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0:28:56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而是7%的速度能否持续！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困难。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专栏文章中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难题”，而不是增长本身，境界和视角远高于国内很多就事论事的专家。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的确不是速度本身，而是在旧的引擎逐渐熄火的情况下，经济缺乏新的拉动力。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 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因此，政客和经济学家都在思考：生产率增长减速是制约增长的永久性状况，还是仅仅是过渡现象？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主要因为决定这一趋势的因素范围甚广。除了公共部门投资不足，还有货币政策――不管货币政策成本和收益如何，它促使了公司用现金进行股票回购，同时实际投资依然被抑制。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数字网络让许多白领和蓝领的工作实现了自动化。对美国来说，2000年是转型最关键的一年，也许你已经预料到上述转型会导致失业并伴随生产率提高。但在2008年危机前的几年，数据显示，美国生产率呈下降趋势，而直到危机前夕，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危机前几年，就业是由信用推动的需求支撑着。直到信用泡沫破裂，数百万工人突然丢了饭碗。其含义是自动化等于生产率提高这一经济逻辑并未失效，只是证明的时间延迟了。
但生产率之谜并不止出现在2008年危机时。在该危机前的20年里，美国生产国际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占美国总产出的三分之一）的经济部门没有增加任何就业岗位，尽管以价值增加值衡量，该部门的增速高于美国不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大部分发生在制造业。尽管部分岗位减少是拜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所赐，但也有许多减少是由于美国企业将供应链的某些部分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
相反，美国的不可贸易部门（占经济的三分之二）在2008年前的几年中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通常是服务业）所带来的价值增加值往往低于所减少的制造业岗位。这部分原因在于，可贸易部门日渐向水平技能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倾斜。从这个角度讲，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有所提高，尽管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员工做同样工作的效率提高。
不幸的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可贸易部门人均价值增加值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劳动力从制造业岗位转向不可贸易部门服务业岗位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总体生产率增长缓慢。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日渐富裕，它们也将投资于技术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结果，全球生产率和GDP增长的高峰也许已经出现。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供应链的组织原则一直是使生产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因为劳动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流动性最差的经济因素。不容易自动化的高增加值服务业未来仍将如此。但对于资本密集型数字技术而言，上述组织原则将发生改变：生产将向最终市场转移，而最终市场将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还会出现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新兴经济体。
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它可以细分为很多方向,这些方向有偏向实际应用的,也有偏向理论研究的。理论方向主要是做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研究。比如那些制定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预测未来经济走向的人,他们就是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如果选择了理论方向,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起码要读到博士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而应用方向有金融、财政(含税收学)、证券、保险、统计经济学等不同的模块,都是适应具体行业需求的。大部分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应用方向,方便毕业以后找工作。事实上,选理论还是选应用,就体现了对机会成本的一种把握。
经济学不只是“钱经”
在人们的日常观念里,总是不自觉地把“钱”和“经济”画上等号,谈到经济总是大侃“钱经”,其实货币只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春燕说,学经济的学生对“钱”有不一样的理解。比如一般人总是关心手里有100元还是200元,焦点在数字上;而学经济的人并不太关注数字,而是看重这100元或者200元的购买力,就是说在乎的是钱要怎么花,能买多少东西。
春燕觉得大学四年里比较重要而且实用的课程有营销学、商业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西方经济学等,因为这些课程以后都会在工作当中得到运用。比如春燕马上就要去银行工作了,“商业银行实验操作”这门课就显得尤其实用。这门课程基本上涉及了银行的主要业务,如对私业务里的储蓄、转账,对公业务里的支票、电汇、汇票等。春燕说,学了这门课,她到银行实习的时候上手就很快,适应期缩短了很多。
现在炒股、投资基金的人很多,看到他们的课程里还有“证券投资”这门课,不禁让人猜想,是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个个都是炒股高手呢?春燕说,这门课其实只教大家一些投资的基本知识,并不是教学生怎样在股市里赚大钱的。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只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有些人比较谨小慎微,他们就会选择稳妥型的投资,收益小,风险也低;而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偏好激进型的投资,风险高,但收益也大。证券投资课最多也只能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前路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经济危机对经济学专业最明显的冲击就是在就业上了。地球人都知道,今年大学生找工作特别难,虽说受冲击最大的是国际贸易、金融之类的专业,但是经济专业毕业生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春燕说,他们的就业去向范围较广,公务员算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其他就视每个人的具体专业方向而定了。比如学证券的可以去做个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之类的。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好,她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中小企业,从事业务、销售之类和本专业没有太大联系的工作。前几年,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还可以去做会计,而现在,更多的公司倾向于聘用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来从事会计工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万家基金认为在流动性冲击过去之后，投资者需要进一步认识“宏观稳住、微观放活和社会托底”的意思。由此看来，宏观政策将以稳为主，如果失业情况未出现明显恶化，没有爆发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经济将沿着自身的途径开始缓慢下滑。周期股将继续趋势性下降。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经济驱动力将在未来的1-2年逐步显现。下半年影响股市趋势的关键是宏观经济的走向，原本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就有环比减弱的趋势，在目前央行重拳治理影子银行的情况下，估计三季度减弱的程度更大。
汇丰晋信：
震荡市关注新兴产业
汇丰晋信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经济的疲弱形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央行也多次强调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疲弱、货币中性的情形下，通胀滋长的条件并不具备，数字上的回升仅代表基数较低带来的计算结果，不足以引起市场过多的忧虑。因此通胀并非市场担忧的主要因素，经济的下滑和流动性的情况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
具体到投资领域，汇丰晋信认为，应回避受到经济影响较大的传统性行业，持续关注局部对经济敏感性较低的行业，如以“消费服务”和“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成长性行业。
上投摩根：
坚定持有优质成长股
上投摩根表示让市场在5-6月陷入混乱的两大因素已在6月底后出现和缓迹象，未来只要美国公债利率的波动率企稳，将有助各类资产波动降低并回归基本面。
整体而言，夏日炎炎，7月份全球股市可能会进入一段修身养息期间，后续主导大势的变量因素可以主要观察美债收益率、新兴市场波动率变化以及经济数据与美联储政策。另外，7月中旬后各市场上市公司将陆续公布半年度企业财报，也有望对个股投资机会提供新的指引。不过，坚定持有优质成长股仍将是战胜市场的不二法则。
数字鸿沟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著名IT评论家胡泳认为，数字化经济本身造成一些输家也造就一些赢家，这种输赢的差距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外，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面的鸿沟。如果新技术造就赢家和输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新的秩序中输掉所有的东西。著名IT评论家姜奇平认为，数字化生存我们已到被淘汰边缘。数字鸿沟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百分之九十多比一点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存在一个“沟籍”的问题，不是球籍，是沟籍。②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如果我们对此重视不够，将会使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科技、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有可能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二、中美数字鸿沟探源
在网络经济中，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当美国政 府大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已迅速地跟进。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数字鸿沟？对此，学术界和IT业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由国家、社会之间整体实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极网总裁李志高认为，数字鸿沟和数字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信息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很多问题，包括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不足，和资金、文化，还有就业生活质量等整体社会水平相关的问题。
第二、企业层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总经理宋建东认为，利用网络技术不是取决于企业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企业的内功，尤其是企业的组织架构、岗位分析和业务流程。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跨越数字鸿沟。
第三、资本市场对于消除或者扩张鸿沟起着重要作用。
方兴东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互联网最需要的是风险投资的支持。美国风险资金投入互联网的有400多亿美元，中国投入互联网的所有资本加起来估计还不到40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1999年互联网上市公司的价值是1.3万亿美元。加上风险投资的4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中国如果没有这两块投入的话，根本就没法进行。③
第四、缺少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
樊纲认为，在发展网络经济上，我们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 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④
第五、制度上的障碍。
周其仁认为，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网络经济的主要障碍。一些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任意扩大规制权限，导致混乱、多部门无明确规则的管制，这将使中国失去发展网络经济最可贵的时机，在亚洲和全球竞争中落伍。⑤
上述观点各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中美数字鸿沟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数字鸿沟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它们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因素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种因素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最佳突破口？
根据第一种观点，数字鸿沟的产生，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实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而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缩短的。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数字鸿沟将会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话，现有的数字鸿沟将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整体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余几种观点，无论是企业的信息化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问题，还是制度性障碍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等待呢，还是积极行动起来？是等待条件成熟呢，还是积极创造条件？这些，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网络经济是一种革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任何一场革命的起点，都是新的思想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没有牛顿的科学思想的流行，就不会有产业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取得领导地位时，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潜力就会爆发出来，一切障碍和限制就会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迅速地被冲跨。
我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领先。政府、国会和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其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就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就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三、观念革命
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能与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要求相适应？中美两国在思想观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风险观念、动态观念、人才观念等六个方面的观念革命，应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
1、数字观念：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对于未来任何一个传统领域，互联网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们在网络经济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中国未来的命运。
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互联性。互联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使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给市场和经济活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可将之称作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将随着网络的扩张而日益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互联性和网络效应对网络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们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对称性、虚拟性、模糊性、知识性、复杂性、垄断性和公平性等。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
2、时间观念：由于网络经济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时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一种产品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变成主流化的产品，又可能在几个月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网络经济中强调要快速反应、抢占先机。从企业角度来说，不是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而是反应敏捷的企业吃掉反应迟钝的企业。从国家角度来说，不是大国吃掉小国、强国吃掉弱国，而是反应敏捷的国家吃掉反应迟钝的国家。例如，美国政府率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在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北欧和日本在移动通信上先于美国一步，在未来的移动商务经济中将占据领导地位。又如，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实力上说，印度均不如中国。但由于印度政府抢先一步对网络经济采取积极扶持政策，使得印度无论在高速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上都领先于中国。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国内软件业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印度IT出口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远东经济评论》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间在IT产业上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未来亚太地区将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印度为中心。⑥
3、创新观念：在市场变化迅速的情况下，企业要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不断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创新与灵活性成为企业的生命线。有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小企业可以迅速成长为大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大企业可能会迅速走向衰败。
在美国，创新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够独树一帜、充分表现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在知识产权法规的制订方面和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业和大学也积极为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历届政府都在科研开发方面给予企业和技术研究部门较多的资助，在制订经济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倾斜。美国巴尔蒂莫大学经济学家Zoltan Acs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我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表明他重视的是模仿而不是创新。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阻力较大，特别是长期施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创新观念大为削弱，人们的创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发出来。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网络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有人将中国的互联网称作“互抄网”，成千上万个网站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中国电脑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术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数电脑公司从事的是散件装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网络经济如何能繁荣？
4、风险观念：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互联性、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之间产生了频繁、迅速、剧烈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最初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会由于正反馈作用而不断扩大其影响，使细微的差别最终演变成巨大的鸿沟，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这就是网络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这就使网络经济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风险。
中国网络经济兴盛时，热浪铺天盖地；网络经济低落时，处处寒气逼人。人们刚刚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随即就被巨大的风险所击倒。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无论网络经济是冷是热，美国投资者的反应都比较冷静，没有出现极度狂热或极度恐惧的状态。正是中国在风险观念上的巨大落差，导致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
5、人才观念：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使资本第一次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的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则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上，也反映在企业的资产结构上——无形资产价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更重要。由快捷性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有形资产迅速贬值，甚至会变得毫无用处。相反，无形资产在越来越多的商务中成为主体，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户关系、雇员的才能、业务流程与系统的内在经验等组成，对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来说，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网络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6、动态观念：在美国，网络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改造传统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很多人以静止的观念来看待网络经济。他们只看到网络经济在发展初期受到的挫折和问题，没有看到网络经济蕴含的巨大潜力和革命性的力量。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传统产业，待新经济发展成熟了再去引进，以减少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他们没有想到，发达国家正在加紧用新经济改造传统经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更何况长期固守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放慢了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将会使中国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层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反之，如果我们持有动态观念，重视动态比较优势，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彻底改造传统经济，就能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迅速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主要参考资料
① 《青年参考》 2000年11月3日
②《北京青年周刊》 2000年11月9日
③《科学时报》 2000年5月13日
一、绪言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而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状态下，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出现失常。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应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帮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实用的逻辑思维方法。
二、建立数字概念
数字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就建立起来对数学的初步了解与认识，从小商小贩到金融专家，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都会对数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经济师所应具备的数字概念。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大数定律记心中
大数定律又称弱大数理论，它是概率论历史上第一个极限定理，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大数定律是概率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痛则思变，想通过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储备起见，又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场内，缺乏适用的高流动性资产，因此大规模的美元储备抬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也降低了长期利率。尽管各国央行出于对本国的保护，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央行与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说，由于这种差异，大数定律就不成立，各国的央行行为也不能代表全体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对经济师来讲，从逻辑思维上讲很简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达到理性的预期，就必须按大数定律来做，即必须存有大量的独立决策的主体。否则将违背经济规律，会事与愿违。
（二）关注二阶变量这一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宏观经济管理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是互通的。越专业越关注细节，在宏观经济管理专业中，二阶变量就是关键的细节。如船舶工程设计师，除了对船的总长、载重、型深等一阶变量熟悉外，还要对吃水、方形系数等二阶变量细节的设计十分了解。可以说细节的完美是整体工作的点睛之笔。具体到宏观经济管理上来，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阶变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资的组织和个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收益。做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利率的认知更是毋庸置疑，这位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却在更体现其专业性的二阶变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终听之任之。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从1%调至5%，而当时的十年其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对这个二阶变量的利率期限并没有在意，他觉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国的房价一直攀升，事过之后，可以看出长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关键变量，但美联储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并不能让人恭维，可谓极不专业。
（三）注重奇点效应
奇点是一个数学概念，即分母极限为0的情况，通常来说就是产生无穷大解的表达式，这种情况数学计算实效。在数学教学中，老师一再告知学生们应用除法时除数不可为零。同样，做为一名经济师，如果除数小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意味着不可靠。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房价估值实例来对奇点作一分析。我们知道，地产价格由未来租金流的净现值之和的条件数学期望所决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现随机游走状态，那么价格变化会呈现正态分布形式。这种假设理论证实了金融系统存在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从金融实践看，价格变化比正态分布的概率大得多，这也确实证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这种正反馈的产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当金融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金融机构和交易交易对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不能全面了解对手财务情况，使得对整个市场的正反馈产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但这一预期是事后估计，如果这个关键变量随时产生变动，造成正反馈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随机试错。其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最初称为工业动态学，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产与库存管理等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它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专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从动态系统观点看，如果调整正反馈回路，系统参数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维稳则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重要一环。因此说宏观经济学者只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忽视系统本身，那么其构成的逻辑则是荒谬的。
四、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消防员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这时的政府对这一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上的调整。因为系统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负各冲击时，它会进行自动修复，不需要外界进行干预。
[关键词]
金融化；分配正义；经济哲学追问
分配是经济活动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表达了关于分配与正义之间的真实洞见：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会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价值[1]（P88-96）。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既存的“责、权、利”分配原则，主要表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以财富实力为核心的信用，“嫌贫爱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之初，使用资金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导致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更须提及的是，金融通过杠杆运作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通约着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和价值准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这是由于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问题，使得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金融权力通兑政治权力，“最后贷款人”的政府角色遵从金融逻辑，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追问的制度基础。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对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与追问，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提高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化视阈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资本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希法亭曾经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实现了对经济的主导与控制。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希法亭看来，使“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2]（P1）。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垄断特征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他认为是金融资本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黄金非货币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充足的货币量和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创新，金融不断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为产业部门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中进行“价值创造”。也即通过“实现价值流通”和“经营活动资本化”两个渠道，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资金命脉，将社会运行统摄到金融逻辑当中，打造了“金融主导经济”的图式，形成了经济“金融化”的景象。对于“金融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是金融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戈拉德•A•爱泼斯坦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P14-21）。他还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实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金融化的表现形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迈克尔•赫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通过将在垄断行业获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5]（P6-12）)。大卫•科茨认为将“金融化”取代“金融统治”，能够准确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都集中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从广度上来看，金融活动已广泛渗入到经济体系当中；二是从深度上来看，金融已经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金融化颠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金分配上“嫌贫爱富”，因而在经济活动初始，人们对资金资源的使用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源于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以财富实力为尺度的信用之上，这种信用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财富实力越强，则信用越强，越能从金融部门融到更多的资金，而真正缺乏资金的人则由于信用较差，很难得到金融资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国银行业时曾鲜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别是在伦敦———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不是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国的产业将会因而大大发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导资金配置，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在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中，高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源通常会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财富实力弱的人手中转向实力强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逻辑中，决定其资源流向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下的财富实力；二是未来的升值预期。前者是传统的通行标准，后者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的风险投资。从经济的运行后果来看，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成本共担，导致收益和责任分摊上的不对等。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在经济的金融化语境中，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正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为分配问题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解构了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融合约所消解。产品交易无需考虑生产过程，因而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产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因而无法在外观上被感知，也难以在经验中被检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纯粹的智能设计，财富获取的高度或然性与赌博类似。金融产品的载体———金融合约在内容上极具复杂性和高深性，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只是出于“赚钱”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人性，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资产的增殖，而对于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后果并不知晓。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脱域，刺激了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这对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资产主义财富生产的奥秘是活劳动，不是资本。而作为资本最高级形式的金融资本，其本质内涵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资金余缺”和“经营活动资本化”，“流通”是其内核，尤其是虚拟经济中的巨量资产从实质上看只是一种数字符号。也就是说，资本在虚拟市场中的增殖只是一种数字的增殖，在实体中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虚拟资产可以兑换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意味着，金融资产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具有分割物质财富的权力。虚拟资产的总量越大，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大，这对从事产业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P10）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的运行机理是把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目标，运用数理逻辑的论证和复杂的公式计算，将预期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未来”与“当下”之间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价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观性基础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投资者、交易员，甚至经济学家、政府和媒体，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飞速上涨的数字假象所蒙蔽，从而助长投机和市场不公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会导致虚拟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危机的极度恐惧也可以导致资产规模的迅速缩水。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食利者阶层增多，会使商业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此外，源于虚拟部门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金融危机在惩罚那些贪婪的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也冲击了众多无辜的诚实劳动者，危机的成本最终会转向社会，由全社会承担。近些年来，经济危机大多源自金融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虚拟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真正做到“自我循环”，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甚或金融危机。最后只能诉诸于政府救助，将成本社会化，让大多数人承担少数人因贪婪所犯下的错误。这会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让少数人享受权益而社会全体承担成本。
二、被财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义问题
在金融化语境中，财富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使得财富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明确的对立主体。而金融化颠覆了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实施主体，并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分配规则。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技术手段的假象掩盖了金融市场之中的人对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财富攫取。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产价格上涨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物价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倍感剥削但又不知被谁剥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场中没有生产关系是分配正义被掩盖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雇佣关系，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与人打交道，投资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他们都被计算机转化为量的存在，遵循着数量的机械逻辑，因而没有交往关系。在金融市场中，个人被取消了物质的实体而成为抽象的存在，变成由符号、数字、图像所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质料。持有暴富欲望动机的投资者像一个个做着布朗运动的原子，通过数字的跳动和图线的波动表达自己的乐观、恐惧、自信、疯狂等主观情绪。在这样一个连续的、无摩擦的、完全流动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这里所践行的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诸如正义、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被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场提供了财富获取量上的无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单一性和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导致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张扬，从而失去了对金融市场飞速上涨的价格是否脱离现实，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吞噬了劳动者的实际财富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当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突破临界值，就会引发一轮市场恐慌和价格下跌。当危机产生时，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当的，而丝毫不会认为由个人的狂热、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是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在政府救市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价值悖论”———救市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数量众多但资金实力比较小的散户。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会考虑与个人的微量资本相比，政府救助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损害了那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的利益。
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三个分配原则”[9]（P23-25）中曾经提到过，分配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换的原则。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经济行为、经济程序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财富幻象所造就的社会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从而将实现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交给了“物”———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放松或放开资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局面。然而，这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无限循环，利率差异和国际贸易在浮动汇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国的货币价值经常处于波动当中，诱发资本套利，加剧币值的不稳定，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它们金融市场不发达，监管不到位，极易成为金融投机大鳄袭击的目标，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案例。此外，资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反映到实体经济上来，就是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分离导致资本缺乏或过度盈余，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金融为纽带的联系，不是交往互动，而是财富转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则借助于政治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现象。“toobigtofail”生动地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为了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诉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正当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实质上是将坏账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也即成本的社会化，从而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使政府实施矫正正义的行为受到钳制。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理论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得政府救助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在一种“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看似合理与正义的威胁中，正当地实施了一种非正义行为。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最终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而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在政府实施救助以后，依然拿着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机与他们无关。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反抗。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问与反思，形成一种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础上的价值导向，从而使经济行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财富幻象打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如金融合约这样的抽象因素所决定，追逐个人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无意识。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对现实中经济状况的理解能力失效，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个体价值本位与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
三、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义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金融化的社会语境之所以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在于金融配置资金的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广大的普通民众排除在金融的服务范围之外。金融化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症候，金融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必须认真审视金融所产生的分配正义问题。金融所导致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活动之前，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机会和支配权利不平等；二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权益和相关责任的分摊不公平，其表现形式是来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共担。更为重要的是，由信用扩张所制造的财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对分配正义的探讨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和被追问的制度基础。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金融学自身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为金融活动寻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希勒曾经说过：“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10]（P13）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金融的杠杆化赋予经济主体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将经济“搞活”：工具创新将不能流动的大额资产实现上市流通；技术创新将未来价值翻转为当下价值进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财富实力为基础的信用标准，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嫌贫爱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在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资本的稀缺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服从于构建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需要金融的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构建平等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金融服务是否涵盖了较低收入阶层和小微型企业。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价方式，长期以来，金融定价是以财富实力作为判断依据，探索一条以品性为基础的信用定价方式，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银行的总分行制在管理上实行统一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7]（P85）
发展地方性银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正义不仅仅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社会伦理，正如罗尔斯所说：“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不能被当成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11]（P32）。政府权力被金融权力所通兑、所重构，是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共担，带来了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这需要用政府权力来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从开征资本税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两个角度进行：第一，征收资本税。资本税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对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大于买入价格的差价部分进行征税。在内部一般表现为资产交易税，在外部表现为外汇交易税。资本税有利于减少过度投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托宾对于当时巨量的国际流动资金，曾经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易。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当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认为开征全球资本税是一种理想政策。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12]（P532）第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监管、市场主体不成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资金在利润回报率的导向下自由流动，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就资金缺乏的国家或地区面临资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在促进市场一体化的表象下，具有将市场分裂化的倾向。再次，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对称和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信用经济创设了一个混沌的投资环境，运转机制的复杂性使市场主体对其运行后果陷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分配正义失去了存在的规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义，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本质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财富更多的体现在产品可交换的经济属性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是货币或金银的观点，“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之所以会产生货币拜物教，在于货币具有通约一切商品的权力。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在促进流通和价值通约上有了更高层次的表现。但金融与货币一样，功能在于促进财富实现，将流通手段等同于财富本身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从历史上看，荷兰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没有将金融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终被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所超过。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国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金融的实质是“搞活”经济，金融是与资金流通相关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决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萧条，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金融的信用扩张，则是缺乏物质根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如何解决生产过剩仍然是当下经济社会的重心所在。
四、结束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和杠杆性会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富裕。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信息足够充分；二是每个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力；三是市场监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时制止不合理行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服务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使金融定价缺少最优的操作标准。金融作为人类智能设计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带来好的社会。但金融的运行遵从市场逻辑，它更为关注“效率”目标。当资金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显得稀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金融在分配资金上的“嫌贫爱富”。发挥金融对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积极作用，需要将其服务功能涵盖大多数人，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这需要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实现金融领域内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利用金融资源的权力。最后，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其非理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速度近乎光速，在发现问题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无法查清其来源和去处。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
[参考文献]
[1]刘莘.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J].哲学研究，2008,(11).
[2]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3]戈拉德•A•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J].国外理论动态，2007（7）.
[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2007（7）.
[5]迈克尔•赫德森.美国金融霸权与新自由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7.
[6]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7（7）.
[7]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9]沃尔泽.正义诸领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0]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6.9%，首次跌破7%的数据。
过去数年，尽管和我一样的很多人都在普及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的超高增长，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周期，但无论是仍然沉浸在过去30多年高增长周期的人，还是刻意看空中国经济的人，似乎都很难让他们从固有的逻辑中跳出来，客观而公正地看待中国经济。
比破“7”更重要的
事实上，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按照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放到大国经济的比较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增速。在今年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环境下，6.9%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数字，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字。说现在的增速差，相当于期待一个人在40岁的时候，身高每年增长的幅度仍然像十多岁一样荒唐。
分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除却国际因素之外，中国经济2010年以来趋势性减速的根本原因，就是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出口以及人口红利，都已经到了增速的天花板并开始下滑。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已经发挥到极致。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数据下行就是趋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最担心的绝非是6.9%的增速，而是应该担心如何完成增长引擎的转换。尽管这话绝对属于“陈词滥调”，但的确是个重头问题。
同时，我们看到在新的增长动力，包括创业创新、消费以及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的情况下，旧的增长动力趋缓引发的各种风险也在释放。这也是比6.9%更值得高度关注的事项。最近爆发的“10中钢债”违约风波，把杠杆和风险都很高的中国企业债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线。特别是从国际因素看，美元加息仍然只是时间问题，对新兴市场的威胁并没有解除，新兴市场陷入二次衰退的概率仍然很大。这一系列的风险都不可掉以轻心，任何一个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而言都是巨大的威胁。
做正确的事
尽管如此，我依然同意主席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认为，中国经济绝非像某些人渲染的――到了政策无能为力的地步。只要中国的决策者有耐心，在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不忘记改革和升级的战略目标，做正确的事，那么较低的增长周期，换来的将是为下一个30年奠定一个好的改革、创新和产业基础。
国际市场动态
东芝宣布将图像传感器业务出售给索尼；甲骨文推出云计算租赁业务：挑战亚马逊；思科4.53亿美元收购安全软件开发商Lancope；摩根大通推出移动支付服务Chase Pay对标苹果。
国内市场动态
IDC：联想华为平板电脑出货量逆势增长；乌云曝百度多款App存在漏洞官方已确认。
A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南威软件：获得900万元大数据产业化专项补助资金；中科曙光：VMware公司签订《非约束性备忘录》发力云计算；高伟达：拟1.5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保险公司；银之杰：定增募资8亿元加码互联网金融业务；南威软件：拟出资3000万元设立互联网控股子公司；超图软件：入选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名；赛为智能：中标6900万元合肥地铁监控系统项目；数字政通：中标四川省智慧兴文城乡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运营PPP项目；延华智能：拟定增募资10亿元加码智慧城市业务。
投资策略
上周，大盘震荡下行，全周缩量下跌。中小板及创业板同样出现下跌。计算机行业继续跑赢大盘，成交量基本与前周持平，硬件板块表现较好，软件板块表现欠佳，个股方面涨跌互现。题材方面，信息安全板块表现较好，其余板块则表现较为平稳。上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一次提及互联网+，首次提及分享经济，显示出国家对互联网经济的肯定与认可，也显示出国家对利用互联网手段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与信心，未来政府数据的开放，政府资源的共享势必将是互联网顶层战略的核心之一，因此互联网板块长期投资逻辑仍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