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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与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 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第239页。
[2]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第272页。
[3]杨光斌：《政治参与》，载俞可平编： 《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2页。
[4]杜维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79-88页。
[5]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③④竹立家：“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12月，第9期、第10期。
⑤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⑥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⑦[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⑧储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工商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⑨储建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意”，《人民论坛》，2013年12月上（总第425期）。
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新华网，2013年1月23日，http：///politics/2013-01/23/c_114467754.htm。
胡宁生：“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协同互动”，《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国家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过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讲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到位，政府权力边界清晰，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主治理体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用制度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实现社会公正，达到“社会共治”。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实现现代国家“多元共治”的关键环节。我们知道，政府权力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现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使政府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也会抑制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公正的社会良性运行体系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消解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国家治理的难度。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放权或权力下放是指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上一级政府与下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财力能够承担的事项上，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既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能力；权力下放的关键环节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转变职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让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成为惠及人民的发展。
分权是指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不能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治理及公其服务职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二）“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本体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是一个“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权威体系。所谓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执法公正，就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所谓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能不能实现立法、执法和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能否稳定、持续、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是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三）“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可以说，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让改革价值和目标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终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三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监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提升。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立一个科学规范、依法治国、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终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的基本制度保证；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性国家”要求的权力运行体系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要保证权力体系的健康运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权力的纯洁性，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真正通过制度平台和制度渠道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通过制度保证民主地参与权力建设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权力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才能实现廉洁政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八次、九次会议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不断完善科学化管理、网格化服务、多元化参与、法制化运转、精细化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建设集绿色发展、阳光康养、旅游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牛背山生态康养小镇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达目标”的工作步骤，2020年全面部署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现代化。2021年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全镇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会治理现代化合格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显提高，安全稳定、公平公正、法治优良的社会环境全面形成。
根据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2020年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通知》和《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现将我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及时与十四五规划编制单位对接，将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社会治理要素数据化、治理标准化、推进社会治理多网融合等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中。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省工程建设领域评标专家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暂行办法》、《州诚信“红黑榜”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推动形成“诚实守信、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组织各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及时关注天府信用、信用微信公众号，打造“信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积极引导各相关部门及时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抓好牵头事项、配合事项各项工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都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除了涉及到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过程等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体制改革、办学能力的现代化，而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则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因此，高校领导层应高度重视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确定明确的改革思路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全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朝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蓬勃发展。
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要求
所谓的教育治理体系是指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并大力推行的一种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唯有不断完善当前的政策制度和教育治理体系，才能充分保障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对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主要如下:第一，全面完整性。高等教育事业并非孤立发展的，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因此，要想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稳定发展，仅仅靠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对整个治理体系和制度系统进行全面完整的规划，既要有总管全面的长期文件，也要有针对教育事业具体发展方向的专门文件。第二，重点突出性。高等教育管理内容繁杂，涉及面极广，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以突出重难点为基本逻辑来开展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政策文件的规格、效力以及传承三个方面，在合理范围内，有关部门应力求制定并更高规格的政策文件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促进相关资源的优化整合工作。第三，具有鲜明的方向和特色。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时也应具有本国特色，能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实情。高校应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方向办学，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第四，开放创新性。要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当前的教育制度是必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任何一项政策决定都会失去其原有的效应，因此，有关部门应以开放性的思想对这些政策文件进行及时的修改与创新，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来确定基本的工作思路:第一，从法律层面赋予高校一定的自，详细列入具体的权利清单，同时还要明确界定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权限;第二，加强有关资源分配的立法与监督管理，将高校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有效归拢，改善因不同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不同、手段随意等引发的混乱现象;第三，将法律法规中已明确规定的自深入贯彻落实到各项教学管理工作当中，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应，而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政策文件;第四，促进政府角色的转变，使其由管制型逐渐向服务型过渡，建立并健全信息公开系统，为高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实行权利下放的最终目的并不代表让高校拥有绝对的自，而是为了充分激发其面向市场和面向社会的办学活力，同时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职责所在。此外，要想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仅仅依靠宏观的制度安排或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高校自身还应从自身出发，结合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目标，制订一系列更为成熟的内部教育治理体系以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科学全面发展。
三、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
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主要集中体现在政策制度的建设方面，要想切实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有必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将教育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力
教育部门在设计好教育政策制度后，关键步骤在于将其落实到教育管理的实际工作当中，使其彻底转化为执行力。高校可以适当地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理解政策文件精神，夯实教育思想基础，进而确保教育政策制度的全面落实。要想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下级执行机构对教育政策文件的宣讲能力，认真学习的讲话精神，理清各级各层面的政策安排与整体教育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断章取义、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现象，充分考虑每一项政策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好衔接工作，在立足于长期政策的基础上落实每一项阶段性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整体发展取代局部发展，既不能因为过于灵活而破坏教育政策制度的原则性，也不能用原则去束缚实际执行方案。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引导教育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防止基层机构只是简单地传达文件通过，以会议的方式来执行相关要求。对于部分基层单位急功近利、持消极观望态度的现象，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相应的督促和指导，不断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狠抓落实政策文件要求。
(二)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正能量
要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必须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和灵活的工作思路。前面也曾提过，教育并非是一项独立发展的事业，它涉及到全社会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需要社会外界的共同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相适应，教育部门应根据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现代化提出的实际需求，以构建学校、政府、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核心任务，以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为重要突破口，逐步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能够科学规范运行的教育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监控，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办学权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并支持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正能量，进而有效激发各个高校的办学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职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加快自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由以往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转变，适当下放权力，不断创新自身的工作方式，积极引导并全力支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工作。
(三)构建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
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则与良好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只有提升了外界教育政策的环境水平，教育治理体系才会充分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彰显教育政策的价值。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其可行性进行实践检验。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对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有利的一些政策因素将会在新一轮建设工作中再次得到强化，而正向作用不明显的因素则会被弱化甚至消除，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构建高水平的政策环境，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履行自身权力掌控范围的职责，对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实施宏观管理，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另一方面，学校也应以办学主体为基本出发点，明确各职能部门间的权利责任，不断加强自身的教学管理工作，充分行使自主办学的权利，努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除此之外，社会外界也应积极参与到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例如评价学校的教学质量、监督政府教育决策、检验教学成果等等，实现管、办、评教育权责的落实到位，最终构建起一个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共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要基本实现，“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级各层教育领域展开，当前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布展主要集中于大学教育、职业教育，还缺少对学前教育层级的关注。学界已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系统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治理研究状况如何，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应从哪些角度开展系统的研究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当前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破解策略上。骈茂林（2012）认为，由于治理责任不明确、治理理念不清晰，以往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受制于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程度，学前教育治理结构、过程和结果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并将此归因于政府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不明晰；学前教育服务的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学前教育服务标准缺失和监督机制缺位。时丽（2015）认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还存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学前教育公平缺失等问题，其根源是学前教育治理结构的失衡。并且指出市场、民间力量和家庭也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治理主体，要理清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治理体系各主体的参与领域和职责，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从而促进学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的突出成果集中于以下几项：（1）学前教育的多元立法。英国《儿童法案》（2004）和《儿童保育法案》（2006）的颁布，为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政府职能，明确相关重要部门和责任人的职能和职责，实施整合服务为所需的机构重组和跨部门合作机制提供法律支持。德国政府制订了《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法案》（1992）、《托幼机构拓展法案》（2004）等，以保障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连续性。（2）实施学前教育“弱势补偿”方案。国家制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系统的学前教育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3）鼓励机构的多元发展。国外学前教育机构的供给途径有国家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社区、教会、慈善团体、学校、企业、私人等。
（三）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检视发现：（1）对学前教育治理的研究还不成熟。治理的理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引入国内，学界对其的分析也不可谓不多，然而结合中国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的有价值和有力度的分析依然不多见。（2）在立法多元、均衡发展、课程设置理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方面，国外已有了实际操作，但是基于自己的国情，我难以照搬他们现成的理论和经验。（3）“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应该在各级各类教育展开全面的研究，而学前教育层级的系统研究还未展开。
二、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落实中央政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改革的总目标，落实到教育领域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当前教育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学前教育的治理现代化研究在教育的基础环节，将起到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其次是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需要。袁部长提出了当前教育工作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习惯于用分数管学生，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习惯于用升学率管老师，制约了教师的创造性。问题“牵引”到学前教育层级就要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但是，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动态的、流动的，要破解难题，则离不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这一研究将为破解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可供参照的对策建议。
再次是建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指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主体的参与下，将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惠及所有农村适龄儿童的管理保障体系，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政府主导性。”学前教育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要实现其“公益性”与“普惠性”就要规避单单依靠市场进行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缺陷，要在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保证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学前教育才能最广泛地惠及到“弱势”适龄儿童。
三、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开展的研究路径
第一，要在厘清学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方面做出努力。因为明晰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前提。首先，学前教育治理与大学教育治理、职业教育治理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从治理的本质来讲，都是对主体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区别就在于学前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的特殊性，学前儿童的发展是我国学前教育一直关注的焦点，国内知名专家都普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性，杜绝学前儿童的超前教育，学前教育的“去小学化”旨在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而非集中在小学知识的掌握。其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必要维度，治理体系是规范政府、学校、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与行为，维护公共教育事务和提供优质教育公共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即治理组织和相关人员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学前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二，应关注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研究。学前教育治理现代化，不是“化”为现代学前教育就算完成任务，而是要在现代学前教育的基础上，追求更为长远的“现代性”。对于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意蕴可分别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几个维度展开。按照现代性所秉承的“大写的人”（即主体性）及“大写的理性”特征，学前教育治理理念需要凸显公平、民主与效率；治理主体要凸显多元化特征；治理机制要凸显法制之理性以及市场之理性特质；治理工具要注重法律与契约；治理过程要凸显“互相承认”、“民主协商”等特征。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学前教育治理的“现代性”是什么，直接决定了学前教育现代化的走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于广洲署长在2013年全国海关关长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十精神融入到海关具体工作中，形成我们海关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战略。”这为全国海关践行“四好”，推进“五型”海关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预期和理论指导，指明了现代化海关的发展方向。新时期，海关必须主动服务，主动对接，主动融入于国家发展大局，以战略性思维和前瞻性思路谋划现代化发展路径。
1.海关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本质内涵
“海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全新的执法理念，是海关体制改革和施政水平质的跨越。
强调“治理体系”而非“管理体系”，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和行政体制的变化。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管理，从管理走向治理，是海关发展的必然趋势。治理与管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管理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也包含协作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管理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管理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同时包含着很多平行的，以及自下而上的监督促进。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管理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①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良好运行，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借以发挥治理体系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质的规定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对治理结构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善于治理，敢于变革，可以有效地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②
2.海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在海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海关管理经历了从传统管理走向公共治理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管理理念、管理结构及管理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变化上。改革开放前海关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进出境人员当成怀疑对象，人人过筛；1979年确定的指导方针为：“依法监管征税，方便合法进出，制止走私违法，保卫促进四化。”海关工作开始正规化；1986年1月，全国海关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为主”的指导方针，海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效的制度；1999年确立了“依法行政，为国把关”，该新方针对海关内部执法腐败、治关不严有很强的针对性；2002年海关提出了“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强调海关在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及履行“把关”职能的前提下，突出海关管理中的“服务”理念。可见顶层理念的设计对全国海关的体制和行为有着决定性作用。
海关顶层治理理念，概括了海关行政价值目标、核心使命和服务宗旨，是海关依法行政的一种希望、一种向导、一种定位，也是海关及海关人为之奋斗并希望达到的愿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海关必须对其整个治理机制作相应的改革，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才能富有成效，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及调控能力等治理能力。
当前海关面临的形势复杂而深刻，国际方面：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出现重大波折动荡。国际地区热点和难点问题新老交织，美日等国的蓄意挑衅和制裁，各式潜藏生化危机暗地渗透，世界安全局势紧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发展进程积聚诸多风险。国内形势：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发展中的困难明显增多，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物价上涨、产能过剩严重。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海关核心价值目标的定位。现代海关价值目标，需要充分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既要促进贸易便利服务经济发展，又要兼顾贸易安全维护国家稳定。③
当前，中央发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烈信息，原有海关行政工作的组织定位、发展目标、价值观念和施政理念等，都将随之发生系列变化。顶层理念的设计，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提炼海关治理体系理念，并用之表达海关依法行政的价值目标、责任使命、服务宗旨等。
3.海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定位
3.1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化转变
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社会，海关治理不是海关一家 唱独角戏，海关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在海关发挥治理主体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将海关的“他治”、市场主体的 “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和企业个体的治理职责，解放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共同搭建良好的治理平台。
3.2从全面管理到有限管理的转变
海关角色定位及其管理方式的现代转型，是海关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海关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海关超出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即给自身工作增加了繁重的任务影响行政效率，也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企业发展遭到很大的阻碍，从而引发潜在的关企矛盾，使海关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海关的不合理干预还抑制了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给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良性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削弱了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了经贸市场治理的难度。因此，海关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海关角色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管理海关而不是一个全能管理海关，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海关治理体系”。
3.3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
良好的海关治理，制度是关键，但治理者的治理理念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核心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官本位体制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实现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才能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遏制腐败的蔓延，实现海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海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4.1转变职能，推进“权力体系”现代化
合理界定的海关行政权力体系是海关治理的“核心主体”，是实现现代化经贸市场“多元共治”的关键环节。海关权力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海关职能的现代化，表现为海关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
有效权限：《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可以办的，应该由市场去办； 社会组织可以办好的，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只有市场和社会组织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应插手。也就是要建成所谓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相对于无限政府、全能政府而言的，指政府的职能、权力、规模、行为都有一定限度，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限制，需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与制约，并且有纠正其偏差的相应机制。有限政府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政府职能有限。我国屡次改革都以转变职能为重点，正说明政府职能不是全能的、无限的，而是有限的。 二是政府权力有限。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三是政府规模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政府的部分职能和权力也将逐步让渡给社会，归还给社会，政府规模理应逐渐缩小，“小政府，大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趋势。海关有限管理强调海关的法定授权和市场的自我管理，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自己不该管、管不了的不再干预，对自己应该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全面管理向有限管理的转变，海关治理也会变得高效、廉价、务实。
放权：可以理解为简政放权或权力下放。是指正确处理“海关事权关系”，包括地方政府与属地海关的协调关系，及上一级海关与下一级海关之间的授权关系。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海关的权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职能和目标要求，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海关职能划分体系，既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强化基层海关的责任能力；权力下放的关键环节是基层海关要真正转变职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场培育、贸易安全和公共服务上来，让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成为惠及人民的成果。
分权：是指部分公共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不能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治理理论认为，为了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领域应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推行合同制、竞争制，打破垄断，提倡双方协商。将政府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开来，由购买者决定要生产什么，而提供者则提供购买协议认可的产出和成果。海关改革应积极引入合同制等市场手段，提高管理效率与效益。例如通过允许多种服务提供者展开竞争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如果海关某些服务职能以市场这种更像企业的方式来运作的话，那么公众作为纳税人，就能得到更好的服务。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④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海关治理的现代化。
4.2强化法治意识，推进海关“法治体系”现代化
海关法治体系建设是消解潜在的关企矛盾、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有序市场的根本保证，也是海关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4.2.1树立“法治”行政理念，推进海关管理走上“法治”轨道。一是要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推进依法行政首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要摈弃“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意识。革除权力至上的观念，切实做到依法管理海关各项事务。三是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树立法律保障人权的理念。在今后海关治理工作中，应当以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为核心，坚持以市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重，使行政相对人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四是要摒弃“视法为器”的思想，树立依法行政重在“正纲”的观念。要依法规范行政运行方式和程序和行为，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提高政府威望和行政效率，使行政管理走向“法治”轨道。
4.2.2增强社会法制意识，为法治体系的建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法律、理解法治的内涵，从而促进现代化海关法治体系的形成。一是深入企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企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二是组织行政相对人学习海关法律法规，让其知晓海关依法行政的依据、流程、要求，让其更好地理解和监督行政行为。三是充分发挥行政相对人参与海关执法监督和执法救济的作用。重视并欢迎行政相对人通过法律救济对海关执法进行执法监督，纠正海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和改进立法。
4.3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海关“民主治理”现代化
“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现代化海关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理念，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海关应当在体制改革、行政执法、社会活动中落实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拓宽海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
4.3.1必须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一是依法决策。任何决策过程都应遵循国家法律和法规，确保海关各项工作和活动都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进行；二是集体决策。保证决策实体内容的合法合规，避免随意决策、草率决策现象；三是系统决策。要把决策对象、目标、环境放在它所处的大系统中去，确保直属海关决策与总署决策相统一、部门决策与全局决策相统一、眼前决策与长远决策相统一；四是民主决策。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个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反复沟通、实践、修正的过程，实现海关决策的科学、民主、公开和公正。
4.3.2必须坚持人民参与治理的基本原则。一是海关制定重大决策和规范性文件中积极发挥人民参与作用。海关决策要多进行换位思考，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需要什么，其需求是否合理，自身的决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规章的起草要与市场主体多交涉沟通，广泛收集经营企业的真实感受和现实需求，从而使得规则的制定充分体现监管立场和市场需求相协调。二是在海关执法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参与作用。海关行政人员应当充分认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阻止海关行政权力异化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要由过去单纯地接受行政活动支配逐渐转变为行政活动的参与者和依法行政的约束者，成为在事中就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4.4加强队伍建设，推进海关“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现代化海关治理体系相适应，必须建设一支具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海关队伍。着力提升以下十三个方面的能力：①保持廉政能力。海关应，努力保持最高廉政水平；②提高守法水平。海关关员自身执法、守法水平要过硬。③增加透明度。海关法律应以便于工作对象了解的方式公布和提供；④执法标准化。在可能的情况下，海关法律应与国际通行标准相一致；⑤可预见性。海关执法应当以稳定和一致的方式适用；⑥简化程序。海关法律应尽可能简化，确保顺利通关又不制造不必要的负担；⑦有效监管和便利通关。在确保正确实施海关法律的前提下，海关应努力运用风险管理为合法贸易通关提供便利；⑧以客户服务为导向。海关应不断努力向工作对象提供优质服务；⑨最低程度的干涉。海关应实施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稽查制度以发现高风险行为、人群、货物和运输工具，限制海关对贸易供应链的干涉程度；⑩增强责任感。海关应实施透明和简便的行政及司法救济制度，对自身行为负责； 依靠科技。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和通讯技术的运用，提高科技含量；
拓宽合作。海关应努力与有关各方建立合作关系，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海关； 持续改进。海关应制定工作标准，实施合适制度和流程，持续改进各项业务的效率和效益；同时，要实现海关能力建设的目标，充分的政治意愿和强有力的领导，利益攸关方的支持；足够的资源包括充足的资金；运转良好的制度；为海关关员提供合适的薪酬和工作环境以及激励变革的宏观环境是一国海关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前提。
实现海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路径，还是在改革。要“敢”字当头，敢于向旧治理体系的痼疾沉疴开刀；要以“深化改革”为导向着手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并致力于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协同化；要解放思想，凝聚共识，上下一心，形成合力，在新的起点推动中国海关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
注释：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6-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高校治理现代化”正是为顺应这一时代主题在教育领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实行依法治校，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要求，将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环节中，使高校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校的各项管理，发挥法治在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在高校领域是指领导层在长期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种法律逻辑和法律精神的思维模式来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人治”到“法治”不仅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主观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向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高校主体本身对追求平等、遵守规则、维护权利等有着强烈的需求，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或法治方式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径。高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规范办学主体部各项治理行为，维护办学主体与师生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浓郁教育环境，其本质就是要让高校治理行为在法律轨道内，对个性为主体的权责利能做出法律规定，确保高校推进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高校进一步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而现代高校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处理好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协调好学校与师生之间各方的利益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为规范与引领，提升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高校治理现代化不仅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微观方面的师生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和突出治理过程中宏观方面的制度建设。因此，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项体制机制，为维护好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合法权利保驾护航，最终达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化解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中碰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治理结构内部各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保障与畅通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进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大学规章等框架内进行，确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维护，改革的顺利推进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与理念渗透到高校治理实践当中、把法治原则与方法贯穿到高校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逐步形成高校各项事业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治理，切实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制定与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高校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高校内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各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法治困境。
（一）国家法治层面：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与外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传统“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复存在，高校治理逐步从与社会隔离的“自治领地”转化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校治理中，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介入和限制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系统共治以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立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在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在质量上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教育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可诉性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尽管对高等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规范，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活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进行中遇到困难或挫折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适应或者滞后性的事实，必定要求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层面：高校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凝聚大学精神与治校理念的大学章程和具体规章制度，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准则，是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关系以及高校党委、行政、教学、管理等内部关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为高校依法自主k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回答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但纵观这些内部“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地位不够明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规定了制定依据，且在制定依据的表达上各执己见。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错位或者越位现象，影响高校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及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章程的执行力度不够。大学章程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据，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严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学章程条款未能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势必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层面：管理者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体实施主体，又是大学规章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影响高校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水平。换言之，在大学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养高的管理者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会更规范与科学。众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体系内，章程即校内“宪法”，大学校规制定应以学校章程为立法依据，是章程的具体化或细腻化。由于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管理层法律思维或意识不强，混淆大学章程与校规的定义，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规与章程相违背的现象。再者，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较严重，很多高校“轻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主要以领导的文件为主导，而不用法律来表达诉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权威，这对高校依法治校势必产生消极影响，不仅阻碍了高校和谐校园的构建，而且制约了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法治导向下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在大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多重法治困境，制约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运行。笔者结合目前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以法治为导向，从高校外部治理环境、内部章程构建、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环境为基础，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人们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整体增强，但自觉主动去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势必对高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我国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与多元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教整体水平，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必然增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是在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进行的，高校的办学未能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导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比较深远。尽管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与国家法治的整体推进相适应以及不能紧跟教育改革步伐与发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以构建学校内部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把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高校内部，章程即大学之“宪法”，是大学履行各项工作的最高行动纲领，是高校立规建制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响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师生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须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必须把充分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与着力规范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利运行结合起来，凝练成广大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始终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收集来自各方面利益群体的意见，确保师生的意见能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内部作为“宪法”的主体地位，既要确保章程成为建规立制的基本规范依据，又要发挥章程作为“宪法”的规范引领功能，完善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内部办事、议事等各种运行机制，形成以高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科学、统一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
（三）以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为重点，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高校来说，高校构建法治文化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师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灵魂。营造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首先必须从师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养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养作为衡量师生整体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才能让法治成为师生共同自觉践行的生活准则。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高校教师及其管理者应注重平时法律知识的积累，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高校教职工必须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对学生法律知识传授中，不断创新授课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提升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再次，不断优化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师生处在优良的校园法治环境熏陶中，对他们法治文化的培养必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园官网、广播、宣传橱窗等媒介的作用，对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法治课堂或法治宣传日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氛围渗透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陈立鹏，杨阳.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大学章程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4）
[2]唐皇凤.构建法治秩序：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8）
[3]胡丹萍，胡慧远.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教骄[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3）
[4]梁平.迈向现代化的高校治理――《高校现代化治理与运行机制研究》评介[J].山东社会科学，2016（3）
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调表明，更加突出治理目标，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趋于务实的表现。但如果没有内化的政治道德和外在的法治边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流于形式，扭曲变形。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只有实行法治，才能让市场而非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恢复社会活力，促进文化繁荣。只有建立在有限政府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法治是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人治与法治是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分水岭，也是治理水平野蛮化与文明化的分界线。治理要依宪而治。只有依宪治国，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法治是民主的根本保障。要改变人民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悖论局面，就必须通过法治建设，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权利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的实质性权力和权利。
要把法治内化，把法治的外在约束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否则，法治的外化与法治的内化相脱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良治是制度之治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国家若善治，须先有良法。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就是要求应当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
“良法”对立法的要求有五点：一是具有正当价值取向，符合正义、公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秩序、安全等的价值标准；二是民意的汇集和表达；三是立法程序要科学民主；四是立法应符合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五是立法应当具有整体协调性和内在统一性，不能自相矛盾。
善治是良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法学意义上的“善治”，就是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因此善治首先是人民多数人的统治，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善治主要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绝不是人治。
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治权威，强化国家治理的合宪性合法性，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谁都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伍治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积聚，稳定风险增大，迫切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良法侧重静态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目标，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彰显公平、正义、民主、人权、秩序、和谐等共同价值。社会治理体系的良法标准，要求社会治理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健全政府治理机制，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健全社会自治机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健全社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
善治侧重动态的社会治理过程，强调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治理非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善用合作共治方式协调社会关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坚持依法治理，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宣传教育、科技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善用事前处置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让法治成为国民信仰
马一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消除矛盾冲突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为此，应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重点是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使政府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严格依法行政，完善执法程序，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