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5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6－0066－04
收稿日期：2007-01-24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05JG106)
作者简介：赵德利(1955-)，男，山东莱西人，教授，从事文艺民俗美学和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孟改正(1978-)男，陕西周至人，讲师，从事审美教育研究。地方性高等师范院校因其办学条件、科研实力的限制，尤其是学生毕业时的中等师范任教特性，要求地方高师院校必须根据专业性质，因材施教，决不能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和体系的宏大严密。因此，重实践，抓创新，彰特色，是地方高师院校在新世纪高校比拼中创建区别于研究型大学的名牌专业的明智之举。
一、实践教学：化理论为能力和方法
实践性教学是指培养学生的观察感受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将课堂理论通过实践操作转化为动手能力，从而实现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相统一的教学过程。实践性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促进理论知识向能力技能的转化，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与技能，最终达到综合能力的提高。
实践性教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也是一个完整的实践理论体系。它包括课程作业、课程实践、社会调查、各类实习、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内容。学生经过完整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训练，将会成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根据构建实践教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原则和要求，实践性教学应当重视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制定实践性教学大纲和编写辅助教材
实践性教学大纲是对院系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总体规划与要求。它具体体现了大纲制定者对学生应该具有的实践技能的认识，明确规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目标、任务，并按实践项目分层次地规定出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方法、要求及考核办法等。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是要在保证学生扎实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重塑以实践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加强听、说、读、写的基本功训练与考核，以自读、背诵、写作为重点，狠抓检查评估。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教学的验证和展开，在教学中，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和教育的人文性，在理论教学中注重实践性，在实践教学中融汇理论性，使实践教学真正成为理论的支撑和应用的平台。
实践性教学的教材是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检验。编写实践性教材要在实践性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体现课程理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辅导教材要与课程理论教材互为支撑，详细阐述学生应掌握的本专业本课程的知识要点、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和作业。例如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师自编的《写作辅导教程》，就是依据写作教材，针对学生自学自练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将范文讲解与摹写练习、理论知识与思考练习、内容分析与方法习得结合在一起，让学生通过教材可以实践练习，“无师”自通，这样就使实践教学有了依据，教学质量有了标准。
(二)抓好课程理论学习、课程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
课程理论学习、课程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它们在教学活动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有机统一。在教学中，要根据其相关性安排好课程展开的时间顺序。课程理论学习是学生了解掌握本专业本课程的内容和作用，增加感性认识，形成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课程实习是在学习相关课程内容后所做的实践性作业。例如写作课进行的社会采风写作训练，广告CI课进行的市场调查和设计等，都是课程实习必不可少的内容。它有助于学生将课堂所学内容转化为实际动手能力。专业实习也可称作专业初期实习，一般在二年级进行。例如广告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二年级暑期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其目的是使学生加深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具备本专业的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实践和认识基础。毕业实习是学生毕业前进行的综合训练，它要求学生全面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方法和技能，为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岗位预先接轨。
(三)推行背、读、写、听、看和“两字一话”达标活动
针对许多大学生写字难看、错字不断、文理混乱、嘴巴生涩、实习困难等实际情况，在本科生中有针对性地推行背诵诗文、阅读名篇、写作文章和检测钢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的活动，并对考核和评价合格者辅以相应的证书奖励证明，以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和应用能力，胜任日后的教学工作。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自2003年以来，就在本科生中推行以背、读、写、听、看为核心的“211111”系列训练和“两字一话”达标活动。即在校期间，背诵200篇诗文，写作100篇文章，阅读100部名著，听唱100首名歌名曲，看(欣赏)100部影视名片和100幅书画作品，并研究出一套训练、考核与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两字一话”的训练，其中钢笔字、粉笔字，由系内考核，达标者发给证书。普通话须通过国家水平测试。对以上两项未达标者，由系实践教学研究中心专门负责培训、考核和管理，逐人逐项过关。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实践性教学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课程理论的教学，使教学真正落到了实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四)探索三级论文写作的研究性学习模式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教学活动。它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课程内容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围绕此专题，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活动。在高师院校专业课程教改中，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结构，通过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三级科研实践训练程序，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学生参加研究性实践活动，通过收集资料、确定选题、制定提纲、撰写论文等研究性过程，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和获得各种能力，增强创新素质。
二、创新教育：名牌专业建设的旨归
创新教育是以开发人的创造力为宗旨、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综合性教育。创新教育体现素质教育的根本宗旨，承担素质教育的重点任务，反映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创新教育的实施包括教育模式的创新、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方法的创新、教育评价的创新和教育教学制度的创新。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领域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中文专业作为古老的人文学科专业，在理论知识日新月异的21世纪，更应该推崇创新教育，使古老的专业再获活力。
(一)问题意识：创新精神的切入点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敏锐感知和认识，并在心理上形成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意识。问题意识在思维过程和科学创新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创新教育教学活动来说，问题意识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切入点。提出新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去思考老问题，往往会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它标志着科学的真正再生与发展。
更新观念，开发积极理性，摒弃消极理性，培育创新意识。古老的中文学科在经验主义和消极理性的人士眼中，已是一个被前人无数次地开采和发掘过的领域。许多教师成十遍二十遍地教授一门课，只是重复同一教案，把已有的普遍认识视为真理矢志不移，就是一种典型的消极理性的表现。面对消极理性和经验主义，我们显然需要开发积极理性，以积极理性的批判力量，超越习惯，拓展认识的新领域。所谓积极的理性是其“相对于人的习惯而言，是一种对外部世界及对象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能力”。［1］显然，开发积极的理性，对于人文社会学学科(包括中文专业)具有积极的意义，它通过批判已有的认识，能重新校正认识方向，选择新的价值视点，开启新的创造性思维。这种认识，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都具有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认知场价值。
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问题意识的养成，需要一种情境启迪。教师在教学中要精心设计问题情境，恰当地运用问题材料，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参与到问题情境中来，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通过对消极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探索和发现新的认识领域，把学生培养成为敢于创新、勇于挑战的高素质人才。在创设问题情境中，设置具有新异难度的问题，并运用具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唤起学生参与对问题的质疑和索解的心理兴奋和愉悦，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素质教育：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人才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创新是以渊博的知识和综合的能力为基础，以良好的个人整体素质为条件，具有超乎寻常的挑战性和艰巨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对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这正是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素质教育是依据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形成人的健全的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中文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在进行素质教育时，尤其应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人文精神培养为核心，以人文科学知识传授和实践能力训练为手段，以激发人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价值为目的，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可以说，学会做人和培养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和核心。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人文关怀的情怀和健全人格、鲜明个性、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要达到这个目标，在因材施教中必须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从内容上讲，包括科学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科学素质教育旨在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科学素养，开发人的科学思维能力，掌握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目的是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加速社会的发展。而人文素质教育则标举的是一种主体价值尺度，重在培养人文精神，通过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激发人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结合与实行，将会有效克服由于狭窄的教育专门化所造成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分离，改变各专门人才的单一向度的发展倾向。
2．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如果说，人文素质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鲜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人的话，那么，专业教育就是科学素质教育的主要体现，旨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两者的结合，将会更好地把做有益于社会的人与创造财富统一起来。尤其是中文专业具有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独特优势。不仅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中文系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本身就包蕴和渗透着人文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而且教师在专业知识传授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的人文熏陶，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思考作品中的人文思想，可谓既教书又育人，既授业又传道，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中自觉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
3．人文素质教育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素质教育还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从人的素质形成的规律看，理论课程教学活动与实践课程教学活动对人的培育发展各有侧重。一般来说，理论教学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开发学生的符号记忆、逻辑演绎能力，但不及实践教学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特别是个性、社会交往和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创造力的发展。实践性教学以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成为落实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把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实践探索的操作性和创新性相互融合，有机统一，是素质教育中二者良性互动和深入发展的根本保证。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的素质教育就非常看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中文专业中的《写作》、《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三级研究性实践训练、辅修式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以及第二课堂的许多活动(如科技论文大赛)，都成为训练和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好课堂。《写作》教学中鼓励学生仔细观察，深入体验社会和认识自我，从而用文字作自由表达，对现实中的假恶丑等不良现象敢于质疑和批评。《中学语文教学法》中对课堂内容的创意设计、班级工作的人性化管理，可以挖掘学生自我实现的潜能，充分发展个性，培养创造性人才。与专业课相配套，辅修式人文素质教育开设的一些课程，很注重实践活动及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民俗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选修课因“识”利导，带领学生下田野，做庙会和村落的调查，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把理论转化为能力的目的。
三、培养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我国现有高校上千所，各校之间办学竞争异常激烈。作为地方高师院校要想在研究型大学和异军突起的民办高校夹击下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办学特色，使之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以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和边缘性特色赢得竞争中的主动。
高校办学特色是指高校在一定办学思想指导下和长期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优质和富有开创性的个性风貌。特色不是由人闭门造车造出来的。纵观国内外著名大学办学特色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发挥优势，服务社会，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特色意味着独到而先进的办学理念，特色意味着教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特色意味着学科专业的优势和影响力，特色意味着实力。可以说，有特色就会有发展，就会有竞争力，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地方高师院校来说，由于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等限制，创建特色应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加大投入。
(一)办学理念独具特色
办学理念是大学办学的内在规定，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一所大学的理念是这所大学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它决定这所大学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办学理念虽然可以被文字表述出来，但它绝非是一个学校的几个“笔杆子”写出来的，它实则是学校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对办出有本校特色的大学的理性认识，或者说它是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以校风、学风为主要形式的大学精神与独特的公众形象。从这个意义说，办学理念不是在大学内部孤立自生的，而是在与社会的交往与实践中获得其定义内涵的。因此，办学理念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抽象，也不是赶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将自己的办学理念融入时代的文明召唤，并以敢于创新的勇气大胆地进行实践，不断地满足并适应发展着的社会需要才能获得和形成。
地方高师院校是高等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当然应该具备现代大学所共有的基本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但地方高师院校又有别于研究型大学，即它既不是“部办”的重点大学，又非“211”工程的大学，而具有办在地方、地方投资、地方管理的办学特点，这就要求它理应“服务地方”。地方的基础教育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就是地方高校的办学方向。因此，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应优先满足地方需要，坚定不移地为地方教育、生产、管理的第一线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人才。总之，要探索和建设一所具有办学特色的地方高校，应该坚持“人才培养以地方为本，科学研究以地方为源，服务社会以地方为终”的办学理念。
(二)学科研究的特色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办学出特色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的办学特色虽然可以有多样性，如办学思想的特色，学校环境的特色，教学和科研的特色，服务的特色，管理的特色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办学中的学科特色。因为，学科专业教育是高等学校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持续发展的龙头，不仅科学研究的特色取决于学科建设和学科特色，而且教学特色的形成也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持，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特色也与学科建设水平直接相关，不以学科建设和学科特色为核心就失去了高等学校办出特色的意义。因此，抓住学科特色的建设就抓住了办学特色的核心和根本。
地方高师院校在学科研究上应该突出地方性和边缘性特色。研究型大学因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在科学研究上敢于追踪社会和科学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其学科建设具有前瞻性和普遍性价值。与研究型大学相区别，地方高师院校学科建设的重点应该避重就轻，扬长避短，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研究特色，立足高等教育战线，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实践证明，高校根据自己的独特(地域)优势发展某些重点学科，使之成为优势学科，并在自己的优势学科领域为社会发展作出成绩，是大学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切入点。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的学科建设立足陕西，在理论研究上，以文艺、民俗、美学及其民间文化批评为重点，坚持走边缘交叉学科研究的特色之路，使其文艺、民俗理论研究在全国领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中文专业又选择了陕西方言和陕西文学为应用性研究的突破口，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获得2个国家社科项目，3个省级社科项目的资助，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有关陕西方言、陕西文学、关中民间文化的研究论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形成了自己较为鲜明的学科研究与建设的特色。
(三)人才培养的特色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特色是高校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该法为高校人才培养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只要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与本校的历史沿革、学科优势相统一，就可能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面对21世纪高校间的强势竞争，面对现代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综合素质的高要求，地方高师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必须与学校定位、办学理念相一致，严格管理，打好基础，重视实践教学和综合素质的培育。
严格的教学管理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教师是学生的导师，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影响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有为人楷模的教师，才可能有出类拔萃的学生。对教师的人格、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督察，是形成良好教风和学风的重要环节。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人才。从教师备课上课、学生自习作业到各个教学环节的制度规范和严格检查，是人才培养形成特色的基本要求。
打好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高等学校学生学习专业、服务社会必须具备的。无论从创新还是实践的角度讲，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就无法从事其他的一切。从专业人才研究的问题、认知程序、所探求的意义和相互补充性上看，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学生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符合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且以综合为主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一、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内容
无论就初中地理教学内容、表现形式、思维方式特点而言,还是从国外中学地理学科能力培养的发展趋势来看,亦或是从我国现行的初中地理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的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能力培养的要求来看,运用地图能力(当然包括读图能力)是地理学科有别于其他所有学科能力的第一显性特征;综合分析能力、地理预测能力是地理学科能力的重要特征。另外,空间想象能力也是地理学科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1.运用地图能力。地图是按一定数学法则、运用符号系统,概括地将地球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缩小后表示在平面上的图形,没有哪门学科像地理这样与地图牢固结合、密不可分。地理学科研究的对象―――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范围大到整个地球,小到某局部区域。单凭人的肉眼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把如此广阔宏远的世界尽收眼底,即使是一个小局部也不能了解全面,只有通过地图才能一览无余,这就决定了地图能力的重要性。重视地图运用,突出地理的空间性,利用地图教学是地理教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地理教学特殊性之所在。
2.综合分析能力。综合分析指对地理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揭示地理事象的本质特征和分布、发展规律的能力,是地理逻辑思维的一种重要思维形式。分析是把较复杂的地理事物分解成该事物的个别要素、个别属性、个别特点,分析地理事物的形成因素常常采取这种思维形式。综合是把地理事物的个别要素、个别属性或个别特点在头脑里结合起来成为整体,通常分析一个地区的区域地理特征需要综合的思维形式。因此,如果说思维能力是学科能力的核心,而对于地理学而言,综合分析能力是核心的核心。
3.推断和评价能力。地理学科的前瞻性使得预测能力成为地理学科能力特有的内容。但对初中学生而言,主要是对一些地理现象判断、评价和对某些地理原理的推理。因为现实世界中很多地理事物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地质历史时期)发展演变而来的,地理学中很多理论也还停留在推论的水平;加之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地理事物的演变方向和人类行为对其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太阳系的起源、地球板块运动学说、全球变暖的原因等等。地理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推断地理事物的演变过程,预测未来发展方向,评价人类的行为对地理环境的可能影响。因此,推断和评价能力应该成为初中地理学科能力重要内容之一。
4.空间想象能力。空间想象是认识地理事象、解决地理问题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地理想象是地理智力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与时间上极其广阔,地理要素的构成异常复杂,许多地理事物和现象都无法亲身经历过或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对于这些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借助想象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学习地理不能没有空间想象能力。
二、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基本结构
综合来看,地理能力是应用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智能分析解决各种地理问题的能力,是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智能的综合体现。它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地理知能体系。其中，地理知识是地理智能体系的基础;地理技能是地理实践的操作能力。地理能力与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关系密切,不论是“智力”技能还是“操作”技能,在地理能力形成中的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但它并不是地理知识与地理技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学生学习地理知识和地理技能的过程中以及掌握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随着一定地理知识、地理技能的掌握,相应的地理能力也就开始形成与发展。
三、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培养策略
地理学科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地理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评估及测试体系等众多方面。因此学科能力培养应当纳入教学目标设计之中。教学活动中,通过改变地理课堂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改变教学策略,实施形成性评价体系等将地理学科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具体对策如下。
1.构建以培养地理学科能力为主的教学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中学地理教学中对学科能力培养普遍重视不够。对地理能力的理解上,片面地将地图的绘制、仪器的使用等操作技能视为地理能力的全部或主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地理学科对学生智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发展的独特作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培养不同层次、类型的地理学科能力的设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何将学科能力与地理知识系统融合起来,便成为地理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2.运用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科能力需要改变过去以讲解课本知识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应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发展学生的地理学科能力。思维能力是学科能力的核心。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教师都应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放在第一位。例如,在实施探究式教学模式时,教师有意识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典型材料,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以形成概念;同时要培养学生努力探究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使学生在探究多种答案过程中,提高思维的深刻性。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 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 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 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 ）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 ）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 ）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 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 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 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 ）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 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 ）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 ）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 ）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 ）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 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 “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 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 ）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 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 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 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other writtings, 1972—1977, harvester press, 1980,69.
〔2〕e.said."travelling theory", in the word, the textand the critic ,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1991,9.
〔4 〕m. nicolson. "national styles, divergent classif-ication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from the history of frenchand american plant ecology", knowledge and society, 1989,8 , 174(139-186).
〔5〕s.shapin. "the house of experimen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sis, 1988, 79, 373(373 - 404).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一、特色办学的内涵
所谓特色，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独特的征象与标志。对高等学校来说，特色办学是为了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并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独特风貌。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对办学特色有明确的界定：“特色是指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并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影响力。”
二、新建本科院校实行特色办学的必要性
新建本科院校实行特色办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建本科院校是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规模扩招的形势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些学校必须慎重思考由专科到本科、单科向多科转变所带来巨大的挑战。国内外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证明，有特色才有优势，有优势才有实力，有实力才有发展。新建本科院校要想站稳脚跟，赢得主动，获得发展，就必须突破固有的办学劣势与发展瓶颈，树立“以特色求生存、求发展、求效益”的理念，积极主动地谋划和设计特色强校之路。WWW.133229.COm
（二）是凸显竞争优势的客观要求
与许多办学历史悠久、竞争力强大的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本科院校实力相对薄弱，缺乏竞争优势。在此情况下，新建本科院校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办学思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就必将走向末路，甚至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而要扭转这种局势，就只有从学校实际出发，找到自己的特殊优势和潜在优势，办出特色，从而吸引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使特色不断得到强化，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不断积累竞争的力量、优势和资本，这样才能凸显其竞争的优势。
（三）是迎评促建的客观需要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明确规定：评估结论为优秀的学校必须“特色鲜明”，良好的学校必须有特色项目。从指标导向的层面来看，这不仅仅是让参评院校去总结办学特色，更重要的是推动各个学校去创建办学特色，成为有鲜明特色的学校。也就是说，要在教育思想匡正的大前提下，在“明确办学思想”、“准确学校定位”、“推动教学改革”、“落实办学举措”等方面下工夫，把学校办成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校。
（四）是增强服务能力的内在要求
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大部分都属地方政府创办，从学校分布、生源特点、专业方向、毕业去向上看，都反映了地方性。因此，地方性是新建本科院校的共同特点，也是一般的校情之一。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上，应更加突出应用性、服务地方性。地方发展是学校发展的前提，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之间具有互动的制衡关系。新建本科院校必须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建设特色学科和专业，办好特色学科和专业，以强化服务地方的能力来发展自己。
三、新建本科院校特色办学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特色办学理念
高校有了特色的办学理念，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获得相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新建本科院校要想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能力，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并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特色的办学理念，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来取胜。在当前形势下，新建本科院校对办学理念的设计和谋划，既要认真研究本科教育的发展规律，又要秉承历史的、优秀的办学传统，同时还要立足于学校的办学实际，构建具有战略性、指导性的办学思想体系。
（二）建设特色学科专业
新建本科院校首先应对学院原有学科专业、师资结构、教学质量等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确立专业建设的近远期目标，分阶段提出实现目标的工作计划和任务。根据办学层次的提高对培养规格要求的不同，改造传统专业课程结构，使学校形成既有传统特色又具现代生命力的学校特色。其次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体现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地缘特征，办出一批能够支撑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特色学科专业。
（三）重视培养特色师资队伍
特色师资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办学的重要条件。新建本科院校要以组建学科梯
队和培养骨干教师为重点，注重师资队伍结构优化和人才资源整合，建设一支数量达标、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做到增加数量和提高素质结合，重点引进和着力培养结合，学科学术型队伍建设和应用技术型队伍建设结合。另外，学校还应采取各种激励措施，调动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使教师教学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学校拓展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开发新的应用型学科专业，将教师的主体作用将完全凸显出来，促进学校特色建设持久深入地开展。
（四）改进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是特色办学的核心选项，教学有特色，更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越来越取代课堂教学成为高校最重要的教学途径。新建本科院校应从三个方面改进教学方式，实施特色教学策略：首先，创新课堂教学，变传统的“灌输”教学模式为“互动”教学模式；其次，强化实践教学，针对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的现实，积极开辟实践教学新渠道；最后，充分发挥网络教学的作用，网络教学可以解决名师、名课资源供给紧缺的问题，满足学生多样化的知识需求，推动学生个性充分发挥，从而促进特色的形成。
（五）做好特色的内部管理
新建本科院校必须构建科学规范、有特色的内部管理模式，提高综合办学效率、水平和培养质量。特色管理模式包括学校整体管理特色和各个具体管理特色。整体管理特色体现在对学校的定位和办学目标的确定、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及其实现途径的设计等方面；具体管理特色体现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必须遵循五大原则：整分合原则，即整体把握、综合协调；开放封闭原则，即开门办学与关门办学相结合；能级原则，即量才使用、权责分明；动力原则，即合理运用激励手段产生动力；弹性原则，即正确估计、留有余地、不断调整。唯有如此，学校的内部管理特色方会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克服不利于新建本科院校自身发展的因素，贴近地方、融于社会，积极的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开放，不断借鉴其他学校的优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长期的改革、创新过程中逐步形成办学特色。
参考文献：
［1］胡弼成等.特色追求：大学创新之髓［j］.高等教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4，（10）.
［2］阿什比·e.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 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内容 无论就初中地理教学内容、表现形式、思维方式特点而言,还是从国外中学地理学科能力培养的发展趋势来看,亦或是从我国现行的初中地理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的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能力培养的要求来看,运用地图能力(当然包括读图能力)是地理学科有别于其他所有学科能力的第一显性特征;综合分析能力、地理预测能力是地理学科能力的重要特征。另外,空间想象能力也是地理学科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1.1 运用地图能力。地图是按一定数学法则、运用符号系统,概括地将地球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缩小后表示在平面上的图形,没有哪门学科像地理这样与地图牢固结合、密不可分。地理学科研究的对象――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范围大到整个地球,小到某局部区域。单凭人的肉眼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把如此广阔宏远的世界尽收眼底,即使是一个小局部也不能了解全面,只有通过地图才能一览无余,这就决定了地图能力的重要性。重视地图运用,突出地理的空间性,利用地图教学是地理教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地理教学特殊性之所在。
1.2 综合分析能力。综合分析指对地理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揭示地理事象的本质特征和分布、发展规律的能力,是地理逻辑思维的一种重要思维形式。分析是把较复杂的地理事物分解成该事物的个别要素、个别属性、个别特点,分析地理事物的形成因素常常采取这种思维形式。综合是把地理事物的个别要素、个别属性或个别特点在头脑里结合起来成为整体,通常分析一个地区的区域地理特征需要综合的思维形式。因此,如果说思维能力是学科能力的核心,而对于地理学而言,综合分析能力是核心的核心。
1.3 推断和评价能力。地理学科的前瞻性使得预测能力成为地理学科能力特有的内容。但对初中学生而言,主要是对一些地理现象判断、评价和对某些地理原理的推理。因为现实世界中很多地理事物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地质历史时期)发展演变而来的,地理学中很多理论也还停留在推论的水平;加之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地理事物的演变方向和人类行为对其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太阳系的起源、地球板块运动学说、全球变暖的原因等等。地理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推断地理事物的演变过程,预测未来发展方向,评价人类的行为对地理环境的可能影响。因此,推断和评价能力应该成为初中地理学科能力重要内容之一。
1.4 空间想象能力。空间想象是认识地理事象、解决地理问题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地理想象是地理智力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与时间上极其广阔,地理要素的构成异常复杂,许多地理事物和现象都无法亲身经历过或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对于这些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借助想象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学习地理不能没有空间想象能力。
2. 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基本结构 综合地来看,地理能力是应用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智能分析解决各种地理问题的能力,是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和地理智能的综合体现。它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地理知能体系。其中,地理知识是地理智能体系的基础;地理技能是地理实践的操作能力。地理能力与地理知识、地理技能关系密切,不论是“智力”技能还是“操作”技能,在地理能力形成中的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但它并不是地理知识与地理技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学生学习地理知识和地理技能的过程中以及掌握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随着一定地理知识、地理技能的掌握,相应的地理能力也就开始形成与发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没有把地理野外技能(英国)、考察技能(日本)等地理实践能力列入到地理学科能力中,虽然这些地理技能很重要,但其智能成分很少;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等研究能力(美国、德国)属于许多学科共同培养的能力,当属一般能力范畴;实践能力综合性较强,其与创新能力是各个学科共同培养的目标,所以不能将其与上述地理学科能力内容并列。
“学科能力是一种结构”,“具有系统性”。地理学科能力中地理思维能力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层次。“发展和培养思维品质,这是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主要途径。”“所有的学科能力都是以思维能力为基础的”。林崇德教授认为学科能力结构是由学科能力与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深刻性五个方面组成的。由于中学生在各学科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为此,我们将运用地图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推断评价能力四项地理学科能力与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深刻性五项思维品质组成的二十个交结点,变形成了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基本结构。(附表略)
3. 初中地理学科能力的培养策略 地理学科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地理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评估及测试体系等众多方面。因此学科能力培养应当纳入教学目标设计之中。教学活动中,通过改变地理课堂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改变教学策略,实施形成性评价体系等将地理学科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具体对策如下。
3.1 构建以培养地理学科能力为主的教学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中学地理教学中对学科能力培养普遍重视不够。对地理能力的理解上,片面地将地图的绘制、仪器的使用等操作技能视为地理能力的全部或主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地理学科对学生智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发展的独特作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培养不同层次、类型的地理学科能力的设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何将学科能力与地理知识系统融合起来,便成为地理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3.2 运用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科能力需要改变过去以讲解课本知识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应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发展学生的地理学科能力。思维能力是学科能力的核心。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教师都应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放在第一位。例如,在实施探究式教学模式时,教师有意识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典型材料,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以形成概念;同时要培养学生努力探究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使学生在探究多种答案过程中,提高思维的深刻性。
3.3 实施有助于思维品质发展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地理教师要精心设计并不断改进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情感、想象、洞察力和意志等情商因素,激活和驱动认知和实践活力,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好奇求知的强烈欲望,要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和策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发展学生的地理创造思维,启动学生发散思维的内动力,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运用发散思维,发挥超常规的创造能力。其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有关策略有:①打破定势,培养思维的灵活性;②训练求异思维,培养思维的独特性;③及时反思调控,培养思维的批判性;④运用多种思维方法,培养思维的广泛性、深刻性。
3.4 在实践中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若要开拓学生视野,提高思辨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就必须让学生将所学课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生产实际和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英国《国家地理课程》对学生的地理技能和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紧扣“当地”具体情况,将学生身边的“乡土地理”列为重要教学内容。地理活动涉及生活各个领域,丰富多彩,地理教师应积极组织、鼓励学生广泛参与地理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083-03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在科学交流中的广泛应用，不同学科间的纵横交叉与相互渗透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关系的动态发展往往通过知识流动的形式来维系，正是这些动态变化的知识流动促进了学科发展，加强了学科联系，同时也传导着学科变化。另外这些新兴技术越来越完善的理论体系化与应用广泛性逐渐影响着一些传统的专业学科，实现多学科融合，多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成为目前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1]。这一发展结合了传统专业雄厚的知识背景与新兴专业的科学技术优势，实现传统学科与新兴技术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双赢局面。而《土壤地理学》课程正是其中受到影响的学科之一。《土壤地理学》是研究土壤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是土壤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是以土壤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特殊矛盾为对象，研究土壤的形成、分类、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的评价与开发利用以及土壤资源保护的科学[2]。随着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扩张，特别是近年来空间数据的急剧增长，不论是自然地理数据或者社会经济数据都以井喷式的速度涌现出来，能够合理利用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和空间数据可以会为《土壤地理学》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便利。
一、传统土壤地理学概况
1.土壤地理学自身特点。土壤地理学是土壤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土壤形成分类、调查制图、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的评价和开发利用以及土壤资源的保护等，是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和高等农业院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土壤地理学是土壤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以土壤与环境之间的这一特殊矛盾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壤的发生、发展、分异和分布规律，为调控、改造和利用土壤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和综合性[3]。为此土壤地理学自身的特性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基础的土壤学知识，还应该具有一定的空间探索性与属性信息的空间化，而对于土壤属性信息的空间化是传统土壤学所不具备的知识，为此需要学生在掌握好传统土壤信息的基础上应该更好地理解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知识以及地统计学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摆脱纯粹性学习和接收知识的阶段，进入自我学习与探索的过程，为学生以后从事科学与科研工作奠定基础。因此，从土壤地理学自身的特性以及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教学的目标来说，立足于传统土壤学基础上，实现多学科融合，从更全面合理的角度来教授土壤地理学课程是势在必行的，并且反过来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土壤信息的空间化以及土壤发生、发展、分布的规律性。
2.土壤地理学多学科融合的必要性。土壤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础学科有其深厚的学术背景知识，土壤地理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需要在保留原有的土壤学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发挥多学科的优势，使其为科研与学术研究而服务。土壤地理学作为土壤学与自然地理学的边缘学科有其自身的优势所在，为尽可能地发挥其优势并培养全能型的人才，需要学校进行合理的课程设置，并制定合适的、具有应用性的课程目标，从而为社会提供适应性强的人才，为科研院所提供多学科背景知识的学生。目前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应用的广泛性，运用GIS技术来进行数据管理与图形可视化显示，以及运用地统计学知识进行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是土壤地理学自身学科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满足社会和科研院所人才需求的重要选择。由此可见，多学科融合在土壤地理学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其自身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
二、多学科融合对土壤地理学发展的优势
1.GIS技术在土壤地理学中的地位。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主要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把地理数据以一定的格式输入、编辑、存储、更新、显示、制图、综合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处理空间数据的能力，如图形数字化、地理数据的空间分析、地形数据的三维模拟、虚拟场景、地图输出等。地理信息系统这一技术自问世以来，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近几年该技术已经突破地学的范畴，在管理学、交通运输、医学、军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GIS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成熟的理论体系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持，它的数据管理、图形显示、空间分析等知识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土壤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实现土壤图等专题地图的制作与空间显示，从而可以更好地辅助学生对于土壤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从空间角度上理解土壤自然地理特性，同时可以进一步结合不同地理位置的自然条件（气候、植被、地形和母质）来理解土壤属性的空间差异性，进而结合土壤属性的空间异质性和变异性来理解土壤属性空间分布的特性。
2.地统计知识在土壤地理学中的应用。地统计学是以具有空间分布特点的区域化变量理论为基础，研究自然现象的空间变异与空间结构的一门学科。它是针对像矿产、资源、生物群落、地貌等有着特定的地域分布特征而发展的统计学。地统计学的主要理论是法统计学家G.Matheron创立的，经过不断完善和改进，目前已成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实用价值的数学工具[5]。地统计学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可以研究空间分布数据的结构性和随机性、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空间格局与变异，还可以对空间数据进行最优无偏内插，以及模拟空间数据的离散性及波动性。地统计学由分析空间变异与结构的变异函数及其参数和空间局部估计的Kriging（克里格）插值法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目前已在地球物理、地质、生态、土壤等领域应用。土壤地理学作为一门结合自然地理学的学科，而且由于土壤空间属性的存在，结合地统计学的知识对其进行一定的空间探索、模拟与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根据已知的变量进行未知变量的预测和模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力和物力，并能对土壤属性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为此将地统计知识应用到土壤地理学的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具有更多的科研与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从单纯的学习知识上升到自我探索与研究的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3.多学科融合在土壤地理学教程中的优势。土壤地理学因其区域性、综合性的特点，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在土壤地理学的教学中可以先从理论到实践，然后从实践再到探索，再从探索回归理论。首先分析区域文献资料并通过野外观察对成土环境、土壤剖面及其诊断特性、土壤利用进行研究，运用地理比较法和相关分析法，把握区域土壤地理分异规律，绘制区域土壤图，采集土壤标本、分析样品。在此过程中若引用GIS技术与地统计技术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优势：首先利用GIS技术可以管理土壤空间属性数据，并且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数据资料生成不同的专题地图，以此来辅助对区域土壤地理分异规律的研究。其次，借助于GIS软件可以有助于学生根据实地调查资料绘制区域土壤图，以此来形成土壤属性分布空间上的概念，从而加深对于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的理解和应用。第三，借助于地统计知识可以使学生独立思考土壤属性空间分布规律的原因，并结合已知观测点来预测未知区域的土壤属性，同时可以进一步分析土壤属性空间分布具有变异性和异质性的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若基于多学科融合的知识进行土壤地理学的教授课程可以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形象地理解土壤地理分布规律，并且增强其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从而为社会输送适应性强的人才，为科研单位培养具有创新性和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
三、土壤地理学研究性教学理论方法
1.传统土壤地理学教学理论方法。传统土壤地理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以教师的讲述为主，简单地辅以地图挂图和多媒体资料介绍，不能有效帮助学生建立土壤地理空间概念和深入理解土壤的发生、发展、分异和分布规律，学习往往流于机械性记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壤地理的教学质量与效果。有鉴于此，应用研究性学习理论方法，进行土壤地理教学改革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基于GIS的应用性土壤地理学教学方法探讨。GIS技术主要的优势是可以呈现土壤属性资源的空间特征，借助于深厚的土壤学背景与一定的自然地理资源可以帮助学生方便地制作出不同的土壤属性专题地图，实现土壤属性的空间图形化。为此在此教学过程中主要注重学生的软件操作与地理信息知识的学习过程。目前在GIS行业中可以应用的软件较多，主要为ArcMAP，MAPGIS，SurperMAP等，鉴于目前应用较多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建议在课程中选择ESRI公司的ArcGIS软件，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基本的地理信息技术，掌握基本的空间数据的编辑与专题地形图的制作。因此可以以某一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一个区域进行土壤自然特征属性的调研，并通过所拥有的土壤背景知识以及自然地理资料进行区域土壤类型的诊断，然后画出粗略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土壤类型图，然后通过GIS软件转绘，通过进行坐标的校正以及文件的编辑，制作专题地图，从而实现土壤属性专题地图的掌握。这一案例的实现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GIS软件的基本操作以及在土壤地理学方面的应用，同时可以使学生掌握多背景知识，通过探索GIS软件的其他功能来辅助土壤地理学课程的学习。
3.基于地统计学的科研性土壤地理学教学方法探讨。地统计学的主要用途是研究对象空间相关结构（或空间变异结构）的探测以及变量值的估计和模拟。由于土壤属性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变异性，会受到自然地理位置以及周围景观特征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特征。为此在进行土壤地理学的土壤属性的研究时可以根据已知观测点的数据资料来完成未知点的预测和模拟以及土壤属性之间关系的探索。运用地统计学进行空间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即数据探索性分析，空间连续性的量化模型，未知点属性值的估计，对未知点局部及空间整体不确定性的预测。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地理信息技术之后，可以实现基本的地统计知识的探索以及简单模型的构建，通过地统计模型的模拟与预测实现简单的土壤属性专题地图的制作。这一学习过程的掌握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土壤属性整体空间特征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实现根据自己的需求完成土壤属性的预测和模拟，从而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探索与学习过程。
4.多学科融合对土壤地理学教学的影响。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能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培养良好的发散性思维，并且能够做到学以致用，使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以后的科研或者工作中，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而本文关于土壤地理学的教学探讨在基于基础的土壤知识不变的前提下，结合最新最先进的GIS技术在土壤地理学中的应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关于新兴技术在自身专业中的应用，同时结合地统计学知识在土壤地理学中的应用，发挥学生独立学习、思考与创新的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本课程的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1）以学生为主，重视学生的独立性。实现多学科融合之后的土壤地理学，不再是单纯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是集动手、思考与创新于一体的新兴教学模式，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每个学生的最大特点，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进行探索，同时该课程也不仅仅局限于一方面，而是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与提供多种教学平台，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与喜好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动手能力操作性强可以注重在GIS软件方向的发展，如果对于科研知识感兴趣，可以在地统计学基础的前提下进一步进行探索与研究。
（2）多种模式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课程改变了以前只是老师单纯教授的模式，重新融合了多种案例在课程中，既可以从野外土壤属性调查中学习怎样在实践中进行课程的学习，也可以通过课堂上软件的操作实现通过GIS软件来制作专题地图，还可以通过多种案例来发挥学生独立思考、创新的意识。在此种模式下让学生所学的知识不单纯是为了应付课程考试或者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是尽可能地扩大了知识的应用面，让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思考与学习，可以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多地选择自己以后要从事的方向以及发展规划。
四、结束语
经过多学科融合之后的土壤地理学不再是传统的、一味灌输的教学模式，结合了野外实习调查、室内软件操作以及案例分析等特征，帮助学生从多方面来掌握土壤地理学的基础知识。优化了土壤地理教学过程，提高了学生对土壤地理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土壤地理信息，应用信息解决土壤地理问题，提高其地理信息素养，同时加强学生对土壤地理中空间概念的感知，加深了学生对土壤的发生、发展、分异和分布规律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等地理核心能力，值得在土壤地理教学领域推广。同时将目前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的地理信息技术以及地统计学的知识运用到土壤地理学的课堂中，充分发挥学生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培养多元化、创新型的人才，为社会和科研单位输送更多合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丁子涵，王芹，蒋卫荣.从引文分析看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融合[J].档案学通讯，2012，（2）：25-29.
[2]张芳.《土壤地理学》教学中的拓展与探索[J].科教纵横，2012，（6）：209.
[3]张甘霖，史学正，龚子同.中国土壤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土壤学报.2008，45（5）：792-80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2-0055-03
办学特色指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形成和发展的，在价值取向、办学理念、办学目标、人才培养方式、学科专业建设与科学研究、管理机制、教育风格等各个方面表现出的一系列相对持久稳定的特性[1]。办学特色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独特性、稳定性、社会性、整体性、发展性以及创新性等。办学特色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特色、课程设置与课程建设特色、学科特色、办学层次特色、办学类型特色、校园文化特色、大学精神特色等。办好地方本科院校，把地方本科院校办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高校，在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本科院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建设好地方本科院校，不仅仅关系着地方本科院校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关乎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出各行各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特色求发展，是地方本科院校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
一、地方本科院校办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以特色求发展，以特色求效益”已成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共识。然而，一些地方本科院校的特色建设仅仅是形式，很少有实质性内容，存在明显的去特色化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目标定位趋同
大学发展目标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大学发展所要达到的数量、质量、规模、速度以及内部结构和比例关系的综合指标体系[2]。目标的选择是打造大学办学特色的前提。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的具有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关系到把学校办成什么样和如何办的重大战略问题。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目标的定位，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确定，不宜绝对一概而论。但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在目标定位上，不顾自身的实际，一味追求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盲目追求学校的升格，都希望将学校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甚至一些刚刚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也想把自己办成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这样，学校的目标定位被模糊，学校之间职能的特殊性被抹掉了。这必然导致学校之间目标定位的趋同，学校的发展缺乏特色，影响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学科专业建设雷同
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利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立足于学校原有的基础和实力，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其做大做强。但与重点大学相比较，一些地方本科院校的重点学科数量偏少，且许多学科也往往偏重于传统的文理学科，并与重点大学趋同，没有什么特色，如学科缺乏交叉能力，大都缺乏学科领军人物；学术成果分散，难以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奖；教师比较注重，重大应用性课题较少，科研经费偏少，社会服务能力不强。另外，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布局或者专业设置方面重点关注成本小、见效快的学科专业，至于学生的就业问题与学科布局或者专业设置的关联度则考虑较少。这就导致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专业与部属院校没有什么差别，造成学校办学特色的缺失，影响了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社会服务单一化
地方本科院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一般位于省会以外的地（县）级城市。地方本科院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它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但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单一化问题。例如，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并没有把自己的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没有真正形成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格局。有的地方本科院校甚至把科研方向定位于与研究型大学看齐，形成地方本科院校与研究型大学盲目竞争的局面，而不是基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资源优势与瓶颈制约来确定自己的科研主攻方向。其结果是学校的发展没有特色，影响了地方本科院校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四）校园文化缺少个性
校园文化指的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氛围，它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等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但一些地方本科院校重点关注的是将学校变成万人高校，希望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本科学院则要申硕申博。而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存在片面性，对校园文化的内涵不清楚，认为搞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校园文化；存在盲目性，照搬研究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人云亦云，盲目追随，没有自己的特色；存在形式主义现象，校园文化建设追潮流、赶时髦十分明显；存在较强的功利性，校园文化品位较低；对文化的认识比较肤浅，没有对校园文化进行规划、研究、挖掘，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结果是校园文化建设没有个性，影响了学校的文化品位和办学特色。
二、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建设的战略选择
针对学校特色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本科院校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目标定位，认真抓好学科专业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构建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以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一）科学定位，确立自身的办学特色
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认识科学定位的重要性，认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抓住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科学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合理确定自身的办学层次，主动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如云南工业大学的定位目标是：到20世纪末，规模有较大发展，学科设置更趋合理，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使学校成为一所管理科学规范、教学质量上台阶、科学研究上水平、办学效益较高的大学，进入地方工科院校的先进行列[3]。地方本科院校要科学定位，注重学校的特色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地方本科院校在设计办学理念时，既要秉承学校优秀的办学传统，同时又要与时俱进，立足于学校的办学实际，注意吸收中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的办学理念，进而形成学校的优势或特色。二是要科学设置学校的目标定位。地方本科院校要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决策和创新性思考，从总体上确定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或将要处于的位置；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学校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使学校的目标定位既体现前瞻性，又体现出可行性。三是要明确自身的办学类型定位。目前，我国高校主要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高职高专院校四种类型。地方本科院校要将教学型大学或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的办学类型定位。注重自身的办学特色建设，做好学校发展的目标定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发挥着不同作用，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学校类型定位上应重点考虑地方的特点和需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类合格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形成办学特色的核心
创建有特色的学科或专业是地方本科院校体现办学特色、增强办学实力的最现实的选择。由于资源有限，地方本科院校应根据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结合自身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使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经过更新、改造、调整和补充，形成自身的学科特点，发展自己的特色专业，使某些领域在人才培养、科技开发上具有国内外大学不可替代的优势，从而提升学校的品牌或特色。如湖南省的株洲工学院，建校20多年来学科建设始终以包装特色为龙头，同时不断开发新兴包装科技，使自己成了全国唯―一所以包装特色闻名的地方本科院校[4]。地方本科院校为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形成办学特色的核心，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学科专业建设要有现实性。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必须立足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的新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联动调整，使学科专业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二是学科专业建设要有针对性。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要考虑学校资源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实力，利用区域的地缘优势，注意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逐步完善学科专业建设，逐渐形成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切忌脱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校的实际去盲目追求热门学科专业。三是学科专业建设要有独特性。在学科专业特色建设的创建中，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注意凸显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特别是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新形势下，学科专业特色的建设必将成为学校的“品牌”，会影响学校的整体发展，也将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
（三）服务地方，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地方本科院校必须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立足区域，辐射周边区域或某些特定区域，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主，注意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获得地方较多的资源支持，提升学校的办学实力。如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结合自身“师范性”和“地方性”的办学实际，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注重培养优秀的小学师资，占领小学师资市场；另一方面也注重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从而形成了其人才培养的特色[5]。地方本科院校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学校要把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作为首要任务。地方本科院校要坚持区域产学研结合，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通过向地方输送各种人才和提供各类服务，取得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与地方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建立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从而不断发展自己。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实现校企合作的良性互动，共享多赢。地方本科院校一方面应分析自己的优劣势，派出部分教师到地方、到企业培养锻炼，提高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主动走出去与企业实施对接合作，克服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困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办学效益。另一方面，学校也要请企业参与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地方科研机构合作，更深层次地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的联合攻关以及成果转化，把地方、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请进来，为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出谋划策。三是整合资源，加强基地建设，探索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地方本科院校要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通过成立科技中心，服务中小企业，共建研发机构，依托大学科技园有效孵化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建立校企合作战略联盟等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推广高新实用技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求实创新，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以其特有的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师生员工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受到影响，实现着对人的个性品质的塑造[6]。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特色创建中必须营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如浙江海洋学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视对学院文化特色的发掘、提炼和创新、发展。把“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校训精神内涵真正体现到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中，体现到海院人的办学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环境面貌中，形成海院文化建设的鲜明特征。同时，努力创建校园文化品牌，实施包括大学生文明修身承诺活动、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青年博士教授论坛、大学生讲堂、“蓝色之路”文化艺术活动、海岛野外生存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在内的校园文化精品活动计划。进一步构建凸显海院特色的形象识别系统，通过视觉识别、行为识别、理念识别的精心策划和执着实践，不断完善海院文化形象的塑造，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凸显学校的文化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创新。只有创新，其校园文化才能永远充满活力。具体做法是：一是要凝练自身的文化特色。地方本科院校要善于从历史沿革中归纳出自身独特的校园文化内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除了要继承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外，还要积极吸收其他高校的优秀文化，并在互动中相互吸取其精华，不断提升学校校园文化的内涵，使校园文化更具鲜明的个性特征。二是注重对校园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在校园文化特色的建设中，地方本科院校要注重师生员工对校园文化特色的认同和理解，进而将其转化为师生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要激励师生员工继承和弘扬学校的优良传统，使校园文化特色以他们为载体不断传承下去。这样，其独特的校园文化才永远具备顽强的生命力。三是注重与地域文化相融合。地方本科院校大多建在地级市，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规划校园文化建设时，地方本科院校要充分考虑地域文化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方本科院校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校园文化特色上。因此，注重与地域文化相融合，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是地方本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徐斯亮.略论高校办学特色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
2001，（6）.
[2]李化树.论大学办学特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
（2）.
[3]朱复谦，李桂峰等.部分省市一些大学办学目标定位的
分析与研究[J].广西高教研究，2000，（5）.
[4]樊彩萍.地方院校发展策略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
2004，（1）.
[5]詹小平，刘鸿翔等.新升格地方高师院校的定位与发展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个案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分类号 G251.6
The Role Analysis of Subject Librarian in th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Mu Xiangyang， Hong Yue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its main links were deeply discussed by this paper. It also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nd subject librarians. Tak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research data as the main line， each part of the work contents and ways of librarian were deeply discussed. The paper tri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ubject librarians in their actual work.
Keywords Subject librarian. Research data. Role analysis.
E-science环境使得原有的科研范式发生了悄悄的改变，以数据密集型为基础进行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手段，使得科研工作能够更好地管理以及利用数据。数据管理已经成为图书馆非常重要的服务内容，而承担这部分工作的将主要是学科馆员。早在2008年，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便提出了学科馆员2.0概念[1]。学科馆员2.0主要体现为服务的主动性，科研活动整个流程的参与性以及与专职科研人员更好的协作等。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在A Special Issue on Liaison Librarian Roles上全面探讨了学科馆员的未来发展方向[2]。在新的服务内容面前，学科馆员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科研数据管理涉及到众多学科，从数据流的角度来看不同学科的科研数据管理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学科馆员的数据管理服务应该包含不同的管理及工作模式。因而有必要对数据管理的整个数据流所包含的不同环节，以及学科馆员在各个环节中的参与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1 科研数据管理的定义
科研数据是指数字形式的研究数据，包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并存储于计算机上的任何数据[3]。从存储形式上，包括文本型、数值型以及多媒体型等。科研数据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科研数据是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客观性以及档案文件价值，比如，遥感勘测数据、实验数据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的科研数据稍纵即逝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保存将造成极大损失;（2）科研数据作为第一手科研资料具有可重复利用的特点，从而有助于科学质疑公开以及节约研究成本等;（3）科研数据能够更好地支持大数据分析，通过深度数据挖掘更好地支持学术创新;（4）科研数据本身具有建构性特点，也就是说科研数据在整体上属于一个自组织的有机体系，它们以建构性特质体现人类知识的整体性。正是科研数据具有如上一些特点，其重要价值已经引起学界充分关注。图书馆作为信息与知识服务机构，也已经将数据管理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服务内容。比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在科研数据管理方面一直是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的领导者[4]。
科研数据管理可以被看作是围绕着科研数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活动，围绕各个环节会产生不同的服务方式。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网（ANDS）认为，科研数据管理包括以下八个过程：创建、存储、描述、鉴别、注册、发现、获取、开发[5]，每个阶段都会涉及相应的服务形式。科研数据管理对于图书馆来说是一种科研过程参与性以及融入性都很高的服务方式，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管理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科研数据管理也对学科馆员的个人知识结构以及综合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学科馆员的创造性价值，如何与学科馆员个人的发展相结合起来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科研数据整个生命周期体现的信息流环节入手，在每个环节探讨学科馆员的参与方式，可以使学科馆员在数据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具体，也可以使学科馆员在科研活动中的分工更加明确。
2 科研数据数据流
科研数据构成了一类特殊的建构性信息资源，具有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基本结构，但是也有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特征。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不同学科其科研数据在信息流上也体现出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要求学科馆员必须了解自己所服务学科的特点。比如社科类科研数据无论从资源的获取上，以及资源的鉴别上都区别于自然科学类科研数据，因而决定了不同学科的学科馆员在服务角色上的差异，有些学科其学科馆员的科研参与性将更强，而有的学科其学科馆员的参与性则相对较弱。因而有必要从科研数据的信息流不同环节入手，有分别地探讨学科馆员的参与方式。科研数据整个信息流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科研数据的信息流
（1）科研数据的采集。是指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获得数据的过程。比如直接采集科研过程中形成的数据，或直接从观测仪器中获取相应数据等。科研数据也可以来源于非数字资源的数字化等过程。学科、环境、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数据采集的方法以及手段上存在很大不同。
（2）科研数据的鉴别。科研数据因为具有档案价值，而且能够被不同研究反复使用，所以其学术权威性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对其存储之前，必须要进行科学地鉴别，以保证科研数据资源集的客观性以及内在统一性。
（3）揭示与描述。经过鉴别的科研数据要被充分揭示，从而获取科研数据资源的内在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应的元数据进行描述。经过这一环节，科研数据便可以保存到相应的存储设备上。
（4）存储。经过揭示与描述处理后，便可以将科研数据存储起来供用户使用。由于科研数据具有可重复操作的特征，因而应该选用相应的数据存储格式以保证数据的可重用性及易用性。另外，数据的存储还应该注意与其他相关数据格式间的关系，以便于对整个数据集进行大数据分析等。
（5）利用。科研数据的利用，主要是指从整个数据集中检索出数据供用户使用的过程。另外，也包括图书馆自身的研究工作对科研数据的使用等。
（6）剔除。科研数据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同样会涉及到信息老化问题。比如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于同一现象的观测数据越来越精确，那么更精确的数据将取代原有的数据从而造成了老化资源的剔除等。
3 科研数据管理与学科馆员
3.1 科研数据管理的特征
科研数据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管理活动，它涉及到科研数据从产生到最后被剔除的整个过程。从上文的科研数据信息流来看，其具体环节跟一般的图书馆信息流也存在很大不同，比如对科研数据进行鉴别这一环节是其他信息流所不具备的。另外，科研数据学科性质上的差异，也造成了管理方法、手段以及服务形式上的差异。科研数据管理所具有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科研数据管理要求馆员具有更多的参与性以及相应的学科背景知识。科研数据管理要求馆员能够具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从而以自身完备的知识结构更深入地参与到相关的科研工作之中。学科馆员将会成为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无缝地参与到科研数据信息流的整个过程，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科研数据管理具体方法、手段受到学科性质的影响。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科研数据上的差异。无论从科研数据的采集上还是管理方法以及数据的老化规律上，理工类科研数据都明显不同于社会科学类科研数据，因而科研数据的具体管理模式受到学科性质的影响。
（3）科研数据管理是跨界管理、动态管理以及嵌入管理的结合。科研数据管理并不属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范畴，另外它还涉及到不同组织之间的深入合作，它是一种跨界服务。学科馆员应该更好地嵌入到科研团队以及用户之中，它也是一种嵌入式服务。另外，科研数据管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服务还呈现连续性与动态性等特征。
（4）科研数据管理需要维护数据宏观层面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客观性等。科研数据作为一种具有档案价值的信息资源，其价值及学术权威性来源于数据的客观性及可重用性等特征，而作为学术质疑的最后评判，科研数据应该保证其自身的内在统一性及客观性。这需要学科馆员具有相关的知识背景以及敏锐的眼光，能够对科研数据进行科学鉴定。
3.2 学科馆员与科研数据管理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几点特征上看，科研数据管理与学科馆员之间具有十分自然而紧密的关系。学科馆员无疑将成为科研数据管理的主要力量。科研数据信息流整个过程所包含的诸多环节，学科馆员都可以参与其中，在某些环节学科馆员将成为最主要的角色。凭借图书馆拥有的资源优势，学科馆员完全可以提供深度知识产品，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的水平。学科馆员与科研数据管理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如下几点：（1）科研数据管理拓展了学科馆员的服务边界，使学科馆员从单纯的服务型向服务与科研相结合的类型转变，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科馆员的个人发展。（2）科研数据管理的具体模式会因学科性质不同而不同，所以必须要求管理人员具有相应的学科知识背景。学科馆员应专注于所服务的具体学科，在知识结构上要能够满足科研数据管理的要求。（3）科研数据管理能够使学科馆员的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科研过程的深入参与使得学科馆员能够将工作与个人发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为其提供更好的智力创新机会。（4）除参与到科研数据管理信息流的整个过程，学科馆员还可以提供大量的辅助，比如通过技术支持、活动组织以及相关内容培训等保证科研数据管理的顺利展开。
科研数据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涉及到众多的服务形式。以科研数据信息流为主线，从学科馆员的视角出发，能够更好地定位学科馆员的角色，也能够更好地将科研数据管理与学科馆员的个人成长结合起来。
4 学科馆员在数据管理中的具体角色
科研数据信息流所包含的各个环节涉及到不同的管理工作，学科馆员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具体的科研工作之中，从而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性劳动。每个环节涉及到的工作内容不同，有必要针对不同的信息流环节进行讨论，明确学科馆员在不同环节中的具体角色。
4.1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采集中的角色
科研数据的采集是指从信息源直接获取数据的过程，数据的获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通过实验或者仪器进行观察而得到的科研数据;（2）通过已有文献的分析、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得的数据;（3）主要对已有非数字化数据资源的数字化。学科性质的差异决定了数据获取方式上的差异，第一种通过实验或仪器观测获取科研数据的方式主要存在于理工学科。这种科研数据获取方式中，由于专业性较强以及设备操作需要专门的知识等原因，学科馆员的参与性相对较低，其主要工作在于跟科研人员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准确地将科研数据保存起来，分担科研人员存储数据的工作。第二种方式主要存在于社会以及人文学科之中，相对于第一种方式来说，学科馆员在这些学科的数据采集工作中参与性相对较强，可直接参与到相关数据的获取工作。比如，采集某一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群体的相关数据，制定数据采集计划后，学科馆员完全可以与相关科研人员协同起来，分头进行数据采集任务。由于历史类数据主要通过相关历史文献等渠道获取，学科馆员便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进行相关的文献分析，从而得到所需的研究数据。学科馆员也可以参与问卷调查等数据获取工作。数据获取以后，学科馆员还应该负责数据的格式转换、汇总等操作，将分散的数据集中起来统一存储。第三种方式也是学科馆员进行数据采集的重要方式，将图书馆馆藏的非数字化数据转换为数字化存储，是充分挖掘馆藏资源的重要手段，可以将这部分转化后的数据直接提供给用户使用。
4.2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鉴定中的角色
科研数据从采集到存储的过程必须要经过鉴定，这是由这种资源的固有特点决定的，因为科研数据是客观实在的定量反映，具有极强的客观性，从而也决定了其数据集在宏观层面的逻辑统一性。现实中的科研数据是良莠不齐的，如果不对其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将会造成资源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因而在科研数据资源进入存储之前，需要具有相关数据管理经验的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鉴定。学科馆员既具有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又具有数据管理的工作经验，科研数据的鉴定自然成为了学科馆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数据鉴定也对学科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科馆员需要从宏观层面了解科研数据资源的整体情况，需要具有敏锐的职业眼光对科研数据的真伪以及优劣进行判断。在E-science时代，学科馆员的跨学科优势将更为重要，在嵌入科研的过程中学科馆员的分工也更加明确、深入。
4.3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揭示与描述中的角色
对经过鉴定的科研数据进行保存，还需要揭示与描述这一环节。所谓科研数据的揭示是指对科研数据进行充分的分析，从而获取其内容特征。然后，通过与之相适应的元数据进行描述。对于传统文献资源的内容揭示，馆员可以进行直接的阅读与分析，但科研数据的特点使得其内容揭示更加困难，客观上要求学科馆员能够熟练掌握相应学科的数据分析软件，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相对间接地获取资源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对资源进行元数据描述。科研数据的元数据描述既要考虑资源本身的特征，还要考虑标准之间的统一问题。学科馆员要比较全面地跟踪整个科研数据的生命周期，以准确揭示资源特征，并合理地对资源进行元数据描述。
4.4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存储中的角色
科研数据存储给学科馆员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内容，这些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科研数据存储格式的转换。科研数据的存储与其他资源不同，不仅要注重对数据本身的保存，还要注重数据的可重用性，这就要求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一定的格式转换，使那些不能够被直接利用的数据转变为能够被相关软件直接处理的数据。第二，科研数据的逻辑存储结构设计。科研数据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它绝对不会像图书类文献那样存在众多副本。同一学科的不同科研数据，代表了这个学科在不同方向上取得的定量描述结果，这些科研数据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完全可以利用其内在的逻辑性对科研数据进行存储，比如某一学科的科研数据的树形逻辑存储结构等。第三，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从资源建设的角度来说，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不仅旨在满足当代人的科研需求，还能够向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以及可供其直接使用的数据。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除了赋予资源以相应的档案价值外，还赋予了资源可用性价值，对于未来的科学研究来说，这部分资源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要科研数据的保存工作可能成为学科馆员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
4.5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利用中的角色
在科研数据的利用过程中，学科馆员主要提供科研数据的检索服务，即为相应的科研人员快速地检索出可供其直接使用的科研数据。学科馆员也可以对科研过程进行跟踪，从而主动为科研人员提供所需数据。比如科研项目开始之前，主动为其搜集相关的历史科研数据供其参考，在科研过程中还可以适时地将新产生的科研数据搜集起来，并对其进行处理以及存储，作为新的资源。
学科馆员掌握着最全面的科研数据，相对于专职科研人员来说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使得学科馆员的工作从辅的转变为主动性的，也就是说学科馆员可以从事基于科研数据的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比如，学科馆员利用相关工具对某一学科的科研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得出重要的科研结果等。从这一点上看，科研数据对于学科馆员来说，提供的是全新的机遇，它给学科馆员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4.6 学科馆员在科研数据剔除中的角色
科研数据有着自身的生命周期，当其使用价值不复存在，或者已经被更精确的科研数据所取代时，那么它就完成了科研数据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不过考虑到科研数据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其剔除工作并非那么容易。旧数据的剔除意味着新数据的引入，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信息资源，因为对于科研数据来说没有新的替代资源，旧的数据一般并不具有退出科研舞台的必要，而新旧数据的转换往往会涉及到整个资源存储逻辑的调整。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学科馆员这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进行替换、调整等操作，才能维持资源整体的内在一致性。
以上以科研数据的生命周期为主线，探讨了学科馆员在其不同环节中的具体角色。可以看出科研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其管理活动既需要相应的知识背景，又需要图书馆相关服务的工作经验，这一点使得学科馆员与科研数据管理之间具有十分自然的联系，科研数据管理将会成为最能体现学科馆员个人价值的工作之一。科研数据管理虽然在宏观上包括上述相同的环节，但是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之中科研数据的管理活动会因学科性质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体现学科馆员工作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同时也为学科馆员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创新空间。
5 学科馆员知识结构要求及个人发展
可以看出，科研数据管理以全新的工作内容与方式，给学科馆员原有的更倾向于辅以及机械性的工作赋予了更多的建构性特征。对于学科馆员来说，科研数据管理意味着某种契机以及创新空间，学科馆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通过科研数据管理嵌入到相应的创造性工作之中，这种嵌入性工作将具有更为明确的定位，在这里学科馆员因为跨领域的知识结构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比如，学科馆员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对某一领域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得出重要的科研成果等，这样的工作使学科馆员具有独立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机会。从某些方面来说，对于学科馆员的个人发展来说，这一转变是本质性的。
女子本科院校的特色学科建设，应立足地方，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结合本校传统和办学实际打造优势学科，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女子本科院校承担着培养应用型女性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本地区提供智力支持等职能，因此必须以本地支柱产业和资源优势为依托，建立并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特色优势学科，培育和发展自身的品牌，这也是学校进一步办出特色和提高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在学科设置上，女子本科院校应体现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掘利用地方特有的办学资源，立足于区域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1.2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校在对学科建设进行投入时，如果采用平均投入、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就容易造成各学科齐头并进、发展均相对缓慢的结果。目前，高校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教学科研水平的竞争，也就是学科专业建设的竞争。女子本科院校必须突出重点，在优势、特色学科上有所侧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的思想，凸显学科优势和特色，努力培育特色学科群，并以此带动学校整体学科建设。
1.3准确定位，差异发展，凸显女校特色
女子本科院校要想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凸显自身优势，集中优势资源建设特色学科，采取错位竞争策略，实现差异化发展。差异化发展就是指学校在学科建设时，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和特色，求异存同，关键是发掘异质和特质，并做大做强，引领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错位竞争就是在学科方向进一步细化和细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在人才培养、构建学科平台、学术研究等方面加强针对性，并在资源配置上有所侧重，促进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女子本科院校在学科设置上要充分体现女校特色，只有在“女”字上做文章，才能在我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特色学科建设首先要有科学的定位，女校的学科设置既要与男女混合院校的学科设置有所区别，女校与女校之间的学科设置也要有所不同，各具自身特色。
二、女子本科院校特色学科建设的措施和途径
2.1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学科发展规划
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各项工作的核心，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而言是首要问题。一般来说，学科发展规划以大力发展重点学科、优先发展特色学科、适度发展一般学科为原则。高校应以校级重点学科为支撑，以省级、国家级重点学科为龙头，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特色学科，并提高学科整体水平。我国现有女子本科院校设有汉语言文学、艺术设计、学前教育、社会工作、英语、音乐表演、旅游管理、会计学等20多个本科专业，涉及法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这些女子本科院校紧紧围绕“女”字做文章，始终坚持以女性教育与女性文化研究为龙头，以促进女性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为根本，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在女性教育与文化、女性礼仪与家政、女性心理与健康等领域形成了突出的学科优势。
2.2加大学科带头人培育力度，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特色学科团队
师资队伍是支撑特色学科大厦的人才保证，进行特色学科建设必须依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女子本科院校今后应更加注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构建一支业务素质高、结构合理、形成梯队的学科团队。一方面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特别是千方百计地引进和培养重点学科、特色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注意避免教师“单兵作战”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现有师资队伍的培养，尤其注重青年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通过老教师的传、帮、带以及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培训、进修和各类学术活动，引导青年教师逐步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湖南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等新建女子本科院校近年来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加大了人才的内培外引力度，引进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教授、博士，特别是加大了女性学、家政学、现代礼仪和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引进力度，这些特色学科的师资队伍结构得到不断完善，师资队伍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3凝练特色学科研究方向，打造女子高校学术特色
学科方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新建女子本科院校在学科设置上，往往存在着各学科之间缺乏交叉关联性，力量被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所承担项目散而小，经费短缺，无后续研究，现有研究呈零敲碎打、散兵作战的状态，没有抱团合作精神的问题。因此，女子本科院校在特色学科的选取与组建时应充分考虑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关联性，努力将教师个人的分散的研究方向统一整合为学科研究方向，集中科研力量进行集体攻关，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同时，在整合学科研究方向时，应尽量体现女校特色，坚持以女性教育与女性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力争使科研成果也能充分体现女校特色。例如，湖南女子学院现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企业管理两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还有设计艺术学、旅游管理、社会学等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其中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东西方女性文学与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的比较研究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中华女子学院在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国妇女人权研究、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科研成就。山东女子学院在性别平等理论研究、齐鲁文化与山东女性发展、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2.4坚持学科、专业、课程建设三结合，培养特色女性人才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三大基本建设，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学科建设是龙头，专业建设是依托，课程建设是基础。女子本科院校坚持走“学科、专业、课程建设三结合，培育和发展特色学科”的学科建设之路，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研究和遵循女性成才规律，大力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积极推进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以省级、校级重点建设学科为龙头,开设了汉语言文学、艺术设计、学前教育、社会工作、英语、音乐表演、旅游管理、会计学等20多个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既适应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女校特色。同时，这些学校还根据女大学生的自身优势和身心特点，开设了女性经济学、女性心理学、女性与社会、女性与法律、现代礼仪、家庭生活科学、女子形体学、插花与茶道、手工编织、女性职业形象设计等一系列具有女性特色的课程，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凸显女校特色，从而为培养出更多具有“四自”精神、创新意识和传统美德的高素质女性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