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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领导者，我们必须认识到把宽与严作为自己管理的风格，赏与罚作为管理的手段。领导者在团队管理过程中，只有科学、能动地展示宽与严的风格，合理、有效地运用赏与罚的手段，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一、宽严相济的涵义
宽应当是管理者的一种风度，一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管理者对于自己手下成员不可无宽，无宽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严则是一种威仪，一种力量，一种说一不二的坚定。对被管理者不可不严，不严则不能立威，不能立威则政令不行，松散如散沙，亦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宽严的运用我们一定要注意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精神实质。宽，绝不能宽大无边，法外施恩。严，不能无限拔高。凌驾于集体，脱离集体，俯视集体。宽严相济的管理，即指：“宽”和“严”必须做到相辅相成，相互协作，准确适度。宽是相对于严而言的，没有严就无所谓宽。严是宽的前提和基础，宽是严的对应性结果。只有把宽与严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理解了宽严相济管理的真谛。
二、宽严相济中的“严”的要求
《菜根谭》中讲到，“先严后宽者，人感其恩；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所以在刚进行管理时要示以威严，以之立望。如若团队中各人员不把领导者放在眼里，则一切规章制度便无法落实。首先要严于律己，做到“正其人，先正其身”，得到手下成员们一致认可。要做到严则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一）管理制度的建立必须“严”。
制度作为保护团体正常运行秩序的一道有利屏障，必须编织起严密的规章制度。凡是破坏正常制度，有违规违纪者，必须纳入这张法网中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符合这个团体实际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做保证，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痴人说梦。
（二）管理制度的执行必须“严”。
在团体各种活动中，必须严格依照制度法规的规定去处理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不能使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游离于管理制度这张法网之外。在落实各规章制度时，必须准确理解制度建立的精神和原意。对应当追究的责任一定要一追到底，对于不同程度的错误必须严格根据制度规定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严格的制度执行是行政管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
（三）作风态度上要严肃。
“严”即要认真，不放松，作风要严谨，态度要严肃，纪律制度要严明严格。作为领导者，首先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日常工作上要严格要求，奉行严于律己准则。在此基础上管理他人，在思想上使他们做到不放松，有过硬严谨的作风而不使其成为一盘散沙，无政府主义。出现放羊现象，保证团体的聚合力。
三、宽严相济中的“宽”的要求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任何场合团体的规章制度都必须严格落实。但严宽必须相济，不能一味严而不知宽。“宽”即要宽容宽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生活中宽容，营造宽容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不打击成员们的积极性。
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的同时领导者应该注意要情感管理，积极打造亲情氛围，建立家庭式管理至关重要。将自己融入这个集体中，在生活中多关心手下成员，尤其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提倡建立友善、快乐、合作式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命令与被命令式的关系，只有干群关系和谐，做到及时沟通，互相理解，才能使各种指示顺利有序的执行。
（二）思想上宽容，但不影响行动上的严格，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如今价值趋向多元化实际上源于思想认识的多元化，行动方式的多元化也源于思想认识的多元化。在团队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个体，我们不能强制他们进行统一而应在制度的屏障下让他们自由发展，为他们的存在创造宽松人文环境，给他们个性的展示创造一个舞台，打造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使他们能够并敢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进行筛选研究，选择有用的、上进的、对团队有帮组的想法。
（三）待人要宽容，做到和而不同。
总的来看，课程改革是在步步深入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背景和条件不同，课程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同，所以，各个地区和学校课堂教学的状况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已进入以增强效能为重点的阶段，多数仍处在以模式探索为重点的阶段，有的长期进行理念启蒙，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仍然以陈旧的教学方式主导课堂教学。
当前，要深化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着力于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实效性的研究，努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课程改革同一切改革一样，工具价值必须服从于它的目标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关注课改的既定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推进应当有助于解决原有的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与心理素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最终取得提高全体学生全面素质的实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将工具价值转换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价值。
刘延东同志主抓教育工作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转变观念中改革创新，在更新思路中真抓实干，在大胆实践中破解难题。这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非常好的诠释。
为了增强课程改革的实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们应当深化对课程改革的目标、对象和途径的研究。对目标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处理好启迪智慧与培养道德的关系；对对象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从以学生的整体为主体转向以学生的个别为主体；对途径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在把握所有学科共通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把握学科教学的特殊规律，探索各个学科所特有的方法与途径。
一、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我们有必要由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反思教育目标的达成度。
太原市团市委在对全市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现代教育中‘轻道德重智力’问题在我市日趋明显。”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乐于助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仍为未成年人广泛推崇，但中小学生在金钱观念、职业向往和学习目的等方面存在功利性。有18.9％的未成年人认为，金钱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31.6％的人不愿意当普通劳动者，脑力劳动、收入高的职业是中小学生职业向往的热点。只有23.8％的中小学生选择了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而近六成的中小学生把“未来有个好职业、高收入、过舒适生活”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青少年总体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德行为约束不够，不敢坚持正义。49.4％的学生“在一般情况下不闯红灯，急的时候也会闯”；32.9％的学生选择“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损坏公共设施时别管他，与我无关”；当“与同学发生冲突时”，只有54.9％的人选择“主动和解，搞好关系”。
我们再来看两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一个是源于中小学教育资源站的案例：有一个班的部分同学竟然在教室里出租书籍和电脑游戏光盘。一本书以它的厚薄定租金，少至三角，多至一元。光盘三元。“经营者”说是“财源滚滚”、“生意兴隆”。租者认为挺合算，花几角钱就可以看一本书，三元钱就可以安装游戏软件；出租者认为书看过后不用可惜，光盘安装后没用更可惜，租出去，可以赚点小钱。
另一个是源于浙江省一所小学的案例。讲的是观看影片《白毛女》后，教师要求学生写观后感。有的学生指责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钱不还，还有劳人家上门去讨，真不应该，有的说喜儿也真是太傻，人家黄世仁那么有钱，干吗不肯嫁给他；有的说那个大春也太不识趣，家里无钱无权，还想娶美女。
首都师范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在《2007年北京市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发展测评报告》中，就高中学生的价值观状况得出这样的印象：(1)现代意识强，现代性比较突出。对科学、公正、民主与法制价值高度认可。(2)责任意识较强。能较好地体会个人责任与国家命运的关系。(3)有一定的尊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关心、照顾父母。在与他人相处，特别是与老师、邻居、来访客人相处时，表现出较好的尊重态度，但对同伴与父母的尊重稍差。(4)人生价值意识呈现多样性。关于人生价值观，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出现多种答案。有的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也有相当多的学生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六成学生把金钱、地位、名誉和权力放在后面。(5)独立意识与依赖意识并存。在争取进步时，具有较强的独立观念，热衷于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合作观念、较好的乐群性和开放性。但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独立承受和解决问题的观念薄弱。呈现出高中学生依赖性与独立织的复杂现象。(6)诚信意识非常淡漠。对诚信的认同与践行都十分薄弱。只有23.9％的学生没有抄袭过作业，有一半学生在考试中做过弊，有的对抄袭作业是否属于诚信问题存在异议。(7)创新精神普遍缺失。普遍依赖权威知识，满足于掌握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缺乏对课本知识的理性反思，对问题多种途径的解决缺乏探索欲望。
学生的价值观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也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教育的效能。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正处于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主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封建价值观等多种价值观并存。主流价值观是我国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进步价值观的融合。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并将这种导向贯串于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年轻作家韩寒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的第一次说谎常常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这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活动本身是否会产生负效应?
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启迪智慧，一方面要弘扬道德，而在现实中，一些启迪智慧的教学活动有时会有悖于弘扬道德。
以下我们从两节有争议的课看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这样一节小学语文课：教
师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讲《灰姑娘》。分析课文后，教师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你是灰姑娘的继母，你是让灰姑娘去参加舞会，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参加舞会?结果，多数学生回答，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教师说，这说明继母的做法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这节课曾被不少专家评为“好课”，因为它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只让学生拓展思路而不引导学生明辨是非，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这种工具的水平提高了，但教学生如何做人的价值目标却迷失了。
在广东某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课堂上，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也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有些人提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教师解释说，这是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今年4月我到美国访问时见到一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专家，向他求证，他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当时参与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位专家，即美国Upubfic教育咨询公司总裁迈克・波，他说：道德比智慧更重要，如果说智慧应该多一点的话，那么，多出来的那一点就是要懂得“道德比智慧更重要”。
这两节有争议的课说明，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重视了启迪智慧，重视了启发式教学，但并不意味着培养人的目标都能实现。要深化课程改革、增强实效性，就必须关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与引导学生明辨是非两者结合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全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刘延东同志前不久在谈到文化问题时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这是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启迪智慧与弘扬道德的统一等问题时应该关注的一个思路。
美国学者拉思在《价值与教学》中谈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按他个人的价值观行事，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抓住价值观，发展学生的道德意识、判断和选择能力。要让学生在内部的道德冲突中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反对公式化的说教和死板的灌输。”
因此，正确处理智慧与道德的关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是增强教育效能的重要课题。
二、在大班编制背景下，坚持个别化教学的探索
大班编制与个别化教学是一对矛盾，两者的统一是一个难题。
汶川地震救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口号就是“决不抛弃，永不放弃”，“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我们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把这两个口号贯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那就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
基础教育不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如同过去有人把“为人民服务”与为每个具体的人服务分开来一样，我们在课改中，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把“以学生为主体”与为一个个具体的学生的发展服务分开来。
1900年，法国的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奈成功地发明了“智商测试”，测试的结果被称为“智商”。而常识告诉我们，许多被认为是智商高的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未必有成就，而有些被认为是智商低的人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学术上的成就。智商理论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单一的智能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对很多问题作出解释。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专家提出了多元的智能理论，以回答单一的智能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心理学家戴维・韦克斯勒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心理学家巴布娜・柳纳1960年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1983年出版了《智能结构》一书，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情商》一书。心理学家斯腾伯格于1997年提出了成功智力的概念。
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智力是多元的。这就大大扩充了智力的内涵，使我们能够超越传统的智力测验的范畴，对人的智力水平作出评价，不以智力测验的结果作为衡量智力高低的唯一依据。
但是，传统的、单一的智力理论在上个世纪对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学校观，即学生的智商水平差不多，因此可以以班级授课为学校的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评价观，即智商高的人就是潜力大的人；产生了一种学生观，即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只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评价标准，只通过传授学业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这样，不仅对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而且也从整体上导致了学校教育以片面追求学业成绩为目的。
多元智能理论被教育领域借鉴以后，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对人的更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优势智能。学生没有“不好”，只有“不同”。人人都能成功，都有成才的潜能。所以我们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优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缺点。在深化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不同学生智能结构类型的差别，通过创造适合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使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开发。即通过因材施教，达到人尽其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末，法国教育思考委员会向法国政府建议的教育改革目标是“让失败率为零”。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其重点是不让可能掉队的孩子掉队；2006年，布什实施《美国竞争力计划》，其重点在于不让天才学生掉队。2006年12月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伯明翰的特色学校与学园信托大会上讲话时说：“当今教育的要旨是个性化学习，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儿童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能力。”英国特色学校促进会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好的教育能教人变好，好的教育能够改变人的生活。教育好一个孩子，你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教育不好，他可能一生中都得不到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各国政府在新世纪提出的口号，都将教育的关注点放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上。
“教有法，无定法”。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是适应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因材施教。适合学生发展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要努力实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要推进大班化背景下的个性化教学的研究。特别是要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学生――要研究学生的共性特点，特别是现代学生的新特点。要研究分层分类教学的问题，研究班级学生的主要层次、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要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加强班主任
对学生个案的研究以及跨学科团队对学生个案的研究。当然，更为理想的是进行全员性的个别教学，创造条件，实现新形势下的复式教学。
我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西澳洲的尼德兰小学听了一节语文课，内容是讲马可波罗。这个班共有20多个学生，教师在授课时特别关注不同学生的需要，共发了6种自学提纲。我想，如果我们的教师也能像他们那样，将关注点转向研究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那么，我们课堂教学的效能就会大大提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在《中国杂技：仅有高难唯美是不够的》一文中谈到：“我国杂技演员对演出节目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对观众的关注，这是国外马戏和中国杂技最大的区别。”他曾经在加拿大观看太阳马戏团的演出。4个多小时的表演，“小朋友们看得眼睛都发绿了，家长拉他们回家，小朋友都不走”，这是因为，整台节目调动了小朋友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太有趣了。“杂技本身从‘耍把戏卖艺、牵猴撂地’走来，是地道的‘草根’艺术，进入剧场演出后也要回归大众。”我们现在的做课、评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教师做了一节非常精巧的课，获得了专家的好评，但实际上，教师与学生并没有更多的心灵上的交流。我们切不可满足于拿出一节唯美的课，而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
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总体不足，或者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所以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初中51％以上是大班或超大班。近年来，城市地区大班额现象更为突出。这使得我们难以进行个别化教学。因此，逐步减少班额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短时期内使班额大幅度减少是难以实现的，况且，仅仅减小班额是远远不够的。2008年4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教育方法比“小班化”更重要》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班额小并非意味着教学方法好，只有小班额，而不调整教学方法是不行的。比如：麦迪逊大学的亚当・盖莫伦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班额变小后，教师的教学方法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的教师很好地利用了小班额的优势，而有的教师没有。各种情况都存在。”康奈尔大学的罗纳德・艾伦伯格研究团队发现，只要教师调整了教学方法，减少班额的潜在益处就会比现在观察到的大。英国教育专家、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迪伦・威廉认为，“使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性价比是减少班额的20倍。”
我国目前的正常班额已是国外的大班额，甚至是超大班额，因此，在严格执行有关限定班额的各项规定的同时，增强个性化教学的意识，加强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改进与创新教学方法，是大班额背景下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
三、在普及课改通识理念的过程中，坚持加强学科建设
学科教学研究是当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学科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我们在前一时期着重于普及关于课改的通识理念是必要的，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一些同志忽视学科特点，用一般性原则对待所有学科的教学。
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曾提出教师应具备7类专业知识，即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知识，教育背景知识，教育目标、目的和价值观及其哲学和历史背景知识。他认为，这7类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学科教学知识。
2007年3月，中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小学数学教学的研讨会。在对中日两国11节课做比较后我们发现，两国教师在学科教学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从教学目标的排序看，日方把兴趣放在第一位，而中方把知识与技能放在第一位。从内容编排与设计看，日方的教科书更像故事书，教学容量小、进度慢，而中方的教科书就是教科书，教学密度大、进度快。从数学思想方法上看，日方止于感悟，不系统总结、点破，而中方则终于归纳，注重总结与点破。从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方面看，日方的师生之间是朋友共享的关系，而中方是师生互动的关系。从教学活动的设计上看，日方是一节课一个活动，教学内容蕴涵于全部活动过程中，而中方是在一些不同的关键点上设计一些非常精巧的活动。从教学手段上看，我们比较重视使用ICT手段辅助教学，而日方比较重视就地取材，多使用普通的原始教具。从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估方面看，日方最终的客观评价比较少，主观评价比较多，重视学生在活动中的兴趣与参与，而中方最终评估教学效果的方法是做练习题，通过客观测验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点，注重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反思。
这种比较很难看出孰优孰劣，但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学科的理解和认识是存在差异的。
近几年，一些学校在学科建设方面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北京四中在全体数学教师中统一了数学教学的理念，提出了全面数学教学观，并将这种数学教学观作为数学学科建设的基础。这个数学教学观充分体现出几个特点：(1)统一性。他们筛选与整合各种教育教学新观念、新方法，整合教师群体中有效的教育教学心得成果，形成统一的数学教学观。在教学中，保持全校数学教学的根本一致性，减少因教学基本观念不一致给学生造成的适应困境，切实保证与提高教学效率。(2)全面性。既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抽象化的一面，更重视数学发现与创造过程中具体化、经验化的一面；既注意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业水平和数学素质，也注意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注意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开放性。全面数学教学观既有稳定不变的一面，又有开放且发展的一面，能够不断整合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观念、新方法，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4)辩证性。坚持课堂教学中数学内容与非数学内容的统一，课堂教学中尊重认知规律与把握认知过程的统一，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的统一。
The influence from the deformation because of force of the technologic system on the error of the workpiece shape
Huang Xuerong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mechanical machining, the corresponding machine tool, cutting tool, clamp as well as the processed workpiece constitute mutually a closed system, which is called mechanical machining technologic system, for which the technologic system is short. Composing of the technologic system as well as its character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ing course, processing quality, processing efficiency and processing cost. The writer has made an analysis, taking the influence from the deformation because of force of the technologic system on the error of the workpiece shape for example.
【Keywords】Technologic system Deformation because of force Error of waist-drum shape
如下图所示为一采用双顶车削加工后的大致形状。现从加工零件时机械加工工艺系统方向简略分析其产生形状误差的主要原因。图中所体现的情况是机械加工中的一个质量方面的问题，柱形零件经加工后产生腰鼓形，当属规则性形状（圆柱度）误差。工艺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的程度不同。
1．设备。
1．1 机床。机床方面产生的影响因素有：主轴跳动、轴承发热、导轨扭曲、机床的刚度和刀架松动等。而在以上因素中，主轴跳动仅影响被加工件的外圆的圆度和圆柱度（非规则性）。轴承发热一般只一向影响轴承间隙，不致严重到导致被加工件产生腰鼓形变形。导轨扭曲只会引起被加工件的非规则性圆柱度的改变。机床的刚度只影响被加工件外圆的圆度和圆柱度（锥度）以及端面对中心线的垂直度等。
2．工艺装备。
2．1 刀具及刀架。刀具在机械加工中引起误差有如下几种情况：刀具磨损、刀具受热后伸长、刀具装夹错误。一般在正常情况下，刀具磨损及刀具受热后伸长都会引起被加工件的锥度问题。刀具装夹错误一般会引起被加工件跳动（偏心）的发生，不会引起文中所指出的那种形状误差。刀架在加工中会因切削力的影响而产生松动。刀架松动后只会引起扎刀及非规则性圆柱度的改变，不会引起本文图中的形状误差。
2．2 夹具。夹具（三爪卡盘）误差一般会引起被加工件跳动（偏心）情况的发生，产生腰鼓形变形的情况则不存在。
3．工件。工件是机械加工工艺系统的核心，工件毛坯加工表面类型、结构特征以及技术要求等都直接影响加工质量。
3．1 工件毛坯。主要是形状结构和残余应力。根据误差复映规律，当工件毛坯本身为腰鼓形而在加工中又不注意控制，那么产生本文所指出的形状误差极有可能。在实际加工操作中，只要按工艺要求分阶段进行加工，避免产生这种形状误差是现实的。而残余应力引起误差的无规律性，它导致产生腰鼓形这种规则性的形状误差不会出现。
3．2 工件刚性。如果工件的刚性不足，而在某次机械加工工艺中又使用了一夹一顶或者是双顶的装夹方式。那么，在此次加工中，被加工件的中心部位刚性最小、工件两端处刚性最大。在各种切削加工中，由于中心部位刚性差的原因，就会产生中间“让刀”现象且此部位让刀量最大。随着刀具的进给，在工件的全长上切削深度将会由多而少，然后再由少而多，靠近两端处几乎没有“让刀”，结果使零件产生腰鼓形。加工趋势如下图所示。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用有效工艺措施，如使用中心架、跟刀架等。
3．3 工件工艺性（切削加工性）。在机械加工工艺中，材料的工艺性又叫切削加工性，是指用刀具对材料进行切削加工的难易程度。它只影响到切削加工速度、表面粗糙度以及尺寸精度，与工件产生形状变化的关联性极小。
以上分析结果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可能因素中，工件刚性最具可能性。只要认真分析查找，就一定能找到主要因素，从而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 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 “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 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 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 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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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扇历经百年发展与变革，以其独特的精湛的技艺成为吴文化的精髓。然在现代文明下，发扬传统手工艺必定得紧跟时代审美步伐。培植苏扇土壤，增加产品受众，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其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依托人才队伍促进行业的繁荣强盛。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苏扇；人才；创新
根据国发〔2006〕18号文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苏扇作为传统手工工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历了百年来的艺术技艺的沉淀，苏扇艺术由原来的使用性价值转为了艺术审美性价值。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行业兴盛后，由于传统手工艺被现代机械化生产所替代的大社会环境趋势下，苏扇行业由盛而衰。目前从事苏扇行业的企业、人员不及其兴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苏扇技艺逐步走向了非遗濒危项目的境地。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艺术收藏的升温，另有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苏扇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机。
由于苏扇技艺的特殊性，目前发展的社会环境形式虽然好转，但行业的兴起还得依托于人才的培养。目前，苏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技能水准、艺术鉴赏等各个方面差次不齐。尤其是年轻人崇尚“快生活”，对传统手工艺寥无兴趣，更谈不上从事这一行业。古老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了年轻一代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再优秀的文化也会失去生长的根基，不断萎缩直至消失。把苏扇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工艺发扬光大是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必修之路。培养和扶植苏扇的新兴力量是关键。职业教育将企业和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教学的中心是为学生能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基础的职场能力。苏扇产业的发展需要年轻一代力量的补给，给与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手工艺充满新的气象，获得新的力量。高职校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对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1 校企合作，传承精髓
苏州是苏扇的发源地，清道光6年（1826年），当时的益美斋扇庄（苏州）主要生产竹折扇。清同治年间苏州成立折扇业公所，地址在桃花坞韩衙庄内。苏扇包括了折扇、檀香扇、绢宫扇。其中檀香扇是以檀香木为材料制成的扇子，传统的苏州檀香扇用料非常考究，必须采用印度老山檀香木。由于原材料的珍贵，使得檀香扇更是一扇难求。传统的檀香扇制作工艺有开料、锯片、拉花、烫花、雕花、组装等，多达14道。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本土手工艺，创始于道光六年的百年老字号“如意”檀香扇与苏州本地高职校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平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高职校成立了“非遗苏扇传承基地”。苏扇技艺系统课程采用教学嵌入式模块于高职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对苏扇单元化课程做出科学设计，并符合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切实落实具体的教学实践。教学方式呈现多样性。并邀请企业行业专家到学校进行授课，传播苏扇文化和制扇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博大精深。本地的职业学校为本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力量。苏扇创新性人才的素养培养是其从事该行业的重要任务。
2 结合时代，开创新品
创意设计是关键，也是苏扇提升品质的有效手段。创意设计主要是体现在苏扇的5个“新”意方面：一是新图形，二是新材料，三是新工艺，四是新色彩，五是新包装。苏扇的创意发展从其面世以来一直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由男扇到女扇，由中式风格到现代风格，由单一主题到多个主题，由传统题材到现代图形等等，苏扇的发展道路无不体现了创意带给苏扇的变革。创意是苏扇产业能得以推动推动力前进的主要动力，具有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功能。创新性人才必定要对苏扇设计的创新由一定的见解。
在高职教育中的传承教学中，其重要任务和核心课题就是创意。一方面从企业现状分析来看，原有的设计团队人员流失改行，年龄呈现老化，即便现在任然从事本行的设计者，虽有丰富经验有高超技艺，但缺少新意和活力。培养专业的设计人员耗时长，任务重，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并且人员流动大，导致企业要有专门培训研发人员动力不足，因此，苏扇新品严重呆滞，没有创意。另一方面从学校来看，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学校缺少企业真实项目，在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生能获得真正的职业能力，并强化专业能力，学校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学生具有新型的活力，有很好的创意设计但缺少实体项目。综合看来，只有将两者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强大的力量。而苏扇产业与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正是创意设计。通过传承教学在高职校课程中得到实施，不仅传递了苏扇技艺这样的工艺美术经验，还要进行苏扇的美术创作教学活动，以及苏扇的工艺美术鉴赏活动。普及非遗，扩大受众，培植土壤，对于宣扬中华传统工艺起到了积极作用。将大批专业性的设计人才吸引到檀香扇的创意设计中来。这样的校企合作教学，既满足了企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还解决了高职校实景化教学的问题。
3 积极推优，开拓市场
现代社会的营销无疑是重要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在设计专业之外，营销艺术也是必备素养。在2010年8月20日上海久光百货二楼中庭举办了限量版“夜上海”檀香扇全球首发式。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檀香扇创意设计是个全新的解读，当日围观和成交客户都是年青人。除了其扇面本身的艺术造诣方面，具有古朴的造型与现代的建筑完美融合的价值外，其营销手段也是值得反思的。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有的，但如何推广产品需要合适的方式方法，依赖才智解决。市场上对苏扇的需求一直都存在。对于苏扇而言，择优推广名品，打响品牌，塑造名师大师等多种营销手段多管齐下，必将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拓展市场应当在当前做好市场调查，运用当前有效的推介手段。由此可见，创新型人才所具有的素养应是职业能力的反应。现行高职课程中有针对创业知识的必修课，职业能力的培养正是高职教学的目标。在高职校中培养苏扇高技能、高素养的综合型人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
苏扇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基本特点。从其面世以来的百年发展历史道路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各个方面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和创新，这种与时具进的意识一直没有改变。正如任何企业任何产业的生存发展只有符合时代潮流才能经久弥新。苏扇的创新是必须的。创新并不是要摒弃原有的优秀的工艺，而是将这种独特的产品推广开来，有更多的受众才能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了市场认可，苏扇产苏扇产品才能有更好的、坚实的发展根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多样性培育了创造性，体现了人类适应和改变生活条件的能力。苏扇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必将对苏扇行业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TP3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0) 06-0000-03
Research of Workflow Interoperability Based on Wf-XML
Zhao Changgan
(Yun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nformation,Kunming650224,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ly development of workflow,the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But it also brought an application bottleneck of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s,how to achieve interoperate between wfms is an urgent problem.This paper gives a new workflow interoperating model based on Web Services and Wf-XML.The main idea is packaging the external function as web services,and using Wf-XML as interoperating message format,so different workflow systems can search workflow web service and parse the interoperating request,and eventually realize the interoperability.
Keywords:WfMS;Interoperability;Web services;Wf-XML
一、引言
工作流是业务过程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实现技术，随着工作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工作流产品得到极大的应用，成为实现企业业务过程自动化的使能技术，并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实现过程管理与过程控制的一项支撑技术。
传统的工作流管理系统都是在企业内部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文档、信息或任务按照一定的过程规则流转，从而实现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工作以达到业务的整体目标。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越来越多的业务需要企业间的协作才能完成，这就对工作流管理系统提出了新的需求，即要求工作流管理系统支持企业间业务过程的互操作与集成，消除企业之间的业务过程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信息表达方式的不同以及企业不同工作流产品之间的交互困难。这就是工作流互操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针对工作流互操作存在的问题，结合工作流相关标准，提出了一种基于Web Services和Wf-XML的互操作模型，Web Services的开放、跨平台的特点以及Wf-XML的通用标准性使得工作流互操作模型的实现有了通用、跨平台、易实施等特点。
二、工作流互操作模型的相关技术
（一）工作流互操作
工作流的互操作(性)是指两个或者多个工作流引擎之间通过通信和协作的方式来协同工作的能力。根据交互的工作流引擎所处的系统，工作流的互操作分为：同一工作流系统内的不同工作流引擎之间的通信与协作以及不同工作流系统内的工作流引擎之间的通信和协作两种。而根据互操作性的主要应用场景，工作流管理联盟（WfMC）提出了典型的工作流设计模式有链式、网状同步子过程式、网状轮询子过程式和事件同步式。
在工作流管理系统的互操作过程中，不同工作流引擎之间完成的交互操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传递过程定义、传输数据、调用方法、控制进程、获取结果信息等。通过这些操作，不同工作流管理系统之间就实现了相互协作。
（二）Web Services
Web服务是一种分布式的、基于开放标准的、可编程的网络组件。它是在Internet上与描述的组件程序，利用一定的发现和描述机制，可供其他应程序访问和利用，将其集成到一个更大的应用程序。
Web Services最基本的协议包括：SOAP、WSDL和UDDI。其中SOAP是消息传递的协议，WSDL是Web Sevices的描述语言，描述了服务调用的基本信息，UDDI用于集中存放和查找WSDL描述文件，起着目录服务器的作用。Web Services协议栈结构，如图1所示。
Web Services基于XML，其主要优点为易使用、基于开放标准、松耦合、跨平台和便于数据移植，这就给工作流之间的交互提供了可能。另外，Web Services 提供了一个位于应用层和传输层之间的抽象层，隐藏了分布式计算的实现细节，为分布式、异构的工作流管理系统之间的集成和互操作提供了基础平台。这些优点使得Web Services成为实现工作流互操作的关键技术。
（三）Wf-XML
Wf-XML是工作流管理联盟制定的一种基于XML的工作流互操作性信息的编码，它在OASIS公司的ASAP(Asynchronous Services Access Protocol，异步服务存取协议)的基础上加入了流程控制，由于ASAP基于SOAP，因此Wf-XML同样基于SOAP协议。它提供了一种能使一个工作流引擎调用另一个引擎的标准方法。确切来说是使用了WSDL来定义消息结构，可以在同一个服务编排中跨模型使用流程操作。例如启动一个企业流程，当该流程有牵涉到人工部分，透过该工作引擎的管控，可以让整个流程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完成整个流程。
Wf-XML提供了一种从工作流引擎获取定义的标准方式，能为工作流引擎之间的调用提供了统一的消息格式，因此将工作流引擎发送的互操作请求及响应信息包装成为Wf-XML格式，就能使得采用不同过程定义语言的工作流引擎之间能够互相理解。
三、互操作模型的整体框架
本文中设计的工作流互操作模型基于Web Services和Wf-XML，它利用了Web Services跨平台的特性，将工作流管理系统对外提供的功能包装为相应的Web服务，从而异构的工作流管理系统之间的互操作能够消除平台障碍，而在不同的工作流服务之间的交互通过中间来完成。同时，由于不同工作流管理系统采用的过程定义方式、信息表达方式不同，为了使不同的WfMS之间的互操作消息能够被对方理解，应使用通用的消息语言来描述互操作消息，这里采用了工作流管理联盟定义的Wf-XML语言来包装交互过程中的请求及响应消息。
如图2所示，为此模型的系统体系架构图。首先将工作流1和工作流2对外提供的功能包装成相应的Web服务，工作流1和工作流2之间的交互通过来进行。在一次交互的过程中，工作流1向发起对工作流2的互操作服务请求，作为交互的中间件，来实现互操作目标（目的工作流服务，即工作流2所提供的服务，如改变实例状态服务）的查找、消息的传递、消息的解析以及返回互操作结果等等。
此架构利用Web Services的良好封装性、跨平台以及分布式特性来将工作流的子过程封装成服务，并到UDDI注册中心上，降低了工作流系统之间的耦合，这样其它工作流系统如果需要调用则可以采用调用服务的方式，提高了工作流系统之间互操作的效率。同时，采用工作流互操作的标准Wf-XML来包装工作流服务之间的请求消息，可以以此来屏蔽不同的工作流定义语言对流程描述
将工作流对外提供的功能包装成Web Services，外部工作流管理系统就能像使用普通Web服务来使用其功能。首先需要将能完成某种任务的工作流的子过程包装成Web Services，其包装粒度由实际需求来决定，而粒度也决定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复用程度和扩展性。
将工作流对外的提供的某个功能包装为服务，首先需要确定该服务的输入输出参数等特性，并使用WSDL来描述，然后基于UDDI规范。
当其它工作流引擎需要进行互操作时只需要描述服务功能，而让进行服务的查找、匹配和返回结果，由此降低了工作流系统之间的耦合。工作流引擎可以通过发出功能请求来调用相应的服务，而不需要了解工作流服务的具体地址，因而此种模型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动态适应性。
使用这些服务的过程为：当请求工作流系统通过向UDDI发出交互信息时，从UDDI服务注册表中查询是否存在相应的服务，如存在则进行相应绑定，然后与提供者进行相应的互操作。
工作流服务的WSDL文档结构片断，如图3所示。图3展示了包装后的5种工作流服务：创建过程实例服务、当前过程实例列表服务、获取实例属、改变实例状态服务、实例状态变更通知。其中服务获取实例属（InstancePropertiesWS）对应的服务调用地址为localhost:8080/axis/services/InstanceProperties，该服务提供了GetProperties（读取实例属性）和SetProperties（设定实例属性）两个功能。
中间
的主要功能是将服务请求消息转化成Wf-XML所支持的格式，然后进行工作流服务的查找、调用，以及调用服务返回结果。
如图4所示，工作流A向SQA发出服务请求，SQA将消息转化为Wf-XML支持的格式，并分析出其中的目的服务URI，对目的服务其进行调用，并将调用返回结果封装为
Wf-XML格式发送到工作流A的调用子过程。其中服务的查找是依据Web 服务包装时所附带的服务功能描述信息而返回相应服务的地址。
消息格式转换部分伪代码，如图5所示。
图5.消息转换部分伪代码
如工作流引擎A向工作流引擎B的创建过程实例服务发出调用请求，则向其发送的私有消息经过的消息转换模块包装后的Wf-XML消息片断，如图6所示。工作流引擎B在接收到该请求之后进行相应的处理并返回消息片断则，如图7所示。
四、结论
Web Services规范具有开放、标准化、跨平台的特点，并获得了业界广泛支持，而Wf-XML是目前互操作消息的标准格式，这些都使得工作流互操作模型的实施有了良好的技术支持。使用将服务的查找、匹配、消息的封装等功能分离出来，减轻了工作流系统的任务，使得系统有良好的扩展性、灵活性。
然而，将工作流互操作过程定义的服务在包装的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服务粒度，当服务粒度过细，则增加了交互的复杂度，增加了系统的负担；但如果服务粒度过粗，则不利于服务的重用和扩展。另外，目前的异常处理，完全交给互操作抛出Wf-XML异常消息，并且Web Services本身的安全机制不够完善，如何控制在此过程的消息传输的安全则是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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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松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收录了“富丽”、“华丽”这组同义词，对词义的辨析如下：
同：形容词，外表奢华美丽。
辨：1.“富丽”多表示外观，宏伟美丽，显得端庄、高贵。“华丽”多表示色彩，美丽而有光彩。
2.“富丽”的对象多为建筑、陈设等。“华丽”的对象多为衣着、装饰、陈设、语言等。[1]p298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富丽：宏伟美丽。[2]p412
华丽：美丽而有光彩。[2]p557
可知，“富丽”、“华丽”都含语素“丽”，在“美丽”义上同义。“富丽”、“华丽”都可用来形容陈设，而“富丽”较多见。
一、细化的分析
对“富丽”、“华丽”的区别，还可以细化分析。如下：
（一）“富丽”包含了“华丽”义。“富丽”含“富有”义，指的是“富贵”而“华丽”，如可以说“富贵华丽的盛唐彩塑”、“庄严富丽的皇家建筑”等，都用以形容富贵的皇家气派。例如：
（1）入夏，一缸出泥不染的红荷伫立于木影壁前，风雅富丽。（克莹《患难情缘：老舍与胡洁青》）
（二）“华丽”重在对事物的外表（如“服饰”可以视作描写中的人的外表），表示“美丽、有光彩”。
（2）柔柔的光泻下来，给砖瓦房镀上一层华丽的金黄。（李颖《夕照》）
此例描写如诗如画的夕照，接续其下的描写即是：“房顶顿时化作一汪晶莹的湖水，每一片瓦都跳跃着红润的光，变得波光粼粼一般了。”
因此，描写美丽的服饰，不用“富丽”，只用“华丽”。例如：
（3）穿着或华丽或朴素的旗袍装的上海女人便总是带着娇柔又带着点儿韧气，精明又不乏优雅地向我们走来。（舒楠、兴安导读.唐颖《红颜·导读》）
“华丽”还可用于修辞，“富丽”没有这个用法。例如：
（4）山雀，这只野山雀！……憎恶华丽的枷锁，不想为主人欢歌取悦。（常青《野山雀》）
这一例，“华丽的枷锁”是比喻的说法，也是“华丽”的特殊用法。
二、词群的展延
语料调查证明，这一组同义形容词还可以吸纳新的成员。
（一）“壮丽”、“瑰丽”、“绮丽”
1、就上述两词的共同点来说，“华丽”、“富丽”都可以形容建筑的外观，语例当中，更多见的则是“壮丽”这个词。
（5）铁塔确实是天幕底下最崇高、壮丽的一座雕塑。（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
2、“华丽”、“富丽”虽然用于形容外观，但不用于山河。描写山河，只用“壮丽”。
（6）泰永松……领略了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波涛滚滚、汽笛声声的壮丽风光……（曹振怡《儿女前程三部曲：柳湖梦》）
3、在形容山河、风光等对象时，与“壮丽”切近的形容词还有“瑰丽”、“绮丽”。
（7）海上风平浪静，晨昏瑰丽的云霓交替出现。（叶倾城《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8）玉茗堂：汤显祖的绮丽梦境抚州城因为两面近水，所以叫临川。（刘建春等《中国昆曲地图》）
（二）“秀丽”、“艳丽”、“绚丽”
“华丽”以其“外表有光彩”的意思，与“秀丽”、“艳丽”、“绚丽”构成同义。例如：
（9）万寿山后山和昆明湖后湖的风光景色……具有秀丽清新的江南色彩。（刘绍棠《狼烟》）
（10）白云渐渐被斜日染红，一会就要变成艳丽的彩霞。（冯德英《迎春花》）
（11）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罗广斌《红岩》）
可知，这一组同义词还可补充为“富丽”、“华丽”、“壮丽”、“瑰丽”、“绮丽”、“秀丽”、“艳丽”、“绚丽”，需要继续深入解释其中的同异。
三、词义再辨析
《现代汉语词典》对“壮丽”、“瑰丽”、“绮丽”等的释义，如下：
壮丽：雄壮而美丽。[2]P1714
瑰丽：异常美丽。[2]P490
绮丽：鲜艳美丽（多形容风景）。[2]p1025
秀丽：清秀美丽。[2]p1467
艳丽：鲜明美丽。[2]1502
绚丽：灿烂美丽。[2]1477
在修饰的对象上，这些词都适用于建筑、陈设、雕刻、色彩等。“富丽”用于庄重大气的陈设（如有“富丽堂皇”），“华丽”用于服装和特殊的比喻，“壮丽”、“瑰丽”、“绮丽”用于山川，更可用于比喻艺术的篇章、画卷。
综合上述，“秀丽”则指清秀，多用来形容河山，是褒义词。如“秀丽山河”，而没有“华丽的山河”这种搭配。“艳丽”侧重于“艳”，色彩鲜艳，多形容具体事物。如“艳丽的彩虹”。“绚丽”则指灿烂耀眼，颜色相杂。如“绚丽多彩”。它们都可形容外在的观感，“华丽”在“丽彩”，“富丽”含“庄严”，“壮丽”指“伟势”，“瑰丽”言“奇幻”，“绮丽”言“多姿”，“秀丽”言“清秀”，“艳丽”言“鲜艳”，“绚丽”言“灿烂”。词群成员的共素为“丽”，“美丽”之义。
翻译方法实用第一
晚清时期由于译者重视译作针砭时弊的功能，因而忠实原文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改译、增删的翻译方法是当时的主流，林纾就曾因漏译、误译和删节而为后代评论家所诟病。有的译者甚至在译文中随意夹杂自己的评论或创作，如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甚至把自己小时候清明时节的扫墓经历也掺杂进去，一切人名、地名、风土、习俗、文物全部中国化了。当时还流行转译的方式，即通过其他语言的译本翻译过来，凡尔纳小说的翻译半数以上是据日文本转译的。[3]晚清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译自日文版，而此书的日文版又译自英文版，原文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因此梁启超的翻译属于第三道转译，被称作典型的“豪杰译”，其忠实原文的程度之低可以想象。当时较少有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来保留原文的儿童性和艺术特色，改译、增删也不是为了儿童阅读的便利，而是为了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转译更是把忠实原文抛到了九霄云外，种种令当代译者匪夷所思的形式无一不体现出教化的目的对于翻译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成人对于儿童的功利期盼。
翻译文体崇尚古韵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在探讨体育科技与伦理现状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实然状态是什么？对此，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使用不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而须有一定的限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再来审视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实然状态即现实存在的现状，就应要求体育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科技力量的滥用对体育造成的消极作用。
现代科技在体育中的运用，其正功能的表现主要是：促进了运动训练的发展、为运动员改善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推动比赛场地器材和服装的不断改进、提高比赛场馆的技术含量、使竞技体育赛事的传播力度加强、促进了大型运动会管理信息系统的顺利运行、为体育运动选才提供依据等。
但现代科技不仅有正面功能性作用，也势必影响人的主体性，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作用。
（1）导致新的不公平竞争
体育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给不同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意味着人们在参加体育比赛的时候基本权利具有一致性，以及在参与竞争时获得的机会平等。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体育已经被技术重构后，技术成为决定训练和比赛成绩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技术的主导性就否定了人们原本期望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不同参与者对技术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为准备第27届奥运会，美国奥委会投资220万美元，除了25名专职生物力学专家、生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之外，主要依靠耐克公司、阿迪达斯公司、GT自行车公司等体育器械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为参赛的美国运动员研制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为保障美国在第27届奥运会上的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科技水平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运动员得到技术手段的支持方面机会也是不均等的。
（2）导致运动成绩承载者身份的缺失
随着大量新技术运用到体育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把提高成绩的希望寄托在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上，人对技术的依赖阶段到来。例如，基因注射技术，“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基因注射技术或许是一场潜伏的灾难，因为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员可以改变自身的组织细胞来激发潜能、提高运动成绩，这与服用兴奋剂如出一辙，而且更加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新创造的比赛成绩究竟是应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由新技术来承担？在这样的复合体中，成绩的承载者已经不再是人类本身，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技术的附庸和改造之物，世界记录的诞生是一次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的结果，这俨然已经违背奥林匹克的宗旨和目标。
（3）导致运动员健康受损
人类自身不是一个能无限扩大的资源，因此，比赛成绩不是仅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就能无限提升，而超强度的训练也不能带来世界纪录的不断刷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靠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支持。但科学技术本身有着两面性，“科学技术也强化了竞技运动的无限张力，增加了竞技运动的风险性和危险性，从而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运动伤害，成为健康的破坏因素。”因此，当运动员开始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比赛成绩的大幅度提升时，其身体处于科技控制下的一种超常状态，这种状态成为运动员健康的直接杀手，这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导致观众审美观的错乱
奥林匹克精神要求运动员通过艰苦的磨炼锻造出顽强刚毅的品格，而磨炼本身就是充满“血、汗、泪”的过程，正是这种煎熬铸就的完美形象，具有强大吸引力，是体育的魅力所在，更是观众欣赏和钦佩的原因。对竞技体育说，这是宝贵的价值，对观众来说，这是传统的审美标准，是体育正能量的源泉。但是，高科技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基因技术运用到运动员身上，观众们会欣赏一群被现代科技改造的动物表演的游戏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反思的问题，科技无限度使用，必将带来观众审美观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错乱和无序，意味着对体育正能量的巨大冲击。
（5）导致竞技体育组织成本增加
由于诸如兴奋剂使用的泛滥，大型竞技体育比赛都加大了对药检的力度，而这种检测势必要求竞技组织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上演一场科技对弈科技的大比拼。原本单纯的体育比赛，却为了维护体育最真实的价值而不得不另外进行巨额的投入。例如，每一届奥运会，人们除了关注场内比赛之外，最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严肃而紧张的药检环节上。所以，用科技来确保比赛公平对主办国来说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巨大投入无疑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残奥会为例，兴奋剂检测数量达到了空前的6250例，超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5600例，成为历届奥运会检测规模最大、监控力度最强的一届奥运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形成了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在竞技体存领域的广泛使用，使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使用限度模糊，造成体育科技主体的价值断裂，影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追求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用人文精神保证科技在体育中运用的方向与程度，最大限度的减轻科技带来的消极作用直接冲击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树立正确良好的体育伦理观。
参考文献
[1] 杜利军.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科学技术[J].中国体育科技，2001（3）：6.
Abstract: the reasonable putting public bicycle system is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is already need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people and urban traffic system by the constraints, therefore only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points and structure, each point bicycle capacity to be eff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configur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the public and convenience of travel. But, again the reasonable stationing cannot permanent solution of public bicycle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problems and other of the transportation problem with. In that case, the reasonable scheduling mechanism is public bicycle 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n analyzes the operation rule first to be--from horizontal look at the main is a day flow variation law with time, from vertical to see need analysis, holiday season, the weather, the geography factor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ration. And in not precise flow of rent car time-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egression analysis is perhaps the best way to think of, combined with the correlation inspection may get more convincing regulation basis.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can both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from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rent car difficult problem, but also to hangzhou city traffic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intelligent bus system.
Keywords: efficiency; Public bike; Time se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Correlation inspection; Content networking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文献回顾
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是学者们永远的话题。他们多以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载能力以满足人们需求，同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合理利用资源为研究目的，从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资源环境的关系和城市交通各组成部分的内部关系这些角度中的一个或几个来展开研究并提出自身观点。
邹晶介绍了国外基于“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共生”理念下的几种典型的城市模型，说明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规划在中国国情下的借鉴作用。邹晶认为，明确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是进一步探索适合于城市市情的城市交通的基础。[1]
加拿大学者Pascal Poudenx对全球12国（地区）的交通政策和汽车尾气排放、能源消耗进行了总额和研究。Poudenx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小汽车出行是因为私人小汽车的可达性和舒适性。他研究说明了单纯抑制小汽车增加的交通政策，在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条件下，并不能达到控制小汽车数量和良好地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及能源消耗的目的。Pouden提出，最佳的、旨在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交通政策，应该更多得考虑如何增加公共交通的竞争力，同时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2]
在此之前，于一凡在讲述巴黎市区交通策略的发展与变迁时曾给出了与Poudenx类似的观点：“与上个世纪相比，现在的交通手段无疑更多样、更准时、也更先进。然而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人们对选择交通工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讲究旅程中的舒适感，并倾向于以此为选择交通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公共交通若想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不仅需要“便捷舒适”而且需要“富有魅力”。文章还为我们展示了巴黎市政府五花八门但有计划的公交政策，其中包括“橘红车票”、“青年车票”等公交补助，加强安全防范，配备舒适的座椅，实施“公交无障碍改良”等行之有效的公交政策。[3]
李婧、谭清美、白俊红等人先以“各方式规划年交通周转量的加权和最大”为目标函数，以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环境限制、能源消耗和土地利用这4点为约束条件建立数学模型。再以南京为例应用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其最优解最终由自行车所表现，数据还表明有轨电车将在未来的几年内超过公交车作为居民出行的第二大选择。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未来发展的方向。[4]
公共自行车是城市交通中的一大热点，但程控化、集营式的公共自行车自概念出现以来仅不过五年。早在1995年，张颉、任福田、刘小明、施耀忠就已提出将自行车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设想。他们说明了“一般认为自行车最佳出行距离不应太长， 但如果公交服务水平很低。比如车速过慢、不准时、发车频率太低、过于拥挤等，自行车的优势就会突出， 使其出行距离增长。”并且认为目前的客观条件是公共交通不可能满足所有城市居民快速、经济、安全和舒适的出行要求， 因而自行车作为城市客运交通的一个重要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作用。因此，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特长，彼此协调，才是解决城市居民出行问题的现实办法。[5]
龚佳迪、朱忠东认为自行车的优势在于便利、经济、耐用、可达性好、节能、强身健体及无污染。他们也认为将自行车这种个体化交通工具实现(准)公共化运营管理，充分发挥其综合优势，对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状况，提供多样化的出行工具，减缓城市交通拥挤，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文章中还采用乐因子评价法来判断城市是否适合实施PBS（公共自行车），其评价因子包括降水量、气温和地形指标，评价过程采用加权求和。[6]
二、系统运行效率分析
（一）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效率
1.数据统计
表1-1 关于样本自行车使用情况的统计
注：所谓“正常使用”包括租车状态查询报表中所指“2-顾客正常还车”及“A-租车异常恢复”；所谓“非正常使用”是指租车状态查询报表中除“2-顾客正常还车”和“A-租车异常恢复”以外的其他还车方式，包括“租车异常”、“仅有还车记录”“已租车（但当日没有还车）”等。
表1-2 样本自行车的使用情况分析与样本的标准偏差统计
注：标准偏差（STDEV）的公式为 ，其中 x 为样本平均值，n 为样本大小。
2.数据说明及分析
由表1-1及1-2可见：
（1）样本自行车每次使用的平均时间为21.37min，STDEV值为4.86min，因此每次使用的时间基本都在30分钟以下。这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1-1：累进的收费制度对顾客使用公共自行车时间的约束力很强，能有效促进公共自行车的流通；
1-2：以公共自行车为交通方式只适合于顾客的短途出行；
1-3：顾客有这样的修养，使得他们认为应当及时归还自行车以免妨碍他人的使用。
为进一步分析原因，笔者做了如下的问卷调查：
表1-2-1现行收费制度的满意度调查1 表1-2-2现行收费制度的满意度调查2
收费制度对顾客自由使用自行车否造成了阻碍 对现行收费制度是否表示的理解
表1-2-3 现行收费制度的有效性调查1表1-2-4 现行收费制度的有效性调查2
累进的收费制度对顾客及时还车的促进作用公共自行车的使用费用调查
满意度调查显示：32%的人认为收费制度对其使用自行车造成了影响，但只有16.67%的顾客表示不能理解这种收费制度，可见收费制度对顾客使用公共自行车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促使自身及时还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否则，按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应该至少有32%的人对这种收费制度表示不满。
有效性调查显示：收费制度对于顾客及时还车有较强的督促作用，83.64%的人都选择了在1小时内及时还车，这正是免费使用的时间；同时有70.37%的顾客每月使用费基本为零。这说明累进费用制度的设置既对顾客还车有督促作用，也保证了绝大多数顾客能在免费的前提下有效使用。
（2）样本自行车非正常使用的概率为2.60%， STDEV值为0.02，各自行车发生非正常租还车事件的概率聚集于5%以内，为小概率事件。
（3）样本自行车的平均日租用次数为4.62，STDEV值为1.88，说明日租用次数较低，因为以个人自行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上班族在工作日使用个人自行车的次数也不少于4次，而公共自行车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其使用效率应该要较私人物品的高才有更充分的意义。
注：由于车辆不定期需要维护，又公共自行车公司会根据需求的变化改变投放公共自行车的数量（一次性投放的公共自行车量少于其总数）因此该表统计的“使用日期数”大于实际情况下每一辆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日期数，相应的（从这一方面看）被其除得的数据要小于实际值，如公共自行车的日平均租用次数。但如果考察的对象是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话，那么这样的处理或许更据参考意义，因为任一公共自行车都是系统成本的构成部分。
建议：
继续使用现行的累进收费制度
合理设置服务点及车辆数量，提高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效率。就这一问题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影响效率的原因，讨论，并给出更具体建议。
（二）服务点的设置有效性
1.数据统计
表1-3各区域服务点数据分析 2009年12月31日
表1-4各区域调运点数据汇总 2010年1月1日
表1-5 人工调运自行车的频率
2.数据说明及分析
（1）由表1-3可见西湖区使用率小于20%（异常状态-A：闲置）的服务点数占区域总服务点数的9.2%，使用率大于80%（异常状态-B：过载）的服务点占0.62%，西湖区整体状况良好；其他区域除上城区（异常状态>20%）与下城区（异常状态>15%）外处于异常状态的服务点数均小于10%。由此可见，服务点的设置需要改进，有可能是服务点本身锁子器数量设置的不合理，也有可能是区域中服务点在分布的不合理。
（2）由表1-4可见，1月1日有135个服务点发生调入或调出事件，占总服务点数的8%；由表1-5可见，正常使用下，顾客使用的自行车为调运来的概率为4.69%，即每150次中有7次使用的是人工调配的车辆。
注：表1-5是由抽样调查得出的，样本数为13辆自行车1-6月份的正常使用次数；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若本次自行车的出发地与上一次该自行车到达的目的地不同，则可认为此车在上一回被使用之后经人工调运到本次的出发地。虽不排除期间被多次调运的可能，但可能性较小而不被本次实验考虑。
上述分析表明服务点的设置（包括自身的组成结构和作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任需改进。接下来本文就将探讨这一问题，进而给出具体建议。
（三）服务点设置有效性的研究及建议
1.数据统计
表1-6街区内服务点之间的自行车迁移情况
表1-7 区域间独立性分析
2.数据说明及分析
（1）由表1-6可见：
一个街区内服务点之间的自行车迁移在现有的人工管理和顾客流向与流量的双重影响下可以达到基本的平衡；
若一个街区的出入偏差为正，说明从长期来看这个街区的自行车流量“入”大于“出”，街区内总体自行车过剩，需要减少；反之需要增加。
建议：
将几个街区联合考虑，分区域实现平衡，如图中虚线边框所包围的区域，可以各自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进行自行车量的调配。
注：表1-6为对西湖区各街道的抽样调查，“西湖区-5***”表示一个街区（街道或小区等某一个连续区域），每一个街区包括一定数量的服务点。
（2）由表1-7可见：
服务点50009和服务点50010中自行车所去往的目的服务点和其来源地重合度很低，称50009和50010相互间的独立强，相应的，替代性就较弱。
建议：
在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的初期先设置独立性较高的服务点，再依据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数据估计各服务点间的独立性，在独立性较高且客流量较高的服务点间设置新的服务点。这一方面可以吸收新的顾客群，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服务点间的替代性使客流量在服务点间分流，如此见缝插针，逐步完善公共自行车系统。
假如几个个服务点相互间的替代性较高且他们的客流量和的平均值小于正常状态下一个服务点的承受能力，则可以根据他们之间替代性的高低及其他具体情况削弱这个整体。
注：表1-7是对50009和50010这两个服务点中自行车所去往的目的服务点和其来源地服务点的统计；服务点50009和50010为西湖区两个相邻的街区。
三、租还车数量的时间序列
（一）选取样本
表1-2样本自行车的使用情况分析与样本的标准偏差统计
表中公式说明：若某一样本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则称其C.S值≤r（r为一个常数）
1.
2.
3.
它表示组成样本特征的某几个要素与样本整体中相应要素的偏差的绝对值所占样本整体这一要素的比例都小于所给的值r。
根据这一公式可以选出在某几个要素方面与整体偏差程度都小于一定范围的样本。
通过对各样本C.S值的比较，选出在T.a、N.a、F.p这几个要素方面与整体最接近的一个样本――900112，满足C.S≤0.1。
由于本在最后一章中将给出较为具体的误差检验和误差来源分析，在此不对样本与整体的偏差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900112号样本的时间―数量分布
1.数据统计
表2-1 900112号样本的还车时间分布
注：由于平均每次使用时间为21.37min，因此以每半个小时为时间区间分析公共自行车是使用时间分布（将还车平均时间提前21.37分钟即为租车平均时刻）；由于二月份天数较少所以只考虑一、三、四、五、六月份。
图2-2 900112号样本各月份的还车时间-数量分布图
由表2.1及图2.2可见：
在A-E、E-H及X-e段区间内，样本还车时间-数量分布出现了类似线性的规律，由于对高峰时段租还车时间-数量分布的把握有助于服务点的设置和公车的分配，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回归分析。
（三）分段进行回归分析
1.变量选择、分段及赋值
（1）选取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的三段区间分别为A-E（6点-8点半），E-H（8点半-10点半），X-e（17:30-21:30）
（2）以6:00为起始点，没过半个小时增加0.5；即：A0.5、B1、C1.5…
（3）以时间为自变量，还车数量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2.回归分析
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85.264 1 85.264 26.512 0.014a
残差 9.648 3 3.216
总计 94.912 4
a. 预测变量: (常量), 时间段。
b. 因变量: 月平均数
模型汇总b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计的误差
1 .948a .898 0.864 1.79332
a. 预测变量: (常量), 时间段。
b. 因变量: 月平均数
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3.720 1.881 -1.978 0.142
时间段 5.840 1.134 .948 5.149 0.014
a. 因变量: 月平均数
以上为A-E段的数据，它表明：
相关系数R=0.948表示因变量的变化有94.8%与自变量相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高度相关
回归的相伴系数Sig=0.014＜0.05；常量Sig＞0.05时间段Sig＜0.05
常量|t|=1.978＜3.1824、时间段|t|=5.149＞3.1864
因此A-E段的回归方程的变量系数可信度高，而常量可信度低。
类似的对E-H段和X-e段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证明这两段回归方程的常量系数和变量系数都可信，也因此其回归方程可信度高。需要一提的是，由于常量在当日易于获得，并非需要预测得到，因此这三个时间段的回归方程都具有实用性，而关键在于对误差来源的控制。
三段时间分别的回归方程：
A-E段回归方程（对常量质疑）：y=5.840*x-3.720
E-H段回归方程（可信）：y=-5.480*x+25.660
X-e段回归方程（可信）：y=-3.581*x+53.938
（四）检验样本与整体的相关性，分析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有效性
1.数据转换
表3-1 各样本六月份还车时间-数量分布
如表3-1所示：
为了易于比较整体在六月份的还车时间-数量分布与由900112号样本的时间-数量分得出的三段回归方程在相应时间区域的相似程度，将整体在六月份的还车数量按1：（166.4/128）进行转换。
2.数据分析
图3-2 各段回归方程和样本与样本整体的还车时间-数量分布图
相关性
样本900112 六月份数据
样本900112 Pearson 相关性 1 .850**
显著性（双侧） .000
N 31 31
六月份数据 Pearson 相关性 .850**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31 3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3-2-1 900112号样本与样本整体六月份数据的相关性
如表3-2-1所示：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两组数据（900112号样本的时间-数量分布与样本整体的时间-数量分布）的皮尔森相关系数r＝0.850，在显著性水平α＝0.01的情况下显著相关。因此用900112号样本的数反应整体的时间-数量分布具有可行性。
如图3-2所示：
三段回归方程都良好的反应了整体样本六月份的时间-数量分布的走势。其中第二和第三段时间区间内的两条回归方程能较好的反映其数量，这与回归分析给出的结果相同；而第一段回归方程在数量上总低于整体的水平，而走势基本与整体一致，正如回归分析的结果所说明的那样――变量系数可信度高，而常量可信度低。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每日的租还车数随时间的分布结构基本相同，但相比较而言总客流量的变化却比较大。
建议：
总的来说，回归方程能较好的反应整体在六月份（在A-E、E-H、X-e段内）的还车时间-数量分布。根据这一方程，在定义区间内，可以在已知某段时间内还车量/租车量估计值的情况下预测下一段时间内（在方程的定义区间内）的还车数，并提早做好准备。但同时建议，不要做跨越较长时间段的预测，以上一个时间段预测下一个时间段是更为准确的。
对某一个服务点或某一个分区域的租还车时间-数量分布的把握，可以用于测试这个服务点或分区域的服务效率，假如客流量相对于其容量总是维持在较低水平则可以考虑对其进行削弱；如果总是维持在较高水平可以考虑对其进行加强；如果客流量不稳定，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如改变服务点的设置以减小其独立性，增强周边服务点对其的替代性，相互分摊客流量，以使这一区域内的客流量与其容量之间达到均衡。
注：对于租车时间来说，由于用车平均时间为21.37min，且较为稳定（标准偏差为4.86min），因此其时间数量分布可以单独计算，也可以由还车时间-数量分布向左平移得到。
四、发展前景与建议
至此，本文已基本形成预测公车流量的方法，问题在于其实否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以及公共自行车公司是否具有保障其实行的能力。笔者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时间―数量分布的研究，也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并不认为这是公共自行车最终发展的方向，其原因有三：一是各服务点流量的时间序列与总体的时间序列各部相同，若要进行点与点间的调度必须掌握各个点流量的时间序列，这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并且作为一个单独的服务点其每日的流量变化是否大致相同是需要怀疑的；二是调度作为一种人为的操作，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公车系统的缺陷，一直依靠此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公车系统的效率，并且增加了成本；三是调度作为营运方的主动调节与用户之间有着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存在，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避免试错行为的发生，用户无法事先了解信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
基于以上诸因，笔者认为公车系统的改进需要大力发展物联网技术。从公车系统本身来讲，租还车难从其开始至今一直是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而其解决需要在公车系统中引入市场机制，因为有市场计划才能有依据。物联网技术可以随时向用户传递各租还车点的空满情况，而用户也可以通过手机等终端进行反馈，由此形成车供给方和需求方交换信息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无论供给还是需求都将更加灵活而有弹性，从而促进公车系统自身的良性发展。从杭州市交通规划及其发展战略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实现绿色出行、智能交通与和谐交通。杭州市要打造一个集公交车、地铁、出租车、公共自行车与游艇于一体的智能的绿色的交通系统，物联网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难以协调各交通方式，真正实现市民从离开家门到到达目的地全程换程的目标。因此，只有早日将公共自行车系统升级，发展传感技术和信息统计技术才能为将来成为杭州交通一体化的一部分做好准备，真正为市民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五、小结
本文相对于其他有馆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文章最大的优势在于数据来源的精确性高、数据处理方式的多样化，结合问卷调查运用多种理论及分析工具，从而提高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文章力求脉络分明、逻辑有效。从数据处理开始，将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行的效率分为自行车使用的效率（包括周转率、使用时间、非正常事件发生的概率等科目）和服务点设置的有效性分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主要问题所在――公共自行车的周转率过低及服务点设置低效（主要体现在有部分服务点过载的同时其他一些服务点闲置）。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次以数据分析为依托提出具体的建议：对于服务点的设置，通过对区域间自行车迁移情况和区域间独立性的分析，本文给出了在初期设置服务点的思路，及后期区域内联合调配的方法；对于自行车周转率过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是由多方原因构成的，而服务点的设置是否合理就如同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一样对系统的效率有着先决作用。从上诉建议再次出发，本文后半部分重点研究了公共自行车租还时间-数量分布，得出了回归方程并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基本明确了公车流量的时变化规律和预测流量变化的方法，在理论和实际运用方面皆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最后，笔者认为在交通物联网时代到来之际，公共自行车系统必将通过信息化手段融入城市交通体系，以此来调节供需矛盾，真正化解租车难与还车难同时发生的矛盾。届时人们将能够通过手机等物联终端接收各服务点的空满信息，并获得最优的路线和换乘建议，使得市民的出行更加放心和舒心。
参考文献：
[1]邹晶: “国外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 No.17
[2]Pascal Poudenx：” The effect of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rom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2008
[3]于一凡：“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国外城市规划》，2004 Vol.15 No.5
[4]李婧 谭清美 白俊红：“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城市交通结构模型研究”，《开发研究》，2009 No.3
[5]张颉 任福田 刘小明 施耀忠：“北京城市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换乘研究”，中国公路学报，1995 Vol.8 Sup.No.1
[6]龚佳迪 朱忠东: “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实施机制”，《城市交通》，2008 Vol6 No.6
[7]Daly,HermanE.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What Some Economists Have Leareen But Many Have No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egement,1987,14(December).323-336
摘 要：由于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一般模式下存在着一定的变量，势必影响权力配置的正常效果发挥。故此，笔者将以“协同主义”为基础，分析公司利益循环构建的必要性。
关键词：协同主义；公司利益循环；必要性
一、公司内部特殊权力配置的特殊性
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特殊性主要针对大陆法系模式下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正常状态而言。通常理论中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正常状态下的权力制约模式，依照设计者之理念，使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之间权力相互制衡，以防止董事会、经理层权力过大。而在此正常权力与权力制约的模式下，存在着一定的变量，变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之间权力相互制衡，进而制约减弱，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偏向，影响到了公司、股东以及相关者的利益。、
首先，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一般模式存在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公司内部权力行使主体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以及监事会三者，就权力配置一般模式下，股东会的意思决策权力，董事会、经理层执行权与监事会的监督权力大小、强弱均是可变的。由于经济发展，股权过度分散，中小股东过多，包括多数“搭便车”者，股东会做出具体经营决策的现实性降低，加之经营需要具有专业素质人才操作，股东会将其享有的经营决策权过渡于董事会，董事会权力不断加强，股东会渐渐弱化。在我国的公司中，作为监督者的监事会，负责保护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监督董事会独断专行①，但由于多数人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本能的排斥监事会在公司法人结构中的适用，再加之实践中监事会的价值功效没有被深刻认识，使监事会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的咨询机构。
其次，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理念的多元化。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以“制约”为设计目的和所达效果，权力配置的理念坚持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权力制衡，并存在权力重心，以此权力重心为制约中心。“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公司内部权力以股东会为中心，并选举组成监事会，有股东会与监事会共同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达到权力的制约，随着股权分散，资本扩张，重大的决策权逐渐过渡到董事会，内部权力配置模式渐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而此时权力配置的理念依然以“制约”为基础，殊不知，权力的让渡，股权的过度分散，股东们仅享“搭便车”之利，股东大会权力不断弱化，仅存权力亦为董事会董事所享之权力，董事会成为权力重心，此时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制约的缺失，成为了“制约”理念下的极大弊端。
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下一定变量产生并发生变化时，即股东会与监事会的权力在不断的弱化，而董事会的权力在不断的增加。原因在于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模式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势必出现的权力让渡，但是，由于董事会受让股东会权力的同时，伴随监事会权力弱化，监督作用的虚置，进而导致公司内部权力制约的缺失。此种模式，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相比，权力失衡，董事会权力过于集中、强化，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相比，监事会权力逐渐弱化，董事会权力行使缺乏监督。经理层受聘于董事会，经董事会授权行使相关的业务执行权力，并对董事会负责，故其权力在图中未予显示。
二、公司利益相关者
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上世纪30年代提出并发展至今，被管理学界、法学界等领域学者和组织广泛接受，其内涵主要是指公司企业在制定决策以及经营过程中，要与股东、债权人、零售商、供货商以及社区等等相关群体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积极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使公司企业向公众、消费者、债权人以及整个社区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纳入法律保护的主体主要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政府部门、相关社会组织以及公司企业所在社区等等，而银行作为公司最主要的债权人，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公司利益循环构建的必要
我国《公司法》承认和保护公司利益相关者权益，但是其规定过于原则，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在实践操作中，可实施性差，尤其是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过于零散，监管力度较差，导致了公司对任何的利益相关者都不负责的情况。另一方面，公司与债权人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三权制约”理念下公司制约的偏失，公司的信用往往较差，而“协同主义”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同时，公司利益循环的构建，势必增加对于作为利益相关者重要主体的债权人，即银行的保护力度，对公司的外部治理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由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来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站在公司的角度，其作为社会责任者的营利性公司，将改变公司营利目标的唯一性，公司经营者在决策时不仅考虑公司与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在无形中会使公司股东与经营者产生一种否定公司营利性的想法。其实，从表面上看，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大了公司的委托者范围，增加了公司的负担，但实质上是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在公司外部治理中，将利益相关者纳入框架，通过参与公司决策，进行不同领域、层次的信息共享与沟通，降低成本，形成有效的内部制衡，进一步提高公司业绩，使公司长远发展。而构建公司利益循环，是以公司为中心，公司利益循环为基础，在凸显公司营利性与利益性的同时，使公司与银行、政府的关系更加具体化，银行利益保护操作性更强。（作者单位：1.西南科技大学；2.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参考文献：
[1] 姚秋英：“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路径分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
[2] 赵旭东：《境外公司法专题概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宏伟、牛广甫：“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制度探析”，《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2月，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