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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204-03
一、课题背景及界定
1.在高中语文必修、选修教材中，古典诗词不仅篇目多而且数量大，在语文高考中，古典诗词鉴赏为必考内容，因此对高中生进行古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2.《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发展独立阅读能力，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了解诗歌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了解作品相关的背景材料，分析和理解作品；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
3.《西安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语文》认为，阅读与鉴赏的根本目的是“立人”，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角度，以“立人”为本提出阅读鉴赏目标，从教育的本质上来理解阅读鉴赏活动，侧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维度。文学作品的教学应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文学鉴赏的更高要求就是对作品做出探究性的鉴赏和理性思考。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把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放在目标的核心位置，强调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要求学习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鉴赏重点在于探索作品的意蕴和艺术魅力。
4.《新课程高考语文考试大纲》明确规定古代诗文阅读为必考内容，能力层级涉及A识记、B理解、C分析综合、D鉴赏评价，每年高考试题所选古诗词不在教材里，而且作者也不一定是名家，在引导学生鉴赏古诗词时，知人论世，整体把握十分重要。结合学生实际、古词文本内容及作者经历，在古诗词专题复习及日常教学中，有序进行古诗词方法技巧的指导并扎实训练，这一定会有效提高高中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1）古典诗词赏析方法：结合高考考纲、考点及高中语文课标要求，结合古典诗歌文本，从意象意境、表达技巧、思想感情及语言风格等方面归纳总结诗歌赏析方法。
（2）指导学生：结合新高考及考纲修订情况、高考真题及训练题，引导学生利用归纳出的赏析方法，准确有效地读古典诗歌文本，品味名句，提高学生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有效培养、提高学生的诗歌审美能力和阅读水平。
（3）进行研究：在解读古典诗歌文本、品味名句的基础上，利用已经归纳出的赏析方法，适当研究并总结古典诗歌鉴赏的技巧和规律，有效提升学生的古典诗词鉴赏水平，滋养心灵，升华人格。
二、理论依据及意义
1.理论依据，包括：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诗歌鉴赏及美学理论，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高中语文课标及上述理论都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而高中语文注重学生的选择性和个性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审美和探究能力，加强文学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最近，教育部也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在中学阶段，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欣赏品位，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这样能促进学生提高语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2.实践意义。结合我校高三学生的实际，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陕西省高考语文考纲对古代诗歌的能力层级要求以及对应的考点为依据，利用陕西省、宝鸡市及各地高考模拟题、近五年高考语文真题，强化训练，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并掌握鉴赏古代诗词的规律、路径和方法，有效提高学生古代诗词鉴赏水平和答题技巧。以学习小组为载体，以古代诗词佳作为媒介，引导学生学会欣赏、评价、质疑，以批判思维用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认识古代作品的现代价值及意义，真正提高学生古诗词的鉴赏水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步骤及过程
本课题研究力求从我校高三学生古诗词学习状况出发，结合我校“四步12法”高效课堂有效教学模式推进及高中语文课标和高考考纲对古典诗词鉴赏的能力要求，有序对学生进行古诗词鉴赏方法的指导与研究，通过扎实训练，切实有效提高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评价能力。课题组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调研、论证、确定课题，申报课题，成立课题组，制订课题实施方案，撰写、提交课题开题报告，开始课题研究。根据课题组成员情况，确定我校高三理科班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文科班。在研究时，结合高三复习，引导学生以陕西高中课改前后的新课程高考语文试卷（陕西卷）为主，从古代诗歌阅读试题中找出古诗词的考点及具体考查内容。要求学生完成2009―2013年陕西高考试卷中古代诗歌阅读题，师生总结考点及考查方式、内容，并对陕西课改后高考古诗词阅读的考查方向及考点分布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
第二阶段：实施研究阶段，分解子课题，适当分工，明确任务，确定研究样本，调查分析，阶段推进，有计划、有目标，形成过程性资料和阶段性成果，有初步结论，为结题做准备。对2013年全国高考试题全面解析，结合考点具体指导训练学生。结合考纲、教材和课标对古诗词鉴赏的能力层级要求，结合训练材料，在复习时，我们引导学生从思想感情、形象（意境意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等方面鉴赏古诗词，力争深刻理解诗句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情趣和理趣，着力引导理科生形象化思维、生动化审美，准确诠释古诗词的意象意境，规范清楚表达诗词的意蕴，经过悉心指导和训练，利用有关文字、视频、音频等资源，帮助学生切实提高古诗词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
结合高考考纲要求，全面归纳、梳理古诗词的考点、知识系统，从思想感情、形象（意象意境）、语言和表达技巧入手，结合模拟题强化训练，引导学生总结规律，掌握鉴赏古诗词鉴赏方法和答题技巧，结合训练实际，制订指导方案，形成专题性古代诗歌鉴赏指导训练（一）―（二十二），有效设计课堂，使学生阅读古诗词的能力明显提高。在考试时，对古诗词阅读的采分点认识更清楚，答题更规范，得分率有了显著提高。
结合试卷讲评，要求学生不仅要弄清古诗词的考点，而且对试题所涉及的古诗词进行鉴赏、评价，并有效积累方法，教师予以针对性指导、训练、拓展，使学生每次训练、模拟考试后，有积累、有收获，鉴赏水平明显提升，逐步做到阅读古诗词不是盲目乱解、随意发挥，而是有备而来，依照规律、方法，找准路径，提高赏析水平和答题能力。
经过师生努力，总结的方法、技巧在古诗词阅读实践中的有效运用，理科生对古代诗歌阅读更有信心了，文科生则稳定发挥。课题研究形成过程性资料和阶段性成果，有初步结论：经过强化训练，主动梳理、归纳出古诗词的知识和阅读、鉴赏的方法及技巧，学生阅读古诗词的信心大大提高了。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数据，提交统计分析或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形成最终成果，撰写结题报告，提出结题申请，验收、评估、结题。
结合课堂及复习实际及时总结、反馈。对陕西省宝鸡市一模、二模、三模和西安高新三中模拟试卷中的古代诗歌阅读题具体分析，帮助学生真正把握考点，根据古诗词文本及作者，有效鉴赏诗词，仔细解读，用心答题、品味。这些方法、技巧能帮助学生提高古诗词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提高阅读品位，提升审美情趣和评价能力。这也确实为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了基础，使学生古典文学素养有了一定的提高，从内心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依托古诗词名作、经典作品，丰富人生、健全人格、放飞梦想，让古诗词陪伴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大师对话，慰藉心灵，完善自我，快乐成长。
四、研究结果与成效
通过梳理古诗词知识系统，归纳整理考点及能力层级要求，结合强化训练，师生合作，学生古诗词鉴赏水平和答题技巧有了很大进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先后积累完成了《2014年古诗词鉴赏高考试题例析》（一）―（三）、《指导鉴赏诗歌的形象（人物形象）教学设计》、《古代诗歌鉴赏指导训练》（一）―（二十二）、《2015年陕西省高三教学质量检测语文试题古诗阅读题鉴赏指导》（一）―（三）、《2015年宝鸡市高三语文质量检测古诗阅读题鉴赏指导》（一）―（三）、《2015年金太阳陕西专用高三语文试卷古诗阅读题鉴赏指导》（一）―（三）、《2015年西安高新三中语文高考标准化考试练习古诗阅读题鉴赏指导》和《2015年西安高新三中高三语文考前适应性考试古诗阅读题鉴赏指导》等共37件成果，成效显著。这使我们深信，古诗词鉴赏不仅有规律、路径，而且合理利用高考试题、模拟题和诗词鉴赏资料，强化训练，恰当指导学生掌握方法、技巧，从而迅速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阅读水平和评价鉴赏能力，培养学生养成自觉阅读古诗词的良好习惯。同时，潜移默化地净化学生的心灵，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能力。
以小课题研究为平台，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机结合，促进我们专业化成长，促使课题研究成果多样化，并能尽快转化为教学效益，在总结的基础上，及时反馈，得出一些结论，使课题研究顺利进入第三阶段，按时结题。
五、存在问题及改进
语文课标非常重视古诗词教学，高考考纲规定古诗文为必考内容，但课改以后，语文选修、必修及模块化受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考科目的影响，学生在高二就文理分科，理科生往往重理、轻文，导致古诗词积累不多，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不高，对诗词理解不到位。同时，高考古诗词阅读文本选自课外，范围很大，所选诗词为名家的二三流作品或二三流作家的代表作品，要么作品内容不熟悉，要么作品的作者及所处时代不清楚，导致学生尤其是理科生，对古诗词阅读信心不足，这给课题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古诗词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我们必须传承并予以发扬光大，因此结合高考实际，我们还是努力引导学生细心品读古诗词，掌握b赏的方法、路径和技巧，经过强化训练，学生信心大增，对古诗词的理解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面对理科生古诗文基础不扎实这一实际，我们不能回避，也不想回避，而是通过深入摸底，引导学生利用抽象思维方面的优势，主动阅读、鉴赏古诗词，而不是死记鉴赏术语，不投机取巧，而是扎扎实实读懂古诗词的字面意思，尽可能理解言外之意，形象化理解诗句中的景、情、事、物和理，在诗句中体味生活的滋味和生命的灵动，从而避免枯燥和乏味，有效提高古诗词的鉴赏水平和能力。
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对古诗词的鉴赏渐入佳境。除了文字资料外，我们还积累了很多绘画、音频、视频素材及资源，置身于中国古诗词的艺术王国，聆听妙音美曲，欣赏优美恬静的画面，体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顿感诗意的人生真美。可惜，对于博客操作的不熟练，无论我们怎样插入、粘贴、链接，那些美图、美曲、视频、音频也进入不了博客，就只能在博客里保存文字，留下些许遗憾，因此以后应努力学习博客如何操作。
总之，课题研究与语文课堂教学同步，既促进小课题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改进教学效果，又能帮助师生进步、发展和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教育部基础教育教育司、师范司.语文课程标准研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西安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学科教学指导意见（语文）[Z].2008.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该课程重点是中国美术考古范畴，对西方美术考古有部分涉及。自2010年起我院开设美术考古学院选修课已6学期，每学期2个班各20学时，每班近40名学生。从选课人数和开课情况来看，学生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按院规定选课人数不足不开班）。通过与学生交流，他们选择这门课大致有3个方面原因：考古学有神秘感，很好奇；对考古故事和传奇感兴趣；受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影响。根据高职学生特点，教学中需减少枯燥理论，增加课程知识面和趣味性，调动学生兴趣。
二、课程建设思路
根据学生现有的认知和兴趣点组织课程，让学生在课上带着兴趣开阔视野、学有所获、完善知识体系是该课程的基本思路。
学生对美术考古更多是带着好奇心理，希望了解考古是什么。实际上真正系统地学习美术考古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枯燥的，需要掌握大量知识。而教学中不能简单按照美术考古的内容讲知识和理论，需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课程重点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展开，在对美术遗物和美术遗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根据材料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学生要进行科学引导。比如要让学生弄懂盗墓和考古的差别，了解正确的考古方法。同时应全面介绍美术考古的范畴。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别介绍来自于美术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工作流程，如：踏查、钻探、探方、整理、报告撰写等。同时可借助视频资料增强直观性，近来纪录片如《考古中国》《敦煌》《故宫》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给学生继续探究的方向是必要的，应列出参考书，指出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法等。
三、课程组成及内容选取
课程教学设计应遵循降低难度，提高学习兴趣的原则，搭建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为学生进一步探究打基础。课程内容组织为以下的结构：
1.基础理论
（1）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
美术考古学基本概念；
文化：军事、饮食、服饰、家居、丧葬；
观念：萨满、佛教、道教、生死观；
制度：等级制、文官制度、礼乐制度、昭穆制度。
（2）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
美术遗迹：壁画、雕塑；
美术遗物：绘画、雕塑、碑刻、工艺美术、其他。
（3）美术考古学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图像学、文献研究、科技考古、考古学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流程。
2.分类研究
（1）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时代、冶铸工艺、装饰工艺、装饰纹样。
（2）中国古代墓葬艺术：概念、分期、陵寝选址原则。
（3）礼仪美术。画像石：二桃杀三士、要离、孔子见老子、秋胡妻、孟轲母、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
（4）中国古代典籍。
3.拓展学习
考古发掘简报解读。在内容的选取和组织方面尽量通俗易懂，减少过于艰深和枯燥的概念，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动脑思考。
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原则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意识。可布置三项作业内容：美术考古个案分析、青铜器型图、课堂笔记。通过这些项目加深学生印象，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作好铺垫。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