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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1
生态问题是当代全球性问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尽管在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环境问题还未凸现，生态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但恩格斯以其敏锐的眼光，前瞻性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注意到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城市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等。而这些跟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研究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运用辩证思维来阐释他的生态思想，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财富的认识，对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的警告，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等等。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是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强调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认为引起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人类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认为，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坚决摒弃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重视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社会的基础，必须承认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另一方面，自然界因为社会的存在而改变，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越来越表现出“人化自然”的特征。人类属于自然界，人类是自然之子，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恩格斯告诫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人类在以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界，使之不断适应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
（二）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环节，只有人的实践，才能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劳动，人类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人参与其中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是人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利用。只有通过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才能推动人类实践活动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恩格斯主张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察，强调把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恩格斯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
二、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一）不断反思，确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利于当今人们不断反思对待自然的态度及行为，以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人与自然除了存在物质关系，还存在精神关系，包括审美、文化等价值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所以不能单纯从功利主义出发，人类除了利用和改造自然，还应对自然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互利共生、协同进化。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人类属于自然界，而非自然界的主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停止剥削，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公平，解决环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观与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与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精神完全契合，强调了人类的延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要求。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强音，只有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尽早实现生态文明。
（三）坚持生态治理国际化
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的范围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坚持生态治理的国际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应率先垂范，勇于承担责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放眼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成本被全世界所分担。发达国家将国内的重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同时，却不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环保承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狭隘的民族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也要不断加强技术合作和交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加速器，但随着科技自身的发展，它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9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7-0320-01
1 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
从出现人类这种物种开始，人类就一直依赖着自然环境存活着，人类不断的向自然索取着自己需要的物质，渐渐的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逐渐强大，人类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的环境问题。
（1）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概念
所谓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等其他自然环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里的定义，自然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中出现的各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按其成因可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2]。原生环境问题是指自然产生的环境问题，这一类是我们没办法干涉的自然力，比如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而次生环境问题是指人为产生的环境问题，即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环境失衡产生的问题，比如向水环境排放大量污水而超过其自净能力所造成的水污染、由于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甚至导致人类疾病、森林破坏严重、垃圾污染、及臭氧层破坏等。
（2）我国突出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我国的生态破坏问题包括水土流失、沙化土增加、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耕地减少、土壤质量下降、水资源缺乏等。而由于森林砍伐、草原退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过渡捕猎、捕捞，我国大量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种群数量减少，很多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包括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雾霾、地表水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等。大多数的自然环境失衡问题都是人类活动而导致的。
（3） 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论
由于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当自然环境受到了威胁，人类的发展进程也会遭遇环境问题的制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的继续增加;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关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论，我们经历了人口根源论、科技根源论、经济制度根源论、社会根源论、道德根源论和文化根源论。
2 思想文化观对环境问题的影响
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并影响着自然。自然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造成的生存困境，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由人的特定的文化理念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自然环境问题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一定文化下形成的环境，人并没有脱离或超越自然或环境，也没有办法脱离自然单独存在。
事实上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同环境一道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环境或自然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适应自然的产物，是人独有的生存方式，贯穿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中，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定着人对自然的态度。
既然环境让我们人类生存且产生了意识，文化意识同样也影响着环境。那么目前的环境危机是由什么样的文化意识所主导呢：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观。重“私德”轻“公德”导致人类环境意识淡漠，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于人类社会，而忘记了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大自然。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认为只有人具有价值，自然是通过对人的有用性而定义的。脱离人，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种价值文化观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成为人无限掠夺、索取的对象。而我们较少的去考虑自然的特性、法则和生态规律。
如今，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文化观显然在重视环境的时代里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面对减轻污染的方法技术，人们总是以自身生活环境的安逸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太过强大，也造成很少有人去培养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自然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不是我们产生多少，丢弃多少，环境就能够接受多少。
3 优化我国环境的文化思路
人的思想文化观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大自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对环境问题进行优化：
（1）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就必须从最根本做起，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政府宣传做起，养成一种与自然共存的文化观。还是用焚烧厂做例子，如果我们对环保有一定的认识，就不会盲目的在没有了解焚烧技术之前就因为自认为的影响了生活的环境和大气环境而反对这项技术;如果在我们文化观中形成了垃圾分类这种环保意识，也可以帮助垃圾焚烧实现清洁环保，虽然对于现在的中国，要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是很困难的，然而当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技术共同达到一定的高度，我国提出的“三化原则”（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就一定会实现。
（2）构建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
在传统自然文化观的指导下，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行计划，只能带来灾难。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态失衡证明了这一点并使人们对以往的自然文化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我们应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自然文化观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持续发展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两者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历史，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正确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它们保持辩证的和谐性。
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的和谐性。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人类社会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关系”关系，使之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 卢升高.环境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刘建涛.贾凤姿.环境问题根源研究综述.前沿.2012.第一期.
[4] 李真真.杜 鹏.黄小茹.环境伦理的实践导向研究及其意义.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2008.
[5] 李绍波，韦秋杰.论生态自然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世纪桥.2010.第19期.
关键词
石漠化；生态修复；生态道德
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大且老、少、边、穷人口集中，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上突出的人地矛盾，致使石漠化日趋严重。近年来，当地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带领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虽初见成效，但石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任务仍很严峻。经过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广大山区民众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得知，在石漠化地区开展的生态修复进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道德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的广大山区民众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获得来自一线的反映民众真实心声和生态道德状况的资料和数据，了解其现有的生态情感状况，对于生态修复的理解与认知水平，从而确定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道德问题，从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觉去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尝试从优化生态修复措施入手，针对问题根源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设性建议。
1调查概况
①本调查覆盖了贵州省9个地、州、市的78个岩溶县。调查以问卷为主，结合调查组成员的实地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本调查共发放《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民众生态道德现状的问卷调查》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为94.6%。对有效问卷的946名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性别分布：男278人，女668人。年龄分布：18岁以下251人，18~45岁442人，45岁以上的253人。学历分布：高中以下122人，高中或中专180人，大专及大专以上644人。
2贵州石漠化生态恢复进程中的生态道德问题现状及其缘由
②通过实地调研，结合调查问卷的前期数据分析，贵州石漠化生态恢复进程中的生态道德问题现状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低（见图1）。（2）对环境资源及其保护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3）生态环境保护意愿不高，情感不稳定（详见图2）。（4）生态环境保护行为不稳定（见图3）。（5）对目前生态修复工程及生态补偿认同度较低（详见图4）。通过实地调研，结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低。结合大量的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在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产生以上生态道德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1）民众接受的生态道德教育明显欠缺；（2）对生态修复工程及其意义缺少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民众认为这是政府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事情，意识不到生态修复对于其所在的生活环境有着何其重要的意义。一系列生态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贫穷，在于民众无法从生态修复项目中获得能让其信服的物质上的经济支撑。
3解决生态道德问题的建设性对策
3.1寓生态道德教育于生产、生活中针对当地民众生态道德教育欠缺的问题，传统的文本教育或说教显然缺乏力度，也无法体现其真正的教育价值。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必须找到能与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有紧密切合点的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在引导民众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的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保理念，从而实现生态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
3.2优化生态修复措施，提高民众认同度要扭转民众对于生态修复及其重要意义的偏颇认识，亟需改革和调整生态修复措施和方式，要让民众从生态建设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要让其看到生态环境的良好转变，更要让其增加经济收入。因此，石漠化生态修复模式目标必须由扶贫型向质量型转变，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使自然恢复与社会、人文有机耦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综合效益最大。
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
摘要: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越来越引起人类的注意,生态女性主义者试图从人类对待自然,与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上,说明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与女性问题的结合提示我们要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反对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努力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关键词:女性主义 第二性 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
作者简介:武文婷(1983- ) 女,山西长治人,安阳师范学院助教,从事英语语言与教学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制约农业持续发展、威胁农民生命安全、影响农村的稳定和谐，加剧“三农”矛盾。因此，在剖析农村环境问题加剧“三农”矛盾根源的基础上，探寻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农村环境问题加剧
“三农”矛盾的根源追溯农村环境问题加剧“三农”矛盾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基数大，环保素养偏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二是，过度开发现象严重。人们在资源需求的过程中，由于使用规划不当，很容易加剧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过度的砍伐、畜牧等，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迅速沙化，陷入过度使用的恶性循环。其中，“五滥”指的是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这些都给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三是，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污染现象加重。近年来，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农业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四是，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农村地区大都建有畜禽养殖基地，大部分养殖基地没有专门的牲畜排泄物处理系统，都是直接排入河流中，导致水源遭受污染。同时，我国农民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也很薄弱，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都是随意处理，极易造成环境污染。五是，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近年来，随着城市污染的加剧，城区生活污染开始向农村转移，大量的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就被运输到郊区或农村，随意倾倒或者就地掩埋，导致郊区农村地区遭受污染。此外，随着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许多乡村企业开始兴起，其中不乏很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2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
2.1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
经营传统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已然不在适应新时期的农业发展形势。这就要求现代农业要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而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新形势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要想发展生态农业，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要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让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起来，让想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有土地来种植或是养殖。具体而言，发展生态农业要挖掘资源优势，巧打生态牌，发展现代农业；要统筹考虑地形地貌、耕地资源、水温气象和农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布局；要逐步形成特色鲜明、优质高效、持续增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进一步推进农、游结合，推广生态旅游农业模式。
2.2控制乡村企业污染，加强污染防治
针对乡村企业的污染问题，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防治。首先，要加强乡村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合理布局，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其次，要强化中小企业环境监管，坚决淘汰污染严重和技术落后的生产项目、工艺和设备，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第三，要因地制宜，从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建立企业之间物质循环链、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等方面出发，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实现物质、能源的良性循环和多层次利用。第四，要加快乡村企业设备与工艺的淘汰和升级改造，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第五，要扩大农村地区的环保人员编制，增加农村地区的环境监测机构的布点。具体，可以采取增加补贴的方式鼓励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环保人员，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对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农民进行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培训，使其兼职成为农村的环保人员，从而培养出一批有责任心、有素质的环保人员，以加强污染的监管与控制。
2.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针对农村村民环保意识不高的情况，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应建立乡镇、村两级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环境综合整治意义，避免生硬的灌输，真正地让农民了解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带来的危害，从而增强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调动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例如，可以通过印发“致农民的一封信”、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播放音频宣传资料等方式，把深入开展环境整治的重要性、维护环境整治成果的紧迫性、持续开展环境整治的必要性传达给每一位群众。此外，还应建立日常督查、协调调度、考核评比等工作机制，定期对乡镇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工作滞后、进展缓慢的，及时通报，限期整改。
3结束语
农村环境污染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经济收入造成影响，阻碍农村进步的脚步，破坏农村的稳定和谐。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从避免粗放式农业生产的形式、多途径有效控制农村企业污染、加强农村各项污染的治理、加强农民环保教育等多方面着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财产，加快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黄晓丽,马洪林.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天津市大港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与建议[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5):69-71.
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双战略”协同实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契合性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协同实施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以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为例，阐明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既是以“双战略”协同实施为契机，推进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更是河北省通过自身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的现实需要。
两者生态追求与发展理念的契合性。“双战略”的协同实施，特别凸显绿色环保与科学发展，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追求与发展理念也是极为契合的。放眼河北省，传统的高能耗产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举步维艰，生态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河北省更好地融入京津冀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所以，河北省不管是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还是从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从“一带一路”辐射外溢范围的战略地位考虑，都必须走绿色环保与科学发展之路。
两者实现方式与建设路径的共同性。不管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都立足于区域一体化，以点带面、以线带面，通过重点区域的发展，带动辐射周边。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立足三省市的地缘优势，依托北京政治、文化、科技中心的地位和天津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定位，协同带动河北省的发展，打造区域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则从沿线国家与地区间的发展大局出发，构建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友谊之路。而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需要从生态“重灾区”入手，抓住重点与主流，精准治理，有的放矢，以重点生态问题的化解推动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
两者实施战略与目标取向的一致性。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交流、优势互补、共建共荣为重要依托。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主要专注国内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一带一路”战略则更为关注国际区域的协调发展。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一带一路”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协同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是需要整个社会参与、上下互动、协同推进的治理工程，进而让丰富的社会治理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实现永续发展。
审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类对于生态危机根源的追问和反思也没有停止过，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也由浅入深，从人口、经济、技术、制度等表层因素，延伸到自然观、哲学观、伦理观乃至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深处。由于对产生根源的侧重点不同，存在“反人类中心主义说”、“科技异化说”、“消费异化说”、“资本主义制度说”等不同观点。而立足于“双战略”协同实施的视角，我们应该从人自身的思想根源、社会治理路径、合作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出发，审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化解之道。
持续共生理念的淡薄是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源。人、社会、自然是一种共存共生的依赖关系，人类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必须依存于自然界，同时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界。但随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增强，人们更加注重从自然界索取的“工具性价值”，忽视自然的“共生性价值”，这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缺乏伦理关怀。“双鹇浴毙同实施的发展思路，意味着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从人们的思想根源入手，使广大民众逐渐提高自身生态素养，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
开放治理路径的缺失是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瓶颈。以“双战略”开放协同、多元合作的实施路径审视当前河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不难发现，缺乏开放互助的治理路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明显的重要原因。现代国家治理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由重视正式关系和政治体制的内部要素，转而兼顾以团结、利他主义、互惠和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拓宽治理渠道，以往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制定和战略实施往往依靠政府的单一治理，缺乏多元主体的参与，参与力量不能有效被调动起来，缺乏开放的治理路径。
合作协同机制的薄弱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障碍。“双战略”协同实施，特别凸显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共建。现代社会更多体现为一种双向沟通、多元互助、民主合作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与推进，也同样需要不同地区、甚至国家间的团结协作。河北省在以往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缺乏与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协同共建，以至于出现跨地区的生态和环境污染，无法启动有效的联动联防机制，也使得生态环境改善意义上的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变得异常艰难。
“双战略”协同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一是增强生态建设命运共同体意识，注重生态效益。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省市、一个地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问题，在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面前，每个地区和国家都责无旁贷。“双战略”的协同实施，启示我们在注重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以科技为支撑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开发新能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牢固树立生态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统领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打好思想基础；社会建设方面，要大力提倡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提倡绿色革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将科技研发和运用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二是以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创新治理方式。建立政府、社会和公民三层面的协同治理方式。首先，政府应当从总体上把控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和脉络，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相关政策，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其次，充分发挥社会环保组织的先锋带头作用，加大生态环保理念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方式和载体，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环保活动和宣传环保意识，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地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融入到每个社会公民的日常生活。再次，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只有依靠亿万人民的身体力行、群策群力，才能持续不断推进，而不至于停留在美好的空想。所以，在生活方式上我们仍要大力倡导低碳生活、绿色出行，每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改善贡献一己之力。
三是构建区域协同防控与应对机制，推进多元共治。单一的地区治理或孤立的多点治理无法实现治理效益的最大化，而区域协同防控与应对机制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可有效弥补点线治理的局限性。在区域协同与应对防控机制中，生态治理的诸多问题和矛盾都会被兼顾到，各行为主体既相对独立地解决本地区的生态问题，又可以在协同合作的应对机制中沟通交流，密切配合，使生态治理力量得到最优整合，形成治理合力，推动治理实践，进而形成网络化和规模化的治理效益。这种由部分带动整体、循序渐进的治理方式使生态文明建设在现实社会中的推进找到了有效的渠道和路径。
（作者分别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院副教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注：本文是河北省2016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科技视阈下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HB16ZZ009）的阶段性成果】
1 引子——问题的提出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张。17—18世纪，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儿“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宇宙”的宣言则更加彰显了人类理性的自信心。在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也最终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所以，启蒙理性受到了各流派的诸多批评和指责。在众多的批评中，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可谓最为独特和尖锐。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把人类(主要指男性)压迫自然与压迫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借助于自身特有的情感和敏感性，可以发现上述两种压迫的内在联系，两者的根源都是来自人类与人类文明相伴随而出现的父权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保护自然与解放女性是相通的，都是要通过破除父权制才能得以实现。
生态女性主义以极力批判父权制和男性文化而轰动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它的观点让人们耳目一新，使得人们明白了原来一直捆扰人类社会的两大关系难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人们一直在思索着。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自身的理论缺陷和逻辑矛盾，这些缺陷和矛盾一直困扰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和运动的开展。本文主要要做的工作是澄清与生态主义相关的几个概念和一些关系，纠正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试图解决它内在的逻辑矛盾。
2 对父权制的批判
从上述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简单介绍可知，父权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和指责的对象。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在很多时候都简单地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要打倒男性，从男人手中夺回女性应有的权利，而女性借助自然来反对男性是毫无理由的。从这样的一种认识来看，它显然混淆了男性和父权的概念，并且也忽视了女性对自然的独特理解。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一部分是来自女性主义自身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理论分歧，另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们(特别是男性)评判生态女性主义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打倒父权制并不等于打倒男人。父权制与男人的关系比较复杂，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认清和理解两者各自的本质和内涵。对男人的定义比较简单，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生理解剖学等各个层面来界定它。这里重点说明的是父权制。一般看来，父权制是伴随人类文明而诞生。按照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村·J·沃沦(Karen J.Warren)的观点，父权制是一种压迫性的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主要包括有三个层次:
(1)等级制的价值思考，即赋予上层者更高的价值、地位和名誉;
(2)价值二元论，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地位和价值，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历史上一直被等同于“身体”、“情感”和“女性”，而处于优势的一方被界定为“精神”、“理性”、“男性”;
(3)统治的逻辑，即是证明处于屈从地位的那一方是合理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是必然的。
根据以上的三个层次，我们又可以简易地得出以下的推论:
a.在西方文化中，妇女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男人被等同于“人”以及“精神”的范围;
b.无论什么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东西，在价值上要劣于被等同于“人”或“精神”的东西;
c.所以，妇女要劣于男人，即男人优越于女人;
d.对任何X和Y来说，如果X优于Y，X对Y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e.所以，男人统治妇女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从沃伦对父权制的推导来看，父权制的等级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确实对妇女和自然造成恶劣压迫和伤害，父权制是“自然”和“女人”的共同敌人，但是反对父权制是否就意味着反对男人(男性)?这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因为，从父权制的产生和内涵来看，它是包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父权制是男性社会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女性)在内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逻辑思维，它赋予了男性“高贵”和“权威”，而女性和自然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男性(男人)采用了暴力和野蛮的方式来占领自然和统治女性。父权制给男人带来了利益和权力，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男性一直都在巩固着父权制和男性的文化。
3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的立足点是认定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存在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所以，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分歧，这也是遭到各方批判的主要焦点之一。女性主义内部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包括自然的、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戴利(Mary Daly)，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以及斯塔霍克(Starhawk)等。她们基本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代表，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C.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大地和子宫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事物转化为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与自然“拴”在了一起，使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找到了根基和动力。但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甚至把女性等同于自然，借此来区别于男性，这实际上意味着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承认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即是认同了父权制背景下的二元对立，预设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人类(男性)对自然的压迫。把女性与自然连接起来，蕴涵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紧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文化(男性文化)中女性的工具化和自然的工具化。
为了逃离这种逻辑矛盾，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切断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这代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另外一种观点。主要以社会的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代表，如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erstein)、沃伦(Warren)等。她们不再强调自然与女性联系的重要性，并主张削弱这种联系。在她们看来，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就会使自然成为女性的拖累和负担，就会陷入父权制的逻辑圈套，因此，她们认为男人与女人都是自然的、文化的，女性与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她们认为女性身上的很多特征(包括生育、抚养、关怀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切断妇女与自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二元论所预设逻辑矛盾，但同时也切断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根基，使到生态女性主义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激情，她们的初衷是要在有机体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提到妇女的生物学特征时——重申自然”。
4 生态女性主义的当代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采取的策略是用女性意识和女性原则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使她们免于像男人那样对自然实行掠夺和控制。女性更懂得如何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又由于女人做母亲的经历和对孩子的喜爱，使她们善于用情感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和统治关系，来自女人独特生活经验的女性文化和价值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世界，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正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生态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远未成熟。即便如此，“它对压迫妇女和掠夺自然的共同的社会文化根源的挖掘，无疑深化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问题的探讨。它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揭示，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对关怀、关系、特殊性的强调，也有助于我们超越现代性的各种‘话语陷阱’。”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把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范畴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重视女性的地位、价值、体验和利益，以性别视角透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妇女伦理等实际问题，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并试图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态女性主义克服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视角单一的缺陷，而力图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的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使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得以互相促动、协调发展。仅仅20年前，即使那些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都认定人类是优越于自然的，他们也只不过是警告人们要居安思危，劝告大家不要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滥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权利。和环保主义者相比，生态女性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她们看到所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亦或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都是不合理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关联，它的目标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364.
[2]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12(1990)，No.3，PP.125-146.
[3] [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1997(6).
相较于其他国外，该流派能够深刻揭示生态危机根源，认识到“资本主义面临着它根本无法解决的危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核心理论”没有过时，“共同福祉”乃是全人类奋斗的目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智慧，较丰富地吸收了儒、释、道等的哲学思想，并认为“过程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联系”；认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当今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些方面都能够说明有机理论在很多重要的认识上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有机产生于西方学术传统及文化背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对有机无原则地全盘肯定，绝不能把有机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方案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1]
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要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要求，做到辩证看待、清楚区分有机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因为有机在描述共同福祉时，把“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以及地球生态系统”做了特别强调，那么把生态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有机对于生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就是我们剖析有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有机是否真正读懂了的生态思想？
1 是否存在生态思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外对于是否存在生态思想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不存在或者不重视生态思想：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依然具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影子，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生态方面的内容只是只言片语、零零散散，生态方面没有核心内容可被继承或联系；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只有稍微提到生态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不是过于空洞就是过于抽象，对于中心思想而言，生态这方面的内容没有实质性的意义[2]；岩佐茂等认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当前面临的许多污染还未出现，那时提出的生态观念与当前已完全不同，不够深刻，不够有洞察力。[3]另一类观点则非常肯定存在生态思想。这类观点由于实践的检验，已经让许多学者认识和接受，有机就属于这一类观点。但与这一类观点中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有机不认同“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看法，有机认为对于“人与自然”为讨论中心的生态思想仅仅是夯实了优质的基础，如果“一切尽在”的话，就没有扩展和深化中生态思想的必要了。有机的这种看法并非独创，是生态社会主义流派中福斯特的生态学诠释的延续，甚至直接引用了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的人类与自然关系“新陈代谢断裂”论据来证明马克思著作具有生态思想。[4]但是这不能说明有机关于是否存在生态思想这个问题看法上与生态社会主义一致，因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还存在认识上的暂时分歧。[5]
毫无疑问，是存在生态思想的，也正是如此，被有机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才有了正本清源、可供挖掘的宝藏。生态思想正是在被长期关注和探索下，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之一。事实证明，正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R，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在实践上所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正是在“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才有可能完成的。[6]
2 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
有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有机延续莱斯（Willian Leiss）、拉比卡（George Labica）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评估”眼界有限，只能看见局部和眼前的利益，“自由市场”为争夺利润而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变得具有盲目性，导致阿格尔（Ben Agger）指出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从而在生态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机笔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克沃尔（Joel Kovel）形容的“癌细胞扩张”，只注重利润，造成“岌岌可危的生态状况”，存在着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说的“生态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客观事实。有机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有机在“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这个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较强的契合度，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与生态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到“工业化、城市化”等表面现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积极性。此外，“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生态社会主义着墨最多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见一致，没有分歧，所以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与有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7]。
3 生态思想是否没有贯彻到底
有机虽然一方面承认存在生态思想，但另一个方面又认为关于生态思想仅仅是提供了可供挖掘的基础，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有机还试图寻找生态思想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因，提出在《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只是想“试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范畴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没有想“很好地贯彻到底”。实际上，这种认识体现出有机对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发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改造世界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而这种“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相互对立的关系――“当生产过程与自然循环发生对立时，生态危机也就由此爆发”。由于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出于时代任务的考虑，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首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改变资本主义世界，而后才是全人类的解放――建设社会主义世界。[8]
4 “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追随者”是否继承生态思想
有机认为：马克思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具有现代主义深刻的烙印；但马克思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能洞见到后现代思想，将包含生态学思想的后现代思想融入。有机对于“经典”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前提下的。在有机的理解中，“经典”仅是“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追随者”，是只继承了现代思想，而忽视了包含生态学思想的后现代思想的追随者，“经典”既不承认马克思思想包含着生态思想，也没有把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而只是把自然界概括为“阶级斗争的背景”“唯物主义的‘质料’”。客观地说，有机眼中所谓的“经典”的确存在过，但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国度的特殊思想倾向，但是在当前中的生态思想在被不断挖掘和理论在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比较“经典”而产生超越感的理解方式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推进理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9]。
5 应如何从根本上避免生态危机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新编(西方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