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4 1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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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端装备制造业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是决定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而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有着较大差距，北京在数控机床、机器人、3D打印等领域，居于国内技术领先行列［1］，具备分析的典型性。技术交易在产业发展中起着正向促进作用［2］，本文将从技术交易的两个细分视角来分析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情况，一个是技术领域，另一个是知识产权，这两个视角是技术交易市场细分的两个典型视角，可以对产业及技术交易状况进行技术和知识产权两个关键方面的分析。此外，本文对技术交易现状进行分析，为产业发展以及技术交易市场的运营提供对策与建议，有助于提升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及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本文依托高端装备制造业近五年相关的产业技术交易数据和访谈调研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内典型企业，对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技术交易进行分析解释。
二、基于技术领域的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易现状及问题
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领域构成主要有：现代设计、先进制造工艺、自动化、系统管理和其他。自动化领域是北京的传统领域,由图1可知，自动化的技术交易额每年都达到十亿元以上，而现代设计、先进工艺制造、系统管理都是2013年以来才在技术市场上出现，其中现代制造和先进制造工艺增长势头迅猛，尤其是先进制造工艺，迅速登上了技术交易合同的技术领域中交易额第一位，而系统管理则显得微乎其微。随着2013年以来，现代设计、先进工艺制造、系统管理在技术市场合同中出现，“其他”领域则逐渐被稀释，到2015年变成了零，这一点也是技术市场越来越专业化，对合同的技术领域构成细分更加规范的表现。1.自动化作为传统强项，持续发挥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自动化领域是北京的传统领域，2015年自动化领域技术合同项数为396项，占当年总合同项数的22.01%，技术交易额为14.6亿元，占当年总交易额的20.83%，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3689284亿元，排在新生力量：现代设计和先进工艺制造之后，但是作为传统领域的重要性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自动化领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统计口径，包括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系统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导航制导与控制、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等，通讯、电子、计算机、控制等，而北京在这方面的有着丰富的院所机构和技术积累，在数控机床、机器人、3D打印等领域的发展也比较强势[3]，从技术交易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传统领域的优势得到了延续的。2.先进制造工艺起步晚，但增长势头迅猛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工艺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1015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56.42%，为当年合同交易项数最多的一个，技术交易额为42亿元，也是当年交易额中最高的一个，占当年总交易额的59.91%，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41362819亿元，仅次于现代设计。总体来看，先进制造工艺技术领域的合同类型与现代设计一样，也是从2013年开始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家政策倾斜。在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在政策呼吁和支持下，这一领域迅速活跃，并且体现在技术交易上。另外，2013-2015年，从合同项数上看，先进制造工艺领域没有明显规律变化，总体上是上升趋势，而从合同交易额上看，呈现出了明显的连年递增的趋势，增长幅度也很大，可见这一领域在政策支持下得到重视之后，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也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反响，因此持续得到开发与发展。3.现代设计与系统管理领域发展水平有待提升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设计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291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16.18%，技术交易额为12.8亿元，占当年总交易额的18.26%，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43930423亿元，在当年的平均单项交易额中是最高的一个。现代设计的合同交易项数变化并未呈现出规律，但是合同交易额从2013-2015年呈现了较大幅度的连续下降。而现代设计这一技术领域细分，是从2013年才开始出现的，这也顺应了国家政策层面越来越重视工业设计的趋势。工业设计水平的高低，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设计搞得好，工业才能够向着更高的梯队发展［4］。我国工业设计领域起步晚，当前的发展水平也有待提升。系统管理是指管理企业的信息技术系统。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系统管理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97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5.39%，为当年合同交易项数最少的一个，技术交易额为0.7亿元，也是当年交易额中最小的一个，占当年总交易额的1%，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07026517亿元。企业的信息技术系统搭建工作，需要建立在诸如工厂自动化、智能化以及先进的制造工艺流程等之上，在这些设施和功能没有配备好之前，系统管理领域还难以迎来爆发的春天，所以，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系统管理的技术交易项数及交易额的低迷，从侧面反映了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基础配套方面有待进一步升级。
三、基于知识产权的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易现状及问题
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主要构成为：技术秘密、专利、计算机软件、动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生物医药新品种、涉及著作权，以及其他未涉及知识产权的部分。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也在做得更好，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度”的把控很重要，适度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够一如初衷地推动产业发展，而缺乏保护力度以及“过度”保护都会阻碍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发展［5］。从图2可以看出，在技术交易领域，北京高端装备产业中比较活跃的领域是技术秘密、专利、计算机软件，单从2015年的合同交易额看，这三项的比例达到三成多一点，而更大的比例来自未涉及知识产权的合同，单从2015年合同交易额数据来看，比例1.技术秘密领先专利，在合同项数与总交易额中排名第一如图2，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系统管理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403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22.4%，为当年合同交易项数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最多的一个，技术交易额为18.6亿元，也是当年交易额中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最多的一个，占当年总交易额的26.53%，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46203795亿元，仅次于专利。技术秘密在技术交易项数和技术交易额方面占比较大，可能与北京高端装备产业中一些企业的属性相关，在对典型企业进行访谈时发现，对接航空航天领域的一些国企在某些核心技术上面会选择技术秘密，相对于专利来说，在涉及的技术范围、公开程度、保护期限、法律地位等方面不同。综合来看，在涉及一些重大核心技术时，企业还是会选择技术秘密［6］。2.专利领域受技术的市场成熟度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待加强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系统管理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41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2.28%，在当年合同交易项数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仅次于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交易额为2.1亿元，在当年合同交易额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也是仅次于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占当年总交易额的3%，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51051122亿元，是当年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中最高的。在对典型企业进行访谈时发现，当前比较热门的领域，如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其发展方向并不是特别明确，企业当下的策略是对市场的各个细分领域进行布局，防止错过会爆发出来的领域，而相对应的，技术研发方面，当前难以确定哪一块技术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申请专利积极性不太高，这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专利合同数据上也呈现这种现象，从2011-2015年，专利类别的合同年交易项数和年交易额都不是特别高。而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还是很高的，因为既然技术研发者认为某一技术值得申请专利，而且技术购买者认为其值得购买，那么这一技术在各种类别中便是在市场上得到了一定的验证和认可，其市场成熟度决定性地影响着一项技术能够为企业带去超额利润，也就影响着技术的价格水平[7]。同时也有企业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希望政府及相关单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度。而技术秘密之所以比专利有优势之处，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点上也是原因之一。3.计算机软件与动植物新品种等在行业中处于补充角色2015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系统管理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88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4.89%，在当年合同交易项数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仅次于技术秘密，技术交易额为4.0亿元，在当年合同交易额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也是仅次于技术秘密，占当年总交易额的5.7%，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45009614亿元，仅次于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交易数据不是很高，虽然在各项指标中多排第二位，但是与第一位技术秘密的数据绝对值相差很大。这一现象与技术领域构成中系统管理的技术交易数据对应，毕竟这是在北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与此领域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交易可能并不显眼。
四.对策与建议
1.提升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整体上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较平稳，主要包含了传统强项自动化领域，及后发强项先进制造工艺领域，同样从现代设计与系统管理领域的发展水平来看，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交易技术的创新性有待提升。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科研实力较强的单位，如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认为国内缺乏基础研究，高校的教育，如自动化等领域也是“短平快”的方式，所以当前要注重基础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自主创新。要完善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及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利用“互联网+”，建立完善产业联盟、研究体系，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围绕重点机构与龙头企业，完善高端装备制造业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机制。2.统筹并均衡发展北京高端装备产业技术领域自动化领域是北京的传统领域，技术交易额每年都达到十亿元以上，2015年自动化领域技术合同项数为396项，占当年总合同项数的22.01%，现代设计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291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16.18%，先进制造工艺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1015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56.42%，现代设计、先进工艺制造、系统管理在2013年出现在技术市场上之后，势头迅猛，但是系统管理则显得微乎其微，2015年系统管理领域的合同交易项数为97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5.39%，为当年合同交易项数最少的一个。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北京高端装备产业技术领域发展不均衡。无论是自动化、现代设计、先进工艺制造，还是系统管理，每一个技术领域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根据当前的数据分析，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技术领域发展不够均衡，尤其在系统管理领域，系统管理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企业在任何一个关键技术领域存在短板都会造成整个链条被拖后，所以，需要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共同努力，统筹技术领域规划，加大弱势领域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等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技术领域均衡发展。3.结合市场状况，强化北京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构成数据中，从专利的技术交易数据看，2015年系统管理领域合同的交易项数为41项，占当年总合同交易项数的2.28%，仅次于当年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交易额为2.1亿元，在当年合同交易额除了未涉及知识产权部分外也是仅次于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占当年总交易额的3%，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为0.051051122亿元，是当年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中最高。技术秘密在合同项数和交易额中都领先，这除了专利申请受其市场成熟度影响之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也是很大的一块原因。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技术领先企业，如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受到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困扰，这说明当前申请专利起到的保护作用尚不够完善，行业内竞争对手模仿很容易，不过数控系统，CAM软件抄袭等核心技术优势抄袭难度高，只能在外形上模仿，但这会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市场表现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所以，从企业的角度看，除了加强专利申请和保护措施之外，还需要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这一核心能力。另外，政府也要着力从法律和市场规范等不同层面进行统筹规划与安排，提升市场对知识产权的重视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4.加强北京技术交易市场政策普及在调研中发现，关于政策上鼓励技术交易登记的一些条款产业领域企业并没有全面了解和熟知，所以导致了一些数据不充分的问题，当前的数据不一定完整反映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全貌。如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在调研中表示，对技术交易市场这方面的登记政策并不是很了解。这方面需要技术交易市场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培训或者宣传，以便于更好地做好登记工作，开展产业研究，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能够更好地为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产业发展。同时政策宣传对企业也受益，比如税收减免等。
关键词 先富带动后富 智能化 制造型企业
一、背景
（一）工业4.0
工业4.0是由德国率先提出的强力打造智能工厂的发展战略，并且成为了以物联网为基础，以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为目标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锋战略。简单来说，工业4.0就是从产品研发、生产、物流及客户四个方面着手，通过网络工具形成数字联系，从而实现企业高效率、短周期、个性化的追求。工业4.0是以制造智能化、工厂智能化及物流智能化三大特征[1]为方向，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技术，创建一种灵活高效的产业模式。工业4.0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智能化工厂建立的助推器。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
在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后，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步。在过去30年，中国更多被认为是全球制造工厂。“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制造业发展提出智能转型要求，主要有四大转变，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从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多的粗放制造转为绿色制造，从低成本竞争转为质量效益竞争，从生产型制造转为服务型制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强调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利用数字技术及物联网发展，实现我国工业智能化生产。“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为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给出指导方向。
二、国内制造产业“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模式
“先富带动后富”的制造业发展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让率先实现智能化的大型制造企业带动发展落后的中小型企业加快信息化速度，同时让高端领域的产业的智能创新带动传统的基础产业加快智能转型。其中“先富”指制造业中大型企业及高端制造产业领头发展，带动“后富”则是，利用“先富”的发展条件，加速带动中小企业及传统制造业智能发展。
（一）国内制造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凭借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低以及资源丰富等优势，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之一，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国的智能化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危机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制造业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2]。目前国内面临着劳动成本提高，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等问题，迫使传统的制造型产业转型，同时国外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改革，迫使我国制造业加快智能化进程。
（二）大型制造企业带动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
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无论是在生产规模、企业管理、及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制造企业的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大多数大型企业率先完成制造产业转型，同时选择ERP企业管理系统，来完善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及生产智能化建设，从而提高效率。而中小型企业在意识到“修内”的重要性时，由于资金、环境等制约因素，跟不上智能化工厂建设的步伐。
1.大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现状。大型制造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率先与SAP合作，引进了先进的ERP企业管理系统，成为制造型企业智能化的领头人。大多数大型制造企业目前已经完成将ERP系统与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融合。大型企业在产业链上拥有完整系统的生产模式，从研发到对接客户，已经形成了数字化的管理。再者，大型制造企业拥有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大量的优秀人才。但是，大型制造企业面临的是思维模式的束缚与数字创新的瓶颈问题。
中小型企业目前在实行ERP企业管理，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中小型企业资金问题是限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SAP的ERP系统是诸多企业渴望引进的系统，但是信息化过程需要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而短期的回报若无法满足资金投入，则可能造成资金短缺的危机。其次，中小型企业是处于不断改革发展的不稳定阶段，那么对ERP系统的要求会随变化而变动，需要系统不断满足企业的内部管理变化及时改进。再者，中小型企业的管理模式不够先进，管理人才稀缺。但是，中小型企业在数量上，超过全国企业总数的99%，中小型制造业的转型也成为了制造业发展的集中要求。其地域分布上拥有一定的优势，易于与客户联系，了解客户需求。中小型企业对当地经济环境等因素的要求较小，面对环境影响，应变措施灵活，易于适应并生存。同时，中小型制造企业倚靠特色技术，活跃于整个产业市场当中，在整个制造产业中，中小型企业想要立足于之企业之林，必须拥有自己的产业特色。
2.大型制造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发展建议。第一，生产链合作。大型制造企业在产业链与技术链中的某些环节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如中小型企业比较擅长的传统制造环节等。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明确的分工，由大型企业ERP系统进行数字化统一管理，确保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及服务质量。同时，大型企业利用中小型企业的地域分散与经营灵活的优势，发展零部件生产、分散客户联系、运输等生产部分，利于成为智能化系统中新鲜血液，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创新项目合作。大企业带动一批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互惠互利。大型制造企业在产品研发或服务改革方面都面临着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可通过寻找与其互补的中小型企业为合作伙伴。中小型企业拥有快而新的生产特点，拥有企业本身的核心技术与专利，相对的，在合作中，获得大型企业的资金，学习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素质。企业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加速产品服务创新与智能化工厂相结合，带动产业整体水平。
（三）高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国内高端制造业领域目标走向世界前列，而传统的制造产业依旧面临产业转型压力，形成了国内当前制造型行业内部的“先富”与“后富”的矛盾。那么在高端制造业接受挑战的同时，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对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我国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现状。我国的高端制造业主要包括建立在机器人技术、物联网技术、3D打印技术及新材料技术等七大新兴技术产业[3]。而工业4.0背景下，许多国家相应地提出了制造业发展战略，这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我国高端制造业提供了学习并改革方向。但是我国传统制造业，规模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在不断减弱，国外企业实现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实现了数字一体化，不需要将产业链分割成单独模块外部生产，这对我国的制造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传统制造业的转型迫在眉睫。
2.国内高端制造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建议。第一，高端制造业智能化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稳固转型实力。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竞争主要在高端制造业的创新技术上，而国外的产业链智能化使我国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么，在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过程中，结合市场情况，在原有产业链结构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上吸收传统产业，从而实现高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技术融合，推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向传统产业发展，同时为高端制造业带来了生产资料的补充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高端产业与他国合作，学习高新技术的同时，也为传统产业带来了市场机遇。
第二，高端制造业开拓市场，带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高端制造业在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中，不断完善企业智能化技术，充分利用资源，开拓市场，而传统产业为适应市场的新兴智能力量变化，会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技术创新的队伍中，引进高端的管理技术，实现数字化的转型。这种市场导向型的方式，在国内制造业内部竞争过程中，使得整体制造业水平得以提升。
三、结语
工业4.0背景下，国内国外的制造业发展压力，不仅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也为我国制造业进步带来更多的机遇。“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我国大型制造企业与高端制造产业的智能化优势，从企业与产业层次两个角度分析，以大中小制造型企业的合作共赢推动企业智能化为目标，以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到我国传统产业实现产业智能化为追求，为加快实现我国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提供了发展模式建议。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在检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的同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所谓“去工业化”可以理解为近20年来，欧美国家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除了体现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兴起的影响。欧美国家认为，国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金融等非制造产业，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最大份额，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 ，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欧洲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也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并出现“空心化”趋势，经济产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难以覆盖高企的债务，直至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因此，深陷债务泥潭的欧盟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意义，欧盟正在通过加速低碳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发展，加强欧盟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实体经济。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未来的重心都是“制造业回归”，并通过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重塑竞争优势。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实质
其实，“再工业化”并非是一个新概念，它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顾美国产业演进和1973年产业衰退的基础上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以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鉴于日美制造业竞争格局逆转，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复制造业地位的主张。罗伊·罗斯维尔和威特·杰格维尔德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升产业附加价值。
但从性质来看，当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向新的产业革命迈进。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的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在全球制造业总量中，美国所占份额不低于1/5，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美国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
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预计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15%的增长似乎遥不可及，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部分从国内转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2001年至2009年，美国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是4.1%，这与15%的增长率相差悬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因此，美国深知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才能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奥巴马不仅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手段，更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国内就业、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的预算，开发先进的制造技术，并启动了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占据显著优势，例如美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复杂触摸屏技术等领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随着推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成本国家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在制造领域的实力对比将重新向发达国家倾斜。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将较第一个十年显著放慢。这会影响到全球产业的地域布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大重组。
国际产业可能出现“逆转移”对“中国制造”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所谓“逆转移”，是指由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导致中国承接国外高端制造业转移出现逆转。跨国公司可能将布局在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产能重新迁回美国。受其影响，它将会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就业造成冲击，延缓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时间。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优势，一旦美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使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两年美国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40万，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部门首次出现持续性就业增长。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成本优势日益显现，美国本土制造业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大约10年前，美国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例如2011年美国著名的户外运动品牌Coleman停止将其便携式冷藏箱外包给中国企业生产，转而在美国堪萨斯州建厂；美国银行柜员机（ATM）巨头NCR公司将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福特汽车在与工会达成新的用工协议后宣布将在美国生产某些汽车零部件；全球最大设备租赁公司美国联合租赁公司计划今年投入支出增加约1/3，增至10亿美元，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建筑以及工业企业以租代买的需求，主要机型为堆高机或挖铲两用机等重型机械；美国卡车、重机引擎制造巨擘康明斯今年资本投入增幅也拟提高至两年前的两倍以上。轮胎和食品供应集团（CarlisleCompanies）计划在美国建立2座新厂房，以便将轮胎产能由中国大陆移回美国。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
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推动型”增长，所制定的一系列增强出口竞争力的举措，势必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产生重大挑战，一些曾经对美出口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对美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波士顿顾问公司估计，美国制造业回流将使美国除石油之外的商品贸易逆差大幅缩减，由2010年的3600亿美元缩减至2600亿美元左右。在欧美贸易保护策略下，中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贸易摩擦会继续加剧。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来，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抢滩海外研发的热土，并渐渐跻身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节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近1/3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均已在华设立了研发机构，微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许多著名跨国公司在华布局了多家机构。技术转让是中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从而达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中国形成所谓的“技术封锁”，对中国产业升级形成迟滞作用。
竞争力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不到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制造业大国”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系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观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如何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对于反思和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如何推进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重新构筑其制造业核心优势的战略措施。虽然制造业仅占到美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20%，但制造业的研发支出却占到美国总体研发支出的约2/3。没有制造，就没有研发和创新。金融危机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的关系，重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逐渐成为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社会的共识。
再来看长期坚持工业强国战略的日本和德国，他们积极利用发展先进工厂、加强工程化方面的技术能力来保持其全球制造业强国地位。
以日本为例，“母工厂”实践是日本企业全球制造业战略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在日本的制造业体系中，“母工厂”不仅是精细制造车间，更是其先进制造技术的实验室。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新的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形成的背景下，近年来，“母工厂”在日本制造业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又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依托“母工厂”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强“母工厂”和产品研发部门的协同创新，以及从全球视角构建“母工厂”体系，等等。
正是由于德国和日本在先进制造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因而常常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领先于作为高新技术策源地的美国。
无论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产业和科技战略调整，还是日本、德国长期保持制造业强国的经验，都表明，高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是高新技术的土壤。
因此，要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制造能够催生和孕育高技术的角度，而不是从制造业自身规模和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的角度，来认识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制造的重要性，要通过优化创业、投资、金融、土地等各种政策，来优化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保证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愿意进入制造业，为科技创新提供土壤。
另一方面，要主要从有利于形成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而不是占领多少科技制高点的角度布局中国的科技资源。
目前各级管理部门设立的各类科技扶持项目具有明显的“重产品、轻工艺”的倾向，这是导致我国新技术产业化能力弱、科技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庞大的工业规模、但仍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的制造业大国，必须协同推进中国的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创新。通过大力推进先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在提升我国“实验室”研发能力的同时，大幅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化能力和精细制造能力，大幅提升我国在“工厂”层面的竞争能力。
“自主创新”与科技政策思路调整
自主创新是大学、企业、政府等各类创新主体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应当随着及时调整。
首先，要让大学和科研院所“归位”，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支撑。
“企业是创新主体”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过去我国创新体系长期存在“科学”和“技术”两张皮的问题。应该注意到的是，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确实有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的问题，但更有科学和共性技术本身创新能力弱即两张皮自身质量都不高的问题。
近年来，各类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有针对性地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促进产业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对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环境和科研人员的行为造成比较严重的扭曲，基础性研究追求“短平快”、研究人员“走穴”的现象日益严重。
加强产学研合作，必须是以公共研究机构提供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为前提的合作。
美国、日本以及欧洲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研究型大学制度和公共科研制度的前提下再讨论如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即便如此，这些国家在加强产学研合作的同时，仍然会出台、跟进一系列的避免公共研究人员过度参与商业化活动的政策安排，这一点对于中国今天的科技体制改革非常重要。
因此，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完善公共科研结构的激励机制，保证大学和科研院所踏踏实实做研究，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支撑。
其次，在注重资金扶持、提高企业创新激励的同时，更要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服务，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不是要将创新资源向各个行业的一两家企业集中，在主导技术不明确的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这种“一两家”企业思维尤其危险。
集中资源办大事是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普遍做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技术发展的优势，但集中资源不能违背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
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创新最大的特点是，技术路线是不确定性的，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发展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当然要依靠大企业，但同时要注意依赖不同技术路线的、不同规模层次的企业间的竞争和多样化的探索。
此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不等于科技扶持资金一给了之。
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动力，除了增加资金方面的扶持，更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让企业形成内在的、持续的创新动力和压力。
政府的科技资金可以更多地应用于科技基础设施和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等市场不能完全解决的领域。
例如，加快国家高效能运算中心，在加快高效能运算前沿技术突破的同时，重点加强针对中国企业现实需求的高效能运算公共服务；加快工程数据库的建设，为发展精细制造提供数据支撑。
最后，要在加强研发能力的同时，加强产业部署，形成研发、工程化、商业化良性互动的局面。
完整的创新过程不仅包含新技术的突破，还包含新技术的工程化（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商业化（将产品转化为商品）等创新环节。
核心技术缺乏，80%的高端技术依赖国外进口
目前中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严重不足。在很多制造行业上，中国制造商占领的只是低端市场，而盈利丰厚的高端市场却被国外厂商所垄断。例如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平板显示器的压缩芯片等，我们每制出一个产品，就要给外资拿去一块相当丰厚的利润。据统计，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和胶印设备的70%均被进口产品占领。
我们制造出了产品，但利润的大部分却被外资拿去，所以中国虽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实际上不过是世界低端产品及零部件的廉价供应商。
目前的中国制造企业还停留在仿制的低层次阶段，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原创性技术和产品甚少，能够参与国际主流渠道竞争的产品就更少。
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低下
正因为中国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缺失，所以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往往不高，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制造企业大多靠打价格战赢得订单，企业经常在竞争中自相残杀，相互压价，导致制造企业利润水平低下。比如机床，我们卖十台还不及人家卖一台。
进口机床平均单价是我们出口机床的400多倍，这差距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劳动生产率偏低
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特点被概括为“两高一低”：即制造业增长速度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低。
劳动生产率及附加值偏低是高速成长下的中国制造业无法掩饰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前中国科学院曾多份报告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
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制造业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一方面，造船、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大型数控装备、卫星航天、智能设备等高科技产业的产品却普遍不足依靠进口。这就形成了我国制造业普通产品总量过剩，而体现竞争力的重大技术装备却不能满足要求的矛盾局面。
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仍然是传统产业占较大比重，而世界500强更多以现代制造为主，这也是我国制造业跟德美制造业很大的区别。
企业规模相对不大
虽然我国工业增加值在世界上名列第一，但我国制造业主要靠拼企业数量众多取胜。以单个企业衡量，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规模仍然较小，许多企业都没有达到行业对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尤其是与世界500强相比，中国制造企业与世界级制造企业在规模上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高耗能与高污染现象严重
我国制造业向来存在“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现象，而这种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工业模式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是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将高污染的工业移向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制造业则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来了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称号，
光是电机（俗称“马达”），国内能效消耗就比国外高出大约15%～20%。因为目前发达国家使用的多为节能环保的高效电机，其高效电机效率已达到91%以上，而中国高效电机使用率仅为5%，其余大部分是低于标准规定的3级能效电机，平均效率为87%。
品牌意识缺失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5-0244-02
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专利已经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发挥着其价值。装备制造企业通过专利战略，能够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优化资源配置，防止无形资产流失，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大量经验证明，企业实施专利战略是其获取先进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抢占市场高地的法宝，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发展、赢得国际市场的关键。
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专利发展趋势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设计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掌握了一批重大装备的设计制造技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大型、成套装备的能力日益增强，并已发展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之一。近十年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专利申请量也呈逐年大幅递增之势，2006年的专利申请量是2005年的两倍多，此后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2008年开始超过美国、日本的年申请量，此后历年申请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发展至2013年，年申请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如图，主要国家/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申请份额趋势图。
由此看出，在2008年之前，美国、日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专利申请量一直位居前两位。2008年后，中国的专利申请份额呈“喇叭形”扩张，“此消彼长”，其他国家/地区的份额则相对在减少。可见，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的相对滞后而又猛烈。
2004年，我国首次提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专利年申请量的快速增长。自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高端装备制造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政策扶持的力度和作用日益凸显，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对专利的关注程度大大增强，逐渐认识到专利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利申报工作，创新能力得到持续提高。如下图，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申请量趋势表。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年申请量处于增长趋势，其中2013年达最高点，整体上反映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我国一直处于研发热点，发明专利年申请量与总量远高于实用新型专利，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更趋向采用发明专利对其技术进行长久、稳定布局。
二、装备制造企业及H公司专利发展现状及分析
立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专利发展情况并不十分乐观，总体上还处于规模总量大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制造能力强但自主研发设计能力弱、引进装备多但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足、单机制造能力强但成套制造和工程总承包能力薄弱的不均衡发展状态。装备制造业很多领域还停留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大部分产品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形成国际比较优势，大部分关键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主导产品特别是大型成套设备主要靠从国外引进，作为装备制造业“心脏”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大多被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同时，虽然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将专利纳入企业经营计划中，但绝大多数企业仍然缺乏专利意识，更未实施专利战略，专利“有量无质”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H公司专利现状
以H公司为例（见下图），2008年为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实用新型专利6项，自2011年开始建立专利申请规范与计划。2011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2件，发明专利3件；2012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7件，发明专利1件；2013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3件，发明专利3件；2014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4件，发明专利1件，外观专利1件；2015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9件，发明专利5件，外观专利1件。目前H公司专利总申请量为56件，实用新型专利占专利总申请量的73%，发明专利占23%，外观专利占4%。
由此可见，一方面，从数量上看，H公司申请的专利总量较少，每年专利申请量平均不超过10件。2015年全市专利申请总量32364件，？所在区（县）申请专利6749件，H公司仅15件。另一方面，从质量上看，H公司并未摆脱技术引进、模仿创新的模式，知识产权质量不高，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方面较为薄弱。新申请的专利绝大多数为实用新型，在现有的全部专利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仅占23%，这说明H公司自主开发、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足，技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功能的改进而非方法的创造方面，公司还停留在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和水平上。
（二）H公司专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专利战略意识薄弱。H公司整体缺乏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未能充分认识到专利战略在企业长远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专利工作缺乏总体规划，对专利的运用局限于消极防御上，并没有将专利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在总体上思考如何规划和运作，没有将专利与企业的绩效考核、人力资源管理置于同一位置加以认识和思考。
2、专利成果的市场运营缺失。“知识产权创造循环”的理念是精工爱普生的创新。在这套循环体系中，精工爱普生提出了“研发―创造―保护―市场”这样4个环节。其中，在研发环节，企业应尽可能加强其技术研发实力；在创造环节，企业应在不侵犯他人专利权的前提下，运用研发获得的技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产品；在保护环节，企业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为自己的研发成果申请大量专利，构建坚固的专利防护网；在市场环节，企业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许可授权、产品的独占性销售等，获得大量的利润。而当企业把一部分利润重新投入到研发环节后，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实力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而H公司仅仅在最低层面和最低效率上运用专利，即自己开发专利，自己利用专利成果，极少考虑知识产权的市场化运作，如专利的合作开发、质押融资、转让许可以及侵权保护等，实现专利的最大化利用。
3、经费投入不足。近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诸多鼓励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的优惠扶持政策，公司得到了一定资金支持，但是由于专利维护费用的累加，H公司研发经费依然紧张，公司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用于产品的研发上，对技术创新成果保护的投入稍显不足。
4、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匮乏。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企业家是主角， 中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是主力。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大潮下， 既懂技术又懂知识产权的复合型人才尤为稀缺。H公司在人才储备上虽具有一定基础， 但在吸纳人才的条件、留住人才的平台、专利技术与管理人才的绩效考核机制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关于H公司专利工作开展的合理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构筑专利企业文化。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专利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宣传，通过培训等方式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和技术主管专利检索、分析、运用的能力。通过给员工开设讲座、发放宣传资料、进行知识竞赛等方式宣传专利知识，提高全体员工的专利意识。
2、建立知识产权职能部门，健全专利规章制度。由知识产权部门制定专利战略，通过主管部门网站、行业协会等获取信息，分析专利现状及发展趋势，为H公司在引入新技术和进行研发时提供参考资料。建立健全针对知识产权的规章制度，加强专利规范管理。一是通过加薪升职等薪酬绩效考核手段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二是建立专利预警机制，防止知识产权被他人非法利用，必要时采取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三是加强专利的市场运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3、组建产业创新联盟，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按照当今科研活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H公司要善于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联盟，整合内外资源，协同配套，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自主研发、联合攻关或引进、消化、吸收的模式，力争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4、引进和培养专利人才，优化专利创新现有条件。首先，H公司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引进，要完善统一的人才引进机制，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引进各类创新人才，形成一支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专利人才队伍。其次，H公司要加大专利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搭建人才培养平台，为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和专利管理活动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最后，H公司要在全公司范围内营造鼓励创新、敢于尝试和宽容试错的良好氛围，对于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科技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技术创新和专利管理活动的软硬件条件，为专利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
在人们冀望消费能够更好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刻，这种需求的外流让人感到格外可惜。如何把高端需求留在国内，如何提升高科技和高附加值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国产化率，将成为构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中之重。
此前中国制造如何抓住消费升级的契机，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故事值得重温与借鉴。
与人们以为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成见相反，消费及其升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90年夏天空调的热销对疲软的内需的拉动作用，是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的追捧，以及上述产品在世纪之交从以合资品牌为主到国产品牌异军突起的嬗变，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火红年代。
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并与中国相对廉价而成熟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是当年中国制造能够抓住机遇，将消费者对洋家电的需求转化为内需的制胜法宝。此外，来自国企内部的相对先进的研发能力，也通过国企工程师利用周末去乡镇企业指导的“星期天工程师”模式以及国企改制等方式实现了技术外溢效应。
如今上述路径面临新的挑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引领产业和消费升级，中国随之跟进的模式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一方面由于技术和产品迭代加快，导致跟进不易；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引领更多以高端制造和研发为主，跟进空间不大。
高端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全球化深化导致的全球制造链条和消费市场重组等等，令此前风行20年的以中国巨大市场加廉价劳动力及成龙配套能力换取外部技术的既有模式也不复当年效力。
与此同时，骨干国企在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崛起，在促进中国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同时，在向民用消费品方向转化的力度和渠道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所有制之间和军民之间尚缺乏分工协同合作发力的技术、体制平台和利益分享机制。
如何克服上述挑战，使中国制造的供给能力能够尽快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中国制造升级显然需要新一轮内引外联。对国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引进、复制、消化和替代还有空间，但需要探求新的有效路径。与以前着重于招商引资相比，中国企业应更多通过“走出去”来实现技术引进。而且为了避免整体收购中涉及的员工包袱和相关审查等问题，应在着眼于品牌和渠道的公司购买之外，更多采取互相参股和共建研发中心等以技术为重点的合作方式。
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应更多围绕技术投资发力，通过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方式对全球先进科技进行有效跟踪和培育。
而随着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深入，军民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其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和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及对新消费需求的满足能力也有相当可期待的空间。
过去，“中国制造”意味着分包与代加工。中国人靠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飞机，这简直让人心碎。而今天，因为技术的革新，经济的转型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也可以出口高铁，核电站和智能手机了。消费者逐渐被“中国智造”吸引而非“中国制造”。面对当今经济增长减慢，“中国制造”可以达到价值链的顶端吗？如何创立更多的品牌呢？十三五规划为中国未来几年的工业发展，技术转型与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指出了一条明路。
以创新为动力与导向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联想集团收购了摩托罗拉品牌，2016年生产了1000万件手机，成为印度第二大制造商。另外一家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公司也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仅次于三星公司和苹果公司。当今，依靠降低成本来增加产量已经成为企业的瓶颈，联想公司的CEO杨元庆表示，以前，联想集团是别人的分包商，没有办法控制生产技术，而现在公司每年投入100亿到产品研发。2015年，联想集团仅在印度就投入了25亿美金，而这个数据是前40名印度当地企业投资额的总和。中国企业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品牌实力增强自身产品的争力。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高铁和无线宽带技术带来的成果超出了预期。然而高端数字化机床，高端集成芯片，主要的电子元件和转基因生物技术却发展滞后。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重要技术不能通过市场购买和交换获得。现任工信部部长苗伟也表示，作为制造业大国，虽然中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空调，70%的智能手机和60%的皮鞋，但是中国仍然缺乏关键技术，这对中国的制造业无非是个障碍。
十三五规划中公布了未来5年执行的100个重大工程及项目。大部分项目都需要依靠科技与技术创新，并且涉及到全新的工业战略的重大技术。在十三五规划中，信息技术产业被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前面，占据了创新产业的优势地位。我们可以利用网络的现代化，智能终端，大数据和服务平台来完善智能手机运用。至于信息化产业的潜在市场，未来约3000万台个人电脑，20亿台智能手机和100亿个智能终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必须开阔视野、激活思维，寻找新的契机。
中国制造2.02.5.
虽然中国不缺国际订单，许多专家仍表示担忧。中国的工业仍然面临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生产过剩两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市场竞争的准备。从高端产品的角度看，尽管我们进步迅速，却不及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可以运用德国工业4.0的模式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但在规划工业4.0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发展工业3.0并且提升工业2.0。
显然，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低水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刻不容缓。2015年，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行动计划。中国应该进一步利用创新和智能制造带来的变化，集中精力发展智能化运作，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2025年，中国的整体指数应该接近德国和日本当时完成工业化的水平。那时，中国将完成工业化并且进入世界制造业第二强国。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运作仍然处于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地位。
自从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互联网+的行动计划，这个战略性观点深入影响了所有领域。一些专家们推测，中国将在某些互联网的发展领域超过美国，特别是阿里巴巴，利用互联网将消费与零售业紧密联系起来，微信也在社交软件中拔得头筹。但是我们仍应该像美国和德国学习如何利用互联网连接工业和制造业的领域。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营销服务行业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果互联网能够与工业联合，中国将快速提高其工业化进程和水平。
供给侧改革
如何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并且让人深入人心呢？对于中国企业，其职责是承担更多更大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内需的增长首先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出口更多高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意味着要在供给侧方面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将会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并且增加经济收入。从供给和生产的角度看，此项改革旨在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日积月累的产品生产过剩严重束缚了技术的转型和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必须制造出更好质量的产品。中国企业应该运用高端的生产系统，降低某些产品的产能。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产品的竞争力将明显提高。中国游客痴迷国外商品，那是因为消费者的需求不仅仅是对产品本身的需求，而更多是对产品质量和品牌的需求。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建立品牌，中国企业应该从营销产品过渡到营销服务，而国内过剩的产能应该出口到国外。以前，中国企业在工业领域40%的投入都在技术转型上，但是产能增长的投入却低于27%，这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50%的产能投入。以前，我们关注需求，现在我们更加关注供给，但首要前提是我们必须保证稳定和更好的产品质量，而提供质量高的产品又首先要求全面实现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2015年10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华。借此机会两国签署了《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之间的相关合作。中德工业之间有明显的差距，德国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后，开始致力于实现信息化，而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德国进程缓慢，但是中国也不会同时完成四个现代化。这就是中德之间最大的差异，中国还将应对更大的挑战。
如何有效地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平呢？中国必须依靠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的纲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坚持技术转型和大规模的产业革新。
创业精神
德国和日本的国民对本国产品情有独钟，尽管中国也是一个制造大国，中国人却偏好国外品牌的汽车、家用电器产品、食品和生活用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希望用3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开放，而发达国家完成此项改革花了300年的时间。在这条改革路上，我们遇到许多问题。
质量，并非数量，这是新经济时代下的首要目标。总理在阐述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时，一再强调质量与制造业对于强国的重要性。总理也鼓励中国企业拥有创业精神，使产品多样化，提高产品质量和创立自己的品牌。这让企业家们备受鼓舞和激励，鼓励企业拥有创业精神，坚决反对完全复制产品，这应该成为此项改革的导向。
如果生产与出口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外部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应该着手思考如何培养我们的内部力量。我们应该创立像样的，受人喜欢的品牌，通过技术转型和提高制造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生产精益求精，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首先具备创业者精神，始终坚持更好的质量和更好的流程，制造和设计出完美的产品。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慢慢实现的，罗马非一日建成。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绝非照搬他国的模式。我们应该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应该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技术变革可以催化制度变迁，但制度本身，也是一种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这个具有哲学色彩的论断，出自新锐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江知岩。在他看来，比单纯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无论微观经济视角的企业管理，还是宏观经济视角的公共管理，都需要制度意义上永不停息地创新。
通常来说，和商业模式创新一样，管理创新这个词往往用于企业内部，而公共管理领域则习惯用体制机制创新。但显然，江知岩正在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从学理上打通，并试图找到一条路径，通过主动的“管理创新”将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联接起来，促其互动，尤其是为技术变革推动由微观向宏观的制度变迁充当加速器。
如今，微妙而重大的技术融合，引爆管理创新。谈起创新与变革，最近媒体热炒、业界热议、政府力推的话题，非“第三次工业革命”莫属。尽管对究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抑或第六次科技革命目前尚无定论，而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本质的认识上，里夫金与《经济学人》也有分歧——前者是基于减少生产成本考虑认为需要编织“能源互联网”，而后者则基于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智能化制造”。
面对江河日下的全球经济，在决策者尚未发现更好的良策之时，我们只能姑且“宁可信其有”。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而且，江知岩所谓“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料将在此倒逼之下有所进步。
谁将成为引领者？
诚如我们所知，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的崛起；发生在20世纪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德国的制造业繁荣；那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谁将受益？这项革命成果恐非单个国家（经济体）所能独享，尽管大家希望成为引领者。
依据能源互联网的路径，里夫金坚定地认为，欧盟或最有潜力成为领军者。“欧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0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在德国，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发生。德国已经确立目标，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如今，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大、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达成一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作为样本的欧盟不会因为当前的债务危机和紧缩困局放慢脚步。”
在里夫金看来，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在追随欧盟的脚步，“亚洲未来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尽管他还是更看好欧洲，但并没有保持绝对的肯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尽管商界、政界、公民都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欧盟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则倾向认为，美国不容小觑，因为美国对重夺制造优势有更大的欲望。她指出，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正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机，试图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在张茉楠看来，重夺美国竞争优势，重振制造业就成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美国新的竞争优势。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为此，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还有没有机会？无视中国目前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与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外媒充斥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终结“中国崛起”的论调。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不敢苟同。但他在与同事王忠宏共同执笔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一文中指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挑战之一：在中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中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中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挑战之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中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中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中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中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挑战之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办？
有评论指出，“对科技大趋势的研判，是国家发展和当下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迷状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如不能锁定正确的方向，而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痛痒华而不实的项目上，必将丧失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目前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这7个领域，作为未来工业革命的重点方向，不可谓不全面，但恐怕还应从中选取更精准的突破口，下大力气、投大资金，真正干出点名堂来。”
那么，中国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冯飞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第一，从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大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聚焦重要产业、重点技术，对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智能电网、移动互联网、新材料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在一些经济、科技基础发达地区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和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三，加快人才培养。数字化制造意味着技能劳动力、科研设施、专门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需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规划，特别是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形成一大批可熟练驾驭数字制造设备的技术工人队伍，改革人才培养和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技术人才培育机构，政府应对社会培育机构购置数字制造设备等给予财政补贴，营造全社会尊重产业技术工人的氛围。
第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前置性行政审批事项，促进平等进入、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创业，强化反垄断执法，深化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以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更有专家发现，目前中国的工业数字化生产还没有见到雏形，但制造业领域对最新一次工业革命可能掀起变革的危机感已经开始了。在微观层面，诸多企业家已经感到革命来袭的紧迫性，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就是其中之一。张瑞敏直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制造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中国规模化生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随着消失。
看来，中国企业更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张瑞敏相信，至少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企业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书中所描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跟不上或者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抛弃，”张瑞敏对媒体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危’的问题，那是万劫不复。”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积极扩大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抓住第三次国际制造业跨国转移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货物贸易，使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76万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从位居世界第32位跃居世界第3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货物贸易大国。但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既过度支付了能源原材料消耗的成本、过度支付了生态和环境的代价和过度压低了劳动者福利，还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总体上看是规模的扩张、速度的扩张、外延的扩张和数量的扩张，是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难以支撑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
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服务贸易，以少消耗和占用资源能源却能获得产业高端附加值的服务品，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攫取了极大的利益。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也推动了世界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80年至2005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了5.7倍，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从1/7增长到近1/5。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5年的近25％。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5名。2005年，这5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英国、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从1982年的29.7％、23.5％增长到2005年的48.5％、39％。2000年至2006年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10％，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达2.7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达2.62万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0％，世界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额之比达到1:4.5。这预示着在全球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和持续性，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贸易增长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提高到3.1％，提高了2.4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1:2.6)，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0％左右。
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服务贸易在各国贸易中的比重还将不断上升，服务贸易成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实际利益多寡的表现。因此，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长期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世界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是主要议题。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调整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不仅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能力的新举措，也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任务。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20％以上，届时服务贸易规模将比2006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将努力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获得和货物贸易高速增长带来的同等好处，促进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抓住新一轮服务业跨国转移的重大机遇，提高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的能力和竞争力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杜洛克曾预言：在未来十年至十五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将外包出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服务外包以其有效降低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特性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商业措施。由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并通过境外商业存在形式、即服务外包形式实现的国际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跨境方式的服务贸易。境外服务外包也叫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为服务业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按照服务内容划分，服务外包分为信息技术外包(TTO)和国际商务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占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60％。按照服务提供商的地理分布状况划分，服务外包分为境内外包和离岸外包，境内外包更强调核心业务战略、技术、专门知识和规模经济，重视将固定成本转为可变成本即现金流，重视价值增殖。境外离岸外包则主要着眼于节省成本，利用技术熟练劳动力的通用性和可用性，用较低的服务成本替代较高的服务成本，其中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技术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供应商信用等也是重要因素。
随着跨国公司基本竞争战略调整以及系统、网络、存储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多跨国公司不断扩大服务外包业务范围，非核心业务的离岸外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由业务流程外包(BPO)和信息技术外包(TTO)组成的服务外包，正逐步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为6000多亿美元，2006年达到8600亿美元，2007年预计达到1.2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30％至40％的增长速度。美国通用电气(GE)曾提出，公司业务的70％将采用离岸服务外包的模式，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还有约70％的企业目前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但也准备和美国通用电气(GE)一样，进行离岸服务外包。可见，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巨大。
在全球外包支出中，美国占了约2/3，欧盟和日本占近1/3，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主要服务外包输出地。据《华尔街日报》称，IBM准备把美国本土
4730个编程工作岗位转移到印度、中国等国家，将编程服务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同时将高薪职位大量输往海外。惠普、甲骨文、埃森哲、美国在线、英国诺维奇保险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都计划将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印度或中国。美国著名调研公司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07年，美国整个IT行业23％的职位都将设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地，亚洲是承接服务外包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45％。印度是亚洲的服务外包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服务外包中心，东欧和爱尔兰是欧洲的服务外包中心，中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正在成为承接外包较多的国家。根据McKinsey调查，印度是迄今为止最受离岸外包业务青睐的地区，目前是IT离岸外包市场的中心，据称至少80％的全球外包业务都去了印度。到2008年，印度软件产业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其中承接服务外包出口将达到500亿美元。
从中国目前的承接能力看，与印度等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世界三大软件外包发包方，在2005年分别向国外发包176亿美元、106亿美元和60亿美元的服务，中国只分别承接了其中的2.38亿美元、5.68亿美元和0.15亿美元，获得的市场份额极小。比如，Oracle公司在印度有2万人为其做外包服务，在中国仅有1000人；EDS公司在印度和菲律宾有几万人，在中国刚刚开始；简百特公司全球有28000人，在中国也只有2000人。
据分析，服务外包对国内增加值的贡献是来料加工的20倍，印度500亿美元软件的出口额，给国内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中国制造业1万亿美元创造的价值。两种贸易形态，创造了完全不同的价值量，但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却很小。从2006年开始，商务部组织实施了“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和科技部已共同认定大连、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济南、武汉、杭州等11个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在上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性，抓住全球兴起的离岸服务外包的历史机遇，采取综合的、配套的措施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能力，以赢得这一场新的国际竞争。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加快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层次和地位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改革开放至今，我们走过了近30年历程，我国的贸易结构之所以以获得附加值较少的加工贸易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程度低、产业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和现代化程度低，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采用了加工组装型、生产主导型模仿型和粗放型的模式。那时候我们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经验、缺产业运营模式，不得不走这样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模仿也是进步，但到了一定阶段，只靠模仿就一定无法进步。过去我国主要是世界的加工厂、世界的组装车间，将来应该是世界的现代化“大工业制造基地”，应该是世界“办公室”和世界的“创造基地”，成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过去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发展。过去制造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将来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而“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配的高端，就是蕴涵在高水平服务能力中服务品转化为贸易品的能力。
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应该特别注重生产贸易的发展，促进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度融合，细化深化专业分工，把生产过程中的服务流程部分分离出去，通过服务流程的再造，提高制造业资源整和和利用的水平。生产贸易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我国服务贸易不发达，就在于我国制造业中的高端服务环节尚未形成，高端服务无法分离出来成为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如我国的工业设计服务能力很低，难以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品牌等价值量高的服务品。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目前在我国制造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数只有美国、日本的1/30，只有韩国的1/40。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用于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收支比仅为1:0.1，作为计算机制造的IT核心企业，只有1:0.01，而国外多数工业国家引进消化创新的经费是引进项目总经费的3倍左右，日本在经济振兴期达到10倍。因此，我国生产的产品长期以低端为主，附加价值不高，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3％，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据中国国际名牌协会资料，我国目前只有不足20％的国内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不到10％，服装出口中，自主品牌不到1％。再比如，我国制造业的生产还不发达，2006年，全国工业品物流总额51.7万亿元，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86.7％。工业品物流支付的成本高昂，导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很大，2006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超过3.8万亿元。
我国制造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到了需要进行设计研发创造、品牌价值创造和营销渠道创造等高端服务环节创造利润、创造附加值的阶段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提升我国的产业层次和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积极吸引优质高效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先进服务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服务外包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我国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利润创造、效率提高和创新方面赶上世界水平。制造业流程管理和生产业的专业化、精细化、系列化经营，使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可以象制造环节一样离岸经营，可以将服务环节在全球外包布局并高效配置资源，可以把制造业中的工业设计服务、现场安装服务、技术支持、生产流程控制咨询、物流服务等原先隶属于制造业的辅助业务，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专业化的服务公司。必须抓住国际资本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加快我国制造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积极吸引具有国际一流制造水平和服务水平的跨国公司，形成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先进服务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服务外
包特别是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特别要注重发展面向制造业的生产贸易，使我国制造业尽快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利润创造、效率提高和创新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开辟崭新的财富创造方式
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重心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因为服务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1990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比重达到50.1％；2005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比重达67.7％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比重普遍在70％左右，少数国家达80％以上。不远的将来，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应的，必然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世界贸易关系将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贸易的竞争上。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借助国际服务业加快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壮大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抓住世界经济的“接力棒”，这是实现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我国服务业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有效路径。
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工业份额在工业化阶段迅速增长，服务业份额在工业化中后期持续上升，劳动力从农业先转移到制造业，既而转移到服务业，最终形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份额的局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在于现代服务业是附加值和知识含量最高的产业，在于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服务品转化为可贸易产品的难度很高。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比较强。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服务业加速发展，制造业随着在全球配置资源而在本国市场比重相对降低，日益兴起现代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成为新动力。服务业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和支撑。
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由现代服务业来引领经济增长的阶段，服务贸易可以推动加快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可以也应该把国内一些尖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形成强大创新能力的产业和服务继续留在国内，延长产业链，建立服务链；把一些传统的、较为低端的制造业输出到国外，把国内作为其设计研发基地和管理服务基地，为其提供强大的现代服务业支撑；我们也要注重实施服务业开放带动战略，防止我国尚未形成服务业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优势减弱，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我国成为一个服务大国，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提高到41％，略低于制造业的46％，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大致相当于韩国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规模，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正面临与我国当初制造业发展相类似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发挥现代流通对经济运行先导性作用的高端和前端，也成为通过服务贸易带动和提升现代服务能力，形成在国际市场交易和交换、创造增殖价值的财富实现方式。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的根本措施，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
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解决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就业问题，把高端劳动力转变为创造力最强的人力资本
服务贸易特别是离岸外包转移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服务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服务贸易，关键是把高端劳动力变为有竞争力的人才，变为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据麦肯锡调查，美国的科研、法律、艺术、管理、产业经营、计算机服务、建筑行业和商业零售服务领域，到2015年将有1360亿美元的工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3年美国呼叫中心数据输入服务外包金额高达773.8亿美元，这些业务主要转移到印度，为印度创造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就业岗位。目前日本从呼叫中心到EPO(软件服务外包)有8000亿美元的市场，这些软件大量委托给中国公司，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中国60％软件服务外包来自日本。
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的精通英语、掌握世界前沿科技、与海外市场联系广泛的人才脱颖而出，将为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高端奠定重要基础。中国技术劳动力成本仅是美国技术劳动力成本的20％，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目前在印度进行服务外包的美国公司，由于印度的薪资水平越来越高，跨国公司开始寻找替代的场所。适合作服务外包的替代场所包括中国、菲律宾、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而中国最具优势。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至2009年期间，参与调查的世界主要大公司中，有61.8％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研发活动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据芝加哥管理顾问公司Diamond Cluster调查，2004年希望在3～5年内与中国建立服务外包合作关系的公司只有8％，到2005年就增长到了40％。相比之下，印度的外包活动在三到五年内不太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增长。许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服务环节，已经不单满足是从一般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他们更看好的，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国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他们现在和将来需要的人力资本。中国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不仅普通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具有明显优势，高级设计师和高端人才的劳动力价格同样具有比较优势。
承接外包服务可以拓展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端人才就业岗位，把我国的高端劳
经过五年的努力，美国制造业已经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大批美国的跨国公司或将海外的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或在国内开设新厂。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有了较大幅度增加，出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持续性就业增长的势头。美国的出口额也有显著增长，近年来年均增长率将近达到16%，高于15%的目标。在这种形势下，欧洲等发达国家也纷纷仿效美国，先后抛出自己的“再工业化”战略。
但是，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向高生产效率和低经济成本的现代制造业的跃迁。有全球最出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底气，美国现代制造业将是拥有全球最具竞争优势的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毫无疑问，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矛头对准的就是现在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奥巴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的骨子里明明白白地刻印着“决不允许超越美国的优势”。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势必影响世界制造业的现有格局，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也不言而喻，我们不可不察，不可不防，不可不备。
我国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并不是制造业强国，这是因为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仍然处于低端。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对我国来讲，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如果说在这之前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是低成本（人口红利的优势），那么现在这个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我们怎样才能保住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子，进而成为制造业强国呢？仅靠人口红利是保不住的，必须另辟新径，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党的十报告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又要求，“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这些信号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刻，要把成本优势变成创新优势，把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确保我国制造业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经过10到20年的努力，要将我国制造业建成高端人才、高端要素、高端创新三集群发展和研发、技术、制造、服务四领先的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的高端产业。
二、加快中国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
为确保我国制造业能够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制造业人才大发展是必备的前提条件。我国制造业人才大发展的聚焦点主要在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师与技师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生产人才四支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上。
（一）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是现代制造业的引擎，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起到引领和驱动的作用。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瞄准世界高端产业水平，快速集聚高端产业研发人才，打造“中国创造”品牌，引领我国制造业升级换代。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的引进力度，优先引进和培养一批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技术的世界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三是精心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尤其要重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技术、熟谙经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家。
（二）工程师与技师人才队伍建设
工程师与技师人才是现代制造业的中坚，在生产制造流程中起到技术实现和再造的作用。工程师与技师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工程师人才队伍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在大力提升工程师人才能力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工程师人才队伍的规模，造就世界一流的工程师人才队伍，推动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二是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重点，培养大批拥有系统专业知识的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需要的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三是大力培养熟谙国内外产业技术前沿和市场行情的综合素质高、服务意识强、能够有效解决客户疑难问题并凝聚客户群的客户服务人才，尤其是要培养一大批能够走向世界的集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高级技术服务专家。
（三）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经营管理人才是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和灵魂，对现代制造企业各种生产要素起到组合、运作和放大的作用。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要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四）生产人才队伍建设
生产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制造业行业，而是为制造业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生产人才通过生产企业的服务活动为现代制造业提供保障服务。生产人才队伍建设要紧紧围绕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加快培养大批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贸服务、法律服务等服务型经济人才，同时要在世界范围内引进一批高水平高效率的生产企业或机构和引进一大批专业拔尖、视野开阔、能够提高我国现代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的高层次生产人才。
三、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的对策
为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制造业人才发展提出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现代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坚持人才优先发展，培养壮大四支核心人才队伍，健全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形成创新型人才集聚效应，不断优化制造业人才发展的产业环境。
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战略，举全国之力、集全产业之智，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聚焦力度，以掌握核心技术、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为宗旨，着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市场机制，在全国建成“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体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优先完善制造业人才软环境，优先创新人才体制机制，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人才资源能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实施人才引领战略，以高端人才引领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二次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开创依靠人才促进产业发展，依靠产业发展吸引人才，形成制造业人才聚集高地，以人才优势赢得我国制造业创新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良好局面。
（二）深化体制改革
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制造业人才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人才、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破除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制造业人才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产业集聚人才、企业用好人才、人才创新创业。
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人才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制造业人才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着力解决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将政府的职责和作用转化到主要保持宏观人才运行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和弥补市场失灵上来。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让市场供给主体人才、市场需求主体用人单位和市场服务主体人才服务组织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等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大力发展现代人才服务业，推动各种形式的高端人才服务产业化。鼓励和规范人才、企业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承担和开发人才中介服务，形成融公共服务、市场服务、金融服务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高端人才服务体系。鼓励各类主体建立多元化的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新载体，鼓励支持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兴办各种类型的人才园区和孵化器。积极引进和发展人才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和支持著名国际猎头公司、国际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到我国设立合资或分支机构，推动本土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产业化发展。
（三）加大开放力度
充分发挥各地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作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功能，进一步引进和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聚集创新创业。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促进国际国内人才资源有序自由流动、人才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国际交流力度，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人才合作竞争新优势，形成全方位开放人才新格局。
大规模地吸引外国（境外）制造业人才来华工作、学习和定居，尤其要大力引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提高存量人才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化人才集聚地。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体系，健全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加大与外国政府、企业、学术团体、中介组织等各类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人才工作海外合作组织建设。
改革试行技术移民管理办法，简化技术移民审批程序，吸引大批杰出外国制造业人才永久居留我国。建立海外华人绿卡发放制度，降低绿卡门槛，扩大发放范围，吸引海外华裔制造业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和工作。
（四）完善人才政策体系
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国家、省、市各方面政策资源，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优化现有政策内容，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和宣传力度，形成立体化、全方位、广覆盖，更有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更具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有条件的地区或园区积极实行或试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着力在税收优惠、股权激励、进口税收、居留与出入境、职业认证、国际化教育审批、人才政策负面清单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大胆先行先试，不断优化制造业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
要进一步加大人才政策创新和突破力度，按照国家和省、市已经出台的重大人才政策着重破解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一线制造业人才的心声，梳理各类人才的政策需求，及早废除不利于创新创业和人才发展的政策规定，革除那些陈旧过时的用人制度。
（五）扶持双创人才和企业
围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点支持一批具有自主创新成果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着力培育一批科技领军型企业。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一批国内知名、业内领军的旗舰型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一批引导产业发展的核心专利和重要技术标准，抢占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和价值链高端环节。重点支持一批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引进一大批创新团队，重点资助若干具有国际影响、能够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技术跨越的科技创新团队。扶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一要规范创新创业项目评审方式和流程，二要优化项目资助政策，三要加大科技人才成果产业化扶持力度，四要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也是科技人才聚集和优势转化的重要载体，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企业在打通人才、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通道的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用好用活人才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推动企业改革用人制度，鼓励企业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竞争能力，培养造就大批科技领军人才，加快人才优势向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支持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大胆实验创新，形成特色鲜明富有实效的人才吸引使用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和培养一流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鼓励中小制造企业培养造就大批科技人才，壮大中小制造企业科技人才队伍，激发中小制造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
（六）规制健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