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6 09: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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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管理人员 劳动价值形态 功能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关键词：行政管理人员 劳动价值形态 功能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1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所影响的范围划分，执政效果可分为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全社会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观效果。某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受益的执政效果叫微观效果。宏观施政效果包含微观效果，微观施政效果量的积累构成宏观效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微观施政效果的大量积累，形成社会性的宏观效果。在某种情势下，要获得较大的宏观施政效果，往往要牺牲某些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暂时影响该单位的和部门的微观施政效果。这就要求该单位、该部门的同志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决不能把谋取本单位的微观施政效果建立在损害全社会的宏观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按某一层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付出的一定劳动量，首先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体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员通过施政实践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客体效果，即通过有效施政激发了工作对象的生产积极性，给本单位带来了效益，我们把某一层次行政系统所获得主体效果与客体效果之和称为直接施政效果。
随着该系统工作人员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们创造的施政经验，还会影响和带动其它系统与部门获得理想的施政效果，这种“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五枝十枝花”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间接施政效果。由于间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又称为波及效果。这种波及效果连锁反应，再波及到其它行业和层次所产生的效果，可称为扩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艰苦劳动，创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间接施政效果的波及与扩波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3.隐效果与显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划分，可分为隐效果与显效果。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从初层次来说，解决了一个或几个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从深层次来说，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这些存在于人头脑中新确立的主观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对象的行为，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的内在表现形态。由于这种施政效果并未游离出人体之外，故称为隐效果。
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付诸于实践，必然用语言、情绪、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这种由精神价值形态转化为物质价值形态，称为显效果。
一般说来，行政管理工作的隐效果决定显效果，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显效果对隐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实践又可以促进思想理论的升华，使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标、内容、措施有机融合其中。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1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所影响的范围划分，执政效果可分为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全社会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观效果。某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受益的执政效果叫微观效果。宏观施政效果包含微观效果，微观施政效果量的积累构成宏观效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微观施政效果的大量积累，形成社会性的宏观效果。在某种情势下，要获得较大的宏观施政效果，往往要牺牲某些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暂时影响该单位的和部门的微观施政效果。这就要求该单位、该部门的同志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决不能把谋取本单位的微观施政效果建立在损害全社会的宏观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按某一层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付出的一定劳动量，首先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体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员通过施政实践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客体效果，即通过有效施政激发了工作对象的生产积极性，给本单位带来了效益，我们把某一层次行政系统所获得主体效果与客体效果之和称为直接施政效果。
随着该系统工作人员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们创造的施政经验，还会影响和带动其它系统与部门获得理想的施政效果，这种“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五枝十枝花”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间接施政效果。由于间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又称为波及效果。这种波及效果连锁反应，再波及到其它行业和层次所产生的效果，可称为扩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艰苦劳动，创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间接施政效果的波及与扩波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3.隐效果与显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划分，可分为隐效果与显效果。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从初层次来说，解决了一个或几个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从深层次来说，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这些存在于人头脑中新确立的主观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对象的行为，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的内在表现形态。由于这种施政效果并未游离出人体之外，故称为隐效果。 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付诸于实践，必然用语言、情绪、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这种由精神价值形态转化为物质价值形态，称为显效果。
一般说来，行政管理工作的隐效果决定显效果，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显效果对隐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实践又可以促进思想理论的升华，使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标、内容、措施有机融合其中。
4.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来划分，可分为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围进行工作所产生的施政效果为独创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配合其它社会工作交叉产生的共同效果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们两者之间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三、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功能
1.目标导向功能。施政效果以价值的形态出现，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它在目标方向、时空、效率等方面都有相对的质量规定，施政效果的目标方向特性，决定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效能。公式为:
劳动效能二目标方向X工作效率
中图分类号： U412 文献标识码： A
一、管理体系
据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特殊性，对老路路面处理方案需依赖于现场实际情况及对病害判定，尤其是下层结构病害情况。设计阶段的路面破损调查和弯沉检测工作，虽可以调查出路面表面层病害状况，但无法准确判定路面结构层的深层病害情况。这些都决定了事先难以精确确定每个段落的处治方案，施工前的方案设计只能定出整体设计原则和初步预估不同路段加铺方案，而每段路面具体加铺方案则需结合现场开挖情况动态确定。施工期间具体段落处治、加铺方案现场确定，在此基础上动态出图；设计人员全程跟踪、参与路面改造方案现场确认；确认一个路段的方案，出一个路段的施工图，如此递推，实施动态设计。
图1 动态设计流程图
1、实施原则
（1）处治方案选择科学性――方案不失误；
（2）处治工程量计量有效监控――计量不失真。
老路处理、施工过程前，在对照设计文件基础上，现场由业主管理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配合，共同协商，进一步确定段落划分范围和病害处治工程量。
2、具体分工见下表：
老路面病害现场处治各参建单位分工
3、档案管理
老路处治每个阶段工作完成后，施工单位对具体施工情况和设计方案汇总统计后上报监理建委复核后2天内向业主管理处提交。
二、路面铣刨段落划分
在同一施工标段内以单点弯沉及路面病害程度作主要判别指标，据相似性归属原则，进行段落划分，即指标相近细分路段划归在同一段落内，建议路段划分长度尽量不要小于100m。主要按以下几项指标控制路面铣刨段落：
①路面病害情况；（100m范围路面修补面积超过15%；100m范围病害面积超过15%，或病害超过5处（不含横缝）路段；横向裂缝连续不断，间距小于15m）
②路面单点弯沉值控制指标；
③结合路面调坡后纵断面标高差h（h为路面设计标高与现有路面标高之差），对细分路段进行调整。
三、路面裂缝处治设计
1、对缝宽在5mm以内的横向裂缝，采用热沥青灌缝。
2、对缝宽大于5mm的裂缝可进行开槽灌缝加以处治。
3、对缝宽大于20mm、严重的裂缝（支缝较多、缝壁散落），对裂缝处进行挖补回填处理，采用抗裂贴进行下承层封缝处理，再回填AC-20型沥青混合料。
四、路面坑槽、松散处治设计
1、严格按照“圆洞方补、斜洞正补”原则，划出所需修补坑槽轮廓线，其范围据坑槽面积适当扩大处理；
2、沿所划轮廓线开凿至坑底稳定部分，其深度不得小于原坑槽最大深度；若基层已经松散破坏，将破坏基层一并清除；
3、清除槽底、槽壁松动部分及粉尘、杂物，并涂刷粘层沥青；
4、填补AC-20沥青混合料并整平；
5、用小型压实机具将填补好的部分压实，应将沥青混合料分多次进行摊铺和压实，压实时应注意边部压实和对周边部分造成振动松散；
6、采用封缝胶进行封边处理。
五、龟裂、松散处治设计
龟裂病害较轻时采用热沥青喷洒；如病害程度较高，已经使路面发生松动时，可采用坑槽修补方式；如修补面积较大，则应分层修补，每层厚度≤8cm，修补至与原路面高程一致。
五、沉陷处治设计
对沉陷与路面纵向裂缝同时发生路段，应进行基层处理。对其他部位沉陷可据病害程度采取相应处理方式：
1、路面略有下沉，沉陷深度不大，无破损或仅有少量轻微裂缝，可不作处理，在沉陷处直接罩面。
2、沉陷深度中等（2cm左右），破损较轻或仅有少量轻微裂缝，可在沉陷处涂刷粘层沥青，再用AC-20型沥青混合料将沉陷部分填补，并压实平整，然后进行罩面。
3、沉陷严重（4cm左右），破损明显，沉陷区域裂缝较宽时，说明基层已经破坏，需要将基层铣刨后回填，然后进行罩面处理。
六、翻浆路段处治
翻浆路段沥青面层一般都会有裂缝、坑塘、松散等破坏形式，翻浆路段一般结构强度不足，因而此次维修时，需对翻浆路段进行特别结构补强措施，建议铣刨重铺。
七、纵向裂缝
1、对轻微（缝宽≤5mm）的纵向裂缝，直接采用灌缝处理。
2、对较严重（缝宽>5mm）的纵向裂缝，尤其对高填方路段、半填半挖路段的纵向裂缝有以下两种处治方式：
①先在裂缝两侧各50cm范围内平行行车方向开槽，铣刨至基层顶面后对纵向裂缝进行灌注水泥浆处理，再在基层顶面裂缝位置粘附100cm宽的聚酯玻纤布后回填普通沥青ATB-30混合料，回填材料厚度要求经压实后与老路面铣刨面齐平；最后在罩面前，在裂缝修补位置上粘附一层200cm宽的聚酯玻纤布，之后可进行罩面施工。
②对纵向裂缝对应段落的路床进行处治。砂砾土填筑路段采用注浆加固处理，素土填筑路段采用水泥干拌碎石桩处理。该方法处治成本较高，但病害处治效果较好，各单位可综合考虑，合理选择处治方法。
八、老路床处治实施
1、现场检测
对底基层铣刨后外露的路床，开展含水量、路基承载力、压实检查工作。检测目的在于调查老路路床的软弱情况，以确定是否加固及加固工艺，并为后期老路改造提供参考。
2、处治方案
对路床强度衰减严重、含水量较大位置，承载力不足段落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对路床不同填筑材料可选相应处治方案。一般情况老路床为砂砾土填筑路段时采用注浆处理，老路床为素土填筑时采用水泥干拌碎石桩处理。
九、结束语
高速公路进行改扩建在今后高速公路建设中将成为趋势，改扩建中对老路病害处治至关重要，将影响整个高速公路质量整体性和行车安全性。本文通过提出对老路处治动态管理和处治方案设计原则，为高速公路升级改造改扩建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一、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方兴未艾
九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据统计资料反映，2002年我市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指数不足8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针对这一现状，我市大力开展各类培训，有效整合培训资源，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都在22000人以上，并实现了培训与就业的紧密连接。尤其是今年以来，根据上级提出的“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培训率超过50％，新增转移人员组织化程度达到50％”的要求，我市坚持劳动力转移培训先行的做法，截至10月底，已举办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班141期，培训农村劳动力19950人次，占今年全市农村劳动力培训任务指标的90％以上。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培训专业有计算机、服装缝纫、铝材加工、汽车驾驶与维修、电子电器、工程机械、建筑、保安员、宾馆服务员、餐饮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食品加工等十几个工种。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为了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年初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确定前，市委领导就劳务输出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把劳务输出工作做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县域经济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列入到今年农村经济工作中来，成立了考核组，就劳动力转移进行全年跟踪考核。鼓励各乡镇成立劳务输出公司，保证每个乡镇成立劳动保障事务所，在组织上建设上逐步完善输出体系。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在市农村劳务输出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形成由市劳务输出工作协调小组牵头，劳动、农业、教育、交通、畜牧、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各镇政府协调配合抓培训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市、镇、村三级网络，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培训；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月报制度，及时掌握各镇、各部门培训动态和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提高了转移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整合培训资源，发挥最大效应
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一中心，在全市有效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充分发挥最大效应。一是利用职教中心、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如我市把电大、职业高中、技校、农专、中专五校统一合并成立了九台市职教中心，每年都要为我市培训出旅游、餐饮、美容美发、电子电器、计算机等各类人才6000人以上；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通过“阳光工程”培训、绿证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经纪人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示范工程，每年为我市培训各类人才7500人以上。这些人才全部输往全国各大城市，十分抢手，供不应求。二是通过劳动部门成立的各种职业学校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如梦神美发学校、博硕电脑学校、文波职校、千银缘美容美发学校等每年都能为我市培训专业技术人才5500人以上。三是充分借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力量，帮助培训农村劳动力。我市每年都要聘请吉林省农科院、通化农科院、吉林农大等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亲临授课，或采取将农村劳动力送到科研院校培训等形式进行全面培训，每年都可培训农、林、畜牧等方面技术人才1000人。四是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培训基地及社会办学力量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市已成立了农业、农机、畜牧、林业等多个行业性协会，这些组织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开展专业性技能培训。今年截至10月底，农业行业协会培训农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农机行业培训农机驾驶及操作人员近500人，其他培训达500人。
3.拓宽培训方式，适应市场需求
根据我市多年来转移农村劳动力积累的经验，以及所掌握的市场用工信息和地方实情，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一是加大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力度。据统计，我市每年培训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技术工人约7000人，约占新增劳动力的30％。如我市职教中心发挥培训基地作用，开设了旅游、餐饮、美容美发、电子电器、计算机、汽车驾驶与维修等专业，今年截止10月底就培训600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主动加强对外联系，与市外技工学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利用他们优越的办学条件、雄厚的师资力量帮助培训技术工人。目前，我市与吉林农大、省农校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送培1000多人，并全部实现了就业。二是依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积极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用工培训。针对周边大中城市、省外经济发达地区及本地用工单位提供的大量用工信息，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对务工人员开展礼节、礼仪、进城务工常识、劳动保障政策法规、专项技能等方面的岗前培训，让他们能尽快适应企业环境，近两年先后为我市培训10000多人。三是结合农村多种经营结构调整，广泛开展各类农村多种经营实用技术培训。针对目前许多农民迫切需要掌握1—2门多种经营技能的愿望，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协助各镇以“绿色证书”和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为主线，广泛开展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一大批农村劳动力实现了产业内的转移，广泛活跃于各农场、林圃、花卉、果园、特种养殖等技术岗位，成为“拿工资”的新型农业工人。今年共培训这类人才7500人以上。四是积极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岗位竞争能力。
二、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任重道远
虽然我们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要求，培训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领导重视程度不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力度不大。当前，各镇、各部门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来抓，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研究不多。一些地方领导在发展经济中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讲得多，做得少，影响了工作的成效。
二是农民思想观念守旧，接受培训的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农民习惯于散漫的农村生活节奏，对接受培训掌握就业技能存在畏难情绪；还有一些农民由于缺乏就业指导，没有明确的职业取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培训，对培训是否有助于就业有所顾虑。因此，即使转移培训是道免费的“午餐”，农民光顾的欲望也不强烈。
三是培训经费短缺，制约了工作的开展。不论是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还是职业技能培训；不论是“订单式”用工培训，还是短期培训，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就我市而言，预计一年的培训经费约需100－500万元，而目前仅仅依靠市、镇财政投入，难以弥补较大的缺额。
四是培训基地建设缓慢，难以产生核心效应。尽管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各类龙头企业、专业技能人才和行业培训机构遍地皆是，但由于未能抓好培训基地建设，没有产生典型示范作用，社会反响一般，也影响了培训工作的成效。
据估算，近三年九台市进入16岁年龄段的人口每年约30000人左右。在农村除了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和立志务农的外，大部分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因此，对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实行培训，帮助其掌握一定的技能技术，实现其创业致富的愿望，是摆在市镇两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任重道远。
针对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领导组织力度，切实地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在市、镇两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建立培训工作的专项考核指标。市、镇两级明确制订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督查和考核，真正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有位置、有计划、有核查、有台账、有延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造势，积极倡导“外出务工光荣，就业培训为先”的思想，切实转变一些农民“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提高农村劳动力大胆走向城市，大胆走进二、三产业择业的热情，鼓励农民参加各类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让转移就业的农民“精一门、懂二门、学三门”，适应市场发展需求。
三是进一步优化培训资源，抓好培训基地建设。我们将在市、镇、村三级就业培训组织联动、各类培训机构协调配合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实情，积极创办3～5个培训基地。
中图分类号：F249.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区域差异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及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关于区域发展问题，很多学者给出不同的研究观点。佩鲁提出，主导部门企业聚集形成的“发展极”能够带动相邻地区经济的优先增长；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论，主张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赫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应优先发展直接生产性活动的部门，并通过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弗里德曼提出中心论，认为区域核心的发展速度要大于的发展速度；弗农提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与产业生命周期相关；威廉姆逊提出倒“U”型理论，指出发展阶段与区域差之间存在差异的倒“U”型关系，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化是发展不可避免的，但区域经济差异终会随着经济发展成熟而消失。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从区域经济产出增长与投入的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短期内特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在短期内，投入资本为常数，引起产出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劳动力。通过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得到在短期内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方法。
二、劳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根据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主要由劳动力与资本两种因素决定。劳动力主要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内涵是指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与体力的总和；资本主要是指各种生产设备，土地等生产资料。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时间尺度的不同，能够划分为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其影响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在长期经济中，劳动力与资本投入量都是可变的，这两种因素同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在短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滞后，在短期中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所以在短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通常假定资本投入为固定量，对短期经济发展影响较小；同时由于人口政策在短时期内政策效果较慢，人口在短时期内也不会产生较大波动，所以劳动力的总和趋于固定，区域内劳动力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转移，即劳动力从区域外转移到区域内。本文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在短期内的发展，着重分析劳动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劳动力与短期内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联系：
1.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定性描述。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个方向，区域外转移至区域内与区域内转移至区域外。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区域经济发展会出现不同的影响。当区域内的劳动力缺少时，劳动力成为稀缺品，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不变，供给减少，就会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厂商通常会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或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以招聘到更多的员工参投入生产活动中，从而提高利润水平。由于劳动力总量在短时期内并不会迅速增加，区域内的劳动力缺口主要由区外劳动力的流入所补充。相反，当区域内劳动力过剩时，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不变，需求减少，此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降低。厂商通常会降低工资水平以消减成本来提高利润。劳动力就会从区域内转移到区域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力的流入短期内会增加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或使区域经济水平从衰退中复苏；劳动力的流出短期内则会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或使区域经济进入到衰退中。
2.劳动力的转移量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的转移量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定量描述。劳动力的转移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劳动力转入量较多，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相反，劳动力转入量较少，则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同理劳动力转出量较多，短期内经济增长衰退较快；劳动力转出量较少，短期内经济增长衰退较慢。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劳动力因素在短期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突出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现对模型进行一些设定：
（1）模型中存在着两个地区，一个是目标区域，即我们研究的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区域，在模型中称为目标区域；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转移区域，即除了模型中目标区域外的其他区域。
（2）劳动力的转移只与实际工资水平相关。
（3）目标区域内外劳动力总量为固定值。
1.劳动力转移方向
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与资本是两个主要因素。劳动力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都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资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劳动力对经济的影响在短时内就能够产生。在短期内，区域经济的资本投入为固定量。区域经济的产出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长，能够吸引到的劳动力越多，整个区域增长的动力就越大。劳动力的转移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另一个是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决定了该区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区外的劳动力。如果区域内的工资水平高，那么区外的劳动力就会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转移到区内工作，反之，区内的劳动力则向外流动。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决定了区域内劳动力的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工资的实际价值，也就是实际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是减少的；反之，低生活水平能够使相同的工资水平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将区内的实际工资与区外的实际工资作比较，就能够得到劳动力的转移方向。
可以使用工资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比值来判断一个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由于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的消费水平相符，所以在比值中生活水平用区域消费指数来替代。通过区域内与区域外的实际收入比就能够确定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根据以上关系，有以下公式：
其中，w是目标区域内的平均工资水平，wa是目标区域外的平均工资水平；C表示目标区域内的消费指数，Ca表示目标区域外的消费指数；k是一个公式系数，作用是用来修正公式；P值用来表示两区域间的实际工资差异，当目标区域内外差距较小时，通过调整k值，使P值趋于1。
P值通常情况下为正数，当P大于1时，表示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比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高，短期内劳动力将从区外流入到区内；当P小于1时，表示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比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低，短期内劳动力从区内流出；当P等于1时，表示区内与区外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区域内外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区域内的劳动力既没有流入的理由，也没有流出的动力。
有了P值的取值，我们就可以对模型进行动态的分析。当P值大于1时，表示区内实际工资水平大于区外，吸引劳动力转移，与此同时，区内劳动力不断增多。随着劳动力的增多，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所能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也不断递减，区内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到与区外实际工资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就不会再有劳动力的转移，系统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状态；反之，当P值小于1时，表示区内实际工资水平小于区外，区内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区外以获得更好的收入，区内劳动力减少。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不断提高，进而厂商就会提高工资水平以最大化生产所获利润，当实际工资水平与区外实际工资水平相等时，就不会产生劳动力的转移，区内外劳动力水平达到动态平衡。
2.劳动力转移量
整个世界的劳动力在短时期内变化较小。我们假定目标区域内外劳动力总和为N，区域内劳动力为n，继而区外的总劳动力为N-n。可以看出，当实际工资水平比值趋于无穷大时，整个区内的劳动力转移率为100%，当实际工资水平比值趋于0时，劳动力转移率为-100%，当实际工资水平比等于一时，劳动力转移率为0。根据所给条件，因而可以得到估计的劳动力转入函数为：
其中U为任意一时间点上的劳动力转移率，表示劳动力从目标区域外转入区域内的比率。将以上时间点上的劳动力转移率公式，引入到模型的动态分析中，就能够得到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劳动力转移公式。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得出平均劳动力转移率为以下：
其中V是区内劳动力增长率在实际工资水平达到与外界平衡时经历时间过程内的平均转移率，用来表示从起始到平衡时，平均劳动力转移比率；P为区内外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比。表示区域内的实际工资水平根据以上公式，平均劳动力转移率为正数时，即V值大于0时，劳动力是向区域内转移的，平均转移量为
当劳动力转移率为负数时，表示即V值小于0时，劳动力是向区外流动的，平均转移量为
公式中Li表示劳动力转出量，Lo表示劳动力转入量。
当P值为1时，表示区域内实际工资水平与区域外实际工资水平持平，劳动力没有转移的动力，此时平均劳动转移率为零，即V值等于0。
3.劳动力带来的区域经济增长
在短时期内，随着区域内劳动力的增加，区域内的经济会同时增长。在资本水平投入固定时，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劳动力产生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价值的积累。转移劳动力产生的价值就是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ΔY表示转移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总产出，也就是经济增长的部分；MPL为劳动的边际产出，是劳动力数量的函数，一般情况下是劳动力水平的减函数。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内经济产出的增长与转移的劳动力有关，在边际劳动产出大于零时，区域经济产出增长是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增长的。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区域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是实际工资水平。当区域实际工资水平大于区外时，劳动力人口就会因为能够得到更多收入而转入到区域中，当实际工资水平小于区外时，劳动力人口就会转移至区外。第二，劳动力的转移最终会使实际工资水平达到平衡。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转入的区域会因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而产生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使劳动力转移放缓，最终达到平衡；反之，则会因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减缓劳动力的转出，最终达到平衡。第三，劳动力转移量是实际工资水平达到平衡时的积累。在实际工资水平不平衡时，就会有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停止是以实际工资水平相等为信号的。第四，短期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有了更多的劳动力人口，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产出增加。区域经济增长量就是每个增加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从以上可以看出，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高区域内工资水平。提高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进行补贴，以较高的工资水平来带动劳动力的转移，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从而达到短期内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二，降低生活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对基本商品补贴降价，建立保障房等方式，来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进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吸引劳动力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来。第三，保持区内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区外。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较好地吸收劳动力，在劳动力边际产出没有达到瓶颈时，更多的发挥劳动力的发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区域经济平稳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与转轨。完善以上几点，就能够使区域经济在短时期内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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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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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村，解决了劳动者自和积极性的问题，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城市民工等非农产业农民，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但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城乡发展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用工荒和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问题，引起关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给出的制度定义可以概括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中的制度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中的当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政府和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农民如何进行转移的动态博弈。当政府设计的制度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农民选择转移的成本过大，收益小于预期，农民选择不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转移的；当政府设计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则情况相反。农民选择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转移的。农民视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动态地变化自己的策略，进行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选择。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其转型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在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求畅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发挥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二、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标的选择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用下的城市发展进程、市场化程度、要素流动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测定制度因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就业率指标测量(EMP)。即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发展的程度，非国有部门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主渠道，因此非国有部门就业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成分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用三产投资比重，即三产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的比重测量(SERI)。用三产的建设投入大致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比重来测量(COUL)。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强其流动性，引导其流动方向。用这一指标反映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选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用进城“农民工”人数加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
运用SPSS 11.0对非国有部门就业率、三产投资比重、劳动力流动程度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为抽取因素标准，抽取一个因素，解释变异量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综合为一个制度影响因素指标(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响程度的检验
用SPSS 11.0X对制度影响因素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时滞性，采用滞后两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与制度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关性为0.919，相关性显著。
通过分析可见，反映较高市场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标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程度指标，可见。在劳动力流动中还存在阻碍因素，还需要设计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具体制度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促进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建议
(一)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依靠制度，只有进行根本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设计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设计有效率的二、三产业发展的制度，促进城市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而为剩余劳动力的平稳、有序转移创造必要的拉力；设计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主要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动和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保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以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确保劳动力平稳、有序的转移为原则，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档案，提供劳动力供求的预测预报信息，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减少盲目性；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三)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优惠措施，减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规范市场规则，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强正式制度对劳动力的影响的同时，发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挥信息网络的服务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网络设施建设，让农村劳动力享受同样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最大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就业岗位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如何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本文将结合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状况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迁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进行探究。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前，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工业企业规模开始扩大，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入。
（2）第二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农村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农村的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率出现很大的矛盾，由于户籍制度由严格控制到管理放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
（3）第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为非固定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开始转向中小城市，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没有结合市场、产权不清晰等自身的缺陷，造成劳动力转移作用下降。宏观经济形式有了好转以后，一些有实力的乡镇企业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有限的土地生产率以及供给之间的矛盾有直接关系，它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受季节性的影响、家庭的长久性城市定居等。
2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重庆市黔江区，地处武陵山腹地，辖30个乡镇街道，222个村。截止到2012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为54.5万人，非农业人口22.35万人，农业人口32.15万人，其中劳动力35.01万人，是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黔江区在组织、引导劳动力转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整个重庆市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流动人口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狭窄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受到一些制度的影响，就业的行业和技术工种越来越少，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歧视，因此，剩余劳动力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
（2）乡镇企业吸引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有起有落的发展过程，目前的情况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吸收劳动力的成本也在提高，加上智能化的机械生产，乡镇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在逐渐减少。
（3）农村剩余劳动力综合素质偏低
虽然我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还是存在农村教育水平不高的现象，教育水平偏低以及综合素质的偏低直接影响了就业。
（4）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偏低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保障，比如，克扣工资、拖欠工资、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等现象还是普遍存在。另外，农民工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主要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工厂的一线工作人员，生活和住宿环境也比较差，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峻。
（5）户籍制度的影响
目前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的转移，给劳动力的迁徙增加了成本。比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学受到了户籍制约，实行划片招生。一些企业制定了农村户籍不能进入的不平等制度；在城市买房有时会受到户籍的制约。
3 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的探索
（1）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中小城镇建设
第一，加快小城镇发展也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普遍经验，对渝东南中心城市扩大吸收能力。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对交通、上学以及就业方面给城市带来压力。因此，要增加城市建设的基础投资、配套农民工子女就地就近上学。
第二，充分利用重庆市人才市场、重庆就业服务站以及重庆市用工信息网等多渠道进行就业指导、人力外派、人才招聘。
第三，成立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建立农村劳动力状态监测体系，改善转移环境
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劳动力就业，使农民尽早脱贫致富。一是建立区、乡（镇）、村（社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站。二是进一步完善重庆市人力资源基础台帐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全区人力资源基础台帐数据库，并实时动态更新。对劳动者的信息和就失业信息实行动态管理。三是对重庆市全民社会保险参保进行登记，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以便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
（3）加强劳动力就业培训指导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专业技术水平偏低等现象，一是完善劳动力就业服务机构，通过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技能培训。比如：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微型企业培训，适应性就业培训等多形式；二是调整就业政策，实行“4050”人员灵活就业补贴、失业补贴，积极促进就业。以降低农民的就业成本，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三是转变劳动力就业观念，转变企业人力管理的就业观念；四是通过多形式来提高就业或者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以便他们更好就业。
4 结语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城市化发展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寻找更多的出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劳动力转移这一难题，以实现国家的进步和现代化。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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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新发，陈玉杰.劳动科学研究的特征分析——基于学术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论的反思[J].现代管理科学，2011（06）.
[3] 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外夹击之中，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沉重的就业压力已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肿瘤”。如何能积极有效地增加劳动力需求，促进社会就业——防止“肿瘤”癌变，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而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自然也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劳动力需求的主体——企业即纳税人的追逐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纳税人非常关心由于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其总成本的影响。如果纳税人增加劳动力需求，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或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劳动力雇用使纳税人的利润减少或无法产生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维持现有劳动力需求水平，甚至减少劳动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般而言，政府的减税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供给与总需求，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反之，政府的增税政策则会产生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纳税人的结构因素，就会发现即使在政府实行减税的税式支出政策时，由于税式支出的对象不同，而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
（一）国外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较高的税负水平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并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意愿；二是探讨对劳动征税的税收负担如果是由雇主承担，则税收“楔子”的大小是否会对雇主（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是探讨如何通过税制改革和完善税式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与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目标。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认为，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失业增加，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导火索”就是税收“楔子”过大，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产生了消极影响。Koskela（2002）[2]研究认为，提高资本税率并降低劳动税率，会促使雇主选择以劳动替代资本。他们指出，这种税式支出将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增加生产的产出，增大雇用劳动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认为，政府可以向高失业地区的投资提供税式支出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也可以将税式支出直接与纳税人吸纳劳动力就业挂钩，把提供一定数额的新就业岗位作为享受税式支出的条件。Howell H.Zee（2005）[4]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概念、问题及各国比较》中认为所得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且具有双重效应，即税收会减少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愿望，使劳动力更多地消费休闲；税收也会使劳动力感觉到贫穷而更多地工作。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工资弹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税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应本身很小，税收替代效应还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实证考察了欧盟国家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新欧盟成员国就业的变化情况。他们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楔子对就业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欧盟国家税收对失业产生的影响较弱，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楔子对整个欧盟国家的就业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而且欧盟转型国家的劳动税对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其他欧盟国家。
（二）国内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就业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在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取向；三是税式支出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贾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中认为，实施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应倾向于那些有经济和技术方面适用性的劳动密集型的纳税人。孙胜利（2003）[7]在《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中指出，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就业资金投入，加大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的力度，通过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岗位。罗宏斌、周红梅（2005）[8]的观点是税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并能吸纳较多劳动力的纳税人，给予税式支出，有利于确保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就业问题”。卢亮（2005）[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税式支出的就业效应，并针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扩大税式支出规模，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财政政策建议。王根贤（2005）[10]认为，我国自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GDP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却未能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结论是：积极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挤就业的。因此认为，要保持GDP与就业的均衡增长，关键是要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机制。为此，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规范政府行为，财政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构建和完善具有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机制的税式支出政策。李伟宁（2005）[11]认为，从技术层面看，现行的税式支出主要体现为优惠期限短、临时措施多、配套办法少、适用范围窄、过渡色彩浓等；从效率层面看，税式支出对促进整个社会就业增长的效果较差。因此，应从扩大税式支出收益纳税人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完善现行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王娜（2006）[12]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政策可以促进就业的结论。王春雷（2007）[13]采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其结论是“在目前的工业化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2万元的增加值就能够创造1个就业岗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6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了将近9万元才能创造1个就业岗位”，并且“边际宏观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27个百分点”，文中对此还提出相应税收政策。付伯颖（2007）[14]通过探讨政府的税式支出手段，在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功能作用，试图提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华（2008）[15]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①税收优惠对促进就业具有局限性。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不应仅局限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而应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导向，在各个产业间均衡推进。②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应将重心置于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③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信息咨询、中介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王春成（2009）[16]在《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中通过对行为效应的分析提出，应加大对纳税人的税式支出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发达国家高税负的税制特征，运用多种理论分析模型，探求税收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原因并寻找优化途径；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寻找缓解就业压力，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的税收政策手段。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宏观或政策层面展开，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得出的结论多表现为理论依据不足，且过于笼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去进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见，这使得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缺乏有效的说服力。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动态角度进行模型分析，剖析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未来政府的税式支出行为能更好地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三、模型和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稳态均衡路径下，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激励效应，并进而对税式支出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由于税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税率的影响，而税率的变动则会引起纳税人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各类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额。这些变动会由于资本的收益弹性、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弹性等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差异。因此，即便是同样的税率变动，相对于不同的纳税人而言，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也会产生差异。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较静态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动态模型分析方法则克服了研究结论单一的缺憾，能较为全面的阐释同样的税式支出对不同纳税人可能产生不同激励效应的成因和机理，能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活动中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
假设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为：
J=maxξ′ID，Z。其中，I为收益函数；D为纳税人第c期的雇用劳动力支出；Z为纳税人第c期的其他消费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数是凹函数；ξ0
－t［∏ W，D－D］。其中，∏ W，D为W和D的凹函数，表示为收益函数，将其具体化即为：
∏=λWD其中，W为资本；W为产出；λ为收益占产出的比例；δ0
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不妨将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为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目标函数及其预算约束函数求解动态最优，进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纳税人第c期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支出Z造成的收益损失与第c+1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相等，即本期消费支出Z减少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下一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来进行相应的补偿；（3）式则表示纳税人在同期雇用劳动力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即减少一个单位的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消费支出来进行相应的补偿。所以，在满足（2）和（3）跨期最优化一阶条件的基础上，求解出最优稳态均衡路径，纳税人即可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这一结论足以说明，本模型满足了动态模型最优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研究税式支出的变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为了获得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变动关系式，现将（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纳税人的收益占产出的比例和最小资本回报率固定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对（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来分析税式支出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即：
=
= （6）
（一）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不能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没有获得额外收益时， =0，假设λW>D，我们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见，如果>1，那么
0。
因此，当=0时，如果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发生持续性变动，纳税人的收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进而对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当>1，有
（二）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0，假设λWD>D，我们就可以根据（6）式进一步分析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关系。
1.当>1时，按照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的多少，我们需要分为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1）当值较大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值较小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
这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方法无法判断和确定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会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分析结论
首先，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小，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大，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下调，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上涨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其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大，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小，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提高，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下降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再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大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最后，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小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二）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有两种，即激励效应和替换效应。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是指税式支出通过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或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激励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则是指税式支出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收益纳税人和非收益纳税人之间产生替换。因为税式支出是以减少税收收入为代价的，而税收的中性原则和财政原则则决定了对特定纳税人实行税式支出而减少的税收，只能通过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来弥补，这反过来，又会扩大其他纳税人的税收楔子。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就可能会对其他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扭曲，导致非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被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所替代，从而减少了其他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可见，税式支出激励效应所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与替换效应所失去的劳动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税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缩水，当然，其最终效果还要取决于激励效应与替换效应的对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尽可能使其激励效应大于替换效应，从而切实地增加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应清楚地认识到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影响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认为税式支出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就能增加劳动力需求，即不能把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增加划等号。政府必须要考虑就业弹性因素。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量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程度，也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弹性一定，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经济增长率一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稳定甚至趋缓的背景下，以提高就业弹性为宗旨的税式支出政策则更为现实、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实地发挥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就必须从优化经济结构着手，运用有效的结构性税收政策加大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适时推出能够有效提高就业弹性的税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明确税式支出激励效应的逻辑传导机理，即降低纳税人税负能够减少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或提高纳税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可以降低纳税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价格，从而增大其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导致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需求，最终提高纳税人所在的整个行业的就业率。所以，税式支出的效应应当符合三项要求：即税式支出应当使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最终消费价格降低；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消费需求必须对消费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度；纳税人增加产品或服务总量应当是通过新增雇用劳动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加现有劳动力的工作量来实现。因此，税式支出的收益对象——纳税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即纳税人所在行业应当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且该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弹性，消费需求与消费价格呈显性负相关性；纳税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纳税人获取税式支出的收益不对其市场竞争产生过度扭曲。
五、总结语
税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失灵时的一种干预，其最终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场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税式支出的取向应与市场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当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式支出政策时，还应当理性地测算由此带来的成本和产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税收收入的减少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市场扭曲；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者是指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对社会稳定和谐所产生的益处，后者主要包括纳税人因为税式支出获益而扩大生产对增加税收收入的贡献。因此，税式支出的着力点应聚焦于雇用劳动力潜力大的纳税人激励上，而不应仅仅针对失业结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励政策，从而使得税式支出不仅能够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能保持其长期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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