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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一、主要经济形态及演进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形态主要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经过了计划经济。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是大势所趋，但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演进形式又不尽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基于其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从早期的贸易形态和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可见一斑。而中国则是以外来强制输入--侵略的形式被动地过渡到商品经济。由于建国初期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经验匮乏，中国经济不能避免地先迈进了计划经济。崎岖探索之后才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二、经济形态对保险业的影响分析
（一）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是保险产生的必要条件
贸易的刺激。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基于自给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风险无外乎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这种风险被认为是不可抗的，人们没有产生风险转移和分散的意识；自从有了商品和交换，贸易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更多的是基于人类自身活动产生的，这也就刺激了对风险分散的需求。13-14世纪，西方经济以自由经济制度为主，当时西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贸易频率的升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得贸易风险的暴露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的需要，保险业应运而生。
产权意识。商品经济下有了买卖方，产品的供、需主体开始分明，促进了人们对财产归属意识的强化。产权的归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险业实质上是对产权进行保障的一种措施，它通过分配财产权利保障个人或企业的产权不至于因为风险的发生而完全丧失。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更有保护倾向，不论是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身体因此，基于产权而得保护又引发了对保险的需求。
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包含了等价交换原则，既保证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又是保险之中一些计算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规定使得保险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证等价交换的原则。意大利17世纪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带着财政目的强制实施的，由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人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开始研究保险计算问题特别是人身保险的计算问题。
社会分工。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保险能分化为一个单独的行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并使得保险能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迈进是促进保险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下，社会出现普遍契约关系，它从意识和法律两个角度影响保险。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意味着风险转为损失时可能会承担必须的责任，而责任超出主观承受能力时便是人们主动寻找风险分散机制的开始，这样，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同时，契约让人们对“合同”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险约定的形式和重要内容，保险以合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们主观上的接受。
产权市场化使得风险自担机制增强。产权市场化使得资源或财产更加明晰地归属于微观主体，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得人们对自我利益可能的损失会积极地寻求补偿方式，而保险成为事前预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经济下的西方国家风险自担意识本已存在，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产权市场化使得这种机制和意识更为显性，保险的内生性需求也随之持续。
劳动力与雇佣关系。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雇佣关系刺激了人身保险的发展。首先，人身意外险起源于黑人奴隶的贩卖，奴隶贩子将奴隶作为货物投保“海上保险”，后来又发展到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盗绑架而须支付的赎金。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开始普遍，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保险标的，这种意识让人身保险有了发展的源头。
市场经济加深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保险业创新和改进。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不论是从定价技术、费率、产品开发还是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业都可受益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达。首先，越来越多的数理模型等为风险识别、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催生新险种的出现。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让保险人有了一种新的转嫁风险的方式―证券化。
三、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经济形态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除了要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注重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并注重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从监管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监管力度的适度性，完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强国民风险和保险意识。中国在市场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保险业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当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场化对保险业影响的准备，逐步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和做好其风险控制等，让保险业在市场逐渐放开的过程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5]孙祁祥，郑伟，锁凌燕，何小伟.市场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2.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商品经济的本质是物物交换，不同商品之间以货币为中介而产生了交换关系，在满足人们日常商品购买活动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新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实质性的商品货物外，也可以用商品生产技术、劳动力、资金等同等交换。面对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各个行业必须调整市场营销的战略决策，这样才能保持原有的经济收益水平。
一、商品经济的必然性
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是与商品相关的一系列活动综合，其涉及到了生产、交换、出售等核心环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经历了漫长的变革历程，传统经济逐渐被新型经济产业模式所取代，商品经济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早期我国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虽然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要求，但无法为生产者创造实质性的收益，这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不相符合的[1]。商品经济是针对不同商品提出的新方式，通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等流程，不仅把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给使用者，也能为企业创造丰厚的经济收益。因此，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二、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经营的特点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商品经济是从原始自然经济转变而来的新环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另一个转变阶段。商品经济并非某个时期内的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的一种应用方式，这决定了商品经济时代下企业经营呈现了多种特点。主要包括：
1、市场性。市场是任何商品交易的主要平台，缺少市场为支撑的经商品经济不存在。商品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只能通过把它们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才能得到实现；并且商品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交换成功，才能取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2、自发性。生产者根据市场需要、经营利益，自动地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使商品经济的运行过程表现为一个由内在利益机制推动的自行运行的经济过程[2]。这是由于商品制造者与购买者之间形成的供需关系，为了更好地推动产品生产与销售，市场主体之间必须形成自发性的合作关系。
3、竞争性。商品价值的确定和实现过程，也就是商品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商品经济时代出现竞争的根源，一是由于企业之间的营销利益冲突，各个企业都想赚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二是经济体制开放式改革后，外来进口商品对本国商品造成的冲击，使企业之间的经营更具竞争特点。
三、商品时代市场营销的战略性决策分析
商品经济时代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然趋势，企业要想维持稳定的经营模式则必须要适应商品时代的市场营销规则，这是创造理想经济收益的基础。市场营销是指个人或集体通过交易其创造的产品或价值，以获得所需之物，实现双赢或多赢的过程。笔者认为，随着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我国商品经济也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经营，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调整过去的市场营销小站，以适应新经济时期的产业发展需求。
1、产品策略。不同产品参与市场营销都有其特定的方式，只有选对产品策略才能保证销售活动的正常进行。商品时代市场营销战略调整，必须先对产品策略实施新的改革。主要研究新产品开发、产品生命周期、品牌策略等，也包括了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分销策略的基础。例如，新产品研发分析中，要顾及研发项目的成本、收益等情况。
2、价格策略。从消费者角度分析，其购买某一种商品之前，更多的是考虑商品价格，价格高低是决定其是否购买的关键要素。企业制定市场营销方案时要坚持以价格因素为中心，主要目标有维持生存、利润最大化、市场占有率最大化、产品质量最优化。以消费者心理价位为指导，提供切实可行的价格策略，这是带动商品销售的有效措施。
3、促销策略。人类社会是不断变革发展的，经济事业也是随着时间不断地改革变动，这样才能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商品时代市场营销战略要注重销售方式的调整，适当地应用促销政策推动商品的销售，其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强化认知、突出特点、扩大销售[3]。例如，商家推出打折、赠送等促销方式，往往会取得良好的营销收益。
4、渠道策略。不断拓宽销售取代是营销战略决策的重要步骤，这是指为了达到产品分销目的而起用的销售管道。发展商品经济是时代的必然需求，其带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标志着国家经济产业创新时期的到来。企业必须快速地拓宽销售渠道，挖掘一切可利用的销售资源，以实现产品销售数量及营销收益水平的增长。
四、结论
回顾过去，若我国依旧坚持自然经济方式，则很难满足国内市场商品购买的需求，企业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商品经济带动了产业收益的增长，这是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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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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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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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promot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and the town was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with rural econom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proc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Meantimes it was thefoundation of the urban market too.Through town the urbanmarket made contact with the rural market.The rural market，the town and the urban market formed the net of commercialcirculation.The tow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economy.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糶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鎛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糶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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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2.监督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企业登记方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
3.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改变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2.监督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企业登记方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
3.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二、监,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简单形态发展到极其复杂的现代形态，本质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城市志要从历史的范畴内考察和记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反映它的规律性，为当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与现状的可靠依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商品经济是逐渐发展的，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半殖民地的买办性质，是建立在农民与工人、破产与贫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分配体制，不但消灭了剥削，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各种管理体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记述和反映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商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内的运动状况，以及城市作为集散地和纽带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开放的曲折道路。开放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城市志应侧重于记述城市开放内容上。几千年来，封闭、分割，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后，我国沿海沿江的城市经济就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城市就成了开放型的。作为一个城市，从行政建制说，按法律规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从商品经济的要求说，它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这种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对内对外开放。例如：我国沿海城市与青海经济发展对比相差50年。所以，开放才有竟争、才有进步、才有发展。封闭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长期以来的僵化体制违反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的分割，“点”（城市）与“面”（区域）的分割，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割，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狭隘的小系统，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则做到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开放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解放思想，拓宽眼界，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我们的城市改变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城市志应以记述本市区域为主，同时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的功能。从点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又从商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反映同广大城乡的联系，还要看对经济区的辐射力、吸引力的影响深远。从内看外，即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同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联系上，从国内科学文化和国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因此，社会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记述的社会化程度的变化过程应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而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广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已成为青海省西部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及盐化、石油工业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较结果显示出它们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应充分反映这种特色和优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越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就越复杂，城市功能也逐渐由比较简单趋向复杂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而劳动分工越细，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个城市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面对着由于忽视城市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各种比例关系不协调，包袱沉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城市这个块块内部又为若干条条所分割，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而且各方面的发展还受其制约的现实弊端。城市志记述时不仅要突破区域的界限，而且应突破行业和部门的界限，着眼于记述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结果。
城市社会化和商品经济是同步发展的，改革促使现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高度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所以，城市志在内容上应从城市的这一特点出发记述，反映出它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专业分工越细，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都有单独条目。如保险业、旅游业；生活资料、商品、金融、技术、运输、劳务市场等；各种所有制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并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等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设等等。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和联合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充分记述。这种协作和联合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到面，由近及远、由市内到跨省、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行业到跨行业，由单一经济成份到多种经济成份，由松散到紧密，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发展的。这种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新型实体现已大批兴起，方兴未艾，这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化向高程度发展。如：工农贸结合、技工贸结合，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经营结合的联合体；企业群体，以龙头产品为主的跨行业、跨城乡、跨城市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和周围城镇的联合体，大流域的城市联合；国际间的联合，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联合，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业的开设等等。三是城市各产业、各部门、各行业既是各有细密的专业分工，又是在为协作而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并互相服务。因此，城市志在记述每个部门和行业时，都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标，及同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促进还是制约，是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限制和束缚了它的发展。
首先，考察小农的市场角色。
地主制经济体系下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小农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狭小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但前者较之后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经济独立性增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其再生产所不能完全自我满足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直接从市场上获得补充。所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战国时代非常突出的两种现象——集市的兴起和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它必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业与家庭手的结合。这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地主制经济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小农，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论这种商品生产都是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谋生，是取得使用价值。因此，小农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价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价值规律行事。例如，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首先是根据自身消费和交纳租赋的需要；他们经营的家庭副业往往视粮食生产的丰啬为盈缩，而且是“不计工本”的；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其价值，等等。关于这个，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
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的市场行为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例如，小农一方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另一方面向市场购买商品，在他们向市场购买的商品中，不但有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农具、食盐等），而且有它们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如粮食、种子等），这就是说，他们既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又是农产品的需求者；小农经济再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部分，往往远远超过其按劳动生产率自给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产的部分。《管子》曾经说过，农民的生产是“年有余而月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再生产，它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季节有富余，播种季节和青黄不接时紧缺。这就导致在同一生产年度的不同生产季节中，农民与市场存在着不同的供求关系。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丰歉无常，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中，农民与市场也存在不同的供求关系。同时，农民不但是生产者，而且是备受地主、商人和国家租赋、债利剥削的被压迫者，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农民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农民为了完纳租赋、清偿债务，往往不得不贱价出售包括部分必要产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和储藏手段不足有关），在播种、青黄不接季节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又要贱价出售其手工业产品，以至高息举债。在这一进一出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量大为增加，但它却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这就是说，在地主制经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脱节的。我们说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包含某种虚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一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相对富足有时并没有导致农民市场行为的增加，而是相反；贫苦农民比之富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另一方面却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等等。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农业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计，有的高达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径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农户实际买进卖出在农户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的，后者则往往是按农业生产能供养多少非粮食生产人口计算的。两者都有根据的，后者更符合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它们的差额正可视为商品经济中的虚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场角色。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难以单独创造出大的市场。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场基本上是为农民的再生产服务以外，其他的各级市场基本上是为地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场”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为基础和动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与封建领主制下的贵族领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劳役地租，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由此决定的消费也是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领主的领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
封建地主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这就产生了经君健先生所说的“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来换取其他物资。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贵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与此相应的地主阶级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码是没有严格限制的。《盐铁论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阶层，尤其是富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完全突破了领主制等级消费的限制。在实行比较单一的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消费资料，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市场上取得。《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荣图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费欲望）视作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阶级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战国秦汉市场的繁荣。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换取所需的其他物资，而且往往直接从事的赢利活动。这种市场活动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在市场上出售的租谷是农民为地主的需要而生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地主出售它实际上是把自给性产品转化为商品。地主贱买贵卖的对象是个体小农，是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
地主的市场角色还表现在它与商人的关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领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贵族领主的格局，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不过商人与地主实际上是“通家”。新兴地主阶级的基础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经私有化、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自耕农分化的产物，首先是从商人兼并自耕农土地中产生的。商人地主是汉代豪民地主的主体。从战国秦汉的材料看，工商业者往往经营土地，地主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庶民地主是这样（仲长统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晋代江统的话可以作证）。甚至可以说，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体了。把秦汉封建政权称之为“商人地主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时代农村集市已经普遍存在，城市市场十分繁荣，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粗具规模，在一定意义上说，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说法，这是一种“非统一的全国市场”。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的物价（尤其是粮价）相差悬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水平的低下。在战国秦汉的封建市场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粮食在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性，对年成丰歉的预测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商情预测的基础；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粮价为中心的“平粜”政策的出台。不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战国秦汉粮食还很少进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阶级奢侈消费的珍异之物，也有作为“养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这和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长途贩运商业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服务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种商业虽然也有维持小农再生产的一定功能，但同时又利用小农的弱点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买贱卖贵，无情吮吸小农的膏血，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和“弃本逐末”。这就是说，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与农民、商业与农业，自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复次，考察国家的市场角色。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某些生产事业、直接参预市场活动，并负担着某种经济职能，这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以前我们对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活动，对国家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对国家财政政策对市场和流通的等不够，近来一些学者着重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国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场的流通和全国性物资流通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统一国家的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这一观点十分新颖，它提醒我们应该主意国家财政在封建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不过似乎把国家财政的作用夸大了。因为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国性流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而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局限的“全国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在荀子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的土特产品，中原地区“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区的金属铸币已经出现“相通”或“趋同”的趋势，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第二，在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动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农民所交的赋税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自给性产品。国家的赋税收入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直接消费，支付皇室消费、官俸、军饷和其它各项开支。贡赋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实行“平粜”法或“常平”法时，以部分租谷为底本，视市场上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丰啬而抛售或购进，用以平抑物价。又如实行均输法时，将各郡国运往京师的贡物的一部分折合为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实际上是把部分贡纳转化为官营商业经营的物资。不过这部分在贡赋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贡赋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而不进入市场。贡赋对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迫使农民为了完纳贡赋而把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西汉贡赋中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大，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西汉商品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赋税拉动的。不过，西汉赋税货币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的负荷能力，到东汉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政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或全国性的市场。中央政府的财政确实促进了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如各地贡赋和漕粮向中央的调运，京都或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向边防地区或受灾地区的调运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调拨，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进行。一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物流”这个词，如果用它来表示封建社会中不同于市场流通的物资流动，这倒是一个比较贴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对商品流通会有所带动，但作用不宜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