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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信息学的有关，不难发现，这一领域的几乎所有经典文献都无不是以保险市场为例来研究不对称信息的。原因在于，保险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由于保险机制的固有特性，无论是保险的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可能如愿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很容易被保险市场参与者所利用，并导致保险市场运行的低效率。针对保险市场的这种信息非对称特征，经济学家做了许多深人的研究工作，他们运用非对称信息技术研究了保险欺诈、保险市场均衡、最优保险契约设计以及非对称信息下的保险定价等。如早在1953年阿罗（Arrow）就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妨碍保险机制顺利运转的主要障碍，并对此进行研究。之后，像罗斯柴尔德与斯蒂格利茨（Rothschild and Stiglitz）、斯宾赛（Spence）和莫里斯（Mirrlees）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以保险业为背景来研究不对称信息理论。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保险市场为例来研究不对称信息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佐证了不对称信息对保险市场的严重性。鉴于此，本文拟从保险人的角度出发，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两个主要模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产生机理，并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其规避策略。最后，在委托理论框架下，研究基于不对称信息假定下的最优保险契约的设计思想。
二、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及其分类
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是指交易中的一方拥有而另一方缺少的相关信息。从市场参与者拥有信息多寡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信息不对称是指保险标的通常被保险的买方控制，保险人不易了解关于保险标的风险及风险控制状况的信息，处于不利地位；第二类信息不对称一是指保险买方不了解保险人履行未来义务的愿望和能力，二是指保险买方无从确知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价格是否公正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就有可能利用保险买方对保险知识的欠缺而为自己谋利。按这种分类，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还有很多种，如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经纪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估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等。若按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分类，则保险市场的这种信息非对称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信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信息非对称的内容。把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的信息非对称称为事前非对称，反之为事后非对称，且称第一种信息非对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称第二种信息非对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从信息非对称的内容看，信息非对称可能指保险市场参与方的行为，如保险买方改变保险标的风险分布的行为，也可能指市场参与方的知识，如医疗保险市场投保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隐瞒。从这一角度讲，不对称信息有两类，即“暗中行动问题”（hidden
action）和“暗中知识问题”（hidden knowledge）。显然，逆向选择问题对应“暗中知识问题”，而道德风险问题既有“暗中行动问题”又有“暗中知识问题”，即保险市场既存在暗中行动的道德风险，又存在暗中信息的道德风险。
当然，不对称信息的分类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文献就将“暗中知识问题”和“暗中行动问题”又各分为两类：即“旧车问题”与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人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若保险买者对保险产品的知识少于保险的卖者，就会产生“旧车问题”；若保险买者对自身的情况的了解多于保险的卖者，就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若从委托关系的角度考察保险的买卖关系，就存在所谓的委托人——人问题；若因为有了保险，被保险人可能进行更加危险的行动，做事不谨慎，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不对称信息的分类方法还有多种，但总体来说，保险市场最为基本的不对称信息模型有两类：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梅耶森（Myerson，1991）就主张把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简单分为两类，将所有“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动引起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所有“由参与人错误报告信息引起的问题”称为逆向选择。
三、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
（一）保险市场道德风险的概念
毫无疑问，道德风险的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自从阿罗（Arrow）在1963年将道德风险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中以来，在相关的保险文献中，有关道德风险的定义，有许多种相似的解释。Arrow给出的定义是：“道德风险就是个体行为由于受到保险的保障而发生变化的倾向”；Frank（1991）给出的定义是：“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对所投保的保险标的采取较少防损努力的一种倾向”；Varian（1990）认为：“道德风险是指保险双方中的一方不能观测到另外一方的行为的情况”；Findlay和Parkin等（1992）人认为：“道德风险是指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所采取的影响或加大不利结果出现概率的行动”。保险文献中还有若干关于道德风险的定义，在此不一一列举。正如在海上保险方面很杰出的英国作家魏克道·多弗所指出的那样：“要精确地定义道德风险有点困难，它可以被看作保险本身的一种要素，或者和被保险人的利益有关，或者和外部条件有关，它使意外事故的发生成为被保险人谋利的手段。”综上所述，道德风险泛指市场交易中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即隐藏行为的一方由于其行为或疏忽致使不利结果出现的概率加大。可见，道德风险是一种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它与道德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一般的观点认为，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经济人”人格内容的必然结果，它属于经济环境中的外生不确定性，而且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保险市场的低效率。
按被保险人采取的与损失发生有关的行为的时间分，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两类：一是保险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防损动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称作事前道德风险（ex-ante moral hazard）；二是损失发生后，保险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减损动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称作事后道德风险（ex-post moral hazard）。事后道德风险同事前道德风险有很大关系。假如被保险人的利益与所报告的风险损失状态有关，则有可能产生事后道德风险。另外一种导致事后道德风险的私人信息是保险标的是否遭受了意外事故的损失，因此，被保险人不仅具有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方面的私人信息，而且还具有保险标的是否遭受意外事故的私人信息。因此，事后道德风险和事前道德风险的唯一区别是被保险人和的行动顺序存在差别。被保险人先于自然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属于事前道德风险，相反便为事后道德风险，Spence和Zeckhauser（1971）是首先认识到这种差别的学者。
从道德风险的分类知，道德风险因素从两方面对风险可保性产生影响。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简称被保险人）为谋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使得保险标的受到损害，或者当保险标的受损失时不采取减轻损失的有效措施，故意扩大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被保险人疏于风险防范，致使事故发生。简要的说，当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后，他没有积极性承担采取防损措施的成本。换言之，保险可以把谨慎行事的得益从被保险人那里转移给保险人，而被保险人额外承担了谨慎行事的成本，便产生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因素又称疏忽风险因素，它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否恶意，在保险业务中很难对这类风险进行规避。
那么，保险市场上为什么会产生道德风险呢，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教授认为，人类交换形式的变化及协作的产生是产生道德风险的必要条件。产生道德风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倾向（opportunism）。正如阿罗所说的，人们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取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或场合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不排除某些人在某些时间和场合，会采用这种方式行事。因此，以欺诈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是基本的人性之一。当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的，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洞察现在和将来，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因此，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动机问题，从根本上讲，产生道德风险的行为只不过是人们攫取其利益的动机选择。
（二）保险人对付道德风险的策略选择
那么，如何来规避道德风险呢？对此，业内和学术界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归纳起来，措施不外乎有三类：即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挽救。其中，事前预防是最主要的手段，其具体的策略很多，具体到保险人而言，最主要的和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保险条款，即保险人所设计的保险条款应尽量使被保险人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或不谨慎行事的边际成本为正值。在保险实务中，要使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为正，主要方法是在设计保险契约时，通过免赔额或共保条款使被保险人承担部分损失。免赔额条款（deductible）规定保险人从损失赔偿金中扣减预定的固定金额。共保条款（coinsurance）规定从损失赔偿金中扣减预定的百分比。这两种规定都要求一部分损失由被保险人承担，从而为被保险人减少损失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另外一种规避道德风险的方法是使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为正的方法，即对那些采取防损措施的被保险人进行奖励。如机动车辆险中常见的无赔款优待计费法（No-Claim Discount，NCD）就是用低费率的做法来奖励那些损失纪录令人满意的被保险人。实际中，保险人应选择哪一种措施来应付道德风险呢？当然，这要依据保险人所面对的是哪一种类型的道德风险。如果保险人面对的道德风险极有可能加大损失，那么，保险人就应当使用免赔额条款。这是因为，使用免赔额条款不仅有利于鼓励被保险人采取有力度的防损措施，而且在处理小额索赔时还能够减少成本支出。然而，如果保险人面对的道德风险会使自己的开支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应选择共保条款。原因在于，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越大，共同的支付也就越大，这样，被保险人就有了进一步减少损失的动机。另外，保险入还可以通过对保险条款执行情况的检查或采取针对性的核赔查勘策略来规避道德风险。
四、保险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
（一）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的概念
逆向选择这一术语同样来自于保险业，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起源于人寿保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双方在达成契约前，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契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对方不利的，接受契约的人利用这些有可能对对方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而对方则由于信息劣势处于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位置上，是为逆向选择。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逆向选择既可以是保险买方逆向选择，也可以是保险卖方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中，常见的是卖方逆向选择。
保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相当普遍。尽管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逆向选择会干预保险市场的有效运行，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却并不长。20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罗夫（Akerlof）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奠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基础。随后，许多讨论不对称信息问题的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来自于迈克尔·斯彭斯引入的市场信号概念，最为重要的研究是罗斯柴尔德与斯蒂格利茨对非寿险领域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
众所周知，竞争性市场模型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信息。但事实上，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分类法厘定保单价格，这种尽管简便，但却不能区别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由于受到这种约束，保险人只能向所有投保人提出大致类似的保险价格，其结果是，在同等条件下，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保险，而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认为基于平均损失率的保险费率过高，所以决定不购买保险，这无疑会提高所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险费率，并进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保险。因此，逆向选择不仅会抑制保险需求，而且还会妨碍高效保险契约的签订，并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和保险质量的低下。
（二）保险人对付逆向选择的策略选择
由于逆向选择发生在保险契约签订之前，因此，在具体的保险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减轻逆向选择风险的方法间：一是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以便对投保人做出更为准确的分类。显然，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将帮助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做出准确的风险分类，但这样的措施只能降低或减缓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分担；二是设计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出现的保险契约，即设计不同的保险契约以鼓励风险类型不同的投保人选择最适合自己风险种类的保险契约，这种保险契约也称为分离保险契约，由于这类保险契约根据投保人的不同风险类别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用，并据此给予不同的赔偿，因此，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就被这类保险契约所吸引，由于市场的作用，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不得不购买这种分离式的保险契约。但实际上，由于保险人通常难以有效识别投保人的风险类别，设计这种形式的保险契约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与道德风险的情况类似，逆向选择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人格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保险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逆向选择风险只能是部分的减轻和避免。
鉴于逆向选择在保险双方鉴订保险契约之前就产生了，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是保险客户投保以后的行为，因此，这三种信息不对称是有区别的。逆向选择是一个——契约—自然—委托—支付的序列问题，而事前道德风险是一个契约——自然—委托—支付序列问题，事后道德风险则是一个契约—自然——委托—支付的序列问题。
五、不对称信息下最优保险契约的设计思想
保险人规避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保险契约。Crocker和Snow（1986）就指出，被保险人是否遭受了意外事故的损失等信息会最优保险契约的形式。最优保险契约的设计与不对称信息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从不对称信息对保险市场的影响看，保险契约有三类：一是考虑逆向选择的保险契约；二是考虑道德风险的保险契约，其中包括考虑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的保险契约；三是同时考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保险契约。这类保险契约远比单纯考虑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的保险契约要复杂的多，对这类保险契约的特征难以做准确描述。
实际中，考虑逆向选择的最优保险契约的设计思想是：保险人通过向保险市场提供具有自选择约束特征的契约以对投保人进行风险分类，亦即保险人通过提供价格以及赔付额不同的有区别的保险契约以诱使潜在的投保人进行自选择，自选择的保险契约对于特定的投保人来说具有更高的期望效用，而保险人由此根据投保人选择的特定的保险契约推测出投保人的风险类型。这样，保险人通过信息甄别达到了减轻逆向选择风险的目的。换言之，保险人要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就要为投保人设计出这样的保险契约，即从某种特定类型投保人的角度看，这正好是自己的最适契约。如医疗保险市场就存在非常严重的逆向选择行为。针对这种现象，保险人可以通过自选择机制的设计来防范医疗需求方的逆向选择。也就是说，保险人向市场提供的契约一方面使潜在的投保人参加医疗保险的效用不低于不参加医疗保险的效用，另一方面使潜在的投保人受到说真话的激励，并乐于显示其风险水平。即通过对高风险者采用较低的共保率、较高的保费价格，对低风险者采用较高的共保率、较低的保费价格，达到诱使潜在投保人说真话的目的，从而使各种类型的投保人可以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显然，在自选择约束下，投保人的行为应当是合乎理性假设的，即在对投保人的行为进行时，通常应当假定投保人的行为与其对自选择约束的理解是相一致的。
考虑事前道德风险的最优保险契约设计也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Spence和Zeckhauser（1971）以及Harris和Raviv（1979）对此进行了专门。他们认为，考虑事前道德风险的最优保险契约应是部分保险形式，这种最优保险契约与被保险人必须承担一个固定比例风险损失的共同保险契约形式有着相似之处，这种共同保险条款为被保险人采取最优水平的防损努力提供了激励因素，即可以通过在保险契约中加入免赔额或共保额条款，使被保险人谨慎行事的边际收益或不谨慎行事的边际成本为正值。除了上述机制设计之外，为了防止事前道德风险的产生，最优保险契约的设计还经常使用如下的制度规则：即保险人为了检查被保险人是否认真履行了保险契约所规定的防损义务或其它如实相告义务，保险契约还要规定一个与支付函数有关的督查条款，在实际的保险实务中，保险人通常采用随机的督查策略，具有上述特征的最优保险契约显然可以在委托框架下进行研究。
考虑事后道德风险的最优保险契约同样可以在委托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设计。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保险人以及被保险人参加保险的个人合理性约束，以及诱使被保险人选择最有利于保险人的行动的激励相容约束的限制下，追求被保险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以此达到规避事后道德风险的目的。如对机动车辆险来说，车辆的丢失以及车祸等意外事故的发生，与车主采取的防盗措施、驾驶谨慎与否等有关。在保险人不能监督被保险人行动的情况下，由于被保险人缺乏采取防损措施的积极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就应当设计针对性的保险条款来激励被保险人采取进一步的防损努力。
与事前道德风险的情形类似，考虑事后道德风险的最优保险契约设计也经常使用如下的制度规则：即保险人为了防止来自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比如被保险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发生，保险人在设计契约时还要规定一个与被保险人的利益有关的核赔查勘条款，当被保险人决定将一种风险状态报告给保险人以后，保险人根据某概率函数对被保险人的索赔进行随机核赔查勘，最后决定是否赔付。这里，核赔概率可能是投保人所报告的风险损失额的函数。
总之，从保险人设计保险条款可以采用的激励机制来看，无论是从罚的角度设计，还是从奖的角度设计，都不是无约束的。设计上述性质的保险条款必须受两个条件约束：一是保险人设计的保险单必须使保险买方从保险中获得一定水平的效用，若被保险的风险没有因此得到很好的转移，即保险买方没有得到投保后的效用，再好的保险条款也是无用的。二是保险人使保险买方提供私人信息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边际负效用），亦即保险人付给保险买方的信息租金必须足以弥补保险买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采取防损措施所付出的成本。
六、结束语
以上阐释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概念及其产生机理，并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规避策略，最后阐述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保险契约设计的思想。应指出的是，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永恒的，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经济运行机制不能达到最优状态，任何针对性的策略都只能尽量抑制和减轻不对称信息对保险市场的束缚。况且，由于风险多样化的出现，不对称信息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方式将日趋复杂。因此，要实现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的，就应当进一步研究不对称信息对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保险市场有关各方在长期或短期的不对称信息状态下的行为，揭示非对称保险市场的内在特征，为保险人的保险经营活动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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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作为一种清洁、经济的能源,具有巨大的价值,但由于核燃料的放射性,因而核电安全问题一直深受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核电主要安全隐患,大多来自于核电企业管理中经理人和普通员工的道德因素。故在此引入道德风险概念,分析和思考核电安全管理中蕴含的道德性问题。
一、核电安全管理中道德风险概念的引入
伴随着核电技术的发展和核电设施安全性能的提高,从技术角度而言,核电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在目前,核电安全运营来中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人因问题。在相关机构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到,人因事件超过核电站事件总数50%,人因失误成为核电站事故最主要的诱因之一。在这里,应当考虑到核电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益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企业面临的道德风险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因素为两个方面,即企业外部面临的道德风险和企业内部管理引发的道德风险。其中企业外部面临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故意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转嫁责任和经营风险、逃避债务、不守信用、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和来自顾客方面的道德风险;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主要包括: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普通员工的道德风险两个层面。
二、核电安全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我们论及的核电企业道德风险仅限于企业内部来谈,其道德风险主要产生于经理人和普通员工之中。
(一)由核电企业经理人引发的道德风险
核电企业的经理人管理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即最高管理层管理、企业中层管理和基层管理部门负责人管理。每一层次管理人员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都有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的产生,进而对企业安全造成危害。
首先,最高管理层在核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优先考虑到的是核电企业发展中安全因素。核电企业因其自身存在的特殊地位,获取企业利润最大化已经不能成为企业运作的首要目的。当遇到安全和生产之间出现矛盾时,如果最高管理层对安全管理缺少足够的责任感时,核电安全风险就产生了。最高层管理者支持安全的行为需要在员工中充分表现出来,他们的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整个核电企业安全工作的发展。如果其安全责任观念不强,则其他员工在操作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效仿,最终影响核电安全。
其次,企业最高层和中层在用人和对人的态度方面,将对核电企业的安全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这些管理者在选拔人员过程中,为个人非正当私欲的满足,而采取非公正的提拔方式任用人员,就会在整个核电企业内部造成员工的不满和消极情绪,进而将情绪带入工作,使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事故机率增加。而在对人的态度方面,如果最高层和中层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以“人性是自私的”为假设前提,认为员工都是不遵守纪律的,采用严厉控制,高压监视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就会使员工在精神上没有归属感,从而在操作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责任感,使人因事故的发生机率大大增加。
再次,基层管理员更须有严谨的工作方法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基层管理人员,是整个核电企业的安全运作的中坚,他们的职责是:明确责任分工,安排和管理核电生产,审查和监督操作人员工作。如果他们在工作中麻痹大意,责任心不强,在事故发生前,不认真检查督促工人的工作,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做好应急措施,事故发生后,隐瞒和推卸责任,势必会将整个核电企业的安全风险提高的不可想象的位置。
(二)由核电企业的普通员工引发的道德风险
大量的人因问题分析可以看出,普通员工不按规定的程序操作是导致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原因。而普通员工不按规定程序操作导致安全生产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员工对于企业安全制度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大多核电企业都有工作前会议制度,它是工作进行前,员工了解下一步工作的目的、要求和潜在风险及其预防措施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如果员工不能做到认真参与,可能导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错漏,而每一项小的操作错漏都可能导致整个核电设备运行的不正常,导致安全风险的提升。
其次,员工操作运行的不保守。核电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工程操作,需要采取保守原则。在不确定设备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一定要停止操作,上报检查后才能进行。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节约时间和完成任务指标,员工可能违反既定的操作程序,采用一种较为冒险的方式进行生产,这样对于核电企业来说是极具风险的。
再次,员工情绪因素导致的风险转嫁。各种压力都会影响到员工的情绪,如果员工个人不能很好地调节,将消极的情绪带入工作,就会影响工作效率,增加失误的机率,情绪的把握是体现个人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核电企业员工必须将情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三、核电安全管理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现代企业管理的相关经验表明,道德风险发生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通过进一步加强核电企业的职业化管理,可以实现核电企业道德风险的控制防范。对于加强核电企业的职业化管理,主要包括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员工自律意识的加强和安全文化的深人开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实现。
(一)监督管理制度的完善
监督管理制度的加强是完善核电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职业化管理最为基础的方面。核电企业管理中的安全管理制度必须体现核电企业自身的独特性,即必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企业管理程序的设置、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的进一步加强,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核安全法规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的核电厂安全稳定运行的各类程序,事故应急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的基础上,核电企业还需要结合现代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加强道德激励制度的建设。道德激励制度是指:允许核电企业人员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获得自身和企业的共同利益,使企业的整体安全价值取向一致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努力使企业的整体道德风险转化为员工的个体道德风险;经济学方面对于道德风险的研究表明:道德风险与个体行为成本存在某种正比例函数关系―道德风险越高,败德行为者越多,个体行为成本也就越高。
核电安全方面的道德风险,所涉及的个体行为成本不光包括财产,还涉及到人们的生命和生态环境的因素。因此,员工承担个体道德风险是合理的,相应的道德激励制度就是通过对遵守安全道德义务的给予合理的支持和鼓励,违背道德义务的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处罚,这种明确的调节手段使企业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安全道德机制,使核电企业勇于承担个体道德风险,从而降低核电企业道德风险总体发生的机率,进而为核电安全提供科学稳定的内部道德环境。
科学合理的道德激励制度安排可以更好地维护企业道德观的有效建构,而这一制度的科学制定和健全,实质是针对核电企业的安全管理要求,从“利”入手,通过合理的利益引导,向核电安全价值观这一“义”不断渗透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明确核电安全价值理念,真正提高核电企业人员对于安全方面道德下滑的自我约束能力。
(二)员工自律意识的加强
1981年,日本敦贺核电站的现场操作人员因疏忽大意导致的安全事件。使日本核电株式会社被迫停业,并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在此次事件中虽然企业的管理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主要责任在于进行具体操作的普通员工责任心不强,自律意识淡薄。
自律在伦理学上讲,是指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本质上说,自律是对法律无法进行监管的情况下,对违反道德准则的做法或行为进行自我监管,以处理政府或组织无“法”处理的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则精神的行为。核电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虽然能够有效使监管者对于一些员工的行为进行合理的约束,但作为刚性的管理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管理的全部问题,过分严格的管理,会使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限制,使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互补信任的不良后果,因此,对于员工安全操作过程中,除了有效的制度约束,也需要员工的自身道德来支持和维系。
企业自律意识的培养,可通过在借鉴其他成功企业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于安全工作的相关教育来实现。如在安全工作回忆中,强调克服员工在工作中随意性,加强职业自律,树立良好行为习惯表现。出现操作疑问时,及时同其他相关人员沟通,养成科学的工作规范和行为习惯,企业在强化安全意识过程中,要通过定期的培训和教育,靠日积月累的强化和激励,以期最终将自觉安全生产渗透的企业员工的工作中。
(三)核电企业安全文化的深入
现代企业职业化管理经验表明,只有企业真正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才能使相关的科学管理制度得到更好的维系,对于核电企业的安全职业化管理而言,安全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事实上只是最基础的方面,因为在制度性规范的压力下,企业某些人员或许是被动的接受企业关于安全方面的道德要求。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在人为或其他因素干预安全制度的正常实施时,企业人员也可能从制度层面逃逸出来,违背核电企业本身良好的道德理念,形成个人或群体性的道德风险。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培养核电企业人员自我约束能力,使被动的制度限定,变为主动的自我遵从,将核电安全的道德需求真正的深入到企业人员的内心,才可以将道德风险在核电企业内部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这个方面的形成就需要通过构建起核电企业的安全文化来实现。
安全文化的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核工业领域,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最后一次审议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引入了“安全文化”的术语,旨在强化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核电的安全运行水平。而其基本的内涵就是指一切从事于核电厂安全有关活动的人员的特征以及高度责任心。这种特征和高度责任心表现在:核安全的一切问题都应因其重要程度而获得优先考虑。所谓“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原则即是安全文化所倡导的安全原则的浓缩。安全文化的实质是建立一套科学而严密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培养全体员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良好的工作习惯,在整个核电厂内营造人人自觉关注安全的范围。
真正形成核电企业良好的安全文化需要从精神文化领域里发掘,重点是提升道德意识,统一安全价值观念,激发员工安全工作热情和创造能力,让核电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自觉自愿的为实现企业的安全生产和发展而奋斗,形成企业的道德凝聚力,为企业的安全发展提供不竭的推动力。这首先需要给予核电企业每一位员工以人性化的关怀,尊重人员,关心和爱护人员,使其对企业产生归属感。之后,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和学习,引导人员实现对安全生产的道德自觉性,增强人员的荣誉感和道德进步需求。从而把整个核电企业的人员塑造成安全道德观念的自觉维护者和践行者。只有当安全道德观真正渗透到每个核电企业人员的精神层面,核电企业安全方面的职业化管理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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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建华,易珉.企业管理中的道德风险:经济学的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一）“金融道德风险”存在定性难题
“金融道德风险论”在对“金融道德风险”的概念、类型及原因等进行分析时，往往顾此失彼。比如，梅世云提出“社会性道德风险”的概念，认为“社会性道德风险”有体制引发型、政策引发型甚至腐败引发型等几类。［11］那么，既然是体制、政策甚至腐败引发了风险，为何不能称之为“体制风险”、“政策风险”或“腐败风险”呢？即使这些风险也可以从道德维度进行解读，但把其他视角几乎全部纳入道德维度之下却有失偏颇。更明显的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也是形成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5］，既如此，为何该风险不能称之为“金融法律风险”呢？因为金融市场会经常遇到法律跟进不及时或法律之废、立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再者，如果存在“金融道德风险”，也只能归因于道德，因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区别，而“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12］（P402）。可见，此时“金融道德风险”面临难以定性的难题。
（二）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难以确立
“金融道德风险论”努力从道德维度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金融风险的确与道德危机如影相随：随着金融市场多个交易环节资金链条的断裂，欺诈和不遵守契约的行为开始盛行，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表明，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包含在道德逻辑之中。事实上，个别或少数金融交易中的“败德”行为，即使在金融市场稳定时期也是存在的。而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大而不能倒”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被认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如果据此认为，危机源于这些金融大鳄的道德因素，那就会与事实明显矛盾。因为，“数十年来，美国‘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和楷模，引领着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13］。这说明，人们一旦从道德维度追溯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期望以此确立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就会脱离事实。所以，当“金融道德风险论”试图从道德失灵中寻找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的法理依据、从而希望从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中走向法律思维时，其结果只能是，对这种道德批判得愈猛烈，距离法律就愈远。
（三）金融法学难以自我证成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旦变为一种法学立场，就会使法律思维屈从于道德维度的叙说方式，不仅会造成金融法学知识特性的弱化，而且无法使金融法学完成自我证成。道德不能限定风险。风险与道德都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侧面，道德并不基于风险而存在，风险也不会因为道德而出现。风险与道德具有同样的现实依据，道德不能作为一种必然的标准来限制或决定风险，风险也没有必然的义务体现该种道德。而风险之所以不会、也不能够固定、单一地指向某种道德，其与道德的主体性有关。道德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甚至利益的对抗性（源于社会分层），使道德分化为不同的观念体系，呈现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时，道德批判就只能成为道德批判者对其他道德主体的批判。但是，不管人们对金融风险进行怎样的道德批判，都无法改变金融风险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即只要不改变金融风险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就无法改变其所体现的道德逻辑。比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尽管代表“99％”的民众对代表“1％”的华尔街金融寡头进行了持续的道德声讨，但是，金融家们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其道德逻辑，因为自己为股东谋利就是其最大的道德。所以，不是金融风险没有体现道德，而是没有体现“金融道德风险论”主张的那种道德而已。如此，“金融道德风险论”对金融风险的道德批判自然苍白无力，金融法学理论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四）受制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缺陷
金融法学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在研究范式上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基础。但“金融道德风险论”却遵循个人主义方法论。当然，如果孤立地看待一个具体的金融风险事件，的确与交易相对人背弃商业道德有关。但是，当金融交易关系中的人们普遍采取欺诈、不遵守契约等机会主义行为方式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就难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例如，近些年我国多地发生恶意逃债、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现象，就不能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就某种社会科学而言，“只有当人与人之间自发形成超越于个体的社会组织时，经济学才有了其研究的对象……个体的节约行为或者其他任何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努力，只要是孤立进行的，都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14］，金融法学亦如此。同时，不论何种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只要还停留在偶然发生或个别调整的阶段，而未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系统性和规律性，其解决情势还未形成社会立法需要，就不足以引起金融法学的注意。而一旦某类金融风险体现为一种社会利益诉求，就表明该类金融风险已经超出了个人主义的范畴，金融法学才有可能从其普遍性中把握规律性，从而担当起指导立法实践的时代责任。而“金融道德风险论”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显然限制了金融法学的理论视域。之所以存在这种方法论瑕疵，与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密切相关，因为在新自由主义那里，“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于个体自己的过失”
二、“金融道德风险”的实质
金融法学对“金融道德风险”的贸然引入，之所以使自身陷入困境，在于其回避了“金融道德风险”的本质性问题。这种不“追根溯源”的实用主义后果是，当理论不能从简单的假设和推理中找到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根源时，竟然发现道德始终在金融风险中显露身影，因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道德当成金融风险的“罪魁祸首”，进而将道德视为当今世界之最大祸害。因此，只有从“金融道德风险”的本质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才能揭开“金融道德风险”这一貌似强大的“外壳”之下所掩盖的真实世界。金融风险与金融资本相联系。金融风险是指一定量的金融资本，在未来时期内，其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因此，金融风险其实就是金融资本的经营风险，即一定量的金融资本因各种原因出现经营不善、利润减损等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人的一种经济性存在方式，金融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道德逻辑，这种逻辑体现着“以钱生钱”的利润最大化动机或目的。可以说，赢利就是金融资本的最大道德。由此，“金融道德风险”只是被人为地虚化为道德侵害的金融资本的赢利风险。所以，这种侵害不可能是道德范畴内的侵害，而是可以量度的、表现为一定物质利益损失的经济侵害。［16］（P19）于是，无论人们多么不情愿地向金融资本经营者支付对价，或者多么希望违背道德的铁律（如借钱不想还）而又无奈于法律的强制，但只要这种对价最终得以支付，就不会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就不存在“金融道德风险”。因此，“金融道德风险论”实际上体现了金融资本的道德主体性立场，客观上担当着掩盖金融资本趋利本性的理论角色。可见，不是从可以经验地、具体地把握金融风险实质的社会存在———金融资本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抽象的社会意识形式———道德出发去分析金融风险，显然是舍本逐末。当然，金融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包含在产生它的社会条件之中，无论是对金融风险的道德幻化，还是对金融道德的人性批判，都改变不了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因此，金融风险是金融资本的而不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历史地看，通过市场竞争争夺利润是金融资本的存在方式，而这种竞争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道德”，它从来就是一部充满欺诈、倾轧甚至掠夺的历史。［17］（P130）所以，不惜以“败德”制造金融风险，是金融资本内在的运动逻辑，而人一旦为金融资本所界定，并变成其执行人，便具备了这种本性。漂流的殖民主义者———鲁滨逊，一爬上孤岛就失去这种本性，因为客观上，他远离了资本，此时金币对他毫无意义。所以，无论他的道德多么败坏，再多的金币也不可能使他制造“金融道德风险”，因为从他人之处获取利润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金币都成为无用物的荒岛、金融资本对人来说已经不存在时，产生金融风险的根源才能消除。显然，这不是道德的功劳，而是金融资本的投机逻辑随着资本的社会条件的消失而消失了。所以，与其说金融风险距离道德很近，毋宁说金融风险距离金融资本的利润更近。而愈是把道德置于历史的前台，就愈发说明，金融资本把自己的投机本质隐藏得更深了。
三、对“金融道德风险论”的法理批判
“金融道德风险论”，一方面将金融风险归因于个人的“败德”；另一方面将解决路径寄望于普遍适用的法律，这种相悖的逻辑进路，反映出道德维度本身潜藏着其所无法应对的路径局限，凸显着与法律思维之间的根本冲突。道德维度不能当然地完成向法律思维的转换。金融风险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而金融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则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同时，只有导致金融风险的客观条件生成，从道德维度观察该风险才有现实意义。而这种客观条件一旦存在，金融风险就不是道德所能够约束的，因为，道德是依靠自律得以实施的规则；而在金融利益冲突面前，只有通过立法，进行国家强制，才能从根本上迟缓、阻滞以至避免这些风险。这是缘于，法律的国家强制性能真实干预到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对金融市场关系中的利益矛盾进行强制克服或调整，从而对产生金融风险的社会条件进行控制。同时，法律是一种他律性规则，这种规则一旦生效，就具有了相对于交易行为人意志的独立性和国家意志性，并依靠一整套国家运行机制，对其经济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果；而道德则不同，虽然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其实施不仅要依靠社会舆论，更需要行为者内在的自觉力量。金融交易属于典型的资本套利活动甚至“零和游戏”，其特点是交易双方都以其利益最大化为企求，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出现“囚徒困境”。这说明，交易双方的利益矛盾具有难以调和的性质，依靠道德自律来避免或减少这种冲突是靠不住的，而金融风险的根源恰恰就包含在这种冲突之中。所以，“金融道德风险论”试图从道德维度寻找金融法得以产生的逻辑正当性，明显面临着无法从道德维度向法律思维过渡与转换的难题。毋庸置疑，道德也是历史的一种理性，它的特殊性在于，道德可以内化为人之理性自觉，使人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调整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但是，作为自律性规范，道德在利益冲突面前常常失灵。不过，这并不表明可以弥补道德调整之不足的法律根源于道德失灵。显然，“金融道德风险论”把看问题的角度当成问题本身，或者说，把看问题的立场作为问题的根源，似“盲人摸象”———从金融风险的道德属性去感知对象，由此认为金融法的现实依据隐含在道德失灵之中。但是，如果把金融风险看成人内心道德观念的结果，就需要从改造人的道德观念入手，用道德机制加以解决，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最终要依赖道德之外的制度，那只能认为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人观念之外的因素，这种因素正是法律治理的客观依据。正如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时所言，民粹主义仅仅认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消除‘奸诈之徒’”，但是，“自发势力不是偶然地或从外面什么地方‘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东西”。［18］（P312）所以，“金融道德风险论”只看到个体意义上的“奸诈之徒”，而看不到整体意义上“奸诈”的资本道德，自然只能停留于对个体性道德的批判，无法揭示金融风险内在的一般性，从而无法上升到整体主义的法律思维立场。事实表明，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在通过完善立法以积极应对和化解金融风险。比如，为应对危机，美国政府积极推动金融制度改革，这项改革被称作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最彻底的改革。奥巴马于2010年7月签署的《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国70多年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可见，为了防止金融资本的趋利行为给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法律再次成为金融风险治理的主要方式。“金融道德风险论”显然与这一基本事实不符。
【作者简介】魏瑞清，内蒙古财经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讲师，管理学硕士，主要从事失
业保险理论与实务方向的研究。
一、道德风险的内涵
道德风险最早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后，主要指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不必为其承担责任的行为。这种情况下，道德风险常常被称为“道德败坏”。它包括事前道德风险（即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前者被称为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后者被称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广义的道德风险不仅包括狭义的道德风险，还包括由于人责任的有限性等原因导致人心理上的疏忽大意对委托人造成损失的风险行为，即心理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事故中人并不具有不道德或者违法倾向，只是由于心理上的疏忽大意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发生。在这些情况下，是由于委托人不能对人的心理、行为准确了解和控制造成，所以也属于道德风险。
本文研究的道德风险主要指狭义的道德风险中事后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常常被称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对于这种道德风险，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败德行为，是由于人的不诚实和不正直导致的风险事故的发生或扩大；另一种认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使委托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并不必然地反映人的道德败坏，它是经纪人最大化自身利益时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以上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
二、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
表现形式
1.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定义。失业保险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最初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劳动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他们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劳动力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工作搜寻理论的出现，为经济学研究失业者的理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在失业保险制度下，保险方（失业保险机构）和被保险方（参保人、失业者）两方当事人存在着信息强弱不对等关系，保险双方的其中一方失业保险机构不能观测到另外一方参保人的失业的真正原因、失业期间有无求职要求、是否积极努力地寻找工作等情况，因此处于信息的相对劣势方，而参保人在失业后成为受益方，他（或她）对自身失业原因、生活状况、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搜寻努力程度等都有全面的把握，因此被保险人处于信息的优势方。这样，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便在失业保险领域产生了。
2.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在失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愿失业问题。失业保险道德风险中的自愿失业是指参保人因主观原因而导致失业，其目的在于获得一定数额失业保险金的行为。在失业保险制度中，失业保险机构在认定参保人失业事实时，很难准确把握失业人员是否因主观原因而导致失业的发生。部分参保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主动自愿失业，冒充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虽然失业保险金的数额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失业人员的现实需要，但失业保险金是在参保人不参加任何工作的情况下发放的，因此失业保险金对于自愿失业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2）隐形就业问题。隐性就业是指已在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或失业保险主管部门登记为下岗或失业人员，并按期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金，但在实现再就业后未向行政主管部门及时申报就业状况及劳动收入的情况。隐性就业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巨额失业保险基金的流失，同时也会造成失业保险制度的低效运行。（3）延缓就业问题。延缓就业是指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由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很可能会为了享受闲暇，而降低自己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使自己处于失业状态，直到失业保险金领取到期为止。延缓就业问题在西方高福利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所支付给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数额是较高的，一般是按照失业人员在失业前的工资的40%-75%来支付，有的国家甚至是按照工资标准等额支付。按照这个标准，失业人员所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完全可以维持其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使得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失业人员宁愿为了享受闲暇领取失业保险金而不去寻找工作，由此造成了延缓就业问题。即使在低失业保险金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失业保险金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失业保险金的获得并不需要失业人员付出劳动，失业人员仍然可以依靠失业保险金维持基本生活，因而较低的失业保险金也会促使失业人员故意延缓就业。
在我国失业保险领域，主要的道德风险是由自愿失业和隐性就业导致的，而延缓就业是高福利国家失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
三、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产生道德
风险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再加上我国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保障劳动者福利之间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制度本身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失业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的规避。
1.失业保险替代率过低，平滑消费功能不足，隐性就业问题严重。失业保险替代率的高低关系到失业保险政策再分配功能和平滑消费功能的大小，失业保险金水平越高，越能平滑劳动者失业后的消费，以至于他们不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极度贫困。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规定，具备领取失业保险金资格的失业者可以获得低于失业人员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且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具体数额由当地确定。失业保险金水平通常为最低工资的60%-80%，失业保险替代率仅为20%左右。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保险替代率为40%-75%。在我国低工资的现实情况下，现有的失业保险金水平不能较好地保障失业者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平滑消费的功能也极小。过低的失业保险替代率，导致大量的隐性就业人员存在。据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在全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大约有50%-90%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隐性就业。另外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显示，至少80%的登记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同时还有其他收入来源。
由此可见，我国失业保险金过低，导致失业保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功能极为有限，失业保险所发挥的激励再就业功能发生扭曲，隐性就业问题十分严重。
2.失业保险给付期不合理。《社会保险法》规定，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的累计缴费时间确定，具体划分为三个档次：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时间为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参加失业保险时间越长，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越高。这一规定对于工龄较长、技能水平低的失业者和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接受失业保险金而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隐性就业人员，会更倾向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直到期满为止。因此，我国失业保险支付期限的不合理会导致失业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3.失业保险基金再就业服务功能薄弱。我国失业保险基金不仅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且还为他们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的服务。然而在有限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中，用于再就业的资金微乎其微，如2007年失业保险基金中用于再就业服务的资金仅占失业保险支出总额的10.8%，分摊到当年每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身上只有45元/月，这对提高失业人员的技能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致使失业人员认为就业服务项目对其找工作没有明显帮助，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造成失业者采取不正当行为躲避就业服务项目的行为发生，进一步滋生道德风险行为。
4.失业保险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由于监督和惩罚不严，道德风险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失业保险制度设计中，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条件和取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但享受资格条件对“非自愿失业”和“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缺乏足够的、有效的监督手段和可操作的措施，致使失业保险机构无法甄别出失业者失业的真正原因，对导致道德风险的隐性就业无法及时发现。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位，停领失业保险金的限制条件“无正当理由拒绝合适工作”这一条款，很难真正实施。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审核、监督和惩罚，损害了失业保险的公平性，降低了人们对失业保险的信任度。
四、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正是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难以规避，失业保险制度不能真正发挥其保生活、促就业、防失业的三大基本功能。为此，针对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规避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1.增加决定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参数，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替代率。目前我国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过低，不仅不能保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而且还产生了隐性就业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制定失业保险金水平时，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失业保险替代率，切实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失业人员在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家庭负担、年龄等。在计算个人失业保险金时，应当与失业前的工资水平相联系，规定工资水平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不缴纳失业保险费，领取失业保险金时按同一基数计算；有抚养子女和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的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要高于没有家庭负担的失业者。这样才能保证失业保险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减少失业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2.缩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限与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相配合，可以达到减少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目的。国际上失业保险待遇的平均期限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则是每年的待遇领取期限不得超过十三周。这些标准值得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下加以借鉴。只有适当缩短我国的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配合失业保险替代率的提高，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失业保险领域内普遍存在的隐性就业问题，从而使失业保险制度健康良性地发展。
3.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并与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相关联。目前，我国失业保险与养老保险相似，都涵盖了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但是失业保险没有建立起个人账户制度。对于那些终身未失业过的劳动者而言，他们将没有机会享受到失业保险待遇。另外，从失业保险制度的运行看，大多数失业人员急于连续领取全部的失业保险费而不是延迟到再次失业时领取。据辽宁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只有6%的失业人员由于实现再就业或待遇期满而终止失业保险待遇支付，其余94%的失业人员在条例规定的最长有效期内领取全部的失业保险待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持续性不信任。失业者想方设法在最长有限期内领取全部失业保险金，从而进一步加深道德风险行为。所以，应尽快引入失业保险个人账户，并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相衔接。在失业保险个人账户的模式下，每个参保人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在特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里存储失业保险金，待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可将失业保险个人账户的全部转移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使失业人员充分认识到“今天较少的待遇提取意味着明天更多的养老金”，这对促进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监督与惩罚措施。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与失业保险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为了使失业保险制度更好地运行和发展，政府就应该对失业人员的相关资格条件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和惩罚。失业保险管理部门必须要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定期上报他们的工作搜寻情况，同时提供证据证明其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如搜寻工作的次数等。如果失业人员无法提供相关证明，他将有可能受到少领或停领失业保险金的处罚。这样，失业人员为了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就会积极主动地与管理部门配合，同时也可以增加自己再就业的机会，道德风险问题就会因为“监督与惩罚”的存在而部分得以克服。
参考文献：
1.刘燕生：《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
2.黎 民：《公共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部分文献综述
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局面在不断变好，但是相关的运行机制还不够成熟完善，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限制。现在商业医疗保险的运作模式很难限制医疗服务行为，进而无法控制医疗费用过高的增加，阻碍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1.1关于道德风险理论
亚当斯密(1776)在他写的《国富论》一书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道德风险这一概念，但文中的内容写到了这一风险的存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意思是在经济活动中一方竭尽的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种行为同时对别人不利，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对于道德风险问题一开始是ArrowK.J(1953)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医疗保健经济学》写到,他从道德风险出发，对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为了保险赔偿金而做的欺诈事件进行了探究。他探究完以后写道道德风险是被保险人的个人倾向行为模式，由于保险保障的存在而发生了变化。Dionne（1954）在之后的一年更深一步探究，因为保险事故除了当事被保险人自己最清楚真像外，旁人的勘探很难得知事故的真实原因，所以众多保险人的调查只有从被保险人的口供来判断保险事故的发生原因，他最后总结道保险人的部分保险是最优均衡结果。LaffontMar-timort（1956）在道德风险疑问探究出现的第三年后于《激励理论：委托模型》中做出了随机保险收益模型，有竞争性市场下的，也有垄断性市场下的，最后总结出道德风险存在于保险市场，保险公司的破产原因里面可能就有道德风险的影响。时洪洋、郑先平、周杨（2014）提到说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合同成立后，如果被保险人因为疾病而在医疗机构花费的费用，其中部分是可以找保险公司报销的，具体怎么报销也是按照此前双方签订的商业医疗保险合同的内容来参照视情况而定。由于商业医疗保险里报销的相关规则，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性，以便支付更少的保费，他们会试图隐瞒他们的病史或为他们投保疾病，或将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不注意他们的健康问题，所以，投保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高却又隐瞒了保险公司，这是非常规履行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这种行为通常来说就是叫做事前道德风险。当投保人自己心里清楚又故意隐瞒的疾病发病时,一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二是知道自己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医疗保险合可以去报销支出的医疗费用，三是常人对疾病的畏惧心理因素，想要自己痊愈重新获得健康的身体状态,这些原因会使得投保人到医疗机构就医时会产生很强烈的医疗需求,要求尽可能高的医疗服务水平，投保人这种放大了自己医疗费用的行为,通常来说叫做事后道德风险。
1.2关于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研究
1.2.1定性研究。关于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陆越（2016）提到，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事前道德风险，一种是事后道德风险以及事后道德风险中的需求一方的风险。商业医疗保险前期道德风险观点通常来说，就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商业医疗保险合同后，主观上就有对商业医疗保险合同的依赖心理，还有对自身疾病不一定会出现的侥幸心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维持的投入变少，对疾病的预防减弱，疾病的出现概率也就随之上升，这样一来去医院就医医疗费用支出也自然而然的变多，最后就成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增加。由于医疗保险的标的是医疗服务的成本，其实质是为了保障投保人的身体健康，正常来说一个人要是理性的话是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成为筹码的。在对商业医疗保险较长的实证研究过后，结果显示事前道德风险对医疗保险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投保人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与使用是事后道德风险的表现，到医疗机构可能小病大治，即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消费支出过高，还可能有医疗资源的提供方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过度供应。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占主要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医疗费用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事后道德风险的存在。所以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问题的探究更主要的就是事后道德风险。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商业医疗保险合同后过度医疗消费和欺诈是其出现事后道德风险的比较主要的表现形式。关于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危害，时洪洋，郑先平，周杨（2014）提到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危害就是医疗服务过度需求投保人的道德风险行为造成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支出提高，如此一来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加大保险公司的风险。有的时候，部分医疗机构可能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会把前来看病的患者导向花费更多的治疗手段，脱离了实在两个字，这也是网上经常看见的现象，看病贵，出现一些莫名其妙花费的医疗流水单。以上两种情况很容易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负担，阻碍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有许多投保人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后，不会考虑自己的病情是否需要去大医院诊治，都会因为商业医疗保险的存在去大医院诊治，投保人的这种行为无疑增加了医院的就诊率和医疗服务需求，还提高保险公司的赔偿率和浪费医疗资源。既然道德风险对商业医疗保险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然需要一些防范措施去有效削弱影响，辛桂华（2015）对商业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后提出了一些主要对策：保险公司与医疗供给方建立合作关系；提高保险公司的专业经营能力；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增强道德风险控制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信息共享，建立对投保人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周浩翔、魏东海、古彦珏、冯欣贤、曹晓雯（2018）在研究我国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的机制中写道医疗保险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学科较广，所以受信息不对称影响较大,就容易出现过度医疗等一些道德风险问题。消费者导向本就是医疗保险市场的中心,道德风险的形成与价格和需求关联紧密。美国兰德医疗保险实验此前进行过一项研究,得知医疗保险拥有的人越多、保险公司支付水平的上升、医疗保险覆盖的地域范围扩大，这些都会使得医疗费用支出不断提高,总结到医疗保险合同中每提高百分之十的支付比例那么投保人医疗费用的支出也会提高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商业医疗保险会使得投保人医疗费用增加，反映出商业医疗保险中有着道德风险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为了分析验证兰德医疗保险实验的结论,在该医疗保险实验的后30年里总结数据，最后证实是对的。这些进行验证的学者认为在医疗保险市场里,这条实验的结果对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有参考借鉴的作用。1.2.2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中有提到过商业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一种表现形式就有投保人产生过度的消费行为。Zweifel与Man-ning(2000)提到投保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后心理上知道可以报销医疗费用后自己实际支出比较少，这会显著增加医疗费用和医疗需求。医疗机构供给的过度同样是商业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Emons(1997)利用瑞士某个州一些医生给病患一些手术做的安排的数据,观察了组成患者人员比例,他发现医生给一般患者安排的手术等一些医疗服务要比医生家属或者熟人多出来近百分之三十三。袁正、孙月梅、陈禛（2014）拟运用CHNS,实证检验商业医疗保险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其所用数据来自CHNS(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想验证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决策受影响的一些状况。个人在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时只有两种选择，利用二元因变量Logit模型进行估计，购买时yi=1,不购买时yi=0,该模型最初由McFadden（1973）指出。假定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决策服从Logistic分布，回归结果显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年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两个结果很相似,说明道德风险这个问题影响到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上文提到过，兰德这个公司通过政府的扶持，研究医疗保险市场，在不同的医疗计划里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分配一些参与研究的人，主要是通过不一样的付费比例。他们的结果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有着足够多的不同参保人员来得到作比较的数据，可信度高。黄枫、甘犁(2012)通过CHNS的数据，比较两种不同的保险制度，自付比例对劳动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下社会成员医疗支出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保险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2问题
现在肉眼可见的城市发展速度，购买力的提高和奢侈品普及度提高，人们对于文化需求的以及医疗健康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医疗资源的不平均以及浪费问题变得更多。现如今医疗费用的提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加重、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疾病发生率增加、大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工作环境给人的精神压力的变大、还有医疗技术成本的问题等因素。从别的角度来看，医疗费用逐步提高也是受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的影响，就一般情况一般来说，投保人是不会抱着故意的心态去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非道义的获取赔偿保险金,但有时候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医疗保险合同后，相对来说医疗机构有关的医疗服务价格发生波动，投保人所需支出的医疗费用比以前是变少了，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投保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自己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现实生活中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很难做到真正全面的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部分投保人选择看更多的医生和开出更多的药。医疗费用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支付，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内的一些医务人员知晓有医疗保险的存在，知道患者的医疗支付水平因医疗保险的存在得到提高，有可能为了提高医疗收入以及收取回扣，给患者很小的问题要进行复杂治疗，多次检查，高价药品的使用和处方的扩大导致了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部分医疗资源使用过度，最后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保险公司也多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3建议
3.1调整起付线
在商业医疗保险合同设计中，建立合理的起付线可以加强对事后道德风险的控制。在合同中合理的起付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投保人过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可以减少保险公司在商业医疗保险里不必要的赔偿金损失和相关的管理成本。
3.2加强核保力度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
表1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城乡卫生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
合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8年9月被曝光的“三鹿奶粉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产品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在此次事件中,生产厂家为了片面追求自身的利益,置广大婴幼儿的健康于不顾,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根本利益。究其根源，是因为该企业丝毫未考虑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将潜在的道德风险演变为真实的败德行为。
本文将结合此事件对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减少企业的无良行为及其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
一、企业道德风险的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无处不在。作为市场经济的风险承担者,企业面临着政治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以及金融风险的考验。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时，对多数风险的控制和防范是被动的，难以主动做出明确判断并采取正确措施，如企业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在所有风险中，企业最能主动避免的，惟有由于企业本身的行为造成的道德风险。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也是社会道德关系的主体，同其他社会公民一样享受一定的道德的权益，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企业道德关系着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影响着企业的经营。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隐形行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不完全承担其行为的全部后果,从而有动机也有可能出现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为,由此导致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就是由于隐瞒信息、隐蔽行为所导致的风险。这种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为，又称败德行为。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消费者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信息获得方面处于弱势，而处于绝对优势的生产商通过隐蔽行为坑害消费者以达到获利目的，冲破了风险的底线，不仅给消费者造成巨大的痛苦，也必将给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企业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和后果
为了更好地对企业道德风险进行防范和治理，企业管理者必须首先认识到企业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和后果。虽然信息不对称为某些失去良知的企业提供了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但从管理角度来看，企业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匮乏
根据高小玲博士的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越弱，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20世纪初，大多数企业还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利润最大化，这一观点随着时间在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仍然以经济性为导向，但是更加考虑企业经济活动的长期社会效应和社会后果。企业作为在自由协议基础上组成的独立实体，它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或者说企业除了关心利润的最大化，还要承担某些道德方面的社会责任。
通过“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某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 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对自身行为造成的外部性没有纳入到企业长期发展中。它们对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太重视，而是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向社会提品和服务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而它们忽视了对消费者最基本的责任――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并且在发现问题后未能及时向公众说明，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最终出现了严重的败德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外部质量监管机制不健全
作为国家免检产品的三鹿奶粉、三鹿灭菌奶，曾双双荣获“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三鹿婴幼儿奶粉被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卫生安全食品。国家免检产品是指符合《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产品。如果一家企业某种产品获得了免检资格后，在免检有效期内，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那么免检有效期内，由谁来监督免检产品的质量呢？《免检办法》规定，用户、消费者有权对免检产品进行社会监督。当免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用户、消费者可以向生产企业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诉和举报。质监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食品类的免检产品，消费者对产品不可能有技术检测能力，他们只有在食用以后，身体受到严重危害时才有可能发现产品质量的问题。而等到这个环节时，往往就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缺乏有效的外部质量监管机制，是出现企业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即2008年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第109号总局令，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对《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9号）予以废止。这说明，以往的质量监管办法存在严重漏洞，导致企业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增大。
由于道德风险导致的企业败德行为, 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而且短期的急功近利造成在重复博弈中失信于消费者, 伤害了消费者的感情。声誉的一次丧失就可能是致命的, 导致企业的公关危机甚至是行业危机。此次“三鹿奶粉事件”直接导致消费者对奶制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大幅下降，整个奶制品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此外，企业的败德行为还对行政监管部门造成恶劣影响，使民众对“国家免检产品”这块金字招牌产生信任危机。实际上，当诚信这种道德理念商品化之后，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高信任度的社会里整个行业、社会联系便利，商业交易成本降低， 可以导致长期社会成本的降低；相反，低的社会信任度产生辐射效应，加大商业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良性与健康发展。
三、企业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鉴于企业败德行为造成的巨大社会负面效应和对企业本身造成的潜在损失，笔者认为从风险管理的新角度，探讨败德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避免或限制此类行为的发生，即对企业的道德风险进行治理是很有意义的。下面从企业内外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道德风险治理机制。
1.企业道德风险的内部治理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三鹿奶粉事件”及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公布的对奶粉产品的检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企业道德进步的体现是企业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道德需要企业去“创造”。要使企业成为有道德的企业，必须让他们明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大势所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标准的提高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成为了潜在的市场门槛。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将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决定国际竞争力的高低。
道德风险是一种“软风险”，企业需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以防范，按照风险管理的程序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掌握风险治理技能。道德风险管理需要把所有利益相关者作为统一体，在管理企业所有风险时考虑它们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还必须以合乎道德的行动来回报社会。企业赚取利润应重视以人为本，生产过程人性化，确保产品符合道德要求。总之，企业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2.企业道德风险的外部治理
加强行政监管和法制建设，借助新闻媒体、学者等舆论监督力量。行政监管和法律机制的约束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会使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其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因而加大对企业败德行为的法律惩处力度对减少企业道德风险意义重大。
此外，防范企业道德风险更有待于社会公正监督，而非仅仅是行政监督。在企业败德行为的披露中，大众媒体以及有良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扮演了“公正监督人”的角色。大众媒体也被认为是企业道德风险受害者所能采用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途径。这类非正式的监督群体，形成更具操作性的舆论和信息开放，有助于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依照规定的费率向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进行投保，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该专门保险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或者直接向储户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同时也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补充，是构成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项重要制度之一。
存款保险制度增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稳定，但是该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会影响其运行成效，减弱其基本作用。所以应认真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从而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办法，进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制度和道德风险
1．存款保险制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该国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往往通过法律形式在金融体制中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
该制度规定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按照法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投保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将其财务状况限定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当投保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
存款保险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危害了存款人的利益。所以，1933年美国银行法就明文规定在联邦层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保护储户利益的同时监督银行的经营。
我国迄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中曾对此作了阐述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该报告将存款保险制度定义为：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标准参加存款保险并缴纳保费，当某个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时，由管理保费的存款类保险机构按规定向存款人予以赔付。
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保护功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首要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保护小额储户的利益，在银行破产时免遭损失或减少损失。其次是稳定功能。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某一银行破产倒闭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不仅对该银行丧失信心而且还会对其他银行也产生疑虑，进而容易出现挤兑，导致危机蔓延。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储户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付，很大程度上就截断了危机的传导。再次是救助功能。当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向投保银行提供支持，帮助投保行度过危机。另外是监管功能。存款保险机构时刻关注投保银行的经营和安全，对银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明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例外，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概念源自保险学的研究。它最早是由Arrow（1962）在研究医疗保险问题是提出的。他认为道德风险是指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或是在保险关系中，人利用信息优势做出损害被人的行为。
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道德风险生成的原因在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体现
在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提供保护和救助时，改变了存款者、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甚至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各方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存款制度的情况下，存款的安全性缺乏保证，因此存款人需要慎重选择银行同时积极的对银行的风险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甚至还会对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督。但当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在银行无法支付时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负责支付存款人的存款，这就导致存款人的监督责任放松，存款人则不在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只是关注哪家银行的利率更高，得到的收益更多。
第二，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银行倒闭时存款人可能获得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赔偿，这样就解除了银行的顾虑，放松自我风险控制，增大了其经营的风险。
第三，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宗旨是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它的非营利性质也可能会存在管理上不尽责的情况。比如对投保银行的监督审查不到位，形成失误没最后动用保险基金来赔付存款人。
第四，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可能使得监管机构对该制度过度依赖，放松自身监管职责，为银行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合上面四个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下相关各方都会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控制其中的道德风险显得尤为必要。
二、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和办法来防范控制道德风险。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封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思考。
（一）美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当今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运行机制最为完善，当数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确立了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2．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FDIC是政府存款保险的典型模式。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是道德风险控制的前提保障。
第一，确定建立该制度的目标。FDIC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小额存款人切身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第二，监管有针对性。FDIC是美国银行业的忠言监管者，它监管所有被保险的银行。在对参保机构实施非现场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在第一时间实施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制措施。
第三，法律法规的完善。FDIC自成立以来以及后来实施的改革，这一过程都有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支持。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FDIC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做了详尽的规定；到了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案》更是赋予了FDIC前所未有的权力；为了加强应付倒闭银行的权力，1982年通过了《加恩－圣－杰尔曼存款机构法》来提供法律支持。
（二）德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强制性的存款保险体系和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体系构成，以后者为主，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最初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存款保险组织。1974年，当时德国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赫斯塔特银行由于清偿力不足而被迫关闭，引起了社会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于是其他德国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体系从而形成了现行的自愿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2．德国对于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法律制度环境尤为精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尤为鲜明，表现如下：
首先，反破产法和所有权结构形成的法律环境。在德国企业破产被认为是经营者个人的失败，甚至还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反破产法与存款保险结合起来能防止金融机构冒险，因而降低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其次，银行部门的所有权结构在降低道德风险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德国因为很多银行是在管理者而非股东的控制之下，并且不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这就降低了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可能。
再次，建立了存款风险公示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的要求，金融机构需让客户了解该机构加入了何种存款保险机制，以供存户了解存款风险。
最后，金融安全网中各监管部门的密切有效配合也是德国对道德风险控制有效的原因。
三、我国建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若我国将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必然也面临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德国和美国等先进的国家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笔者认为这些经验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的外部环境，完善对应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的降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要求合理的设计存款保险体系，同时还要求建立能使存款保险制度高效运行的外部环境。只有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得到改善，保障存款人利益、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建立有效的银行市场退出机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
第二，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将其改造成经营目标明确、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状况良好、治理结构完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对防范道德风险十分重要。
第三，完善银行风险评级制度。我国也可以成立一家国家级信用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投保银行依据风险监测的结果进行检查，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并监督采取相应措施，将风险尽可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风险。
第四，提高公众风险意识，加强金融安全网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强化银行审慎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因此而削弱银行监管，更不能代替银行监管。审慎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协调配合，会使得监管更加有效，也就会使存款保险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效，同时也有利于克服了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实质上也就维护了存款者的利益。
注释：
构成金融安全网三项制度的另外两项分别是银行监管制度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第八章．
一、现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表现及成因
（一）道德风险的内涵
对于道德风险，从一般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将其定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可能性；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将其定义为签约双方由于目标的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对最优契约的执行结果的偏离；站在保险的视角将其定义为人们以不诚实或故意欺诈的行为促使保险事故发生，以便从保险活动中
取得额外利益。
道德风险在各种保险市场中都存在，但由于医疗保险自身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在医疗保险市场上存在多个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保险机构、医疗机构和被保险人三个方面，加之医疗
保险市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医疗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的广泛存在，尤其在医疗保险市场较其他保险市场更为复杂得多。它使医疗费用支出过度膨胀，城镇居民对医疗保险的需求相对降低，甚至可能带来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在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表现得非常突出，医生和患者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过度提供或过度索取医疗服务，造成了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大幅度增长，也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最终导致医疗费用节节攀升，保险机构利润倒挂。
（二）现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表现及其成因
1.定点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对于定点医院，国家允许医院将药品收入的15%-20%进行提成。所以医院往往鼓励医生给患者多开药；同时提供尽可能多的诸如医疗设备检查等服务以提高医院的营业额，从而增加医院的经济效益。而医院为了本身的经济效益经常会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医生身上，把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生所开出的药品的数量和为患者所作检查的项目数挂钩。
2.医生的道德风险
在医疗市场经常可看到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的社会规律，由于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医生在医院的激励和医药代表的高额回扣等多种压力或诱惑下，借着自身的信息优势以及患者对自己健康的关心，利用其处方权增加药品量和诊疗项目、多用昂贵的治疗手段，而为患者做不必要的医疗设备检查、延长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诱导患者进行尽可能
多的医疗消费。
3.医疗服务需求方面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
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是指患者在投保之后由于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具体表现为：将本不属于保险赔偿疾病的就诊或药品、诊疗等费用通过私人关系或利用医院管理的空子，采取“搭车开药”、“挂床住院”等，以增大索赔金额；或者采取冒名顶替、移花接木的行为等占用医疗卫生资源，这必然会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影响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对患者的影响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造成了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长，虽然短期内有些患者可能从中获利。可是，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患者。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长势必增加医疗保
险的给付水平，最终增加患者的负担。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出现导致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水平低下，医患双方过度消费医疗资源，破坏了医疗服务市场的均衡，导致了服务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医生和患者双方
通过道德风险增进了自身的利益，却损害了医疗机构和社会的利益，并且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道德风险受益者得到的利益，最终导致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是低效率的，阻碍了社保制度
的发展。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1.违背了诚信原则，导致社会诚信水平降低，医生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不是为了患者尽快恢复健康，而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患者消费过度的医疗服务，也不是仅仅为了尽快恢复健康，而是有想从医疗机构中获取更多服务的倾向。这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严重地破坏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医药卫生市场秩序混乱，医生与患者合谋，药价虚高等现象日益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
2.加重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一方面，医疗保险机构在一定时期所收缴的医疗保险基金是有限的，而道德风险导致了医疗费用的增长，使得医疗保险基金出现差额，这一差额就要由财政来补贴，最终成为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医疗保险机构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导致的赤字，就会相应地提高医疗保险缴费水平，而我国医疗保险的缴费主要是由企业和职工
来承担的，因此，缴费水平的提高将加重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从政府方面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
1.充分发挥政府的宣传效应，大力发挥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多渠道地宣传医疗保险相关政策，提高参保人员的法律意识。使参保人员明白套取医保基金不仅仅是违背道德的行为，而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从法规制度上确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医疗机构的基本义务是必须对医疗保险的对象提供合理而且有效的医疗服务。对那些违背医疗机构基本义务的不规范、有不良记录以及服务质量低的医疗服务机构，则要降低其信誉等级；并且提高对其的检查概率和扩大检查范围，甚至终止其提供医疗服务的资格。
（二）从医疗保险机构方面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
1.国家或政府加强对医疗保险机构的补偿。实行医疗保险后，很多费用都得到了控制，医疗保险机构收不抵支的现象时有发生，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可以给医疗保险机构进行合理的补偿，以平衡其收支。
2.加强医疗保险赔付手续的严密性，防止欺骗行为的发生。理赔手续一定要严密细致，程序一定要完整正规，要有医学专业人员的认定审批才有效。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小病大
治等现象的发生。
3.探索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的一体化建设。医疗保险机构可以自己开设医院，将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纵向一体化，由此形成的医疗保险集团也将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好疾病的检查和预防保健服务，同时，自己设立的医院自负盈亏，自身不得不加强管理及医疗成本的核算，从而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有效地规避医疗服务供方的道德风险行为
（三）从医疗服务供给方面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
1.实行医药的分离经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药品销售收入是医院的一大经济来源，如果把药品经营从医疗机构中分离出去，实行外部化经营，将会减少医院
的道德风险。可以实行医院开处方，药店售药，或者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将药品经营内部化。
2.建立医生信用账户，加强信息披露制度。鉴于医疗机构对医生的约束力过于软化，建立医生信用账户后，一旦发现医生乱开处方等行为，就扣其信用分值。在一定时期内，医生的信用分值被扣完后，就要取消其执业资格。此外，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医疗保险机构和患者进行选择的基础，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使得各方做出正确选择，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3.建立动态的薪酬系统，改善医生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医生收入和医生为医院创造的经济价值直接挂钩是导致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医生的工资不能直接由医疗服务数量来决定，也不能实行固定工资。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由级别薪酬和可变薪酬组成的动态薪酬系统。
（四）从医疗需求方面控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道德风险
1.按比例共付保险制。即医疗费用由患者和保险机构共同承担，增强患者自觉降低费用的意识，个人承担的比例越高，则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越小。共付比例可以因地区的经
济差异而变化，对于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把比例提高，条件不好的地区比例适当降低。
2.实行浮动费率制。应该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费率。比如按年龄、性别、工种、身体状况等因素区分。对于一定时间内无理赔记录的人，费率下调；反之亦然。这样能促使
患者加强身体锻炼，防治疾病发生。
参考文献：
[1]潘苗.德国医保制度对我国医保中道德风险的启示.现代工商贸易，2011.9
[2]傅子恒.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探索“湛江模式”的成功与不足.保险研究，2011.7
[3]郝文清.道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社会科学家，2011.5
一、ERP实施系统定义
ERP应用是多系统交织、多环节传递、多因素合力、多角色协同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任何一个环节的成功都只是ERP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将导致系统实施的失败。ERP的成功应用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它们构成复杂的因素系统，即ERP因素系统、企业因素系统、实施因素系统和外部因素系统。实施因素是ERP应用的关键和困难所在。ERP实施系统包括企业、系统提供商，也包括咨询、监理和评价机构所构成的项目运作体系，包括实施流程体系、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支持体系。ERP应用的复杂性不仅在于ERP系统和企业系统的复杂性，更在于实施系统和实施过程的复杂性，这就需要对实施系统施加有效激励，通过有效激励，来提高ERP实施的成功率。
二、ERP实施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道德风险境况下，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人的行为（行动或决策），即人行为不能被委托人所观察，或者即使可以被委托人所观察，它也是不可证实的，这一不对称信息问题被称为道德风险。即使最后能看到合同方是否努力这一结果，但在过程中，合同方的决策不能被委托人所观察或证实，就算最后知道结果也于事无补，所谓努力不可证实意味着它不能被包含在合同的条款中。
假定ERP实施主要是由系统提供商和企业共同完成的，并且企业是委托人，提供商是责任主体和人，两者构成委托关系。如果努力能被包含在合同条款中，就可以要求系统提供商做出恰当的努力并采取措施，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失败率，那失败就主要是系统或企业的问题，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做了不正确的选型决策，或者企业不具备条件，那么就可以推定ERP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企业的非理性，这样的结论不会被企业接受，也不符合事实。这就表明努力没有被包含在合同中，从而表明努力不可证实和道德风险的存在性。
假定双方签订的是对称信息合同，在固定支付框架中，人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选择将努力最小化，即：，（U为保留效用，e为努力，w为支付）。在人原意接受合同的约束下，委托人将使其得自己合约关系的剩余最大化。这个约束条件被称为参与条件。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问题如下：
在由系统提供商和企业组成的实施系统中，系统提供商清楚系统的难点、薄弱环节和风险，从而可能避重就轻。如果实施系统包含咨询、监理和评价机构，则构成更为复杂的委托关系，企业与系统提供商、咨询和监理、评价机构构成一级委托关系，同时监理和系统提供商、咨询机构构成二级关系，并且各方将演绎出一些复杂的博弈关系。如果任务的边界不清晰，则不仅因依赖而弱化自己的努力，而且努力将更加难以证实。因此，在基本实施系统和扩大了的实施系统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努力不可证实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道德风险境况下的合同设计
在基本实施系统中，委托关系相对简单，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为了研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关于努力的最优合同，需要形式化地定义道德风险问题。基于道德风险的博弈关系，其自然解的概念属于子博弈完备均衡。该博弈的第一阶段是企业设计合同，预期系统提供商的行为；该博弈的第二阶段是给定提供商将付出的努力和合同的条款，提供商决定是否接受企业提出的合同；该博弈的最后阶段，作为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点，就是人会选择付出的努力。形式化，则作为委托人的企业要求推出的合同就是以下问题的解：（3-1）为参与约束或个体理性条件；（3-2）为激励约束或激励相容约束。求解这一问题会存在一定困难，需要采用折衷办法。激励相容合同最初是以它的一阶条件来替代而得以克服的，这一程序被为一阶方法。其思想是用（3-3）来替代（3-2），即：
当一阶方法是正确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最大化问题的解就是上述形式化模型的简化形式：
令为参与约束的乘数，μ为激励相容约束的乘数，解得拉格朗日方程关于工资的一阶条件为：，这是最优合同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因为，海赛矩阵在满足该条件的点上是负定，改写一阶条件得到如下方程：
当μ>0，即存在一个真正的道德风险问题时，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风险分布条件就不再被满足了。工资将取决于得到的结果，工资对结果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函数/的形式。最优努力必须满足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拉格朗日方程关于e的一阶条件：
事实上，可以直接从拉格朗日方程解得最优努力必须获得的必要条件：
在对称信息条件下，参与约束决定了最优努力水平；在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时，激励相容约束所蕴含的成本，就成为确定所要求的人努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道德风险境况下的激励策略
在道德风险境况下由于努力不可证实，这种境况下的解决之道包括通过合同条款将激励内部化。无论如何，委托人可以通过使人的支持取决于其所获得的结果，而使人对其自身行为后果感兴趣。对于系统提供商的固定支付模式显然不适应道德风险境况。
目前，在ERP产品和服务没有分离的状态下，系统提供商也是系统服务商，以人的身份承担系统实施的任务，而服务的价值包含在产品中，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而产品的购买价值是一种固定支付。因此，要解决道德风险境况下的激励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产品和服务的分离问题，产品成为固定支付，而实施服务成为非固定支付，与实施的效果及实施后的支持挂钩。
对于已经分离的由咨询商或系统提供商提供实施服务的可以按与实施效果挂钩的思路进行激励与签约。无论是基本实施系统，还是扩大了的实施系统，都要特别注重系统主体实施者的激励与合同设计，对于辅助实施者也要确定任务边界和目标，实施与任务完成效果挂钩并在合同中体现。对于监理，要按照上述确定的任务边界分别对实施系统实施考核和监理服务。对监理的支付，也要与实施体的实施效果挂钩，防止衍生负效果的博弈关系及共谋行为，从基本激励模型出发，激化高努力与连续水平努力。
五、结论
在ERP实施中，道德风险问题是存在的，在此境况下激励的基本点是通过合同条款将激励内化，与实施效果挂钩，同时发挥二级委托的激励支持作用。但这一激励思想实现的基础是ERP产品与服务的分离。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 道德风险 防范
一、社会养老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道德风险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由于某种激励而疏于风险防范或故意导致损失的风险。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交易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复杂多变的环境。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处于信息优势的交易者若以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为最大目标，就极易发生道德风险。这种风险在交易之前又很难把握，从而无法规避，并由此可能造成一方的经济损失。
与商业寿险不同，养老保险投保对象具有非选择性，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也具有非选择性和单一性，即只要符合国家法定条件的劳动者，不管其身体状况如何，都是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国家按法律规定必须为参保者提供养老保障且只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不承保其他风险因素。所以，养老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与商业寿险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未及商业寿险复杂。养老保险中被保险人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冒领养老金、企业内部不规范的提前退休以及养老保险逃费等。
1．冒领养老金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发放不像商业保险那样有缜密的审查和核赔措施，养老金冒领很难被发现，这是典型的被保险人家属或其单位的欺骗行为。养老金冒领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养老保险道德风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8年到2002年 6月，全国共查处冒领养老金金额达 14 033万元。其中，1998年发现冒领人员 5 631人，冒领金额1 860万元；1999年发现冒领人员 7．957人，比上年增加 41％，冒领金额 2 398万元；2000年发现冒领人员 1 0678，比上年增加34％，冒领金额 3 191万元；2001年至 2002年六月份，就查出冒领人数26 524人，冒领金额6 590万元；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共查出冒领者 50 790人，冒领养老金金额高达 l0亿元。养老金被冒领的数额逐年攀升，冒领手段和形式多种多样，呈愈演愈烈之势。
2．不规范的提前退休
这是企业和参保者个人都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行为1993年四月国务院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和 1998年劳动部的《关于严格掌握企业职工退休条件的通知》中，对企业职工的内部退养问题都做了规定，对于本人申请并经领导批准、距退休年龄不到 5年和因弱病不能坚持工作的职工，可以实行内部退养，除此之外，企业不得随意安排。但近年来，由于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水平过高和执行国家退休制度不力，提前退休呈递增趋势。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调查，1995年一1997年间，每年新增退休人数分别为 43．5万人、54．8万人和66．1万人，其中提前退休人数分别为 10．2万人、18．4万人和 23．1万人，占各年新退休人员人数的 23％、33％和37％，每年支付的提前退休养老金总额分别为 3．3亿元6．6亿元和 8．9亿元，占各年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支付总额的16．5％、26．2％和 27．7％。一些企业把内部退养当成了减员增效的手段，采用不适当方式，安排职工内部退养，提前终止了这部分人的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不但使提前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责任过早地转嫁给了社会保险机构，加重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而且容易造成劳动关系复杂化，导致职工退休后待遇不一，引发社会问题。
3．逃费和企业的逆向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