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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因其是在几千年的对自然界依赖非常大的农业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使得儒家文化从开始就崇尚“稳定”，即人与自然的稳定、人与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稳定，不仅对国人的伦理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也形成了其自身的精神内核：“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重和谐轻征服，重人世轻鬼神”[1]，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通过社会长期发展的积淀，以“和”、“义”、“忠”、“信”等传统文化内容体现出来，并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中华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思路
绥化市是黑龙江省典型的农业大市，下辖三市六县一区。近年来尽管绥化市农业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绥化市所辖的10 个县(市)区资源差异很大，使得绥化市内部县市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马太效应”。既有肇东、安达这样的全省“十强县”，又有兰西、明水这样的全省“十弱县”。
异地经济发展思路就是在绥化农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条件下产生于基层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2006 年，绥化市下属安达市太平庄镇镇长陈福义向投资商宣传安达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和发展环境，投资商出于市场辐射半径的考虑，没有看中距离市区较远的太平庄镇。但在安达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投资商最终把项目建设安置在安达工业园区，税收由太平庄镇和园区按比例分成。这个变通，不仅改变了太平庄镇的经济发展命运，而且开创了安达市乃至整个绥化市异地经济的新样本。而后得到上级的重视、推广和运用。2011 年初，新任市委书记朱清文在基层调研中充分肯定了太平庄镇的做法，并针对绥化当时农业经济发展资源与项目结合途径矛盾突出的情况决定将太平庄镇的做法加以推广，提出在绥化市范围内无论谁引进的项目，都可以放到该市的任何地方落地建设，享受当地的所有优惠政策，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全市优势资源共享，从而促进优势地区强势发展，劣势地区借势发展。异地经济的精髓就是针对行政区域内农业发展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大的实际，树立“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区域经济内优势资源共享。如今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思路已作为经济战略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写入文件，并号召该省条件具备地区推广异地安置招商引资企业的做法[2]。
2.1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传统文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因为农业生产是衣食之源，只有衣食无忧生存才有保障。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3]179。绥化市是黑龙江省典型的农业大区、工业弱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今后很长时期内还是要搞好农业经济发展。当前在异地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绥化市农业经济已取得初步成效，接下来还要有更大的发展，这为传统文化与异地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从根本上提供了条件保障。
2.2提倡勤俭精神儒家文化强调的“使民以时”、“节用”等勤俭思想，养成了国人勤劳、艰苦奋斗、节约的品格。这种品格不但成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囿于农业大市特殊发展环境，绥化人坚持发扬“吃苦耐劳、豁达乐观”[4]的绥化精神，促进绥化加快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成为绥化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节约经济发展成本，实现异地经济战略的思想根源。异地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不同市县降低项目投入成本和企业运行成本，共享优越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更好的服务环境。
2.3忠诚守信的处事原则“忠诚守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5]196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6]112传统文化关于忠诚守信的教导与当前绥化市大力发展异地经济的形势要求相一致。在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中，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在项目引进、收益分配上要通过协议、合同来保障和约束各自的行为，尤其是优势地区要重合同、讲信誉，充分协调好资源配置的利益关系，才能共谋绥化的大发展。
2.4和谐的价值观追求传统文化崇尚和谐、以和为贵，并已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但“和”的本质是“和而不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470“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7]472是说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生世间万物，所有东西都一致的话，世界也就不再发展了。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得到平衡，这叫做和谐。当前，绥化市各地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需要域内优势地区带动劣势地区发展，劣势地区则需借助优势地区发展，而异地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标就是要从整体上提高绥化市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不断提升劣势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优势县市、乡镇之间的差距，达到绥化农业经济均衡发展，实现终极目标的“双赢”。
2.5注重人际关系交往“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8]203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的基础网络。从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中国社会的基础网络可以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而且必须加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从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来看，除了遵守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利益法则外，充分利用国内甚至国外可以利用的亲情、乡情、地缘等纽带来发展绥化市的经济就是很好的条件和机遇选择。
3传统文化促进异地经济发展的途径
异地经济战略实施主体是绥化市内的各级行政单位，尤其是经济发展弱势区域的行政单位更是积极引进项目，落户合适地区，来尽快发展本地区经济。但是当前这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项目引进只是异地经济战略发展的初始阶段，下一发展阶段应当由政府主导向区域内的企业主导转变，这将是异地经济发展战略升级到更加市场化的合理要求，这一转变对经济弱势区域而言困难很大。因此，上一级政府的帮扶仍然必不可少，甚至需要一定的政策倾斜，以便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针对异地经济的这种发展动态，借助传统文化来促进异地经济发展，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3.1维护权威、重义轻利、调控经济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就其合理的方面看，在处理国事家事上，必须树立一个“纲” ，即权威，发展市场经济也是必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带来的经济发展弊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就绥化市当前发展异地经济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域内各级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从而借助政府的行政工作力量，来为绥化市异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维护好政府的权威和引领作用，政府在有关发展异地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廉洁自律，重义轻利。这里的“轻利”，不是说政府不重视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是说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公开、公平和公正，真正做好异地经济发展领路人和裁判员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9]269。作为政府一定要把“德本才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摆正义利关系，使政府的行为与道义相符，不与民争利，而是要为民谋利。
3.2借文化体制改革之力，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异地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要素相结合，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更好更快更大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绥化市目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还相对薄弱，但自从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绥化市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跨越重要性已经提高到了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并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如大力培育支柱型文化产业，辟建文化产业园，提升原有文化产业基地，培育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等。当前将传统文化中的和、信、义、忠、仁、廉等思想精神融入到这些绥化市发展与繁荣文化的措施中，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绥化人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豁达乐观、顾全大局、团结奋进”[4]的绥化精神，从而更好地为绥化人合力谋发展、倾力干事业，开创异地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注入不竭的动力。
3.3落地企业要借助传统文化发展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由于异地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各类落地企业。因此，落地企业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而要加强落地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因素就可以被借鉴，因为“企业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的”[10]。在异地经济发展中落地企业建立和发展企业文化，首先要树立“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 “诚者，圣人之本”[11]1;“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1]2。其次要建立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儒家文化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强调“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12]42 。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但企业却不能唯利是图，这对新落地的异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重义轻利才能为落地企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最后要做到以仁为本，服务社会。异地经济发展中落地企业取得了经济效益后，要以部分利润回报社会，更好地构建异地经济发展区域内经济社会和谐，这是传统文化“仁”和“和”的要求，同时也能树立落地企业的权威以及更好地促进落地企业与本地社会的融合。
傈僳族是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现约62万人口，主要居住在云南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之中[1]。傈僳族先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商、周时期属青藏高原北部一带的古氐羌部落族群中的一支，傈僳族人民为了生存从青藏高原迁徙到四川盆地，再经云贵高原进入澜沧江、怒江峡谷地带生息繁衍[2-4]。腾冲地区的傈僳族于清康熙四年从怒江迁移至此，由于民族人口数量的弱势与迁徙的客观因素，使得傈僳族民族本源文化与地域内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族源相同而地域文化不同的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和傈坡等支系[5]。由于傈僳族的生活习俗，一直选择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的地区栖息，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保留了傈僳族独特的传统文化[6，7]。
云南省腾冲县界头乡大塘社区，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坡（25°38’N，98°40’E），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北与泸水、西与缅甸交界，国土面积133.64km2，海拔约1850m，年平均气温13.8℃，年降水量1800mm[8]。大塘社区大河边傈僳族自然村是完全由傈僳族村民组成的村民小组，该地的傈僳族村民是从怒江洲泸水、碧江、兰坪，大理州云龙，保山市潞江坝及缅甸岗房等地迁徙至此，现有农户45户，人口285人，13个姓氏，16个家族。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粮食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土豆等，经济收入主要以烤烟、林木产品和畜牧养殖为主[9]，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约2500元。村民交流的语言有汉语和傈僳语2种，但是现今已没有人会写傈僳族文字。由于大塘产业基础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缺乏经济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来源[10]，与曲石乡的烟草、油菜、粮食基地相比，不具备大面积开发农业的条件。本文重点探讨了大塘社区傈僳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以期从花傈僳族传统文化着手，寻求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1.传统文化
1.1服饰文化
居住在大塘社区的傈傈族，由于传统服饰色彩艳丽、图案丰富多彩，自称为“Xiangxiang Pa”，当地的其他族同胞根据他们美丽的服饰而称之为花傈僳。当地傈僳族妇女服饰主要由包头、银须项圈、串珠珠、披挂、大裆裤、膝箍、吊筒、竹麻尼等组成，同时佩戴傈僳族民族服饰中最重要的装饰元素“贝饰”，主要款式有拉本里底、海贝集、俄勒帽等。傈僳族男子传统服饰称为“喜鹊衣”，由傈僳语叫“Wu Te”的青布包头头饰、项圈、白布长衫、大襟衣、腰带、大裆裤、漆箍、吊筒、竹麻鞋组成，配以海贝带花包、胸花、辫花缀、长刀、箭包、努子、弹笼和火枪等装饰物，有些富裕的年纪较大的长者，还爱挂珊瑚或玛瑙耳坠。
与怒江地区傈僳族相比，大塘社区花傈僳族服饰装饰更加丰富多样，无论是形态各异的头饰、银光闪烁的耳饰、色彩艳丽的颈饰和层次多样的胸腰饰，以及流光溢彩的佩饰，都显示出了当地花傈僳族人民的爱美情节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1.2传统节日
虽然大塘社区的傈僳族属花傈僳支系，但也同样保留有傈僳族传统的节日，规模较大的有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阔时”是傈僳语音译，为“岁首”、“新年”之意，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11]，每年12月20至22日举办，相当于汉族的新年。过年期间每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庆祝节日，村中架起秋千架、跳高架，开展打秋千、跳高等体育竞赛。同时在春节期间还要举行“澡塘会”，傈僳族人们相聚在温泉边一起洗浴，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他们用圣洁的温泉水洗去一年的污秽，迎来吉祥。
刀杆节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举办，已有数百年历史。刀杆节这天，几名健壮男子先表演“蹈火”仪式。他们双脚，跳到烧红的火炭堆里蹦跳翻滚，表演各种绝技。第二天，他们把磨快的36把长刀，刀刃口向上分别用藤条横绑在两根20多米高的木杆上，组成一刀梯。表演者空手赤足，从快刀刃口攀上顶端，并在杆顶表演各种高难动作。刀杆节是僳僳族人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更是僳僳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这项惊险的传统祭奠仪式，已演变为僳僳族好汉表演绝技的体育活动。
新米节又叫收获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九至十月，当稻谷、玉米成熟收获季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以举行收获节活动方式，品尝刚收获的粮食并煮酒杀牲聚众活动来庆祝一年辛劳的收获。在聚众活动中，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自带酒、肉和米饭聚集在村寨中央的晒场、草坪或者附近的田地中，人们燃起篝火，边聊天边饮酒尝新。老人围着熊熊的火塘过讲述远古的祖先历史故事，男女青年三五成群欢歌笑语，弹着琵琶歌唱丰收，往往通宵狂欢，尽兴方散，这种活动往往延续十几天，因而，傈僳族习惯上称九至十月为“醉酒月”。
1.3表演文化
傈僳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唱歌跳舞，每当有传统节日时，能歌善舞的傈僳族都要进行表演[12]。花傈僳作为傈僳族重要分支，唱歌更是大塘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当地舞蹈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模仿动物行动的舞蹈，如鸟王舞、鸡吃食舞、猴抓虱舞，反映被人们所猎取捕获的鹿、熊、猴、兔，到人们所驯服的猪、鸡、羊、马的沸腾的王国，一个鸟飞鱼跃、鸡跳羊斗，充满生机，充满生命活力而异常热闹的天地。鸟兽舞大多是独舞形式，跳舞的人怀抱琵琶，自弹自舞，舞蹈趣味幽默诙谐。二是生产生活舞，当地居民将生活中的动作姿态，如收小米、开火山、狩猎、洗衣等赋予艺术的韵味，表演起来活泼多变，热情奔放。三是表现战斗的舞，这种舞蹈表现勇猛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男子的阳刚之美。群众自娱性的《琵琶舞》是年节、婚嫁时人们最为喜爱的舞蹈，只要弹拨乐器“弦子”一响，从儿童到老人都会翩跹起舞。“跳戛”是一种集体歌舞，过去只要一跳起来就要跳几天，短的也要跳一夜。常在堂屋和院坝转着火塘、烧着水酒，边唱边跳，由长辈或有威望的人及其他人相和。结尾时，由群舞者唱高八度。《锅庄舞》是彝族、傈僳族所喜爱的舞蹈。“锅庄”，则因为最初围着火塘跳的舞而得名。
歌唱与当地花傈僳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13，14]，民间谚语说：“盐不可不吃，歌不唱不得”。花傈僳族人民在探亲访友、打猎放牧、田问耕作、谈情说爱、节日聚会、婚丧嫁娶时都要唱歌，更有甚者就民事纠纷或打官司时也用唱歌来表达、调解，堪称世界歌唱一绝。花傈僳民歌按歌曲功能和歌唱内容可分为两类，其中歌曲功能类可分为九种，分别是：（1）木刮亦称木刮哺即叙事古歌；（2）摆时即山歌；（3）优叶即情歌；（4）喂然哦即结婚调；（5）尸乌刮即丧葬调；（6）密达即劳动歌；（7）赤罗嘎即牧歌；（8）萨讷其哦即儿歌 （摇儿歌、摇篮曲）；（9）然哈枯即祭祀歌。歌唱内容类可分为十部即“大调十部”。
2.传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探索
2.1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
建立专门的资料整理、文物收藏、档案管理的机构，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建立社区文化博物馆，展示花傈僳族的传统文化。请专门的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字作科学分类、收集、贮存，除了对现有传统建筑和民族服饰进行文字和图片资料保存外，还要注重对传统手工制作方法的记录，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保障花傈僳族民众在文化保护方面的主体地位。积极培养文化传承人[15]，保障花傈僳传统文化传承。
2.2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连接点
挖掘、筛选出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化嫁接的文化因素，促使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使文化成为花傈僳族走向现代化的支撑。
塘社区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可现代化的因素，如恋爱自由、婚礼简单、火葬习俗、重视生态、保护水源及水源林、重视畜牧、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尊长敬老、耻于偷窃等。此外还有许多直接可与现代经济嫁接的文化因子，如服饰、节日、民间文学艺术、刺绣、传统饮食等[16]。只要认真挖掘、筛选，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经济接轨的文化因素，导入现代科技文化、经济文化，使传统文化融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那传统文化也就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如对傈僳族的传统节日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进行包装、提升，利用举办民族传统节日，充分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民俗和风情，吸引本民族及外地游客参与，既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花傈僳族群众带来了经济实惠，又使本民族文化得到了保护、传承。经济发展了，就能唤起花傈僳族爱护、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2.3实施经济的文化战略
如何从过去不经意的“文化资源”中开发出经济效益，为大塘花傈僳族脱贫致富开辟新思路，这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意识。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特点，但表现方式不一，开发的价值、难度不一，“文化战略”则帮助我们寻找闪光点、开发点。例如大塘社区花傈僳族作为山地民族，它的采集、生产方式和民风民俗，对于外民族、外文化的人就极具吸引力，加上当地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宝贵的旅游资源，加以组织开发就是财富。因此，大塘社区的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不能为保护而保护，而应将其注入旅游业的发展之中。一方面扩大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体现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不同特色；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业为其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积累资金，从而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2.4收外来优秀文化
经济发展给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带来冲击，加之汉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同时腾冲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商业文化，都使其传统文化内外交汇，导致花傈僳族传统文化衰退、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该现象必须正确应对，这就需要主动、积极地吸收整合外来优秀文化，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大塘花傈僳族有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在当今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更不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只有敞开胸怀，吸纳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并充实到本民族文化中去，民族传统文化才有生机和活力。
3.结语
大塘社区是一个非常具有旅游开发潜质的地方，温泉群、田园风光、抗战历史、大树杜鹃等。近几年来，进入大塘开发、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旅游开发将作为大塘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把握好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并存的局势，有巨大的可塑性与发展空间，合理把握文化开发与经济发展共进，是今后大塘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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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39—05
传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生产中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应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促进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
一、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内涵
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是指传统农耕文化精髓融合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促进现代农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时通过现代农业发展将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传承下来，并有适度的创新，最终达到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过程。所谓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是延续、传承至今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哲学内涵及“协调和谐的三才观以及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表1中，笔者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归纳，从6个方面反映了农耕文化的精髓、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不同土壤、不同自然环境下种植不同作物，培育、改良农作物品种适应环境
利用相生相克原理，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物种群合理组合在一起，达到生物防治
“桑基鱼塘”：田基种桑，水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粪喂鱼，塘泥肥桑
强调努力生产，节制消费，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保证农作物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代农业要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注重生态和谐
利用前人积累的广泛经验和丰富的品种资源改良作物品种，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病虫害防治上优先选择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人工措施等，控制农药残留，发展绿色农业
合理利用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建立资源还原或再生循环体系
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节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农耕文化丰富的和谐理念与人文精神对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农业，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
用，农耕社会的产品安全无污染、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应当吸收。农耕文化中顺应天时，找准特色，因地制宜，和谐发展的内涵，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耕文化中地力常新、精耕细作、农牧结合等优良传统以及大力提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思想，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良方。
一方面，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促进现代农业向符合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保护、传承、创新农耕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绿色农业，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促进资源持续利用。另一方面，现在休闲农业、绿色农业的兴起，又有利于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发扬光大。目前，各地打造的最大限度彰显传统文化特色的休闲农业园区，绿色农业园区，在提供高端健康食品的同时，也让人们充分体验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
耦合发展的机制和功能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的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与文化传导机制。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作用的机理是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的调控和推动不可或缺，文化的繁荣发展起传导作用，二者耦合的结果产生叠加放大效应，叠加放大又进一步加强了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融合。
1.起引导功能的市场机制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大大超出国家标准，且成为较为突出的现象。同时，加上农民大量、超量或不合理地施用化肥于农作物上，致使化肥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也越来越重。化肥施用不当、滥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并不亚于蔬菜、粮食中残留的农药。还有一些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对农产品质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由此，人们渴望消费无污染、无农药残留的绿色食品，这就需要依靠市场的价格机制让有机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目前，有机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为此，必须通过价格杠杆让更多的农业生产者发展有机农业，促使现代农业与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更好地耦合发展。
2.起推动功能的调控机制
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精髓发展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二者耦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但同时我国人口众多，消费群体庞大，而耕地面积又在日趋减少，环境污染在日趋加重。这样，我们既要保障广大人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又要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安全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千方百计的保障耕地面积，在推广城镇化工业化的今天，这是一个艰巨任务。二是耦合后农业生产投入会提高，成本会加大。利用传统农耕技术，势必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施用农家肥，虽然较为环保，但要有一个积粪、沤粪、施肥的漫长过程，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精耕细作整理土地，人工除草而不使用除草剂，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存在以上一些问题，加上目前有机农产品价格不够合理，就难以吸引农业生产者。致使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为了图省劲，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所以，要吸引农民吸收农耕文化精华，发展安全农业，政府就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补贴，对那些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结合生产安全农产品的，给予适当鼓励。
3.起促成功能的传导机制
农耕文化是祖国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物质层面和价值理念两部分组成，物质层面主要是指“间作”“套种”、精耕细作、稻田养鱼、养鸭治蝗、桑基鱼塘等优良传统农作技术；价值理念则是指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许多先进农业技术代替了传统耕作技术和方法，传统农耕技术离我们渐行渐远。而优良的传统农耕理念在新生代农民中也几乎荡然无存。所以，要促成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就要大力发展、繁荣农村文化，提升农业经济软实力。为此，务必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宣传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农村中小学自然科学教材中编写有关传统农耕文化的知识；务必要在社会中普及农耕文化，通过电视、电影、图书、报纸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农耕文化、宣传农耕文化；务必建立农耕博物馆，让农耕技术作为优良人类遗产保留下来。目前，主要在一些高等院校为研究所用而建设农耕博物馆，而事实上更需要了解农耕文化精髓的应该是新一代农民，因此，也应在有条件的基层农村建立农耕博物馆，以更好地宣传、继承农耕文化。
三、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模式
农耕文化是古代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农业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一脉相承，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传承与创新有多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劳动主体耦合、劳动资料耦合、劳动对象耦合三种模式。
1.劳动主体耦合模式：包括劳动主体在农耕理念、农耕知识等方面的耦合
农耕理念的耦合是传统的农业信仰与现代的农业观念的耦合。其一，重农利农的传统思想与现代重视粮食生产精神的耦合。我国历朝历代都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要重视农业生产，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不牺牲农业和环境。其二，珍惜土地的传统情节与今天严守“耕地红线”的观念相耦合。我国古人历来钟情于土地，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尊崇土地、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的文化传统。今天，土地是我们城镇化、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更是发展农业的保障。我们要秉承传统，科学发展，珍惜每一寸土地。其三，崇尚节俭的传统习惯与建立节约型社会相耦合。古人非常重视节俭和积蓄，反对奢侈浪费，今天，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农耕知识的耦合是传统农业知识与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耦合。包括“应时、取宜”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和现代设施农业的耦合；天、地、人和谐的“三才”观与遵循自然规律的耦合；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与现代科技的耦合；传统施肥技术与现代测土配方技术的耦合。其一，“应时、取宜”传统知识和现代设施农业的耦合。农业生产活动的特点是季节性、时间性。我国古人就是根据自然节律和农作物生产周期安排农事活动，在很早时期就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而现代设施农业正是通过建造大棚等人工创造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气象环境，从而生产“反季节”作物，这正是对传统气象知识的继承和利用。其二，“三才”观与遵循自然规律的耦合。中国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天、地、人和谐的“三才”理论是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摆正了人与自然、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自然规律的关系。这种传统农耕文化的合理内核与实质启示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秩序的和谐与平衡。其三，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的耦合。精耕细作是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较高的投入来实现较高的产出，是一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耕作管理的综合技术体系。我国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倒茬轮种、间作套种、一年多熟等农产品的种植方法，通过锄草灌溉、深翻土地等多种耕作技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现在农业科技的发展可以使倒茬轮种、间作套种等更为科学，锄草灌溉、深翻土地效率更高。
2.劳动资料耦合模式：包括农业生产工具的耦合、农业生产资料的耦合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耦合
农业生产工具的耦合：其一，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一脉相承，是对传统农具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其二，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同时并存，共同发挥作用。其三，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结合使用。许多传统农具与现代农业技术结合，发挥了更好的效率。
农业生产资料的耦合：其一，有机肥与无机肥的结合。为了保证农作物营养的需求，传统农耕文化注意积肥、造肥和庄稼的施肥。集体经济时代，许多农村集体在堆积沤制大粪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需要把氮、磷、钾等无机肥料加入到粪堆中，这样再进行施肥既能改良土壤，又能提高肥力。其二，传统植保技术与农药植保的结合。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创造了多种防治病虫害、抗御自然灾害的办法，如采取轮作、深耕、抗病良种、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药治虫等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现代病虫害的防治要吸纳传统防治技术，优先选择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人工措施等绿色植保技术。
农业生产方式的耦合：其一，变废为宝的循环生产方式与发展有机农业的融合。在中国传统农业实践中，把种植业、养殖业紧密结合起来循环生产。积肥造粪的过程就是一种能量循环过程。通过对人粪、畜粪、秸秆、苗粪、生产生活垃圾等的沤制发酵过程，实现废物的再利用。这实际上是现代有机农业所追求的生态循环生产方式。其二，传统农业与发展休闲农业的结合。我国农耕文化悠久。而优美的田园风光、古朴的农耕情调是农耕文化的载体和韵味，也是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的基础。在城市近郊农业地区，一是发展“农家乐”旅游项目，二是让市民参与采摘水果、蔬菜和花卉等，体会农家乐趣。三是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解决养殖业中的家畜粪便污染，向社会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
3.劳动对象的耦合：包括培肥养护地力方法的耦合、农作物种子培育技术的耦合
培肥养护地力方法的耦合：主要是古代培肥养护地力与现代“沃土工程”的耦合。我国古人非常注重改良土壤、培育地力、养护地力、合理用地。古代农学“天时、地利”中的“地利”就是指的对土地的培育和养护。合理施肥是养护地力、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措施。现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沃土工程”就是推动耕地综合培肥改良，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和有机肥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健康、肥沃的优质土壤，营造安全、洁净的生态环境。
种子培育技术的耦合：其一，古代自然选择的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耦合。我国从西周后期，就有关于选育良种的记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出抗旱、耐涝、抗碱、耐酸的粮食作物品种，以适合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生产条件。现代先进的种子技术则吸收前人的经验，通过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及分子生物技术，培育出适应能力更强的农作物品种。其二，古代的“洲际引种”与现代杂交技术的耦合。我国自汉唐以来，就从中西亚引进小麦、胡豆、胡谷、胡葱、胡蒜、胡桃、胡瓜、胡葵、胡麻、胡栗、胡椒等，到明清又引进了红薯、烟草、棉花、玉米、花生等。洲际引种促进了农耕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现代杂交技术则通过不同亲本的遗传基因的组合，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特别是可以对世界各地的作物品种进行筛选组合，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
四、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
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了促成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1.提高三个认识
传统农耕文化的许多理念、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认知，在现代生产和生活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认识和理解。一是提高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和时代特色的认识。传统农耕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念，“变废为宝”的循环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正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提高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作用的认识。农耕文化是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我国传统农业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而且每次社会动乱后又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主要得益于精耕细作等传统农耕技术和安农重农等传统农耕理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我国农业发展起了主导和基础性作用。三是提高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关系的认识。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农耕文明拥有的许多优良传统技术和核心理念，今天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2.树立三种理念
一是树立挖掘保护农耕文化的理念。我国地域广阔，农耕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的农耕文化深藏偏僻山村，有的传统农耕用具散落在民间，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的见证，我们要不断地挖掘和保护。二是树立开发利用农耕文化的理念。开发利用农耕文化不仅能够改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能提升我国农业软实力，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三是树立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理念。现代农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化一脉相承，是对农耕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农耕文化，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它既有精耕细作、不误农时等先进理念，同时，小农生产者也有自给自足的缺陷。我们在发展现代农业中，要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摈弃农耕文化中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等缺陷。
3.探索两条途径
实现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就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传承、吸收和创新农耕文化精髓。其实现途径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条途径。一是在物质层面，通过传统农村村落的保留和农耕博物馆的建立使农耕文化得以传承。我国的传承在农村，一般传统农居和自然村落都保留有浓厚的传统农耕文化，农村民俗特色，有独特的村落景观，是人们共同的回忆。而农耕博物馆则通过对耧、犁、锄、耙，纺车、织布机、石磨等传统农耕工具的收藏，让人们对农耕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二中在精神层面，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理念投射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上。将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与集约化耕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循环经济、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和谐社会等现代农业理念结合起来。
4.采取五项举措
推动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举措是宣传弘扬利用农耕文化，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展多功能农业。具体措施：一是加强宣传。地方政府要重视农耕文化的宣传工作，可以把农耕文化与传统节庆日结合，开展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农耕节庆活动，以发扬光大农耕文化。也可以邀请媒体拍摄农耕文化纪录片，记录传统的农耕方式、传统食品、民间习俗及田园风光。还可以通过教科书，漫画等形式让农耕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中。二是加强保护。对传统的农耕技艺，农耕理念，建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破坏农耕文化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三是发展休闲旅游农业。传统农耕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目前，乡村体验旅游成为时尚，人们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在体验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农耕文化得到弘扬。四是打造体现农耕文化特色的农业品牌。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在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园时，要充分彰显各地区、各民族的农耕文化特点。五是培养人才队伍。要培养一批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能对农耕文化进行整理、编撰、宣传和保护的人才，让农耕文化的传承更加组织化、专业化。
5.力争三方支持
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需要制度、政策、资金的支持。为此，需要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三方共同努力。一是政府要制定政策，推动优秀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融合。一方面，政府对弘扬传承农耕文化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财政投入、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用地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对农耕文化产业进行扶持。例如：对利用农耕文化发展绿色农业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财政政策支持农耕博物馆建设、农耕文化宣传片拍摄和农耕文化教材编写等。二是金融机构应给农耕文化的传承创新一定的资金支持。对于传承创新农耕文化所需资金金融机构应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特别是支持农业发展的农业发展银行更应该大力支持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融合的项目。三是争取民间资本解决农耕文化传承创新中的资金不足问题。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鼓励企业、民间投资农耕文化传承创新项目。
参考文献
[1]邓文钱，阮清.从新视角看中国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2，（2）.
[2]陈登高.论现代农业对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1）.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着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p#分页标题#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文化与企业制度概念
文化与制度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与制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二者之间有相互渗透，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对文化与制度概念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的生产实践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文化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得到较大的改进和发展，使之更好地满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塑造人类，文化指点着人类创造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
第二，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价值观体现了主体对价值的看法，它具有同一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价值观是不同的。文化视阈下，企业制度如何进行选择，就体现出了企业管理者对价值观的看法和选择。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导致企业在价值观选择方面，造成了较大的差异，理解企业制度变迁，就必须明确企业文化影响下，选择了何种价值观；
第三，文化的存在需要依靠载体而存在。就当下文化发展情况来看，文化主要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等方式存在，将文化融入到了实际的文化成果当中。人类历史创造物上面，无一不体现出了当时文化的发展特征。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文化存在的一种体现，它通过对企业管理方式以及经营形式的影响，创造出了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模式。
二、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形成的文化因素
（一）强烈的集团意识
日本民族是一个集团意识极强的集体，日本的企业发展，也以集团式的发展作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形式。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将自身看作是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自己的命运与集团的发展情况捆绑在一起，认为个人与整体的利益息息相关。[1]
第一，注重“家”这一历史渊源。日本人集团意识强烈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历史文化特征上面。日本人“家”的观念，是集团意识强烈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家”的特点表现为：一是家长具有强大的权威和权利，对家族成员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二是家族成员的构成，不一定非要具备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成为家族成员之一。
第二，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奉献意识。日本企业当中，成员归属感和奉献意识较为强烈，当他们在向外界进行介绍时，通常会事先介绍自己所在的集团，之后才会提及自己。这种集团归属感和奉献意识使日本人产生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将集体利益放在最先考虑的方面。
第三，内外有别的意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日本人对集团的极度重视和依赖，企业内部员工相互负责，彼此关照，履行着在企业集团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内外有别的意识，使日本企业内部凝聚力较为强烈，表现出对集团的高度忠诚。
（二）严明的等级秩序
严明的等级秩序，是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等级秩序观念在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深深地植根于日本人的心中。在日本，人们将国家、社会、集团、个人想象成一个有序序列，在这个序列当中，日本人将国家、社会、集团排在个人的前面，他们注重等级秩序，认为等级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生活中处处都体现出了等级秩序的痕迹，注重现实生活要遵循一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等级秩序。严明的等级秩序观念存在，促进了日本集团主义的发展，并且影响了企业制度的形成。这种等级秩序，使日本集团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内部成员高度协调一致的发展秩序，为了维护企业正常运转，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形成一种绝对权威。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制度在等级观念影响下，一个人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时，不会进行单独的行动。这就使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员工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顺从权威者的命令，并渐渐形成一种处世之道，这种处世之道，在企业日常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三）明确的生活态度
日本人更加注重“现实主义”，他们认为，人生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要在现世去奋斗和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这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使日本人在生活当中，更加积极、努力的投入到实际工作当中。日本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世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日本人的原始为道教，道教注重现世，这与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信任道教的同时，日本人更希望在当下活得幸福的生活，并不祈求下一辈子；第二，日本人的现世思想还体现在了感官和肉体的取乐上，他们认为人生来本就不易，没有必须去禁锢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日本人将肉体享乐当成“艺术”，并且在国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第三，现世思想让日本人对吸收外来文化表现出较大的变通性和选择性，注重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能够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改进，更加适合于日本国情，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四）耻感文化的约束
就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来看，耻感文化是其生活中的主要约束，在日本人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耻感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到了集团主义和等级秩序的影响，就日本发展的国情来看，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一切的活动必须在秩序下进行。这样一来，就导致日本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必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办事，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同时，日本的耻感文化与其武士道发展历史有着莫大的渊源。日本武士道文化发展过程中，武士注重自我尊严和名誉，他们将荣耀放在第一位，对耻辱感有着极强的敏锐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士道精神与时俱进，渐渐地融合到了大和民族的血液之中，在现代有了新的变化。除此之外，耻感文化最大的影响就是自身的能力。日本人认为，是非善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日本人眼里，主要自身有着强大的实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他们认为，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强权者的手中，真正耻辱的事情并不是去做坏事，而是自身没有改变的能力和实力。在耻感文化影响下，当众认错或是忏悔并不会让人解脱，若是犯了错误能够很好地隐瞒，就不会有耻辱感。
（五）坚持感恩主义
在日本人心中，还带有感恩主义，这种感恩主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日本是一个恩情主义国家，施恩与报恩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感恩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武士道精神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同时在日本历史文化中也得到了较大的体现。日本历史文化中，存在“御恩”与“奉公”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对恩顾的表现。在日本，可以说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施恩”和“报恩”的行为，例如日本员工在公司上班，公司给予员工薪水，给予员工生活上的帮助，这样公司和员工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施恩”和“报恩”的关系，公司给予员工薪水，就是“施恩”，而员工努力工作，就是对公司的“报恩”行为。除了企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之外，师生之间、父母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也存在着“施恩”和“报恩”的关系。感恩主义让日本人在工作时，能够更加准确的对自己定位，更好地为企业付出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日本的感恩主义还存在了很大的上下级“恩情”，这种上下级“恩情”主要存在于企业之中，深受集团主义影响。集团和上司对下属的恩情越重，日本员工的心理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受到感恩主义影响，员工将对集团进行全力奉献，保持着一种无比忠诚的心理，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2]。
三、文化视阈下，日本企业制度的变迁
（一）环境与日本传统企业制度相背离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企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二战之后，日本为了更好地恢复自身经济发展，企业制度与当下国内环境保持着一种高度适应的发展关系，各个部分之间的耦合性越来越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从顶峰开始跌落，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企业制度内部矛盾造成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企业发展制度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保持一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二战后，日本企业依旧按照旧的逻辑协调关系办事，使制度和发展环境的矛盾不断加深，导致原本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正面因素转化为负面因素，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这种失衡状态下，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变迁。
（二）实践与惯性趋势
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复苏，解决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问题，日本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使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能够更好地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开始对美国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学习和借鉴，并对先进制度机制进行模仿和引进，使日本发展经济的制度措施与美国较为接近。在学习过程中，传统文化观念对新制度的学习起到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企业制度的变革方向，使改革方式存在趋同性。日本在学习先进经济制度的同时，与传统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冲突，介于实践与惯性趋势，导致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制度演化方向存在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创新与绩效协调
随着二战之后，日本企业制度爆发出不利弊端后，管理体系失灵，已经成为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同时，为了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日本变革运动中对于方向性的把握存在了一定的偏差，但随着实践的改正后，制度措施日渐完善起来。日本企业制度的变迁，受到了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战后企业制度遗留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受到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影响较大，企业发展更加注重于对制度和绩效的创新和优化，使之更好地满足于企业发展实际情况；第二，借鉴美国先进企业制度的同时，日本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而相应的改革措施，受到了集团主义、等级秩序、耻感文化、现实主义、恩情主义文化影响较大，企业制度变革，是基于日本文化底蕴基础上进行的；第三，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赶超”目标的实现，使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这种问题促进了创新与绩效的协调发展。
四、日本企业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协调制度移植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就以日本制度变革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先进经验和制度的借鉴，不可避免的会与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冲突问题，是进行制度移植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文化对于企业制度的制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关系。在进行制度移植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更好地与国情相协调。在制度完善过程中，中国要注重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制度移植方式，以适应中国文化环境，作为制度移植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基于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一种经济社会管理模式，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构建。就以我国政治制度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国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实际国情，注重民族精神与企业制度的协调性和统一性，走出一条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企业制度建设道路。
（三）加强传统文化与创新的融合
改革创新是事物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事物能够与时俱进，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的一种必然选择。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基于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条件下，综合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对一些不适合当下发展形势的内容进行变革，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制度的变强，受到了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传统文化也与日本国情进行协调发展，不断创新和改革，更好地实现了发展目标。综合这一点，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发展，必须要注重传统文化与创新的融合，使传统文化能够赋予当下社会时代特色，能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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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现代人力资源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起着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航。这种理性的精神支撑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和环节。特别是普遍文化认同在减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方面，以及在适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起到其他系统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倚重就显得更为突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奇迹”，尽管“奇迹”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力”。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区域生产力水平较高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意义。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优势的竞争,更是文化优势的竞争。
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为文化提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我们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和流通市场。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是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在经济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由于文化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需要，而当这种需求量逐渐增大时，必然会使其物化成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价值，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这样，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正是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并为其自身的再生产积累资金以实现自我发展。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 。
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达，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相反，经济落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变更我们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才能够战胜强势的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经济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构建政治现代化，上层建筑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这种直接作用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坚定地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
我们注意到，文化发达，与之并存的经济有可能非常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优势等同于生产力优势、经济优势。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
同时，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除了正面的效应之外，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们的文化鉴赏水平逐渐下降。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
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也即负相关性，正是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同样，经济发达也并不意味这文化发达。
综上分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文化与经济虽然其发展各具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对经济具有导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动效应，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快速、有序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陶一桃:经济文化论[M].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3
一、前言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是渗透在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的民族性格和特点，体现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风貌、礼节和传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每个少数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国家和地区宝贵的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与重视，因而，从经济转型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看，少数民族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和作用不可估量。然而，尽管近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利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使少数民族文化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较快地区。他们拥有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却在茫然和落后中无法找到有效的发展道路。
为此，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条件及调查对象的典型性，选取了中国北镇满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龙胜壮族自治县和孟村回族聚居区等四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典型调查，试图深入实际，从多个不同层面探求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影响作用，并进而探求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典型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并辅以田野调查法而开展。
二、典型调查分析
（一）关于问卷设计和调查的简要说明
为获取较全面和准确的信息，在本次典型调查中，我们分别针对当地政府调查对象和民众调查对象设计了政府问卷和大众问卷两种类型。问题的设计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求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个人或家庭在寻求自身生存和未来发展中，其生产生活理念和方式的选择的影响；二是探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当地政府制定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发展方式的影响；三是探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如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传统产业中文化的渗透、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等。此次典型调查在四个典型调查地区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700份，其中发放政府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1份；发放大众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2份。同时，课题组分别在当地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随机访谈。通过对实际调查问卷和访谈信息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获得了对论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可靠依据。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个人生存发展的影响作用
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个人的生存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有53.8%的受访者表示民族文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较大，其中12.8%的人表示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独立的经济主体，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本民族文化形成高度的认同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保护和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人们的影响更是全方位、多角度渗透和深入的。然而，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发展却仍十分落后，这与当地人民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加以良好的利用有一定关系。
1.对本民族文化资源及特色欠缺深入了解限制了人们的职业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大多依托旅游业，主导产业为手工艺品制造业、民族文化业、自然资源开发业等，然而当地的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并没有对其加以全面合理的利用，职业的选择方面也没有根据地方特色，选择能有效带动地区发展的行业。
在对于当地文化了解程度的调查研究中，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只是部分了解，甚至还出现了表示完全不了解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而对于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形成的大量特色文化半数以上仅集中于旅游文化方面，对其他如建筑、自然等则了解不多，具体如下表2所示。由于对民族文化缺乏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自然就无法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由此当地人们在自身发展的职业选择方面便受到了限制，反过来也削弱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表1 人们对当地文化的了解程度
表2 人们对当地文化特色的了解程度
2.“掏空”式文化资源的利用导致近半民众看不到本民族文化资源价值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手工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这些与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采取的是“掏空”式的文化资源利用方式，民众对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大多呈现不满意的状态。由下图1人们对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看法的调查显示，40.9%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的发展只是单纯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25.7%的受访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体系不完整、缺乏侧重点，由此看来人们普遍认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自身福利的显著增加，因而他们看不到本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而同时，调查显示也有超过半数的个人表示愿意对民族文化资源和产业进行合理利用和开发（如下图2所示），但是由于没有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中看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因此，缺乏具体的开发和利用思路，另外还有43.6%的人表示无所谓或者不愿意参与开发。
图1 人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看法 图2 个人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意愿
3.偏低的文化水平将个人束缚于低收入的传统行业
受历史、地理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使得个人无法实现高度化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能将自己束缚于低收入的传统行业。从我们对民众收入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35.9%的受访者通过经营农副产品获得收入，28.2%的受访者经营服务业，而他们年收入不到1万元的高达53%。由此看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受文化教育水平偏低的影响，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多数人从事着世代相传的传统农副业、手工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而对于如何创新性开发和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将文化转变成财富，大多数民众则缺乏思考。
（三）少数民族文化在当地政府制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影响作用
政府是发展经济的“有形之手”，文化作为无形资源的存在和经济软实力的核心，对政府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这种影响作用不可能自发产生，只有当地方政府具有民族文化资源的意识自觉和其价值获取的行动自觉，民族文化才能在政府制定本地区相关经济发展的战略中产生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典型调查，我们发现的却是如下四种主要情形。
1.政府成员普遍轻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文化产业无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四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政府成员普遍轻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他们缺乏的正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的意识自觉及价值获取的行动自觉，只是把重点集中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从下表3来看，政府成员中，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持大力支持态度的仅占21.47%，持中立态度的占了64.92%，超过13%的人漠不关心或极力反对。
表3 政府成员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态度
政府成员普遍轻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意味着即算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发展文化产业却不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而更多的是以环境为代价向自然资源索取回报，形成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也或者在缺乏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支撑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富余的劳动力纷纷奔赴外地打工，而本地经济却持续处于落后状态。
2.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的无视使民族文化节成为活动过场和形式
民族文化节是当地传统和民族风情最集中的体现，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作用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当地政府无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即使举办各类民族文化节，在内容上也趋于简化，流于形式，使文化节成为政府活动过场。下图3所示为关于举办少数民族文化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的多项选择，有高达64.11%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是宣传民族文化，仅有41.08%的人认为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不仅无法促进当地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而且还使民众表现出对文化节的愈加冷淡和不愿参与，进而形成对民族文化节作用的片面认识。
3.政府扶持政策的无力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混乱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当某种资源被认为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价值的时候，这种认识必然会投射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之中。然而，调查发现，有43.57%的当地民众不清楚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扶持，还有28.22%的民众认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一般或较差，如表4所示。
表4 民众认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扶持政策的模糊和无力，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呈现混乱状况。下表5所示为对政府成员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看法的调查结果。
表5 政府成员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看法
由于政策的制定和宣传不到位，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并未感受到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帮助，从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被大打折扣。
（四）少数民族文化在地区产业发展中的影响作用
文化对产业的影响可体现于两方面，一是通过融合创新，使文化元素渗透于其他产业中，从而形成产业特色，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和不断延伸，使文化资源实现产业化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对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也应是如此。在典型调查中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多数体现为在方式上都较单一，且影响作用发生在浅层次，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未起到实质性影响。具体可表现为以下方面。
1.盲目发展和散乱的产业链使少数民族文化沦为廉价谋生工具
对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40.9%普通调查者认为本地区文化产业在发展中盲目追求经济效益，35.7%的调查者认为文化产业未成体系。同时，在对政府成员的调查中，33.33%的成员也认为当地各产业盲目发展，另有28.57%的成员认为各产业的发展不成体系。在我们所走访的地区也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品的生产大都是以个人为单位，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良莠不齐，销售渠道单一，产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各环节之间呈散乱状态，民族文学作品，民族工艺品，民族歌舞等文化资源没有有效整合，文化产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低下，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仅仅被当成是部分民众廉价的谋生工具。
2.少数民族地区几近空白的民族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无法激活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
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与相关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加强产业联系、提高产业效率、推动当地产业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在与相关产业和要素的融合发展中，将扩大产业边界，加强产业关联渗透，同时推进传统产品的丰富和升级。旅游、工业、农牧业、体育等传统相关产业都应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产业融合的载体，在这些产业中创新性地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工艺、理念和创意等特色元素，将有效改变原有产业产品形态特征和市场需求，加速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并使价值链向高端攀升，从而提升产业文化附加值，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
但是，在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典型地区中，其所拥有的极具特色的民族风俗，民族建筑、民族工艺和饮食等文化资源，多数是以简单的“硬植入”方式渗透于地方产业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将民族文化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采取在旅游观光活动中观看民族歌舞或开展主题文化节等较为单一的形式。这种简单的文化植入方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的仅是浅层开发和利用，价值较低，更谈不上民族文化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也无法激活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
3.人才的极度匮乏，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本地区的“睡眠”资产
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还是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在少数民族地区都面临着极度匮乏的局面。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0%的人愿意投身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中，而在对未来的打算里，62%的群众希望选择去发达地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民族地区人才匮乏一方面表现为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人大都年岁较高，而年轻一辈由于看不到民族文化产业带来的前景而不愿投身其中，导致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越来越少，并面临消亡。同时，由于产业发展的层次较低且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程度不足，相关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也严重缺乏。由此，在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即便拥有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资源，也无法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反而成了名副其实的“睡眠”资产。
三、利用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当地经济更好发展的对策建议
立足于上述深入实际所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的典型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必须利用好本民族传统文化，提升文化生产力，使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这已成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构建本民族文化自信，深刻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
文化是兼具社会、宗教和经济功能的重要资源。与文化的社会和宗教功能的实现方式不同，其经济功能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市场需求，并通过一定的投入，将文化资源要素依托一定载体转化为具有文化精神内涵的有形或无形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获得回报。可见文化资源的价值来源于文化的经济功能，且文化的经济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应该改变目前对本民族文化不重视和不甚了解的状况，通过积极的有意识、有目标和有规划的宣传和学习，无论政府或民众都应在观念上构建起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在意识上深刻认识民族文化客观存在的经济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一方面作为政府才能制定正确的促进本民族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作为民众才能具有更多开发和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谋求自己更好生活的内在动力。
（二）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
开发和利用资源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实现产业化发展，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品牌化经营。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文化产业不仅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撑，同时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改变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散而乱的无序发展状态，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市场开发、产品打造、渠道拓展、人才服务、金融和信息服务、相关产业政策等各方面全方位地进行本民族文化产业深耕和地区文化品牌的打造，才能真正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以文化软实力提升本地区经济实力。为此，民族地区应首先明确本地区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定位并制定发展目标；其次，有效整合本地区文化产业资源，确定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主题，在打造地区整体品牌形象下开发特色产品和市场，分别形成系列文化主题城镇，并使主题城镇连成线连成片；第三，应重点培育1-2家富有民族地方特色和具有竞争力的标杆和龙头企业，力争提高其文化产品的输出和外销能力，逐步实现民族特色文化走向世界。
（三）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
尽管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处在低端，但必须看到产业融合是当今以致未来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具有高创新性、高附加值性和高融合性等特征，民族地区如果努力借力科技与文化创意，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多产业融合，将可以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和创新性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民族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为此，民族地区应努力尝试挖掘、开发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精华，在整合本地文化产业资源的基础上，扩大与外界企业及相关机构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并着力将科技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元素充分结合，推进“创意”的横向延伸，使文化元素广泛渗入到包括传统文化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农牧业、体育业、现代服务业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以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与不同产业融和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打造既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符合当代审美要求的文化原创精品，从而真正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的优化发展。
（四）大力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积极培养和引入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
人力资本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核心资本，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知识与能力都有着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将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因此，对民族地区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有效的人才保护、培养和引进机制，通过保护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者中的杰出人才，并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民族文化特色人才培训，使少数民族文化薪火相传；通过多途径、多方式扶持、培育和引进文化产业的经营人、经纪人、策划人、制作人等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人才，依靠他们搭起民族文化产品和市场间的“桥梁”，使文化产品在制造、销售和策划、组织、宣传、推介等不同环节都不乏“内行”的统筹和管理，以形成和提升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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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连民族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课题（ZJ12REYB009）
川东即四川的东部地区,石桥火龙文化、三汇彩亭文化、元九登高文化以及安仁板凳龙文化都是川东村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体育文化,这些体育文化艺术符号显示出了川东村落人民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它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川东村落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发展进程
一个地区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不能够脱离于时展,而文化又是对一定时代背景的反映与表达,因此,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从建国伊始,川东村落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体现出了如下的发展特征。
1.1不稳定性发展
在建国以前,川东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家族中辈分或名望相对较高的长者负责组织活动,族中祖业经营的收入就作为这些活动开展的经费。在建国初期,川东村落的各项制度建设并不能够实现与时俱进,在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传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虽然国家提出了关于体育发展的口号,如“体育为人民服务等”,但是由于经济与制度上的落后与不完善,该地区的体育文化仍然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时期,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传统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急功近利的状态,盲目自信等现象极其严重,到了3年自然灾害时期,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精神、行为、制度与器物等众多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2受到冲击与破坏
对川东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破坏力最强的当属时期,当地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石桥火龙文化等都被认定是旧思想,相关活动都被认定是对就有文化与思想的学习与追逐,因此,很少再有人从事传统体育活动,原有的传统体育文化艺人都遭到了迫害与批判。
1.3逐步恢复与发展
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得以恢复正常。在经济上,川东村落也逐渐开始实施,因此川东村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此时,人们开始逐渐关注精神文化的发展,很多人开始追忆传统体育文化,并对其进行创新。跟对传统体育场地、设施以及器物等都被重新修整,传统体育文化的相关制度也逐步建立健全,川东村落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发展走上了恢复与发展之路。图1为石桥火龙表演,这种表演有着吉祥的寓意,是对传统文化的体现。
1.4分化中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川东村落以往的族群观念也逐渐淡化,村落与外界的联系与沟通加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而很少有年轻人关注到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川东村民向往城市的生活,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
2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问题现状
川东村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这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能够为找到其发展的有效途径提供一定的帮助。
2.1经济结构的改变
建国以前,川东村落的经济结构都是以族群为单位的,形式较为单一,因此,传统文化体育活动的展开都是在族群内部统一组织与协调的,其经费支出也是从祖业的经营所得中抽取的,不受其它外部经济因素的干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川东村落多以血缘关系或族群关系为依据开展各项生产与生活活动,以安仁乡为例,当地主要以石氏、李氏、郑氏、谭氏、张氏、魏氏为几个大姓,因此，其社会组织结构也由此构成,传统体育活动都在祖祠这一竞技场展开,当节日或祭祖时都会按照传统举办传统的体育经济活动,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得以保存与传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川东村落的经济结构发生的较大的变化,人们不再依赖于宗族生活,而是逐步推行个体经济,原本属于整个宗族的田地被划分到个人的手中,因此,传统体育活动的展开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持。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川东村落中的宗族关系逐渐弱化,在传统经济结构下,祭祀祖先、体育文化等活动的举行都有族长统一组织进行,宗族内的关系极为稳固,但是经济结构改变后,家庭取代了宗族,重大活动的组织者变为了村委会或者是乡镇政府,而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并没有指定某一部门组织开展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呈现出衰落的现状。
2.2人口结构的改变
受到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传承多以父传子、师传徒的形式进行,而随着对外联系的加强,很多年轻人走出村落,在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人口大量的迁出将会导致传统的体育文化无人传承,而随着传统艺人的逝去,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将会面临失传的窘境。
2.3新兴文化的冲击
传统的经济结构下,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是当时川东地区人民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与主要内容,因此,其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新兴文化涌现并传播到了川东村落。电视、电脑、网络盛行,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欣赏娱乐节目、玩网络游戏等方面,而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关注度则越来越低,可见新兴文化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果不能够协调好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关系,那么传统文化则很有可能消亡。
3发展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途径
川东村落文化面临着不适应经济发展、无完善的组织管理以及备受新兴文化冲击这三方面的问题,而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因此,必须针对这三个问题找到发展的有效途径。
3.1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川东村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不仅能够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娱乐文化,它对于促进人们的健康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当首先采取措施为其多元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第一,应当提高传统体育文化的调适性,以传统体育活动来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关系,使其能够达到稳定与和谐的状态;第二,应当对体育文化的社交性予以拓展,使村民能够通过体育活动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实现信息的共享与交流;第三,应当增加传统体育文化中村落文化的内涵,使其文化存储性得到拓展,最终实现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保护。
3.2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应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了使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与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相适应,应当将其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在川东村落建设传统体育产业链。根据川东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特色可以组织老艺人形成演艺产业部,并鼓励年轻人参与到体育文化项目的学习中,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建设特色旅游业,将川东体育文化打造成川东村落的品牌与文化符号,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并了解传统体育文化;还可以设计相关的工艺品,作为旅游纪念品,从而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宣传与保护。
3.3政府应当加强组织与管理
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之所以无法展开,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对相关活动进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政府应当认识到川东传统体育文化艺术符号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定期组织当地人们开展相关的活动,可鼓励组织村民组建民间团体,一方面让他们积极参与表演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进行表演授课,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体育文化的学习中。从器物的层面来分析,川东村落的体育文化有一定的外延,以安仁板凳龙为例,在制作的过程中,村民们会将板凳、竹篾、树杆、苎麻、包谷壳等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常用的物品作为道具,这种生活化的制作,体现出了当地淳朴的民风,使用竹篾制作火龙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器物文化,为了增强当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民族凝聚力,政府应当对传统的体育文化予以关注,定期举办传统的体育活动,以促进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3.4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
虽然新兴文化的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应当促进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融合,利用新兴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保护。以往的传统体育文化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但是这种方式传播范围有限,当前可以利用电视或者网络媒体对其进行宣传,可将石桥火龙、三汇彩亭等表演过程录制下来,剪辑成视频,在网络与电视平台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受众广,且传播速度较快。另外也可利用微博与微信平台等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宣传,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4结语
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有着重要的价值,对其进行保护即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自建国初期以来,川东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发展呈现出了极不稳定的状态,就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它面临着经济发展、组织管理以及新兴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强对其宣传与保护,可将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以及新兴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并加强对其组织和管理,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一文化。
参考文献
[1]孙亮亮.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石桥火龙考[J].长春大学学报,2013(6):73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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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营；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保护区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沉淀，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进程。但在我国很多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破坏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代价，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了利用问题必须提上日程，相关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城市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
一、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区之间的主要矛盾
（一）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历史印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现代化规模不断扩大，很多老街区被现代化的大楼所取代，城市逐渐失去了历史的印记，失去了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和特色，导致传统文化不能得到传承。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中，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建筑缺乏有效的管理，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与维修，更有很多城市的历史街区被重建。
（二）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的传承，但是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人们的生活习惯逐渐改变，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遗忘和忽视，大量的民俗、民间工艺等正面临失传，人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传统的民间工艺，这是导致传统文化的逐渐失传的一大部分原因，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问题必须重点关注的一方面。
二、居民和政府部分必须重视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居民和政府部分必须重视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利用问题，树立正确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的意识和观念，使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一）现有的两种观念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念。首先，大部分人认为历史文化区与城市现代化的格局不同，会阻碍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减缓城市发展的步伐，必须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清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代社会更是要加大力度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保护和利用，不能轻易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对历史文化区有任何破坏。这两种观念都相对偏激，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矛盾时，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二）在城市发展中，可以充分利用历史文化区的文化价值做好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工作，既能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又能充分利用文化保护区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历史文化的遗存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展现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相关部分做好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工作，有利于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有利于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来经济利益。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利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有利于推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设施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政府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历史文化保护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善。
三、从经营角度看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
（一）结合城市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在经济满足的情况下也要满足对文化的追求，政府相关部分应结合城市的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注入历史文化元素，建立有文化特色的商业街和创意文化园。在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老街区建立商业街道，保留老街区的文化特色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店铺，打造历史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文化街道，既具备民族风情、城市的文化特色，有具备商业元素，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建筑的基础上，注入文化元素建立创意园，将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打造文化创意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园区。
（二）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调查并进行划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首要工作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调查，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调查工作包括对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历史建筑等的调查，充分了解和收集相关资料，有利于保护对象的确立。
（三）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在调查确立历史保护区之后，要根据保护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计划。例如，对历史文物的冻结保护，在保护对象属于不可重复的历史文物时，适合运用冻结保护法。在对原址古迹进行保护时，若遭到一定的破坏，可以实施原址修复的保护措施。随着保护对象的确定以及保护区的划定，还应注重对保护区周边环境等的协调。根据保护对象的实际情况，对周边环境进行相应的协调。结合城市发展的特色对周边环境进行建设，既能保留和保护历史文化特色，又能展现城市现代化的风采，一举两得。
（四）对历史文化的利用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利用好文化价值才能使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展。文化价值的保护和利用主要是对历史文化遗址进行适当的修复，针对历史建筑进行近期的查看和维护，在城市化建设中也可以结合历史建筑的特点，建立具有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主要包括建立博物馆和主题公园等，利用博物馆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物，以及展示工艺的生产制造过程，使居民铭记民族工艺，加深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政府应该建立对历史文化建设的监督平台，保证在对历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原来面貌。
四、结束语：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使城市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正确认识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文化保护观念，是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有利于挖掘城市的文化价值，有利于传承城市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卉.城市更新中的广义规划与设计倾向———以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D].天津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