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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8）13―0038―04
一 目标县、乡、镇情况概述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先后走访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新街乡转山包小学、镇雄县以古镇岩洞脚小学等103所小学，从中选出23所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学校，如镇雄县场坝镇孙家寨小学等，和28所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学校，如昭通市鲁甸县茨院乡田合小学等。场坝镇位于镇雄县城西南面，距县城23公里，是通往以古、坪上、安尔三乡的交通枢纽 。茨院乡是一个回族乡，是1988年区乡体制改革后新建乡之一，位于鲁甸县城东北部，与昭阳区的永丰镇、苏家院乡以及鲁甸县的桃源乡、文屏镇、小寨乡毗邻，是鲁甸仅有的3个坝区乡镇之一，是重要的农产品基地。本次调查是对23个目标县、乡、镇进行课堂观察，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二 设计过程
1 课堂观察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能为课堂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外一些国家，课堂观察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已较为成熟，各种完备的观察体系为教育研究者和教师广为使用，相比较来说，国内对课堂观察方法的重视及其研究显得十分欠缺。课堂观察是一种科学的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察，即日常的观察（包括有意和无意）。[1]课堂观察是在一般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技术，它有明确的观察目的，除了运用个体的眼睛、心智之外，往往还要借助一些特制的观察工具。课堂观察就是指研究者或观察者带着明确的目的，凭借自身感官直接从课堂情境中收集资料，并依据资料作相应研究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课堂观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2]现代社会、家长和学生对教师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要求教师要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而且要求教师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中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我们经常看到，在课堂上教师非常忙碌，很少有那种职业需要一天与人发生千次以上的互动，而老师们几乎天天如此。而且在频繁的互动中，老师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生以及学科知识传授上，致使老师们很少对自己的行为有自觉意识，无论这些教学行为有效还是无效。课堂观察在促进教师增强自我反思意识，研究自我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它帮助老师们提高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自觉意识，从而帮助老师们改进教育教学行为，加强有效行为。比如，“提问”是我们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方式，我们在课堂观察中发现，有不少老师的提问往往使用一种固定的程式，而自己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提问有时可能只是为了调控和管理课堂，或者大多是一些简单的知识型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并不足以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对学生的帮助不大。所以我们需要细致的对提问的类型、提问发生的情景、提问的语言、提问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等活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反思，以提高提问的有效性。无疑这样细致的观察研究促进了教师专业实实在在的发展。
2 评价方法有很多，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教学的评价一般都是定性评价，受国家SBEP科研项目的启发，在弗兰德斯课堂观察量化表上进行改进，做出量化评价表，在每两分钟内记录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课堂表现行为。
弗兰德斯课堂观察法（如表2.1）是一种把课堂的言语活动分为十个种类，每个分类都有一个代码的量化方法（即表示这类行为的数字），即通过量化表获取课堂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基本呈现行为。 br>
3 将弗兰德斯课堂观察量化表改进，求参加听课的两位教师能够在每两分钟内记录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课堂表现行为，按计划准时到教室，坐在教室后排。按照听课记录表的程序。保证每两分钟教师和学生表中起码有三个勾（即三种行为）。表2.2-2.4为教师行为观察表，表2.5-2.7为学生行为观察表。
三 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方法
将收集来的课堂观察表的数据输入到Excel表格中，“画钩”记为1，“未画钩”记为0，录入完毕，用SPSS对Excel表中的数据进行筛选，得到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下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的数据，使用SPSS与Excel交互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出各类活动的统计数，并用图表的形式呈现，其中序列1（蓝色）代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校，序列2（紫色）代表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学校。同时笔者就差异较为明显的项进行理论和实际的分析，如下所示：
教师行为情况统计：
由图3.1可以看出，在教师教学组织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没有明显差异，课堂组织形式基本相似，都以全班学习活动为主；由图3.2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教师提问开放性问题（图3.2中的B4）和做出开放性反馈（图3.2中的B6）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所谓开放性问题是指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的问题，可能有许多答案全都对，通常是教师要求学生去想象或分析，这有利于学生主动地将新知识在自身原有经验基础上进行意义建构，从而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完全吻合；由图3.3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教师演示和展示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教师巡视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这说明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教师更体现出了课堂组织者的作用，而过多的巡视即留给学生过多的自由时间，不利于小学课堂教学，新课程标准也提出过，教师要做好课堂教学的组织者。
学生行为情况统计：
由图3.4可以看出，在学生行为教学组织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没有明显差异，课堂组织形式基本相似，这与教师行为的数据和图表是吻合的；由图3.5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学生回答开放性问题（图3.5中的B4）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回答开放性问题能够发散学生思维，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的学生向老师澄清提问明显少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这表明师生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障碍较少，笔者根据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认为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学生向老师澄清提问过多也与该地区普通话水平较低有着极大的关系；由图3.6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生用教科书作练习（图3.6中的C3）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学生，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生观察老师或同学活动（图3.6中的C5）要明显少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这说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课堂要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课堂更加有序、充实。
四 结论
新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的最佳发展为宗旨，满足每个学生终身发展需要，力求高效化、特色化、最优化，从而进一步提高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水平。从本次调查来看，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在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在地理位置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学校通常在乡镇上的中心校或完小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学校通常远离乡镇，从这个统计上来说，教师行为的变化更应该关注远离乡镇的小学（如村小、教学点等），那么师训也应该放在这些学校群的教师。
中图分类号：R749.01、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1-0842-06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1-2］。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1-2, 4-5］。这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但是关于CMD的研究并不多，关于SES对CMD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匮乏［5-9］。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相比，CMD更加关注了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主要城市力争达到的目标。
1998年的香港具备以下特点：①刚刚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洗礼，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199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7%，而失业率升至6.3%，创下历史新高。②香港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在1998年的困境中，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仍位于第三位。③香港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这些特点在香港的SES和CMD关系中得到体现。香港地区的研究无疑对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卫生相互作用的问题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8年，在香港居民电话簿（1995年版）采用系统加尾数二位随机抽样法选取住宅电话样本。根据Kish方法［10］在每个家庭中选取一名成员志愿接受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65岁。如果该名成员不在家或当时不方便接受访谈，访谈员将记录时间和日期以再次联系，而不允许由他人替代回答。每个号码在不同的日子（必须包括一次周末）和一天的不同时间拨打3次以上，如果均无应答，该号码将被放弃。以下情况，号码也将被放弃：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
一共拨打了43921个电话号码，除去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的无效号码30183个，余13738个电话号码构成本研究的有效号码，其中2354个有效号码3次拨打后无人接听，1312个有效号码的访谈对象拒绝参加，221个访谈对象因未答问题超过30%而被剔除，其余9851份问卷（反馈率：71.7%，9851/13738）构成了有效问卷。
在访谈前向访谈对象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取得口头的知情同意，整个访谈大约需15分钟完成。访谈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他们接受了两次培训（共6小时）。一名研究助理全程监控了访谈过程和数据录入过程，以保证访谈恰当和数据录入准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1.2工具
1.2.1 自编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工作、家庭收入、住房类型和面积。均采用了闭合式答案，答案的具体分类见表1。
1.2.2 自我评定量表（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 SRQ）［11］ 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中筛选CMD。它包含20道题目，用来筛查抑郁、焦虑和躯体形式障碍等内容［3］。所有题目均以“是”(记1分)或“否”(记0分)作答。SRQ已经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灵敏度波动于63%-90%，特异度波动于44%-95%［12］。粤语版本SRQ的灵敏度是76%，特异度波动于71%，总分≥5被确定为CMD ［11］。本文使用粤语版本SRQ评价受访者近一年的CMD。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0.0完成［13］。应用均数和标准差(χ±S)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应用具体例数和比例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其中的两组间比较均予以Bonferroni修正。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SRQ≥5和SRQ
2 结果
2.1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表1显示，研究样本的女性比例（女53.7%，男46.3%）稍高于1998年的香港社会性别构成（女49% ，男51%）；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7±12)岁，其中30-44岁
年龄段占48.0%；已婚/同居者占64.9%，离异或鳏寡者占2.4%；近2/3访谈对象接受了中学水平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宅，各种面积住宅的比例大致相同。家庭月收入为1-5万港币者占77.8%。
2.2 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
研究对象的SRQ分值为(3.8±3.7)，离散度很大，非正态分布，中位数为3（图1）。根据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5），3358名访谈对象（34.2%）存在CMD。具有下列SES特征的访谈对象更易出现CMD：女性、年纪偏低、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就职业而言，退休人员最少出现CMD，失业者最多出现CMD，中间依次为雇员、家庭主妇、学生，但是后三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SES的各个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低水平SES访谈对象的精神卫生状况较差（见表1）。
2.3 CMD者和非CMD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为了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以及SES的相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对OR值进行了校正。修正了年龄、性别和各种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相互影响后，婚姻稳定（OR=0.763, 0.697-0.835）、教育程度高（OR=0.766, 0.708-0.830）、住房面积大（OR=0.906, 0.849-0.968）是减少CMD的关键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为34.2%，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1-2,4］。这可能与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比其他版本相对较低有关，也可能与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AC尼尔森调查（http:∥省略/asiapacific）显示在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提示亚洲地区的生活节奏高于大部分其他地区，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人的CMD发生率远高于巴西人［14］。此外，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了香港经济严重衰退，很多的香港人面临了负资产和减薪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比较高。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达到诊断水平的精神疾病，所以它们和本研究的CMD发生率没有可比性［5-9］。然而，在一项14个国家的大型调查中，上海的WMH-CIDI/DSM-IV障碍的患病率最低［15］。这与香港华人的CMD状况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外，可能更主要的是与两地的生活方式和调查年份不同（香港是1998年，上海是2001－2003年）有关。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既往研究证实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和躯体等问题［16］。这种倾向可能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为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17］。年龄与CMD的关系也得到了既往研究的肯定，通常被认为与不同年龄的人面临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有关［18］。
本研究还发现香港华人的CMD在低水平SES的访谈对象中更为常见。鉴于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文应用logistic探索了香港华人的CMD与SES的内在关系，婚姻、教育和住房面积显示了对CMD的直接影响，这与国内外的既往研究总体一致；但是家庭收入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影响，而代之以住房面积，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1-2, 4-5］。但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很难区分三种潜在可能：① 低水平SES增加了CMD发生率；② 低水平SES延长了CMD长度；③CMD降低了SES水平（反方向作用）。实际上，因为CMD长期存在，所以大部分研究（包括队列研究）都很难剔除第三种反方向作用。根据1998年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地阐明CMD和SES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显示与教育和住房等SES特征相比较，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1），虽然他们的抑郁症发生率和已婚人群近似［19］。此外，单身、离异或鳏寡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往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2）［20］。这提示了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应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地降低婚姻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21］，但是离异和鳏寡在本研究中的比例很低（2.4%），反方向作用（可能3）不能在本研究得到证明。
教育是本研究中CMD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都是义务教育，超过80%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研究显示各个地区的无论教育水平先进与否，都在该地区的CMD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2］。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重型精神疾病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仅发病率高，而且预后较差，病程迁延［22-23］。可以推断低水平SES不但增加了CMD发病率（可能1），而且延长了CMD病程长度（可能2）。职业在本研究中没有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五类：失业人员、学生、家庭主妇、雇员、退休人员，未能详细说明他们的具体职业和职位，所以职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而非职业本身，在本研究中显示为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通常幼年入学，青年期结束自己的全部学业。CMD在青年期之前的发生率并不高，所以CMD对教育水平的反方向作用基本可以排除（可能3）。
本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也是CMD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2, 4-5］。由于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一直是市民的最大生活负担。普通市民的住房面积基本在600平方尺（10平方尺≈1平方米）以下，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则租住在300平方尺以下的政府公屋。狭小的生活环境通常令人心情压抑、烦躁和易激惹［24］，这恰恰是CMD的核心症状。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家庭经济状况，面积越大通常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虽然房屋类型也是房屋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本研究只是将房屋类型划分为租赁和私宅，所以没有得到体现。那么，家庭收入为什么没有直接成为CMD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代之以间接因素住房面积？这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吐露真实状况，而住房面积是一个相对客观性指标，调查对象往往会真实做答。这使得住房面积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加准确地反应家庭经济状况。此外，一部分调查对象将家庭收入误解为个人收入，所以回答不准确；而住房面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答案更加准确。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确会导致较多的精神心理问题（可能1），而且预后较差、迁延时间较长（可能2）［25-26］。另一方面，抑郁和焦虑等CMD核心症状必然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与人际关系而损害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3）［27］。
本研究是华人地区少有的大样本规范性研究，但是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和不足：①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完全阐明CMD和SES内在的因果关系；②由于SES各个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本文的分类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结果；③住房面积和家庭收入如果以人均来计算可能更有意义，但是本研究没有问及家庭成员数量，是一个缺憾。总之，本研究显示婚姻、教育和居所与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些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必然对提升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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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巴西大约有三百万左右的人口，其中包括黑人、黑白混血种人以及纯种白人和印第安人。当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圣卡塔里纳、圣埃斯皮里托和里约热内卢等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大约有八十万，再加上米纳斯基拉斯当时大约有四十万的人口。由于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所限，巴西的社会和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所处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在巴西的北部地区由于蔗糖的大量种植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因此这些拥有蔗糖种植园的人就被称为“蔗糖贵族”。在“蔗糖贵族”的庄园领地内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很少接受外部的监督，庄园主对庄园内的一切拥有支配权对奴隶甚至有着生杀大权。这种庄园的内部带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庄园内有着自己的工匠，这些人主要是黑白混血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手艺人，这些人主要为庄园生产手工产品。
当时的城市在规模上还很小，市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庄园交易方便的需要。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提升，城市所处的地位才愈发的显得重要。总的概括巴西的上层社会就是当时的庄园主社会。庄园是独立的不受中央政权的影响，但是庄园内部各种族之间又是相互融合的。庄园上层阶级由于巨大的财富利益使庄园主的生活是富裕的，而下层的奴隶生活又是悲惨的。这使得在巴西社会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贵族体制的思想和传统。当然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社会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存在。在巴西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商人，虽然当时葡萄牙是巴西的宗主国，控制着巴西主要的贸易和大宗商品，但是当地人还是有许多条走私的途径。除了走私当地人还对巴西的一些矿石进行开采。在这些中产阶级的眼中他们最看重的是商业利益。他们绝不允许商业利益遭到侵犯只要政策对他们有利，这些人既欢迎温和的改良也欢迎葡萄牙王室对巴西的统治。在巴西占人口最多数的是奴隶，巴西在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这些人主要是黑人被从非洲贩卖到这里。这些黑人奴隶当然是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早在16世纪年以前就有黑人被运往这里，由于巴西存在着大量的种植园，因此黑人奴隶主要在种植园里劳作，从事着蔗糖加工和烟草、咖啡、可可的种植。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马拉尼翁和南方的圣维森特。这些黑人对巴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黑人奴隶长期在非洲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因此来到巴西劳作可以很快适应那里的气候。这些黑人奴隶懂得铁的使用，在经过培训之后也可以成为一名工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非洲就已经懂得牛羊饲养和畜牧业。随着黑人的到来这些人还带来了大量的舞蹈、服饰、音乐和一些风俗习惯，譬如墓葬、饮食等等。既然在巴西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同时生活在一片土地上，那么种族之间的混合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黑白混血人种，他们很少在种植园里干活，大多数人是从事工匠的。在巴西存在着许多和印第安人混合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卡富索，还有一些人已经无法追溯他们的身份这些人被称为帕尔多。
巴西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光热充足、土壤肥沃、在这里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蔗糖。种植蔗糖的省份主要在北部的沿海地带，除了蔗糖之外，玉米、烟草、可可豆、咖啡以及木材都可以大量出口。在巴西的河谷地带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巴西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包括圣弗朗西斯科河沿岸。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在17世纪巴西的畜牧业已经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发展到了亚马孙河又发展到了维利亚斯河，在这些地区饲养着大量的牲畜。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巴西的树木长势非常好，因此木材出口就是巴西最主要的输出产品。蔗糖受到充足光热的影响长势也非常好，在十六、十七世纪也是最赚钱的出口产品。此外巴西还对外出口皮毛、咖啡、和各种矿石在米纳斯基拉斯就有玉、宝石、和水晶出口的记录。当然巴西也需要进口大量商品最主要是进口葡萄牙殖民者的商品。进口的种类也非常的丰富，主要包括醋、铁器、亚麻布、棉、丝绸、油、帽和酒还有来自北美地区的腌制食品、面粉、沥青和松油。同时巴西还从非洲进口一部分产品比如象牙、硫磺、黑檀还有部分药材。之前讲到在巴西有许多种植园的存在，为了种植园的经营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机器存在。但巴西当时的生产能力主要是生产一些小工业，包括一些手工制品和纺织产品。因此机器也需要进口。手工制品除了供应本地区的消费之外还向在美洲殖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有一定数量的出口。由于巴西盛产矿石因此它的金属制品种类齐全，技艺也较为发达。又由于巴西有大量的渔业资源，捕鱼需要线和网，因此亚麻纺织也比较红火。同时捕鱼还要出海自然需要造船，巴西的造船业也发展的不错。
在巴西的殖民历史中教会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的教会被称为耶稣会。在神父中比较著名的有托梅 ・达索萨、努埃尔 ・达诺布雷加、若塞 ・德安希埃塔他们这些人迫使当地人改信天主教，并创立学校，耶稣会主要通过建立传教区进行传播宗教。由于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因此在建筑风格上也深受葡萄牙的影响，这和拉美其他地区深受西班牙的影响是不同的。巴西的建筑主要是巴洛克式，也有一些是文艺复兴式的这些主要集中在巴西南部地区。教堂建筑是巴西最典型的建筑风格内部有着各式各样的雕刻。著名的教堂都是用里斯本石块建造而成，里面的木板则是采自巴西本土的巴西杉木内饰非常豪华，再加上教堂内部的圣象图案使得巴西教堂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教会在当时还承担着传播文化和知识的重任，从这一点上教会确实起到了文明开化的作用，不仅仅教授白人而且还教授印第安人工艺和农业技术。但当时的学校大多数还是为富家子弟准备的，许多当地的白人孩子从巴西的学校毕业后会选择到葡萄牙深造。整体来讲巴西的教育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相较于他的近邻西班牙殖民地 ，在巴西高等学府是极其匮乏的，甚至第一台印刷机都是在1808年才到达巴西的。巴西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限制这也对巴西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
综上来看16――18世纪的巴西是典型的葡萄牙殖民地模式的经济，以发展种植园农业为主。各色人种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而且将基督教也在巴西推行开来，这些构成了巴西在葡萄牙殖民下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参考文献
[1]【美】艾・巴・托马斯著，寿进文译，《拉丁美洲史》[M]，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0.027
1问题背景
伴随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转基因饲料进入人们的食物链。食物作为拥有深厚社会、文化背景的生活必需品，转基因作物的应用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辩论，作为与生命安全高度相关的领域，转基因问题历来为世界所关注。虽然截止目前并未发生食用转基因食品或饲料引发人类疾症的案例，但活跃于多种载体的各式“转基因致病”的谣言会在短时间内扩散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转基因有害论的支持者中不乏社会名流，2013年崔永元公开反对食用转基因食品获得大量拥趸。折射出人们对转基因的认知存在负面晕轮效应。2016年初，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出现当地土猪（以下简称陆川猪）在食用转基因豆粕后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形，因养殖户对转基因饲料存在负面认知，便将食用转基因饲料与陆川猪死亡率上升联想为因果关系，在熟人社会的舆论传播后，“转基因饲料致死论”在当地养殖户中引发恐慌。
2原因探究
为了解陆川猪死亡率上升原因，江南大学关于转基因饲养家畜相关问题研究大创团队于2016年4月下旬前往陆川县八角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得益于科学养猪方法的推广，陆川猪饲养获得长足进步，村民反映的死亡率上升仅为个例，在与当地村民的沟通中发现村民对于转基因饲料存在抵触心理，而这种心理源自于对转基因的不了解以及关于转基因的负面舆论，在与村支部书记、陆川猪养殖协会的相关交流中也佐证了我们的调研结果：陆川猪并未出现大规模死亡率上升的情况，其养殖水平较之以往有所上升，但当地村民对于转基因存在的恐慌心理有待解决。
3舆论传播分析
通过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出“陆川猪食用转基因饲料死亡率上升事件”是因个别养殖户养殖不当导致死亡率上升，但在陆川县八角村熟人社会的舆论环境下演变为群体性对转基因饲料的恐慌。
首先，“陆川猪食用转基因饲料死亡率上升”作为转基因有害论的一个具体外化在中国乡村拥有较多支持者，作为科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转基因安全问题需要一定文化基础进行阅读吸收，而国内的舆论更多为诸如“转基因稻米致癌”、“小鼠食用转基因饲料癌变图”等未经科学证明的谣言，简洁的结论配上惊悚的图片，其在传播效率上远远高于行文严谨，讲究实验数据的公允之作。从接受能力角度而言，大多数农户较为容易接受言辞简单的转基因有害论。因此许多农户在潜意识里认为转基因作物是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所以当陆川猪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需要合理解释时，自然联系到转基因饲料有害的层面。
先生基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观点，八角村的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相互熟悉，构成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之中，村民因为相互熟悉而相互信任，陆川猪作为当地重要产业，关系到村民的经济收入，是熟人社会的核心话题之一，当有一名村民将自家陆川猪死亡率上升归结于转基因饲料时，转基因饲料有害的论调便会依附于熟人社会的交际网络进行快速传播，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以及大多数家庭自身也存在陆川猪，村民会将转基因饲料有害论投射到自家陆川猪之上，便会将一些猪正常的生理不适现象归结为转基因饲料得负面影响，从而完成了村民内心对转基因饲料有害观点的“自我验证”，在熟人社会的舆论传播下八角村村民达成了转基因饲料导致陆川猪死亡率上升的相同认知，并进一步演化为对转基因饲料、食品的恶性恐慌。
4解决措施
总体上看，“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2006―2007年，我省延续了“十五”中期以来高速增长的态势，实现预期进度。全省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267亿元、2710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1.5%和13.7%，均超过预期值（10%）；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26.6亿元、284.94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4.2%和25.6%，均超过预期值（12%），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1193.3亿元、1485.57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7.2%和24.0%，均超过预期值（15%）；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和4.2%，均控制在规划目标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按预期推进。从已经进行的工作看，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实现预期进展。2006年和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84.6元、237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11.6%，两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预期目标6%以上。
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至2007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2.8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925.80公里，基本达到预期进展。贵广快速铁路得到了国家批准立项，黔桂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龙洞堡机场等级由4D升级为4E，建成和改造了4个支线机场。天生桥库区港口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洪家渡库区港口码头开工建设，解决了272万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为93.0%、100%。新开工建设“滋黔”工程中的4个中型水库，实施了150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已提升到40.16，增长16%，全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88.45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37.63部／百人；实现了l00％行政村通电话和l00％乡镇通宽带，提前三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建成兴义市污水处理工程和仁怀市等8个县（市、区）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37.3%和39.4%。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顺利。至2007年底，能源产业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2005年的29.2%提高到30.4%。优势原材料产业增长18%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16.5%提高到17.3%。烟酒产业比上年增长15.8%、民族制药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扩大21%。高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6.6%。2006、2007年全省旅游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51.8%和31.9%，旅游总收入比2005年分别增长54.2%和1倍，总体达到预期进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新成就。至2007年底，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9.97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96.1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37.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9.4%，全省9个中心城市19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7.7%。
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全省193.23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两年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初中150所，改扩建普通高中15所。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落户贵州。2007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44项，专利申请量达到2759件，授权专利1337件，比上年增长29.1%。到2007年底，我省拥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名，“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1051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734名，省管专家445名，省核心专家21名。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重要成果。至2007年底，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全国首批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粮食流通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政、集体林权制度、供销社体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展顺利。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进出口总额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提前两年达到“十一五”规划目标。引进省外到位资金401亿元，远远高出规划争取目标。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30021万美元，“十一五”规划目标预计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至2007年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2.52万人,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50%以上。全省总人口3975.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68‰，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6‰左右）的水平。到2008年6月底，全省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12.76万人、243.39万人、139.22万人、117.6万人、108.17万人，均明显超过预期进度。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达到48.79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5.8%。2007年全省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提高到83.7%、90.7%。
五大措施进一步推进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中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区、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经济群、北部湾经济区等周边区域经济竞争力增强，省内区域经济战略面临新挑战；经济增长的同时仍然伴随着高消耗高排放；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等。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工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消费。一是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二是努力增加固定投资，解决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建设中的土地、资源等瓶颈制约问题，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三是促进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确保厦蓉高速公路（贵阳-水口段）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力争全面开工建设我省境内列入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路段和我省规划的省内高速公路。二是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步伐，调整全省骨架公路网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三是加快全省城乡公路路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或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四是在贵广快速铁路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贵阳至重庆、昆明、成都、长沙的快速铁路建设。五是进一步完善民用航空网络的内河航运体系。六是统筹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
中图分类号：F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1-0070-04
人口是一个地区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构成一个地区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口变化是引起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系统研究人口变化特征将对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克拉玛依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是一座以石油、石化产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克拉玛依市于1958年建市，总面积7733平方公里，下辖克拉玛依区、白碱滩区、独山子区、乌尔禾区共4个区，其中克拉玛依区为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市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的中心。
本文根据克拉玛依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下简称“六普”）和克拉玛依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下简称“五普”）为基础，对这十年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迁移等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并就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为进一步开展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资料。
一、克拉玛依市人口变化状况及特点
（一）人口数量变化
1.人口总量快速增长
2010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为391 008人，与2000年270 232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20 776人，增长44.69%，年平均增长率为3.76%。[1][2]10人口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于全疆平均水平26.52和2.08个百分点。[3]
2.向中心城区集聚明显
与“五普”相比，2010年克拉玛依区人口比重上升了13.03%，占克拉玛依市总人口的64.80%，人口向克拉玛依区集聚明显。集聚的原因，除了克拉玛依区作为主城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商贸较为发达外，也与许多机关企业搬迁至克拉玛依区、造成人口集体迁移有关。
因单位搬迁造成人口集体迁移，是克拉玛依市这座以石油产业发展而成的资源型城市人口变动的特色。例如白碱滩区，白碱滩区长期以来就是石油开采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的主要区块，在其区位上设有大量新疆油田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而自2000年开始，新疆油田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机关开始陆续搬迁至克拉玛依区，单位统一安排员工的住房和落户事宜，这就形成了白碱滩区人口集体向克拉玛依区迁移的现象。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白碱滩区居住着克拉玛依市将近1/4的人口，而2010年白碱滩区人口比重下降了13.03%，占克拉玛依市总人口的12.90%。[1][2]10
（二）人口结构变化
1.男女性别比趋于常态标准值
性别比国际通行安全标准是103―107，[4]14在这一范围内表明男女两性人口较为均衡。根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203 310人，占52%；女性人口187 698人，占4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108.32，比2000年 “五普”的113.23降低了4.91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趋于常态标准值，但仍然高出全疆平均水平（106.87）1.46个百分点。[1][2]13[3]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集体户的性别比由“五普”的442.55降低到312.12，减少了130.43个百分点。[1][2]4这说明十年来克拉玛依企事业单位从外地招录的大中专毕业生中女性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女性人数增长，也与女性就业较为集中的服务业在克拉玛依市发展较为迅速有关。
2.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加速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家庭规模缩小，三人户、二人户、一人户分别占36.25%、33.59%、15.98%，与2000年相比，三人户比例减少10.47%，二人户、一人户比例分别增加4.83%、7.15%，四人户和五人及以上户比例变化不大。[1][2]22
从家庭户类别看，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二代户是现代家庭的核心，占51.47%，一对夫妻或者单身人员组成的一代户占44.95%，与2000年相比，二代户比例减少14.26%，一代户增加12.27%。[1][2]22
家庭规模缩小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速。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41 244人，占总人口的10.55%； 65岁及以上老年人29 834人，占总人口的7.63%。2000～2010年十年间，克拉玛依市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9 042人，年均增长6.4%，高于总人口增速2.64个百分点。2000年老年抚养比（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名老年人）为4.88，2010年为7.63，老年抚养比增加2.75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克拉玛依市人口老龄化步伐加速。[1][2]84
3.汉族人口增长较快，少数民族占比历次最低
克拉玛依市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319 265人，占总人口的81.65%，各少数民族人口71 743人，占总人口的18.35%。与200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加108 285人，增长了51.3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2 491人，增长了21.08%。[1][2]8值得注意的是，“六普”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为历次普查最低，这与省外流动人口增加、新疆省内流动人口减少有一定关联。
4.人口金字塔属于成年型，劳动力人口仍占据主体
2010年全市劳动年龄人口（指男16～59岁、女16～54岁）为278 522人，占常住人口的71.23%；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90 127人，占常住人口的70.36%。十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46.49%，高出常住人口增长率1.8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全市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数量呈缓慢增加趋势。[1][2]80-84
2010年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出，塔底10～14、5～9和0～4岁年龄组人数收缩，呈内凹状，出生人口明显下降。塔形下端少儿人口和塔尖老年人口呈明显缩减趋势，塔腰成年人口则向外扩张，呈典型的纺锤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属于成年型的人口金字塔。
（三）人口素质提高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具有大学（包括大专）学历的人口82 665人，占总人口的21.93%，比2000年增加51 589人，增长了一倍以上，比全疆人口文化素质平均水平（10.64%）高出一倍以上，克拉玛依市人口文化素质提升较快。[1][2]21
十年来，克拉玛依市政府对教育事业投入持续增加，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受大学扩招影响，克拉玛依市高考录取率比十年前有很大增加，这促进了克拉玛依市人口素质的提升。克拉玛依市独特的产业结构也增加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十年来随着以新疆油田公司为代表的驻地央企及地方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从外地招收的大中专毕业生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四）流动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人口）为125 496人，占总人口的32.10%，与200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65 729人，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1][2]6其中，省外流动人口占克拉玛依全部流动人口的60.81%，省内其他地区流动人口33 250人，占流动人口15.30%，本市跨区、街道、乡流动人口15932人，占流动人口12.7%，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动人口增加了2倍，省内其他地区流动人口增加了1.73倍。[1][2]6-7
流入人口仍以省外为主，这反映出省外劳动力比本省劳动力更加符合克拉玛依市经济结构的要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户籍人口外流的趋势也比较明显，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离开本市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31 826人，占户籍人口比重达9.88%，即每十个户籍人口中有一人离开本市半年以上，流出方向以新疆其他地区为主。这说明全疆各地州市都处于经济社会大力发展、大建设时期，对人才需求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
二、克拉玛依市人口状况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分析
（一）人口集聚与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品质提升互为因果，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是关键
2000年克拉玛依市引水工程完工，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引水工程之前的克拉玛依市的城市功能很不完善，起作用仅仅是油田生产作业区和各个生产单位的后勤基地，2000年引水工程完工之后，市政府加大了对环境治理、居民区改造、扩大绿化、完善公共交通、提升医疗和教育水平等一系列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使得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品质大幅度提升，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经商、就业。同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保障了克拉玛依市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根据《克拉玛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克拉玛依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2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83.5亿元，年均增长16.3%；克拉玛依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31.3亿元，年均增长9.7%。[5]
克拉玛依市处于大建设、大发展阶段，外来流动性人口增加，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但是，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以及部分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此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由于流动人口分散居住，应通过居民社区属地管理。一方面可以强化对辖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外来人员的居住条件、企业用工、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与此同时，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电、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以适应、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创造一种能容纳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性别、不同职业人口的社区环境。
（二）家庭小型化，扩大了市场消费潜力
根据克拉玛依市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22 582.2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7 295.4元，较‘十五’末增长了50%，年均增长8.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0 296元，较‘十五’末增长了89.7%，年均增长13.7%。收入增长、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减等因素迅速提升了克拉玛依市的社会消费能力，2010年克拉玛依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4.8亿元，比“十五末”增长了88%，年均增长13%。”[5]
家庭户的增多有利于以户为单位进行消费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比如建材、家具、家电、汽车等等。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的上升，人们更加自由，追求享受，注重生活品质，带动珠宝、电子产品、奢侈品等产品，以及旅游、美容保健、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的升级。
（三）单身老人、空巢老夫妻增加，多元化养老需求增加，亟须完善相关养老措施
单身老人、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对他人帮助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心理上也就越来越脆弱，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养老问题已经不再是个人或家庭问题，已经转变为社会问题。
克拉玛依市政府应从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完善等方面综合思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措施，探索建立无子女老人、独生子女父母和失去自理能力高龄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和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以家庭为主导、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持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家庭提供预防性、支持性的社会服务。政府在养老机构的设立以及基础设施、养老服务人员的配备等方面应给予引导和规范，引导企业和社会团体介入养老服务产业，从而实现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之间的有效衔接。
（四）人口素质需进一步提高，为建设“世界石油城”提供人才储备
从全疆乃至西部各城市看，克拉玛依的大中专毕业生、技术工人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特别是克拉玛依市的石油石化专业人才队伍，更是其他西部城市难以比拟的。2010年克拉玛依市石油石化专业技术人员4万多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其中拥有副高级职称以上的3 000多人。这为克拉玛依市建设“世界石油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人才储备。
但是，就实现“打造世界石油城”这一宏伟目标而言，克拉玛依市整体人口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是克拉玛依市提升城市品质需要弥补的一个发展空缺。世界上很多发达城市规模并不大，但都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如澳门市仅50余万人口就有多所大学。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等多项职能，对于提高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国际知名度和文化氛围都有积极作用。克拉玛依市要积极筹划，整合当地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学科资源，在“十二五”期间积极筹划筹建创办一所本科院校。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适宜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克拉玛依市应该把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系统工程，整合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克拉玛依市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克拉玛依市统计局.克拉玛依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tjzt/zt3/dlcqgrkpc/Pages/default.aspx，2011-08-30.
[2]克拉玛依市统计局.克拉玛依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E].2002.
Contrast Analysis for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Nie Shaoping, Tang Yan, Huang Qin. Yunnan Psychiatric Hospital, Kunming 65022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Finding out that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the variety between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 from theoretically argument, in fulfillment the proof opens the management is the mentally ill to recover from illness back to return the social important path, appealing for mental illness create more better recover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 to manage the mode. Methods Take with the machine take out 20 examples open to manage the above patient in a year the usage the PROS measures the form measures with SSPI the form proceeds the test respectively, and to test data proceed statistics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mental illness recovers from illness the period opens management front, empress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conditions contain obvious difference(P
【Key words】 Mental patients; Rehabilitation period; Open the management; Mental state and social function
目前，在精神病康复期的管理工作中大多以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模式为主，开放式管理的范围和力度还十分有限。从精神病的特点和医疗安全的角度看，前一种管理模式的优点毋庸置疑，但其不足也日趋显现。因为，当我们从康复心理学和行为医学的角度对病人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分析时，我们发现康复期的病人在实行开放管理后其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较开放前有显著进步，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增强。开放管理对提高康复质量，减少病情复发降低再住院机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与同行进行切磋，意在抛砖引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康复科转入开放管理1年以上的20名病人进行测评，其中男性15例，女性5例。年龄最大64岁，最小29岁，平均42岁。病程最长16年，最短2年，平均7.5年。文化：大专2例，中专5例，初中10例，小学3例。诊断：精神分裂症18例，情感2例。
1.2 方法 采用IPROS(Inpatient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Outcome Scale)量表和SSPI(The Scale of Social-Skills for Psychiatric Inpatients)量表[1]分别对病人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综合测评。其中IPROS量表侧重于心理状况的测评，而SSPI量表侧重于社会功能状况的测评。
2 结 果
IPROS及SSPI测评结果显示，开放管理前、后患者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有显著差异(P
3 讨 论
将精神病康复期开放管理前、后的心理状况及社会功能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对比研究的方法，经情报检索尚未见相关报道。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一条让患者从住院环境平稳过渡
到出院后的社会环境之道路。因为患者长期生活在住院治疗的封闭管理状态，对外界人文地理等日新月异的大变迁没有一个认同乃至参与的过程，一但出院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自卑、失落感，因而他们大多闭门不出，缺少人际交往，很难融入现实社会。如果对康复期即出院之前的患者实施一段时间的开放管理，将使他们逐渐认知、适应并融入到社会环境的大变革之中，把住院环境和出院后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心理落差和现实落差降到最小，为其出院后迅速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奠定基础。
用文章前面介绍的两个精神病康复测评量表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量化测评，经统计分析有显著意义。开放管理能满足病人的需要，增加病人的自我约束力，同时提高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2]。分析表1我们得知，开放管理能使病人走出自卑、封闭的心理状态，其社会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兴趣爱好都有显著进步。分析表2我们同样看到，开放管理能使病人较好地定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学会关心和照顾周围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精神病康复期实施开放管理后病人心理及社会功能状况较开放前有显著进步，社会适应能力明显增强，这对提高康复质量，减少病情复发降低再住院机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精神病康复期开放管理是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应予重视。
4 参考文献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Fang Jia, Zhao Xing-juan,Houqiaohong, Liwei,Liaifan, Mal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P. R. China, 45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300 patient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scores of scale of social support, which were group A (score above 20) and group B (score below 20). After 6 months,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with both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AMD)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Result Compared with group B, the HAMD scale and NIHSS scale of group A patients decreased obviously (P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post-stroke depression; HAMD; NIHSS
卒中后抑郁是脑卒中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约占脑卒中患者的25%～60%，是脑卒中致死致残的主要元凶，严重影响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至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负担。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情绪支持、信息支持及陪伴支持，其实质是一种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可满足个体需求、降低压力水平和缓冲压力影响，最终促进身心健康。社会支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了300例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同时分析了不同社会支持状态患者经过治疗6个月后的HAMD和NIHSS评分的差异，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对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状况以及神经功能改善的影响，为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全部患者均为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住院部就诊的卒中后抑郁患者，其中男性患者168例，女性132例，共30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如下标准：(1)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version 3, 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18分［2］；（3）排除昏迷、精神分裂症、痴呆、失语、失用、心肺肾功能不全以及检查不合作者。入组后所有患者均接受肖水源社会支持量表评分［3］，根据评分情况分为两组：评分高于20分的A组和评分低于20分的B组。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差别入组前的HAMD和NI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帕罗西汀片20mg，每日一次），同时均积极给予危险因素干预、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药物以及康复治疗，出院后常规随访，6个月后两组患者来院访视，失落病例25例，对275例患者详细分析。
1.3 疗效评定 抗抑郁疗效评定方面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HAMD评分，计算减分率：75%为痊愈，50%为显著进步，25%为进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国际通用统计软件SPSS 17. 0，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用X2 检验，以P
2 结果
A组社会支持指数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均较B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 两组各时间点汉密尔顿抑郁评分、NIHSS评分
3 讨论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示一些躯体疾病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自身行为密切相关。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同事、朋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公会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是决定心理应激与健康关系的重要中间因素之一。应激研究领域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反映主观感受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客观支持反映客观存在的支持，主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对支持的利用度反映个体对各种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环境的形成，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逐渐加大，对患者来说尤其如此，而社会支持的获得是帮助人们从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条积极途径。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社会支持的建立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有助于个体对于生活事件的预见和应付能力，提高生存质量。
精神心理因素可以严重影响躯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4］。这种作用是通过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机制进行的。不同的精神心理刺激可作为一种信息传达到大脑，然后又通过各种过程对全身各器官和组织起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强烈、长期和反复的精神紧张、焦虑、忧愁和烦恼等不良情绪，可以使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过程失调，影响到各种疾病的疗效。
脑卒中为突发疾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瞬间受到损害，极易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身体残疾限制患者与社会交往，加上患者的病耻感使患者处于几乎与社会隔绝状态，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康复，同时也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妨碍其主观和客观上索取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躯体性疾病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患者的不良情绪。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评分高的患者较社会支持评分低的患者在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好的社会支持可明显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预后［5］。因此，卒中后抑郁患者应用社会支持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 (6): 379-380
［2］杨期东主编.神经病学.第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109-120
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R 395.6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6-0521-02
有研究认为，医学是一门长期而繁重的学业，医学生作为大学生中较为特殊的群体，更易于引发心理问题［1-2］。为了解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存在差异，笔者对广西百色市部分医学生和非医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对2组学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医学院10个班568名学生及某综合院校14个班83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分别收回有效问卷552份（应答率97.2%）和709份（应答率84.8%）。医学生中，男生262名（47.5%），女生290名（52.5%），平均年龄20.0岁；非医学生中男生302名（42.6%），女生407名（57.4%），平均年龄20.1岁。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调查工具 (1)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父母是否离异等。(2)症状自评量表（SCL-90）［3］，含90个项目，采用1~5级评分制（从无~严重），包含9个心理症状因子。总症状指数（SGI）被认为是能单独体现当前心理状况最好的综合指标。(3)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4］，由27项负性生活事件组成。按照1 a来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由“无影响”到“极严重”按5级评分，事件未发生按“无影响”记分。
1.3 数据处理 用Foxbase软件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采用SPSS 11.5软件完成。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2 结果
2.1 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由表1可见，除精神病性外，医学生的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症状指数(SGI)均低于非医学生（P值均＜0.01）。
2.2 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分析 以总症状指数(SGI)作为因变量，年龄、性别（男1，女2）、民族（汉族1，壮族2，其他3）、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小学1，中学2，大学3）和职业（干部1，职员2，工人农民3，其他4）、家庭居住地（城镇1，乡村2）、家庭月收入（≤1 000元1，＞1 000元2）、父母是否离异（是1，否2）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2），可得到模型Ⅰ；而当ASLEC总分也作为一个自变量与上述10个自变量共同进入分析时，则可得到模型Ⅱ。
模型Ⅰ显示，医学生共有民族、父亲文化程度及父母离异3个变量进入方程，而非医学生只有父亲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2个变量进入方程；模型Ⅱ显示，无论是医学生还是非医学生，一旦ASLEC总分进入方程，则其他因素均被排除，且方程的决定系数比模型Ⅰ增加了10倍以上。可见在影响SGI的各因素中，ASLEC总分的权重系数要大得多。见表2。
2.3 影响心理健康的各项生活事件比较 以SGI作为因变量， ASLEC量表中的27项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中与学业有关的生活事件（考试失败、讨厌上学、学习负担重和家庭施加学习压力）为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以“讨厌上学”的偏回归系数最高。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501，F=19.410，P=0.000。非医学生则以人际关系的生活事件（被人误会、受人歧视、好友纠纷）为主，“被人误会”和“受人歧视”的偏回归系数排在前2位。此外有3个生活事件与学业有关（考试失败、讨厌上学和家庭施加学习压力），其余的与医学生一致。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482，F=23.458，P=0.000。见表3。
3 讨论
已有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认为医学生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1-2］，Singh等［5］在英国伦敦的研究显示，医学生焦虑和不安低于非医学生。笔者此次研究的结果支持此观点，除精神病性，医学生的SCL-90各因子得分均低于非医学生。
调查结果显示，较之其他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显示出极强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具有一致性。如控制ASLEC总分不进入分析（模型Ⅰ），可以看到医学生及非医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青少年心身健康问题密切相关［6］。Gilman等［7］曾报道，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低下是抑郁的危险因素。此次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父母离异等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学校应重点对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学生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指导，同时有必要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低下、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多的关注。
进一步考察27项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发现影响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负性生活事件主要与学业有关；而影响非医学生的生活事件主要来源于不良的人际关系，其次才是学习压力。医学是一门繁重的学业，因此，对医学生的心理维护应关注如何减轻学习压力、提高学习效率等方面；而对于非医学生重点在于引导其处理好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受到歧视或发生冲突时，容易导致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又加剧了人际交往困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以上结果表明，不论医学生还是非医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均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医学生在大学生群体中并不是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但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根据其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
4 参考文献
［1］ DAHLIN M, JONEBORG N, RUNESON B. Str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ed Educ,2005,39(6):59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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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31-35.
［4］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7,5(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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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