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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规范:目前我国尚无完整的护理法规，因此我院在三甲检查的契机下重新修改岗位责任制，增加了为患者做心理护理的内容和要求。如:根据患者享有的知情同意权，我们要求护士在为患者做各项护理操作时，必须向患者解释操作的目的和意义，以取得患者的同意和合作。我院还从法律的角度规范了执行医嘱、护理记录、交接班、翻身、摆药等各项操作规程。如:过去认为患者神志不清不必遮挡，现在规定护士为昏迷患者翻身时必须遮挡患者，以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同时予床档保护其安全;观察皮肤有无压疮危险，做好高危因素评估。规定护士在执行医嘱时，必须经过仔细核查，确信无误后方可执行。夜班双人制，方便两人核对医嘱。如对医嘱有疑问，应向医师提出质疑和申辩。若知道该医嘱可能给患者造成损害，酿成严重后果仍照旧执行，护理人员将与医师共同承担所引起的法律责任［3］。如护士向家属交谈病情时，应客观、实事求是，禁止应用“没事”、“挺好的”等语句，防止患者病情突然变化，引起家属误会产生医疗纠纷。对于患者易摔倒及有不安全因素的公共场所，如楼道和开水房等处设有警示表示;患者擅自外出前签订自愿书，护士及时打电话寻踪，返回销假等。
严处罚:对主动上报的投诉事件不处罚，只进行讨论，剖析其根源，提高认识。对于应避免而未加注意引发的纠纷等，各科护士长加强管理和督查力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严肃处理，投诉一经查实，给予通报批评，严重者调离岗位，作待岗处理。在每次的法律培训后及时考核，分数与护士的绩效考核挂钩，不及格者扣当月绩效分数2分。
调查方法采用自设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为核心，共10题。包括护士的权利和义务，医疗事故分级，故意用错药属于事故否，病例是否允许患者复印，患者的知情同意等。系统培训后进行理论试卷考核。
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发放问卷402份，回收384份(有产假和事假18人)，有效率为95．5%。
一般情况文化程度:中专85名(22．1%)，大专293名(76．3%)，本科6名(1．6%);毕业年限:＜1年77名(20.1%)，1～5年149名(38．8%)，6～10年98名(25．5%)，＞10年60名(15．6%)。
不同毕业年限护士的法律意识比较护理人员法律意识随工作年限的增加，护士资历的提高，呈上升趋势。
培训后大、中专组试卷及格(80分及格)情况比较本科学历6名未加入计算。培训前大专组及格率高于中专组;培训后大、中专护理人员及格率高于培训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近年来，我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法制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在全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及所有行政执法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好成绩。2011年被评为全省推进依法行政先进单位，2012年被评为全省行政执法监督先进单位。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府，向多年来辛勤工作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全体行政执法人员及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为了确保此次培训工作取得实效，我再强调三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充分理解开展行政执法培训的重要意义
根据《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的规定，我省行政执法证件包括《省行政执法证》和《省行政执法监督证》，每五年换发一次，即给现持有执法证件的人员换新证,给新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核发新证。我省2010年换发使用的“两证”到今年年底就要满五年，需要重新核发新式证件，新证自明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在换发新证前，所有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因此，举办此次行政执法培训班，很有必要，也很重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简而言之，法治政府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法律规范和制约。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为此，国务院2009年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途径，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依法行政的核心又是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管理相对人采取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结果的行为。行政执法行为可谓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对外形象，关系到法律、法规的正确施行，关系到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行，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都明确要求要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对拟上岗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经考试合格的才能授予其行政执法资格。所以说，加强行政执法培训，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各行政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到这层意义，明白自身执法行为所代表的含义，自觉地参加好这次培训，在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升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使行政执法工作始终服务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大局。
二是构建和谐的需要。构建和谐具备很多要素，具有很多内涵，依法行政、行政执法都是构建和谐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需要。当前，随着“老城改造、新城开发”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区正处在大改造、大拆迁、大建设、大发展的进程中，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以和谐为根本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法治”的思想，把行政服务贯穿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处处体现“平和执法”、“文明执法”的理念，善于执法，规范执法，依法执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双城共繁荣”建设。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做支撑，需要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行政执法队伍来保驾护航。而要建设一支法律素养水平与行政执法能力相匹配的高素质执法队伍，必须加强学习与培训。从这次培训对象来看，全区21个部门551人需要换发新证，其中114人是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人员，都是这次培训的主体，可以说都是新手，还没有走上执法的一线，对国家的和本部门的法律法规还不太熟悉，还没有达到胜任执法岗位的要求，更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法律素质。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在队伍建设上下大力气，加强日常管理，加强业务培训。区政府法制办要加强监管，坚决将不胜任执法岗位的人员清理出执法队伍。
二、端正态度，严守纪律，努力确保综合法律知识培训班取得实效
一是认真学习出成效。此次培训，区政府法制办非常重视，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不仅请来了资深的专家教授讲业务知识，还请来了富有实践经验的政府官员说案例、说体验、说经验，理论新颖，内容翔实。在座的各位都是分管和即将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同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今年新申领行政执法证，即将真正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同志，更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按照培训班的要求，静下心来认真学。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结合工作实践，带着问题来学，带着思考来学，这样才能学所收获，学以致用，指导工作。
二是严守纪律保实效。根据培训安排，此次培训就一天，星期六下午还要举办全区综合法律知识考试，这是核发行政执法证的两个前提条件，特别是对于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同志来讲，更是个必要的环节。不经过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就领不了证，执不了法。对此，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认真对待这次培训，严守培训纪律，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三是坚持学习求长效。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以及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对各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善于长期坚持学习，就会被社会淘汰。今天的培训只是一个起点，重在强化大家学习法律知识意识。会后大家还要加强日常学习和工作过程中的学习，持之以恒，孜孜以求，使自身学习常态化、长效化，努力做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的优秀执法人员。各执法部门也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不断建立健全培训长效机制，积极组织开展部门专业法律知识培训，着力提升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着力推动全区法治政府创建。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全力保障全区“两证”换发工作顺利推进
“两证”的重新核发，是对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资格的清理、审查和确认，是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举措。区政府法制办和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依法行政工作一项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统一行动，共同配合，齐心协力推进我区“两证”换发工作。
一是区政府法制办要精心组织。“两证”的重新核发，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区政府法制办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从审核主体资格、举办培训班、组织考试到办理证件各个环节都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精心安排，确保我区换发两证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全区所有换发新证人员都能持证上岗、合格站岗。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转贴于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一、法律基础课是中职学校开设的很重要的一门公共基础课，这门课程的设置对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中职学生相对于大学生而言会更早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而他们的人生观和事业观等尚未达到十分稳定的状态，生活中更容易触犯法律的“雷区 ”，因此，中职学校的法律基础课程就成为了中职生学习法律常识的“家园”，然而，中职法律教师专业素质的不一样，所教学生得到的教学效果也不尽相同。为此，在本学期专门选取了十几个新生班级做了一份调查进行比较，看是否能得到启示以此来促进我校中职生的法律素质。
1.关于法律知识学习效果调查发现，能够理解专业法律教师所讲法律知识、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后对法律的态度、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解决和应用法律的能力、收获比较大的班级成员大概分别占了全班同学的60%、50%、80%、90%以上。而对于非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的班级大概分别了占了全班同学的25%、30%、80%，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二种教师所教班级出现了不一样的教学结果呢？
2.关于中职学生法律学习情况调查也发现，在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班级，上法律课提前预习的、集中精力学习时间超过30分钟的、学生正常上课的、集中精力听课的、上课做笔记的、上课回答问题的、能课后复习的分别占了60%、63%、50%、80%、69%、40%左右，而对于非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的班级大概分别了占了全体同学的50%、55%、48%、80%、70%、37%，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调查结果在两类老师之间是非常接近的，不过个别调查中产生了差距，从调查中发现，影响学生在法律课能认真学习的主要因素是老师方面的因素，学生个人的精神状态，学习动机等因素为次要因素。因此，看来要提高中职生法律课的教学效果，还是从老师方面着手才行？
3.关于法律老师教学评价调查中也发现，在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班级中，喜欢上该课老师的课的、能听懂法律老师所讲课的内容的、认为法律老师所讲授的知识有用的、认同老师的教学方法的分别占了82%、70%、90%、75%以上，而对于非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的班级大概分别了占了全体同学的48%、52%、65%、48%。都是中职学生的法律教师，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
（二）从调查的班级中可以发现，在同一所学校法律专业教师和非法律专业老师所教的学生知识背景、学历、社会见识等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从刚进校门来看，每一个老师接受的班级都是处在相同的地位。然而经过大半过学期法律知识的讲解，法律专业教师与非法律专业教师所教的班级之前却有了一定的差异，什么原因呢？从本人调查分析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的来探讨，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1.教师的教学背景不一样，专业法律教师从大学开始就受到专业法律知识的培训，法律意识较强，在授课的过程中都会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将法律知识展现出来。而非专业法律教师可能是自己的喜好或学校的需要来对中职生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在平时的教学中可能会受自身专业的影响，如政治专业的，可能在讲授法律知识时会将自己的政治专业知识带到法律课堂上来，而这可能并不适合于这门课程。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11-1034-01
【关键词】 食品处理和加工；知识；组织和管理；学生保健服务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法律及卫生知识掌握情况，直接关系到学校食品卫生质量和安全。为了解该人群的食品卫生法律及食品卫生知识现状，笔者于2007年5月对重庆市部分中学食堂从业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重庆市城市中学7所，农村中学10所，食堂从业人员共306名。其中男性139名，女性167名；城市165名,农村141名；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4名，高中61名，初中173名，小学68名。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答卷。内容包括食品卫生法律常识、食品卫生知识两大部分共20题。问卷以单选不记名的方式自行填写，现场发放，现场回收。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31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306份，有效率为98.71％。
1.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对调查数据整理核对后录入，统计分析用χ2检验和精确概率值法比较。
2 结果
2.1 食品卫生法律常识和卫生知识正答情况 由表1可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总正答率为60.13％，其中城市为73.94％，农村为43.9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48，P＜0.05）；男性为63.31％，女性为57.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7，P＞0.05）。城乡同性别正答率城女为71.59%,乡女为41.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5，P＜0.05)；城男为76.62%,乡男为46.77%(χ2=13.17,P＜0.05)。不同文化程度从业人员的正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P＞0.05)。食堂从业人员正答率最高的前5位依次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应1年1次”（92.81%），“餐具清洗程序”（81.37%），“食物中毒报告程序”（79.08%），“防止四季豆中毒在烹调过程中应做到”（76.14%），“煮沸消毒餐具的时间”（74.84%）；正答率最低的前5位依次是:“学校食堂与垃圾堆，厕所，粪池的距离”（25.82%），“烧焦了的鱼肉所含的致癌物质”（26.14%），“使用电子消毒柜消毒时，要求温度时间”（32.3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实施时间”（42.81%），“食品卫生的‘三防’”（46.73%）。
3 讨论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法律知识、卫生知识掌握程度较低。造成此现状的主要原因估计与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多为临时招聘，流动性强，且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程度偏低，个人卫生习惯较差等有关［1-2］。城市学校从业人员正答率高于农村学校,可能与卫生、教育部门对城市学校食堂卫生管理力度比农村学校管理力度大以及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自身意识存在差别等有关。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建议教育和卫生部门除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管理外，还要加强培训，并将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培训中要加强内容的针对性，如餐具消毒的时间、温度要求等；针对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要加强对食堂的日常性检查，对新参加工作的从业人员，强化岗前食品卫生法律知识以及卫生知识培训及考核，达不到要求的人员绝不允许从事该工作，尤其要加大对农村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4 参考文献
摘 要：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有助于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更好地履行法律义务，对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基本法律知识缺乏，法律信仰缺失、自觉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较差等。通过分析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及其成因，提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74-03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态度和践行效果，对良好法治环境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制意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高校法制教育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失踪遇险遇害等案件频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法律知识欠缺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笔者以河套学院大一到大三非法学专业学生为主体，调查了解大学生法律意识及高校法制教育状况，为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结果统计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对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态度。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主要指大学生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评价，对基本法律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知，对社会法律现象的心理判断以及法律信仰的形成情况等。围绕以上内容，本次调查从基本法律知识、法律运用能力、法律心理认知等三方面进行，调查以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被调查对象中大一学生占27%，大二学生占38%，大三学生占35%，共发放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66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
（一）基本法律知识掌握情况统计
基本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树立良好法律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本次调查主要对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对法律法规的关注度、自身权利义务及个别具体法律知识等方面进行了解。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主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途径了解法律知识。其中媒体宣传是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大学生对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的关注度并不高，选择经常关注的只占11%，关注过的占71%，还有18%的学生选择了从不关注。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知道，63%的学生选择了大体知道，10%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还有2%的学生选择了权利义务无所谓。在回答“被告是什么人”这一基本法律知识时，只有45%的学生作出了正确选择；有37%的学生认为被告是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有16%的学生认为被告是打官司中理亏的一方；还有2%的学生认为被告是被诬陷的一方，可见，学生对于“被告”这一常见法律主体的概念很模糊。
（二）法律知识运用能力统计
提高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是大学生学习法律的主要目的，也是衡量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高低和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标准。在调查这一内容时，笔者设计了三个问题，见表1：
从以上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能够识别权利与义务，对保安搜身等明显的侵权行为，由于涉及切身利益，大部分学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但对索要发票这种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行为却缺乏明确的认知，所以78%的学生选择了偶尔或很少索要发票，只有42%的学生在商家拒开发票时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维权。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自己作为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正常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给经营者提供了趁机逃税的机会，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
（三）法律心理认知情况统计
大学生法律心理认知特指大学生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体验而形成的对于法的感觉、情绪、愿望和要求。笔者在这部分设计了三个问题，见表2：
从上述统计情况可见，58%的多数学生选择对法律保持信任，66%的学生在认为法律不公正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积极有效的方式应对；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对法律持消极态度，甚至在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认识上模糊不清；有33%的学生在法律有失公正时选择被动遵守，还有1%的学生选择可以不遵守法律。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基本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能够判断一些简单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也有运用法律维权的基本意识，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基本法律知识掌握不够。由于接受法制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所限，大多数学生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基本法律概念、诉讼制度等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缺乏关注，对自身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清。二是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由于法律知识储备不够，大多数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权利意识较差，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思维和手段思考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对法律的心理认知不足。大多数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缺乏理性思考，部分学生对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果没有客观的认识，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理解不够，对法律的信赖程度仍需提高。
调查结果与被调查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自我评价基本吻合。对自身法律意识水平的自我评价中，14%的学生认为较高，74%的学生认为一般，12%的学生认为较差。同时，77%的学生能够意识到法律与自己的学习生活关系密切；88%的学生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对于“大学生在法治社会中担当的角色”，40%的学生选择做法治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或建议者，27%的学生选择做守法者，26%的学生选择做法律知识的传播者，7%的学生选择做法律的完善者，不难看出，大学生希望自己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并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有所作为，但他们现有的法律意识水平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无论从客观要求还是大学生的主观愿望，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三、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学、家庭及社会法制教育的缺失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大一学生相对大二、大三学生法制意识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小学、家庭及社会法制教育的缺失。中小学虽然也开设法制教育课程，一些机关团体也组织法制教育进校园等活动，但大多数内容以安全教育为主，又受升学影响，这类课程或活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提升学生法律意识水平意义不大。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些家长自身法律意识水平不高，缺乏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的意识，有时“教育”甚至适得其反。社会法制宣传大多以大众普法教育为主，对青少年缺乏针对性。
（二）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不强
中小学、社会及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在入学前法律意识水平普遍偏低，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承担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任务。高校的法制教育应该通过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形成法治思维和法治价值观。当前高校开展法制教育主要通过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而该门课程法律部分的内容只有两章，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解只能泛泛而谈，也很少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同时，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大多缺少法学专业背景，本身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等方面还有许多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三）大学生对法制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大学生不学法、不尊法、不用法、不守法，不仅直接影响其自身权益，还会侵害社会和他人合法利益，对营造法治环境产生消极影响。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期间、毕业以后的学习、就业、生活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现实中大学生对法律的关注度并不高，没有将法制教育与自身的权利义务紧密联系，在学习中大多存在应付心理，不能自觉地把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准则，也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
（四）社会法治环境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法治建设还存在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这也使得一部分大学生对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进程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四、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中小学阶段法制教育，为大学生形成良好法律意识奠定基础
法制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该在中小学阶段了解与自己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为大学阶段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奠定基础。因此，中小学应当开设相应的法律课程，并邀请专家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以便教师和家长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相关行政司法机关也应配合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活动，从而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体系，使法制教育伴随青少年的成长，帮助他们从小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思想意识，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提高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
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将其培养成为遵纪守法、具备良好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合格人才，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高校应当不断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一是要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开设法制教育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途径，所以首先要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到重点突出；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并结合专业特点，增设劳动法、经济法、环境法、婚姻家庭法等选修课程，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二是要创新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法律知识实用性很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诊断式等教学方法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加强互动交流，增强课堂感染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三是要组织开展丰富的法律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学法用法的能力。教师要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学校应鼓励指导学生成立法律社团，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组织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竞赛、辩论会、模拟法庭、庭审观摩、法律咨询等活动，构建起课堂内外、校园内外一体化的法制教育网络，提高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形成学习、传播法律的良好氛围。四是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高校应尽量选派具有法学背景的专业教师承担相应教学任务，非法学专业教师应通过学习培训，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提高法律实践能力，保证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三）构建良好法治环境，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创造条件
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法治理想信念，为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创造条件。从国家层面而言，必须维护宪法权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平，全面加强法律实施，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从社会层面而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从学校层面而言，要提高依法治校水平，以学校章程为指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权益，为学生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创设校内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G633.2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初中阶段的政治教育对青少年思想意识形态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在初中的政治教学中，要把法制教育贯穿于政治课堂中，在培养学生对国家政治态度的正确认识和思想道德品质的同时，达到提高学生法律意识的目标。本文主要阐述了当前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措施。
一、当前法制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1.教师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由于我国教育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仍然以学生的成绩为重，教学过程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为主要目标，忽略了在政治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法制教育教学中，教师只重视教科书中的重点知识，一味地让学生死记硬背，而不会对课本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学生难免会觉得枯燥，对法制教育产生厌烦的心理，导致缺乏学习兴趣，最终使法制教育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2.教师自身法律意识淡薄
很多初中的政治教师自身就缺乏法律意识，对必要的法律知识也没有经过系统地学习，在日常的政治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师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不足，很难在政治教学中合理而巧妙地渗透法制教育，这也是影响初中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复杂的社会对法制教育的影响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当前各种社会思想错综复杂，而初中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混乱的社会思想很容易对学生的三观产生影响，对学生辨别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二、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措施
1.提高政治教师的专业素养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师作为新型课堂的主导者，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中不要一味地让学生死记硬背，让学生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掌握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此外，学校要有意识、有计划地组织政治教师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例如，安排教师参加法律知识的相关培训活动，还可以邀请法律专家到学校举办法律讲座，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学习法律的机会。另外，政治教师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注重法律知识的积累，通过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不断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使自己对法律知识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并且对其充分理解，能够做到在政治课堂上能够灵活地渗透法律知识，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提高法制教育的水平，同时也提高课堂效率。
2.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提高学生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领域的现代化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政治教学中也逐步引入了以多媒体技术为手段的现代信息技术。对初中生进行法制教育，由于法律知识和概念比较抽象，初中生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对法律法规进行理解。例如在给学生传授宪法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把宪法的创立过程的专题片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认识到宪法的神圣地位，加深学生对宪法的起源、地位、特性、作用及法律效力等法律知识的理解。另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信息。此外，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带领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在用多媒体展示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后，从典型的案例着手，带领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分析，加深学生对法律知道的理解。运用多媒体技术，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案例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
3.结合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初中生正处于成长阶段，思维非常活跃，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树立，分辨能力还不高，很难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抵制。初中阶段的政治教育对青少年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政治教师在ρ生进行法制教育时，要遵循法律源于生活的观念，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小事，将法制教育和学生的生活实例结合起来进行讲解，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学会关注生活，提高学习法律知识的自觉性，加深学生对法律概念的理解、认知和掌握，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结语
初中阶段的政治教育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在初中的政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既可以让学生遵守法律法规，不做逾越法律的事，还可以让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初中政治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在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各级法院对法官培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培训的实际效果却令人扼腕。反思这种现象,是对职业化建设过程中的法官培训目标定位不准,对于职业法官培训的教育理念、模式、方法与法学院教育的本质差别缺乏明确的把握的结果。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初,立足于中国法官来源大众化的实际,将法官培训的目标确定为完成法律学历教育或法学知识培养,采用法学院教育模式是十分英明而且正确的。但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今天,继续沿用“法律业大”式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却是有问题的。笔者以为,以职业化为理想的法官培训,必须以实践理性的养成为目标,建立符合实践理性培养规律的法官培训系统。
一、法律的双重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法律与理性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有法学家断言:“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1]由此表明,法律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他掌握了法律。“今天的现实与人类产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产生只不过是世界又多了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也许既不懂哲学也不懂玄学,但却拥有一定的法则。”[2]今天,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既是约束人类兽性与暴力的“枷锁”,又是彰显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花环,正因为“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存在。”①如果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必须以空气和阳光等为生存的条件,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则是以法律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人性中的恣意、贪婪、自私等缺陷无法通过道德说教予以规训乃至改造,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刚性的遏制;法的内容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回应着世俗生活的需要;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始终具有权威依赖性,离不开对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依赖。因此,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3]
由此可见,法律理性是一种世俗的实践智慧。[7]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首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要求,因而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法的这种实践理性血统决定了它是“行动而不是设计的产物”,由此也规定了法的第一重身份,即作为实践理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现代法律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浸透人类的智慧,法律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部法律作为纯粹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同时还具有作为纯粹理性的知识身份。②法律在知识谱系上的二元性,决定了法律人的任务也必须是双重的。前者使其必须不断的认识社会生活运作的新要求,从而将社会生活贴切的翻译成制度语言。后者决定了其在对法律制度进行以实践为标准的价值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对已有法律知识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以实现法律作为纯粹知识的传播和继承的要求。正是因为法律的双重理性,才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出现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分工。
法官是一个将普遍、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职业,是典型的法律家,其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完成法律从知识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化:把条文的法律转化为生活的法律,把抽象的法律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把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转化为诉讼技术和程序。这个职业本身要求法官既要掌握充分的法律知识,能够熟练的运用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理论;又要良好实践智识,能够自如的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化成为“法言法语”并做出裁判。在此意义上,法官成长的基础是法律的知识理性;但仅有知识理性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践理性。
近年来,我们对国外的法学教育和法官培养机制有了充分的了解,介绍性的、研究性的成果已经有许多,这些论著对于国外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官教育的形式、内容、特点都做过充分的阐述,不乏精辟之作。我以为,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与法学教育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官的培养从法学院开始,目标在于养成预备法律人的法律双重理性。①
我们知道,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中,由于历史与传统而形成了两类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在实践中它们也呈现着不同的外观:一类是以欧洲大陆对罗马法的普遍继受、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理性,其以法学家阶层理论架构和学术主张为主,强调法的一般性、抽象性、系统性、万全性,认为可在概念化原则支配下实施]绎推理机制。另一类是被认为“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5]”的普通法理性,在英美法系中,没有法律学术化和法典化的研究传统,学者们对于法律的分类以及体系化没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找不到一丝精心分类的迹象,正如萨尔蒙德所言:普通法是一个“最能容忍混乱(tootolerantofchaos)的法系”,[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信是因为英美法发展的内在机制,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目的是为了使争执获得解决。
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学者们做过许多的评价与比较。我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品格的产生来自于其内在逻辑性,均是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施的理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哪种品格的法律理性的形成,法学家和法律家的工作都是紧密相连的:在大陆法系中,从概念法学创立到今天的各种法学流派与理论,法学家们都在为司法提供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法律适用的工具、技术和方法,预备法律人通过学习,可以充分理解法学家构筑的法律理性,准确的适用由法学家用概念和逻辑家精心构筑的法典,成为“自动售货机”②式的法律家;在英美法系中,法学理论不产生于主流哲学家或法学家,而产生于长期积累的司法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而发展成的完善理性,[7]因此,许多法官本身就是伟大的法学家,他们兼具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身份,这样的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作用不言而喻,预备法律人也是以司法实践培训的方式理解法律理性。至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共存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工作之中,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更进一步,我们还发现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与他们的法律理性形成模式直接相关,与之相联系的法官培训模式也是由此而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将英美法系的法学教育称之为职业指向明确的模式,将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喻为通识性的模式,而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短期的知识更新为主、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较长期的系统的司法技术学习与实践为主,莫不是为适应两大法系不同的法律理性传统而建立的。③因为,他们坚信:“不论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释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8]
由此反观我国的法学理论、法学教育、司法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割裂、法学院教育与法官教育脱节、预备法律人学习与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无关。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第一,我国的法官培训是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与美国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类似;但是,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第二,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同属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9]这就表明:无论是我们的法学院教育还是法官培训,都忽视了法律实践理性对于法律人的意义。法学院不考虑法院的需要,法院不考虑法学院教育的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法律实践理性的认识不足。
以上还只是考察了接受过法学院教育的预备法律人进入法官队伍的状态,至少他们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法律知识理性,缺乏的仅仅是法律的实践理性。而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大多数人并不是来自于法学院。来源的大众化使得法官队伍的文化素质背景差异巨大、法律知识严重不足,处于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缺乏状态。正如肖杨院长在分析法官队伍现状时所指出的:“我们法官队伍比较缺少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10]虽然近二十年来,全国法院系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特别是通过“法律业大”方式,基本完成了在职法官的法律学历教育,最近三年,又通过对一定年龄以上的法官采取专项培训方式,完成了部分法官的法官资格确认。不可否认,“法律业大”作为一种应急式的教育模式,虽然对于中国法官队伍建设乃至中国法治建设意义巨大,但它对于法官的法律知识理性培养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法律业大”式教育最多只能缓解在职法官法律知识欠缺状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的法律理性养成问题。所以,“法律业大”的存在必然是阶段性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官均来源于法学院,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背景,即使法学院没有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在司法实践中也会较悟法律的实践理性并加以总结。经过一批又一批法官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法官思维、法律方法、司法技术并加以传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学院教育的不足,为新入门法官提供一定的法律实践理性基础,也可以为法学院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促进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的沟通,加速法律实践理性的形成,使法学院课堂上的声音与法庭上的声音逐渐趋向一致。但是,中国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法律实践理性形成的困难:法院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司法经验与技术资源,也不能为法学院提供立足于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资源。在这种情形下,法学院与法院、法学教授与法官“各唱各的调”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法学院教育模式还是法官队伍状况,都决定了必须将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措施,并不能仅仅只在法院系统内部或者是在法官队伍中寻找。
二、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职业化
早在17世纪初,英国首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为反对英王詹姆斯一世插手司法,与国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詹姆斯一世说:“依朕意,法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故尔朕及他人与法官具有同样的理性。”柯克法官回答:“不错,陛下具备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常识。但是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各种法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诉讼的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理性(artificslreason)和判断。对法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art)。”[11]这段对话被认为是将法律实践理性的概括为技术理性的起源。①学者们对法律的实践理性提出了各种观点。一般认为,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共同交往的活动中形成的以共同经验、共同理论为基础的指导行为的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解与共识;狭义的实践理性侧重于群体的实践经验,认为具有共同经验背景的群体,同时具有共同的或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理解结构。[12]也有人认为实践理性是一种方法或方法论。[13]
事实上,实践理性是指人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首先表明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同时还表明存在着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标准。[17]法官培训实际上是对这种评价标准的灌输或传授,以实现对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评价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此意义上的法律实践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维理性与行为理性。[15]而这两者恰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或基础。
1.思维理性。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人的基本特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的思维能力不仅促进了自身发展,而且形成了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人在实践中又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传统和规范,不同的行业技能和行为方式。其中有一些行业经过长期的实践,不仅技术和技巧日臻完善,而且逐步形成了高度抽象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不仅是一种理性,更是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评价标准——一般的思维规则,正是由于一般思维规则的存在,一些行业才成为了职业。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职业形成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标志。正如波斯纳所言:“职业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人们认为它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因此,经济学是一个职业,而商业不是,理由是你无须掌握一套抽象的知识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却不能如此。木匠也不是一个职业;尽管其所涉及的训练要比商人更为专门,但是它并不要求有很高程度的智识训练,没有能否胜任的问题。”[16]
法律思维就是这样一种由法律人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基于法律理性的视角和传统来观察社会现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或习惯。法官是典型的法律人,其基于法官职业视角和传统的法律思维我将其称之为法官思维。法官思维是法律思维中的一种,它是指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针对具体讼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规律,认定案件事实,寻找适用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和技术解决法律纠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过程。[17]
法官思维首先是一种职业思维,是法官在履行法官职责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因而具备法官思维能力是法官从事司法裁判工作基本要求。
其次,法官思维的对象是具体讼争案件,司法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法官思维的对象只能是具体案件,离开具体案件,法官思维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其思维结果亦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官思维必然不同于以探索法律一般规律为目的的法学家思维,也不同于以制定法律规范为目标的立法者思维。“如果对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作细致划分,律师、检察官思维与法官思维具有一定区别。律师、检察官一方当事人,其思维特点是攻击、防御。原告人攻击,被告人用法律技巧防御;而法官居中立地位,他要比较攻、防的理由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职业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官,法律思维的最典型形态是法官思维。”[18]
第三,法官思维涵盖审判的整个过程。法官思维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式,更是一种实践技术,存在于解决法律纠纷的各个环节,从程序问题到实体问题,从事实问题到法律问题,从法律方法到司法技术,从开庭审理到文书制作,从司法理念到具体操作,都是法官思维的具体化。
我们必须承认,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个体特征,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作为思维主体的个人的主观个性,即思维者的自我意识,如个人的嗜好、习性、直觉、偏好(甚至偏见)等主观、非理性的东西,或多或少地体现思维个体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这些不同的存在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在存在个体思维差异的情况下,要形成社会秩序,首先需要具有差异的思维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商谈”,在反复的“沟通”与“商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维理性——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或普遍的标准。因此,思维理性是一种群体性思维,是职业特性和职业传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个体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
法官思维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性思维,是法官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法官职业表明,法官的智慧不仅要体现于个案的裁判结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司法裁判的全过程中保持法律思维的活力和张力。因此,法官不仅是一个法律实务操作的技术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智慧者。法官对社会和法律的认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独立判断基础之上的,思维理性保证了法官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草率了事;但却能做到“同样问题同样对待”,维护法律的确定性,能够通过个体化的思维作出正确的法律判断和英明的裁判决策,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所有的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都要依赖自己的一般认识能力和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所以。公民的行为与法律职业者的工作都是以他们对法律以及通过法律可能到达的目的的认识为前提的,都依赖理智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行为才可能是理智的,才可能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19]
司法认知活动表明,法官要想将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个案,至少要同时完成两种逻辑思考: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对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和价值追问,这是一个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形而下”思考结合的过程。只有在完成这两种思考的结合之后,法官才可能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间进行逻辑涵摄,然后依据司法推理规则,得出案件处理的结论。这是法官审判案件的基本思维过程。对于一些法律规范不明确或根本缺乏法律规范以及存在法律冲突的案件,法官的思维过程则更加复杂。待这些思维活动完成后,法官还要通过书面形式将其思维过程以裁判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最终的裁判结果。法官思维过程的曲折性和思维内容的复杂性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决定了法官的审判活动必须形成共同的、科学的认知模式,并遵循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以避免法官思维因巨大的个体差异所导致“同样案件不同处理”的结果,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同时,也可以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少走或不走弯路,工作思路顺畅,思维结论正确,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和思维理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官培训最重要的任务。
2.行为理性。“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伦理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而言,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等是法律理性的逻辑外化,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20]如果说法官的思维理性仅仅存在于法官头脑中,是一种内在的素质,那么,这种内在的东西需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法官的行为。行为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体现着行为人的意志和理性程度,法官思维指引下的行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法律实践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为理性。行为理性是思维理性的外化形式,也是法官具体的工作内容,没有行为理性,法律的实践理性是不完整的。
行为理性是指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法律方法表现为法官思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司法认知,而司法技术则表现为法官思维在实践论意义上的司法操作,它们指向的是同一问题。如法律解释,我们既可以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法律方法,也可以从实践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司法技术。由此表明,当我们谈论某一法律方法时,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某一司法技术。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对于法官的意义,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清楚,法律是普遍性规则,“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规定性和明确性而使法官能够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对有关条款妄加解释。依此种观点,宪法只是一个空瓶子,法官可以任意地倒进任何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反复出现的噩梦’。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令人不寒而栗的。”[21]审判活动不是赌博,可以仅凭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法律的含义或案件的裁决。事实上,也绝对没有人认同法官采用这种方式或方法来裁判案件。人们凭什么相信法官?法官获得权威和尊重的前提在于他们具有法律理性,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了解决法律问题的专门方法和技术。因此,法官是否掌握了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决定了法官的裁判行为是否具备理性。对专门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成为法官职业化的外在标志——专职从事司法活动,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或自治性。
行为理性对于法官的工作,至关重要。“法官基于职业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学者更能具体地、直接地了解现行法律中的问题,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内,通过技术化的方法平息纠纷,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使社会平稳发展。”[22]法官也只有采用共同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才能够实现司法公正。就司法实践而言,法官的行为理性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23]
第一,程序的遵守。法律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具有反思性整合的功能。[27]这四种功能对于审判都是十分重要的。从第一方面看,诉讼程序作为恣意的限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诉讼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从而减少恣意发生的余地,实际上是对诉讼中公民绝对权利和国家绝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从第二个方面看,诉讼程序通过其固定化的处理流程,将当事人对不确定结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对确定过程的关注,并以结果的拘束力来巩固这一选择的确定性,增强了审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从第三个方面看,公正化的程序通过其类似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审判中的出现的各种情况通过法律程序的沉淀和反馈,而最终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事实状况,使法律不断低成本的渗入现实生活。从最后一个方面看,诉讼程序实际上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通过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反复交涉,在“反思性整合”的基础上形成法律决议,既可以发挥诉讼程序的灵活性,解决形式法功能之缺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程序法定,防止和消除因司法的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法律过度开放和确定性消弥的危险。正如威廉·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中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25]因此,人们将法官对程序规则的严格遵守,称之为理性选择的基本保证。
第二,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的运用。法律方法是法律人司法经验总结和积累的结晶,它不仅是法律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官担任该职业的基本要求。法律方法既包括理性内容,又包括具体技能;如果说法律方法中的理性内容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法学理论修养有直接关系,那么它的技能部分则需要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把握。法学院的普通教育、法官的专门培训、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都是法官获得和掌握法律方法的一个基本过程。“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的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26]法律方法对于法官而言,犹如手工业者的技艺,是立身、取胜之本。因此,法官能够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自觉地、熟练地运用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来处理案件,既是法官行为理性的表现,也是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重要保障。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一文中,对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自晚清以来一直落后于西方,结症在司法这一环节的缺失。[27]与此观点相映证,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英国近代史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向市场经济,与英国法律尤其是司法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环境是分不开的。[28]而司法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则是法官的职业化。法律人从实践经验中发展了赋予法律普遍性的独特推理技术和发现法律的方法,把法律发展成为自治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必须经过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学识化艺术与技巧,而这不仅为法律职业、尤其是司法独立及排除外来干涉提供了合理性要求和基础,并且为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因为这表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不是来源于国家强权,而是来源于司法自身的品质,来源于法律人的学识、地位和荣誉。[2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官职业化是司法制度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而法律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是法官职业品质的基本内涵。将其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三、法律实践理性与法官培养方式改革
通过以上的初步理解,不难发现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与法官培养的关系:法官思维作为一种群体理性需要传授与灌输,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作为一种实践经验需要积累、传承与培训,换句话说,法律的实践理性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由此,我们再来认识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制度与法官培训制度就没有了那么多的不解与疑问,法学院的高起点、长学制也好,学徒式教育、国家统一考试也罢,都是因为法律实践人才需要具有法律双重理性的学习与训练。而各国的法官培训模式无不与法学教育模式紧密相连,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解决法律实践者的双重法律理性养成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知识理性为主兼顾实践理性基础,法官培训选择了以培养拟任法官或在职法官的实践理性为主的模式,如日本、德国、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实践理性或者职业指向教育为主,法官培训模式则相应的以法官法律知识更新与实践理性的发展为基本内容。我们考察国外法官培训体制、制度与方式,不能仅仅只看到法官培训本身,还必须将其与该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法学院教育模式结合起来,才能发现个中缘由和必然性。我们的借鉴也只有在全局的[光下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但在我国,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法学家与法官、法学院与法院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法学家将法律理论变成了握在手中把玩的藏品或者是不知所云的玄学,醉心于纯而又纯的理论架构与宏大叙事的论述,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严重脱节;法学家潜心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不断在创造新的法律概念、法学理论,却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实际调研过案件,有的甚至不知道实际的司法程序,不清楚法官的思维与教授思维存在的差异,不知道法官的工作状态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法学院的教育仅仅是法律知识的灌输和法学家的思维方式,教给学生的东西基本上与司法实践无关,或者仅仅是对司法实践隔靴瘙痒式的批评。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加之我国过去的法官来源大众化的背景,法庭上和教室里所进行的各种理论阐释大相径庭,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这种状态长期存在,将会使法律失去力量!可以说,中国法官法律实践理性培养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法官职业化的诸多困难,由于法官们都是“自学成才”,缺乏共同的司法理念、共同的职业价值、共同的职业道德、共同的职业技能、共同的职业行为是必然的结果。
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面都在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着努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法学家们开始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法学理论对司法的影响,一些法学教授开始进入法院做法官,等等,都是这些努力的实际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双重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明确定位,没有对法官这种典型的法律职业者法律素养构成的清醒认识,有些努力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如统一司法考试,考试的内容及方式基本上还在法律知识理性的范围内,对法律实践理性或者法官思维的内容很少涉及;因此,从统一司法考试合格到职业法官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有些已经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不一定能够成为称职的法官。法学家们开始高度关注司法领域的各种问题,但却很少深入司法实践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更多是坐而论道,提出的批评多、指责多,借鉴或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多,提出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少,以解决司法实践问题为目的的研究成果对于司法实践的帮助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
至此,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法律理性的形成具有大陆法系的传统,法学院教育基本上也沿袭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以法律知识理性的传授为主,法律的实践理性的培养主要不是由法学院完成。但是,中国却又没有建立起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官培养模式,如日本的司法研修所、法国的法官培训学院那样系统的培养法律从业者的法律实践理性的教育制度,于是,法律实践理性从哪里获得,在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中找不到答案。如果我们承认,职业法官必须具备法律的双重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可能先天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养成,那么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制度予以跟进,在法学院法律知识理性教育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法律实践理性教育。如果说,中国有建立专门的法官培训体系的必要,以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支持它的最充分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在中国特有的法学理论研究传统、法学家与司法实践隔绝的情况下,学生在法学院学习中,基本上得不到法律实践理性的信息,使得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单一、机械、片面,只是概念、原则、制度、部门、体系的罗列,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毫无关联。本来是为弥补这一不足设计了实习课程,但因为短学制①而使实践课程的数量有限,再加上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法律实习形同虚设,把学生十分可怜的一点接触司法实践的机会也挤占了。学生进入法院时对于法律的实践理性基本一无所知,需要靠自己的悟性,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因人而异,因案而殊,“同样问题同样处理”几乎是一句笑话。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现状,就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而言,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如何建立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相互衔接的法律实践理性培养机制;二是法官的实践理性培训采取何种教育方式,伸言之,法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是否应与法官培训完全相同?如果不同,它应该是怎样的?三是需要由什么样的教师来完成法官实践理性的培训。说到底,依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基本问题——大学、大师、大作。
就建立法律实践理性的培养机制而言,必须有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首先,必须对现在的法学院教育模式与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增加法律方法、司法技术与法律实践的课程,使法律预备人在法律知识理性的养成过程中,不仅能够初步了解法律的实践理性,而且能够感悟法律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其次,必须对现行的法官培训模式进行改革,彻底改变临时性、应急性、知识性培训的思路;对现行的法官培训内容进行改革,摒弃完成任务、追求数量、流于形式的培训计划,真正按照职业法官司法能力结构的要求,制定与法学院教育相互衔接的教学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设定培训课程、决定培训方法。为此,需要对统一司法考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论证,进一步提高司法考试对于法律实践人才选拔的合理性。我以为,要使司法考试真正成为选拔优秀预备法律人的“大考场”,必须充分考虑法律家职业所需要的双重法律理性。司法考试理应成为连接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桥梁和纽带。
就教学方法而言,同样存在着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与配合。有人会说,法律实践理性也需要灌输,需要以一定的方法让学习者接受,因此,也少不了课堂讲授、论文习作等知识性的教学方法,这也是预备法律人在接受法学院教育时已经熟悉的教学方法。我以为这种说法并无大错,只是不够细致与深入。我们已经知道,法律的实践理性可以区分为思维理性和行为理性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便不难发现两种理性的养成应该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说思维理性更多的应采取类似于法学院的课堂教学方式,那么,行为理性则应有与法学院教学基本不同的方式,主要为情景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实际操作式教学。或者可以这样描述:法学院与法官培训学院都设有模拟法庭,法学院设模拟法庭主要是为了给学生以感性认识,让学生知道法庭的形式与基本程序,因此,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象是在“]戏”;而法官培训学院设模拟法庭则是为了给学生以理性认知,让学生在这里学习实际的操作与应用,使他们进入法院后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处理案件,所以,法官培训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多的是“实战]习”。
就教学内容而言,法律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对于法学院教育和法官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需要有对法律理性深刻认知的理论成果支撑与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这对于法学家与法律家都提出了挑战,过去的隔绝与对立必须打破。法学家应从丰富的法律实践中获得知识理性的原始材料,更多的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技术,为法律家提供可资实践的理论支持;法律家则应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从法律的知识理性中获得创造的源泉与动力,并为法学家提供可以上升为理论的实践基础。如果没有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司法应用理论研究的共同发展,没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一批能够胜任法律双重理性教学任务的教师,要完成法律双重理性培养的任务是渺无希望的。
法官培训是需要教师的,我并不完全赞成法官培训必须法官教法官说法,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因为教育是有规律的,也是一门职业,并非好法官就一定是好教师。现在的问题是,法学院有大量的精通法学教育规律的教师但缺乏司法实践经验,而法院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法官却不懂教学规律与方法。为此,应该采取双向选择的方法来解决,一方面将法学院中教师通过各种方式选派到法院任职或者挂职,使他们在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司法实践经验,既有利于他们利用法学理论研究专长准确的适用法律,提升审判水平与质量,也有利于他们迅速形成应用性法学研究成果、丰富和充实法学院与法官培训的教学内容,还有利于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可以成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法官中选拔一批既有法学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进行专门的教学法训练,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与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对自己司法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总结,还能够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大家。只有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才能完成法官双重法律理性培养的任务,实现法官职业化的目标。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专门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法律为成年人所制定,也要求成年人所践行,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要求大众化、通俗化。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为人们所离弃。法律的智慧不是玄思妙想,而是深入浅出。因此,法律要极度高明,但更要中庸;要穷极思辨,但也不能远离日用常行;要求真,但更要寓俗。法律要大智若愚,法律要平易近人。[30]“法律理性表现出求稳、求妥、求衡平的职业色彩,而类如法官这样的法律公民,一如法律本身,势必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强烈的现实性等职业‘特征’。也正因为此,法律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导预备法律公民按照法律理性来进行思考的实践。”[31]我们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来重新认识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关系、重新认识各自的特征与规律、重新构建符合法律理性的教育模式与培训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培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法官培训真正成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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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法制课程不是中考和高考的科目，长期以来都没能进入主课堂，高中阶段的法制教育只能穿插在思想政治课本中或以主题活动方式进行。如何培养现代法治建设下的优秀公民，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贯彻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就尤为重要。
一、以人为本，学用结合，为法制教育工作培养优秀的师资队伍
（1）教师要全面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校园法律意识的培养，需要有一定法律知识的老师的引领。这就要求建立一支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首先要提高老师的自身法律知识储备和法律素质。老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使自己的认识适应发展的需要。其次教师只有掌握丰富的知识尤其是现实的知识，才能做到融会贯通，从而调动学生求知的欲望。
（2）制定校园法制管理队伍培训计划。通常用“以案说法”的形式讲述发生在校园和社会中的事件，通过互动讨论及案例评析，提高学校预防和处理紧急事故的能力，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学校和师生的利益；教师要不断学习《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使自己在教书育人，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都能为人师表，提高依法执教的水平。通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这种阶梯式动态培训方式肯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态势，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3）教师要利用好社会大课堂，教学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将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是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落实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让学生结合社会调查采访，联系自身和同学的实际，开阔学生的视野，进一步认识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与社会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二、拓宽渠道，创新形式，为中学校园法律教育提供有效载体
（1）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学校利用黑板报、校刊、宣传专栏，定期出版法律知识、文明守纪方面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与熏陶，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让学生们在愉悦中接受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利用校园广播及多媒体电教室等现代化教育设备进行生动、形象的法制宣传，提高普法教育的效果。
（2）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结合“青少年法制教育宣传周”“全国法制宣传日”“公民道德宣传日”等纪念周、纪念日，学校举行“法纪伴我行”“法在我心中”等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手抄报制作比赛、法制知识竞赛等形式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3）聘请学校法制辅导员，邀请社会法律人员定期为结对班级学生上法制课，宣讲法纪知识。从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涉及和需要防范的法纪问题入手，把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例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解，并解答学生提出的法律问题，让广大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法制教育。
三、培养中学生的法律意识要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课堂教学尤其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是中学生学习法律知识，进而培养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应注意把法律意识的培养有机融汇到法律知识的传授中去，让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头脑里牢固树立“法”的观念，将来才能以一个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的公民身份走向社会。多用生活中有影响力的案例与法律知识相结合，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堂教学与课外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开发适合学校特征的校本教材也很重要。法律知识本身较为枯燥，甚至对于中学生来讲晦涩难懂，而法律知识自成体系，在初高中的思想政治教材中，散落在不同的章节。现在浙江省正在进行教育新一轮改革，改革中鼓励各学校努力开设选修课，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有着重要作用。乘此大好机会，深入研究开发校本法律读本。针对学生的实际，做到因材施教，提高法律课的实效性，要以思想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增强中学生道德法制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现代的法律意识。
护生护理相关法律知识认知情况（表略）。56．2％的护生了解护理相关法律知识；55．1％的护生的法律知识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取；18．5％和29．8％的护生了解差错纠纷上报制度和能维护自身权益。
讨论
护生护理相关法律知识认知情况分析护生不具备执业资格，没有独立工作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护生只有在护士的严密监督和指导下，按照严格的护理操作规程才能进行护理工作。在护士的监督下，护生如果发生护理差错或事故，除本人以外，带教老师也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护生如果离开了护士的指导，独立进行护理操作，对患者造成伤害，应自行负相关法律责任［2］。由此可见，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护生发生差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护生都应为差错事故负相应责任，但由于护生的临床知识和操作水平较低，以及其护理相关法律和法规知识缺乏，因此与护士相比，在临床工作中护生担负着更大的法律风险。因此，了解临床实习护生护理相关法律知识认知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对护生加强教育，对提高护生的护理法律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本调查结果显示，56．2％的护生了解各项法律法规；55．1％的护生的法律知识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取；77．0％护生遵守规章制度，18．5％和29．8％的护生了解差错纠纷上报制度和能维护自身权益。结果提示，护生的护理法律意识不强，护理法律知识和维护自身权益欠缺；法律知识获取途径单一，需采取多种方法和途径提高护生的护理法律知识水平，增强护生的护理法律意识。
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