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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是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而日益兴起的一个行业,它是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定义也始终不够明确,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国外很多学者认为民间借贷应该归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所进行的一些金融活动,是一种私人关系或行为。而我国国内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与公民在不经过国家的金融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的情况下,按照双方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关于进行现金借贷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从国内外的定义中可以找出共同点,即民间借贷行为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民间借贷的分类
关于民间借贷的分类,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按是否存在抵押可以将其分为民间抵押贷款和民间信用借贷两种类型;按照是否具有盈利性可以将其分为盈利性贷款和互贷款,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利率一般要高于后者。
(三)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
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民间借贷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民间借贷行为往往是借贷双方经过一定的协商达成的意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灵活,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进行的自由活动。
2.借贷的内容往往是资金: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然人在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缺乏一定的资金,导致经济行为无法周转,为了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而去跟那些拥有资金资源的自然人去协商,承诺借款后在还款时还本付息的行为。从这种角度来说,民间借贷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资金。当然,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也存在借贷其他物品的行为,但是主要的借贷载体是资金。
3.借贷行为的主体是自然人:从上文对于民间借贷的含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的主体双方往往都是自然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得以借款的名义向社会或企业职工进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一旦借贷双方的一方或双方超越了这个法律限制范围并实施了相关的金融借贷活动,所签订或达成的合同视为无效。从这一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行为只能是自然人之间进行。
二、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和成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现状
一直以来,金融学家都将民间借贷看作为“草根”金融,视为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很多发达国家直接以法律的形式将民间借贷定性为民事法律行为。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的民间借贷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其真正的发展则是在2003年之后,当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民间借贷行为广泛,全民放贷己形成风潮。改革幵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日益活跃,规模也日渐壮大。据不完全估计,我国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已达四万亿元,这大概已是正规金融十分之一的规模,民间借贷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不断的延伸;其次是借贷利率自由约定、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多以信用作为基础,而且因为个人和中小企业都较为习惯于能够实现资金快速流转的现金交易等程序高效便捷的形式,所以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式都较为便捷、灵活,多以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协议为主;最后是借贷资金由生活性需求为主转向生产经营性消费为主。之前,民间借贷行为更多的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当前我国的民间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民间借贷的根本目的也是更多的为了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缓解资金压力。
(二)我国民间借贷成因
分析民间借贷在国内兴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民间借贷资本的趋利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市场投资主体更加的开发和自由,这种情况下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更加的疯狂。当前国内民间借贷的利率日益提高,正是我国民间借贷趋利性的体现;二是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方面,当前的商业银行将服务目光更多的倾向于大型企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也日趋加大,这种情况下急需融资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因此将融资目标转向民间借贷;三是用于投资的社会资金更加丰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在利益的趋势下,人们选择了将一部分资金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另一部分资金通过民间借贷来获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收入。
三、民间借贷主要存在的民法问题
(一)现有民事立法的缺失和冲突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中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问题在于这些法律关于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更多的是原则性处理,指导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可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是我国当前民间借贷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也是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有相关的规定,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不同,因此效力位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同一事件出现了不同判决结果现象的出现。
(二)利率问题
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它实际上是基于借贷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民间借贷中的利率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利率的确定。当前国家明确将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的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这种限制固然有利于抑制高利贷行为,但同时也对民间借贷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主要的是当前国家在金融结构借贷利率的规定上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例如规定部分金融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由调整利率等,这种区别对待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公平原则的。其次是高利贷的正当性问题。高利贷本质上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当前的相关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利贷行为,但是仍旧有部分贷款人与借款人以委托理财房屋买卖或投资入股等名义将出借资金给借款人,进行实际上的高利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发性借款行为,因此一直以来其在合同的签订上就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很
多民间借贷行为甚至采用的是口头约定,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往往难以追究责任。当前民间借贷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合同的真实金额的认定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借贷合同有明确的利息和本金,那么借款金额的认定是十分容易的,但问题在于当前部分贷款人为规避税务和工商部门的查处,在合同中没有写明借款金额和利息,从而导致在借款人潜逃情况下难以追问;二是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借款人有义务归还借款,但在实际中借款行为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贷款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讨债”,给予一些无赖分子可乘之机,通过拖延的方式逃避债务;三是虚假借贷诉讼问题。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案件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只要一方对另一方的借贷合同没有异议,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判决,从而导致不法利用这一特点来保护诸如行贿、赌债、虚假诉讼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欠债等违法债权债务关系,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
四、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合理定位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当前对民间借贷的认识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很多相关研究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进行的。对此笔者认为欲要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民法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民间借贷以明确的规定,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的做出解决规定。同时,介于当前民间借贷已经从以往的“地下行为”逐步的转变为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必须以法律形式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到正常的金融监管体系中。
(二)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50-02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存在由来已久，即使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民间借贷仍然大量存在。人们有关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高利贷的观点各异、众说纷纭。民间借贷、特别是民间高利贷的存在应不应当成为合理合法，又应当在什么条件下，何种程度上合理合法，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应否成为合理合法亦即民间借贷是否正当，其关键在于民间借贷是否为完全意思自治原则下所产生的结果；同时正确看待和理解民间借贷与公平原则、公序良俗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法理的角度理解民间借贷获取正当性的理由。
一、意思自治原则是民间借贷获得正当性的最大理由
意思自治原则，即私法自治原则，也叫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自愿的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与知识，自主的进行民事活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盈利，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人的非法干预，也能抵御不当或越位国家权力的干扰，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意思自治的具体含义包括双方或多方民事行为，依合同自由原则，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相对人，自由约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方式，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正是从意思自治原则上说，双方完全自主自愿的民间借贷获得了最充分的正当性理由。作为当事人的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民间借贷不应当受到包括法律本身在内的不当干预。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下，笔者认为，哪怕是民间高利贷行为，也应当予以支持和保护。
(一)、在意思自治原则支配下，民间借贷成为正当并不违背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与自愿原则一样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各国民法中均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普遍的承认，不仅仅在合同法领域，甚至在整个民法领域中都是如此。诚信原则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帝王条款”，有“君临法域的作用与效力”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具体到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思诚实、善意，行使权利时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时应当信守承诺与遵守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
根据诚信原则的内在涵义与要求，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借贷双方诚实不欺，守信不失，而且利率在法律限定范围之内，则当然是正当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是诚信原则适用于民间借贷的应有结果。民间借贷，只要不违背诚信原则，则无论其利率多高，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原因也正在于诚信原则本身的含义。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其含义有二：一是诚实即不隐瞒欺诈，二是守信而不食言违诺。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易行为当中，任何缔约方对对方没有欺诈的民事合同中所规定的合同条款均有全面履行的义务。把诚信原则适用到民间借贷之上则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只要对方没有欺诈、隐瞒或是使用其他任何不正当手段，则一方对自己所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论形式如何，不论利率高低，都应当忠实守信的去履行，从这一点上来说，诚信不欺诈的民间借贷之中，如果法律强制性规定这种行为不合理，则法律就存在不正当干预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自。可以想象，在民间高利借贷中，如果借款人一时急需资金却苦于融资无门，可能是主动提出高利率条件以期贷款人应允而满足自己的借款要求，但事后倘若借款人又因利率过高向法院主张申请撤消借贷行为，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违背诚信原则的不是高利放贷者而是借款人。法律要贯彻诚信原则，就应当防止借款人欺诈违约而保护贷款者的合法权益。
（二）、在意思自治原则支配下，贷款人的财产处分权以及借款人的自主交易权均不受到法律不当干预
根据民法物权法的相关理论与学说，所有权是一种最纯粹最完美的物权形式，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所有权人对自己合法所得的财产具有完全的使用、占有、收益与处分的权利，而且在所有权的这四项权能之中，处分权最能直接的反映所有人对物的支配，故一向被认为是拥有所有权的最根本标志。
根据所有处分权能的原则，在民间借贷中只要贷款人对其所借出的货币是其合法所有的个人财产，他就应当对其具有完整的处分权，货币所有人完全可以不损害其他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其愿意的方式自由处理手中的货币，其他人不得干预和阻碍其处分权能的实现。当然，这种处分权能，绝非所有权绝对，即行使所有权时，不能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将属于自己的、合法的货币财产出借，同时不侵犯其他合法权益，这种条件下的财产处分权不应受到干预和侵犯。另一方面，从借款方来看，借款人有选择交易的自由，他选择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也是基于他对自身利益的综合判断而作出的一种自主性市场行为。这种自由交易在没有损害其他合法权益时应该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与保障。
二、民间借贷获取正当性的过程中，意思自治原则阻却公平原则效用的发挥
公平原则是民事主体应依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平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已成为各国民法所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且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与法院处理民事纠纷时起着指导作用，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对于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公平原则特别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可以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公平原则的内涵，有学者说其含义之一就是利益不自取过多，而与人过少，于损害亦不自取地少而与人太多。还有学者认为关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原则，即当民事行为出现显失公平的结果时，即使不是由于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恶意引起的，利益受重大损失的一方也有权请求变更或撤消等等。很显然，在上述种种观点中，公平原则被提高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凌驾于自愿原则之上，构成了对自愿原则的约束和限定。但是，上述观点在评定公平原则的价值时弱化甚至忽视了自愿原则的效用，没有完全摆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为市场行为时的两大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只要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个人的利益，自愿原则阻却公平原则效应的发挥。作为自愿原则的有益补充，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为诚实信用原则和显失公平规则树立了判断的标准。但公平原则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等价有偿原则，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等价性，其很大程度依据交易双方的主观判断，客观上是否等值，则很难评判。由此不难看出，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以自愿原则作为基础和前提。即使有时某种交易被强制规定了所谓的公平标准或公众视同公平，但双方缺乏交易意愿，交易也最终不能完成。相反如果交易双方不损害其他合法权益，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自愿，即使交易双方利益关系明显失衡，借贷双方同样可以达成交易，则也不能谓为有违公平。
三、正当的民间借贷不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行为时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公序原则与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一样，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是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的一种保护性措施与原则。为什么说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呢？譬如民间借贷是否应予以正当性，借贷利率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的确关乎社会经济与金融秩序，并且其利率完全市场化的作用仍有待研究和探讨，但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意义上说，利率是调整供求平衡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民间借贷利率的自由化恰恰是市场供需平衡规律的体现，是对现代金融体系不完善的一种补充。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偏远贫困山村农民子女读书上学、偶然的天灾伤病，有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需大量资金，而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无法触及或无法及时关怀，此时具有快速、及时、手续简单特点的民间借贷就发挥了其他金融机构和其他救助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时利率有失公允（这里的公允也是相对的），但它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并有助于生产生活的维持、稳定和发展。
在民法中，还有一大基本原则，就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谓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时，不得超越正常范围，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判断权利滥用的标准，我们应当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从权利行使中的行为以及对相关方面利益的尊重状况来推定其内心状态，看其是否具有以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的故意或过错，另一方面，要看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他人或社会的损害或可能造成损害。在正当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货币资产，借款人自愿借入货币，借贷双方诚信不欺，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也没有在客观上存在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借贷双方主体均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断无滥用权利之嫌。
综上所述，自愿原则是民间借贷获得正当性的充要理由，但是在其获取正当性的过程中，必须不得损害其他合法权益，必须是交易双方在没有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前提下的行为结果，民间借贷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及现代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必将长期存在，而且政府有必要正确规范和引导、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赋予其正当性，让其健康的活跃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定华，屈茂辉：《民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明：《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传统的民间融资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主要是指游离于现行法律法规之外，不受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完全监管，不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金融活动，主要为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金融服务的主体提供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民间融资出现了网络借贷如P2P、众筹融资等形式，实现了金融销售和获取渠道的创新。民间融资与互联网的结合虽然没有改变融资活动的性质，但是改变了民间融资的结构和法律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交易主体出现新变化。传统的民间借贷其主体多为个人和私人组织，其交易行为多产生于熟人之间，但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和发展扩大了民间借贷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拓展了民间融资交易主体的类型，从小圈子的熟人发展到网络上的陌生人社会，几乎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融资借贷。
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交易价格机制出现新变化。目前，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但是其存款利率尚受到国家法律的规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于银行间激烈竞争的存在，即使银行利率完全市场化，存款利率的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传统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只是借款方和出借方，借款利率完全由双方自由决定，利率变动幅度较大。而互联网背景下的民间融资除了受国家最高利率管制外，其他法律规制尚不存在，其利率机制基本走向完全市场化，相较于正规金融市场，其利率机制更加灵活。另一方面，民间融资的互联网化使得借贷双方可自由选择交易内容、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信息对称、充分竞争的市场使得交易的价格更低。目前，网络上最主要的融资类型，如P2P、众筹等的利率的确定，都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这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借贷市场，也不同于正规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
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交易工具出现新变化。互联网化的民间金融是利用网络生成并传播信息，利用搜索引擎组织、排序和检索信息，然后通过云计算处理信息，有针对性地满足用户在信息挖掘和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需求，通过点对点之间交易，完成民间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供需双方可以在互联网上和搜索资金和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进行匹配后，可以直接联系并交易，交易过程更快速，交易手段更自主，交易范围更广泛，因而民间融资的融资环境更加透明，融资成本不断降低。从交易方式来看，P2P等贷款消除了传统借款中的中间人，如商业银行和其他中间人，形成金融脱媒，使投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
综上所述，通过交易主体、价格机制和工具方式等金融市场要素出现的新变化，互联网背景下民间金融的交易结构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民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难以适应这些新变化，已无法对其起到有效的规制作用。此外，传统的金融监管是对特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互联网背景下借贷双方没有任何一方是金融机构，传统的金融监管似乎“捉襟见肘”。因此，对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的规制与监管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命题。
二、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监管的思路
如何确定互联网背景下民间融资监管的思路，对于其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对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民间融资进行规制和监管，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传统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任由其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也不能忽视。因此，应从性质上对传统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进行划分，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规制和监管方法，严格规制和监管属于正规金融业务的范畴，引导和鼓励纯粹民间金融的发展。
若某金融业务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和效率，会侵害社会公众的投资利益，则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和监管。因此，以下三种类型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需要进行规制和监管：一是该机构的基本业务是经营社会公众资金，由于其经营的是社会公众资金，一旦经营失败，将严重损害社会公众的投资利益，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该机构的基本业务是为社会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由于其客户大多是社会公众，如果不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将严重损害社会公众的投资利益；三是交易各种规模金融工具的机构，由于其交易的是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如果不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可能会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在我国，对于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规制和监管制度，并由相关监管部门严格执行。对于不属于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业务，则不需要建立专门的规范制度，可以鼓励其自由发展。
二、民间借贷含义与途径
（一）民间借贷含义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二）现阶段民间借贷途径 现阶段我国的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获取资金，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有抵押物情况下，贷款月利率为2.5%至3%，无抵押贷款，月利率为6.8%至10%；二是行业之间的拆借，一般常见于大型的交易市场，通过同行介绍或者业务往来，资金需求方可以6%至12%的月息得到资金；三是资金来源比较复杂的各种地下钱庄。
三、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盛行民间借贷融资的原因
（一）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 我国较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业作为服务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信用体系很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国有金融企业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另外，法律政策对金融业的垄断和管制，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高等，造成了我国的金融业现状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和矛盾。这种体制下，国有银行的资金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企业，而最需要资金的民营中小企业借不到或者很难贷到银行的资金。
（二）民间资本借贷供需迅速扩大 一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大，同时这些发展和壮大中的民营中小企业又亟需资金支持。但是2011年我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减少后，首先缩减的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资金成为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遭受资金寒流，从银行贷不到钱时自然就会另觅他方。与此适应的是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渠道众多，借贷规模迅速增大。据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资本联合的《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5000多亿元，山西有10000亿元，鄂尔多斯是2000多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民间资本供应和民营中小企业迫切的资金需求一拍即合。
四、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风险
（一）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比重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加大 2011年，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银根的紧缩，致使绝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链绷紧，有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有数据显示，在2008、2009、2010三年中，中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为48.3%，小型企业则高达67.8%。2011年7月，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更为典型的是鄂尔多斯市，每一个房地产项目几乎都要向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甚至有些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这些无疑加剧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从而使得企业总风险整体上升。
（二）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利息成本上升，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 在2011年持续偏紧的信贷政策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上升。有数据显示，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50%。以民间借贷最活跃的温州为例，《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当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个别年化利率甚至达到了180%。实际上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通常不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这无疑大大加剧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三）民营中小企业多头民间借贷行为增多，信用危机蔓延风险加大 所谓“多头”是指企业对多家贷款人都有借贷，可能超出其负债能力，资不抵债，导致破产。在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往往资金量巨大且参与者众多。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工商企业、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冲击面和危害不容小觑。具体而言，波及工商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实体经济；波及银行会危害当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波及普通家庭会造成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而融资企业在其他机构的借款可能不被担保公司掌握，这种情况下，就对担保公司的担保业务产生极大的风险，如果担保公司对“多头负债”没有足够的重视或没有足够的甄别能力，势必影响担保投资业务的安全性，对投资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五、现阶段民营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融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政府部门规范管理，切实防范民间借贷风险隐患 民间借贷涉及主体利益众多，其风险与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有很大不同，因其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所以一旦风险失控，极可能形成扩散效应，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风险会向普通民众蔓延。因此防范民间借贷风险，政府应站在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强协调配合，综合实施相关政策。一方面，政府应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结构性减税、定向宽松等行之有效的应对政策，以减轻这些企业的税负成本，帮助这些企业度过经营难关。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实施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场所，真正减少民营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再者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尽快制定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让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使之规范化和有序化。
（二）金融机构切实帮扶，创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信贷融资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相对民营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贷款融资门槛较高，企业很难贷到资金。金融机构应切实帮扶，将信贷等资源多向实业倾斜，特别是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在创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方式方面，金融机构可以成立类似民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中心的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单列规模和单独考核，从而建立较完善的中小企业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分类评级和信贷准入标准。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民营中小企业的服务方式，实现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的扩大。
对于民间借贷含义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万江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发生于彼此熟悉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万江红，2006）。宋磊认为，狭义的民间借贷是以私人之间的借贷为主，同时还包括个人向集体企业和其他资金互助组织的借贷。广义的民间借贷是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泛指不通过官方正式金融机构的一切民间金融活动（宋磊，2005）。
民间借贷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充分优化配置民间的闲散资金，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居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微型民营企业的资金短缺困难，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大量融资需求的缺口，形成了对官方金融的良好补充和延伸，有效的缓解了民间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对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
一、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特征
（一）民间借贷具有显著的自发性、互、社会性。民间借贷大多数发生在亲戚、邻里、朋友、同事等彼此较熟悉的人之间，以关系借贷、信用借贷为主，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性[1]。
（二）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微型民营企业、私营业主解决生产性经营短期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农户的借贷目的主要在于加大对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资金投入，如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等，少数也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向商业、工业等领域延伸的趋势，借贷用途和形式逐步多样化，服务对象多样化，涉及到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微型民营企业等多类主体。
（三）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成本低，借贷双方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后，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借贷程序。借贷期限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
（四）亲朋好友等熟人之间不计或者是少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4倍的部分属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五）民间借贷行为逐步趋于理性化。随着借贷方式的公开化、透明化，借贷手续日益完备，借贷双方大部分采取书面协议的方式，少数采取口头协议、担保方式。在借贷额和期限上，呈现小额、中短期趋势，可见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有所提高[2]。
二、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
民间借贷虽然能够有效的缓解个人和微型企业的资金困难，但其不规范化操作和盲目发展也存在一系列的弊端。缺乏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法律监管，容易出现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对金融秩序的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规金融体系。借贷双方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和债务纠纷，甚至引发刑事案件，部分不法中介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放高利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比如，拖欠借款，口头协议导致证据缺失，不能对借贷行为形成约束效力等。民间借贷资金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循环，银行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导致吸收存款减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些都对农村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促进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健康、有序发展的对策
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发展壮大，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微型企业的融资困境，政府应以此为切入点，强化宏观调控职能，从多个角度出发，标本兼治，力争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状况。
（一）加大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居民和微型企业的风险警示教育，提高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宣传部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宣传标语等大众容易接受的渠道在民间进行宣传，让广大居民对民间借贷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引导居民和企业在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规范下理性借贷，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觉抵制高利贷等不法行为，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二）完善立法，尽快出台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提高民间借贷活动参与者的法律意识。相较于城市法律环境而言，农村金融的法制环境还不够完善，制约了农村金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制定民间借贷法律显得十分必要，应该明确规定借贷程序、方式、利率、大额借款的用途、还款方式、违约处理、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法律形式上严格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经济诈骗、地下钱庄等行为，禁止居民和企业将所得的借款用于走私等非法行为，严格遵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政策，推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合法化运行，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
（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步伐，使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步入健康、有序的运行行列。农村金融机构应提高服务水平，增加信贷种类，拓展服务范围，可增加小额信用贷款，不断满足民间大众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作用，推进体制改革，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简化手续，真正方便农户和企业贷款，真正发挥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3]。
（四）增加农村资金供给以满足需求是根本，通过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典当行、民意信用担保机构等地方性金融机构[4]，增加融资渠道，解决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着眼于三农问题，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通过采取国家补贴一定利息的方式，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量，拓宽资金来源，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
（五）建立健全监管系统，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相关动态信息，包括借贷利率、用途、额度、期限、还贷等各个方面，实施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加强监督和管理。此外，政府应努力打造农村社会良好的信用环境，建立微型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对居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其在诚信、守法的原则下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坚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推动民间借贷活动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秦浩然.对民间借贷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52-02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
所谓民间借贷，一般是指直接发生在金融机构之外的个人、企业、其他经济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随着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趋势加强，中小企业特别是县域及以下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增加，资金供需矛盾愈加突出。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趋势明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民间借贷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民间借贷已成为企业和个人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的一条重要借贷渠道，在补充正规金融、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民间借贷的利与弊
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有其必然性。它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充分使用社会闲置资金、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负面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间借贷有可能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冲击正常的金融市场。民间借贷不加控制往往会演变成高利贷或非法集资，不仅干扰了国家正常利率政策，而且会影响区域金融稳定。
第二，民间借贷有可能影响国家产业政策。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不受国家宏观调控，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
第三，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风险控制，有可能造成债务纠纷，引发社会矛盾。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国家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鼓励投资，民间借贷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由于民间借贷不规范，民间借贷主体的防范风险意识普遍较弱、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足够的风险控制、催收手段不规范等都极易引起债务纠纷、矛盾升级、滋生犯罪，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针对民间借贷制定较为系统的法律法规，避免民间借贷由于监管失控导致的弊端，使民间借贷在最佳层面上发挥出作为正规金融有益补充的作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三、目前我国民间借贷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还不够规范，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少而分散，不成体系。一些法律规范内容相互冲突。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导致对于同一行为可能因依据不同而评价结果大相径庭。
第二，缺少对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我国目前对以放贷为主业的民间借贷主体及其资金来源、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机制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多种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三，部分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模糊。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都具有融通资金并给予利益回报、双方当事人均为非金融企业或个人等共同特点。由于《刑法》和《取缔办法》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金融的界限，导致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成为悬在民间借贷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例如，法律法规对区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等规定不详，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界限。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制定有关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并充分发挥现行法律规范的作用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按放贷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从事放贷业务或者以放贷业务为主业的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如汽车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另一类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企业之间的零散的自发性民间借贷活动。对这两类民间借贷活动应当根据现实的法律基础进行不同的规范。
首先，制定有关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规范和引导专门从事放贷业务或者以从事放贷业务为主业的放贷人的行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基本上都允许放贷人进行专业的放债活动。对于这类放贷主体，国际上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单独立法模式，以专门的法律严格规范放贷主体的借贷行为。如英国的《放债人法》、日本的《放贷业务法》、南非2007年开始生效的《国家信贷法》等。另一种是分散立法模式，指在消费者保护法及有关民事、刑事法律中分别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根据我国国情，我国应当采取单独立法模式，制定单行法规，规范此类民间借贷主体的借贷行为。在单行法规具体条款制度的设计安排上，应当明确整部法规的价值取向及立法宗旨是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即为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而规范，把发展放在首位，为发展而规范，制度的安排应当体现出对民间借贷的疏和导，而非管和堵。因此，在对于直接影响民间借贷生存和发展的有关市场准人条件、利率水平以及税收政策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应当体现宽松、优惠的导向。法规中还应当合理确定民间借贷主体的业务范围，规范放贷资金的来源，明确要求放贷主体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并明晰单客户放贷比例、资产负债比例、计提风险准备金等风险管理要求，建立放贷主体市场退出制度，明确放贷主体的法律责任等。通过上述单行法规，完善民间借贷主体制度，拓宽民间资本进人金融市场的渠道，对私募基金、地下钱庄、贷款中介机构等放贷组织进行整合规范，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其次，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应当继续发挥其调整作用。对于发生在个人之间的、企业之间的零散的自发性民间借贷活动，只要不涉及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就应按照“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由当事人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处之。
（二）修改完善有关配套法律规定，加强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一是明确界定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标准。修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非法集资行为的构成要件，取消对“非法发放贷款”的限制，明晰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界限。民间借贷合法与否一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断：从资金来源来看，合法的民间放贷人一般以自有资金或者其他合法渠道获得的资金从事借贷活动；非法的民间借贷其资金往往来源于国外热钱或者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甚至犯罪所得。在形式上，合法的民间借贷表现为一对一（一个放贷人对一个债务人）、一对多（一个放贷人对多个债务人）。对于多对一（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的借贷，则往往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主观目的上，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是用于生活需求或者生产经营急需资金，而非法集资者的目的多为将资金据为己有、非法牟利。在偿还方式上，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是以货币形式偿还借款，而很多非法集资借助实物或者权利证券等形式进行利益返还。其次是废止《贷款通则》中有关禁止非金融企业之间借贷的规定。
二是加快民间借贷信用体系建设。依托现有的征信系统，将民间借贷信息纳入征信体系管理，以法律的形式强制规定民间借贷的双方承担的职责和权利，让民间借贷的运作更加透明化，防止出现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同时，加强科学投资、法治宣传，提高民众的风险意识，法律意识、证据意识，警惕意识，减少无凭无据的借贷现象，将民间借贷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三）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制定与民间借贷利率相关的管理条例
利率的变化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现行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并没有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民间借贷利率既应该是市场化的，又应该是有限制的，因此只有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供求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并权衡政策导向等因素，以此来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才可以合理地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同时压缩不合理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防止高利贷的出现。
（四）完善民间借贷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力度
明确民间借贷有关管理部门的职责。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加强对放贷人金融创新的监管和对消费者的保护，防范金融风险。明确对于放贷人的登记管理和民间借贷广告宣传的监管，进一步明确相关监管部门在打击、防范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民间借贷中的职责。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民间借贷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地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以便于相关人员准确掌握相关信息，作出正确决策。
结语
虽然民间借贷不是整个金融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对我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从改革和发展的高度来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不管是行政执法部门还是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重要的还是对其引导，使民间借贷在一个良好的秩序之下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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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115-03
一、博弈分析的背景
（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策略及其收益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策略组合为贷款给中小企业或贷款给大型国有企业，采取这些策略时所获得的收益情况为：贷款给中小企业的收益大于贷款给大型国有企业的收益。但是，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财务状况不稳定。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很难对中小企业进行有效监管。当企业遭遇资金周转困难或经营困境时，很多中小企业常常隐瞒其经营困境，以便获得更多的融资，这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这种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承担更大的风险。虽然国家实施贷款浮动利率政策，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结果，62.3%的小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而大型企业的这一比例为27.2%，这使得银行给予中小企业贷款时所获得的收益更大，但是国家政策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倾斜，促使银行在选择策略时的第一选择仍是贷款给国有大型企业。
（二）中小企业等借款人的策略及其收益
中小企业等借款人的策略组合为向银行借贷或向民间借贷，其收益情况可以通过收益公式P=αM/rtβ-C/M来分析。公式中变量的含义为：P—策略收益、M—货币总量、r—贷款利率、α—系数、t—借贷等待时间、C—融资成本、β—借款人对资金需求程度。为方便分析，对于一般借款人，β取1；对于急需资金的借款人，β>1；对于对资金需求度不高的借款人，β1，t成为影响收益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影响参与人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由上可知，中小企业做出策略选择的时效性很强，如果错过了选择策略的最佳时间，即使之后做出策略选择，收益仍为零。
（三）民间资金拥有者的策略及其收益
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资本的增值必然发生在资本流动中，所以一个理性人不会选择让资本闲置，必然会让资本发挥效用。我国民间资金拥有者的策略通常为：选择贷款给中小企业、选择将钱存入商业银行或者选择其他投资渠道。而目前我国正规金融市场利率过低、大众性投资渠道和品种受到限制。一是正规金融市场利率过低。目前，1年期的利率为3.5％，活期储蓄利率更低，而民间借贷（以温州为例）月利息从1分到8分不等，甚至还有1角多的。民间借贷的利息收益如此之高，人们自然没有将钱存入银行的意愿。况且，当前CPI指数较高，如果将钱存入银行得到的利息收益远远不能弥补物价的快速上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负利率”。2011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利率（大多指的是一年期的利率）小于同期CPI的上涨幅度，如果此时民间资金继续存放在银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购买力会逐渐降低，而对于拥有民间资本的理性人来说，这时将资金存放在银行会使其收益逐渐下降；二是大众性投资品种和渠道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越来越多的人对投资房地产的前景感到担忧，基于大部分普通的消费者是风险回避者理论，民间资本不愿投向风险极大的房地产市场。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中国证券市场的无数证券投资者因此破产，时至今日，许多投资者仍心有余悸，而当前证券投资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更使民间资金望而却步，因此当前证券投资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不高，而其他投资品种和渠道更是远离众多普通的民间资金拥有者。相比之下，还是将资金投放到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市场更容易产生较大收益，因此民间资金拥有者选择的投资策略是从事民间借贷。
二、构建静态博弈模型
（一）假设前提
构建的静态博弈模型基于以下假设前提：中小企业可以按时还清借款，同时中小企业向民间借贷与向银行借贷的成本时间近似相同，不考虑收益以外因素的影响；策略依据上述博弈背景分析，只做两种策略分析，收益值也依据博弈背景分析所得；博弈双方进行的是静态博弈，即博弈双方同时做出决策；假设商业银行资金固定为L，民间借贷资金固定为K，即总资金为一个定值，不考虑经济发展带来的资金增长。
（二）构建模型
中小企业的策略为向银行借贷或向民间借贷，商业银行的策略为给予中小企业贷款或给予国有大型企业贷款。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民间资金拥有者的策略为向中小企业贷款与存入银行；中小企业的策略为向民间借贷或向银行借贷。中小企业与民间资金拥有者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表示：“贯彻‘十二五’规划，深化农村金融改革”[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来看，随着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高速发展、支付清算体系的快速推进、信用环境的逐渐完善和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体现了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受到监管层的重视，其广阔的前景也慢慢显现，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将越来越落到实处。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是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有形资本、家庭收支结构、户主社会性因素、借贷基本情况以及金融认知水平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在晋江市抽取了深沪镇东山村、安海镇菌柄村、陈埭镇坊脚村、西园街道后间村四个样本村，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256份。
二、农户的借贷笔数和额度
据人民银行2010年底在温州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2] 。而在调查的256户受访者中，平均借贷发生比（有借贷行为的户数与总户数之比）为58.98%，最高86.84%，与温州民间借贷水平相差较大。
被调查农户户均借贷额为48242元，为晋江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496元[3]的4.6倍。根据泉州市2009年统计年鉴，晋江年末总户数为285140，其中非农人口64.63%，由此估算出晋江农村借贷规模为89亿。借贷规模为晋江市201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亿元的3.56倍。
从借贷数额上来说，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差异更大。对于四个样本村来说：平均每笔借贷额最低19412元，最高45853；平均每户借贷额最低30000，最高59227。而仅有30%的借贷大于平均数，说明农户借贷还是集中在小额融资，且户与户之间差别非常大。同时借贷平均笔数与平均笔额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说明样本村中借贷次数越多，表明更旺盛的借贷需求，则倾向于更大的平均每笔的借贷额。当把农户按借贷次数分组时我们发现，存在多次（多于一次）借贷的农户的平均每笔借贷额为19620元，仅一次借贷的农户平均每笔借贷额为47193元。借贷次数并不影响农户的借贷数额，关键取决与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程度。
三、借贷资金来源
四个样本村中均有50%左右的借贷资金来自于亲戚朋友，其次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亲戚朋友间借贷更低的利息水平――0.42分每月，折合年利率5.0%，比信用社六个月至一年（含）商业贷款利率6.3%。
同时，商业银行在农户借贷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均比较低。除安海镇菌柄村34%借贷资金来源于农业银行以外，其余三个村这一比例均低于10%。然而菌柄村周围银行家数并不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农户选择借贷资金来源的时候交通便利程度并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40%的受访者表示，不去银行贷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程序太复杂。20%的人认为去银行贷款需要关系，10%的人担心没有抵押品而放弃去银行贷款，也有14%的人表示利息太高。5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能借到的话，第一选择是私人无息贷款，其次才是信用社与各种商业银行。
由此可见，复杂的手续，抵押品的限制以及信用程度的约束，导致了农户在贷款时首先考虑的是可获得性。即使存在着各种程序与制度的障碍，银行更合适的贷款项目或者说更低的贷款利率还是能吸引更多农户的。
四、农户借贷偏好
调查中，仅一次借贷的有56.4%的已全部还清，两次与三次借贷的均有超过80%的已全部还清。这充分说明晋江农户的借贷行为还是相当谨慎的。平均借贷时间为14.8个月，主要以短期借款为主，同时借贷期限与借贷利率相关系数很低，说明晋江农村借贷市场化程度并不高。但是这些借贷记录中，有书面借据的只有42.9%，特别是来自于亲戚朋友间的资金，只有26.9%有书面借据。在信用担保方面，如果有抵押通常都是拿房屋（房产证）作为抵押，担保和联保也较为常见。但是亲戚朋友间借贷之中只有不到15%的存在担保或抵押，其中大于10万的借贷27%的有担保或抵押，说明农村信贷正在由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
社会学中有四个小农经济的学派，分别称之为生存小农、弱势小农、理性小农、效用小农[3]。他们并不深谙契约精神，借贷行为不能危及到生活的稳定，借贷偏好也只是建立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的“奢侈品”。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小组 .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
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从制度供给层面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其处置原则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存在含混不清、脱离实际、法理依据不足等问题。“随着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出现，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变得更加复杂”。所以，重新审视民间借贷异化的法律评判标准，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法规，推动我国民间借贷的法治化、规范化进程，对于保障民间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异化的界定
民间借贷异化是指民间借贷超越了法律的边界而演变成为一种非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民间借贷异化的法律评判标准是指判断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标准。当前，在民间融资外部制度供给和现实法律支持很弱的背景下，由于合法民间融资与其他非法行为、犯罪行为界线不清，事实上导致民间借贷形成了交易隐蔽、风险较大的特点，使得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活动不免互相交织。近年来，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当前，由于民间借贷异化现象的日趋增多，极有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造成社会不稳定隐患的叠加爆发，所以，必须重新审视并进一步明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
首先，依照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标准，民间借贷异化通常表现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所谓“高利贷”是指超过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利率的民间借贷。虽然“高利贷”在我国属于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但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将达到特定禁止性标准的“高利贷”规定为犯罪行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02 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也明确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所以，上述法规构成了我国民间借贷异化为“高利贷”的法律评判标准。
其次，依照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标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法拆借”也成为民间借贷异化的表现形式。依照常理，企业间的借贷应属于正常民间借贷的范畴，但是，我国现行法规对此持明确禁止的态度，导致我国企业间的借贷不具有合法性，这种“非法拆借”事实上构成了民间借贷异化的典型形式之一。从原因上看，企业间的借贷关系被认定为无效，主要理由在于企业间的借贷侵犯了国家金融活动的专营权。就企业之间资金“非法拆借”的法律评判标准而言，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确立了“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6年《贷款通则》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都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因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
最后，依照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民间借贷异化表现为名义上或形式上是民间借贷，但实质上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罪。我国《刑法》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相关规定就成为以高利贷形式出现的民间借贷是否异化为犯罪的法律评判标准。这些法律规定分别见之于《刑法》第176条、《刑法》第19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从具体判断标准看，《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形式上属于“一人对多人”的民间借贷行为，但是，如果这里的“多人”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并且在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吸收存款的情形下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未通过公开宣传，仅仅在单位内部或者亲友等特定对象之间进行借贷的，则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按照《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关于《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虽然形式上也属于“一人对多人”的民间借贷行为，但如果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集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适用诈骗行为实施《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所列行为之一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民间借贷异化现行法律评判标准的反思
首先，关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异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的法律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少人士都在质疑，为什么“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成为法律认可的临界点，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何在？有学者认为，“这里的4倍是参考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20%的规定，而茅于轼先生认为，这里的4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另外，4倍的规定距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要求”。事实上，我国浙江温州等地，有牌照的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的利率约为35%，民间借贷的利率似应比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还要更高，修改民间借贷利率4倍的上限规定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随着官方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也应当紧随其后，作为过渡手段，以市场利率为依据，从法律层面设定一个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标准具有现实必要性。“就法律规制而言，应当针对借贷主体、利率，为正常的民间借贷构建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同时明确行为规范和法律后果”。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利率和上限标准之间给从事民间借贷当事方谈判利息留下应有空间的基本原则，应当定位于有利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在实践中实际尊重这个标准。
其次，我国应当借鉴学习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经验，对评判“高利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标准作出具体、直接、明确的规定。从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立法例看：“（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3）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贷款用途； 贷款的种类；放贷人的种类”。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笔者认为，从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看，利用刑事手段作为打击高“利贷”的最后手段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我国可以考虑借鉴上述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议分别将超过年息40%和60%作为我国“高利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
再次，必须放松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的管制，有条件地赋予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虽然一般认为企业与企业间借贷属于“商事借贷”，但这里的“有条件”特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只能限定在“民事性”的范围内，且目的只能立足于放贷企业为满足借贷企业必要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同时自身借此获得合理的资金利用回报。对于纯粹以放出资金获取高额利息的“商事性”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仍应作出限制。因为，如果对此类“商事性”借贷也完全予以放开，则意味着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加之以相应的监管措施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势必导致金融市场秩序的破坏和金融系统风险的加大。当前，我国立法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与企业之间部分民间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贷款利率与国家金融机构的利率基本接近的企业间的借贷等，可以规定为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
最后，从民间融资法和刑法两个纬度上细化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界线。事实上，明确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性质刑事犯罪的界线是刑法和民间融资法共同关注的核心内容。从刑法的角度看，有必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不特定对象”，以及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等术语的含义进行进一步细化解释，以便于更为准确地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异化为犯罪。虽然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八种情形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实践中的认定仍然困难较大。笔者认为，实践中对于“根本不能归还”、“无经营意图或盈利能力不足以支撑利息”、“随意处置、滥用集资款”等情形也应当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民间融资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关键在于从法律层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严格规范，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国家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真正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体制，才能真正禁止那些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政府批准就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要求任何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都必须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查和处于政府的有效监管之下，对民间融资建立了相应的审批和登记制度后，审批机关也必须承担起实质意义上的审查责任，对于大量民间借贷的出借者而言，判断某一融资行为的合法与否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参考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所以，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应当成为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犯罪行为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民间融资立法和非法集资性质刑事犯罪司法解释应当对此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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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应运而生的，但刑法对本罪的规定存在许多模糊之处，导致该罪适用的泛化，这与打破垄断、发展民间融资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有人主张该罪的去罪论，认为本罪已不符合时展的需要，应予废除。笔者认为，本罪的去罪化并不可取，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退出历史舞台是总体趋势，但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并不适合废除。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金融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势下，行为人通过高额利息非法向社会聚敛资金进行货币经营，不仅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危急公众的财产安全，此类涉众型犯罪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有重大危害，应予以严厉打击，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存在的必要。
主张去罪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金融垄断、拓宽民间融资渠道，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当扩大处罚范围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然而，本罪扩大适用的根本原因并非该罪设立的不合理，而是对该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够明确，加之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于本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模糊。因此，笔者认为，应把着眼点放于刑法规制和金融体制的完善上，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存废问题上，应当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做严格规定，合理规制民间融资，为其提供合法的融资和监管环境。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完善
（一）明确基本概念
1.明确"公众存款"的含义
对"公众存款"的理解差异是本罪与民间借贷界限不明的原因之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对象不同，即借贷范围的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借贷对象是"公众"，因此如何界定"公众"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因素，前文已提到理论界存在多数或不特定说、多数且不特定说，笔者赞同多数且不特定说，对于亲友和单位内部的理解应从危害性的角度考虑。而存款应理解为用于资本、货币经营的资金，而不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取缔办法》对"存款"的界定过于宽泛。因此应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存款是指向社会多数且不特定的人征集的用来进行资本、货币经营的资金。
2.明确"金融秩序"的含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秩序，对金融秩序的界定是判断犯罪构成与否的重要因素，前文已论及"金融秩序"指的是金融交易秩序，应区别于金融垄断秩序，因此，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以保证司法过程中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细化构成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不够具体、细化是本罪界定不明的主要原因，应尽快明确本罪的认定标准，以促进资本流通，鼓励经济发展。
1.对本罪主体要件的立法建议
目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主要有三种观点。观点一认为，应将本罪的主体限于金融机构；观点二采取罪名分立说，建议将本罪按其主体的不同分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两个罪名，前者规制的是金融机构违反规定非法吸存的行为，后者规制非金融机构主体非法募集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观点三认为，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可成为本罪的主体，立法明确将金融机构列为本罪的主体即可，无需分别规制，笔者同意该观点，认为应将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直接纳入本罪的处罚范围，配合其他非刑事法律规定的完善来界定。观点一缩小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外延，有可能造成法律监管的空白，增加民间融资的风险，如前文所述，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应成为本罪的主体。观点二的理由是，《取缔办法》将非法金融活动分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以及非法放贷、贴现、拆借、金融租赁等三类，因此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立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两个罪名是合理的。该观点虽然明确了犯罪主体，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依旧不明，《取缔办法》中的"非法集资"应理解为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外的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本罪吸收的是存款，即用于货币、资本经营的资金，而非法集资并不一定以存款的形式，可能为了其他目的，这是本罪与民间借贷的显著区别，倘若将非金融机构主体非法募集公众资金的行为单独规定为一罪，容易与合法的民间融资混淆，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而且，《取缔办法》只是将非法的金融业务分为三类，而并非将非法向社会集资的行为分为三类，二者是两个概念，因此仅以上述条文上的并列为依据来设立罪名，缺乏合理性。
2.对本罪主观方面的立法建议
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要件，可以防止本罪的扩大适用，促进民间融资的发展和金融秩序的稳定。笔者认为，本罪应是目的犯，立法应当明确，本罪的行为人吸收资金的目的是用于资本、货币经营。如果行为人募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合法用途，则不应定为犯罪，而是双方当事人在合议基础上进行的合法的民间借贷，应受法律保护，如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即有了明确的界限，有利于本罪的认定，更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
3.对本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建议
任何的法律都具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采取续明罪状还是采取列举的方式都不可能穷尽某一犯罪的所有情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层出不穷，而目前立法技术尚待完善，很难精确完整地涵盖所有情形。笔者建议，在完善本罪刑事立法的同时，结合其他犯罪以及民间借贷的规制来区分彼此的界限，同时，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判例的立法方式，发挥其指导作用。
综上，本罪罪状可表述为：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以非法从事货币、资本经营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的行为。如此便明确了本罪的构成要件，弥补了之前简单罪状过于粗放、与民间借贷界定不清的缺陷，有利于防止本罪的扩大解释，走出司法困境，适应当前民间金融形势的发展现状，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而《取缔办法》对罪状的描述容易造成本罪的扩大适用，应予以废除。
一、民间金融制度现状
（一）合会（或称“打会”、“标会”）习惯
通过走访江苏省镇江市约四十周岁至五十周岁的父辈，便可以了解到在本地区“合会”俗称“打会”或“标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镇江市京口区大西路一带曾风行一时。“打会”（即“合会”，下均称“打会”）发展于“互助会”，“互助会”是上世纪在国家经济发展起步之初国营企业里的一种帮助员工的机构。“互助会”的主要模式为以企业科室为单位，十至二十人的规模，每月每人缴纳十元左右成为互助金，科室中谁家里有急事便可支配该互助金，下月返还即可。“打会”与“互助会”最大的不同便是“互助会”不具有盈利性质，而“打会”却有盈利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镇江市京口区大西路存在许多“打会”团体，经过口耳相传，许多老百姓见有利可图纷纷加入进来，一时之间“打会”规模扩展到千人之广，而在那时浙江一带“打会”更为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打会”拥有了自己较为完善的整体结构，其主要模式为大约一百人左右构成一个“打会”，每人每月缴纳大约一百元的钱款，由标头（即“打会”发起人）确定标期和标值，“打会”成员根据自身经济需求进行打标（例如：标值为1000元，成员可出价900元，及要求获得1000元中的900元，但在归还时仍需归还“打会”1000元），打标后价低者得，在标期届满后返还钱款至“打会”，标头在抽取一定利润后，将其他利润按比例分派给其他成员，这样参加“打会”的成员便可从中获利。由于该组织规模一直在扩大，并且毫无章程约束，标期和标值都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
到1993年末至1994年年初，国家执法机关逐渐开始关注“打会”这一社会金融团体，虽然，那是国家还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但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制度的稳定，防止“打会”的暴利性损害公民权益，国家公安部门对“打会”发起人与管理人实施了抓捕，而“打会”中所收的款项也被公安部门收缴。至此，“打会”彻底被瓦解，而本来觉得“打会”有利可图的参与人员也通通损失惨重，有部分人更是倾家荡产参与其中。而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法院是以其他名义对“打会”发起人进行定罪量刑。由此看来，那时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与弊端。时至今日，“打会”这个词虽然早已淡出老百姓的视野，但是在镇江，仍有一些老年人进行着小额的类似于“打会”的活动，而更多的是“打会”一件件演变成我们熟知的“民间借贷”和“民间集资”这两种民间金融制度。
（二）民间借贷
通过走访参与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和相关信息查询，民间借贷是由和会发展而来，主要表现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之间的借款行为，是否有偿通常由当事人协定达成，但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如若存在复利，则折算成利率，若超过四倍，也按违法处理。目前在江苏省镇江市发生的民间借贷，多为有偿。
本地区民间借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亲友熟人之间的借贷，此借贷具有当事人熟识、利息较低、一般无借款凭证这三个特点。此种民间借贷也是民间借贷中历史最悠久，发生最容易的一种借贷方式。然而这种民间借贷，一旦有借无还时，由于当事人碍于情面、缺乏证据等种种情况，使得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而无法得到法律救济。
另一种便是成立民间借贷公司，公开向外界借款，此借贷具有高利息、管理混乱等特点。在镇江，一些借款“公司”的民间借贷模式为：（1）借款人限定为男性且不得从事公安、工程等相关工作。（2）在有抵押的情况下，月息一般7至8分（即每月利息7%-8%），再无抵押情况下，月息2角（即月息20%）左右，借款期均为一个月。（3）即便无抵押是不需要抵押物品即可取得相应钱款，但仍需出示名下房产证明以确保借款人的债权。（4）借款时，需写下欠条。（5）如不能按期还款，则需每天支付一定的违约金。从这个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以下问题：其一，其公司的合法性有待确认；其二，其具有很强的暴利性并且其利息也具有高度的随意性甚至具有黑社会组织性质；其三，对于要求支付违约金这一行为又是否具有合法性。而通过网上搜索“镇江民间借贷”便可搜索出一个名叫“镇江贷款网”的贷款网站，网站上提供的有抵押的贷款利率为，六月以下（含六个月）贷款利率6.10%、六月至一年（含一年）贷款利率6.56%、一年至三年（含三年）贷款利率6.65%、三年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利率6.90%、五年以上贷款利率7.05%。相比于前者，所谓的“镇江贷款网”显然是要正规许多，然而网上贷款会产生的问题源于电子数据的不安全、容易篡改以及取证困难等方面，由此看来电子贷款债务人同样背负着重大风险。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时至今日，民间贷款在镇江以及经济发达的南方沿海城市已发展成民间资金流通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力量，其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便是其高度的便利性、即时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无需抵押性。是老百姓在手中没钱却家中发生紧急事件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借款方式。
（三）民间集资
民间集资是另一种由民间合会发展而来的民间金融制度，其产生要晚于民间借贷，也有人认为民间集资是民间借贷的一种，是指公民或法人发起，已公开或不公开方式向多个不确定单位或个人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后返还本金及一定的利息的民间金融制度。而根据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陪审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可以明确，“非法集资”是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资金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的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的行为。
在江苏镇江2000年左右，曾发生特大非法集资活动，案值巨大，受害者人数极大，后受害人被骗取筹集的资金由当地政府赔偿。此案，当年轰动一时、人心惶惶，却也足以给人警示、发人深省。通过网络搜索，日前在江苏镇江市管辖的句容县级市中，某村委会的副主任非法集资千万放高利贷被举报案发。由此可见，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民间集资仍然在民间金融中起到一定作用，非法集资也仍然在让老百姓利益受损，非法集资的涉案数额也逐年增加。
与民间借贷相比，民间集资大多都具有非法性，虽然时至今日仍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对其界定，但是除却企业或亲友内部的集资外，在镇江发生的大多数民间集资均出于非法目的或诈骗，而参与集资的人员通常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甚者是拿着救命钱去集资，最终血本无归。此外，在镇江发生的民间集资所筹措资金数值都较大，动辄上亿，少则千万，可见其对镇江地区的民间金融状况的影响之大。
二、关于民间金融制度案件的统计
（一）合会
由于民间合会在江苏镇江存在的时间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案件已经很难查询到，唯一可获得的案件便是上文在调查合会习惯时通过被采访人口述而得的那起案件。该案件，涉案人员多、影响力大，是典型的合会案件，但由于当时法律不完善，此案在定罪量刑上仍存问题。
（二）民间借贷
通过网络查询，江苏省镇江市中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镇江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679件，比2010年同期上升13.94%，上升幅度较大，并呈现涉案资金数额巨大、“疑似”非法债务、多层次放贷增多等特点。
（三）民间集资
众所周知，前段时间“吴英集资案”轰动全国，“江苏泗阳全民集资案”震惊世人。而在江苏镇江除却在2000年发生的特大非法集资案，在近年该地区民间集资案也层出不穷，虽然无法得到2011年总计处理的具体案件数目，但是从近期在“江苏镇江句容村长集资案”可见一斑。
三、民间金融制度的现存问题
不仅是在江苏镇江地区，在南方沿海发达省份也一样，由于民间资金金额总数大且大多闲散，相较于银行存贷款利率或投资方式，民间金融制度更加便利快捷，利息更加可观。于是在这些地区（以江苏镇江为例）民间金融制度历史悠久、发展时间长、发展迅速、方式多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民间金融制度是社会金融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其存在模式也趋近完善，但其暴利性却毫无疑问威胁到国家金融制度的存在。然而从法学角度看来，民间金融制度属于高度混乱的一块领域，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制约、没有统一的市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措施，这些都导致了民间金融制度在给小部分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却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四、完善民间金融制度法律规制
（一）关于合会的法律善后工作
对于合会，虽然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法律应当做出明确，即是否以非法集资等确立起罪名，而绝非让“糊涂账”遗臭万年。
（二）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建设
民间借贷目前是我国三种常见民间金融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对于其法律发展完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建立独立完善的有关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在其中应具体包含：其一，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其二，确定民间借贷含义及适用范围；其三，规范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其四：修改民间借贷4倍利率的法定上限，明确复利计算方法和确定逾期利息的计算和限制。
第二，修改和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这三部主要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民间借贷，这三部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与漏洞，所以立法机关应当尽快修改完善这三部法律。
第三，增强民间借贷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不管是修改现行法还是期待尽快建立的单行法，其间均需要明确违法民间借贷活动的处理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刑法解决问题。当问题上升至刑法层面，一切就为时已晚了。应当从根源抓起，取缔非法金融组织，惩戒以民间借贷为幌子的非法集资和高利贷。从基层做起，全面、广泛、多方位的打击非法民间集资行为，让民间借贷在合法合理的环境中发展。
第四，从行政法规角度出发，建立多层次的民间金融体系和民间借贷机构，开发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监督管理和协调机制，允许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建立统一信用评价机制。
（三）关于非法集资的执法问题
虽然2011年初最高院给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从近年案例中不难发现，对于案件中“非法集资”的认定在学界仍然争议繁多，通过最高院司法解释，我们通常会问在特大非法集资案件中，非法集资的金额如何计算，“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用于不合法经营怎么办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法律的解决，并且“民间集资”的存在往往是伴随着“民间借贷”，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待法律的解释。
五、结语
民间金融制度从古发展至今，其存在具有必然性，所以其发展能力不容小觑。如何规制民间金融制度发展的方向，是立法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比《台湾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法律的发展永无止尽，但是我们应当运用谨慎的思维、全面的追上时代的步伐去建立法律从而保护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民间金融制度可以得以在一片净土之上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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