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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加上翘尾因素，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复杂的通胀因素带来中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中期化”，但经济不会出现滞胀。
三是期望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第一要素，但存在明显的隐忧，并极有可能受挫。
四是“民生工程”、“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等因素将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长模式的潜在风险。
五是“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将导致2011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六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和持续”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进、住房需求刚性以及投资性需求“惯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将持续；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将进入“疲劳期（时间较长）”，而价格调整的“疲劳期”也暗含了房地产市场不会“硬着陆”。
七是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效应”和“结构性调整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将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漂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068-02
中央银行作为一国货币信息的收集者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其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该国货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走势。不论是信息的，还是官员的言论，亦或者是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可以说央行是市场中众多矛盾的焦点。对于中央银行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首先，宏观经济的统计部门将收集整理的各项宏观数据，如,CPI、PPI、失业率以及各种领先指标等数据提交给中央银行，央行得到数据后会以官方形式将数据告知市场，同时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的言论评价或者对政策进行调整。最常见的自然就是调整利率；接着市场参与者会根据央行公布的信息和制定的政策分析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做出展望，并选择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方向，进而最终影响该货币的价格走向。货币升值或者贬值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各个微观经济领域，从而又最终改变整个宏观经济面达到央行修改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这个循环周期短期而言通常为3个月到半年左右，长期则可能与经济发展的周期相吻合。短期而言央行的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频繁的朝一个方向做出，比如：美联储降息行动；也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反复争论的预期，比如：欧洲央行是否该在在面临名义利率即将降至零时是否该想继续保持降息的决心。但是总归一点，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方向的一旦决定。一定会在一定周期里导致汇率朝相应的方向运动，其间汇率可能会出现回调反复，但是大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些反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货币买卖操作的技术性结果，一方面也可能是政策在对经济面做着修正。大多数教科书上的运行流程与对其做出的解释大致都是这样，可是市场真的会按照如此模型来运转吗?
我不得不对这个流程提出两点疑问：
(1)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各国的进出口商、跨国公司和以获取暴利为目的的外汇投机基金及大量的普通外汇投资者，中央银行通常只有在无法忍受货币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时才会大量参与买卖来影响市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和G7国家的央行联合拯救美元行动。因此可以知道，央行并非市场的长期参与者，他是相对远离市场的。同时微观经济体做出反应的速度远比宏观经济体快，那么相对而言央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与反应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国家的议息会议有固定的时间安排，有除紧急情况外不会突然调整货币政策的硬性规定。由这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央行从信息获取到政策变动，相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而言都是非常滞后的。如果货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各微观经济主体都根据如此相对滞后的信息和政策，对宏观经济面或者其他方面做出预期的话，那这个预期一定是缺乏准确性的。换句话说，央行只能通过总结昨天的情况以此来预测明天的情况，那么仍然受之前既定政策影响的今天他没有发言权。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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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以企业会计运行为立足点的会计体制
会计体制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关系,对各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职责权限进行划分,使各经济主体在社会会计运行过程之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实现社会会计运行的协调有序进行。从三大经济主体理论来说,会计体制的关键是明确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使政府、企业和企业人员在宏观会计运行和微观会计运行过程中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实现我国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在会计职能发挥作用、会计运行目标实现的同时,促进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个体,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着力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成为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市场主体。在会计运行方面,企业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如何,同样对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同时,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也是宏观会计运行的基础,制约着宏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说,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没有企业会计运行的合理有序,就不可能有宏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宏观会计运行也难于达到甚至不可能达到有序运行的最佳状态。
企业经济主体作为联结个人经济主体与政府经济主体的中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个人经济主体一般都是借助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表现其经济行为的,借助企业经济运行过程参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个人经济主体处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下进行经济行为,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运行决定于其所处的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由此个人经济主体在企业管理与控制下所进行的经济行为直接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企业经济运行过程是由众多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构成的,但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总是依附于企业的经济运行,服务于企业经济运行目标的实现。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运行的微观性和企业会计人员的企业化,决定着会计人员经济行为和会计行为对企业经济运行和会计运行的依附,决定着企业会计人员总是借助于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内化于企业会计行为之中,它是通过企业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与政府的联系则是通过企业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政府与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联系也是通过企业这一中介进行的。作为企业的会计人员,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最终要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要求;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过程的约束,最终也将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但是,政府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最基本的目的是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以及对企业会计运行的约束,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只表现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会计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总是处于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下进行会计行为。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对会计人员能够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控制,能够有效地组织其会计运行过程,一般情况下包含着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可以说,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是企业对其会计运行及其会计人员会计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结果。因此,没有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运行的合理化,很难实现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高效率与高效益。当然,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会计行为可能起因于对自身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时可能表现为与企业会计运行优化的非同一性,甚至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相偏离,但一般情况下,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总是服从和服务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以实现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促进企业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而进行的。因此,会计体制明确会计运行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权责关系的中心环节,在于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承担着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调的职能,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也同样承担着对会计运行过程的调控管理的职能,以促进宏观会计运行协调、有序。为了实现对会计运行的调控管理职能,政府作为一特殊的会计行为主体,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将宏观会计运行方向和目标,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对微观会计运行的要求体现于其中,一方面为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提供基本规范、基本要求及其会计运行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企业会计运行进行约束,对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不当会计行为进行调节,使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符合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
政府作为宏观会计主体,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是以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就不可能有政府宏观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政府会计行为的第一个方面,实质上是为企业微观会计主体的会计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对其会计行为进行调控,目的在于促使企业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组织其会计运行,保证实现其自身的会计运行目标。政府会计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的具体实现,都依赖于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政府制定的有关会计法规,如果没有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的合理化,则无法发挥正常的约束作用,再好的法规也形同虚设;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和调控,如果企业不对其监督调控信号作出反应,不发生相应的会计行为,也就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监督调控目的。
要实现宏观会计运行目标,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体制和会计运行机制,关键也在于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因此,造就良好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实现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重塑,就成为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体制的基础。
二、重塑企业会计运行机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要建立和完善会计运行机制,首先就需要对现行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进行重新塑造。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2-019-02
一、引论
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相对论得到广泛的重视与研究，其后波尔等人发现了物体的波粒二象性，即任何物体既有波动性又有微粒性。物体袁现出波粒二象性与物体的运行速度有关，在低速领域更多表现为微粒性，而在高速领域则更多表现为波动性。波粒：象性吻合哲学的辩证原理，任何事物存在二重性。同样在经济管理领域也存在很多的两难决策，决策者看上去最优的方案可能并不是最优，最优方案往往出现在混沌的边缘。在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波粒二象性的问题主要有利己与利他之辩、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报酬递增、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经济的危机与繁荣的相对性、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增长的内生与外生之争、风险中性与风险偏好问题。
二、经济领域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分析
1.利己与利他之辩。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是完全利己还是有限利他的。一直是经济学的争论之一。古典经济认为人的决策都是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行为经济学者将利他行为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认为人在某种情况下不仅仅利己也可能利他，部分学者认为亲缘性利他与互惠性利他最终还是有利于生物个体的自身适应，是一种迂回性的利已。但在现实的社会领域，仍然存在很多见义勇为与不计回报的利他行为，特别存在于第三部门的各种慈善捐赠与义工行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国内与国际很多人都进行了完全自愿的、不要日报的捐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性是利己还是利他与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一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下，会表现出其利己的一面，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又会表现出利他的一面，利他与利己行为都是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心理适应行为。
2.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边际收益递减。在微观经济领域有一条定律是边际收益递减：企业雇用的劳动人口增加使其带来产量的增加会逐渐减少，同样对资本要素也一样。西奥多，W.苏尔茨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指出在人力资本领域边际报酬不是递减的而是递增的。对知识与技术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在有形商品领域，消费者对某件商品的消费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同时由于商品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性，某件商品甲使用时乙不能使用，其报酬不能递增。在无形的知识与技术产品领域。同一知识可同时为多个人使用其价值与效用不会降低，知识的转让与多次使用带来了报酬的递增。可见报酬的性质也是不确定的，具有波粒二象性。
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企业的生产规模是大、还是小在经济学中同样表现出两重性，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产量变化量大于投入的比例量，超过速一范围则表现为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并存的方面，它具有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
4.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衰退。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周期也体现出波粒二象性，经济繁荣与危机是同时并存，相互转化的。朱拉格认为经济的危机与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经济社会不断面临的三个连续阶段中的一个，繁荣、危机、清算三个阶段反复出现。经济繁荣与经济危机并存。在繁荣中含有经济出现危机的内驱力，经济危机剔除了虚假繁荣，为经济的新繁荣提供了空间。繁荣与危机既是经济运行的两个阶段，也是经济运行的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混沌性，对经济的调控也很难存在最优策略，只有最适应策略。
5.风险厌恶与风险偏好。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预期表现出混沌性与波粒二象性，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厌恶风险。这主要是因为确定性效应与损失厌恶造成的；而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要表现出风险偏好的一面，在买彩票等小概率事件与损失时人们表现出很高的风险偏好性，在购买股票与房子方面人们愿意持有亏损的股票而卖出赢利的股票而不是相反。对风险是偏好还是厌恶与经济主体对风险事件的认知与态度有关，不同的主体对同样的风险事件看法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对类似的风险事件的表现出的态度与偏好也不一样，因而对经济主体而言他既可能是风险偏好的也可能是风险厌恶的，具体表现出那种态度与时间、所受教育、自身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有关。
6.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同样是一个混沌的，具有波粒二象性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存在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因素起主要作用、还是外生因素起主要作用呢?经济增长是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一定时期与特定条件下外生因素起主导作用，一定条件下内生因素会起主导作用，因而在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既要促进内生因素的作用，也要为内生因素提供相配的外生因素。由内生与外生的混沌问题引发了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极限，宏观经济运行要超越增长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化，部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极限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为基础。从外生因素来看，土地资源、能源、水等资源存在短缺与极限，而经济的增长不能脱离资源的限制，因而经济的增长以资源的开发极限为限定条件，存在增长的极限；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知识的开发与增长是没有极限的。技术与知识作为经济的内生增长因子决定了经济增长没有极限，这些经济学家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近一个世纪以采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温室效应、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但经济的增长也带来福利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与负效应，在一定阶段主要体现为正效应，一定阶段负校应处于突出位置，这一两重性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波粒二象性。
三、经济领域波粒二象性问题的挑战
经济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其运行过程表现出各种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为经济学者进行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对经济领域的鲍对时空提出了挑战，研究者需要树立相对时空的观念。在经济领域，不同的学者所占的角度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对经济现象的解
释也不一样，这与经济领域的绝对时空观具有一定的联系，在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数据时忽视了时间这一因素，因而对由决策者心理问题引起的经济现象难以进行合理的解释。决策者的心理是以其脑部的电波运动为基础的，脑电波运动是一种物质的高速运动主要表现为波动性。相关问题用绝对时空难以进行恰当的解释，需要用相对时空来进行解释。
2.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对经济哲学提出了挑战，研究者需要转变其哲学观念。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对经济现象的认知都是一种线性的、一元的哲学方式，虽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但系统性与有机性相对不足，缺乏经济复杂系统的有效认知。系统工程与复杂科学的相关理论被用于经济领域以来，对经济运行的演化与进化有了更合理的认知，有机系统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更接近于中国古典的：元哲学思维，阴阳互变、有无相生等有机的辩证思维模式更有利于对经济系统的混沌性与波粒二象性的认知。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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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物质利益增长的发展目标存在片面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存在一些片面性,但我们还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单纯以物质利益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对发展方式可能造成的负面导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目标与根本价值目标不是钱、不是物,而是人本身、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物质利益增长只是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物质收入的增长目标可能会直接降低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品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产业结构的质量。
比如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研究创新经济发展,是需要适当超脱于金钱追求、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个人特长、实现个人灵感和爱好。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的初期收益回报没有传统制造业快,更没有虚拟经济快,但是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长期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中国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为了推动创新经济的发展,政府就应从长计议,出台相关的激励制度。可惜至今政府在财税、产权、金融、分配、竞争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仍过于迟缓,缺乏一套完善的制度支持系统。这就使得很多人只钟情于收益快的虚拟经济、房地产业、传统制造业,不愿意投资于风险大、投资期长的创新型产业,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两难局面。
再如,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相关产业看起来也没有资源采掘业、“两高一低”的产业获利快,但如果从人的生命价值和健康价值看,前者是失而可得,后者是得不偿失。中国目前许多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证明这一点。仅从中国水污染治理需要的巨大投入一项就可以算出这笔账。
可见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只有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发展的内涵,设计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建立科学的产业发展结构,尽可能避免速度与结构之间冲突的产生。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既考虑当下的投资与就业,更要谋划长远的创新与和谐,从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度统领经济发展,设计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从而在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上相辅相成。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背景,导致与发展配套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体制改革以前的不发展明显地是由体制的落后导致,我们在透视中国发展的本质含义时,要认识到发展背后的体制改革动因。比较显著的例子是,最初农村的发展来源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农村体制的变革相连,农民权利的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们总结体制改革与发展关系的经验不够,吸取体制改革不充分导致发展不充分的教训也不够,导致我们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忽视了自觉地用体制改革来促进发展,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潜能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导致宏观经济的两难困境。
比如: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关系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就是源于没有及早建立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制度,以及劳动者自治组织发展的滞后导致的劳资矛盾;又比如,众所周知,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的身份难题。但户口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行政计划体制运行的产物,完全依靠行政惯性解决户口问题是不现实的,城市化就需要农民自身的创造功能,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引领发展,我们恰恰在这方面还缺乏更多的制度创新。
因此,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发展,以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的发展,应该成为更理性成熟的发展途经。要进一步认清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从传统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体制特征看,体制转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和民众权利之间的调整,要将国家过多集中的权力回归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培育民众权利。
这种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特殊含义,以收入表现的发展背后必定有民众权利发展的支撑。也就是说,表象内容是收入增长,核心内容是权利增长;以权利体现发展为因,以收入体现发展为果。以权利衡量发展,既能反映收入增长,又能反映体制发展。而以收入衡量发展不能反映体制发展,因此,以权利衡量发展比以收入衡量发展更体现发展的本质。
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三,是我们在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在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引导中缺乏科学性。市场经济主体特性应该既具有利己性,又具有利他性;宏观经济管理既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己性发展经济,也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他性自治。
可是我们错把市场经济发展等同于放任市场主体的私利性泛滥,为谋取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忽视了市场本身就是需要节制私欲、将利己与利他相协调。在激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同时启动主体行为的自治和利益相关方的互相制约,从而给市场主体造成错觉,以为市场就是不择手段谋利,不用考虑他人的疾苦,也不用考虑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比如在煤资源管理中的制度漏洞放纵了一些煤老板的贪婪,一些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利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严重忽视社会自治、社会制约的制度效应。此外,宏观经济主体本身又夸大了自身利他性特性,并且忽视了政府官员本身也具有的私利性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干扰,对政府部门与市场运行之间的界限划分模糊,一些政府部门成了实际上的市场主体。
一、宏观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通常被视为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及价格因素来决定。到后来，凯恩斯提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应当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实现资源更优化配置，减少社会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滞后作用或者失灵而带来的社会财富浪费。在前人的基础上，大部分当今的经济理论都趋向于采用双重机制来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主要体现于微观企业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上，而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则主要有政府经济政策来实施。
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营销活动，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然而，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消极方面，存在滞后性和某些“失灵”的领域。当这些滞后和“失灵”出现时或出现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经济法规等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调整产业政策、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实施税收，调节收入以及保护环境资源等，是得整个国民经济高效、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早在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体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中国21世纪议程》，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
然而，尽管国家上层建筑一方面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立法，提倡可持续发展，但这种传统及经济发展根源上的问题却从另一方面继续甚至更加加剧了环境问题的恶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不改善，要么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重视，要么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有提倡环境保护，却无法起到良好作用。从现实状况来看，后者应当是主要问题。
第一，中央与地方对经济的调控目的不同，权限不同；中央的经济政策往往是一些全国范围或者经济总量方面的调控，中央的决策也往往只会直接针对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项目。而地方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和过滤器，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对大部分企业投资有着自主审批权。而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通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缺乏长期观和大局观，如果地方与中央在经济决策和调控方面的价值取向不同，就可能削弱中央关于环境方面宏观政策的真正落实，甚至还会影响《环保法》在当地的有效执行。
第二，经济发展决策与环境保护要求的差异。从我国有关法律如《土地法》、《环保法》的规定，我国现有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所有者为国家，而这一规定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国家”这一概念在地方通常由各地政府来体现，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来利用这些资源，大部分甚至是无偿利用。鉴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往往变成次于经济发展指标的“二线”工作，甚至作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能够代表环境的资格主体往往只能是当地政府，这就事实上使得《环保法》的执法形同虚设，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将自己列为被告来处理这些由于自己经济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环境问题。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考核制度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在十一五规划前，国家通常将环保和资源利用指标作为参考指标，不作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但可喜的是，从今年的十一五开始，环境和能源已被列为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
因此，对于环保政策的有力实施，《环保法》的实质性执行，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既要作为主体来切实贯彻有关政策和执行有关法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同时政府由要作用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对象或客体，来接受政策和法规的约束。着重要做好以下工作：
1.信息供给和教育。政府应当建立起一套既针对政府也针对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告系统，可以定期有关各地环境问题的信息，或者公布企业的有关排放的情况，甚至可以要求企业对其环境和排放方面的数据进行公布，以给予各级政府和企业明确的压力和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的环保监督和教育体系。
2.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布局方面，既包括对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合理分布与组合，也包括某一特定区域的功能区、企业、事业单位和交通路线的合理配置。全面规划，主要是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流域规划等，应当对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进行科学预测、统筹兼顾、综合规划。既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以便获得最佳的综合效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这也是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3.法律体系的完善，主要是环境问题诉权的明确归置，以及政府、国有企业作为环境保护法律实施主体和对象，接受多种环境主体的监督和约束。
4.地区和地区的政策协调。现代经济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复杂的产业生态链，地区与地区也是相互影响的关联方形成整个国家的环保整体。为达到地区的协调一致，需要统一有效的宏观政策与监督。
二、微观方面
微观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整体重各个个体，主要是经济单位的经济学。单个企业在社会中摄入资源，销毁能源，产出产品，其投入产出决定了自身的经济性。大量的企业利用资源影响环境就构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而政府的经济引导，法律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这些微观经济主体。
通常来说，企业间的资源调配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不见的手”，即通过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完成。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在决定自身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不能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为什么有些行业、企业对《环保法》的要求视而不见，对许多造成环境问题的运作行为屡禁不止，尤其微观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因为企业的经营目的永远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在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不能完全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自发约制，在对环境和资源进行经济定量交易的同时，还必需依赖法律和各项环保制度的有效实施来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规制和引导。
对微观主体的环保要求和执法，主要应当着重于两方面：
一、各种环保制度的切实有效推行于微观经济主体，如环评、许可证制度、各项收费、治理制度。从纵向上来讲，应当使这些制度切实实施到位，不能流于形式，横向上在实施这些制度时，应当力求公平，对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不论企业性质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也不论该经济主体规模大小；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只有当每个经济主体都将环境资源作为其经营范畴里的一项有成本的必须投入时，而且这些必须投入直接关乎经济主体的利益甚至生存问题时，经济主体才会真正关注环境，真正以一种主动投入的态度来参加国家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032.03
近几十年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成为经济分析工具的重要突破，其作为主流宏观数量分析工具使得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对经济的一般均衡问题进行研究，作为一种优化模型，它以严格依据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起点，通过运用动态优化方法对各个经济主体（居民、厂商、政府等）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的各种行为决策进行细致的描述，即各个经济主体在面临各种不同的环境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方程，同时加上市场条件，然后得到最终的不确定环境中总体经济满足的方程。
1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特点
首先，DSGE模型具有理论上的严谨。长期以来经济建模过程中一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模型不能同时兼顾围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两方面，这个两个方面在模型中基本上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模型的理论出发点对此问题考虑的不充分。由于DSGE模型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对不同经济主体在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决策进行了描述，同时考虑了宏观上的加总技术，从而避免了模型设定的任意性问题。使得DSGE模型能够成为整合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经济模型。
其次，DSGE模型拥有较为一致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DSGE模型维持了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的一致性。通过加总技术，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获得了满足经济总量的行为方程，使模型整体性较强。
（2）DSGE模型使短期与长期分析获得一致性。因为该模型对各个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决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并且对经济的稳态与动态之间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即长期均衡状态及短期动态过程。
（3）DSGE模型避免Lucas批判。 DSGE模型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模型，在模型框架的建立上具有明显的结构特点。它详细描述了各个经济主体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参数、经济冲击的设定和识别，使得模型在设立、行为方程的推导、冲击识别、参数确定、预期的形成机制、模型的动态特性方面结构性明显，使得模型的开发人员与应用人员间的沟通、模型的模拟和预测结果具有客观性、可理解性及可信性。
最后，DSGE模型有较强的政策分析力。DSGE模型显性的结构使其可以避免Lucas批判，在政策分析和评价中起到重要作用，还通过优化的分析框架较好地位福利分析提供支撑，使政策在最优选择及各种政策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
2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基础理论
近几十年发展中，DSGE模型主要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RBC下的DSGE模型与新凯恩斯DSGE模型。
2.1RBC下的DSGE模型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提出了DSGE模型的最初模式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他们在市场连续出清、价格为弹性及信息完全的假设条件下，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得到了不确定环境下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方程。RBC模型理念提出了实际变量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通过作用于生产技术以及家庭的偏好传播到实体经济，形成经济周期，这样这些冲击就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根源。然而这个模型存在两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模型的要素投入中，尤其是在Solow模型中，怎样度量生产率冲击；彻底忽视了由货币政策中性引起的经济周期对货币因素的影响。虽然RBC模型的结论值得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但是RBC模型对不确定环境下经济主体行为决策的处理方法引起了后来学者们的极大推崇，也成为DSGE模型采用的一个基本方法。另外，人们在对经济建模的关注上，对经济建模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人们不再只是局限在模型得出的数据结果，而是更进一步注重这些数据结果背后所包括的故事和其理论上的根据及说明。
2.2新凯恩斯DSGE模型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DSGE 模型的成功应用与其广泛流行存在密切关联。在学术界，2 0 世纪90 年代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潮流高涨。不单是有关货币政策的文章疯狂发表，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货币政策规则也是宏观经济学家在当时提出的。如Taylor（1993）提出的简单利率规则。此外，Bernanke and Mishkin（1997）提出的通货膨胀盯住制受到了一些外国央行的广泛好评，因此在这些银行的货币政策中被广泛的运用（Clarida，Gali，and Gertler，1999）。当时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货币政策得到相应的关注：首先，长时间以来，在经济变动的问题上对非货币因素相当独特的关切。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在仔细分析后发现，在较短的时间里面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如Romer and Romer（1988），Bernanke and Blinder（1992），Gali（1992），他们关注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Bernanke，Gertler，and Watson（1997）认为实体经济受到货币政策规的深刻影响。并且，央行将货币政策的执行会对总量经济有重要作用形成一个共识，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其次，在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获得了重要成就。RBC 模型包括了新凯恩斯范式的三个重要因素：名义粘性、垄断竞以及货币。Gordon（1982）和Taylor（1980）的一些研究是新凯恩斯理论的早期模型，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理念是：使得货币政策非中性的关键因素是名义价格粘性。新凯恩斯模型由三个重要方程组成。第一个方程是被Kerr and King（1996）和McCallum and Nelson（1999）称为理性预期的IS 曲线，对应着家庭的跨期优化欧拉方程。IS曲线与消费、货币需求、实际利率与产出密切相关。第二个方程，是一个前瞻性的Phillips 曲线，描绘了商家在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中时应当实行的最优定价行为。第三个方程是在许多文献里面被假定为一个类似Taylor（1993）的利率规则的货币规则货币规则，表明在调整名义利率时，中央银行会依照产出、特别是通货膨胀的变动进行。
依据这三个重要方程，新凯恩斯模型主要描述三个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通货膨胀、名义利率和产出，其特点为：（1）跨期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相结合；（2）理性预期；（3）不完全竞争市场；（4）价格刚性。
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主题
3.1经济波动研究
在分析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时，DSGE主要采用的是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法。通过运用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等认为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主要是由技术冲击引起。通过使用粘性价格的DSGE模型，Ireland（1997，2001）证明了波动产出的主要来源是RBC理论中的技术冲击，并认为货币政策冲击是导致通胀波动主要原因。通过使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黄赜琳（2006）对中国的经济的波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变化的绝大部分原因是由技术冲击引起的，然而技术冲击在对中国就业增长上起到的效应比较小，所以我国的就业比较稳定，变化波动较为舒缓。Dib（2006）运用包含名义（即工资价格粘性）和实际（即资本调整粘性）刚性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和偏好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然而与此相反，在许多的文献的研究中，得到的观点与“技术导致经济波动”相反，他们认为在经济波动中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更大。通过运用粘性价格，为了解释说明经济周期，Calvo（1983），Gali&Gertler（1999）等从货币观点出发，他们认为在理解经济周期时，价格决定行为及发货币政策冲击挥了重要作用。Gali（1999）通过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技术冲击所导致的，需求冲击是产出和劳动波动的主要因素。Chaffeta1（2000）等在进行研究后发现，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真实摩擦，而并不是名义摩擦。Smets、Wouters（2003）在研究中发现，通胀波动的主要导致因素是价格加成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而引起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劳动供给和货币政策冲击。Adolfion（2007）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通过运用开放经济DSGE，他们发现，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因素；技术、偏好、劳动供给冲击解释了产出波动的大部分。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通过研究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中短期的中外信贷冲击是产出、通胀、名义利率变动的原因。Sugo、Ueda（2008）认为日本经济变动主要是由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及技术冲击所引起的。Bemankeeta1（1999）、Gertlereta1（2003）以及Christensen、Dib（2008）的研究与以上相反，他们的DSGE的框架包含了金融市场摩擦，分析了经济波动受金融市场摩擦的影响程度。
3.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1）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经研究表明，目前各国学者对于DGES模型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为一致，均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等实际经济具有真实效应。Gali（2000）提出在粘性价格模型里，货币政策与粘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Huang、Liu（2002）等认为在粘性工资和垄断竞争情形下，产出能较持久的影响货币政策冲击。Kim（2000）认为，在内生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检验的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其存在与否取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决。Kollman（2001）指出在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能反映出真实效应，因为国内货币供给冲击会使本国的利率下降、汇率贬值，产出增加。AttaMensah、Dib（2008）认为在DSGE框架下的金融中介机构，分析了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在前瞻性通胀目标的政策规则下，虽然价格是完全灵活的，但是货币政策仍可以通过信贷传导。
（2）最优货币与财政政策。目前大多数学者是通过福利分析即损失函数对对最优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研究。过去大多数的研究主要强调通胀问题，例如CGG（1999）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就是名义利率对通胀的响应系数要大于1，对技术冲击保持不变，即名义利率应对通胀系数敏感。Gali、Monacelli（2000）指出最优货币政策就是指通胀为0或无限接近于0，但是名义利率不为0。Kollmann（2002）以最优泰勒规则为基础，他提出该规则可以保证通胀稳定，但会使汇率产生较大的起伏。根据不完全传递汇率理论，Smets、Wouters（2002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应为国内和进口价格通胀最小值的均值。通过小国开放经济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Chungeta1（2007）提出与汇率相连的货币政策不是最优的货币政策，而通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是最优的。Ravenna、Walsh（2006）认为最优货币政策由于信贷市场中的成本渠道原因无法达到最优状态。通过失业粘性DSGE模型，Bhn―chardy、Gali（2006）认为因实际工资刚性致使通胀的货币政策并非最优货币政策，最优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定通胀和失业变化的加权平均，即名义利率对通胀和失业响应
的泰勒规则是最优的。Faia（2008）也认为最优货币政策与失业和通胀紧密相关。根据粘性价格与DSGE模型中的最优利率规则，Faia、MonaceUib（2007）提出最优利率规则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Siu（2004）提出最优货币政策与灵活价格在粘性价格下存在较大差异，即最优通胀率与价格粘性程度正相关，而税率有较大的波动。Schmitt―Grohe、Uribe（2004）认为最优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和税率是否可以随机变化。Horvath（2009）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与新凯恩斯模型，检验了最优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私人消费是否下降。
（3）货币政策传导。通过研究货币政策与企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Barth、Ramey（2000）指出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成本渠道。Ravenna、Walsh（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与之相反，Rabanal（2007）通过贝叶斯方法指出美国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研究仅仅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即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其主要采用校准参数的方法。而李松华（2009）利用中国的数据、利用贝叶斯与极大似然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供应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详细描述了货币政策通过这两个渠道如何影响产出、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Meh、Moran（2004）认为在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下，银行业存在着金融摩擦。Devereux（2004）通过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指出货币政策传导受汇率影响。
参考文献
[1]Brock W A，Mirman L J.Optimal EconomicGrowth and Uncertainty：the Discounted Case[J].Jour nal ofEconomic Theory，1972，4（3）：479.513.
[2]Calvo，Guillermo.Staggered Price in a Utility Maximizing Framework[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3，（12）.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