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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中图分类号】G630
哲学认为，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的活的灵魂，是正确认识事物和处理一切矛盾的关键，矛盾分析法在哲学知识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近年广东高考政治卷中，矛盾分析法均有所体现，因此在高考备考复习中，必须要作为重要考点给以足够的重视，可见学习与掌握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学习掌握矛盾分析法，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特别是在高考备考复习中把握矛盾分析法，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把握《哲学与生活》的教材有关矛盾分析法的具体知识中，还可以把矛盾分析法贯穿在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所有知识板块的学习和复习中，下面就《经济生活》中如何贯彻矛盾分析法的思想内涵谈谈本人的一些做法。
一、 矛盾分析法的基本内涵
哲学的矛盾观认识，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属性，要求我们既用矛盾的观点既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又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物都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矛盾既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一对矛盾双方也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分，要求我们看问题要抓主流，办事情要抓重点，抓关键，同时也要重视支流和次要矛盾，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二、 矛盾分析法在《经济生活》高考复习中的几点运用。
1、 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握经济现象。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可见，用矛盾观点认识事物，普遍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矛盾双方既存在着同一性，又有斗争性，要学会运用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去分析一切领域的现象。
我们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去认识和把握，我认为有必要引导学生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会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产生，发展，本质等。例如，我在经济生活的教学中，会把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矛盾观贯穿其中。如理解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市场调节的优势，又要看到市场调节的弊端，从而明白既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优势，又要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认识经济全球化时，要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既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要善于抓住机遇，又要勇敢的迎接挑战。认识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人民币升值的有利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看到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又要看到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
培养学生全面的看问题，就是培养辩证的看问题的能力。起始年级或低年级的学生没有学过哲学观点，更没有学过矛盾观点，更谈不上学会用矛盾分析法看问题了。但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是全面、什么是一分为二。高三学生在备考中，更会经常的遇到要用哲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的题目，因此，更有必要把哲学原理贯穿在不同的知识模块学习中。学会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
2、 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来寻求解决经济现象的途径。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起意义上表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经济学常识概括了经济领域的普遍规律，如价值规律，供应与价格的关系，需求与价格的关系、劳动力供需关系对市场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等。但在不同的时期，它们的具体表现不会，这就要我们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两者关系的原理，就分析这些经济现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符合时代要求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如，面对价格上涨问题，要具体分析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做到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如前些年出现的非典时醋价格猛涨、食盐突涨的现象，如果单纯从价值规律方面由市场去调节物价，问题肯定是得不到解决的。又如解决失业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不一样，肯定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理解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调整问题上，如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可以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让学生比较容易就理解并掌握。
3、 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和事物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175-03
《基本原理概论》中的哲学部分因其理论性较强，教学效果不够理想。为此，教师通过把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融入到案例当中，建构各类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而这种“情境化”的设计应当与学校特色相结合、与具体专业相结合，应具备针对性特征，突出学校特色，才能更好地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一、本课程案例教学研究状况
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法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十分重视的教学方法，并因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良好效果而得到广泛关注。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实践性，有利于提高学生思维和综合素质，与传统教学方式完全不同的新型教学方法。哲学原理部分由于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仅凭教师单纯的理论说教很难使课程内容内化为学生的思想，而案例教学法由于其生动性和形象性，如果实现多元化案例与专业针对型案例相结合，并进行合理有效的课堂实施，可以达到让抽象的理论内化为学生思想的目标。
作为一种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的教学方法，教师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应针对性地引入案例，引导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为课堂教学带来生机与活力。但由于课程改革后《基本原理概论》的讲授尚处在摸索阶段，所以高校《概论》课程教师对案例教学的整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
目前，关于哲学案例教学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教学法的编写、课堂实施过程、案例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方法的结合等方面，在实践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随着研究的发展，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不断尝试践行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先进的教学理念。“专业针对型案例”的研究与实践逐渐得到越来越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的重视。
二、专业针对性案例研究的必要性
专业针对性案例主要是指案例的选取和编写是以行业特色类高校（以中国石油大学为例）的主干专业或授课班级学生的专业为导向进行，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与此前案例选取多元化的倾向相区别。哲学原理部分的教学案例的选用应尽量与主干专业有关，理科与文科有所不同，理科多选自然科学的相关例证，文科多选社科方面的例证。专业性案例就是使哲学原理的具体化，即把哲学融入到具体的专业之中，力求将专业及专业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加以审视。需要指出的是：（1）专业针对型案例的研究不能跨越哲学的理论边界。案例分析的初衷是引入专业场景，增强学习效果，但不宜过于深入，而应适时回归到哲学原理的讲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2）本研究并非是对案例多元化特征的否定，而是在试图构建案例多元化基础上的专业针对型案例体系，不但丰富了原有的案例体系，也让哲学的相关原理在专业知识的获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形成案例教学的完整系统。专业针对性案例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下3个方面。
1.营造情景化的氛围，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的理论。各高校虽有不同的培养倾向，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实践的重视，有了创新的动力、能力，还要有创新的实践机会才能让人才得到真正的锻炼。本项目的着重点在于对实践的重视，有了创新的动力、能力，还要有创新的实践机会才能让人才得到真正的锻炼。而实践对于中国石油大学的石油、地质学子们来说，并非只有在野外的专业实践中才能获得，通过教师人为“语境化”的建构各类情境（context），让学生身临其境也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实践形式。贯穿于课程内容、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具体教学过程之中。而这种“语境化”的设计应当与学校特色相结合，与具体专业相结合，具备动态性特征，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契机。
2.在哲学部分，通过编写和讲授专业针对型案例集，达到将书本中理论内容变“活”的目的。通过教师生动地将介绍相关专业的历史发展和应用实例与《哲学》中的理论相结合，解决书本内容理论性较强的困难，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自觉意识，并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有意识地加以应用。
3.专业针对型案例的研究也是对大众化的深入贯彻，体现出“因材施教”和“以人为本”的教学原则。大众化的对象无疑包括青年大学生，他们既是大众化的对象，又是主体。通过专业针对型案例的课堂实施过程，拉近哲学与青年大学生的距离，为他们学习、研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三、专业针对性案例的实施
1.任课教师需形成文理交叉的知识结构。目前，《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任课教师的学科倾向基本比较单一，而哲学学科涉及面的确非常广泛，这需要对于学校主干专业有较深的了解，并熟悉该专业的发展史，且能立足专业前沿，具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敏感性，关注与《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相关理论之间的关联。所以，任课教师需要具有文理交叉的知识结构，才能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哲学部分必须联系实际，与专业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启发学生思维，因而需要突破案例教学受到教师本身的专业限制的问题。教师在授课时一般会将重点集中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与学生学术背景之间的差异会造成“各说各话”的局面，即使涉及教学对象的专业领域，但因过于肤浅而无法进入学生的话语系统，未能有力阐释案例背后的理论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声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复合型教师意味着，一方面，要形成跨学科的教学团队，整合不同学科资源，实现“文理交叉”；另一方面，教师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在石油高校这个大环境下，主动寻求不同知识群体的思想碰撞和知识融合，创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工程师、科学家交融的沟通渠道，熟悉相关专业的知识，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提升教学实践能力。
教师通过打破科学与人文的隔离，完善了学科体系的单一化，对于激发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的创造性素质就是要求用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解来发现和创造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而成功地影响学生。这就需要教师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趋于综合化，文理交叉和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教师的知识面越广，知识结构越完整，越能赢得学生的尊敬，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在哲学部分的讲授中，通过编写具备极强专业针对性案例集，达到将书本中理论内容变“活”的目的。如上所述，参与教师的多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能够融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关知识，在编写案例时，能够将《基本原理概论》的哲学部分和学生的专业结合起来，让学生达到科技与人文两翼齐飞的实际效果。通过教师生动地从介绍相关案例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应用实例，与《基本原理概论》中的理论相结合，解决书本内容理论性较强的困难，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自觉意识，并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有意识地加以应用。
在教学实践中，有必要形成一套案例体系，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抽象体系进行具体说明。案例要来自于主干专业的相关领域，注重历史与现代相结合，既有对传统“两论”的继承，又有新时代新的方法论的提升。但案例教学的编写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关键在于通过课堂教学的实践过程将原理与专业问题自然地结合，真正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课程改革和专业实践的变化，案例集本身和相关研讨教学的形式都将随之改变，我们将在实践中，与视听资源和研讨式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不断改进和完善以更加适合学生的实际。
例如，在讲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可以中国古代的卓筒井为例。卓筒井被称为“世界钻井之父”，其“顿钻式凿井法”开创了世界机械钻井的先河。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解释古代的四川工匠如何制作一系列不同功能的金属工具完成凿井、固井、修治井和打捞井下落物等任务，分析这些古人技术趋向性的发明创造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启发学生思考中国古代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认识和利用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为何世界石油工业第一井却出现在美国，包括石油科技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科技为何落后于世界。延伸思考能够帮助学生不但掌握书本上的基本原理，也能够与现实结合起来引发讨论，从而对课程的学习产生积极的意义。
再如，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是哲学部分的难点之一，我们也可以通过案例引入并进行分析。从2012年4月10日开始的“中菲黄岩岛争端”以来，人们对南海日益关注，从中我们观察到了背后的石油因素。中国首座半潜式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的出现，终结了中国在南海眼睁睁地看着外国钻井平台盗采我国石油的历史，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海洋石油钻探是如何从仅仅15米走向3 000米深海水域的？“实践”因素究竟在中国海洋石油钻探的发展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行业特色类高校的学生对于其专业相关联的事件具有敏感性，在这种兴趣和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教师的引导，一步步培养学生用全面的联系的眼光分析和看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中国深海石油钻探中的实践因素对海洋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驱动作用。
3.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首先，应用多媒体，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哲学也可以生动起来，除了课堂讲解之外，教师可在课件中引入相关的大量图片和动画，使用软件选取和制作与哲学有关的石油工业影视作品等。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第一个石油武器——猛火油柜时，可以向学生展示猛火油柜的复原图及功能展示视频，帮助研究猛火油柜的金属构成、机械原理和猛火油的大致组分，并与拜占庭帝国的石油武器——“希腊火”进行技术原理的对比，分析其应用领域和射程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猛火油柜的历史地位及被历史淘汰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看到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发展”过程。这些教学实践能让大学低年级石油专业的学生对知之不多的专业形成直观认识，不但学到了哲学知识，也能增进学生对学校和石油工业的了解，激发专业热情。
其次，通过不同的网络教学手段丰富和延伸课堂教学内容。受哲学课程的课堂时间和教学大纲的规定，许多精彩的教学内容无法展开，教师只好通过大学生易于接受的网络形式进一步为学生服务。常见的方式有：通过博客哲学相关精彩文章和利用微博与学生互动；同时，建立校内专用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是一个学生们交流的平台，我和所有的学生会不定期地将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课件、电子文档、电子书、影视资料上传至该文件夹，这不但极大提高了对知识汲取的速度和对该门课程的兴趣，也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再次，让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之中。无论是对书本中已经解决的问题，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案例的导入，使用问题研讨法，不拘泥于理论教学，而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组织学生通过自主研究、讨论问题，得出结论，从而获得知识。哲学是一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重要部分，在同一个课堂中，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知识背景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比如，在讲到石油帝国的缔造者洛克菲勒时，英语专业的学生给大家讲述了一首描述洛克菲勒人格特征的英文小诗，学经济管理的同学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洛克菲勒发迹的策略，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则从技术层面上分析洛克菲勒起初没有涉足石油勘探的原因。这样的尝试不仅给学生一个展示的空间，从不同角度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同时也为教师发现和研究学生的兴趣点和知识盲点提供很好的机会。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课外，老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发扬“哥本哈根精神”，学生可以直接质疑教师所教授的内容，通过师生相互合作、相互启发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自由、直率、激烈的学术讨论和交流，让思想的火花碰撞出完善的集体智慧。
哲学部分是《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任课教师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形成文理交叉的知识结构、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才能完成拓宽知识、提升素质的教学目标。在培养石油人才的过程中，将此成果应用于本科生必修课《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哲学部分的教学实践，通过学生的反馈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探索对于石油人才培养和石油工业发展必将产生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薛秀娟.音体美《基本原理概论》专业针对型教学模式探析[J].高教论坛，2011，（10）.
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调整重组教材内容。这样既可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又有利于节省教学时间。如第一课介绍完哲学的概念后，把第四课和第五课调整到其后。因为第四课“探索世界的本质”就是在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也就是围绕核心词“物质”展开的。第五课“把握思维的奥秘”是在讲“意识”。通过这两课的学习，学生对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这样再来上第二课“百舸争流的思想”讲哲学的基本问题，学生就不至于一头雾水。同时，有前面的知识铺垫，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基本观点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又如第七课第一框在讲完矛盾特殊性原理后，笔者直接把第二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目题调至其后。众所周知，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矛盾普遍性原理是世界观的呈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方法论，这样安排便于学生的理解以及逻辑结构的严密。
二、适当填补教材
有些哲学原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述上，现行教材不够完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补充论证使知识体系更加完善。如在讲述量变和质变关系原理时补充“在事物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质变”，同时并借用金刚石和石墨的事例加以说明。另外，结合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明其对应的方法论要注重优化结构；再讲量变和质变的方法论时笔者引入“杰米扬面的汤”这一故事，引发学生思考讨论其中的道理，学生探究讨论后归纳出：要使事物的性质保持其稳定性，就必须物质的量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会事与愿违，这要求我们要坚持适度原则。
三、合理利用名人名言
新课改课本中有一大亮点就是名人名言。它使教材设计版面上生动活波，丰富了教材的内容以及教材的厚度广度和深度。合理的利用名人名言对上这一模块有重要作用。如在讲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我运用了课本中的名言“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的变革的梨子，亲口吃一吃”。让学生讨论其中蕴含的哲理是什么。梨子的味道是酸是甜这一认识是从何而来的？学生从名言中找出“吃一吃”，然后进一步引导“吃一吃”是我们哲学上讲的实践概念。用通俗易懂的比喻阐明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这个感觉，否认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才能把握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在教学过程中引用改名言，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把抽象的哲理具体化。
四、抓住漫画这一亮点
漫画本身具有生动活泼、简约、艺术性等特点，同时近年来漫画题也成为高考题的新宠，频频出现在选择题中。因此在教学中，分析课本中的漫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还可以锻炼考试中做漫画题的解题能力。如，在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我运用了课本内容为“在山崖上的两个人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幅漫画，我设置了第一个问题：拿火把的人敢烧吗？同学们兴趣高涨的齐答“不敢”，我就顺势提出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不敢用火来烧绳子？同学们就讨论开来，并很快得出结论“这两个悬挂在山崖上的人”，他们是一根绳上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否则后果能以估量。二者是统一体。在我们的身边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逃避世俗的喧嚣，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呢？那什么是矛盾？怎么理解？这时学生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了，可见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好漫画，提起到提纲契领、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改变政治课在学生头脑中枯燥的印象，提高学习兴趣。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我校是职业学校，学生整体成绩低，学习基础差，少数学生甚至厌学，积极性无法与普通高中相比。而哲学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原理较多、内容抽象。政治教师一定要关注学生，要多动脑筋，通过尝试运用各种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哲学知识的积极性。那么，怎样让看似深奥而枯燥的哲学课堂活起来，使哲学学习更具有吸引力，提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呢？
我根据这些年自己的教学经验，简单谈谈在哲学教学过程中比较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情境导入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节课堂的导入成功与否非常重要。教师应巧妙设计问题情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觉、新的体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思维，从而加深对观点和原理的理解。充分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
二、师生对话交流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教师不能让学生只限于听讲、记忆、复述，而应积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思维，让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在多提问、多与学生的对话中深入理解教材阐述的观点。
三、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在哲学教学中，教师恰当地运用形象思维，有助于把深奥、抽象、晦涩难懂的哲学知识生动地再现出来，有助于激发学生对哲学的理性思考。
如，讲矛盾的特殊性可以结合学生的穿着打扮，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讲“量变与质变”时，那么，引用一则短信“世上本无沙漠，我每想你一次，上帝便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使得学生在轻松的笑声中思考并获得知识；其次，利用寓言故事于哲学教学中。如，讲质量互变规律可引用“愚公移山”，揭示事物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要注意量的积累，最后达到质变等。总之，教师应该把两种思维方法结合起来灵活地进行教学。
四、运用多种教学形式
在教学形式上要进行改革，不能仅仅把教学限制在课堂上，应精心设计和制作课件，发挥多媒体及网络的作用，是现代化教学常用的教学手段。适当采用讨论会、辩论会、读书会等形式，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自己动手、动脑中理解哲学知识。
五、演示教学法
上好哲学课最重要的是教学中要贴近生活，把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演示法教学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可根据教学需要灵活运用。
如，讲“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时，老师可以运用到这几年比较火的魔术表演的形式。老师自己可以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见证奇迹”，这样导入新课的方法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再请一至两名同学表演魔术，借助易于激发好奇心的魔术表演，向学生讲述哲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像变魔术这样的障眼法骗局时，才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才不至于上当受骗。通过表演、演示等活动创设情境、抓住时机，不露痕迹地自然渗透思想教育在课堂教学中，令学生在参与或观看的体验中悟出哲学道理。
如，教学“意识的能动作用”时，我想到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并让两个学生上台演示：模仿范伟在剧中怎样被骗买拐的过程，使学生在笑声中体验出“人的意识能够作用于人体，影响人体的生理过程和活动”。这样，整个课堂授课变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六、开展实践活动
一、哲学探究的双重误区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探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探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安闲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熟悉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新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探究已经把中国哲学探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探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新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探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探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新问题表明，学界没有熟悉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探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探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熟悉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探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新问题表现在《周易》探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新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探究中最困扰的新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新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新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新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新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新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能。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有关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新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新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和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希奇。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假如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探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和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新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新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探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安闲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探究目前状况表明，正本清源是探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探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熟悉的新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新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新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新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新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熟悉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新问题是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和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新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新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新问题，由本体的安闲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熟悉安闲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和安闲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安闲和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新问题。为解决这一新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实或者否定自为和安闲的同一性新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和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实，使主体所证实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和本体安闲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安闲性所证实。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实的新问题。所以，本体的安闲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和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假如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新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熟悉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新问题并公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新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新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和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和熟悉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和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新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熟悉论和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安闲的哲学思想，表明了和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新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新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新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新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探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和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和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探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和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新问题，从而证实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探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安闲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新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新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新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新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新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新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新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新问题，从而安闲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新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安闲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和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实的新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新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和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新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探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探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安闲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熟悉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新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探究已经把中国哲学探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探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新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探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探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新问题表明，学界没有熟悉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探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探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熟悉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探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新问题表现在《周易》探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新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探究中最困扰的新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新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新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新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新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新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能。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有关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新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新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和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希奇。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假如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探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和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新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新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探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安闲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探究目前状况表明，正本清源是探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探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熟悉的新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新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新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新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新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熟悉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新问题是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和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新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新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新问题，由本体的安闲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熟悉安闲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和安闲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安闲和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新问题。为解决这一新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实或者否定自为和安闲的同一性新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和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实，使主体所证实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和本体安闲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安闲性所证实。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实的新问题。所以，本体的安闲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和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假如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新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熟悉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新问题并公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新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新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新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和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和熟悉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和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新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熟悉论和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安闲的哲学思想，表明了和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新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新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新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新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探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和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和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探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和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新问题，从而证实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探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安闲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新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新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新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新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新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新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新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新问题，从而安闲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新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安闲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和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实的新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新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和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新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和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一、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1.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法律思维。从广义上来讲，法律思维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主体包括法律职业从业者，如法官、检察官、执法人员、律师等，以及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运用法律时的思维，也应属于法律思维范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l生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二、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1.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会计研究方法作为经管学科重要的方法论，也亟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引擎向未来发力。是极其严谨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必须以的全部科学体系作为指针，才能更好地认识、研究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所以将与会计研究方法结合，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会计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一、与会计理论
在阐述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概念的定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论，即“说理立论”①。是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体系②。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认为理论是“对实务(事实和行动)的解释”和“行动的理由”③。会计理论是一个分歧较大的概念。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理论是前后一致的综合，可以说明和指导会计人员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信息活动的诸概念④。闫达五教授认为会计理论指的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关于会计实践的知识体系。广义上来讲，会计理论不仅包括概念、模式、假说，也包括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会计原则与准则。在了解上文定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与会计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从哲学角度看，其中的认识与实践等范畴充分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定义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会计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利润的形成等，也都构成了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哲学与会计理论
在中，哲学对会计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的原则到实务中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无一不体现出哲学在其中的运用。一是物质性与会计客观性。认为物质具有客观性，而会计中的客观性原则正是世界物质性原理在会计中的首要体现。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客观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一切会计记录、计算、直至编制会计报表都应以核实后的合法凭证为依据，从而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验性。二是运动观点与会计恒等式。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会计以货币资金的运动为研究对象。运动观主要体现在会计存量等式和会计增量等式上。存量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是企业资产的静态等式。而增量会计等式反映出企业在特定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动态等式。三是时空观与会计假设。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延展。空间观在会计中的体现就是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会计核算空间范围，超出这个空间，就不属于本主体的会计核算。与此相关的还有产品成本核算等。而时间观这一哲学原理在会计中的具体体现有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资金周转观念和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四是普遍联系观点与会计核算。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会计上来说，一项业务的发生从原始凭证开始，到记账凭证，再到总分类帐、明细账，最后汇总成财务报表。彼此之间的勾稽关系与核对都是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五是质量互变规律与会计科目。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超过一定的“度”以后，量变将产生质变。在会计中，资产的耗用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将会转化成利润表中的费用继续存在。这些都是质量互变规律在会计上的重要体现。
三、哲学与会计研究方法
哲学深刻的影响着会计研究方法。从角度看，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我们把握会计这一事物的途径、方法、工具和方式的总和。正如所表明的，会计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社会学和经济学法等。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无论上述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都是西方会计学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国情，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方法完全照搬过来，而是将这些方法用在特定的适用场合，并且去完善它、发展它。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哲学方法。著名的会计学家葛家澍在对会计对象的研究中就采用辩证的观点解释“资金”，认为资金的取得与运用是矛盾的两个侧面：资金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也必有来源。只有从两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确认识资金。二是经验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通过会计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知识并总结经验，最终将其运用于今后的会计研究，这其实是中认识论的运用。三是实证方法。“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实证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实证方法可以弥补规范会计理论体系的不足，还有利于把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促使我国会计研究改革面向更为实务的方向。四是历史方法。通过研究会计学科、企业的历史数据等大量资料，概括出研究对象的某种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今后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认为，“规律”揭示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且具有稳定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预测未来。五是系统科学法。系统科学研究方法更加鲜明的运用的，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寻求系统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方法更适应于研究复杂的事物。除此之外，哲学在会计研究方法中的体现还有逻辑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量化的方法。
在阐述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概念的定义。
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理论，即说理立论①。是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体系②。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 Littleton）认为理论是对实务（事实和行动）的解释和行动的理由③。
会计理论是一个分歧较大的概念。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理论是前后一致的综合，可以说明和指导会计人员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信息活动的诸概念④。闫达五教授认为会计理论指的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关于会计实践的知识体系。广义上来讲，会计理论不仅包括概念、模式、假说，也包括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会计原则与准则。
在了解上文定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与会计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从哲学角度看，其中的认识与实践等范畴充分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定义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会计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利润的形成等，也都构成了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哲学与会计理论
在中，哲学对会计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的原则到实务中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无一不体现出哲学在其中的运用。
一是物质性与会计客观性。认为物质具有客观性，而会计中的客观性原则正是世界物质性原理在会计中的首要体现。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客观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一切会计记录、计算、直至编制会计报表都应以核实后的合法凭证为依据，从而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验性。
二是运动观点与会计恒等式。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会计以货币资金的运动为研究对象。运动观主要体现在会计存量等式和会计增量等式上。存量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是企业资产的静态等式。而增量会计等式反映出企业在特定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动态等式。
三是时空观与会计假设。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延展。空间观在会计中的体现就是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会计核算空间范围，超出这个空间，就不属于本主体的会计核算。与此相关的还有产品成本核算等。而时间观这一哲学原理在会计中的具体体现有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资金周转观念和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
四是普遍联系观点与会计核算。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会计上来说，一项业务的发生从原始凭证开始，到记账凭证，再到总分类帐、明细账，最后汇总成财务报表。彼此之间的勾稽关系与核对都是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
五是质量互变规律与会计科目。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超过一定的度以后，量变将产生质变。在会计中，资产的耗用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将会转化成利润表中的费用继续存在。这些都是质量互变规律在会计上的重要体现。
三、哲学与会计研究方法
哲学深刻的影响着会计研究方法。从角度看，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我们把握会计这一事物的途径、方法、工具和方式的总和。正如所表明的，会计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社会学和经济学法等。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
无论上述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都是西方会计学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国情，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方法完全照搬过来，而是将这些方法用在特定的适用场合，并且去完善它、发展它。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哲学方法。著名的会计学家葛家澍在对会计对象的研究中就采用辩证的观点解释资金，认为资金的取得与运用是矛盾的两个侧面：资金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也必有来源。只有从两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确认识资金。
二是经验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通过会计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知识并总结经验，最终将其运用于今后的会计研究，这其实是中认识论的运用。
三是实证方法。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实证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实证方法可以弥补规范会计理论体系的不足，还有利于把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促使我国会计研究改革面向更为实务的方向。
四是历史方法。通过研究会计学科、企业的历史数据等大量资料，概括出研究对象的某种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今后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认为，规律揭示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且具有稳定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预测未来。
五是系统科学法。系统科学研究方法更加鲜明的运用的，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寻求系统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方法更适应于研究复杂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