性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总体偏低。除了社会保障费和其它福利费用外，月工资在300元以下的占46．0％；301--600元的占44．0％；600元以上的只占10．0％。从工作时间看，超时加班加点现象较为普遍。平均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占53．4％， 在8小时以内的占46．6％；每周平均弹性工作在40小时以上的占69．4％，在40小时以内的占30．6％。
第二，弹性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调查表明，有47．6％的劳动者表示他们享有社会保障待遇，34．0％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其它18．4％表示不清楚。但是，从社会保障费的缴纳途径来看，由原单位代缴并负担部分费用的在占大多数，为54．9％；由原单位代缴，个人负担全部费用的占29．4％； 由个人到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缴纳的占5．9％。另一方面，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障费的弹性就业单位却是微乎其微。其中，由弹性就业单位代缴，个人负担一部分费用的占5．9％；由弹性就业单位代缴，个人负担全部费用的占2．0％。即使是在那些为职工代缴社会保障费的弹性就业单位中，其具体做法也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中，每年缴纳一次的占60．0％，每月缴纳的占31．1％，一些企业的缴费时断时续，因而无法使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弹性就业者福利待遇情况差。有84．7％的职工给予了否定，8．2％表示不清楚，只有7．1％的职工给予了肯定，他们说，企业提供的福利待遇主要是免费工作餐或工作餐补贴(91．7％)，以及交通补贴(8．3％)。
2．建立灵活的社会保障服务势在必行
上述的社会保障调查同样显示，经历了从下岗失业到市场化再就业的历程，劳动者对弹性就业的固有心态和承受能力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对弹性就业持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在被问到是否打算长期以弹性就业形式实现就业时，有47．4％的弹性就业劳动者给予了肯定，27．2％予以否定，尚有25．4％表示还未决定。劳动者同时提出，以弹性方式就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保障待遇，主张用工单位缴纳社会保障或提供缴纳社会保障的费用(24．1％)以及强调在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障费后，可享受医疗、工伤、养老、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29．3％)，两项合计，占到了53．4％。在社会保障费的缴纳方式上，主张建立个人缴费账户，由用工单位将所需要费用直接划入个人账户的占48．6％；主张用工单位将所需费用交给个人，由个人自己到社保机构缴纳的占33．3％； 主张由用工单位代为缴纳的只有14．3％；还有3．8％主张用工单位将所需费用交给个人所在的派遣企业(组织)，再由企业或组织代缴。与此同时，劳动者对政府和社会机构加强对弹性就业的管理服务寄予厚望。其中，希望政府指定专门的弹性就业管理机构，负责工作时间、工资收入的核定并监督用上单位执行有关协议的占29．7％；
希望职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岗位信息并推荐就业的占29．6％；要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建立与弹性就业形式相适应的收缴制度的占18．6％；要求政府根据弹性就业岗位需求，提供职业培训服务的占12．6％；主张建立《弹性就业人员管理手册》，记载工作时间、工资收入情况的有9．5％。可见，与弹性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需求十分强烈，急需要采取措施创新与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服务。
3．适应弹性就业需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可行途径。
就业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弹性就业的增加既是避免贫困和消除依赖性的可靠途径，也同样有利于巩固社会保障的基础。如果建立弹性就业的社会保障灵活缴费机制，就会增强社会保障基金的保障能力。为了协调弹性就业与社会保障目标相一致，可以寻求改变以往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分离的政策，而在缴费基数、筹资费率、退休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防止失业等方面采取相互协调的政策和措施，普遍地采取就业优先的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达到弹性就业与社会保障相协调的目的。在可供采取的众多政策措施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建立一种适合弹性就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参统缴费机制。政策只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一次性缴费月数、参统险种等方面做出原则规定，供需双方均可以随时缴费，缴费的计算要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而且，缴费程序要简化，可以试行弹性就业个人账户缴费制度。根据就业经历灵活缴费、累计计算缴费年限，可以探索缴费基数定死、各险种一票托收、按季或按年一次缴费等多种灵活的缴费方式，等等。
适应弹性就业人员就业方式多样化的需要，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要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方式，普遍开设专门窗口；方便职工以个人身份参保缴费。关键是认真核对职工的缴费记录和个人缴费年限等基础数据，规范接续程序。对无固定单位的弹性就业人员和相对集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依托街道劳动保障机构和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接续和缴费手续。未就业期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保留其原有的社会保险关系。下岗职工在下岗失业期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由保管其档案的单位或部门代其办理申请退休手续。弹性就业人员的就业变动情况要通过一定途径反映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不同就业方式的参保方法、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结存情况以及累计缴费(含视同缴费)年限、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条件和社会保障待遇计发办法等情况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发《社会保障缴费接续通知书》，探索维护弹性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的途径，使不同类型的弹性就业人员能按照一定规章，享有参与社保的权利。特别是对已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雇主和弹性就业者，必须坚持加强劳动契约管理，正确认识弹性就业者劳动关系和用上形式的特殊性，逐步改善弹性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权益状况。 三、弹性就业对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意义
首先，加强弹性就业的社会保障服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必然按照供求的市场规律进行配置，在劳动力供给量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弹性就业的迅速发展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状态的合理反映。 目前我国新生劳动力资源增长处于高峰期，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
左右，这与就业需求相差甚远。此外，传统就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企业兼并破产和重组力度加大，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进一步减弱。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继续下降，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扩大就业，克服就业不充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相比于传统全日制形式的就业方式，弹性就业人员面临着更大的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风险，没有适当的社会保障服务将难以保证弹性就业的正当发展。弹性就业对发展经济、激活劳动力市场、拓宽就业空间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应当把促进弹性就业发展列入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目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和引导弹性就业的发展。
其次，弹性就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25 — 03
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认为，“互联网是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方面”，“互联网不仅对现存的尚未互联网化的制度形式产生了影响，互联网创造了新的规则、标准、程序和社会目标。换言之，互联网自身是制度创新的源泉，而且，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新制度。”〔1〕社会管理创新，是指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变革传统管理模式和方法，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媒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孕育和催生了网络执政这一新的执政模式。而网络执政，是指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畅通民意、汇聚民声、凝聚民心，制定与民沟通的网络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有效提高执政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的现象和执政模式。它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执政能力的执政新模式。
一、网络执政创新社会管理的机遇
通过互联网联系群众、凝聚民心、开展工作的网络执政方式，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为党和政府搭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平台，奠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群众基础，并将成为政府提升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强大动力。
（一）网络执政搭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平台
由于传统社会管理体系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时展的要求，执政者必然要在原有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不合适宜的思路、内容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网络执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它要求执政者顺应网络时代的社会管理要求，改进执政方式，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求我们必须以民意主导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只有充分倾听群众需求，吸纳群众意见，积极回应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措施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网络执政可以说是适应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网络已成为政府联结民意的一个执政平台。特别是政府微博这一执政平台的出现，正成为民意展示的重要窗口。政府微博的开设和建设，可以及时了解民情、搜集民意，并有针对性地反馈民意，积极落实和解决民意所反映的问题，这种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民意的举措，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表现。显然，我党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对执政的影响力，将网络视为倾听民意、汇聚民声的前沿阵地，同时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作为执政的最新载体来达到与百姓更好地沟通、交流的目的，从而加快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二）网络执政奠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群众基础
网络政治时代的到来，改变着现实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也为执政党夯实统一的群众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网络的出现克服了地域、交通、身份及其它因素的影响，扭转了公民因客观条件不能够准确获取信息的被动局面，因此网络执政开辟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执政的兴起突显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人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所思、所盼，政府官员认真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政策的及时给予解决，能够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2〕党和政府应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形式，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与之相对应的政策及法律法规，推进政府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以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网络执政提升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推动政府执网能力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及常态化发展，党和政府应认真总结网络执政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将局部地区的创新管理方式制度化和常态化，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其推广实施。积极推进网络执政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了解网情民意是重点，这也是当前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意。以网络执政能力建设为动力，以新的标准和要求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优化和改进，使民智民情民意在互联网上汇聚，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和落实，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渐进式变革；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电子政务同网络执政的有效衔接，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网络化。
二、网络执政创新社会管理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