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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人说：“福建东南电视台在组织一种趣味体育比赛，很好玩的。比赛时把参赛队员的腿两两绑在一起，20个人19条腿，一齐往前迈。如果配合不好，就会整列摔倒失败。”
另一个人说：“真的吗？那可太有意思了。”
我听完，马上对两位学生说：“打住，你们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有问题吗？”
“没有啊！”他们一齐回答道。
我只好开始启发他们的思路，说：“两个人腿绑在一起是几条腿？”“3条啊！”他们说。
“3个人腿绑在一起呢？”“4条！”
“好，那20个人呢？”
这时，他们才不好意思了。20个人腿绑在一起应该有21条腿才对。说话的人没有深思熟虑，随口说出。听话的人也没有严谨的数学思维，被人蒙了还不全然不知。
这次师生对话成了一个契机。我想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数列，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若能讲解数列的有关历史、轶事，就能使学生掌握其中的重要数学思想方法，就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掌握好数列的相关知识。基于此，我便开始了数列教学中“讲故事”的尝试。
二、数（shù）从数（shǔ）中生，还原一段漫长的历史
数是如何产生的？如，最简单的正整数列1，2，3，…，n，…又是如何诞生的？在远古时代，古人每天出去狩猎，或进行其他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地产生了多或少的概念。为了比较大小和多少，又渐渐形成了正整数的观念。为了计数，古人中，有的民族（如我们汉族）用结绳的办法计数，有的民族用往瓦罐中扔黄豆的办法计数。所以，一句话，数（shù）从数（shǔ）中生。前一个“数”（shù）是名词，后一个“数”（shǔ）是动词。数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们在数（shǔ）数（shù）过程中，掌握了1+1=2的概念，即后续数比前一个数多1。这样人们就产生了正整数的概念，形成了最早的数列1，2，3，4，5，…，n，…这是一个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0的概念产生又更晚些，0，1，2，3，4，5，…，n，…就形成了自然数列。有了正整数和自然数列，就可逐一计数了。
三、高斯的故事与等差数列求和
一个流传久远、家喻户晓的故事是，在300多年前，有位小朋友名叫高斯。他用极其简便的方法算出了1+2+3+…+100=5050。一般的，人们都按从左到右的方法逐一计算，但高斯通过对式子的整体化观察，发现可由两头向中间来观察，可把数字配成1+100=101，2+99=101，…，50+51=101，共有50个101，即50×101=5050。
这种直观的解法就是我们今天等差数列求和的理论来源与立论基础。
在初中阶段学生就应用了高斯的方法来对各种几何图形进行计数。如，在一条线段上增加一个点，这时线段就变为1+2=3条了，再增加一个点，线段为1+2+3=6条了，…，增加n个点，就是1+2+3+…+n+（n+1）=■条。但总的来说，学生对于这种计数所获得的经验是零碎的。毕竟没有经过系统化的学习与整理，只是由简单归纳法所猜想出来的一些规律而已。但这一计数模型又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所以经过笔者的反复思考，以为应当给出以下两个现实模型，这将有助于学生对这一数学发现的理解。
重要原型一：发名片问题，在一次聚会中，有n个人参加，他们中每个人都向其他人发名片，那么这次聚会中总共发出了多少张名片呢？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是n（n-1）张。因为每人都只给除了自己以外的n-1个人发名片就可以了。
重要原型二：把发名片问题改为握手问题。在一次聚会中，有n个人参加，他们中每个人都互相握手一次，共握手几次？这就是高斯数列相关的问题了。
只有对高斯的故事及其包含的数学思想进行不断的挖掘，才能使学生把这些思想顺利地迁移到一般等差数列的求和中来，而不是去机械地记忆公式。
四、令人惊讶的翻倍与等比数列
一个著名的数学教学案例：教师不动声色地布置学生动手把一张纸对折30次，问这时纸有多厚。学生动手对折了9次后发现再也折不下去了。这时，再让学生从理论上猜测纸的厚度，就容易暴露学生对于指数运算的思维缺陷。如，一个学生是这样想的，如果纸厚1 mm，对折10次就是210=1024 mm，即1.024 m，230应为1024的3倍，即3米多吧。在他看来，折30次得到3米多高已经够高了。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即把230看作210×3，正确的理解应为（210）3=1024×1024×1024。应用指数运算可以发现，一张普通的纸对折30次，竟然高度可超过珠穆朗玛峰高度的10倍以上，可以沿着这个高度到达月球。这就是翻倍的力量，速度先慢后快。学生就在惊讶中对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2，4，8，16，32，…，2n，…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翻倍与折半，关于永远的故事
学以致用，其乐无穷。学生都乐意完成下面的拉面练习：你喜欢吃兰州拉面吗？兰州拉面师傅把面粉调好、揉匀。然后用手一拉，变成两根；再一拉，变成4根；拉三下，变成8根……那么，拉几下，可有128根面条呢？在教学中，我把数列an=2n叫做拉面数，一边背数列1，2，4，8，16，32，64，128，256，…，1024，…，一边动手拉面，让学生在热烈的气氛中学习。
我还设计了一些动手动脑的活动，来加强学生对翻倍现象的理解。如，一张纸对折一次有一个折痕，对折2次有3个折痕，对折3次有7个折痕，…，对折n次有2n-1个折痕。又如，一条棉线对折一次剪一刀成了3根，对折2次剪一刀有5根，…，对折n次剪一刀有2n+1根等等。以上所说都属于翻倍现象，与此相反的过程，就是折半。
我国古代就有这样著名的论断：一尺之锦，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那么■+■+■+…+■+…=？直观的想法却是这样思考的：既然都是由一尺之锦切出来的，那么把它们加起来，相当于让一尺之锦还原，结果当然还是1啰！
这就是直觉的力量，它避免了繁琐的东西，直指答案。我们学习数学，我以为更多的就是需要这种直觉。借此机会，向学生介绍下中国古代农妇卖蛋问题、微软到中国招聘人才时的问题，就能引起学生对等比数列学习的浓厚兴趣。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3-0017-04
[作者简介]周文军（1982―），女，湖南益阳人，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原理；李福英（1965―），女，湖南邵阳人，长沙学院基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长沙学院在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过程中，重视具有较为宽厚的科学与人文根基、较强的职业适应和转换能力、既宽又专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培养“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及职业素养的本科职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定了大类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为了顺应长沙学院大类培养模式改革，给学生创造特有的读书氛围与空间，基础学院依托本科生导师队伍，全面实施以倡导课外深度阅读、传承文化经典、涵养性情学识、塑造完备人格为宗旨的“读书工程”计划，以促进校园文化优化，构建书香校园，共同推进通识教育与大类培养。
一、起因与背景
强化通识教育是推进大类培养的关键，基础学院作为长沙学院推进大类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载体，自2011年9月正式成立以来，着力将通识教育理念渗透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强调育人全过程的整体优化。在不断推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通识教育实施机制，重点开展以读书工程为代表的大类培养模式下的通识教育活动隐性实践课程，以建立通识教育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并行互动的持续学习机制，推动大类培养理念的进一步落实。
二、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活动全年回顾
读书工程活动目前已在2011级学生中广泛实施，对全校其他年级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已成为长沙学院的精品项目，在学校范围内已具有一定的影响，深受老师和同学欢迎。
（一）领导重视，对“读书工程”抓得早抓得实
早在2011年4月长沙学院基础学院筹建工作开始，学院领导就以中央16号文件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长沙学院基础学院工作方案》和《长沙学院基础学院导师队伍管理办法（长大发【2011】15号）》，出台了《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实施方案》。在广泛讨论与系统思考的基础上，明确读书工程系列活动一体八部，贯穿大一新生全年，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基础学院院长亲任组长，各级领导亲自抓落实。下设办公室，基础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指导与实施，先后召开动员大会与员工培训会议，出台了《基础学院学生参与“读书工程”计划的相关规定》等补充政策。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对“读书工程”工作抓得早抓得实，加之基础学院全体老师的支持与基础学院全体大一新生的积极参与，使“读书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二）成立读书工程・读者会，强化读书工程之读书窗口
2011年10月，我校成立了读书工程具体组织与实施的平台――读书工程・读者会（原月湖书社），以协助宣传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理念、目标、政策和意义，收集和调查学生阅读倾向，及时反映读者对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传达基础学院对学生读者的要求和希望，做好基础学院与读者联系的工作。
在基础学院领导、本科生导师队伍以及基础学院全体老师的指导、支持与帮助下，经过读书工程・读者会内部成员的共同努力，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各项活动均已圆满结束，并取得了较大成功。这次活动在学院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与推广力，自身运作机制也趋于完善与成熟，初步具备了组织大型活动、多元化信息交流渠道、人员调配渠道、特色宣传渠道等活动的筹备、策划以及执行等能力。
（三）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读书工程常规活动是“读书工程”实施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1）新生导读。学会使用图书馆，使学生能熟练利用图书馆的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提高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为“读书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2）好书推荐第一段。推荐心目中的好书，以专业导师推荐为主，指定100本左右，为学生的课外阅读做引导。（3）个人自习阅读。针对所选书目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认真仔细的阅读，通过阅读加深对书本的了解与认识。（4）名师导读。师生读书沙龙，针对学生阅读的热点书目与问题，选定若干专题，邀请专业导师或班导师与同学开展讨论，通过讨论交流提升认识，加深感悟。（5）入室请益。建立常规的“问学”制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6）品书大赛。开展东来阁讲坛。（7）好书推荐第二段。我心目中的好书，通过自身的阅读感受，以班级为单位向其他学生和老师推荐图书。（8）含英咀华。读书心得征文大赛等三个步骤，旨在打造平台供学生展示其阅读思考所得，其间导师可为其提供指导和帮助。
目前，2011～2012学年读书工程各项常规活动均已圆满收官，并于2012年6月4日晚举行了基础学院“青春之梦”读书晚会暨读书工程表彰大会，对全年的读书工程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总结表彰。据统计，自2011年9月读书工程实施以来，导师工作室共接待来访学生3000余人次。组织由专业导师主讲的读书沙龙活动10次，2011级全体大一各班均组织了有班导师和班导助理参加的读书工程主题班会2次，东来阁讲坛共计46支队伍参赛，含英咀华――读书心得征文大赛共收到学生读书心得593篇。好书推荐第二阶段――我心目中的好书共收到以班级为单位的好书推荐短文105篇，读书工程品牌标志（LOGO）与品牌描述征集共收到校内外推荐作品30件。读书工程活动直接获益人数达到3230人；另一方面，除惠及大一新生外，如好书推荐，对全校其他年级学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读书工程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三、长沙学院“读书工程”发展存在的不足
经过2011～2012学年一年的实施，读书工程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达到3230人，规模大，参与者多，深受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但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生的主体性意识仍有待加强。活动过程中仍有小部分同学或班级存在应付倾向，无法找到适合自身阅读的相关书目，更无法合理规划阅读时间、阅读内容与阅读方式。
（二）“浅阅读”现象仍然严重，“深阅读”之路依旧茫茫。整个社会功利化、娱乐化，社会的浮躁逐步折射到了阅读上来，摄取更多的信息成了阅读的根本出发点。学生的阅读时间普遍下降，对所读的作品缺乏沉静思考，片段式、跳跃式阅读泛滥。从征文活动所收获的作品来看，作品缺乏深度，浅尝辄止。从好书推荐中反映出：学生的阅读喜好受当今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以及同辈阅读喜好等各种因素影响，由于无法找到适合自身阅读的相关书目，学生变得浮躁，追求一切能够快速达到目标的阅读方式，少了些稳重和深沉。
（三）学生个人自习阅读与本科生导师队伍的引导如何实现真正融合，以及导师提供引导的方式、时间有待更好的完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活动组织水平有待继续提高。虽然读书工程系列活动自筹划之日起就经过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各项活动均做到了活动前有计划、活动过程中有反思、有完善，活动后有总结。各项活动均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但活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组织不到位的情况，存在由于时间关系、细节考虑不周的情况，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完善，以提高对广大学生的服务能力。
四、长沙学院“读书工程”发展的思考
“读书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体现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方向，意义深远。它能否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下去，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能展现当代大学生迸发向上的良好风貌的活动项目，进而成为热点效应，还有待我们去思考， 去努力。根据参与“读书工程”的实践，笔者认为长沙学院要广泛、深入、可持续地开展“读书工程”，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基础学院“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首先，大类培养模式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体现在重视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引导学生真正成为具有自主阅读能力的主体，并进而自觉地将自己的阅读与自身需要和未来发展联系起来。因此，有必要以主体性教育理念来关照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实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其次，要真正落实“以学生为本”，应该牢固树立以下观念：一是学生是活动开展的基础，即我们在开展任何读书工程的活动时首先要深入学生群体中，从理论联系到实际，去做调查与研究；二是学生是活动进行的关键，即我们在前期开展调查的基础上，给予学生主人翁的地位，及时在活动开展的各个方面鼓励和带动学生，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尊重并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符合其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的活动，把学生当做“顾客”，转变传统的活动举办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危机感，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阅读活动指导。充分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从而实现使学生学会读书、读事、读生活的目标，促进学生由阅读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真正落实“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二）促进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提高活动参与度
目前，虽然读书工程活动在校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仍有相当部分同学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因此，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可以采取建立读书兴趣小组等措施，给予被动参与者更多的关注与锻炼，多鼓励、多肯定，给他们创造成功的机会，帮助学生获得信心，努力改变学生的参与状态。同时，树立榜样的力量，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更多同学自发地参与到读书工程中来，切实扩大读书工程的影响力。
（三）满足学生的多元化思想需求，进一步创新读书工程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大学生的思想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读书工程活动必须紧密结合学生实际，从策划、组织、宣传到内容、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使之更加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比如，在好书推荐环节，补充一些贴近学生实际的书目，读书沙龙活动可以挑选学生感兴趣的焦点、热点问题，紧紧抓住学生心理，解决他们思想和精神上的困惑。加强对读书工程各项活动的过程管理，活动实施过程确保公开透明，以提高读书工程的可信度，增强学生的参与兴趣。
（四）加强宣传，打造读书工程活动品牌
对于品牌的影响力，曾有人这样描述：“即使一把火把可口可乐的所有资产烧光，可口可乐凭着其商标，就能重新起来”。读书工程后续实施过程中，要加强读书工程系列品牌建设（读书工程，读书工程・读者会，《品书》杂志），提升读书工程的品牌影响力，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读书工程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读书氛围。充分利用校报、校广播站、学校网站、基础学院网站等媒体和读书工程微博，来提升读书工程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读书工程。基础学院在创新读书活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在原有常规化、体系化、品牌化的基础上将力求个性化、实效性，努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活动品牌和精品项目。
（五）健全保障机制，使读书工程活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先进的理念需要贯彻落实，还需要有效的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读书工程・读者会”自身组织建设，提供人员保障。制度保障方面，基础学院先期已经出台了《长沙学院基础学院“读书工程”计划的实施方案》和《基础学院学生参与“读书工程”计划的相关规定》。为了保证读书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与进一步贯彻落实，基础学院将进一步研究完善读书工程的相关管理制度，如学分认定相关规定等。资金保障方面，在读书工程后续的实施过程中，要逐渐摆脱单一依赖学院拨款的被动方式，积极主动地通过外联赞助、节俭等方法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学院拿出专门资金购置、补充图书，修缮布置导师值班室，大力营造读书学习的学院文化，为读书工程的实施提供物质基础，使读书工程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白莉莉.开展读书工程，助推大学生人文素养建设[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7）.
肌钙蛋白由肌钙蛋白I、T、C三种亚基构成,文献报道在心肌损伤的生化指标中心肌肌钙蛋白（cTn-I）明显升高[1-3]。我科于2007年8月将该项目的测试用于临床,经过两年多的观察，发现测试结果阳性率过高。为了了解本地区健康人群的肌钙蛋白cTn-I浓度,我们检测了1800名健康人的血清样品以及560份患者血清样品,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正常人群来源为本公司体检人员，经询问病史、体检、心电图、X线胸透等检查无异常者。年龄为20~80岁，共计男性950人，女性850人。病例组为本院住院患者，共560例。
1.2仪器与试剂
1.2.1仪器 采用日本生产的TBA1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2.2试剂 采用太原川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胶乳增强免疫比浊定量测定所用的测定试剂盒。
1.3方法
1.3.1标本采集正常人群抽取空腹静脉血2ml送检。
1.3.2标本测定在TBA-120全自动生化仪上机按试剂说明书要求测定；采用免疫增强比浊法进行测试，测定按盒内说明书严格操作。
2结果
2.1正常人群肌钙蛋白参考值范围的计算根据各年龄组肌钙蛋白均值结果（见表1）计算，20~78岁年龄段正常人群的肌钙蛋白均值(x)为1.072 ng/ml，标准差(s)为0.936，采用标准差单侧值计算法取肌钙蛋白单侧的95为上限，得出肌钙蛋白正常参考值上限值为2.61ng/ml。
2.2肌钙蛋白的参数在不同性别中的比较男女性结果经t检验，P＞0.05。两者无显著性差异(见表2)。
2.3肌钙蛋白的参数在正常人群组与住院患者组间的比较正常人群组分别与AMI组、心血管疾病组进行t检验，P
3讨论
3.1临床反映的肌钙蛋白出现阳性率过高的现象确有存在，这是由于地区差异导致各个实验室的参考值有所不同而造成的。肌钙蛋白上限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1 ng/ml，本资料结果显示，西固地区的肌钙蛋白正常参考值（≤2.61ng/ml）较全国平均水平偏高，不同性别间差异亦无显著性。
根据上述结果，采用标准差单侧值计算法，得出西固地区正常人群的参考值上限为2.61 ng/ml,据此建议将≤上述数值作为参数的正常参考值。
3.2正常人群组与患者组的肌钙蛋白参数经统计学方法处理后,显示有显著性差异,表明本实验所用的肌钙蛋白免疫比浊定量测定方法特异性好,有助于不稳定性心绞痛（UAP）和急性心肌梗塞（AMI）的鉴别诊断。
3.3人心肌肌钙蛋白Ⅰ(cardiac troponin I,cTnI)被定为诊断心肌损伤的确定标志物,具有特异性好、灵敏度高的优点.但由于它在人血清中不稳定、极易被降解和存在形式多样等诸多因素,不同试剂盒对同一份标本的测定结果也会出现显著差异，本实验室采用国产试剂盒，得出的肌钙蛋白的正常参考值较全国水平偏高。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差异，西固地区集中了电厂，炼油化工企业，铝厂等环境污染单位，是导致地域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所选试剂盒的因素。建议在实验数据搜集的过程中，由于该实验所选的国产试剂盒稳定性不好，结果易出现假阳性，所以建议每日监测肌钙蛋白的质控值，以便及时校准。建立本实验室肌钙蛋白的参考范围为临床判断心肌损伤,特别是诊断AMI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31-02
近年来，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流行着一种 “标题党”现象。现在，这种“标题党”现象不仅没有止步于娱乐新闻，反而向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等发起了进攻，文物考古类新闻也没有幸免于难，成为了“标题党”的炮灰，考古也几乎成了“炒古”。本文通过分析“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进而探索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减轻“标题党”现象对文物考古类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
以2000年浙江发现 “彭公大墓”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体就争相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盖规模全国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还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发现：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国王陵”等为标题的考古新闻，而到最后，考古发掘出来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设施。
2001年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配合”下，网上出现了“抚仙湖下惊现‘金字塔’”、“抚仙湖底有座中国‘庞贝古城’”、“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抚仙湖底发现‘水下街道’和‘斗兽场’”等相关标题的考古新闻。但直到现在，抚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遗址还未有明确的科学定论。
2009年底的河南 “曹操墓”事件，媒体和公众对它的关注在2010年还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公共事件。媒体对曹操墓的很多报道都逐渐出现了娱乐化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网络‘认亲’愿提取比对头骨”、“‘千年杯具’曹操是个养猪大户”、“曹操‘寻宝派’盗墓之王”、“揭秘曹操两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务农”、“死后哀荣，曹操不如他爹”等相关新闻标题，使本身严肃的考古学术事件演变成一场闹剧。虽然类似这样的娱乐新闻在曹操墓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这样严肃的公众事件中，赋予曹操墓娱乐的成分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事实上，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还有很多，其伴随的炒作问题也一直危害着社会各界。首先，它的出现违背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背离了新闻追求客观真实的准则，打破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使公众对大众媒体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对媒体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问题严重违反了考古学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破坏了文物考古类新闻应该遵循的客观真实原则，使考古行业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最后，大众媒体的炒作行为使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质产生了偏见甚至是误解，而这种偏见和误解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会让原本严肃科学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丧失其应有的历史厚重感。
（二）“标题党”现象出现在考古领域的原因
首先是媒体自身的局限性。许多媒体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不断在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开辟战场，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争夺战。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媒体之间往往为此产生过度竞争，间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学、不真实的报道，这就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需求，试图使新闻娱乐化、暴力化和猎奇化，从而提高新闻点击率。事实上，考古发掘出土的所谓值钱的金银珠宝并不是衡量考古价值大小的标准，但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对奇珍异宝的关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报道以增加卖点，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公众的“挖宝”心态。
其次是考古行业本身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对媒体行业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区别，他们认为记者会严格按照他们所说的内容来报道，而记者出于新闻撰写的要求又往往无法与其达成一致。考古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常识一般又不为媒体和公众所了解，故而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实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没有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无法招架媒体的追逼和诱问，有时会发表一些并不完全确定的看法或观点。
再次是公众在媒体报道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公众的寻宝心理和猎奇情结往往使其无法正视媒体的不良报道，对一些明显带有“猎奇性”的不真实考古新闻依然趋之若鹜。加之公众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识，往往无法判读考古新闻的真实性与否，常常忽视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上为 “标题党”现象的风行充当了“帮凶”。
鉴于“标题党”现象已经较为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报道，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不应该固步自封、事不关己，而必须勇敢地走出去，争得考古发掘报道的对外话语权。通过与媒体合作，摒弃前嫌，与之共同进行有“原则”的报道。
二、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反映了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摩擦，尽管二者的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这样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学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共性来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证。考古学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而大众媒体的基本准则也是追求客观和真实。考古学与大众媒体都具有认识作用，可以使公众获得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视，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大众媒体的报道也以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
第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文物考古类新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公众对于考古发现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其他学科也试图从考古发现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类新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其新闻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类新闻向公众传播了考古学的常识，促进了文物保护观念的形成，有利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三，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对于媒体、政府和学术界可以带来多赢的结果。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为考古工作和考古传播带来更多的便利，除了传统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外，数字媒体的发展为考古学的传播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与考古学合作可以创造更多的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媒体的影响力也更加广阔；对于地区政府来说，考古新发现一旦通过媒体报道出去，将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为其旅游业和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机，从而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同时其文化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学术界而言，考古发掘成果带来的新材料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给其他学科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三、如何应对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合作的趋势是必然的，我们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从大众媒体角度来说，面对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报道，应该秉持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遵循考古专业和考古新闻的特点，不追逼、不诱问，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此外，大众媒体还应该保证其报道的考古新闻在来源上足够权威，在主题上不能偏离考古学的范畴，在立场上保持客观中立，在倾向上保持学术性和娱乐性的有机契合。大众媒体要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所谓的“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审慎对待，给学术之争以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深入的考证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历史判断的过程往往比较长，媒体要做到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对考古发掘和研究要持续跟进、追踪报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
从考古学界来说，考古工作者应该恪守学术理性，保持独立精神，学会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拒绝浮躁，拒绝炒作，其研究成果应当先刊布于相关的学术刊物，而不是让媒体进行舆论炒作。考古行业要变被动为主动，改变以前被动报道的局面，主动选择能够吸引媒体和公众的考古信息，积极联系媒体，并通过协助媒体来提升考古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总之，我们应当通过努力，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之间信息和人员的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并且以这些人才为核心，促进考古学与媒体的顺利合作，使考古新闻不再被“标题党”现象困扰。
四、结语
“标题党”现象出现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并非偶然，而是与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面对这种现象，作为考古从业者，不应该置之不理，而是应该据理力争，夺得文物考古类新闻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明确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赢的最佳模式，既可以凭借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学性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大众性为公众考古的科学发展增添动力。总之，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们的共性来促进考古学的发展。
[注 释]
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公众考古，也称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尚未对此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高蒙河教授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中认为公众考古是“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姚伟钧、张国超则在《中国公众考古模式概论》中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而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也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核心思想是对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
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起步早、成绩显著。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就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独到观点。然而，苏先生的公众考古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并未付诸专业实践。
一、新闻发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娱乐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设打破古人遗迹，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有关考古新闻的报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闻的报道重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故而属于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同时，新闻报道者对于新闻源的报道，是对考古信息的第二次“发掘”。因此，我们将与公众关系密切的考古新闻报道称之为“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对考古学界敲响了警钟。由于学术界对于新闻渠道的不重视，导致了网络上甚至出现《曹操墓发现小孩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曹操？》等一类假新闻，对考古学科的严肃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使得舆论场上产生“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的窘境。
该事例也说明了社会公众与考古学界一直横亘着一道“知识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过一种名为“知沟”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知沟，并强调这个知沟是由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缩小知沟的解决方案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介。
由此看来，利用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来向社会公众普及考古学常识显得尤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史之时，历史得以公之于众。在深化考古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通过文物观浸价值观，让决策者和公众形成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
当人们正在在如何把控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信息源而犯难之时，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开放的新闻公开机制、多元的新闻渠道、严谨的信息整合流程震惊了新闻业界和考古学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学界还固守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不愿意借助媒体为公众解释历史，那么考古学这门严肃的科学必将难以逃脱被娱乐的命运。
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二、公众考古视域下的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汉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侯国聚落遗址。同时，经历过列侯、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刘贺人生经历更是颇为独特。南昌海昏侯墓园由七座陪葬墓、两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构成，是西汉列侯丧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从2015年末至今，喜欢看新闻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热情。全盛期间，央新闻频道基本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了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工作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阶段成果以来，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热词，独特的传播案例也使其堪称公众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将依据部分网络搜索数据对南昌海昏侯墓的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时段媒体的报道重点、总体呈现的报道特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实际效果等具体情况。（全文数据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样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点）
笔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海昏侯墓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输入“海昏侯”这个关键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数据库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数有将近四百万次之多。然后，笔者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闻报道重点的具体流量情况，专门选取了海昏侯墓马蹄金、汉废帝刘贺、最早的火锅、孔子漆屏风、海昏侯墓黄金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仅为3890次。
我们将通过搜索其它热门关键词进行新闻报道密度的比较。首先，搜索的范围还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条件限定为“关键词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有39万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结果有7620篇，“石渠宝笈展”有1980篇。我们再进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级概念“考古”作为检索对象，也仅仅得到了31万篇报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的新闻报道也仅为17万篇。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闻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宝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业新闻事件，但是它们的报道流量却连一万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却有惊人的39万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国性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是一项关乎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闻事件，其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却能超过这个政策热点，足可以说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跻身舆论场上的社会热点事件。
第三，公众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对于金器的热情远胜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关键词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为3890次。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之下，社会公众对于黄金的热情都盖过了墓主人自身的传奇人生的社会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闻发掘的现实启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一场世界遗产级的文保行动，更是一场各大新闻媒体的“大会师”。各级各类媒体的新闻记者齐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现场周围的宾馆安营扎寨，有的与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闻讲述着这段“过去的故事”。
在这场新闻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团队以其严格的新闻机制、稳健的新闻把关能力应对媒体。虽然媒体蜂拥而至，但是考古发掘机构并没有口不择言，反而是在该沉得住气的时候越发稳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中，考古团队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可谓是慎之又慎。盖棺定论的结论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开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而新闻源的把控更是一直严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会上。
确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刘贺”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实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早在2011年业已开始，但是领队杨军等人把所有新闻线索都保留起来，等到2015年主棺发掘的时候一起公布，从而保证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闻曝光点，增加了公众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认知。
有效的宣传手段使这次考古发掘通过新闻媒体之手成了一场公众“追剧”的典型报道，并对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链”下的相关新闻报道产生了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首先，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实现学科融合。正是由于对于新闻的稳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报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时，由于考古学界与新闻业界存在的学科隔阂，记者因缺乏考古知识对某些新闻线索产生误读、考古学者因不熟悉新闻采写流程而惹出闹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从事公众考古新闻报道报道之时，将考古学知识和新闻学科理论进行整合显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地把新近发生之事实传播给公众。公众考古新闻涉及到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众考古新闻报道中做到客观真实，既是对先人的崇敬，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严格的新闻制度正是遵循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以人为本。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句话在新闻界中同样适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备新闻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而在这“5W1H”中，谁（Who）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报道中，“刘贺”一直是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毕竟，没有人物，就没有笔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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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1-22-C02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笔者于1993年发表的《北京地区农业起源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北京平谷县上宅新石器中期遗址，表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已处于原始农业比较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时期大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初段，即距今8000年左右。因为古气候的研究表明，北京地区距今10000年至8000年的气候比今日略为低湿；自距今8000年以后复转为温暖(3)。国际农业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原始农业起源的一种重要类型是由于环境的强烈变化而形成严酷生活环境对古人类的压力。就北京地区而言，距今8000年以前的低湿气候迫使古人类不得不去尝试种植；距今8000年以后的温暖气候又为这种尝试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种情况和中美洲高地和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原始农业起源的类型比较相似(4)。嗣后，笔者于1998年出版的《北京农业经济史》一书中又进一步更为详尽地阐述了笔者的观点，认为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萌芽时期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末段或中期早段，即距今8000年以前，而其最初出现，大约在距今10000年-8000年前的气候剧变期间。笔者的以上推断和转年遗址的发现不谋而合。超级秘书网
转年遗址的出土石器中最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石容器残片"。众所周知，陶器的生产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原始农业，然后才有了陶器。这已是史学界常识性的观点。但是，正如青铜器是脱胎于陶器一样，陶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照道理推测，显然应是从石器生产中脱胎而来，但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出土石器多为砍砸器和刮削器，绝少见到与陶器类型近似的容器。在北方地区，河北易县和迁西县曾发现出土石容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年代比转年遗址要晚2000年左右，且共存的陶器也呈现出较高的制造水平(6)。显然这两处遗址所处的时代应是陶器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即晚于原始农业刚刚产生的新石器早期。只不过大约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如比较容易取得硬度较低的石材料，从而陶器制作虽然盛行但石容器还处于残留阶段。转年遗址中石容器残片不但和制作技术原始的陶器共存，而且作为农业经济象征的石磨棒、石磨盘也和大量作为狩猎经济象征的细石器共存，这就充分表明了其原始性。其实，大家之所以认为石磨棒、石磨盘是农业加工工具，那是因为这两种石器经常和原始农业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陶器、石镰等农业工具一同出土的缘故。笔者认为，在原始农业刚刚发源的时期乃至在此以前，石磨盘、磨棒应该是采集经济中加工草籽一类野生食物的工具，只不过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由于加工的材料变为谷物，这才成为农业加工工具。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在原始农业起源的时期并没有专门的农业生产工具或加工工具，甚至没有专门煮食的用具。石斧既可以用来狩猎也可以用来垦荒，早期的石镰应当和狩猎经济中的刮削器有某种关系。原始农业起源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应该同时也是狩猎和采集工具，只是在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们才转化为农业生产工具，并在以后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根据需要使器形加以改进，从而使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更加丰富。举例来说，中国早期的刀币和布币的造型是刀和耒耜，这说明在中国商品交换的起源时期作为价值体现的一般等价物是武器和农具。铜制的刀币、布币是脱胎于实物武器和农具而来。当然，这是商业经济已经十分成熟的时期的事情。至于圜钱则是更以后的事情，器型已经抽象化，完全洗脱了武器和农具的痕迹。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在出现陶器以前古人类只能烧或烤食肉类或果类，石制容器的发现证明这种看法有些失之片面。实际的情况是在出现陶器以前古人类已经能够制造石容器煮食物品。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这些石容器又和部分狩猎、采集加工工具如石斧、石磨棒、磨盘一样，转变为最初煮食农产品的炊具。随着原始农业的进步，古人类对石容器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种特殊要求(如蒸食)也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用粘土仿造石容器烧制而成的简陋的原始陶器。转年遗址中出土的原始陶器，不但制造技术简单，属于手捏制一次成型，质量低劣，而且用料也不知筛选，其中夹有大量砂粒和贝壳且颗粒粗大。个别陶片中夹的大砂粒几乎与陶片厚度相等。这些情况为笔者的以上判断提供了证据。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北京怀柔县转年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发现对北京地区的农业考古有以下几点意义：(1)转年遗址出土物体现出原始农业、狩猎、采集几种文化共存的特征可以确定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起源于距今10000年以前。石容器则是由狩猎、采集向以原始陶器为代表的原始农业过渡的器物。石容器是陶器的祖型。(2)转年遗址位于北京北部山间盆地中白河二级阶地。这似乎也可以证明笔者过去对北京原始农业发展的一个推断：即北京地区原始农业是在山区发源并进一步向山前丘陵地带和山前平原台地发展，进而移徙到平原地区的发展轨迹。
注释：
(1)周国兴等：《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6期。
(2)(6)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K87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11-02
一、甘肃岩画研究概况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原始艺术的研究都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原始岩画是一门既显幼稚又显成熟的艺术，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理解原始艺术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规律，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虽然甘肃省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岩画研究情况不容乐观，要认识到与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还很大。
对于甘肃岩画，如果仅从数据测定、断代和简单分类等角度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研究终究无法探寻其文化内涵和精神特征。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考古学领域，也无法复现原始艺术的光辉和人类早期的精神内涵。我们需要加强田野考察能力、对材料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对理论的抽绎能力，孜孜不倦地对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正如弗雷泽所说：“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对于甘肃岩画的研究必须基于图像造型，通过甘肃省的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体系、巫术等各种文化仪式，去探寻其生命活动的深层意义。仔细分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理论体系，每位岩画专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甘肃省岩画的研究也应因地制宜，根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建立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还需要独到的研究方式、方法。原始资料的积累需要岩画高清照片数据库的建立，其中还包括每张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的确认。这对于甘肃省的研究人员来说，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甘肃省岩画分布地较分散，数量较大，情况较为复杂，会面临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原始艺术的研究现在已进入到一些复杂的理论框架中……对于原始社会、原始艺术家的目的、意图的研究和解释，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而且，不断变化的研究态度、方法及技术手段都已使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从群体发展到对个别艺术家以及他的审美观的研究。”②也就是说，对于甘肃省岩画的研究必须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方法。细分全国其他省份的岩画手法，我们不难发现每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心理、形态、方法和规律。
二、甘肃岩画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肃省岩画的构成形式、造型形态，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创作心态和原始意识，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环节。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几下几种。
第一，图像学方法。岩画可以说是一门边缘性学科，是美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美术学图像学的角度去分析甘肃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规律是研究原始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图像学的方法出发可以发现甘肃省岩画自身独有的造型特点和创作手法，只有对岩画本身的题材、内容、形式、造型特点等进行细致研究，才能显现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
第二，考古学方法。历史是研究原始艺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传统研究都是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岩画的。当然，甘肃省岩画研究也要构筑于考古学文化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原始艺术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还是无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创作心理与原始艺术的精神形态。这种人类早期精神内涵还是不能完全通过硬性的古文化来印证的。
第三，民族学方法。对于甘肃省原始人类审美意识和精神内涵的研究还需借鉴民族学方法。我们要从繁杂的图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区岩画造型形态的手法和特点，其方法就是将许多复杂现象反复做比较。正如格罗塞在他的《艺术起源》中所说：“艺术科学，和其他全靠观察作基础的科学所处地位一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证明，甚至全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禅厌烦地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③将归纳总结出来的要素放在甘肃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结合甘肃省特殊的地理情况才能印证原始人的创造心理和审美精神内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确定一件原始艺术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学方法。对于原始人来说，无论创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们的精神产物。那么，对于岩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人类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始岩画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结合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也正是这种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岩画具有了强烈的神秘感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第五，人类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类各种精神形式的发展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以此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在我们试图确立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意义时，必须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整体特征，注意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的各类精神形式的具体内容，然后探寻造型艺术所发生的复杂关系。
因此，我们要对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进行全方位研究，以独特的方法演绎出蕴藏在原始艺术中的精神内涵。
甘肃岩画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对甘肃岩画进行抢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甘肃还没有专业的高层次岩画研究团队，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岩画保护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岩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肃靖远吴家川千年岩画受风吹雨蚀和人为破坏严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强保护。从最初发现到现在的20多年，这里的岩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清晰的图像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岩画周围刻画了他们自己的“杰作”。还有嘉峪关黑山峡的崖壁上，分布着自战国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共计150多幅。1981年，这些岩画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宝贝长期以来屡遭人为破坏，一些画面或脱落或被盗割。除了人为破坏外，自然因素也对岩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由于受技术和资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难找到有效的保护方法。可以说，在岩画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甘肃还是个空白。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除了要参考学习其他省份的方法外，还要根据自身地理特点，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三、甘肃岩画保护措施
甘肃岩画究其破坏原因主要有两种：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针对这些破坏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第一，坚持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使得岩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应加强岩画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周边绿化环境，避免现代化的过度开发对岩画造成的破坏。
第二，建立甘肃岩画博物馆。应针对一些能够被移走的岩画建立博物馆，在馆内模仿当时岩画存在地的现状来放置岩画，使它们重现田野里的原始情况，给学者的研究和参观者提供最能接近它们原来表现形式的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岩画一旦离开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创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显然就失去了意义。对于无法移动的除了在当地尽量保护以外，还要在博物馆内陈设仿真品。另外，馆内应有一套完整的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除了省内所有岩画的高清照片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技术取得岩画图像摹本。
第三，以各种形式向当地人介绍岩画的重要性，让他们树立岩画保护意识。人为的破坏是导致岩画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从思想上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到岩画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当地的教育机构，通过学校以教学的方式宣传岩画的有关常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保护岩画的观念。
第四，定期举办甘肃岩画文化节。当地媒体应该经常向广大受众大量宣传有关岩画的情况，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让甘肃省居民为生活在一个岩画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举办甘肃岩画学术研讨会。有关部门应定期组织研究人员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外省学者来做讲座，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时交流，还可以督促甘肃省研究人员积极研究。
目前甘肃岩画研究正处于暂时的低迷状态，但有关的研究工作却从没停止，也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经常还听到有关甘肃省岩画的报道，这些新进展一定会为甘肃岩画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 释]
①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0页。
③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参考文献]
[1]陈兆复.古代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我们许多人都怀揣着对文学的想象,进入文学的殿堂,瞻仰文学展示给我们的境相。又有许多人为着这样的梦想,进而走近对文学的研究。抱着这样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纯文学”的梦想,我们都曾为张爱玲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而思绪缠绕;为沈从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庙”而牵动我们文学的向往;钱钟书的“围城”也让我们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学者的幽默。晚近,个人化写作为文学竖起私人空间,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生代……,接连着我们的文学想象。
我们一直以为文学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统一性与永恒本性永远不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我们骄傲于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有对文学的悟性,我们钟情、品读的文学想当然的与众不同。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都把“知识”与“思想”独立于社会,唯有它们是远离“政治”与“历史”的。我们以为“纯文学”是我们一个不朽的梦,于是我们就用“纯文学”构起了我们的精神象牙塔。
李杨受福柯“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启发,来发现文学史写作中的权利(即“现代性”)与知识的关系。他的发现让我们震惊,颠覆了我们以往关于此的知识结构。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大部分的批评家都把“印象批评”作为一贯的批评原则,并视为我们批评的圭臬,但是李杨认为这种“印象”已不是我们意识当中的“印象”。这些“印象”同我们一贯自命自己的审美体验和个体的独特个性一道,其实与我们的知识层垒与个人的经历有脱不了的干系。李杨帮我们完成了我们那副神秘负累的解构。我们常常会遇到对你价值视野范围外的知识的价值考量,经常的一个感触是,事后回想如果我们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许会发现它们同样独闪异彩,这常常让我们疑惑。这里知识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对文学的每一次诠释都是试图关闭一个有无穷无尽生产能力的源泉。”“要真正化解这种冲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立场与信仰历史化和知识化。”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以价值论的方法界定“文学”,而应该代之以历史的方法考察“文学”,将“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我们有时也会疑惑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李杨告诉我们要做的是“去经典化”,“本无所谓‘真正’伟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学。”“知识考古学”启迪我们不要再纠缠于肯定或否定某种价值度量,去追寻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这是其产生的意义。
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主要产于中国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适应高寒生态条件，耐粗、耐劳，善走陡坡险路、雪山沼泽，能游渡江河激流，有“高原之舟”之称。“牦牛”在史籍中写作旄牛、髦牛、氂牛，都是指生活在西南边地的旄牛部落或地产牦牛。《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这里旄牛与髦牛同指特产之牦牛，特别注意的是筰马牦牛是作为一起和僰僮对应而言。《汉书•地理志》载：“旄牛县，鲜水出儌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儌外，南至大筰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刘琳注《常志》记牦牛县：“本旄牛夷之地，汉武帝开为县。”这里的旄牛指的是旄牛夷部落，与太史公著《西南夷列传》时代约同。牦牛作为部落，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蒙默先生把羌、夷做不同族群以区别看待。《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的“氂（髦）牛种，越巂羌”和《后汉书•莋都夷传》所载“旄牛，主徼外夷”〔10〕。另一观点认为：夷是泛称，泛指西南古代少数族群①。故“氂（髦）牛种，越巂羌”和“旄牛，主徼外夷”，都是指生活在西南古代少数族群。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夷是泛称，可以不将“氂（髦）牛种，越巂羌”和“旄牛，主徼外夷”区别看待。牦牛作为西南古代少数族群也和地产牦牛有关，大致是牦牛部落是以放牧牦牛而著称于世，所以也就以之命名族名。
（二）文献上的筰与牦牛联系
筰和牦牛的关系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十分密切，《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南越破后，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后汉书•筰都夷传》载：“元鼎六年，以（筰都）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武帝元鼎六年置沈黎郡，治所在笮都县（今四川汉源东北）。后至天汉四年罢郡，置蜀郡西部都尉，其一治旄牛，主儌外羌人。其一治青衣，主汉人，汉灵帝时又改为汉嘉郡。《华阳国志•汉嘉郡》记载：“辖汉嘉县、徙阳县、严道县、旄牛县。”秦汉时期，沈黎郡治所筰都（县）作为地名难见于东汉以后文献记载②。但是从沈黎郡到蜀郡西部两都尉再到汉嘉郡，可以看出旄牛县一直存在，而且是作为汉化之外的儌外夷。从以上文献中也能看出，牦牛生活在原筰都所在地域内。牦牛作为族群却不记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而仅是记地产之牦牛。这一现象出现并不是不可理解，或者断言西南夷中没有牦牛族群。首先，司马迁时代牦牛作为西南夷一个部落是存在的，这在《后汉书•笮都夷传》有明确答案，太史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其次，司马迁知而不载旄牛部落的意图约有两种可能：一是牦牛种属于所记述的诸多西南夷族群中的一支；二是牦牛种就是某个所记述的西南夷族群，而且这两种认识在当时都应是熟知的常识〔11〕。《西南夷列传》载：“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筰州本西蜀儌外，曰猫羌（巂）。”〔12〕这里的猫和髦、牦音同，猫羌当是牦牛羌，也就是筰人〔13〕③。民族地区的地名、水名往往反应出重要历史信息，雅砻江上游“扎曲河”和澜沧江上游的“扎曲河”，在藏语中同音词的意思就是“牦牛江”，雅砻江的“雅砻”在民族语的发音就近似牦牛词音。雅砻江古称“若水”和其上游“扎曲河”以及“筰”，其中“若-扎-筰”都是音近的，都是指牦牛④。刘琳注旄牛县引《方舆纪要》卷七十三：“旄牛城在黎州千户所（汉源之清溪）南”和《水经注•沫水》：“沫水（大渡河）出广柔儌外，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巂零道县（甘洛一带）。”〔14〕这与《史记》载：“以筰都⑤（今四川汉源东北）为沈黎郡”的筰都地理位置十分相近，大致是今汉源大树堡、九襄一带，它是旄牛县也是筰都县。李绍明先生在《简论牦牛文化与牦牛经济》文中，引证了清代纪昀按《水经注•江水》说：“筰都即牦牛县，亦曰牦牛道，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县南部。”这条史料也说明了筰都和牦牛关系十分密切〔15〕。段渝师在《四川通史•先秦卷》中也认为：“筰都是旄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并认为筰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到大渡河流域的一支〔16〕。综合以上对古代筰都和牦牛的几点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认识：古代西南筰人和旄牛部落关系十分相近，几乎是同一古族群。
（三）筰、旄牛的活动范围
前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以筰都为沈黎郡”，筰都地望在汉源大渡河沿岸大树堡、九襄一带。《后汉书•筰都夷传》载：“元鼎六年，以（筰都）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此处可见，牦牛活动的地域不在汉人聚居区的青衣江流域。《汉书•地理志》载：“旄牛县，鲜水（雅砻江上游）出儌外，南入若水（雅砻江）。若水亦出儌外，南至大筰入绳（金沙江），过郡二，行千六百里。”此处文献所载牦牛范围大致在雅砻江上游至下游和金沙江相汇。《汉书•地理志》：“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十五……定莋，出盐……莋秦，大莋，（姑复）临池泽在南。”越巂郡所辖的三筰地域，据考大莋在今盐边、攀枝花；定莋在今盐源县；莋秦在今冕宁县，三筰都在雅砻江中下游地区〔17〕。又《后汉书•安帝纪》引《华阳国志》云：“牦牛县在邛崃山表。”同书《笮都夷传》记载的天汉四年罢沈黎郡置蜀郡西部都尉，其一治旄牛，主儌外羌，其一治青衣，主汉人。两条文献合释，可以看出旄牛族群范围不会到达青衣江流域，而且多在古邛崃山（今大相岭）以西。以上诸条记载都可以看出旄牛、筰人的活动地域范围达到雅砻江流域、大渡河中游、邛崃山（大相岭）。刘琳先生也认为筰人活动范围包括了今汉源、石棉、泸定、康定、九龙、道符、雅江诸县〔18〕。
（四）考古上筰与牦牛关系
殷商时期中叶，殷人在前人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青铜文化；同时，亦是在前人创造的符号、文字、绘画等文化基础上，经过总结、发展后又创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开创了中国以文字载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为华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统(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构字法则已经具备了)，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宗教等历史信息和汉字起源的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其契刻流传的载体——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誉为中国的国宝，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下，已蔚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且已呈显学之势。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记载，因此，有关甲骨文契刻时的状态，困扰了甲骨学界数十年之久。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对甲骨文的契刻状态作了如下论断：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的怀疑涣然冰释了。”
《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首先发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继而转载在《考古学报》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编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时，经郭老校阅和订正，删去原书中八篇论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论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足见郭老对此文的重视。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时候，还对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类、格式、规律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时候，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的“此论”一经发表，便被甲骨学界奉为圭臬——并被作为郭老对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贡献，广为载传。
余生也晚，故无缘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辈大师学习、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实的学术精神，对甲骨文厚爱有加。所以，当多年前在《 考古 》杂志上读到郭沫若先生“此论”时，瞬间在脑海中产生了一丝疑问，但一闪而过；今重温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再读到此章节时，当年的疑问不禁又浮出脑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潜心于斯，经过大量的参考、研究、求证后，今将观点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请前贤师长不吝赐教。
首先，我们姑且不论殷商时期能否制造、生产酸性溶液（在盘庚徙殷，至纣灭亡的273年的甲骨文历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论，那么是不能用“偶然发现”来解释酸性溶液的产生的），并且应用于对于殷商统治者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占卜仪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来验证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论。
现在我们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给我们的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龟腹甲、龟背甲
2、牛头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头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头骨等
B 卜辞的体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写的卜辞也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格式或体例。即某某日，某个史官或王贞问，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应验了还要把应验情况补刻上去。 所以一条完整的卜辞，常由叙辞（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
略举例如下：（请看叙辞与验辞之间的时间间隔）
1、叙占命验
[叙辞] 戊子卜， ，[命辞] 贞帝及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辞]王 曰:“丁雨，不辛。[验辞]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叙命验
[叙辞] 甲申卜 ，，[命辞] 贞帚 (妇) 好冥（娩），不
其 （嘉）？[验辞]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验
[命辞]贞其有疾？[占辞]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验辞]旬又七日庚申丧黾。（《乙》4130）
（为电脑中所无之字，但考虑到对本文论点无大碍，故未拼写）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现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异日卜
3、异人同日卜
4、异人异日卜
5、与卜日不同时间的验辞
略举例如下：
癸卯王卜，贞……甲辰阳甲。
癸丑王卜，贞……吉。
癸亥王卜，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贞……吉。
癸未王卜，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贞……吉。（《合集》35756）
此七条异日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条异日、异人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贞帚 (妇)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条卜辞的验辞时间与贞卜时间不在同时日[包括郭老较早发现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辞在内，这种贞、验不同日的卜辞，在甲骨文中不胜枚举]。
经过综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结合郭老的论点，我们得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甲骨经酸性溶液泡制、软化的过程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前，还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后——契刻文字前？须知甲骨经酸泡制、软化的过程发生在占卜前与发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虽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应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现的“兆象”效果则必不相同。因为占卜中最关键的程序——灼，会因占卜甲骨的干湿、软硬程度出现天壤之别。也就是说，通过人为的浸泡、软化后，该占卜用的甲骨还能否体验上天的意思。这一点至关重要，贞人是如何解释的呢？
二、面对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来说，对大量需求的龟甲与兽骨是统一泡制、还是分别泡制？殷人如何测试酸性溶液的浓度，以保证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软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蚀得无法使用的最佳状态呢？如果是统一泡制，必然会因其材质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现下例状况：即在同一时间内有的甲骨软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软化过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则尚未软化到堪用；如果分别泡制，又怎知何时、何人贞卜？又各需要多少龟甲、兽骨？这种情理之中的问题，贞人是如何掌控的（难道贞人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内不同时间占卜的前辞或验辞，试问在这段间隔时间内已契刻文字的该甲骨处于何种状态——是继续入酸泡制、还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继续泡制、软化，则该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蚀的不堪续用。即使勉强可用，则前后契刻的卜辞必会因甲骨的继续软化而出现不同状态；如果处于干燥状态，则与前面软化后契刻的文字状况还是不能统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说该甲骨无论处于何种状况，都会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与前次契刻状况不同的迹象，而这个迹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学者在百余年的时间中尚未发现的，为什么？
勿庸讳言，如果我们不否认——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过程结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档案记录，那么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是郭老的论点所无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关甲骨卜辞与文献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专家、学者对其的研究：
《礼记·表记》：“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简化字，后同）龟，祭祀先卜。”
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学者认为此乃祭祀龟甲牛骨之事，谓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经过一种祭典而后启用，即《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宾认为生龟之处理，先经过 、衅、祓，然后杀龟，并引《新获卜辞写本》381号“龟三牛”一辞证明殷人确有龟之祭（，与前同）。
祭祀究竟在杀龟之前，还是在初步整修以后？还可以研究。但为求其灵验起见，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甲骨学史》)。
由专家、学者对文献及卜辞的研究，我们得知：遵神的殷人为了求其灵验——让占卜的“兆象”充分体现天意，连龟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产生用酸泡制软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动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无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结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也好——没有经酸泡制软化也好，都是我们根据对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见仁见智的推测。由于我们无法还原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技术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证。
考古学是门严谨的科学。那么，如何验证某个见仁见智的论点正确与否，或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笔者认为，这种检验必须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这样才不至于陷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当局者迷的状态。通过对大量的史前时期骨器、玉器的参考、研究，我们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文明肇始的时代。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头与人类猎食动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为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础性材料，伴随着先人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劳动加思想创造了艺术。古人在劳动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甚至直接在劳动工具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传统思想认为：史前艺术可根据其创作载体分类归纳为“可移动艺术”（Mobiliary Art）或称“器物艺术”（Home or Chattel Art）和“岩洞艺术”（Lare Art）两大类（“可移动艺术”或“器物艺术”是指能携带的雕刻作品和装饰品）。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器物艺术”（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境内的南北两地几乎同时产生两支都以玉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个以石攻玉的时代是不可能制造生产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产生过——因自然发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们亦不可能产生将其应用在骨器、玉器制作过程中的思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不同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艺术品。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阴线雕刻技法与殷商时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这两支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号（不与花纹混淆的、刻划位置特殊的）、图案——雕刻得细若发丝的不胜枚举。从这些细若发丝甚或比发丝还细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观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迹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相互印证，使我们可以更加科学的研究其工艺特征[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我国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别为：软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玛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岩矿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岩玉的硬度变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间，通常在摩氏4左右；独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为骨雕材质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为钙、磷等矿物质，主要是钙的磷酸盐，包括结晶的羟基酸灰石和无定形的磷酸钙，其余成分为有机质，主要是胶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岩矿物制作的细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胜任的]。
又据考古发现，在河南省贾湖的裴李岗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发现了十数个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知：我们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在坚硬的龟甲上契刻符号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人们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时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细图案的工艺技术（这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发展、延续历程中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承），那么要在龟甲、兽骨上刻出细致精巧的图案、符号（广义的文字），虽不至于说易如反掌，也应当是绰绰有余的吧！这一点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证实。
史实面前，任何设想或辩解都是枉然的！
通过对以上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实在我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众多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雕刻艺术品发现了；欧洲一些国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艺术品的历史，远的可达到30000年之久），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能够在甲骨、玉石上熟练地契刻“文字”符号或其他的艺术形象了，而这个时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时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对经过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见的甲骨文，笔者更倾向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没有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
上述的问题和结论告诉我们，显然郭老认为：只有在软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样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细腻、凝结、坚实的材质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细致的图案。而在软化、疏松的材质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细致则是很难的——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这从保存到现在的——古代非金属雕刻艺术品（无论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艺术品，还是大型的雕刻艺术品），都是由象牙、骨头、紫檀木、黄花梨木等坚硬、细腻的材质制作的事实中，一样可以得到佐证。
大量的事实和问题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无须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为老一辈甲骨文研究专家，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经历了甲骨学史上整整五十个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着大胆创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学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作斗争”），在甲骨文的释解考证、分期断代、编纂流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建国以后，先生在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养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虽然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似有所误，但这丝毫无损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学术成就。因为同他在中国历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业绩相比，这个结论的失误，如沧海一粟；因为我们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师托在他们的肩上学习、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我们的观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辈学者更加优越、更加科学，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发现和成果，才是对老一辈师长的最好纪念。
图1、良渚文化象牙雕飞鸟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饰 4、红山文化C字龙 5、红山文化玉人面 6、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 7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参考文献
《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1956年
《殷墟文字乙编》董作宾编著 科学出版社1948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纂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甲骨学小词典》 孟世凯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年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中国甲骨学史》 吴浩坤、潘 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华远古史》 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舞阳贾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考 古》杂志 1972年3期
《良渚古玉》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年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 周 膺 吴 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宝石和玉石》 栾秉傲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国古代美术史》 李 浴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