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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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繁多，但就其成因来说可以分为有两种性质类型：一种是制度性问题，是制度弊端引起，这种问题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存在问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在，并通过市场化造成社会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另一种是技术性问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或社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问题，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就能修复。这类问题多半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是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解决。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虽然被许多国家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但是相对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设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的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2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研究收入问题与研究社会分层的其他问题一样，其内在的涵义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即什么样的收入分配体制是较为公平的，也就是“什么样的差距合理”。其实，这是一个极其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公平总是相对而言的，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公平定义。在公平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公平观。一种是结果的公平观，即认为只有在分配结果上体现出比较小的差距，才是公平的。另一种是机会的公平观，即认为公平是给大家提供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至于竞争的结果有差异，那是人们努力的结果。与这两种公平观相对应，在考虑收入分配时，也就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应该加以比较的。一个方面是“先赋因素”，另一个方面是“自致因素”。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国家的户口类别等等。所谓自致因素，指一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凭”是人们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和通过考试获得的，“文化水平”是人们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而获得的，再比如职业是人们后天获得的等等，这些都是自致因素。从这两个方面看，相比较而言，在对收入的影响上，如果先赋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收入就是较为公平的收入。
从这两方面出发，让我们考察一下我国两种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居民中实施的是全方位的等级工资制，即人们除了等级工资外几乎没有获得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此种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讲究规范、秩序。每一个劳动者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在决定人们的工资级别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一个人的资历和年龄。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劳动者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等级森严的工资级别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级别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没有其他经济机会，提高收入的惟一办法就是“熬年头”。所以，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些特征上看，显然，它是以先赋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
与之相反，我国自改革以来逐步推广的市场经济体制，它首先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机会，除了工资收入，奖金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现象，此外，人们也有可能获得经营收入、炒股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各种收入。随着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人们获得收入的先天限制在逐步减少，后天努力的因素在逐步上升。从这些特征看，显然，它是以自致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所以，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对于当前贫富差距的评价就存在一个从哪种角度来看的问题，如果是从机会公平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普通人的竞争机会比以前多了，所以，体制上是更具有合理性。
“本书体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观理论，又有具体实证研究，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序言第5页）
针对资本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的三种解释，作者支持第三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取得利润，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第3页）
“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究竟是怎样逐渐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束，这种确立和结束只有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第4页）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六个概念：原生型资本主义、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制度的调整。这六个基本概念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原生型资本主义中“原生”的含义是：“资本主义起源于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的内部，资本主义是在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由于内部因素的作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8页）
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封建社会内部，即使出现了私人雇佣关系，却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有赖于某种外界力量的冲击或压力，使得那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已有的私人雇佣关系才得以进一步发展，最终或者引致封建社会自身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或者引致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统治者，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8～9页）
“刚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在不违背封建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第45页）
作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就是一种弹性体制。”（第45页）“日本是直接从刚性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而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先由刚性体制过渡到弹性体制，然后封建社会弹性体制长期存在，再逐渐衰败、解体。”（第521页）
对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书中的看法博采众家之长，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从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入手。”（第34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产权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私人产权的确认和有效保护与否，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能否建立。”（第35页）
“伦理观念（包括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第35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市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作用也要有适当的估计。”（第35页）
“不管是不是后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是不是原生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例，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都应当从封建社会中体制外权力中心（城市）和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以及由市民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原因、过程和后果方面去探寻。”（第417页）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我认为，过去30年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即从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工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从体制上看，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也不断得到强化；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二、当前浙江经济转型面临的新趋势新特征
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二是伴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开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这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我省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快速升级。四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浙江自身发展趋势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决定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高速增长赖以依托的要素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资源不仅是浙江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构成区域经济低成本扩张和价格市场竞争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却难以继续以原有的方式支撑经济发展；第二，长期以来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和低端产品，不仅难以适应当前的宏观需求结构，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涨以及国际贸易磨擦日益递增的趋势下，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出现“被全球化”、“被边缘化”倾向；第三，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区域性体制优势已不复存在，然而，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第四，发展的协调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如果说，在以往的发展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增长优先”、“增量发展”的话，随着全省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展的协调性上，在关注经济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预示着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每一次经济转型，始于困惑与挑战，成于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把握主动。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毫无疑问，在新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在这些趋势和特征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趋势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哪些趋势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转变的。
三、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转型的主题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应该说，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加快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根据浙江发展的现实，要加快经济转型，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第二，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是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从而为我省创业创新提供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第三，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动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同时又彰显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我国也逐步展开了所有制、产权制度等的改革与发展，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该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中国特色。该经济制度不仅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社会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加灵活、变通，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形式。
（二）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变革、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必备之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承认了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制度，也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进。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其中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调节各个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发挥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提倡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具有强大的国家干预功能，能够有效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我国经济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经济模式发展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范式
经济改革初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理论改革也持续进行，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演变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因为无论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不足以形成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此时，比较经济学地位开始上升，当时中国极为推崇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理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企业改革主线论等，都为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比较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支持我国最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灵活吸收、积极借鉴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先进制度，它推动着我国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离出来，逐渐探究、探索，直至走向市场经济制度，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正向变革，然而，其劣势与缺陷也极为明显，体现在：缺少规范性，虽然可以立足于实践来对比、分析当前的经济制度，然而，却忽视了制度转移理论的发展。同时，该理论的发展相对抽象、无法实用与实际。
（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运作并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兴起，不断地发展并完善着中国经济模式。我国开始依托于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探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出以下关键点：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受到关注，严格区分于普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模式明显体现出：四大主体形态，具体为：公有制为主的多样化产权体制，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发体制，国家主宰型的多结构市场体制及自力主宰性的全方位扩展体制。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制度，我国越来越放眼看世界，逐渐吸收并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经济模式的完美结合，是将中国国情融入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敢于灵活运用，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建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这是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战结束以来，各国发展的实践有以下几种情态：第一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体制适时变革，社会事业相应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社会有序、稳定，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第二类，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体制改革迟缓，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国等。第三类，经济较快发展，社会体制未变，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无序、不安，遇到国内外环境有大的变化，经济骤降，社会矛盾爆发，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如拉美一些国家。第四类，经济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减少，少数人暴富，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严重不安，如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轨迹看，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并不多见。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实践，不断探索、不断调适才逐步实现。日本的发展是个特例。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退回到农业社会，经过约十年的艰苦努力，经济才恢复到战前水平，与此同时，国内进行了民主改革、农村改革和解散财阀等重大改革，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政治、社会基础。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日本比较重视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出台了相当多的社会政策，逐步形成了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良好、社会稳定。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者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而变化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物质产品少，只能初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满足人们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第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也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来越迫切，经济发展本身也对科技、教育、社会环境提出了要求，而经济发展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社会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旋律；第三，社会发展为主的阶段，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以后，社会发展的内容日益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调，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此时，经济发展将服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总起来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要把握好，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比重不断增大，社会发展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8.39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倍，总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相比较，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由此产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把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放到应有的突出位置。
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会结构没有随着经济地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得到相应地调整。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结构，它包括的面比较广，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仅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来说，2004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3.1％，第二产业占52％，第三产业占34.9％，二、三产业占86.9％，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但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6.9％，第二产业占22.8％，第三产业占23.3％，还是工业化初期的就业结构。在城乡结构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为41.8％，农村人口占58.2％，也还是工业化初期的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是社会总体结构的集中表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占相当比重的阶层结构，这个社会才能比较和谐、稳定、健康。据调查，2004年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间阶层约占20％~22％，也属于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总的说来，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则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结构，两者不相称、不协调。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当前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产生种种矛盾。以教育、医疗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则发展得不理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广大群众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较好、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国家决定大学扩大招生名额，2005年在校大学生的总额猛增到1562万人，使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达到21％。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这方面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合格优秀的师资缺乏，校舍、场地、教学设施跟不上扩招的需要，经费严重不足，不少大学在负债运行，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成了问题。这需要有一个调整、消化和解决新问题的阶段，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阶段。
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近几年群众最为关注社会问题。追根溯源，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们对医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医院、医护人员以及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即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到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典型例证。在许多国家，医疗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大部分由公共财政支出。如看病治疗支出100元，英国政府提供69元，美国政府支出39元，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国30元），而我国政府支出，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6%~17％。
第三，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财富的急剧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适时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原因，分配问题凸显。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急剧地扩大。相当一个时期，一些地区、一些部门自行其是，自作主张，为本地、部门谋利。这也是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和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免农业税，给种粮农民直补，加大对农村的各项投入等，已初见成效，但城乡、地区、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扭转。经济发展了，把分配问题搞好，统筹协调好城乡、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四，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社会治安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一个现代化社会，既要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要有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也就是说，“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无论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类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文化场馆等方面的建设，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还相当现代化。但社会管理却比较落后，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饮用水不干净、公共交通不便，社会管理跟不上，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安居乐业，是我国人民传统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案件持续增加。当然，社会治安恶化，不仅是社会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通过综合治理来解决。近几年，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任务，采取了诸如减免农业税、改善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项等措施，再加上近几年政法、公安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案件在持续多年增加的情况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国县以上党政部门受理上访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况正在好转。
第五，社会体制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必要的、相应的改革。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这在以来我们党的文件还是第一次。社会体制改革，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应该包括那些内容，要在实践中逐步明确。社会事业的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创新。
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虽然也进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说，整个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还没有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得到相应的改变。其与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以及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要求还不相称。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较大。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
三、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这已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所证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社会发展，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今后应按照《决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更加注重社会结构的调整，更加注重社会体制改革。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有认识，思想上要有个转变，不能再搞经济发展孤军独进，要“两条腿”走路；同时，也不能再只把GDP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而要制订考核干部全部业绩的综合指标。
第二，要继续深化改革。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和原则。社会体制包含的方面比较宽，应该包括：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就业、人事和社会保障等体制，当然也包括社会事业的体制。总体说来，这些社会体制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构建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问题 政治体制 改革
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会计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指特定的会计环境，会计环境包含诸多复杂因素，其中经济基础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然而经济基础环境又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包括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管明体制、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内容。本文从经济基础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模式进行分类比较，以期为我国会计模式的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
一、会计模式的界定分类比较分析
(一)会计模式界定从不同角度对会计模式的概念及内容进行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会计模式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会计实务体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内容是非常广泛和丰富的，可以包括会计目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会计的组织和管理体制等(常勋等，1999)。会计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由于会计管理体制、会计原则、会计制度以及由此决定会计方法、程序组织机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杨纪琬、娄尔行，1991)。会计模式是指一个国家的会计工作如何管理、如何运作的方式，是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会计实践活动本质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观性、抽象性、综合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朱小平，2003)。会计模式是指为实现会计目标，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会计工作标准形态(于玉林，1994)。笔者认为，会计模式是指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特征的综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实务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职业修养等。不同会计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异，应对其进行分类比较研究。
(二)会计模式分类当前理论界对会计模式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按会计模式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管理体制)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基本目标划分、按会计活动的构成要素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历史时期划分等。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会计模式进行分类研究，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并具有不同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大致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代表国家和主要特点如(表1)所示。按照各国具体市场经济体制类型的不同，可将会计模式相应地分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
(三)会计模式理论层面的比较分析理论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会计目标引导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会计目标是对会计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因此，会计目标往往作为研究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然而会计目标在很大程度受会计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环境的影响。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目标比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确立了明确的会计目标，即通常以维护私人或企业利益为主要目标，这是与其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会计目标也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是我国会计目标研究和建设取得的重要进步，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日趋成熟，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日益紧密。
(2)会计法规是会计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国会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程度。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立法比较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计法规相对比较完备。多数国家的会计立法受本国商法、公司法或者证券法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我国尚未有商业法典从整体上规范和约束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使得我国的会计法规缺乏完备的立法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企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日益繁杂多变。为了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经济业务，会计法规必须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3)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内容反映了国家的会计发展水平。只有科学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在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证其权威性外，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适当介入以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准则比较如(表4)所示。从(表4)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介入，保证了其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权威性，从而得到社会的公认和遵守，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4)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比较如(表5)所示。从(表5)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阶段，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在我国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范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属于一般原则的一部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原则，包括：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则。我国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一般原则”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代之以“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并作为基本准则中独立部分出现，这一变化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与我国会计目标的变化相适应而做出的调整。新准则的规定是对原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更加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表明我国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会计模式实务层面比较分析实务层面主要因素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
(1)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不同会计模式下财务报告内容的比较如(表6)所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会计目标明确合理，因此其财务报告的内容比较完备和详尽。虽然法国和德国的会计目标
不尽相同，但其财务报告均着重体现真实和公允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或企业的利益。日本会计受德国会计和美国会计的共同影响，财务报告不但要为维护私人利益服务，而且还要为国家宏观管理提供经济信息。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财务报告内容不够完备，且主要以资金管理为导向。财务报告的提供着眼于国家宏观管理，强调资金的来源与运用，注重受托关系和经管责任，忽视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服务。随着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我国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确定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一变化决定了我国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明我国在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1中美政治经济特点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的比较
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几乎代替了整个体育的内容，为赶超型发展阶段。举国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相似性，是经济体制影响竞技体育的体现。1978年后我过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也逐渐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变。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在竞技体育上，美国奥委会、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美国大学生联合会三个组织构成，三个组织各有一定的权力，相互之间又互相制约，这和美国的政治结构颇为相似。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在竞技体育事业中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2中美文化特点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的比较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属于多元文化，形成了提倡竞争，注重个人奋斗，勤奋务实和平等的精神，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文化个性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美国的价值核心是个人主义、价值追求是个人利益，审美观是外形的健与美。中国起源于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农耕社会，价值核心是集体主义，价值追求讲究“中庸”，道义。审美观是内在美。
3中美两国竞技体育发展动因
美国竞技体育来源于群众体育，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本身对于体育的诉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市场化的不断完善，竞技体育表演服务成为了一种商品，职业竞技体育开始出现。职业竞技体育和学校竞技体育是美国竞技体育的两大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传统促使了群众关注竞争，关注体育，国家和社会组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体育需要，体育的发展动力是自下而上的，是和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动因来源于政治的需要，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建国之初，我国的政治体制刚刚建设，国际地位地下，急需改变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竞技体育由于其量化的速度、理想的角逐和国际性比赛的世界平台，使竞技体育成为我国展现民族精神的窗口。而这一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我国的竞技体育要想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必须实现赶超型发展。社会历史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基本性质和走向。
4中美竞技体育体制形成背景的比较
美国的竞技体育发展起源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美国政府几乎不直接给竞技体育拨款，竞技体育也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这种情况下，美国竞技体育依然世界领先，这和美国竞技体育的高度职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是分不开的，美国体育产业是美国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美国竞技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市场运作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可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的竞技体育产生有着浓厚的政治因素，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竞技体育肩负了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在西方竞技体育强大的冲击下发生变迁的，其动力是来自于民族的自强意识。
显而易见，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程是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而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发展状态下的和谐性，它的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都是前一阶段社会文化系统中已经具备的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即使它的偶然性变化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顺向性的发展过程[2]。而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程，其原因并不仅仅在其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使这种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是由于西方文化和竞技体育的撞击而大大强化的。它更依赖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国土地上的传播、渗透所提供的推动力量。
我国的规划体制和“五年计划”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规划体制在从强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规划的功能性转变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十五”计划不论从编制程序、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但总体上来看，规划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和适应性变化，规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依然明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甚至于缺陷，严重影响了规划本身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体系紊乱、数量过多过滥；各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衔接不密切；规划审批程序不明确、编制程序不规范；过时的规划和内容过多，需要加强的规划不足；重规划的编制过程，轻规划的实施评估等。在规划工作中则具体体现为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部门间各自为政、规划互不衔接，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下级规划抄上级规划、上级规划无法在下级落实；墙上挂的规划多，可操作实施的规划少等。
“十一五”时期和“十五”时期相比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协调发展和降低社会摩擦的目标将更加突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区域经济交流和联系将进一步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重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加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将更加重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设定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条件进一步提高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现行的规划体制提出更高的变革要求，这就需要对规划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以建立与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规划体制。
二、国外的经验为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规划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规划体系、规划内容、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调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规划体制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地位以及路径依赖程度等，这使得各国的规划体制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在决定规划体制的基础性制度方面，美国和英国模式更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可竞争性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建立和维护供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公共环境上。法国、德国、日本模式则主要体现出政府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战略的特点，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采取较多的经济干预政策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俄罗斯模式则具有典型的体制转型特征，政府规划功能经历了从高度计划的模式到基本放弃，之后又进行恢复和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特点又使得这些国家的规划体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也决定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在规划体制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许多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一）各国具有不同的规划体系，但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大多包括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但各国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以空间规划为主体，联邦国土规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编制，主要是制定联邦范围内的规划目标、全国性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各州发展现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全国性的布局。对基础结构、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就业机会和定居条件等进行经济区划和平衡。该规划具有长期性和指导性，由联邦建设部牵头，与有关各部协商后提出规划草案。除这一综合性规划外，联邦政府还负责编制全国性的专业规划如铁路、联邦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区、军事用地的规划等。联邦规划对州、市、县的规划起指导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负责编制与上级规划相协调的地区各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性”最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11个4年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对市场作用的日益重视，指令性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个计划开始向合同制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央政府调节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从第十个计划起，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但政府仍通过计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缩小社会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国政府具有自己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法国、德国等相比，虽然没有相对固定和直接的国家计划，但联邦政府下设的各委员会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门的详细规划，并通常通过法案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联邦政府也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临时制定相关规划，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田纳西河谷开发计划等。
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开始至今，其规划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和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但在1990年代起又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2000年开始实施了《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2000~2010年），并从1993年开始制定实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规划，以及1~2年不等的具体实施计划。
日本是一个较多推行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国家。1949年以来，先后制定了13个中长期经济计划。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了以下三项经济计划：1992年《生活大国5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经济5年计划》和1999年《未来10年计划——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及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规划也较多吸收了德国的空间规划的经验，对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韩国政府也比较重视经济长期发展规划，1960年代以来已先后实施了7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之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长期设想计划”（1996~2020年），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政府开始调整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二）规划的地位和内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规划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宏观调控而做出的谋划和安排，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从各国规划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规划的内容日益丰富，规划的主体日益明确，规划的程序日益科学化，规划的体系日益完善，规划的权威性日益提高，规划之间的功能界定和相互衔接日益加强。总体上看，规划日益上升为公民意志和国家法律。但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国规划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在变化。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力量越强大，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越领先，政府的产业政策则越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就越向战略性、指导性和定性化方向转变，政府也就越重视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引导。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中长期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在不断弱化，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三）具有规范民主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完善的规划法体系
规划编制程序是否规范和民主直接决定着规划的可实施性和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应的规划法体系，对规划的目标、功能、主要内容、编制程序以及规划调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划的制定都要遵从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众大都具有广泛的参与度，规划都要经过权力机构的审批，一旦通过则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实施。各国规划的编制过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比如德国空间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编制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制规划的初稿。编写人员可以包括内部职员，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请的专家。
商讨阶段。政府邀请有关利益各方对规划的初稿进行商讨，讨论过程往往要重复多次。政府综合有关利益各方的意见后，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仍可以对最终稿发表反对意见。
审议阶段。政府将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对最终稿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对反对意见的解决办法一并送交议会。议会讨论有关资料，最终表决通过之后，规划就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规划都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地区的规划在地区议会批准之后，需要上一级政府最后批准，以保证上下两级规划的一致性。当地方的规划与国家的规划相冲突时，联邦或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地方规划进行指导。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中央政府有权直接修改地方的规划。同时，由于地区规划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关利益各方有向上级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进行申诉的权利。德国各州的规划法，都对规划程序有详细规定。如不按规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对通过的规划进行，法院会判规划无效。这种做法虽然容易使制定规划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最后制定的规划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规划出台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执行。
（四）具有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机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规划执行评估机制
一个分工明确和职能合理的规划编制机构及体系是保证规划编制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国家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设有专门的规划部、局、署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总体规划制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比如德国的规划权归三级政府所有，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设有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全国经济区规划、区域规划大纲，协调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掌握部分资金资助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国负责协调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是计划总署。计划总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信息与展望中心（法国官方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计划数理经济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条件观察与研究中心等，计划总署给这些机构一定的预算补贴。
与此同时，各国都非常重视对规划执行结果的评估，并有一套进行评估的法定程序和运行机制。法国政府在制定规划后，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心，都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一个政府的部际评估委员会负责，称全国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由11位专业独立人士组成。全国评估委员会通过与计划总署协调建立评估机构，会同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确定规划评估方案和评估费用预算，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对项目费用落实情况进行确认等，最后出具评估报告。
三、建立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规划是政府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种制度。规划的地位在本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府调控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地位有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市场发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还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也会存在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弥补。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包括土地、水资源、能源等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生态治理、发展差距、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统筹安排、统一协调、总体规划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而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加剧，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规划的地位同样不是要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加强。
（二）要坚持“长远谋划、分步实施，广泛借鉴、兼顾实际，适度超前，协调一致”的原则
建立适应“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规划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一，长远谋划、分步实施。以市场化为方向，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划体制作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分阶段实施，建立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规划体制。
第二，广泛借鉴、兼顾实际。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注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充分反映和体现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第三，适度超前，协调一致。要尽快解决规划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超前性和指导，使规划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相协调。
（三）要突出强调和体现规划的“系统性、规范性、有用性和权威性”
第一，系统性。要加强不同规划之间的功能分工和相互衔接，对规划体系进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规划之间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层次分明、边界清晰、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要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之间的互相衔接。如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的依据应该是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要调整解决重点专项规划与行业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还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规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规范性。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的制度性规定，有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不成文的惯例和约定俗成的做法。规划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了规划程序上和规划内容上的随意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划体制。为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编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实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过时过多过滥的一类规划，特别是许多已经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产业政策调整重点与领域的行业规划。要针对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衔接的地方规划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针对性的问题，调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编制中长期规划。要针对目前规划内容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要通过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规划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针对性。
第四，权威性。要针对目前存在的下级规划和上级规划不衔接，上级规划难以在下级规划落实的问题，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依法动用司法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执行和实施，提高规划实施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四）要重点围绕“四个转变”进行规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规划的领域由较多地覆盖社会经济各领域向主要以公共产品与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为主转变。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因此，沿用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的规划应该退出，规划的内容要进一步向公共政策领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