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0:23:35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国际经济动态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引言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贸易实现了连续的双顺差，经济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但伴随而来的是美、日、欧等主要贸易国对我国的强烈不满。由此即引起了中国与其贸易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顺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即在2005年7月21日启动了第二次汇改，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实行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进行调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特别是近两年，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曾一度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因此研究我国的市场贸易，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必要。故本文以进出口额、汇率波动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等变量为依托，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进出口与经济增长、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影响。并希望研究结果能加强我国进出口厂商的汇率风险控制意识，加强政府对汇率波动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对调节我国进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各国实际汇率波动增大，全球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这引起了诸多专家学家的关注。但是对汇率的波动、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一致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名义汇率对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ChoudhCry，2005）。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并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要视不同的国家和产业具体情况而定。”（Christine，1987、Chou，2000），而有些学者给出了更具体的结论：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生负面影响（Sauer、Bohara，2001）。
随着国际上对中国人名币汇率改革压力的增大，近年来国内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部分学者采用CARCH模型、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就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中，持续的汇率波动对中国的进口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短期内，进出口贸易流量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则较小（贺刚，2006）。也有部分学者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义乌出口贸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义乌出口贸易呈正向变化，但义乌出口贸易的长期发展并不是汇率波动本身造成的（李春丽，2010）。同时也有部分学者通过运用CARCH模型、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汇率改革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欧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在长期内会随汇率波动而增加，而进口（亦即欧元区对中国出口）却随汇率波动而减少（李天锋，2012）。
虽然，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综合衡量中国市场贸易、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汇率波动、进出口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
三、实证分析
本文在总结相关学者关于影响经济增长各因素的基础上，尝试着通过单位根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从对外贸易、人民币汇率波动等角度研究各相关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进出口是市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用进出口额来表示中国的市场贸易。变量和数据说明如下：1、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本文用国内生产总值来描述经济增长，以表示；2、商品进出口额：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商品的进出口额来描述市场贸易，分别以表示我国对外贸易进程中的进口额与出口额；3、汇率：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多用美元结算，本文选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分析，以表示。
为了消除数据存在的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故本文对各变量作了对数处理，分别以表示，并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二）相关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文运用Eview3.1软件，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知，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其二阶差分序列则为平稳序列，故序列二阶单整，可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进出口额，汇率波动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需要对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即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对进行回归，再通过对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就说明回归方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否则，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首先，以1995-2011年近20年的样本数据为研究依托，对各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其结果为：
其中：R2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DW基本排除了模型自相关问题。
其次，检验残差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对（2）式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采用不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检验方程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常而言，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检验一个变量被另一个变量解释的程度，是一种分析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本文根据AIC准则，通过对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的分析，最终得出如表3所示的各种检验结果。
故由表3不难看出，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而经济增长则不是进口额与出口额的Granger成因；同时，人民币汇率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而经济增长则是人民币汇率的Granger成因。并且，通过研究也发现：贸易过程中的进出口额之间也具有单向的Granger成因，即：进口额是出口额的Granger成因，而出口额则不是进口额的Granger成因；进口额、出口额等变量均是人民币汇率的Granger成因，而人民币汇率则不是进口额与出口额的Granger成因。
4、短期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证实了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短期内各变量是否存在关系，需要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可得出如下式（3）所示的误差修正回归方程：
（3）
其中：R2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DW的值基本排除了模型自相关的问题，而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51.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进出口额、汇率波动和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第一，进出口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从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短期内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6个单位，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6个单位；从协整检验的方程式（2）中，可以得出：长期内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34个单位，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23个单位。因此，进出口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并且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第二，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汇率波动与我国经济增长均呈负向关系。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每上升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09个单位；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每上升1个单位，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2.73 个单位，可见长期内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较深的负面影响。第三，进出口的变动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较直接的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进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Granger原因。因此企业、政府在做出相关的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不可顾此失彼。另外，人民币升值已是大势所趋，出口企业只有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化被动为主动、提高自己的定价话语权，才能应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各种压力。
1、调整贸易政策，积极实行进出口并重的贸易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政策，采取出口退税等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贸易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凭借着劳动力优势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进入了外国市场，并受到了外国顾客的欢迎，这无疑引起了所在国政府和企业的恐慌，由此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随着美国经济的下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次，贸易顺差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人民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长期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我国人民币的汇率走势。
长期以来，我国的“鼓励多出口、少出口”的贸易政策导向导致了出口商品供给的急剧增加，进而致使出口品价格不断下降、利润空间持续压缩，企业面临的出口环境日益恶劣。因此，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鼓励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也应积极实行进出口并重的贸易政策，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出口外汇来进口本国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技术，以期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收支平衡，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采取有效措施，尽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故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适当降低。因为高额出口退税率制度的存在使得我国部分企业为了获得这部分出口退税率而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实际上高额出口退税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我国在向国外出口时做的是赔本买卖，故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本着“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根据产品结构的不同适当调整出口退税率。其次，应适当放宽对外汇的管制。适当减少国内居民对外汇需求的限制、适当消化外汇储备，并适当增加企业和个人所持外汇比例，同时适当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再者，应积极完善现行的结汇制度，进而从根本上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外汇资金需求，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故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可进一步放宽出口企业的留汇额度，并逐步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汇为意愿结汇，进而完善我国现行的结汇制度。
注释：
①表示变量的二阶差分；检验形式中的c表示带有常数项，t表示带有趋势项，k表示带有滞后阶数。
参考文献：
[1]李天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欧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2（1）.
[2]李春丽.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12）.
[3]徐礼志.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商界，2010（11）.
[4]贺刚.汇率波动与贸易流量：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国民经济管理，2006（10）.
[5]高铁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0）.
[6]王帅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货币供给影响的市政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2（2）.
[7]丁攀，王守贞.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与东亚地区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2010（1）.
[8]马君潞，王博，杨新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12）.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索罗斯指出："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无统一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深受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也与我国经济状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热议已久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对税制改革进行初步试点--将部分企业的营业税取消划入到消费税中。因此，中国财政转型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那么，什么叫做经济转型和财政转型？我认为：经济转型可分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则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区域经济布局结构等的转变；财政转型包括财政收入的转型和财政支出的转型，财政收入转型是指财政收入来源的转型，财政支出转型是指财政支出对象的转型。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财政转型存在着什么关系？我将先对中国原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体，由农业向工业转变。而我国当时的财政类型属于自产国家财政类型。自产国家主要是指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集体或国有企业所上缴的利润，而我国财政支出则由国家统一支出进行产品的供给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个家庭，那么当时的财政状况就属于"家财政"，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资，国有企业的利润。
从这些收入来源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公民存在的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统一支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将大部分财政投入于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依赖于政府的关系。政府在获取财政收方面是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这种"家财政"的状况下，政府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证，难免会影响到公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生产效率低下等。从这一点上来看"家财政"是比较危险的。而形成这种财政类型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自然资源均归公有（其实就是政府所有）。进而形成的"家财政"的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与财政转型在无形中同步进行，那么现在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也呈现新的一面。
中国经济类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由以工农业为主的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技术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区域经济的分布则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型。而财政类型则由改革开放前的"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再垄断"市场"。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收入的来源也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向财政税收转型。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开设了多个税种，目前我国的税种体系基本健全。
中国财政收入开始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这说明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公众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政府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利监督政府对财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门所缴纳的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国想税收国家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大，公众对民主化的要求就会越强烈。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象也应该更多的考虑的公众的福利等内容。我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转型的状况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
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我国财政的转型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使得我国财政收入来源扩大，财政支出内容复杂化，迫使财政转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活力明显不足，经常亏损。同时，中小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政府财政收入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为主转为依靠中小企业及公众所缴纳的税费为主。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更应该考虑到公众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离不开中国财政转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的转型，使得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更加明确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政府拿社会的钱，应该为社会办事。至于如何办事，取决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纳税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势头基本良好，但是我国财政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财政的转型就是由"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当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面子工程。我认为正就是中国财政转型过程中的不足，这就是政府财政职能的越位。然而，我们回望中国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国在偏远的山区使用原始的耕种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
谈及中国财政转型，我认为中国财政转型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但不能盲目跟进。中国财政转型对经济转型的作用要切实的运用好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中国不同于北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风俗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税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时期内不会达到以上国家的水平。因此，国有企业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财政转型的方向是向税收型财政转型，这有助于我国公民对政府财政的监督，使政府财政公众化。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就是财政收支的转型与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财政支出上不能过求所谓的"经济建设"--面子工程。应当将财政收支切实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证纳税主体的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我想这更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1]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将会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砝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些重量级的互联网平台型先进企业做支撑，即使原来依靠传统产业获得过一时的繁荣，在将来也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必将会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战场之一。
在当前处于互联网风口浪尖的中国，电子商务不仅正处于从万亿级向十万亿级的十倍速增长的大繁荣期，而且也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为数不多的优势产业之一。根据统计，2012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9.9万亿元，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85万亿元，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此外，在商务部监测的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购物销售增长31.9%，增速分别比百货店、超市和专业店高出21.6、23.6和24.4个百分点。由此，我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网络零售第一的大市场。
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信息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平台汇聚海量的生产信息、交易信息与消费者信息，使信息这一核心生产要素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活动。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兴起，加快了信息在商业、工业、农业中的渗透速度，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行为、企业形态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有效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引爆了社会创新，提升了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深刻地影响了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环节，并为零售业、制造业、物流业等传统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将会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也将会成为我国进入信息经济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
目前，世界各国维护信息网络领域的国家利益与愈显重要，信息资源、市场竞争与争夺将更加激烈，涉及互联网管制与反管制的争论也会愈加突出。回顾我国的发展现状，电子商务平台不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是我国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信息空间/互联网平台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能够保持话语权、控制权、规则制定权的领域，也是有着典型代表性企业的行业。因此，很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支持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其关键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推动完善。
第一，统一认识
由于电子商务平台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十分迅猛而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个背景下，首先是要明确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仍处在起步期，正在向成型关键期迈进，这就需要政府、产业、企业共同合作，尤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未来10年的发展铺平道路。其次是要明确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发展仍处于国家政策大力扶持阶段，既要积极支持发展，又要不断规范和完善管理。再次是要明确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政策出台需要特别慎重，对于任何不当的政策或者法规出台，对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服务业的发展，均有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全力支持
全球的竞争在信息化层面是非常残酷的，电子商务平台领域的竞争，将会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展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在国家层面上，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地方保护，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打压，切实维护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利益。其次是要在政府层面上，给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这些企业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全球信息化领域内与顶尖企业展开正面竞争，全力支持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为主体，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由于工业革命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盲目发展经济而带来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最早显现出来。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提出了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理念，大都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对环境信息特别是对财务会计领域环境信息的披露问题加以规范。
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英国《会计学月刊》(Joumal of Accounting)上1971年比姆斯(F．A．Beams)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J．T．Marlin)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环境会计源于社会会计，但最终独立于社会会计并产生了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和环境审计等诸多分支。在环境会计领域，首先进入实务的是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披露公司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披露于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与问题讨论”部分，以后成为年度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独立于公司年度报告之外的年度环境报告。如联合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起步较早的一些国家、地区和组织，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型公司进行的，但因目前环境会计的基本准则尚未建立，环境会计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其披露现状和发展动向如表1所示。
二、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国际上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有如下特点：
(1)除联合国外，纵观西方国家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过程，政府立法都起着主导作用，各国均有相关的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保障。
(2)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呈逐步增长的趋势。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环境报告书作为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手段。
(3)披露环境信息的形式日益多样化，较为常见的是把环境信息包括在年度财务报告之中，即在现有年报或其他报告中增加内容和篇幅进行披露，但也有一些企业是单独专门的环境报告，独立模式和非独立模式并存。环境报告的表达形式既有采用货币形式的，也有采用非货币形式的，还有的同时兼用这两种形式。
(4)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多彩纷呈。有的主要是围绕环境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进行披露，有的是针对环境绩效进行披露。
(5)除了日本，各国企业披露的环境财务信息内容有限，主要集中在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信息上。这说明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信息是大家普遍重视并具有较好的披露基础的。
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严重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断崖式下跌
近十年来国际油价跌宕起伏高位震荡，从每桶130美元跌到谷底每桶30美元，断崖式下跌，又重新反弹至50美元。2016年原油价格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2015年平均水平。
（二）石油产业的并购速度加剧和规模扩大
国际油价低迷，阻碍了很多国家能源开发项目。油价高位震荡和断崖式下跌，严重影响石油企业效益，导致石油产业加速并购。2014年底，全球第二大油服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 Company）以3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Incorporated），用股票和现金支付对价。2015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约470亿英镑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BG集团，这是近10年来油气行业并购规模最大交易，其次是陶氏化学和杜邦合并，这两大并购事件引发了化工行业的一系列并购。
二、石油供应链中，美俄新崛起，打破OPEC平衡
近几年来，石油市场供给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油新供给者出现打破了OPEC对国际油价和石油供应链一言九鼎局面，原油供应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石油市场供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中东还是重要的原油供给者，但北美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原油供应中心，俄罗斯增加原油出口量，美国解禁石油出口，出口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日趋激烈。俄罗斯与OPEC和沙特就减产政策达成协议，旨在共同抵抗美国的原油库存增长和岩页油增长。另一方面亚洲替代美国和欧洲成为原油进口的重心，亚洲进口量约占世界进口总量的50%，其中中国更是原油进口大国。
（一）美国解禁石油出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连续推出紧急石油分配法案、能源政策和节能法以及能源管理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限价限量原油出口。因能源利用率提高对石油需求增长减缓。美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出现了结构性的石油供应过剩乃至产生原油供应与炼油结构之间的矛盾。美国目前完全有能力石油自给，有分析认为到2023年，美国有可能实现能源独立，能源出口超过进口。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指出，页岩革命将推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
据IEA统计，2016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美2017年有可能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在2014年7月美国首次出口凝析油后，2015年美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解除美国原油出口禁令法案，随后奥巴马签署该法案，正式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美出口原油潜力高达150万桶/日，从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转变为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2014年美国原油产量为5.2亿吨，比2013年增长15.9%，石油消费8.36亿吨，比2013年增长0.5%，其消费量占世界的19.9%，原油进口3.65亿吨，同比下降5%。2016年美国汽油价格位2004年以来最低点。美国解禁原油出口后，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供需产量和国际油价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基准原油价格体系有了重大变化，WTI-布伦特价差波动的区间范围将取决于美国国内石油供需基本面的波动、原油的炼制成本、原油跨区运输成本和其他竞争原油品种的供给。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107-08
一、引言
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银行名义利率在短期内的迅速攀升导致大量次级债务违约，这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信贷萎缩，并最终传染至整个经济系统，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这种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缺失所导致的市场摩擦称之为金融摩擦[1-3]。次贷危机的例证表明，金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始终保持中性作用，这使得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在对宏观经济进行模拟时，只有厂商与家庭两个部门无法体现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因此需要考虑金融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金融摩擦产生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例如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控制成本等。特别是在我国这种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监管仍存在缺口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成本交易相对较高[4-8]。因此，在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探究金融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和产业结构调整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迄今为止，大量金融摩擦与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基于三个基本模型的延伸。第一种是BGG模型，其最初起源于Bernanke和Gertler（1989）[9]的研究，主要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现象将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信贷流动性并最终放大经济波动，即“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雏形。Carlstrom和Fuerst（1997）[10]进一步将金融摩擦融入到新凯恩斯框架之中，并逐渐成为研究金融摩擦与金融加速器的主要研究框架。此后，Bernanke等（1999）[11]构建了BGG模型，并进一步完善了“金融加速器”理论。但是第一种模型侧重于非金融部门造成的金融摩擦，却忽视了金融部门内生波动的外溢性。第二种模型源于Kiyotaki和Moore（1997）[12]，其将贷款回收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引起信贷流动性紧缩作为金融摩擦。Iacoviello（2005）[13]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信贷约束条件将金融摩擦因素融入进新凯恩斯模型中。但这种模型忽视了调节性存货（Buffer Stock），即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而保留的存货，从而造成模型有所偏`。第三种模型源于Gertler和Karadi（2011）[14]的研究，其引入内生信贷约束作为金融摩擦，并度量金融冲击等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Justiniano等（2010）[15]将投资冲击引入模型中，进而将投资转换为实物资本过程中的摩擦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摩擦的形式。第三种模型虽然将内生信贷约束融入模型中，但是决定金融摩擦系数的外生变量表明，信贷约束条件未能完全内生化，从而需要进一步拓展。
与此同时，国内有许多文献研究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与贡献率。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16]、赵振全等（2007）[17]和袁申国等（2011）[2]都从不同方面把“金融加速器”融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并对现实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原有理论模型无法有效拟合新的经济现实，金融市场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未对金融摩擦是否会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进行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刘斌（2008，2010）[5-6]构建具有金融中介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并证明金融摩擦能够令名义冲击对实体经济造成实际影响。不过，这些研究认为金融部门是一种传导渠道，而金融摩擦仅放大非金融部门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而未对金融部门内部冲击的传导与放大进行系统阐述。陈晓光和张宇麟（2010）[18]将金融摩擦融入到信贷约束中，从而对金融部门冲击的传导与放大进行系统阐述。此后，康立等（2013）[19]与康立和龚六堂（2014）[20]分别对金融摩擦在国内各部门之间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传播与放大作用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完善金融摩擦理论。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的研究仅是利用数值模拟分析经济动态变化，并且存在理论缺陷。鉴于此，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拓展，集中探讨金融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新常态”时期内的资本质量监管、金融风险控制和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
借鉴Gertler和Karadi（2011）[14]的研究框架，本文进一步拓展，整个经济系统由六个部门组成：家庭、金融中介部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生产部门、零售商与政府。其中内生信贷约束的金融中介部门不仅表示具有金融摩擦的金融市场，而且还调控着社会信贷规模。
（一）家庭
假设家庭在第t期通过提供劳动获得相应报酬，并将去除消费后的全部收入存入银行等金融中介部门，从而在第t+1期获得利息[6-7]。因此，家庭效用最大化公式如下：
中图分类号：F83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3-0053-03
本文从我国市场分割的实际出发，分别研究了经济变量对银行间国债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比较了两者的异同，全面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债市场的动态影响。希望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为机构投资者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以及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变量选取。
选取中债国债财富指数作为国债指数的变量，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我国国债净价指数数据仅从2006年11月17日才开始公布。数据时间偏短；全价指数在付息当日，对付息不作处理。任其回落至净价水平。而财富指数虽也受到应计利息因素的影响，但其与全价指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考虑付息日利息的再投资因素，在样本债券付息时将利息再投资计入到指数之中，故该指数在付息日不会象全价指数那样突然下跌。
选取工业增加值、CPI、M1、银行同业拆借30天利率以及同期上证综指回报率共5个指标作为影响国债市场波动的经济变量，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通货膨胀，市场资金状况和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是影响国债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其中，代表国家经济基本面的经济增长因素。通常选择GDP，但由于我国没有公布月度GDP数据，本文以工业增加值作为GDP的代替变量，来反映一国经济状况；代表货币价值的物价指数，选择以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代表债券市场供求关系的货币供应量因素，选择M1作为衡量市场上用于债券投资的资金面；代表市场利率的因素，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3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变量：代表债券投资替代品的因素，利用上证综指回报率作为变量。
2、数据处理。
本节运用Eviews5.0计量软件，选取2002年1月至2009年8月的月度数据，共92个样本点，进行实证分析。变量处理如下：(1)国债指数分别选取交易所与银行间中债财富指数，回报率采用rt=100*Ln(pt/Pt-1)的方式计算，其中rt代表t日国债指数收益率，pt表示第t日国债收盘指数，pt-1表示第(t-1)日国债收盘指数。(2)以月度工业增加值ip作为GDP的变量，考虑到2006年12月后的工业增加值，由于统计调整未作公布，我们运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推算，对其取自然对数值。(3)CPI选取其环比指数。(4)货币供应量M1取每月公布的累计增加值，对其取自然对数值。(5)市场利率用3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6)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采用rt=100*Ln(pt/Pt-1)的方式计算，其中h代表t日上证综指的收益率，pt表示第t日上证综指的收盘指数，pt-1表示第(t-1)日上证综指收盘指数。所有数据都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数据检验
1、平稳性检验。
我们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项的选取按最小准则。从表1可见，CPI环比指数cpi、上证综指回报率Stock、银行间国债财富指数回报率Bank及和交易所国债财富指数回报率Exchang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这些变量为平稳过程。工业增加值ip、货币供应量M1和30天期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为I(1)过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对变量之间做Granger因果检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l、30天同业拆借利率r及股票回报率Stock与银行间国债指数收益率(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益率)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物价指数CPI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从而CPI与银行间国债指数收益率(交易所国债指数收益率)存在间接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三)VAR模型分析
首先，考察各变量对国债指数收益率的短期冲击的影响。采用的模型的简化表达式为：
Yt=C+A(L)Yt-1+ut E[utu't=Ω
其中，Yt=(ip，Amt，cpi，r，stock，bank)，A(L)是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矩阵，ut是(6×1)阶的残差项向量，Ω是残差向量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
我们利用Cholesky分解使误差项正交。Cholesky向量分解矩阵与变量的排列次序相关，所以我们有必要依据Granger检验，先对VAR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排序。系统中应排在CPI前面、利率R应排在股指收益率与国债指数收益率的前面。从经济解释上来看，工业增加值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其自身的规律，受系统内其他变量的影响较小，我们将其放在系统最前面。货币供应量同期可能对系统内其他变量都产生影响，但其主要受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所以排在第二位。CPI的变化一方面将改变人们预期与市场资金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另一方面，国家规定的官方利率也总是参照通胀指数来制定下一期是否加息等，在系统中，我们将CPI放在30天同业拆借利率的前面。最后由于我们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其他冲击因素对债券指数回报率的影响，所以将股指回报率放在债券指数回报率前。综上，考察的VAR系统中Cholesky分解的基本次序是：
Ipm1cpIrstockbank(exchange)
其次，我们需要确定适用于交易所国债市场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8开始，按A-IC最小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2，按SC最小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1，依据似然比LR值确定向量自回归的滞后阶数为2，建立VAR(2)模型。对估计出的VAR(2)
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根的逆函数都落在单位圆以内，表明VAR(2)模型稳定，根据其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定、可靠的。同理我们可确定银行间国债市场上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滞后阶数，其值为2，亦建立VAR(2)模型。
再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考察经济变量对交易所(银行间)国债市场冲击的跨期动态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两个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反应，显现出了较多的相同之处：
(1)对来自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波动冲击的反应。都是先负后正，持续时间为滞后8期左右；
(2)对来自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波动冲击的反应，前两期的冲击效果为正，然后为负，经过震荡之后，冲击反应在第8期左右变为0，这表明货币供应量期初有助于国债指数的上涨。但随着人们意识到M1的增加可能带来的通胀效应，从而引起国债指数下跌；
(3)对来自物价指数CPI波动冲击的反应，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当消费物价指数上升，通货膨胀风险加大，投资者对于风险的补偿要求更高，引起国债价格的下跌；
(4)对来自30天同业拆借利率波动冲击的反应，脉冲反应函数都在-0.2到0.2之间，期初为负数，第2期后，变为正数，影响期限较长；
(5)对来自股票市场波动冲击的反应，两者都显现出与其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滞后第3期时，达到最小值，然后逐渐变大，持续时间为滞后6期左右。这表明我国国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跷跷板”效应明显，两者投资收益率此消彼长；
(6)除了利率因素的冲击反应持续较长之外。其他变量对国债指数收益率的冲击基本上在滞后8期后为0，说明市场对信息的传递较快。
第二，两个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反应，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
(1)与交易所国债市场相比，银行间国债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的反应波动更频繁，幅度也更大，主要原因是银行间国债市场上交易主体是银行，其交易资金受到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更大。
(2)与银行间国债市场相比，交易所国债市场对CPI的冲击的反应更迅速并且波动更频繁，但持续时间短。这表明交易所市场上中小机构投资者交易更活跃，对信息更敏感，反应更迅速。
最后，利用方差分解技术考察各变量在影响国债市场波动时的相对重要性。从表2、表3的分解结果看，交易所(银行间)国债市场受自身影响所占比例稳定在71.06％(67.88％)左右，表明我国国债市场的波动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且交易所国债市场大于银行间国债市场。从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来看。交易所国债市场5个变量中解释波动比例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CPI、股市收益率、市场利率、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然而对银行间国债市场而言，解释比例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却为股市收益率、市场利率、CPI、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这表明两个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不同，CPI变量是影响交易所国债价格波动的变量中的第一大因素，然而在银行间国债市场，排在第一位的却是股市收益率变量。
2011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值为8.23%，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走弱；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能耗产业和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相继出现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萎靡带来进出口总额不断下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调速期、经济结构的调整阵痛期和对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叠加”推动着传统经济动能的转型调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引言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从劳动关系研究的角度看，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与一般性的劳动关系冲突相比，劳动争议更能直接体现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状况，其发生数量也是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表征劳动关系的指标。
在我国经济规模快速发展、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正在经历着根本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下较为单一的劳动关系被以市场为导向的、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所代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冲突更为直接和尖锐。体现在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由2000年的135206件增加至2009年的684379件（均为当年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增长了5.06倍，年均增长19.74%（以2000年为基期）。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当年劳动争议案件数由2007年的350182件突增至693465件，激增98.03%，涉及的劳动者当事人数也由2007年的65万余人增加至百万人以上。
虽然每一宗具体的劳动争议都有其直接原因，但可以理解的是，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的增长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宏观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劳动争议发生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91-2009年的全国统计数据，从纵向角度对劳动争议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了解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发生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深层次地理解劳动争议的发生原因、判断劳动争议的发生趋势提供参考。
经济发展与劳动争议关系理论分析
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潜在产出能力的增加，从现实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则通常是指经济总量的增加或是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本身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无疑对劳动关系状况具有根本性影响。因此，可以将经济增长视为影响劳动争议发生的基础性要素。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劳动关系具有不同特征，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也具有不同表现。但是作为劳资冲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争议，其显性发生受到劳动者意识、相应处理机制、成本等诸多要素的制约，因此劳资冲突并不一定必然显现为劳动争议。由此，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存在多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在经济增长初期，由于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作强度较大、工作报酬较低、劳动者保障不足等原因，劳动关系较为紧张，劳资冲突较多。而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劳动报酬不断提高、劳动条件日趋改善，劳资冲突开始减少，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也开始降低。由此，经济增长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震荡衰减的模式。
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模式，即在经济增长初期，虽然劳动条件较差，劳资冲突较多，但是受制于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较低、维权意识和手段不足、维权机制不畅等因素，劳资冲突往往并不凸显为劳动争议。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些限制性因素逐渐改善，劳资冲突凸显为劳动争议的可能性增大，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反而提高。由此，经济增长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呈现的应该是震荡上升的模式。
显然，两种模式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导致劳动争议发生的具体因素的认识侧重点不同，衰减模式主要从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出发考虑问题，而上升模式则主要着眼于劳动者意识和社会机制角度。对此，笔者认为，从现有的劳动争议界定来看，劳动争议作为劳资冲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仅只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摩擦行为，也是法律行为。因此虽然劳动争议的发生往往直接源于劳动报酬或劳动条件等客观因素，但其凸现与否却与劳动者的素质意识和维权机制成本密切相关，由此，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模式的着眼点。
但笔者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也并非绝对的、简单的递增或递减模式。一方面，这与研究的时期长短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二者之间会呈现出递增或者递减，但是从更长时期来看，这往往可能只是更复杂模式的一个局部特征而已。另一方面，在限定的研究时期内，二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在不同阶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特征，比如即便是递增模式，但递增速度或加速度却可能存在差异。换言之，二者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指数型或者三次曲线型的增长关系。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使用我国的经验数据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具体而言，主要采用我国1991-2009年劳动争议和经济增长的全国数据，从纵向发展角度考察二者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
（一）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以“当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作为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1991-1996年劳动争议数量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1996-2009年劳动争议数量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
（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
图1给出了1991-2009年我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万亿元）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LDcase，件）的散点图，从这一散点图，可以明显看出：
从动态发展来看，1991年以来，我国GDP总量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均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出现了一个跳跃式增长，由2007年的350182件突增至693465件，激增98.03%，2009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虽略有下降，但继续保持在近70万件的水平。
从动态关联来看，1991年以来，随着GDP总量的增加，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二者的这一关系首先在直观上支持了前述的递增模式观点，即随着经济规模增长，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也会相应增长。进一步计算可得，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74，呈现出高度正相关性。
但笔者也注意到，二者之间的这种递增模式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模式。2008年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的第一年，当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的跳跃性增长不乏有政策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清楚地看到GDP和劳动争议数量之间的关联模式，去除2008和2009两年的数据后重新绘制了散点图（见图2），并标注了相对应的线性趋势线。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991-2007年这一时期，与线性增长模式相比，GDP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之间的关联模式更类似抛物线或者三次曲线的形状—在1996年之前，随着GDP的增加，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以低于线性增长速度的速度缓慢增加；而在1996年以后，增长速度则开始加快；直至2005年左右，增长速度再次开始放缓。
（三）模型分析
为更清楚地认识上述关联模式，以GDP为解释变量，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了二者的线性、二次和三次曲线关联模型，结果参见表1和图3。
由拟合结果来看，无论是一次、二次还是三次曲线，均通过拟合显著性检验，其拟合优度也均超过0.9。但相对而言，随着次数增加，拟合优度也逐渐增加，二次曲线和三次曲线的拟合优度均优于一次线性模型，单从这一点而言，在1991-2007年间，我国劳动争议数量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更接近于二次或者三次曲线，而非简单的线性增长。
因此，综合考虑之下，笔者认为就当前时期而言，我国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更接近于二次曲线的模式，即：
LDcase＝-304.762GDP2 + 25068.653*GDP -80368.534
结论与启示
第一，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之间呈现出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的关联模式，即在初期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劳动争议数量会不断上升，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将趋于下降。
第二，目前，我国尚处于劳动争议发生数量的上升通道内，短期来看，随着GDP总量的增加，我国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仍将保持上升态势。
上述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也可能将不断增长。特别是从劳动争议案件产生的微观机制而言，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制制度的健全，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维权成本趋于下降，这将进一步催生以劳动争议为代表的劳资纠纷。事实上，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以政策、法规的施行为代表的维权机制的健全将极大催生劳动争议的出现，例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施行，使当年的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激增98%，发生频率也提高了近一倍。
上述事实无疑对目前的劳动争议应对和解决机制提出了极大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构建与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完善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处理和应对日益增多的劳动争议，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秋惠，于桂兰.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0（3）
[5] 甘肃省审计厅农业与资源环境审计处课题组.努力实现资源环境审计突破性发展[EB/OL].[2011-05-24]. .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13-03
一、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企业业绩评价改革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消灭私有产权”以及“国家工业化”等方式建立起来的传统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以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的形式存在，实行高度的计划管理，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靠行政命令推动，企业经理仅是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决议的具体执行者，其经营决策必须遵从党委领导，不必为经营结果负责，国有企业的考核办法主要以实物量考核为核心，即国家只能以产品产量、产品质量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这种业绩考核办法使得许多企业重视生产而忽略实际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积压越来越多，企业效率低下，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
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阶段”为特征的改革，这个阶段包括“扩大企业自”、“利改税”、“租赁制”等多种形式。它是在保持原有企业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经营考核指标，加强监督和激励，调动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积极性。国家对企业经营者考核逐渐过渡到产值和利润为主，典型代表是1982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六部委制定的“企业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虽然这种综合计分法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但是没有考虑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权重来计分，加之只是简单的基期对比，越是基础差的企业，计分越高，造成企业的短期行为。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业绩评价模式被淘汰。
随之而来的“两权分离”改革，国有企业虽然在产权改革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这个阶段只是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阶段的改革形式而已。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为了防止片面追求价值和速度，强化效益指标，1992年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六项工业企业经济考核指标。但是两权分离改革只是让企业获得了一部分经营权，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产权主体。企业经营者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营状况，因此选择“短平快”的企业发展模式，而不太关心技术创新与未来的发展。国有企业虽然在资产规模方面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企业的盈利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巨大部分国有企业不同程度的陷入经营困境。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这个需要1995年国家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实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主要来考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安全和质量。1997年国家统计局根据1992年颁布的经济效益指标调整为以投资报酬率为核心的七项指标。这两套绩效评价体系对于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评价体系缺乏成长性指标、评价实践的适应性不强等缺陷，导致这两套体系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1999年财政部等部委联合颁布的《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通过8项基本指标、16项修正指标和8项评议指标三个层次对企业的资本效益情况、资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四项内容进行评价，初步形成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的绩效评价进入全面业绩评价时期，首次实现体系化，也实现了与国外绩效评价发展水平的初次接轨。随着 2006年国资委《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中央企业的业绩评价进入服务于“战略”时期。为下一步以“价值管理”为目的业绩评价体系打下伏笔。2009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经济附加值（EVA）被强制地应用到中央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中来，2010年首次在中央企业中应用。
二、对中国现有的业绩评价系统应用的评价
1.对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的评价。中国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即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但是财务绩效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财务指标特别容易受会计政策的影响，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会有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业绩评价结果。（2）财务指标是基于权责发生制的财务报表数据产生，没有考虑到股东投资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忽视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3）财务指标只是反映过去的经营成果，无法反映其形成动因，不能反映当前进行的价值创造的活动，只关注财务指标可能会忽视改善基础性的管理工作。
2.对经济增加值（EVA）在中国应用的评价。2010年经济附加值（EVA）首次在中央企业中应用，其使用的目的之一是引导企业科学决策、谨慎投资，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使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与国际化和市场化接轨，标志着以前国有企业只考虑利润，不考虑投入成本的考核办法的终结。经济附加值（EVA）不仅把重点放在股东创造价值上，还帮助投资人和管理者去更好的评价、观察理解公司价值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所有财务指标中，它对创造股东价值的诠释是最准确的。但是这种评价模式依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1）EVA对战略的实施过程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只关心管理决策的结果，而忽视了对驱动后果的过程因素。（2）EVA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追求目标，和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目标不一致，同时也忽视了追求相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目标的平衡。（3）EVA评价模式中关于资本成本计量的复杂性对其应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有的企业实际中是在净利润的基础上扣除5.5%的股权资金成本率，这样的评价方法实际上曲解了将E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的真实意图。
3.对平衡记分卡（BSC）在中国应用的评价。中国从2001年引入平衡记分卡，它是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将组织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的一种新型绩效管理体系。设计平衡记分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实现战略制导”的绩效管理系统，从而保证企业战略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人们通常称平衡记分卡是加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最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中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应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在引入平衡记分卡后的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平衡记分卡是一套战略管理工具，由高层主管指导战略的制定，然后由全体员工一起努力达成企业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国企业实施时只是由一两个部门去做，缺乏高管的支持，导致员工实施时动力不足。（2）平衡记分卡所涉及的公司、部门与岗位之间是战略协调关系，即战略目标是从上到下层层落实与从下到上的层层推动，并不是简单的分解为单个平衡记分卡。许多企业管理人员误以为公司级记分卡可简单分解成部门记分卡，部门记分卡又可简单分解为个人记分卡，导致公司层、部门层和员工层只是简单的叠加。（3）平衡记分卡是基于战略的一种业绩评价体系，员工对战略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多数企业只有高管层认识到达成战略共识的重要性，员工则很少真正理解企业战略的真正内涵。（4）平衡记分卡的实施需要通过管理软件来辅助实施，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信息化的进程很缓慢，信息的精细程度和质量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平衡记分卡的编制和实施。
三、建立基于中国企业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
1.基于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动态性原则。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的评级主体有着不同的评价需求，业绩评级体系在不断的变化演进中，业绩评价指标应反映出企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的变化，并作出调整。（2）全面性原则。指标的设置尽可能的从多个角度分析比较，要从投资者、顾客、员工等相关利益者的角度考虑。（3）可行性原则。设计的指标要易于取得，简化统计指标体系，这样可以减少收集数据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同时并不能否认其具有的挑战性。
2.建立动态业绩评价体系需要企业在组织结构上予以保证。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企业组织架构上的保证，首先管理层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对企业战略进行定位，然后对战略目标进行分解并传达到各部门，再由部门负责人来具体指导员工执行，员工成为最终战略的执行者。企业战略目标执行的优劣与管理层和员工之间沟通的是否充分有很大的关系，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调，使员工真正了解管理者的战略意图，员工在执行战略目标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与此同时，员工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业绩评价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要及时向管理层反馈，这样便于管理者随时对业绩评价指标做出更改，使业绩评价体系更好的反映员工的努力程度，尽可能准确衡量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采取更好的激励措施。这种层级式的管理模式需要管理层与员工密切互动，随时关注业绩评价指标的变动，定期进行修改，使业绩评价指标真正反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见图1）。
3.建立动态业绩评价体系需要同时关注经营业绩评价和管理业绩评价。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业绩评价体系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些业绩评价体系未真正体现评价意图，加之评价方法简单机械而导致管理层和员工的非议和抱怨，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在业绩评价体系中我们对管理业绩评价的忽视（杨有红，2011）。管理业绩评价涉及到企业文化建设、决策科学性、风险控制力、管理措施适应性等方面。其中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决策科学性可以为实现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风险控制力为企业目标实现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对企业管理措施的关注可以增强企业的执行力。
管理业绩与经营业绩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经营业绩关注的是企业短期目标，即本期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以及经营增长状况，管理业绩关注的是企业的长期发展状况，与经营业绩虽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对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要想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必须以良好的管理业绩作为支撑，管理业绩是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的前提。但是良好的管理业绩也会因为外部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导致经营业绩表现欠佳，不恰当的管理业绩评价或者对管理业绩的忽视会使管理层只重视短期经营业绩评价，而牺牲企业长远利益发展。国外管理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卓越的管理业绩。管理实际上是对人、财、物的管理，管理业绩应当融入到经营活动之中，将管理业绩评价纳入业绩评价体系，实现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这样才更有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见图2）。
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过程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中国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状况来看，仍然处于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发展时期，涉及到战略的企业很少，这与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相对落后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构建中国业绩评价体系应该借鉴西方发达的服务于战略的业绩评价体系，同时考虑制度背景的差异，因为它是构建业绩评价体系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时还应该关注动态业绩指标的构建。只有考虑了这些因素，构建出的业绩评价体系才会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业绩评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杨有红.关于业绩评价的几点思考[J].首席财务官，2011，(3):16.
[2] 刘文鹏.保险公司业绩评价:从财务绩效到战略执行[J].保险研究，2011，(1):98-102.
[3] 黎春，方雪梅.动态评价下财务指标选取思考[J].财会通讯，2010，(8):78.
[4] 张蕊.中外企业业绩评价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J].会计之友，2008，(3):44-46.
[5] 王斌.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制度:回顾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8，(11):21-28.
[6] 张川，潘飞.国内外综合业绩评价体系的研究与评述[J].当代财经，2008，(4):120-123.
Building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in China
YANG Hong-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