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6 15: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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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着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着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nbsp;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 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收稿日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544(2001)04-0030-05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版权所有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2000-09-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目 录
1.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2. 商誉的来源
2.1 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
2.2 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2.3 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不完备契约
2.4 商誉的变化
3. 商誉的计量属性
4. 商誉的确认
4.1 自创商誉
4.2 外购商誉
5 商誉摊销
前 言 21世纪，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知识经济，这一不久前多数人尚为陌生的词汇正通过各种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昭示着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生产力的革命以及未来世纪的经济格局，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必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企业要想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要求其对自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人力资源或其表现形式——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之间则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试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就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商誉的关系、商誉的本质以及商誉的会计处理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找到管窥商誉本质的新视角。为此，我们先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概念说起。
1.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
.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2. 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2.1 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2 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
一、我国大中型煤矿企业开展知识资本管理的现实意义
知识资本是组织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借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各种知识的有机综合体，是企业取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知识资本是相对独立的资本，是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本。知识资本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舒尔茨说过：经济学家正在重新安排经济增长舞台上演员的角色，他们指定劳动力和资本扮演二、三流的小角色，而让知识扮演主角。
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知识资本的研究似乎成为知识型企业的专利，一直与传统行业无缘。知识型企业的典型特点是产品科技含量较高、从业人员素质较高、信息化程度高、管理方式先进，所以，首先在知识型企业开展知识资本的研究是情理之事。但是，即使在传统行业领域，知识资本的研究也不应受到冷遇。因为知识资本的内涵包容了任何成熟行业的业务流程，而当今的所有企业也均受到知识经济的浪潮所冲击。
目前，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的知识资本含量较高，是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但长期以来对煤矿企业知识资本的结构、内涵和效能等方面的研究却是荒芜之地，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在阐述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知识资本管理重要地位的同时，对其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为进一步对其功能性的研究做准备。
二、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指标体系的生成
1.大中型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指标体系的生成机理分析
确切地说，知识资本的完整概念是由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学宗师彼得德鲁克于1988年在《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借鉴于国内外关于知识资本构成要素的前沿研究成果，再结合于国有大中型国有煤矿企业的一般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本文将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分为如下五个部份:人力资本、管理资本、技术资本、顾客资本和市场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指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并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即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的资本化。管理资本指蕴含于企业内部的并体现于各项管理职能上的竞争能力；技术资本指应用于企业运作的各项技术的应用能力、开发能力和转换能力；顾客资本指企业对于客户群体的依存性以及客户群体相对于企业的稳定性；市场资本指企业显现于外部营销市场上的各项竞争优势。
知识资本指标体系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对知识资本构成要素进行进一步细化与分解的过程。与国民经济的其他诸行业相比，煤矿企业的业务流程和运行环境有许多独特之处，因此，在构建其知识资本构成要素指标体系时，必须兼顾这些行业特性，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和合理。概括起来，这些特殊性主要有如下诸多方面：
（1)煤矿企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范畴，人员众多，但职工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偏低，且安于行业工作的心理稳定性较差，易于流失。
（2)煤矿企业大多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经济文化中心，企业文化建设长期得不到重视，极易形成文化荒漠。
（3)相对于其他任何行业，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问题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先有安全，才有生产，安全问题是煤矿企业运作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本管理的呼声渐高，这一问题的显要地位愈加突出。
（4)就外部环境而言，煤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与地方政府、运输部门、金融业的协调能力。特别是铁路运输业，对于煤矿企业的绩效甚至存亡具有天然的制约性。
（5)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煤矿企业产品的许多天然属性，如煤层分布、开采条件、地理位置和各项煤质指标等，都是煤炭企业经济效益的先天性决定因素。
2.大中型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指标体系的确立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大中型国有煤矿企业的知识资本分解成5个构成要素，每个要素进一步分解成4个指标，共20个指标。详细内容(表1）。
三、模型验证
在样本量为201、样本量与观察指标之比为10:1、Cronbach α系数为 0.8345的条件下，采用了SPSS11.5和LISREL8.7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固定方差法），得模型拟和指数列表（表2）。
所以，模型拟和效果较好，无需进行指标修正。本文得出的大中型国有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测度指标体系可以为我国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进行知识资本管理提供有效的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现象，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具体表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迁移，通过雇佣关系实现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换，在城市工作、消费，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城市化。但他们却没有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城市化，具体表现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租住城市的社区住宅，而大量蜗居在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村内基础设施较差，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此外，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口，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无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因为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称为“鬼城”。被《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间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区迄今为止建成区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按照高标准规划建设，实现了空间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仅有2.86万人入住康巴什新区，人口密度仅893.75人/平方公里，仅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空间城市化速度。
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指标评价方式
一、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构成要素及其机理分析
中小企业的经营水平最终体现在中小企业经营的盈利能力上，而经营能否获得较高的盈利要看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与许多因素相关，其中中小企业的产出能力是中小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基础。
1．中小企业的产出能力。企业的生产行为，是指企业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根据自己面对的各种经济约束的变化，对生产过程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进行的选择和调整。也就是企业在不追加固定投资的情况下，生产组织系统中的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使之达到劳动成果最大化，一般用短期生产函数来表达。
生产函数中的投入是使用价值形态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在完整的生产经营系统中，企业的经营效果往往是生产经营收入做出了物耗劳动，把劳动成本扣除后的剩余，是这部分剩余与资金运作总量的比率。考核企业经营生产投入产出效果的指标有：
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2．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进入市场产品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经济本规律，遵循这一运行过程的基本规律，虽不能完全排除行政手段调节，但是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起着关键性作用，应是调节的主要方面，因而必须从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均衡关系分析入手来寻求解题答案。首先，企业必须测度自己的产品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在一定价格水平条件下，购买者愿意购买的数量。我们分析影响购买者需求欲望和需求行为的，大体有五个因素：一商品的价格；二是购买者支付能力；三是购买者偏好；四是购买者的心理预期；五是相关替代产品的制约和互补产品的促进。企业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自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上。这在通货紧缩、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尤显突出。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能仅仅从静态去考察它的现状，而要从动态分析求得结果，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其变化发展的趋势，通常形象地以“朝阳产品”或者“夕阳产品”反映该产品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老期等不同阶段。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各种信号形成并制约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机制，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收入弹性以及与其他产品的交叉弹性的变动都是一种市场信号，而产品的价格弹性，表示企业在价格变动情况下的供应愿望和能力，它是市场均衡和非均衡的状态下，随着主体经济行为和购买者行为变化而不断地变换着。这类变化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因而考察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大体只能在市场价格持平或波动情况下，以产品价格与市场平均销价同幅变动为条件，来考察销售的变动率并与其替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变动进行比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企业自身相关的因素，主要是价格、特性和服务水平。此外，影响购买的还有产品的品牌效应等。从它所包涵的各项因素内容来看，它是一项综合性指标。
产品销售率=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此项指标与产品市场占有率功能近似。
3．企业生产经营的盈利能力。反映企业在一定的物耗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所构成的总成本消耗之后，与所形成的价值做出抵销之后的价值剩余，与相对应的成本消耗之间的对比。其体现形式为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其中，成本费用总额为产品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这一指标综合地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投入产出效率。
二、中小企业发展能力的机理分析及构成要素
企业发展通常具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原有产品具有市场潜力和盈利能力的前提下，采用原有生产技术工艺，筹集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简单扩大再生产；二是在原有生产经营基础上注入新的投资，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或扩大部分生产规模，通称技术改造；三是脱离原有生产产品技术装备，依靠自身的财力和贷款，筹资兴建，另辟新的生产经营门路，通称对外投资或基本建设。由此可见，不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发展，都离不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即自筹资本的能力。
1．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起源于美籍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与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有关的技术经济活动。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体现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技术创新不同于科学的发明和发现，突出强调新技术的首次商业性应用。满足市场需求、获得商业利润是检验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但这一重要因素在传统的经济分析及企业管理评价理论中，一直被当作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或者是一种给定的因素，对它的功力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把技术创新这项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排斥在外，对于评价体系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件憾事。技术创新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差别化。
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企业自身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创新能力是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表现，它是衡量企业发展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
2．中小企业发展资本的筹措能力。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占用，企业的发展依照现行银行贷款通则，必须具有至少30%以上的资本金，所提供的贷款还需一定数量的资产作为担保，为此，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身良好的财务状况。体现企业财务状况的指标很多，主要有两项：（1）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这个指标反映企业净资产变动情况，是企业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2）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以上两项指标从企业发展财力方面体现其发展能力。
此外，在分析研究企业生产行为及其效果时，如果从企业内部在原有基础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归结于长期性生产，并用长期生产函数来反映企业追加长期投入扩大规模后产量增加的幅度，以追求规模效应。内部扩大规模与对外投资自营性项目相比，从投资经营获益的角度上来分析，虽有投资于内于外的区别，经营产品可能不同，但它们追求的目标没有本质的差别，当然进入资本经营阶段，还应包括企业对外参股性的投资。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对外投资控股或参股是企业常有的经济行为，它的收益直接影响母体企业的生存发展，选准项目可使企业获利丰厚，如项目决策不当，也可使企业一蹶不振，从此背上沉重包袱，投资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机遇与风险同在。
三、中小企业的社会贡献要素的分析
社会是人类生活各种要素相互关系的总和。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经济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中存在的局限性，是导致社会指标运动的普遍原因。它促使人们在寻找一种更全面、更有效的指标，作为评价尺度来评价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把中小企业的社会贡献对社会指标产生的影响，作为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本身衡量和评价标准至今难以统一，我们只能针对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从经济影响方面以直观反映它对社会的作用，选择关联程度较大的指标。
1．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就业贡献率=企业就业人数/当地剩余劳动力总数。
2．对当地直接经济的贡献率。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企业总资产数与上交的税收、社会保证金、银行利息、员工培训经费以及其他社会性支出之总和的比较。
3．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总量贡献率。总量贡献率=中小企业总产值/区域内所有企业总产值。
4．中小企业产品社会效用。为社会提供有效用的产品的劳动所制造的价值，可以用人均净产值水平来作为衡量指标，以区别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大小。
企业人均净产值=企业净产值/企业平均人数。
四、中小企业环境效益的评价标准与相关指标
考察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建立相关考评指标体系，与社会指标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社会指标运动内容相当广泛，而中小企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则专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生产条件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它的指标设置有自身独特的内容。
1．自然资源利用水平。广义的自然资源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效力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中小企业生产所耗费最多的、与资源利用影响最大的是耗竭资源类中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类资源主要指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矿产资源，在再生资源中尚有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土地资源，以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的利用率。由于它的突出地位，有时我们应把它作为单项考核指标，而把森林资源的利用纳入资源开发利用项上一并予以考察。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一般情况下，均分为开发和加工利用两个过程。矿产采掘企业由于地勘程度不同，储量级别不同，分为开采储量、设计储量、远景储量、地质储量四类，和A、B、C、D、E五级，利用率计算一般以B+C级储量与实际开采矿产量的比值计算，以地矿部门制定的标准来衡量其开采利用水平。森林资源的采伐过程，其利用率为：资源调查设计资源量与实际采伐量的比值。加工业以选矿得率和木材加工出材率计算，还有的是以商品材和成品矿加工升值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高低来区别，因此，设置自然资源利用率指标尽管很重要，但评价过程中不同行业均有不同的指标要求，评价的方法只能参照同行业平均水平，予以调整。
资源利用率水平=企业资源利用率/同业平均水平利用率。
2．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山地对自然环境影响很大，耕地、草地与农牧业关系更为重要。我国现有耕地约1亿公顷，是世界耕地总面积7%，人均耕地约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的1/9，因此，保护每一寸土地在中国尤为重要。土地同时也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土地的利用水平，企业的单位土地产出都有很大差别，这项指标在农牧企业中，尤为有比较价值，在评价过程中只要根据土地肥力加以分类评分。在中小型工业企业中考核这一指标，可以强化土地意识，对圈地闲置和任意用地，以及利用粘土为原料的加工业予以某些限制是必要的。
道德资本异质性特性不完全源于道德资本投资差异，不宜轻易沿袭西方经济学家将道德资本差异简单转化为教育投资等同质因素差异的做法，而应综合考虑先天禀赋、后天道德资本投资以及所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道德资本结构是衡量道德资本异质性重要维度。道德资本异质性与专用性在很多情形相伴而生，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异质性作为高度专业化信息载体及其处理主体的道德资本特征，它能进一步解释道德资本的差异性、非流动性、决策非完全理性、在分工同时的集中合作性及其对企业剩余支配权的合理要求。不稳定性。道德资本不像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确定性的价格信号显示机制，道德资本实际价值的大小会受到其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其实际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道德资本价值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从资本流通过程看，物质资本定价明确且多采用货币形式交易实现，容易流通，而道德资本难于定价计量采用契约交易方式，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道德资本流通之初是建立在平等的买卖双方相互尊重等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交易风险较大，较难流通。二是从资本价值取得程度看，购买物质资本，便获得物质资本的全部价值，购买道德资本并不能保证获得其全部价值。道德资本受自身能动性、道德资本载体的直接影响，还受既定环境的制约，当道德资本所有者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受到道德资本购买主体制约或限制时，出于自利通常会选择偏离道德资本购买主体价值取向，减少、封闭自己或是阻碍他人道德资本价值的发挥，也即发生“败德行为”，导致购买主体不能获得足额道德资本价值；反之，购买主体将获得足额甚至超额人力资本价值。价值难以计量。知识、技术、物质资本等资本价值计量可直接转化为凝聚在该要素上的已完成的劳动力价值与相关资源价值的衡量，而道德资本价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道德资本获取成本的耗费，还包括价值增量测算。个体因投资获得的学历、经验资质等劳动力价值测算，马克思将其还原为相等量的生产资料商品、劳动力商品等耗费的价值总和，[9]（P210）加上资本的利息成本、减去因技术进步导致的原有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贬值价值，粗略测算出投资产生的劳动力价值。但是道德资本能动性提升激发道德资本自增殖机制发挥作用，带来的价值增殖量则是动态的、隐蔽的，难以计量。道德资本这种自增殖机制是个体自利性、超功利性动机等在特定激励机制作用下，个体克服“偷懒”、“逃避责任”等消极因素，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创新形成全新的劳动能力，或是个体面临复杂局面借助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对象物对外部环境做出“抄近路”反应，[10]这种全新的劳动能力或者反应往往不为个体所事先熟知，是在特殊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潜在能力。如恪守孝道带来的精神满足是难以用价值衡量的。生产、消费二重性。马克思认为整个生产的终结是消费，消费和生产具有统一性。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再决定生产。弗里德曼将人拥有的资本划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11]（P32），循此逻辑，道德资本必兼备生产性能力和消费性能力，也即道德资本中品性、价值取向、文化素养、理性等既是活劳动之重要本源，也是人类获得全面发展、享受高品质生活必备的物质基础和意识条件，二者关系密切。
中图分类号：F270；F407.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27-03
以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导火索，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蔓延开来，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汽车产业及企业首当其冲。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在2008年底决定提供174亿美元的短期约束性贷款，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进行援助。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汽车产业振兴方案，包括免缴车辆税、信贷担保和紧急贷款等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其实际成效并不明显，美国通用公司最终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的地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对其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
一、汽车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
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计划学派的代表人物安绍夫认为，竞争优势是指那些可以使企业处于强有力竞争地位的产品和市场的特性(Ansoff，1965)。波特(2005)认为，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指该公司目前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同步执行该公司现在所执行的价值创造战略(Barney，1991)。综合上述观点，竞争优势是指一种优于一般竞争对手的竞争地位，拥有这一竞争地位的企业的赢利能力高于产业平均水平，其产品或服务可以为客户带来超额价值。显然，从这一基本定义来考察汽车企业，传统意义上的“6+3”都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这里所说的“6+3”，是指全球乘用车市场被6个汽车大集团或联盟和3个大型的独立企业所绝对主导，即通用一菲亚特―铃木一富士重工一五十铃集团，福特一马自达一沃尔沃轿车集团，戴姆勒一克莱斯勒一三菱集团，丰田一大发一日野集团，大众一斯堪尼亚集团，雷诺一日产一三星集团，加上本田、标致一雪铁龙和宝马汽车。
关于竞争优势的来源，波特的竞争理论是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竞争范围，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即企业所选择的市场空间。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那些在要素市场不能买到的、内生于企业连续行动所累积的资源与企业能力。徐二明(2002)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资源配置的模式与经营范围的决策，即竞争优势既可以来自企业在产品和市场上的地位，也可以来自企业对特殊资源的正确运用。而格林沃德等(2007)则认为，只存在供应、需求和规模经济三种真正的竞争优势。希尔等(2007)将竞争优势的来源表述为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并认为竞争优势包括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很显然，这四个构成要素都是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实现成本领先或差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竞争优势的基本构成要素。
考察各大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美系汽车和德系汽车主要凭借差异化、日系汽车和韩系汽车主要凭借成本领先奠定竞争优势。通过提升规模经济的水平来造就竞争优势在汽车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美系、德系还是日系汽车企业，其规模性都非常突出。比如大众汽车2007年全球产量高达621.3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3％，接近我国汽车总产量的70％。并购重组丰富和提高了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而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需求则在很长时期内促进了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从显观原因看，需求萎缩导致各汽车企业产销出现困难。但实质上是企业在资源与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充分显示了一些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脆弱性。
二、案例分析
通用汽车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对美国经济曾作出了巨大贡献，整整影响了美国四代人的生活。作为曾经的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品牌名传天下。今天，美国的道路上仍行驶着至少3000万辆通用品牌汽车。近几年，国际油价起伏不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企业流动性枯竭，通用汽车经营日益困难，美国的市场份额已从1980年的45％下滑到2008年的22％。尽管通用汽车采取了削减产能、大幅裁员、调整品牌等举措，但其市值仍加速蒸发，商誉每况愈下，最终寻求破产保护，成为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受损最典型的实例。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经营作为比较对象，并从竞争优势所包括的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希尔等，2007)切人。
首先是效率。得益于其出色的全球制造体系，通用汽车的生产制造工艺不断稳步提高。在过去几年中，通用汽车的生产效率提升了22％，是提升幅度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平均每15.85小时就能装配一辆汽车，在北美各整车生产企业中，生产效率名列榜首。但从人力成本上看，通用汽车生产的每辆汽车上所承担的员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成本高达1500美元，而丰田汽车仅为200美元。2006年通用汽车员工每小时薪水为73美元，而丰田汽车在美国的员工每小时薪水为48美元。过去两年里，通用公司累计亏损额超过120亿美元。很显然，由于过高的员工工资和福利，通用汽车的高生产效率并没有带来成本优势。
其次是品质。通用汽车以豪华、宽大、内部舒适、速度快、马力大为特征，在很长时间里满足了美国消费者追求身份象征、乘用舒适的需求。但美国人的汽车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逐渐把它视为一种纯交通工具。石油危机使得通用汽车的大马力并不能提高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再加上交通阻塞、停车困难，从而引发出对小型、节能车型的需求。这就给丰田汽车提供了机会。尽管丰田汽车自身在品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引入性价比这个指标，丰田汽车的优势就凸现出来了。比如，丰田汽车的高档品牌凌志车以稳重、豪华、精细、高档为特征，比同级的奔驰车还要便宜30％。美国人喜欢凌志车，尤其欣赏其无与伦比的性价比和令人晾讶的低噪音。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花冠还是佳美，丰田汽车在与同类型的通用汽车比较中，其优越的性价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造就了品质上的竞争优势。
第三是客户响应。通用汽车旗下各种品牌的汽车虽然车型常出常新以提升客户响应水平，却多数是油耗高、动力强的传统美式车。从2000年开始通用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量连续九年下降。尽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其他地区都创下新的销售记录，但国外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国内的损失。丰田汽车在美国正式销售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响应水平。他们的销售策略从来不是针对某个竞争对手，而是面对消费者，不断研究市场需求。他们在美国销售的29种车型，款款都有专门的消费对象。2008年，通用汽车全年销售了835万辆汽车，丰田汽车全年销售了897万辆汽车，通用汽车在77年之后
将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的宝座让给了丰田汽车。
最后是创新。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节能车型已成为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通用汽车长期以来在降低油耗方面没有多少实际行动，特别是其悍马品牌的越野车更是高油耗的代表。丰田汽车一直以节油著称，其在燃油经济性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是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尾气零排量”的要求下，丰田汽车推出了采取电气马达与汽油发动机组合的动力系统的普锐斯车进入美国市场，并发展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时至今日，普锐斯已发展到第五代。以普锐斯为代表的混合动力车已占到丰田汽车在美国总销量的10％。由此可见，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奠定了丰田汽车的竞争优势。
三、结论与启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同种类型的企业在相同的环境中可能表现各异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是世界汽车产业，受损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为汽车巨人的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表现不尽相同。通用汽车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而丰田汽车尽管也损失较大，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这充分说明，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从而使得不同的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2 竞争优势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关联性
学术界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存在争论。有些管理专家认为企业不可能提供价格便宜的差异化产品，理由是差异化必然带来更高的成本(孙树杰，2005)。但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四个构成要素之间却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从汽车企业的实践来看，卓越的品质可能有助于实现卓越的效率，但并不尽然；而创新则有助于提高效率、品质和客户响应。
3 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实现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最根本的保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55-02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时代大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必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二次发展，对于提高产业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具有多重的意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和崭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其研究的理论成果都不多，研究的力度也不大。笔者认为，学术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基础理论概念有准确的把握。本文的重点就旨在阐明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划分。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
德国的经济思想家熊彼德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资本和劳动力已然不是影响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今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1986年也同样有经济学家罗默提出“占据市场和创造财富需要的是有创新理念在其中的新产品。”但是，当代的研究成果表明，学术界还没有达到对文化创意产业统一口径，例如文化创意在美国被称为版权产业，而在英国则叫创意产业，在中国、荷兰、新加坡、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被叫作文化产业。
究其根源，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化创意产业呢？研究中国过去的文献，不难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在过去仅仅表现在理论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很多情况下都折射哲学及美学的概念，大多数的学者们忽略了其基本的属性而是批评和扩大了它的商品属性。随着近些年来我们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视，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相关概念的研究和探索也在不断深入，过去的一些片面的观点得到了澄清和理解，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研究也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是“依靠创意人本身的智慧、天赋、技能，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提升和创造，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以及运用，而产生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一定创造财富能力和就业潜力的产业。”[1]文化创意产业包含了文化产品、智能产权和文化服务三项内容。
在国内，北京市统计局于2006年12月联合颁布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2]
综合以上定义，本文所理解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简洁概括为结合特有的区域环境，以经济效益为最终结果导向，研发其巨大的潜能，从而改变文化产业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
1.二重性。文化创意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既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营利性的则具备了商品的特征，揉入了其作为商品本身的价值。之所以人们创造它，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一定的精神或者是物质的需求，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价值。然而文化创意产业本身的动力则是因为其在满足群众物质、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获取了一定可观的经济效益[3]。
2.创造性。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的属性就是它的创新和创意，生产出以前没有的东西，冲破原有的陈规，为其受众提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服务和产品。文化创意产业只有具备了创造性，才能够体现出产业本身的价值，萌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现有的地域环境和创造者的灵感。
3.高附加值性。文化创意产业与人的意识形态领域息息相关，它与传统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多地将人文因素以及创新思维作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它服务的更多的是人们的精神领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品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消费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产品与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带来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
4.可复制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可复制性也是其区别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体现为文化产品的多媒体形式以及便捷的传播方式。它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好的文化产品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巨大的经济和人文效益，这一点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无法比拟的。
三、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概念
纵观所有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文献可以得到，目前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和统一的定论。目前，国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主要从软环境上进行研究，如影响其行业的法律法规、自身市场的需求、整个产业链的凝聚力和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价值链等。在我国，则主要研究其硬性环境、如生产环境、生产效率、产品效益和劳动资源等。
1.WEF和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评价权威机构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是指其生产、设计和输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可以抢占多少可观的国际市场，在价格上是不是可以较其他国家更加具有优势。
2.祁述裕的观点。祁述裕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从国家的角度谈是一个比较概念，是指和其他国家相比自身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产出量和销售量以及占据市场份额和获取利润的能力[4]。
3.花建的观点。花建在《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内涵、结构和战略重点》一文中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相关产业进行合理配置，保证其稳定、持续的生产出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多的文化产品，提供更优秀的文化服务，从而获取相对较多财富的能力[5]。
笔者认为从竞争力的要素出发，可以这样阐释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
1.从竞争的主体来看。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就是特定的文化创意的产业，作为产业，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同类产品及其可替代的产品”，它既可以理解成一个产品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将两者结合。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也就是相应的产品或者服务能否作为替代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
2.从竞争的对象来看，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原料也就是资源上的竞争；另一个是在受众，即市场占有率的竞争。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有竞争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提高产业的产出率，使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在竞争中占有优势。
3.从竞争能力来看。竞争能力在两者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在现实的产业竞争中，很多因素都影响着竞争能力的强弱，比如说创新软实力，产品的受欢迎程度，营销的策略和方式，产业的集聚规模等等，竞争力的强弱是衡量产业发展好坏最直接的指标。
4.从竞争结果来看，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两个方面，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产业的影响力，从侧面又制约和影响着竞争力的提高[6]。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把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定义为：某国（或某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凭借高于他国（或其他地区）的生产率水平，生产出了比他国（或其他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创意产品，这些产品能够在国际（或国内）市场上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创造了价值，扩大了某国的文化影响力。
四、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得知，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要素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以市场需求为主要目的进行生产开发创新产品的创新能力、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可提高的产业可竞争力、完善的产业链及每一环节的配合、基于追求更大经济价值的产业空间集聚能力、高新技术的研发和用于实践的能力和影响产业竞争能力的外部大环境等等。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以下几点：产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的生产力、产业的效益、产业的资源、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的环境等。虽说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自己不同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但是其中的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因素构成的系统产生的系统化的功能性力量，各种因素在构成系统时的空间、时间、质量、数量的不同组合形式决定了竞争力的强度和影响力。
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来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效率的角度，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的高低表现为在一定投入的情况下是否实现了产出的最大化；从文化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要素构成的维度出发，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高低表现为了各要素的整合能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否可以带来整体能力的最大化；从对大众精神层次满足的角度来看，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则表现为一个国家可以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和创造特色文化产品的能力。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同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其显性因素，还要深度挖掘影响产业竞争力，造成竞争力差距的深层次因素，综合分析显性因素和隐形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东华.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2]李刚，秦红玲.综合评价方法及探讨[J].节能，2004，10(267):1-15
[3]穆荣平.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初步研究[J]科研管理，2000(1).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或经济人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所有影响城市价值体系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综合即是城市竞争力。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及变动表现着城市竞争力的状况及变动。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之和
硬分力＝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聚集力
软分力＝秩序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人才竞争力包括城市劳动者队伍的数量、质量和未来潜力。资本力包括资本的存量、可得的便利性和金融控制力。科技力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城市结构有广泛的含义，结构力这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及城市的空间结构等。环境力指城市环境状况，如气候条件、环境质量、风景名胜等。区位力这里是指城市综合区位力，包括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区位、科技、政治区位等。聚集力指城市的人口、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企业、产业的群集状况和能力。秩序力指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稳定性、经济安全性和社会治安状况等。制度力是城市、城市企业以及城市所在的国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等。文化力是城市所特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城市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管理力包括城市、城市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开放力包括城市内部各要素、城市与区域内外（包括国内外）联系的程度。
2.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城市基础结构系统，是指城市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住房储备，文、卫、科教机构和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不可移动要素。设施力是一定的基础设施所形成影响城市产业价值形成的力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个体质量、空间匹配）的状况影响城市的产品成本和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力将成为城市总体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设施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作用中，技术性基础设施越来越至关重要。技术性基础设施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的水平，拥有发达的高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包括金融业），创造和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城市竞争力。
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城市产业收益回报率，塑造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能力，将影响城市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24城市竞争力的计量和分析
检验和分析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首先要设计表现它们的指标体系，选取样本城市，运用有关方法采集和处理样本指标数据，应用有关分析方法计算出各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
1.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标设计
(1)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根据理论框架，本文选取了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关键性指标，构建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①市场占有率。它是企业竞争力大小的最直接表现。对于城市而言，市场占有率反映一个城市域外产品需求的大小，反映其产品在全部城市产品市场中的份额，反映了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相对规模。②GDP的增长率。城市竞争是贸易竞争，更是增长的竞争。城市吸引、占领、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潜力及持续性决定于GDP的长期增长。GDP增长率反映了城市价值扩展的速度及潜力。③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城市技术水平和各种经济效益，即城市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它从质量上反映城市竞争力，它是城市创造价值的投入产出效率的一个集中表现。④居民人均收入。即居民收入的综合性上反映了城市在域内和域外创造价值的状况。它能把城市的域外收益表现出来，能反映城市的对外吸引和控制能力。它也是一个反映水平的指标。
(2)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标体系。①基本基础设施。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城市能源、交通、道路、住房等八项具体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外基础设施综合指标。由城市货运量和客运量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公路、铁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综合指标。②技术基础设施。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反映城市基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由先进交通设施指标港口个数、机场等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个数、光缆线路数加权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③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公共藏书量、文化馆、影剧院指标加权综合构成。反映城市的文化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卫生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医院个数、万人医院床位数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设施力指标从基本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技术性基础设施三方面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状况和技术状况。
2.样本城市指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1)样本城市的选取。本文根据有基本统计数据和有代表性两个原则，选取了24个样本城市。这些城市一般都有城市统计年鉴或城市年鉴，它们同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从规模上看，它们之中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它们之中有：西部城市，中部城市，东部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又有珠江三角洲城市，闽浙沿海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环渤海湾地区城市等。
(2)指标数据的处理。由于城市竞争力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集成，所有指标数据都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城市基础设施竞争力的计量
数量统计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原来是用于处理多维随机变量在线性变换下其分量相关问题的，它通过求协方差阵或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根运算，按指定的贡献率求出集中原来随机变量主要信息的、相互无关的主成份。它可以用来计算多变量样本的相对数值，即构造样本的指数。利用主成份原理编程，输入标准化的数据，计算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的得分和排序，如表1、表2。利用主成份分析构建的竞争力指数有一部分为负值，这里的负值并不代表其竞争力的真实含义，而是说明该城市在被选城市的所有城市中的相对地位，即是处在平均水平之下的。
表1城市综合竞争力及表现要素得分和排序表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从表1第一列可见，在24个样本城市的得分中，上海得分最高，为1.47。24个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1到24的排序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厦门、无锡、天津、大连、杭州、南京、珠海、东莞、青岛、武汉、温州、福州、重庆、苏州、成都、宁波、石家庄、西安、哈尔滨、南昌。从区域整体的角度上大致地看，从强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环渤海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前十强的城市都在东部地区，在前十名左右的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中等城市，东莞、温州等城市的竞争力竟在武汉、重庆之上。
表224城市设施力及构成要素得分及排序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表2第一列给出样本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数的计算结果：即设施竞争力得分和排名。设施力排在前4名的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其中深圳最好，因为深圳的基础技术水平比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设施排名大受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石家庄、西安、南昌、哈尔滨。表明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小城市好。
三、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检验
1.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力关系假说验证的方法和程序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适应系统应用中心金融分析小组最新开发的非常有价值的统计方法。它主要是用来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发展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它通过求相关度、贡献弹性，根据样本点拟合样本曲线，最后选取出影响变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这一方法不仅能初步检验城市竞争力的有关影响因素的假说，实证分析城市竞争力的问题，而且能通过对现有变量及指标的筛选，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竞争力提供条件。
根据模糊曲线的原理，编制计算程序在SPS软件上操作，输入城市竞争力总力、分力指数，输入标准化后的相关要素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包括资本力在内的城市竞争各分力及各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相关矩阵、二元相关矩阵。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城市设施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利用模糊曲线方法，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城市竞争力对于资本竞争力的函数关系的拟合曲线。利用2次拟合即ax[2]+bx+c拟合，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设施力构成要素指标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拟合曲线。然后，根据数据表格与图形进行理论检验和实证分析。
2.结果及初步检验分析
表3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标准化后）
附图
所有城市竞争分力与城市综合竞争力都呈正相关。其中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相关度最高，为0.111。
表4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总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附图
表4给出了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各分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更能准确地验证城市竞争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弹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是不等的，本表的贡献弹性系数是平均贡献弹性系数，上表显示所有分力对城市竞争力都有正贡献。其中资本力贡献最大，贡献弹性系数为0.164，其次是文化力、设施力、聚集力、管理力、科技力，最小是结构力。这进一步证明：资本力是竞争力综合的最重要的力量，设施力是第三重要力量。
表5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
附图
表5给出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矩阵显示资本竞争力与其他力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见表5的F5行），其中设施力与资本力、科技力、劳动力、相关系数分别为0.861、0.769、0.708，表明与这些分力相关性很强。表明设施力通过这些分力对城市竞争力将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表6给出城市竞争力二元相关程度的数据。数据显示城市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均存在着二元相关性，且总体相关度较高，反映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传递性。
表6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二元相关矩阵
附图
为了更深入地检验假说，本文还分别对城市竞争力与要素指标关系进行分析。表7给出了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表中的F1-F13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结构力、设施力、区位力、环境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和开放力（表8同）。表7中第一行的数字表示第一列中，各分力的组成要素指标的代号。表8给出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表7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
123456
F10.02020.01730.00910.02010.01010.0238
F20.02010.01040.01740.01860.0169
F3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40.00970.00960.02930.01850.0089
F50.01130.01020.01270.01190.00980.0095
F60.02090.01000.01640.01100.00930.0105
F70.00950.00960.0097
F80.01570.01700.01190.0183
F90.01380.01020.01030.01010.01110.0097
F100.01090.01070.01360.01300.01180.0128
F110.01200.00930.01220.01210.00870.0146
F120.01750.11180.01360.00970.0117
F130.01160.01430.01230.01000.0168
表8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123456
F10.02180.02170.00230.02200.01080.0202
F20.02100.01480.02390.02230.0239
F3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40.00600.00470.01670.02180.0043
F50.00920.00620.01910.01370.00490.0046
F60.02140.00480.02450.01820.00860.0101
F70.00430.00500.0095
F80.02070.02070.01480.0204
F90.02130.00980.00870.00900.01730.0048
F100.01770.01780.02480.01890.01840.0238
F110.02000.00680.01640.01050.00040.0252
F120.02300.00500.02480.00730.0215
F130.09200.01190.01790.01240.0228
从表7、表8可以看出，设施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性和贡献弹性系数总体上不太高，但F5-3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的贡献弹性为0.0191，在城市竞争力70多个构成要素中属比较高之列。F5-4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为0.0137相对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属比较高的。总体上看，技术性基础设施远高于基本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F5-1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对外基本基础设施指数对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相关系数、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13、0.0092。表明对外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积极的贡献作用。F5-2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正相关性系数、正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02、0.0062。表明市内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较小。F5-3所对应的数据显示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为0.0103、0.0191，表明基本技术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相对较大。F5-4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正贡献关系，且数据也稍大，分别为0.0101、0.0137。表明，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起重要贡献作用。F5-5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8、0.0049。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F5-6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卫生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5、0.0046。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但比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要稍微低一些。
综合表3—表8中的一些数据，可以验证：设施力是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比较这些曲线和有关数据，可以发现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远大于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
四、政策含义
在当前和今年一段时期内，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国城市政府仍然要把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对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
在基础设施体制方面，要引进和实行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尤其是融资制度。要放松政府管制和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积极推行特许经营、BOT等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和办法；要积极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融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
大力推进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环境。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一定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考虑与国际接轨，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进程，为城市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高管理产业的发展创造硬环境。
围绕城市个性，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城市其发展目标不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载体要求不同，不同的产业集群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不同。城市政府应根据其目标，精心设计和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目标重点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
建设适宜的生活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为吸引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实力，培育城市的科技转化能力创造基础设施硬环境。加大对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建立适应地方经济的教育基础设施体系。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独具特色、优美怡人的城市人工环境。总之，应建立适合城市发展和有利于居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体系。
收稿日期：2002-03-22
[1]郝寿义、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以若干城市为例》，载《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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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015-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研究”（批准号：114572142）
[作者简介]盖宏伟，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河北秦皇岛066004）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是以与集群品牌价值关联的要素及相互关系为基础，以集群品牌价值发展创新为运作内容，具有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强的推动能力和促进作用，在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能够为区域竞争优势及其绩效取得带来实质性意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营造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力，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营造适合区域经济社会、产业集群发展的品牌生态系统，应该得到广泛重视。由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涉及诸多环境因素，要素丰度效度、相关产业及辅和支持性产业、区域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产业结构及竞争态势等都对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生多层面影响。细致梳理和规整这些环境要素既是保证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结构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功能体系的首要前提。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过程中，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功能体系，主要包括品牌价值扩展功能、集群优势强化功能、环境资源整合功能、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产业链延伸功能、品牌效应提升和动态演化功能。
一、品牌价值扩展功能
集群品牌相关要素之所以愿意集聚起来，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和功能表现，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有机体能够给集群品牌带来任何一个相关要素都无法比拟的功能效应，使得集群品牌价值从不同程度得到扩展和提升。集群品牌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本价值等。经济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首要基础。也是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体现集群品牌竞争和创新优势，反映集群品牌获取利润、加快资金周转、减少产品库存、节约品牌价值成本、提高品牌产品生产效率等，因而是促进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能够为市场和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生活需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社会环境，促进区域社会进步；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吸纳区域剩余劳动力就业，维持区域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背景下集群品牌价值目标的发展方向，它要求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和技术开发过程必须倡导生态、低碳和节约的理念，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区域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努力实现集群品牌经营管理的高效化与节约化。人本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精神内核，既表现为集群品牌产品要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也表现为集群品牌企业要注重员工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尤其突出员工心理素质的养成教育，使得企业不仅成为员工发挥聪明才智的场所，还要成为员工健康和谐成长的环境。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通过创设有利于集群品牌产品研发、生产和创新的氛围，构建有利于集群品牌发展的物能循环网和信息传递链，能够实现系统内部要素的高效互动与持续交流，增强品牌价值不同层面之间的有机关联性，促进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发展。可见，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能够有效推动品牌价值各层面之间的融合，获得集群品牌价值整体效应。
二、集群优势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价值创造发展的有机性和统一性，要求其过程必须基于稳定的平台环境或背景下，而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营造正好能够适应和满足这种要求。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集群品牌的各种关联要素在相关目标、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通过彼此之间功能、角色的互补以及相互交流学习，一方面形成了集群品牌发展所依附的要素关系结构，保证了集群品牌发展过程的合理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形成了反映集群品牌发展的知识信息、规章制度和规则要求，并深深影响集群品牌企业或系统主体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取向。集群品牌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集群品牌发展可以提高集群竞争优势，集群竞争优势可以促进集群品牌成长。可见，集群优势强化功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层面的优势强化，具有整体辐射性，能够有效提升集群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使得集群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推动集群持续健康发展和演化，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二是集群内部构成要素层面的优势强化，对于各构成要素而言集群能够带来自身不具有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集群发展而不断发展，给集群内企业及其他构成要素提供持续性支持。不论是集群层面还是群内构成要素层面，优势强化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这种时效性又往往取决于集群品牌生命周期的演变。也就是说，当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这种优势强化功能比较明显且突出，而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形成期和衰退期，优势强化功能就表现得不明显，甚至会影响到集群内部企业的发展。此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战略转型，进而转向其他领域，原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强化基本上也就消失了。
三、环境资源整合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较强的品牌价值和竞争优势效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整合与利用集群品牌内外环境要素，实现集群品牌环境条件、因素的系统化、统一化和协调化，这些构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绩效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丰富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可以使得系统在环境体系中选择最有利的条件因素来获得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也可以减少环境条件和因素选择成本，使得系统主体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品牌价值发展专项研究，进而降低系统运作成本。任何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都不可能充分享有环境体系中的所有条件和要素并取得持续竞争优势，尤其是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有的资源格局和要素体系很可能不适应系统快速发展时期的资源要求时，如果不进行资源格局优化和要素体系创新，就必然影响到系统正常发展所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合理构建系统内外环境关系，满足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资源需求，为集群品牌价值创造提供基础条件。通过梳理系统内外环境关系形成资源结构体系，既可以实现系统运作资源需求的有效满足，又可以增强系统对环境资源的整合能力，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其发展运作所需的环境资源大致可以分为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知识资源是指可以反复利用能够给产业集群及群内企业带来利润、价值增长的资源总称。知识资源一般是随着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逐渐积累的，它不仅表现在文件资料、档案材料和活动程序中，更存在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实践之中。技术资源也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资源，主要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相关的软件方面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设备、工具等硬件方面的知识。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较高的人才群体，通常表现为杰出的、优秀的人力资源，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明显作用的人力资源，突出强调人力资源的质量，主要包括员工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管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等。信息资源是指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文件、资料和数据等信息的总称，信息资源贯穿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主要存在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技术研发、科技咨询、政策措施、市场运作和资本流动等，实现环境资源层面的沟通互动。也正是基于此，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实现了运作发展。
四、区域经济带动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递进深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明显，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强力实施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进一步推进了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产业集群覆盖的行业来看，也逐渐从纺织、服装、皮革、五金制品、工艺美术等传统行业，发展到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区域品牌不断涌现。产业集群带动区域品牌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发展和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完善强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带动系统内部集群品牌价值、企业效益、商品质量、技术优势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稳步提升，而且能够吸引系统外部更多品牌企业、科研机构、公共组织、社会团体的加入。这些被吸引进来的企业、科研机构并不是简单、随意地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结合起来，而是通过彼此之间已有的竞争优势及其存在的互补关系进行合理配置，由此便形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新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这种规模和范围无疑是系统开展品牌增值活动的基础。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具有的吸引整合作用一旦形成以后，便会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原有品牌、技术与新吸引品牌、技术之间融合渗透的关系越紧密，其形成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就越大，对于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的作用也就越显著，反过来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品牌、技术，既能够不断扩大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进而使得系统内外品牌、技术之间的互动融合转化为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融合。实际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也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有助于“强化专业化分工、发挥协作配套效应、降低创新成本、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等”，进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这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产业链延伸功能
对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如果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其社会价值的宏观体现，那么延伸产业链则是其社会价值的微观反映。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不断提高了集群品牌的竞争优势，使得系统主体能够按照集群品牌产品的功能特性，细化品牌市场结构，并结合品牌市场不同顾客群的需求确定品牌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为集群品牌产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产业链延伸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主要由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分工的细化所决定。具体而言就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提高了系统内部要素的生态活度，优化了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和功能机制，增强了系统的竞争优势和动态适应能力，促进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和深度融合，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集群品牌产品生产过程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的分工，提升了集群品牌产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集群品牌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集群品牌产业链延伸具有一定的条件性，首先是建立在集群品牌产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有效协作。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仅有分工没有协作是不能够促进产业链延伸的，分工只是产业链延伸的必要条件之一，它还需要基础分工的互动协作。其次是集群品牌产品结构、功能和形态的可解构性。集群品牌产品的可解构性越强，其具有产业链延伸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是具有可解构性强的集群品牌产品就一定能够实现产业链延伸，集群品牌产品解构过程还必须依附于科学合理的方式手段，解构方式手段选择得不合理及其使用得不科学，都会影响到集群品牌产品解构的结果。最后是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宽度。价值宽度是集群品牌产品所具有的价值维度总和，其大小范围决定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空间。价值宽度大的集群品牌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空间拓展可能性，也越容易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六、自我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就在于系统内外要素及环境关系的协同性和适应性，而这又主要取决于要素之间、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合理稳定和有效互动。系统内部要素关系和外部环境关系，一方面保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和系统运作的持续进行；另一方面保证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当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系统可以借助已有的关系结构体系与外部环境进行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即便存在结构关系调整的情况，也只是局部甚至是微小的。而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突发性动荡时，系统主体就必须通过要素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调整优化以应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此时，系统主体应急素质能力的不高、应急意识的滞后或者应急机制的不健全、不合理，就会影响到系统适应行为的选择和适应过程的有效开展。因此，大多数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会提高系统主体的应急意识和能力，科学设置应急机制以适应环境变化，增强系统的动态适应能力，这种过程有序进行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根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观点，自我强化可以理解为组织依据强化原理通过相关的行为活动来完成阶段性目标，最终实现结果性目标。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自我强化更多表现为自组织协同、自组织演化的实施。然而，这并不等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不会出现衰退的现象，相反当自我强化功能达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时，就会形成一种固化，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此时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极易出现不适应环境变化的症状，由此诱发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具有条件性和双向性。条件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需要基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没有环境条件的支持必然影响到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自我强化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双向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既会产生积极、正向且有利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作用力，也会产生制约和弱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影响力，要求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有效把握和利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
六、动态演化功能
产业集群品牌是指体现产业集群产品、服务、文化和特色的标示，它形成于产业集群生存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作为产业集群的特殊标志，产业集群品牌可以给产业集群发展带来实效，但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条件性，这种条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品牌必须基于一定的环境资源和条件，不同区域的环境资源和条件具有差异性，进而决定了产业集群品牌形成发展状态的差异性。正是不同产业集群品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当某个产业集群品牌与外部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时，它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形态，可以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国内学者首推王兴元教授。王兴元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概貌，对于推动品牌生态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生态系统的概念本质，可以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在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关系结构和稳定功能形态的有机系统。从概念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包括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三方面内容。构成要素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发展所依附的环境条件、因素；结构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所依附的环境条件、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结构；功能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表现出的功能特性。从形态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可以是某个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也可以是几个彼此关联紧密的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前者可以视为单独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后者可以视为共同体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是“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目标顾客、终端市场、金融机构、政府、网络媒体、竞争者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环境要素之间互动过程”，这些环境条件和要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和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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