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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纠纷。包括合资纠纷、合同纠纷、股权纠纷、土地使用权纠纷等。
(二)贸易纠纷。包括产品瑕疵、贷款纠纷、因贸易纠纷衍生人身安全事件等。
(三)知识产权纠纷。包括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
(四)税务行政纠纷。
(五)台商人身安全纠纷。
(六)劳动纠纷。
(七)大陆赴台投资纠纷。
另外，根据“台湾工业总会”2007年度调查，台商在大陆投资面对的投资纠纷有五大问题：
1、劳资纠纷(占55.7％)；
2、与当地政府之纠纷(占39.6％)；
3、财务纠纷(占33.0％)；
4、合作伙伴心存诈骗(占11.3％)；
5、利润分配不均(占5.2％)。
两岸经贸纠纷种类繁多，背景复杂，影响广泛。它既具有大陆经贸纠纷的属性，又带有涉外经贸纠纷的某些特点，具有双重性。涉台经贸纠纷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香港或外国公司名义与大陆进行经贸活动而发生的纠纷，二是以台商名义在大陆投资而发生的纠纷。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存在较复杂的涉外关联。
据不完全统计，《台胞投资保护法》实施以来，从1995年至2005年7月，办直接受理台胞投诉案1941件，结案1233件，结案率63％。另据初步统汁，2002年以来，各地累计调处台胞投诉案件10966件，已办结9526件，平均结案率为86.2％。此外，2005年7月办成立投诉协调局以来，截至2006年12月31日，直接受理台胞投诉案件728件，已结案628件，结案率86.3％。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政府也审理或调处了一批台胞投诉案件。2003年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共审结涉台民商事案件16130件，同比上升85.27％。
此外，在台商投资的主要地区江苏，仅2005年，江苏省台办就接到涉台经济纠纷投诉84起，且大多数为比较复杂的案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涉台经贸纠纷案件，涉及股权纠纷、基层政府引资承诺纠纷、企业内部管理纠纷、合同纠纷等多种情形。
两岸经贸纠纷及其解决，小而言之，将折射当地的投资环境，左右对台商的招商工作，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大而言之，则将牵动两岸经贸往来，影响两岸关系发展。
二、仲裁成为两岸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
纠纷解决，涉及四个基本要素：纠纷的主体、纠纷的客体、纠纷的解决者以及解决纠纷所依据的规则。根据这四个要素的不同特征与组合，纠纷解决可分为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四种基本方式。而仲裁是当今国际上公认并广泛采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仲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合意，由法院外中立第三者作出有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大陆《仲裁法》对现行仲裁制度作出了详尽规定。
仲裁的基本原则是：
1、自愿原则。主要是是否提交仲裁、选择仲裁机构、具体仲裁事项、仲裁庭的组成、审理方式、开庭形式等事项，均尊重当事人共同意愿。
2、仲裁独立的原则。主要是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仲裁体系中的仲裁协会、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三者相对独立。
3、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原则。这是公正处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根本保障。
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鲜明的特点：
1、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2、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3、一裁终局。《仲裁法》第九条规定：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不公开审理。此举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经贸往来。
5、独立、公平、公正。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著名专家，断案更具权威，而且处于独立的第三人地位，而非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更具公正性。
同时，为保证仲裁的效率，仲裁与调解程序结合紧密，在仲裁庭主持下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为保证仲裁的执行，仲裁又与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相承接，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总之，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收费低，结案快，程序简单，气氛宽松，当事人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等优势，从而成为经贸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
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优势明显。两岸仲裁合作，共同解决经贸纠纷，则大有可为。仲裁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属于私权力、私法范围，不具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在两岸政治分歧一时难以消弭的情况下，仲裁合作事宜更易灵活处理。
实际上，两岸近年来在纠纷仲裁领域非常活跃，两岸仲裁界逐步深化合作关系，有力推进了两岸经贸纠纷的仲裁进程。2001年，由大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会”和台湾“中华仲裁协会”共同举办的经贸仲裁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两岸知名仲裁机构首次联袂合作。此后，两岸仲裁界每年定期研讨，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例如，2004年第4届海峡两岸经贸仲裁研讨会协商决定：今后两岸所做的仲裁结果均可在对岸产生效用。台商可向台湾的4个仲裁机构请求协助，所做裁决在大陆有效；台商也可在大陆170个仲裁点就近寻求法律帮助，裁决结果适用台湾。
目前，两岸仲裁合作进展顺利，为两岸经贸纠纷的仲裁解决提供了良好条件。
首先，两岸仲裁立法已逐步健全。在大陆方面，1994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规定台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同年，《仲裁法》颁布。1999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对仲裁规范明确规定，“大陆的仲裁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请台湾同胞担任仲裁员”，为涉台仲裁的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对认可台湾仲裁机构裁决的申请，适用此规定，这极大地推动了两岸仲裁合作。200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进一步健
全了仲裁立法。
台湾1961年颁行“商务仲裁条例”。1992年的“两岸关系条例”第74条规定：“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1997年，台湾颁布了修订的“两岸关系条例”，根据第74条规定，台湾法院在相关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认可及执行大陆做出的民事仲裁裁决。1998年台湾公布“仲裁法”，扩大了提交仲裁的范围。
其次，当事人仲裁意识逐步加强，仲裁案件明显增长。“贸仲会”是解决涉台经贸纠纷的主力军。2007年，“贸仲会”北京总会受理的12件涉台仲裁案件中，台湾当事人作为申请人提请仲裁的有6件，作为被申请人的有6件。另据不完全统计，在1995年至2000年的5年间，仅“贸仲会”一家仲裁机构受理的大陆公司和台商之间仲裁案件就达200多件，其中85％以上为投资纠纷。这还不包括以在香港或外国注册的公司之名义发生之仲裁案件。
再次，两岸聘请对方的仲裁员逐步增加。1999年，上海仲裁委等5家仲裁机构率先试点聘请台湾地区16名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之后，逐步增至16家大陆仲裁机构共聘请48名台湾人士担任仲裁员。2007年12月，办宣布，大陆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1家仲裁委员会，增聘48名台湾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此外，厦门市还成立“涉台仲裁中心”，为解决两岸经贸纠纷提供国际认可的法律服务，并拟将聘请台商担任仲裁员。同时，大陆也在积极推动台湾仲裁机构吸纳大陆仲裁员。
最后，两岸仲裁裁决已获得对方认可与执行。大陆认可并执行台湾仲裁结果的首个案例，出现于2004年7月23日。案由是两位台商因在厦门投资高尔夫球俱乐部而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经台湾“中华仲裁协会”裁决，其裁决结果由厦门市中级法院裁定予以认可并执行。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大陆各级人民法院依据《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受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调解书、支付令等案件已达200余起，处理结果得到台商认可。
台湾认可并执行大陆仲裁裁决的案例也逐渐增多。2004年台商国腾电子状告上海海钰建筑工程公司及其保证人台商坤福营造，未依合约完成厂房一案，经过“贸仲会”仲裁，认定台商坤福营造须赔偿国腾电子损失，台北地方法院在确认裁决“不违反台湾公共秩序或是善良风俗”后，代为执行台湾业者在台资产扣押事宜，并于2005年执行完毕。这是第一起“台商纠纷、大陆仲裁，台湾执行”的案例。
此外，两岸律师展开业务合作共同解决经贸纠纷，已渐成气候，这有助于两岸经贸纠纷仲裁的实务操作。另外，大陆也开放台湾居民报名参加大陆司法考试，如获得资格证书，即可在大陆执业，从而便利台商在大陆参加纠纷诉讼。早在1995年的开放境外港澳台人士参加律师考证中，就已有3位台湾人士通过考试。
三、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困难
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相较而言，在解决经贸纠纷时，台商诉诸仲裁的较少，而多寻求协调(包括人际关系方式)解决。详见下表。
为何会出现台商较少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仲裁本身也有诸多局限。主要是仲裁的自主性是一柄双刃剑。被诉方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恶意利用程序权利，形成程序侵权，而仲裁机构对此却难以采取有力对策，致使仲裁庭的效率大打折扣。另外，仲裁协议不能约束第三人，从而增加处理争议的成本。仲裁员不同于法官，权力有限，难以掌控复杂局面。
其次，两岸认可和执行对方仲裁裁决还存在不少障碍。虽然两岸对彼此的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都已有法律保障，并有较好开端，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1、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规定申请人应提交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法院民事判决证明文件。这致使法院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上只要出现涉及“中华民国”的文字，就可能被大陆法院认定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愿受理。
2、大陆1999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对台商纠纷“提交大陆的仲裁机构仲裁”的规定，使台商无法选择台湾为仲裁地，或适用台湾法律仲裁。这使台商对仲裁的“灵活性”和“民间性”认同大打折扣。
3、1997年“两岸关系条例”第74条关于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的惟一条件“不违背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规定，非但不能简化执行裁决的环节，反而使事情变得更不确定。这有待补充与完善。
4、“两岸关系条例”关于大陆仲裁裁决认可和执行“对等认可和执行”的先决条件，将使大陆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实际处于无保障的地位。
最后，大陆仲裁实务操作存在诸多需改进之处。
1、地方仲裁机构行政色彩较浓。尽管《仲裁法》明文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大陆仲裁源于苏联模式，发展历程与行政机关密切关联。官方的财政支持让事业编制的仲裁委员会无法截然摆脱断案过程中的官方影响。
2、仲裁过程保全困难。《仲裁法》没有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而规定由法院行使，但对具体操作流程与期限没有明确。这导致仲裁中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程序繁琐多变，存在仲裁庭和法院相互推诿的情形，容易产生时间延误和裁决错误。
所幸的是，在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时，江苏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切实努力，对仲裁中保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2008年7月25日，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民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布实施，其中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对“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操作流程与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无疑将有助于提高仲裁的效率。
3、仲裁过程证据规则不一。仲裁证据规则体系包括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等，但《仲裁法》和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对于证据的运用缺乏明确规定，以致台商在仲裁过程中无法就仲裁证据相关问题得到统一回复，质疑仲裁的公正性。加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的证据规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仲裁庭完全借用，也使台商认为仲裁受司法影响过甚，违背初衷。
四、发挥仲裁优势，共同解决经贸纠纷
以仲裁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当前，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不能因噎废食，两岸有关方面应共同努力，充分发挥仲裁优势，推动涉台经贸纠纷的有效解决。
首先，各级台办、司法机关、台资企业协会等相关组织都应加强法规宣传，充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加强仲裁制度的宣导，使台商知之行之，合理利用仲裁方式。
不管什么类型文章的写作，我们都强调题文相符，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经济文书写作更是如此。但在实际经济写作活动中，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门为了业绩或者完成任务，偷梁换柱的事情也是偶有发生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招商引资。什么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指地方政府吸收非本地投资者的活动。它能带来地方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因此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利益驱使，有人就通过写作来做文章，将一些普通经济往来的合同冠以招商引资的合同名称。但普通合同（如买卖合同）和招商引资签订的合同有本质区别，这种名文不符的经济合同往往易引发纠纷。如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引入某港资企业，并与当地××水泥厂签订了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香港××公司分三次预付资金给水泥厂，水泥厂分年分批供应并代销水泥，然后把款项返还给香港公司。后来该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围绕相关权益，香港公司依据合资经营的理念主张债权。由于这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均未约定有关合资经营企业权利义务方面的内容，所设立的投资合作关系实质是香港公司仅提供资金，但不参与经营，亦不承担经营风险，无论水泥厂处于盈利还是亏损状态，香港公司均按月享有固定的投资回报，以达到回收投入资金本息的目的。这种合作模式违反了国家法律关于合资企业应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后经法院裁定此合同无效。由此可见，经济合同要按照实际合作内容拟写相应标题，或者按照标题主旨去制定具体合作内容。要避免在利益驱使下，参与合作的一方产生利用合同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奢想，使双方甚至多方陷入经济纠纷。
起因二：似是而非或笼统表达
（一）合同内容拟写中忽视了具体真实责任意思的表示
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和法治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体现者——经济合同，其内容的表达越来越讲究，不能单纯根据日常做法或者常规理解来处理。比如生活中朋友之间或者合伙人之间乃至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同担保行为（主要是债务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保证（即担保）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形式。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可见，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应当明确做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一般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由此，我们在为别人进行担保时要约定好担保的具体内容，以显示诚意；在别人为我们进行担保时，我们也要明确具体内容，同时还要精确理解特殊条件下的担保关系，注意各相关利益方的担保法律逻辑，以免履责时发生纠纷而陷入无休止的官司。例如，在某经济纠纷中，债权人诉某县政府履行担保责任，理由是《抵押贷款担保书》中注明了“经县政府讨论同意，决定为××酒厂向贵公司贷款壹仟叁佰万元提供担保”，并且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签字，盖了大红印章。但××县政府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理由是并不是担保人，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该担保合同的具体条款是承诺以××糖厂全部房产和场地七十年使用权作抵押担保，在债务人××酒厂无法偿还贷款本息时，××糖厂的房产和场地使用权归债权公司所有，并约定了由县政府监督贷款使用情况的相关内容；××县政府并未承诺以其享有处分权的财产作为担保，也未承诺在××酒厂不履行债务时，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在该案例中，××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后，其职能部门××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即出具了《关于同意××糖厂以土地抵押担保的意见》，随后，××糖厂与债权公司签订了抵押协议，约定以××糖厂名下土地及地上房产为××酒厂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至此，法院认为为××酒厂提供担保的是××糖厂，而非××县政府，××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行为，不存在××县政府承担因担保无效产生的赔偿责任的问题。由此可见，经济合同条款的拟写内容越具体，合同各相关方的关系描述越清晰，就越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利益，上述案例中××县政府就做得很到位。而债权人却停留在日常的简单理解上，耗费人力物力发起经济诉讼。从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在经济合同的条款规定或者法律文书衔接上，要坚持严密的法理逻辑，不要试图简单处理，否则会因不愿承受写作上的麻烦而带来法律上的困扰。
（二）签订的经济合同中有些文字表述是含糊不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经济合同无效时的情形：“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权，归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法律的规定是基于现实的存在。古今中外，在经济领域各种因欺骗、胁迫等而签订“合同”或者出具“欠条”“借条”“收条”的事时有耳闻，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法律对这些经济文书不予支持，确认无效，就是为被欺骗、被胁迫者提供保护。那么被欺骗、被胁迫者则可以在有关经济文书撰写中暗示或者留取相关证据，避免暂时的伤害，为未来的维权打好埋伏。比如某公司合伙人发生纠纷，原告拿出被告出具的“欠条”和“合约”要求被告支付巨额债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欠条”是因为双方对合伙经营××公司期间的债权债务负担产生争议而签订的。但是，从“欠条”与“合约”的内容上看，被告使用的文字是含糊而不确定的，比如“本人亦要负责”“×××先生要本人个人承担责任”“但因为某些压力之下，×先生要本人将烂账的一半赔偿给×先生”“因我个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唯有将内地祖业给予×老板收租来抵偿损失”等。这些内容表明：一、对无法收回的账目，是原告要被告承担责任。二、存在某种压力即可能发生过的胁迫。三、是由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法院认为不能确认被告承认对原告欠债是其在××公司进行清算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其在“欠条”与“合约”中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这里被告就巧妙地通过经济条据的撰写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该案例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以暂时示弱，但在拟写所谓的“欠条”等经济文书时可以巧妙地暗示撰写文书时的处境，为以后寻求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二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接收债务人提交的经济文书时要仔细阅读，避免存在引发法律纠纷的隐患。
起因三：因客观性缺失遭受质疑
经济合同实施的佐证材料应合法合理，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制社会任何法律纠纷的裁定，法院都只讲证据，并且强调证据链的合理衔接和完整性。由经济合同引起的经济纠纷，其经济诉讼申诉书的写作，主要是佐证材料的准备和写作。而合同和合同的执行过程描述，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材料，证据的特征就是客观性或真实性，一旦客观性或真实性受到怀疑，就很容易导致自己在经济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某工程项目引发的经济纠纷中，提起民事诉讼的施工单位因为连续采用违背合同和国家法律规定的证据，经过一审、二审、再审都败诉了。建设单位和该施工单位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约定材料价格按照当月的市场价执行，因此，涉案工程的材料价格应以施工期间项目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为标准。但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据是自己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市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及《××××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此作为工程成本的鉴定依据。另外，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基础大开挖，主要依据的是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明”。而这些“证明”是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并且该“证明”还是施工单位负责人写好后，让别人抄写下来的，因此，该“证明”既不是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更不是原有合同或者补充合同的约定。最后法院裁定该部分费用依法不应计取。因此，我们在拟写经济诉讼文书时要搞清楚证据的有效性和法定效力，确保其客观真实可查证，方能在法庭辩论中不被对方抓住把柄而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如果在经济活动中制造假证据，意图捞取更多的好处，在法庭上只会自取其辱。
第一周刚来到xx市第一人民法院，有点亢奋，在这里我即将度过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成人礼——实习。我有幸能按照自己填写的志愿分配到与经济纠纷有关的庭室——民二庭，并且跟了有十年庭审经验的法官文姐。她的书记员是朱?姐，一个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这里做书记员满一年，主要是负责在办公室内处理各种文书工作，接待和联系当事人，我所在的办公室只有七个人，而这个办公室里唯一个男书记员强哥，也是跟着文姐做事，主要是负责跑外办公，一大早就开车出去，忙的时候要晚上七八点才回到法院。他和朱?姐可以说是里应外合的搭档组合。办公室的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南医科大的实习生阿钻，跟着另外一个法官蕾姐，蕾姐只有一个书记员舒姐，又由于手头的案子也多，人手不足，尽管她只是在这里一个星期，就很熟悉这里的环境。能在一个办公室遇到一个实习生，我很高兴，有事情也会经常问她如何处理，偶尔还和她一起吃饭。
初来乍到，我并不是太熟悉法院书记员的日常工作，朱?姐就抱了四五个文件袋到我的四方小桌子上，让我归档以熟悉下民事诉讼程序。这几个文件袋材料鼓鼓，是关于建筑工程纠纷的材料，里面涉及到许多建筑专业方面的术语，我拿处一堆材料却不知方向的浏览，朱?姐提示我看看判决，但是光看十几页的判决书就搞得我头晕了，什么地基啊，什么楼板施工防水啊，什么板面裂缝啊，什么钢筋板梁啊，扫了一个早上我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材料。第一个早晨在抽象的概念中晕倒过去。朱?姐考虑到我不太能消化那些材料，就让我转移战场，去打传票，我才可以脱离苦海了。
第二周xx市第一人民法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设立在镇上的法院，由此可见这边的案源数量非常庞大。总的来说，这里工作的人工作节奏是马不停蹄的，正如这里流传的一句话：“这里的女人被当男人，男人是被当成牲口。”办公室的人手有点不足，就连我这个来这里打酱油的人，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忙碌。除了要处理办公室内的各种诉讼程序流程，如盖各种章、打印、收发判决书、邮寄传票、发公告、送印版、归档、打码、送快递、破产结算计算、打判决头、打庭审笔录头、做笔录等事情，别的办公室一个电话，我也得跑过去帮忙，一天下来，真实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算是过得很充实。
可能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归档，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因为证据材料和诉讼材料数量繁多，搞得我头晕，但是多接触以后就很容易上手，首先看判决书内容就可以了解案件的大概情况，并了解证据排序，然后按照归档目录来分类各种材料，同时要留心各种文书内容，不能只是粗糙的看开头，就混在一起不按次序，还得有条理的按照举证顺序来分类。刚开始归档我很性子急，以为归档这种小事不需要太费脑神，做得很马虎，经常被庭内的内勤成哥退回来，搞得我不好意思，朱?姐也脸上无光，我会去询问哪里出了错误，在下次避免犯同样的错。渐渐地，我发现整理档案其实可以学习到的东西也是非常之多的。那些都是已经做出判决的完整一个案子材料，通过阅读判决书，我可以了解不同经济案件的纠纷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翻看开庭笔录，律师答辩状，问话笔录，我可以了解双方律师打官司的技巧和方法，以及站在法官角度去观察案件;整理证据材料，我可以知道某类型的案件是需要什么证据材料才可以有力证明自己的诉求;对比不同的法院文书，按照顺序归档，可以培养自己的法律逻辑思维。从这个角度想，我赫然发现归档也不为是件很好玩的事情，而且文姐处理的案件多是疑难复杂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是相当多的。
关于民商事案件司法统计分析
肖文
民商事案件就是适用民商事法律的案件。民商事法律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题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当今随着市场繁荣和交往的频繁，从而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我院近三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数据便可看出。继承经济审判传统的民商事审判,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审判的特色。根据各级法院民二庭主要审理商事纠纷和较多适用商法规范的特点,应当旗帜鲜明地将民二庭的工作特色定位于商事审判。商法的特征和原则要求审判中要引进商法理念,确立商法意识,如重视对经营主体的资格审查、重视维持企业的稳定、重视保障商事合同自由、重视商主体和商行为的营利性特点、重视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安全的技术性规范等；商法的特征和原则也为民商事审判如何进一步拓展审判领域和强化司法导向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北安法院民二庭20xx年的民商事案件数据统计
20xx年1月至20xx年12月份北安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43件，同比上升了2.9%，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xx年的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民间借贷案件、抚养关系案件、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均呈现大幅度上升态势。据统计，今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2件，同比上升了50％；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5件、婚约财产纠纷案件3件，大幅度突破了去年的民间借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0记录；共受理抚养关系案件13件，同比是去年的4倍；共受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6件，同比上升了20％。
（二）、离婚案件、劳动争议案件、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受理数量有所下降。据统计，今年共受理离婚案件21件，同比下降了16％；共受理权属案件1件，同比下降了75％；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2件，同比下降了50％。
（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所下降。据统计，今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2件，占66.7%；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2件，无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而去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8件，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4件，占到了50％。
二、审理民商事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1、情况复杂、法律关系错综，审理周期延长
这些年来，虽然有一些类别的案件收案数有所下降，但由于实际情况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案件的复杂程度、法官的工作量反而增长。比如过去很简单的借贷案件，现在可能穿插多重法律关系，法律关系越多，主体越多，就容易导致证据真伪难辩，责任轻重难分。借款合同的主体可能包括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反担保人，标的所涉及的资金也有多种来源。如何查清这些问题就需要当事人举证，而当事人举证时，有些证据相互矛盾，大部分证人不出庭作证，有的证人证言前后改变，证据的真伪不容易确认，由此需要法院化费大量时间精力依职权调查。又如近些年婚姻家庭、继承类和权属侵权类的收案数量在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外出打工人员多，查找当事人住址困难，公告送达现象上升，夫妻共有财产、家庭暴力认定困难。医患纠纷案件中，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拖延举证时间、提供不实证据，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材料，通常需要通过鉴定进行证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车辆及人员流动性增大，责任主体涉及多方，有的医疗期限较长，当事人在医疗终结前诉讼而无法进行伤情鉴定，以及证据认定、责任划分都比较困难，影响了案件审理进度。［1］
2、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
在近些年的审判实践中，新类型案件虽然数量不稳定，但他们频繁出现。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但在社会生活发展中逐渐带有普遍性的案件接连出现。如有关物权中的空间权、阳光权等纠纷，关系到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立法者的重视。其次是法律有规定，但原先比较冷僻的案件。比如原本数量很少的存单纠纷、信用卡纠纷，虽然而今渐渐具有了一定规模，但这些前些年就属于比较少的新案件。
3、案件涉及的专业知识加深
专业性强的案件在当今法院审判过程中频频露脸。如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股东权益纠纷，证券、信托合同纠纷，专利、技术合同纠纷。［2］这些纠纷无法避免对专业知识的使用，有时候专业知识是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给知识背景相对单一的法官带来了很大挑战。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 新的形势下，法院首先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统领法院的各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履行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司法职责。民商事审判工作与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建设联系最紧密、关系最直接，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认清形势、统一认识，不断增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和司法独立等现代司法理念，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地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积极贯彻“五个严禁”规定，稳步推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深入发展，为我县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服务和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1、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的各项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确立“司法为民”的工作宗旨。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我们法官的头脑，牢固确立、全面落实“司法为民”思想。每个法官都要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权，依法公正、高效、文明地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从本质上充分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目前，我们还存在一些工作作风问题，要解决好转变执法观念问题。不能因循守旧，要改革创新，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在各项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2、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注意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全面改进审判工作。强化程序意识，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正确认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相互关系，重视程序的独立价值。不能简单地把程序公正理解为工具和手段，程序公正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努力转变民事诉讼法仅仅是法官办案的操作规程的错误观念，切实保护当事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没有程序公正，当事人的诉权本身就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实体公正的问题。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仍然要抓住公开审判这个重心，强化庭审功能。继续探索和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实行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和限期举证制度，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规范庭审质证和认证程序，要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使公开审判真正成为提高办案质量、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防止腐败的重要环节。［3］要不断加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发挥审判组织作用和监督环节的关系、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关系、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重合议庭成员特别是审判长的权力和责任，明确承办人、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负全部责任，核稿人员、合议庭成员对案件适用法律负责，从制度上促使审判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逐步形成符合民事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优胜劣汰的审判管理机制，使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利益格局不断被调整着，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出现，这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为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我们在选择适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同时，也需要去寻找其他形式的解决办法。在乡土性的中国，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回族在我国是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回族要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并与生存的空间融为一体，也决定了回族必须要与汉族发生密切的联系。回族群众以他们独特的方式生存着，并且形成了他们独有的一套解决纠纷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纠纷就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关系的失衡，或者也可以说纠纷就是社会秩序失衡而产生的混乱状态。[1]（P3）而回族纠纷则是在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的一种状态。作为广义纠纷的一种，回族纠纷具有与其他类型的一般纠纷（如种族纠纷、行政纠纷、刑事纠纷等）某些一致的特点，比如，纠纷当事人必须是具体特定的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对立性、纠纷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等等。我国回族纠纷解决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转变。对回族纠纷解决方式的探讨对构建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回族纠纷的属性及特点
（一）回族纠纷的属性
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回族纠纷除具有一般纠纷的共同属性外，还有着它自身的独特属性。首先，回族纠纷主体的特定性。回族纠纷各主体，即村民及其亲戚、朋友、邻居、村干部、村委会等，除极少数外，均是回族穆斯林，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均受到回族习惯法的影响，他们都在回族习惯法的规制下行事。其次，纠纷具有民族特性。回族纠纷既可能发生在道德伦理层面、乡村管理层面，也可能上升为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例如村民上访。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纠纷，均受到回族宗教教义的影响，均具有浓烈的民族特性。第三，回族社会纠纷一般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其涉及到民族安定问题，所以要对其有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回族社会纠纷的危害性是不大的，往往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而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一些标的额较小经济纠纷，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会发生诸如村民上访之类的事件，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的，这对于维护回族社区秩序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独特的回族社区文化是回族纠纷问题产生的土壤，其纠纷的产生与回族群众独特的伊斯兰教法观念、习惯法观念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在具有独特伊斯兰文化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这个社会独特的文化属性。[2]
（二）回族纠纷的特点
回族纠纷本身具有其特殊属性，还呈现出纠纷的内容和领域日益复杂化、引发纠纷发生的原因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方式多样化等特点。
1、纠纷的内容和领域日益复杂化。社会生活、经济生产、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各种矛盾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十分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婚姻家庭方面，因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回来后常常会带来一些“新风气”、“新风尚”，再加上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现在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越来越薄弱。此外，像赡养纠纷、兄弟之间的财产分割纠纷、妯娌之间、婆媳之间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多。在社会生活方面，因农民文化知识比较缺乏、思想道德意识相对薄弱，不能合理地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冲突。在经济生活领域，因借款或各种形式的欠款而引发的债权债务纠纷和因合伙经营的企业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纠纷不断增多。
2、纠纷的解决方式呈现多样化。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当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冲突时就会寻求司法的救济途径解决，比如像合同纠纷等。归结起来，这些解纷方式大致包括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公力救济等。各种救济方式民族聚居区内都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着，并对聚居区内的稳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3、引发纠纷发生的原因呈现多元化。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以及与周围汉族社会的交往的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此导致矛盾纠纷发生的各种因素也不断涌现。例如，我国的土地资源越来越贫乏，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弃农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因土地相邻权而导致的纠纷越来越少，相反，各类经济纠纷呈不断上涨的趋势。比如债权债务纠纷，借贷纠纷，合伙经营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的纠纷等等。较之之前的纠纷类型，这些纠纷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利益关系也比较的复杂，如处理不当极易导致激化，甚至发展成群体性斗殴事件，这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我国现代回族纠纷的处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当前我国回族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以往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变革，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大背景下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着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从古代时期单一的宗教解纠方式发展到现代自行解决、阿訇调解、基层权威调节、国家行政机关调解、诉讼等多种解纠方式并存。
1、自行解决。回族多聚居生活同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出于日常生活的广泛交往和当事人相互熟知，纠纷主体往往选择相互沟通的方式化解纠纷。同时，回族聚居区多是穆斯林社区，深受伊斯兰教和睦、团结思想的影响，一般能自我化解，减少矛盾的激化。
2、阿訇调解。在伊斯兰教中，阿訇以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法文化涵养和崇高的个人威望而处于宗教权威的核心地位，其职责主要是宣讲伊斯兰教义，主持宗教仪式等。虽然在现在，阿訇的职责也逐渐的被限制，但是，在维护地方安宁，解决纠纷方面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当穆斯林群众遇到不如意的事，或者纠纷无法通过自力救济解决的时候，会寻求通过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和社会解纷机制来恢复和维持社会格局的地步，此时，阿訇因其高尚的人格和威望而仍然会成为他们寻求的对象，阿訇就会充当起回族社区纠纷调解人的角色。阿訇纠纷解决方式之选择内含着当事人的共识，双方通过谈判（合意），或者是经过博弈后妥协最后达成合意[3]，而一致同意选择把纠纷提交到特定的权威那里，请求权威调解。如阿訇同意或接受当事人的合意，则进入调解程序。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调解方式、过程及其结果不再简单地以是非为标准来确定当事人各方的权责，而是在考虑“和”为主题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息讼安定。宗教教义、人情面子、日常生活道理分解了严格的正义观念和公平原则，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术语在阿訇的参与下被模糊化，甚至具体的证据支持也要让位于宗教感情和社会关系，最后通过规训和劝和来达成使双方都满意的双赢的结局。
3、基层权威调节。本文中所论及的基层权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当地有权威的人员（一般称之为乡老）。村委会是我国基层管理单位，在农村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解决民事纠纷、化解邻里矛盾中有着重要作用。村里有威望者一般是当地年纪较老的人，这种人一般深谙伊斯兰宗教教义，对于相关的回族习惯法熟悉并且善于使用，有多年的处理纠纷的经验，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对常见的矛盾，有着良好的处理经验。在绝大多数回民聚居区，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强调信众团结、和睦、忍让思想，在自我不能调节的情况下，通过村委会来化解邻里纠纷。通常，村委会会联合当地有威望的人一起处理纠纷，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强制性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配合有威望者的能说会道的能力，使的纠纷能够快速有效的解决。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这种解纷方式往往成为当事人首选的纠纷解决方式。
4、国家行政机关调解。在这里，国家行政机关主要是指一级政府及其下属的民族与宗教委员会（简称民族委员会）。在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政府一般都十分注重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稳定，注重对于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高度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在大多数回族聚居区，许多涉及民族宗教的问题，由于其纠纷性质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民族委员会是回民们解决纠纷的另一个渠道。
5、诉讼。通过运用国家的司法资源解决纠纷具有矛盾解决的终局性、裁决结果的权威性、执行结果的强制性的优势，使得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矛盾尖锐、对抗性较强、冲突较激烈的纠纷成为主要的诉求渠道，也使得诉讼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虽然，在我国广大农村“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P9）这一乡土情境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厌讼心理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诉讼所具有的纠纷解决的强制性、执行结果的强制性等特点，使得其成为人们解决选择其他方式不能有效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
三、结论与启示
探讨回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纠纷类型及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的途径，并且对构建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以重要的启示：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处理民事纠纷尤其是在处理少数民族民事纠纷时，应当正视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在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作用，在可能的层面尽量寻求多形式、多途径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巩固和加强诉讼解纷方式的权威和核心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需要发挥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确立司法的权威地位，继续发挥诉讼解决纠纷主渠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非诉讼解纷方式具有的随意性、非规范性、不可预期性等等缺点，也需要发挥司法的作用，弥补其不足，保障正义的实现，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国家司法是实现当事人权利的最有效、最权威的力量，国家实施法律的最重要途径，是解决纠纷矛盾、构建法治社会的最有力武器，是整个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的巩固其核心地位，才能保证国家法治目标的实现。
（二）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发展
非诉讼解纷方式由于其自身的优势，能够有效克服诉讼解纷方式的各种缺点，从而化解社会冲突，促建和谐社会构建。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通过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健康发展。
1、建立非讼解纷指导机构并采取措施引导其良好运转。非诉讼纠纷解决指导机构的设立在整个社会的纠纷解决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设立非讼解纷指导机构的同时，应当明确规定其工作任务和原则：首先，非讼解纷指导组织是社会性公立组织，其应当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加强对人们的教育和指导工作，使人们明确和解、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工作流程、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当发生的矛盾不是十分激烈时，就应当引导人们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想法，避免采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而选择比较缓和的手段解决，避免其采取非理性的解纷倾向，引发社会的动荡。其次，指导和监督基层调解组织的工作，协调和沟通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当当事人对于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矛盾举棋不定时，应该对其加强指导工作，告知他们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点和缺陷，提高各种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水平。
2、提高非讼解纷人员的素质。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各类纠纷矛盾的解决质量，决定了当事人是否认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结果的执行情况。要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质量，提高纠纷的解决水平，就必须着力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为此，法院等司法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等组织应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的引导和培训，政府部门应当对非讼解纷人员采取委托培养等方式，逐步建立一套高素质、职业化的工作队伍，提高其工作水平。
3、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指导。为了提高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水平，法院等司法部门采取各种途径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指导组织工作的指导，提高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通过对人员配备、法律适用、程序设置等因素的指导，提高其工作水平，达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
（三）架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相互衔接
首先，建立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受理案件的分流机制，对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应当适用于解决不同的纠纷类型。比如像夫妻感情纠纷、赡养纠纷等涉及到家庭安定团结的案件，这些纠纷是社会影响较小、标的额较少的民事争议，应当尽量通过非诉讼的途径解决，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尽快恢复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更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对于一些特殊的民事纠纷，诸如离婚案件、标的额较大的合同纠纷、由收养导致的纠纷，这类纠纷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危害较大，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导致案情的恶化，不但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此时，就应该规避非诉讼方式的适用，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就要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运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借助国家正式的制定法、严格的司法程序以及具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解决纠纷双方的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其次，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下来，提高其法律地位。立法是沟通和协调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最有效保障，通过将实践中一些成功的案例和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法律化，制度化，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且还能扩大其影响力，通过法制宣传，引导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9.
[2]张菁.试论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D].山东大学，2007，（7）.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法律出版社，2004.
随着我国现代支付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金融电子化进程的快速普及，传统的支付结算方式和资金汇划手段已逐渐被电子化的资金结算方式所取代，方便快捷的结算模式加速了资金的周转，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但目前我国在支付结算管理上依据主要是《票据法》、《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和《票据实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制定于2000年之前，适用于当时的手工联行、手工交换和电子联行等结算方式，随着我国支付体系的建设和支付清算系统的快速发展，大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像系统相继推广运行，上述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支付体系的发展速度，导致结算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当前支付结算方式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运行的小额支票截流业务和全国支票影像业务是以扫描的影像支票和电子信息代替实物支票传递的。这种运行模式推动了支票在全国的通用，扩大了支票结算范围，是现代支票结算方式的有益补充。但是现行的《票据法》中明文规定：“支票的付款方式为见票即付”，影像支票虽然代替实物支票完成结算，但实物支票与电子支票同等法律地位没有进行明确。电子凭证的法律效力、支票截流在哪一方没有相关法规予以说明。《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制定支票的出票、背书必须在限定的区域使用，限制了支票的区域流通功能。与推广支票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相矛盾。另外，电子票据、支付密码、影像技术在支票安全防范措施应用中的法律地位未加以明确。《电子签名法》虽然已正式实施，肯定了电子签名的合法性，明确了电子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结算的合法性，而《票据法》指出的“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或者签名加盖章”，对网上银行的支付形成法律障碍。其次，小额支付系统运行的支票圈存业务是由出票人开户银行预先从出票人账户上圈存金额保证支票的及时支付，其发出的支票圈存指令是否可以作为法律依据，这些都涉及到资金清算的诉讼问题。
二是尚未建立支付系统的准入、退出制度。目前加入我国现代化支付体系的参与者主要分为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但是在准入环节各商业银行所提交的各类报告、履行的程序、系统及环境验收、经营管理、信用等方面及退出时的条件和程序等没有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规范和明确。造成准入环节松散、退出条件模糊。在运行中，资质、信用及其他条件比较薄弱的参与者出现系统故障、操作失误、借记不足无法进行支付时，会对客户资金造成损失，引起民事和经济纠纷。
三是支付结算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责任难以界定。电子支付加快了资金的流通和汇划速度，一笔资金的汇划几秒钟即可入账。从形式上看参与汇划资金的当事人只有汇出行和汇入行以及客户，但资金汇划速度的提高和安全入账涉及到许多因素，借助于许多环节。由于电子支付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通信搭建的平台来完成资金汇划的，技术含量高，技术手段复杂，资金在汇划结算过程中，一旦出现丢失、延误，影响资金正常入账时，引起的经济纠纷涉及许多部门。包括计算机系统的开发商和维护商、网络运行商、电力供应商及各环节的运行维护部门。对该类纠纷，目前的法律层面没有具体详细的规范和指导，没有明确指出某一环节的故障或失误应承担何种责任。发生此类纠纷时，法律责任无法认定，不利于系统经营者、维护者、参与者、监管者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不利于维护各部门的合法权益。
二、相关建议
一是修订完善支付结算法律体系。建议尽快参照国际票据法公约和WTO成员国《票据法》的规定，对我国《票据法》加以修订和完善，使之符合国际惯例。尽快制定《支付结算管理条例》，明确各种支付工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规范结算行为；制定出台《银行账户管理条例》，确定银行账户管理主体，明确银行、工商、税务、开户单位等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规范账户的开立、使用，打击利用银行账户进行逃贷、躲债、避税、骗汇以及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制定出台《违反支付结算制度处罚条例》，加大对违反支付结算制度、破坏支付结算秩序行为的处罚力度。
初来乍到，我并不是太熟悉法院书记员的日常工作，朱昉姐就抱了四五个文件袋到我的四方小桌子上，让我归档以熟悉下民事诉讼程序。这几个文件袋材料鼓鼓，是关于建筑工程纠纷的材料，里面涉及到许多建筑专业方面的术语，我拿处一堆材料却不知方向的浏览，朱昉姐提示我看看判决，但是光看十几页的判决书就搞得我头晕了，什么地基啊，什么楼板施工防水啊，什么板面裂缝啊，什么钢筋板梁啊，扫了一个早上我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材料。第一个早晨在抽象的概念中晕倒过去。朱昉姐考虑到我不太能消化那些材料，就让我转移战场，去打传票，我才可以脱离苦海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诉讼作为解决纠纷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向来被视为最后的救济手段。诉讼的最终救济性决定了它必须适应各种纠纷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纠纷解决的需要。但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相应的资源，而实现社会正义的程度又非常有限。（1）为了加快和谐司法的步伐，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不断探索并构建诉讼内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拟就构建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价值取向与和谐司法、促进社会和谐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促进和谐司法和社会和谐的价值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的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要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另一种方式的特定价值为当事人提供选择引导。人类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化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并建立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价值取向，是形势所需，意义重大。
（一）有利于缓解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不堪重负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变化，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各种纠纷大量涌现，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大幅度上升，审判压力增大，而司法资源又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无论从案件性质、类型、特征以及数量等方面，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仅在传统的法律关系领域中出现一些新类型案件，如财产法律关系领域中的股东派生诉讼，网络域名纠纷等；人身法律关系领域中的人格和身份权纠纷，如女性权、男性生育权等；一些具有宪法性质的权益纠纷，越来越多的单位内部纠纷也纳入民事诉讼程序，成为法院审理的对象。并且，实践中，由同一法律关系引起的竞合性纠纷，也经常选择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这就使法院陷入超负荷运行的状态。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不断扩张，是近几年来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从诉讼权理论与切实保护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扩大，有效地解决了公民“告状难”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把任何一个民事纠纷都转化为诉讼程序，因为法院裁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唯一途径。且当事人再将纠纷诉诸法院的同时，存在诉讼解决机制的矛盾，如：解决纠纷的成本高，解决纠纷的周期长，解决纠纷刚性化等，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相悖。
（二）有利于克服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弊端
和谐的价值基础是当事人各方对诉讼的解决均满意。与调解仲裁等以一定程度的合意为前提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诉讼程序更多地依靠法官的权威判断。以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是基于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判断分析，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排除了合意的因素的裁判，不可能达到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理想结果，有些案件即便是胜诉的一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亦不满意。案件数量上升，裁判比例提高的同时，诉讼解决机制的弊端日益凸现：裁判案件的上诉率高，申诉上访、再审现象已严重影响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与权威性，直接影响社会和谐。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涉法案件的严峻形势，暴露了诉讼解决机制的种种弊端。尽管法院对某些案件审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大多数案件使用规则与程序是正确适当的，之所以当事人不服判决结果，是因为纠纷解决方式过于集中，当事人对法院判决期望值过高所导致社会矛盾复杂化的一个缩影。大量的案件诉诸法院，当事人无疑是希望法院尽可能迅速而又公正的处理这些案件；但法律所规定诉讼必经程序，庭审的复杂性，个案情况各异，以及法官整体素质所限等因素，案件在诉讼的流程线上不可能均做到畅通无阻，在客观上决定法院不可能及时做到定纷止争，也就不可能避免地导致诉讼拖延、经济与精神上的严重耗费。
（三）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偏向与滥用诉权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和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纠纷类型多样化，复杂化，促进了法律规则与程序的健全和完善，诉讼由此成为纠纷解决的基本途径。诉讼的增加总体上属于社会发展中正常的和必然的现象；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日益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加快，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诉讼观念也不断增强，加上各种新类型的社会矛盾所导致诉讼范围的扩大，人们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偏向，甚至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有的法院审理了“1元钱官司”后，又出现许多类似的“1元钱诉讼”。这种滥用诉权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不和谐的心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不相契合。
(四)有利于维系传承道德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促进文化和谐
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司法在基层的急速推进，在以国家的名义迅速破坏原有社会规则和秩序的同时，并没有能够提供一种适应民众的需求，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加剧了国家法与民间社会的矛盾。因为过多的诉讼会扩大加剧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增加经济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成本，贬损自治协商、道德诚信、传统习惯等一系列重要的价值和社会规则，使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衰退，家庭的温情、邻里的礼让、交易过程的诚信、乃至社会的宽容和责任感，这些构建和谐的文化价值往往会在简单的权利利益的对抗中逐渐贬值失落。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维系传承道德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与基本价值取向
当代，在司法的权威和社会功能继续提高的同时，重视和积极发展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ADR）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潮流。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2）这一概念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既是一个理论与实务（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价值研究的课题，是构建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价值内容。（3）
（一）ADR的共同特征及其价值
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的共同特征及其价值概括为六个
要素：1、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这主要是针对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和高成本及延迟等问题强调ADR的程序利益。2、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机械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适用和交易的空间。3、纠纷解决主体具有非职业化特征。无论是调解或仲裁，乃至简易小额诉讼，专门法院的主持者都可以由非法律职业人士承担，并可以由非律师，或完全由当事人本人进行，使纠纷解决脱离了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将专家优势和常识思维引进纠纷解决过程。4、性质和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ADR以民间性（社会性）为主，同时兼有司法性和行政性。5、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属于非权力化的水平或平等性的构造。在包括仲裁在内的ADR程序中，参与解决纠纷的中立第三人不是行使司法权的裁判者（法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这是ADR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的缘由所在。6、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与和平性（非对抗性）。这是当代世界对ADR价值最为认同的优势。
（二）和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价值境界，也是当今社会最理想的价值追求，也是构建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当代ADR的目的绝非取代司法和诉讼，但其发展与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并成为司法改革与和谐司法的重要价值内容。这一改革潮流涌向和谐，其所预示的趋势是：
第一、在法律框架下ADR的广泛应用，为全面解决纠纷提供了更为便捷和适宜的渠道。实际上扩大了司法利用的范围，为和谐司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ADR与诉讼的有机衔接，使法院的功能将进一步发生转变，从纠纷解决更多的向规则的发现和确认、利益的平衡乃至决策的方向转化，法院由此承担起对ADR进行协调和监督指引的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的渠道不断拓宽；第三、司法对ADR的广泛运用，导致了传统的诉讼文化的某些转变，将大大缓和诉讼的对抗性，使其更多的向和解性转化，平和的解决纠纷的价值观念更加受到推崇，从而使和谐司法的价值观念不断的深入人心；第四、ADR的理念将进一步促进纠纷解决程序中当事人本人的参与程序，并强调纠纷解决程序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使诚信友爱和程序保障的环节得以升华。第五、ADR的观念和务实改变了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技能，这将进一步促进司法观念的变革和司法价值理念的更新。
（三）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法治和司法价值理念的深远影响
当代世界ADR的实践和发展，还将使人们对法治现代化的观念、法治社会化的标准及其理念正在悄然变化。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对法治理念，尤其是对司法价值理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一“为权利而斗争”、“诉讼率提高=权利意识提高”的公式受到质疑。即使是现代法治社会，相当多的纠纷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权利义务关系，而更多的是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在权利之间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固然可以通过刚性的判决作出胜负，但为了平和利益、融洽关系，促进和谐，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协调，通过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利达到双赢。
其二，诉讼并不必然是以单一的国家权力及其价值观为基准的法律规则之治，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多元化的行为模式以及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将会是现代法治更富有活力，使社会充满生机。法治社会固然必须有司法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司法垄断所有的纠纷解决。现代法治国家应能容纳多种社会权力及其组织形式的存在。
其三，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规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他社会规范不仅同样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空间，而且对法的“正当性”的探求必然要求法律与社会规范保持互动。“只有常常意识到‘或能找到比法律更好地的解决方式’的可能性，使法律相对化，我们才能在保有自身道德确信的同时来运用法律”。（4）
三、对新形势下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思考
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促进和谐司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需要，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措施表现出来的完整统一的制度措施体系及其内在机理。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以强化司法权威和发挥司法功能为基本途径，找准法院在社会纠纷解决功能中的价值定位
我国仍处在法治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需要。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尚未真正建立，但在纠纷多发、冲突复杂激烈、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审理难度较大的情况下，诉讼既是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也是规则形成的一种机制，社会必然对其寄予厚望。国家需要通过法律的统一适用来统合社会，同时也期待法律能保障社会的稳定，以期形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状态。此外，通过具体的诉讼活动，还能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启蒙，培养社会主体的现代法律意识。诉讼是使法治具体化、生活化、形象化的最佳方式，也是使社会法律化的最基本的途径之一。
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法律和诉讼的作用还应进一步提高，公民的诉权和可司法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诉讼数量增加，总体上属于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确立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价值定位，必须分清提高司法权威与盲目的诉讼崇拜、公民积极的行使诉讼权利与滥用诉权、合理正当诉讼与恶意诉讼及轻浮诉讼的区别。我们应在在保障公民诉讼权利、扩大司法管辖范围的同时，为社会主体开辟更为经济、便捷与和平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同时限制恶意与无效的诉讼，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以转变司法价值理念为动力，正确认识和评价ADR的价值
ADR理念不但与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而且进一步促进法官行使职权方式和法院司法观念的变革。在以往的实践中，法院轻视甚至抵制非诉讼机制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种：1、对法治理想的机械理解，将司法与正义简单等同，试图实现国家法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以及司法对纠纷解决的垄断；2、对司法能力的盲目自信，对司法的局限性以及诉讼的弊端，压力和纠纷解决效果缺乏清醒地认识；3、对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缺乏信任，包括其素质的正当性，合法性，纠纷解决能力、效力等；4、由于自身利益所系（如诉讼费），出于争夺资源和权力扩张的动机，以各种借口垄断纠纷处理。
为了更好的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在实践中提高其质量和能力，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功能和价值，认识和改善其不足和弊端。例如，仲裁的成本高、复杂和高风险导致的低调解率；民间调解机构及其工作的良莠不齐；协商调解达成和解的困难以及反悔率高；劳动仲裁后增加，调解率降低等。此外，腐败、职业道德自律差、法律不健全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使之脱离监督的较大的风险和错误的成本。因此，当前需要特别注意公正与效率的结合，在强调法院对ADR重的同时，应保证对其处理结果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使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司法救济。应当充分注意我国各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在实践中不宜搞一刀切的政策。在制度和程序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应慎重采用强制（即前置性）ADR，以避免在当事人不服时反复申诉、上告，导致纠纷的久拖不决，影响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进一步转变司法价值理念，重新整合配置纠纷解决与司法服务资源，通过相应的司法政策和具体措施，积极促进ADR的发展，在提高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素质和能力的同时，与之相配合，形成衔接与互动。这样不仅有利于及时经济有效地解决纠纷，也有利于分担法院的压力，使法院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司法诉讼，提高审判质量，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法院的权威。
（三）以强化法院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保障促进机制为价值支点，不断拓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渠道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仅应通过适用法律规则彰显程序的公平正义，而且要以纠纷妥善解决为立足点，为当事人适用诉讼调解，自行和解，选择仲裁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便利制造条件，向当事人传递纠纷可以通过诉外解决机制公正解决的信息，充分发挥法院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解决纠纷功能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1、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作用、实现“判调结合”，以增强裁判的柔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诉讼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利于当事人息诉，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尤其是在当前涉法上访案件处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更应当注重诉讼调解对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的促进作用，将一些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案件妥善解决诉讼过程中，防止矛盾在诉讼结束后向社会延伸。
2、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实现诉讼与人民调解资源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从制度上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从诉讼的角度肯定人民调解活动的正当性，实现诉讼机制与人民调解机制的整合。在案件审理中，对于先前已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及时进行司法审查，依法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督促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通过裁判的形式确认与维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维护人民调解的权威，增强其公信度，确保基层的各类社会矛盾及时得到疏导化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
与此同时，法院应结合审判实际，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建议，对于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交流，使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改进工作，提高调解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稳定和谐与经济发展。
3、加强对仲裁组织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高仲裁工作质量。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仲裁事业的发展，也加重了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工作任务。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同时，应对社会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加强与仲裁组织的沟通与交流，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仲裁组织提出改进意见，使其修改仲裁规则，不断提高仲裁质量。与此同时，对仲裁的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必须始终遵循适度监督、审查程序的原则，这对于维护仲裁组织的权威，从司法上引导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保障仲裁在解决经济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以改革各种具体纠纷的解决机制为价值切入点，不断完善适合构建和谐社会和当事人需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过程，应充分地鼓励各种积极的实践和尝试。当前，重点可以进行如下的改革：
1、对劳动纠纷，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制定劳动仲裁程序，使现行的劳动仲裁程序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规定只有当事人双方都同意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才能适用仲裁的方式，并且一旦通过劳动仲裁作出裁决，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向法院；只有仲裁中程序确有错误或者仲裁人员行为违法时，当事人才能向法院，请求法院对裁决的效力进行最终裁判。
2、对于消费者纠纷，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纠纷处理程序更加快捷。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仲裁程序，并赋予仲裁裁决的方式解决。另外，可以将消费者纠纷的处理作为人民法院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重要内容，使调解协议具有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所具备的边界性、对称、成本问题越来越重要，信息无边界性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信息的成本也降低。这些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如求偿权、隐私保护权等权利不断深化，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日益困难。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知情权的深化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交易活动中，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劣势地位。”[1]互联网金融产品具备大量的专业信息，传统的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还可当面向消费者推介说明，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能直接面对金融服务者，网站平台所披露说明的产品信息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决策，消费者处于明显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赖以作出决策的信息是其知情权的重要部分。因而网站平台的性质、平台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等都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在互联网时代应有权利内涵的重要内容。2
（二）成本降低下的隐私权侵害严重
“信息流通是社会知识和财富积累和增加的必要条件之一，现代的富裕发达繁荣的社会都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之上，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对自己有利并可能对社会也有利的决策。”3但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由于信息的交流、记录、保持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个人信息费用过高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在交易的过程中向互联网金融服务者提供个人的身份、账户、资金状况等信息，由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保存，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互联网金融借款方（筹款方）都会获得这些信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服务者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可能将这些个人信息用于关联交易以外的其它用途，或与其它商业机构合作共享，将会侵害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三）互联网因素下的求偿权深化
互联网金融纠纷多为标的额较小的经济纠纷，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快速高效解决纠纷的诉求更为强烈。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主要证据都是虚拟性、无纸化的数据，诉讼过程中电子证据的取证和认证都存在困难。而互联网金融交易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到的责任承担主体众多，责任可能既有违约责任，也具有侵权责任，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在分清法律关系分别适用不同法律上具有更大难度。因此，应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建立有别于传统复杂金融纠纷的解决机制，以互联网的思维模式解决互联网金融的纠纷，以求达到纠纷的高效快速解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面临的挑战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由于不能及时处理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变化与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所带来的问题，不能使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顺应时代变化迅速解决，也难以减少大量互联网金融案件中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存在司法保护失灵状况。
（一）地域管辖的缺点日益凸显
在信息成本成为重要考量因素的条件下，传统民事诉讼制度以当事人承担诉讼成本对等为前提确立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制度，[2]但这种管辖制度对诉讼的不利影响日益明显。互联网金融具有的电子化、虚拟化、数字化的特质，从本质上打破了地域隔阂。一家设立在上海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其客户群体可能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这将对执行诉讼法对地域管辖的规定带来很多不便之处。按传统的管辖原则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案件对管辖的同类化集约型需求，也不可能实现方便诉讼的目的。质言之，现有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与互联网金融非地域性相冲突。
（二）受案范围过于狭窄
法院审理互联网金融案件依据相关实体法律来确定受案范围，而确定受案范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体法律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界定。我国金融相关领域法律并未明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司法保护的具体内容，使得实践中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困难重重。如在2014年10月份，涉及P2P平台的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超过数十家，而2014年仅有“网赢天下”案等四个案件进入司法审判阶段。[3]此外，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传统的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内涵不断深化，产生了权利保护的一些难点，一些诸如数据安全权等新型权利不能够纳入受案范围之中。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没有及时回应权利变化的现状，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制度的缺失，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侵害发生时维权难度增大。[4]
（三）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确立了举证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按照传统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证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侵害了其知情权、隐私权等，将由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供证据，这样分配责任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交易相关电子证据都由平台设计或进行记录保存，在当前缺乏统一交易数据备份上传或锁定认证的机制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取此类电子证据。即使具有一些零散的交易截图或聊天记录，也须进行效力的鉴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常此类纠纷到了最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很可能会因难以获得交易流程的有关证据或是因鉴定费用高于胜诉预期可得利益而放弃鉴定。
（四）集体救济制度不能满足需求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小额信贷为主的P2P，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理念为基础的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爆发可能性日益增大，小标的大规模集体诉讼时代将到来。尽管我国已经通过构建小额诉讼制度降低当事人诉讼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但众多的小额诉讼对当事人是一种诉累，对法院也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针对众多小标的的互联网金融纠纷明显不适用小额诉讼。此类互联网金融诉讼涉及到代表人诉讼，现行法律规定诉讼代表人是涉案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但由于代表人一方对证据的收集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且两者地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情况。在P2P行业催收第一案”———点融网“老赖”案件中，出现了无法定依据的P2P平台资人对筹资者进行集体诉讼的情形。4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代表人制度在互联网金融纠纷领域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诉讼选择。但可惜的是，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此类机构代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进行诉讼的法定权利。
三、如何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
（一）建立健全“网络法庭”
因为线下的法庭由于人员紧缺、案件繁多，越来越不能满足互联网信息时代快速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问题的需求。而线上“网络法庭”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成熟。“网络法庭”是指运用包括电子收发系统、文件管理系统、案件管理系统在内的一整套司法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高效、无时空限制、无纸化审判的新型审判方式。根据我国现在法院网络信息化成熟的程度，结合网络交易发达的省份或城市的试点情况，可以在全国各地逐步逐级推行设立“网络法庭”。在逐步推行过程中，可将部分区域的案件纳入成熟地区的“网络法庭”进行审理。可以按原有审级将“网络法庭”列入常规性而不是特例性的诉讼程序。由于“网络法庭”效率高、公开性强，对于在下级“网络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上诉至上级法院的“网络法庭”进行线上审判。也可以赋予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当事人可选择上级法院的线下审判方式。这只是提供了可选择审判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由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审判的实质。在构建我国的“网络法庭”时，将互联网金融案件明确纳入审判范围，并以具体数额限制来明确纳入网络法庭。
（二）设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享有选择权的管辖制度
如前所述，现有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与互联网金融非地域性相冲突，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纠纷低成本、高效快速解决的需求。为改变这种现状，确定我国“网络法庭”的管辖权时，可赋予消费者优先选择在“网络法庭”还是实体法庭进行审判的权利，确保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化保护。消费者在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订立合同条款时对于纠纷解决享有选择“网络法庭”还是普通法庭解决争议的权利。一旦消费者选择“网络法庭”，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就必须应诉。当然，消费者也可以放弃“网络法庭”，运用传统的法庭审判解决争议。“网络法庭”是一种为消费者提供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途径，对消费者而言，不是一种强制性规定。对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的必须应诉规定是加重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的责任，利于集体诉讼的实施，以彰显对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利于实质性地对互联网信息时代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平衡。
（三）确立举证倒置
探索新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时，针对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日益不对称的情况下，确立举证倒置是一种新的尝试。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要考虑保障诉讼公平以及当事人诉讼地位实质平等的目的实现。举证倒置的目的是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构成举证倒置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原告举证困难；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4]对于互联网金融案件而言，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一方面，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力掌握在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手中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由于一般互联网金融纠纷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反映也是十分强烈。正是因为两个同样的内在原因使得在互联网金融纠纷的特定诉讼类型中可规定举证倒置。可规定，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出的侵权事实（涉及披露说明义务不完善所导致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受到损害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否认的，由其承担举证其未损害消费者权利的责任。[5]
（四）健全集体救济制度
互联网金融纠纷往往是集体性的，而现行法律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专业化、大规模化的解决路径。因此，完善集体救济制度，就是基于互联网因素，将具体案件中互联网金融纠纷中各种信息和诉求汇总分析，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改良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诉讼代表人的确定。现有诉讼法律规定的代表人由于专业知识和物质条件限制不能像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拥有相关的便利条件去充分地代表全体受损害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因此，需法律对专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以诉讼权能明确，赋予互联网金融平台代表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给予一定的便利条件。便可以将现实中金融消费者平台只能依靠诉讼前协议才能代替互联网消费者的不便利因素去除。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__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