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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贸易领域的各种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学科，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统领学科发展的理论核心，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摇摆不定，其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宽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和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从而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借鉴产业组织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成果来重建贸易经济学（夏春玉、丁涛，2011；冉净斐、文启湘，2004；石明明、张小军，2009），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受制于理论内核界定的模糊，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科学研究纲领标准的评价，理论创新路径也不够明晰。因此，与其他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相比，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从主流经济学对贸易理论研究看，经济学说史上解释贸易产生和发展的贸易理论与分工深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这主要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国际产业间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国际分工现象是难以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来解释，而新贸易理论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商品模式、贸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研究产品生产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间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这属于早期的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随着分工深化，服务不仅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贸易标的，而且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组织和不完全契约的分析范式，进一步丰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内容和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动因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如Dixit和Grossman（1982）认为生产分割为不同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创造产品内贸易利益的基础b 3592，而卢锋（2004）则认为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存在差异。
随着分工深化，一些学者考虑分工机制的内生演进，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解释贸易的产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鲁格曼（1979）等从产品种类数的内生性分析贸易对生产规模和参与贸易国家的福利影响，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虑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性。杨小凯（1992）等对分工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特点是内生均衡的移动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比较利益会内生地创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国内贸易自然会延伸到国际贸易。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贸易经济学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学研究纲领应有一个公有的理论“内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为主线探索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标准分析贸易经济学的“保护带”和“启示法”，并试图从内核、保护带、启示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贸易经济学严整的知识体系，最后提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二、分工深化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础
自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后，分工深化不断促进贸易发展，不仅促进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种增长，而且使交换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交换是最微观和最基础的活动，贸易是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分工深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而且提升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交易效率，从而形成报酬递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为主线，不仅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
（一）分工深化扩大市场规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次，市场规模与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进的。杨格（1928）提出著名的杨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经济，或其它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论证市场的大小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分工水平，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品种和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报酬递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收益
按照杨格的论述，分工可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分工深化，在生产中不断引入迂回或间接生产方式使用劳动可增进专业化水平和收益。对个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决策内生决定，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来自于人力资本报酬递增。
另外，随着产品工序和间接链条迂回生产方式的不断引入，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高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内生地选择不同技术水平和雇佣不同类型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认为企业异质性会内生行业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链链条得到延伸，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发挥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边际贡献，减少重复学习时间和费用，并通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动技术进步
分工深化还推动技术进步。马歇尔认为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是同时并进的，机械改良使得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业习惯、流通组织的变革。
技术进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加强报酬递增的力量，从而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近几十年来流通创新为例，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极大地扩展市场范围，增进人类交易能力。而以光纤通信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而且降低通信损耗，这极大降低了由于信息传输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流，监督和协调其分散的贸易活动，并对相关业务信息快速进行存贮、分析和处理，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支持。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贸易组织的创新，催生供应链战略联盟、价值链集成商、品牌运营商等新的贸易组织方式的出现。而这些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形式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搜寻的成本和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贸易量。分工深化还不断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减少交易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产品适合引入迂回生产方式，也使产品生产工序、环节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强，并降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交易费用，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围绕分工提出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存在”、“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流通的本质”是贸易经济学不可证伪的公理，构成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商人、商业、商品、交换这些重要的贸易经济学概念也是以分工为思想内核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互换，交易是价值角度的互换，交换是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交换发展为交易（贸易），贸易和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深化不断增进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分工为理论内核也不断推动贸易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
三、以分工为理论内核的贸易经济学“保护带”和“启示法”
（一）贸易经济学中的“反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根据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规则构成，主要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告诉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启示法则告诉研究者寻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同样拥有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应用反面启示法，保卫贸易经济学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内生专业化与分工、贸易产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业态变迁等等，这些关于贸易经济过程、组织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分工这一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分工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理论硬核。在这个过程中，以经验事实不断证实和增加辅助假说保护带内容，这就保护理论内核不受谬误的攻击，从而推动贸易经济学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
（二）贸易经济学中的“正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同时，应用“正面启示法”可改进和发展贸易经济科学中的“可反驳”部分，通过调整和完善“保护带”来发展贸易经济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比如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在不同交易环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或是提高报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推动分工深化。分工动力机制有资源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有市场规模和内生比较优势。具体分工环境中新的潜在获利机会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础，也就催生新的贸易运行方式，影响贸易主体行为。“正面启示法”通过界定具体分工环境中交易条件，对某一种分工形式产生的报酬增进和交易费用节约进行阐释，从而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保护带”贸易产生原因，而分工内核则不可否定和反驳。
正面启示法比反面启示法灵活，当一个纲领进入到退化阶段，正面启示法一个小小的革命或创造性的转换会再次推动纲领的前进。例如，针对“批发无用论”，其解释主要在于，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场内生出降低产品技术信息甄别费用的需求，企业自创品牌与自建营销网络将导致专业市场的瓦解。采用正面启示法，一些学者以规模报酬递增替换规模报酬递增不变的假设，考虑批发市场拓展对分工交易可靠性影响，从而构筑以批发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内生报酬递增机制和区际分工协作网络，并寻求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力地对“批发无用论”进行反驳，推动贸易经济学批发商业理论的发展。
因此，贸易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同时存在一组保护分工内核的“保护带”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由理论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部分构成贸易经济学严整有机的理论体系（见表1）。
（三）贸易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
在分工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础上，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见表2），并通过具体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贸易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四、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依循分工的理论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的划分，按照分工一交换一（贸易、流通、商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贸易成因与发展、贸易实现以及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内容（见图1）。贸易成因与发展是贸易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根基，贸易实现是贸易经济学基本理论在总体和宏观领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是贸易资本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
（一）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
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以分工深化为主线，围绕贸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包括：（1）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从两个视角分析贸易的互利性，一是趋异视角，从价格、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二是趋同视角，从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2）贸易互利的普遍性。贸易运行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提高贸易效率的途径，主要解释分工与专业化如何增进贸易（流通）效率，侧重于解决专业化和交易费用冲突下贸易效率的发展问题。（3）贸易互利的均衡性。贸易利益的分配；宏观贸易政策体系（贸易促进政策、国际化政策、现代化政策、贸易安全政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创新。主要涉及产业链的产销衔接、国内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发展、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同。
（二）贸易实现理论
贸易实现理论具体包括贸易时间实现、空间实现、利益实现和实现形式四个方面内容：（1）贸易时间实现，即不同产业背景下贸易时间实现方式问题。包括贸易时间价值、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贸易实现中的时间差异与套利行为、流通运行速度等内容。（2）贸易空间实现。贸易空间的分工基础与运行条件；贸易空间效应（点：聚集效应；线：伸缩效应；面：网络效应）；零售商圈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3）贸易利益实现。流通效率的综合评价；流通费用、成本、利润构成与核算方法。（4）贸易实现的形式。即供求形式、价格形式、支持与补贴；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运行过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
贸易活动的人格化研究贸易资本微观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规律，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商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商业的分工体系，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商业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包括：（1）贸易活动人格化。贸易主体的投资、经营；商业企业的购、运、存、销；商业企业的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商业盈利模式。（2）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组织功能是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贸易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复制；贸易企业的经济联系方式；商业企业与非专业化商业企业的融合等方面内容。（3）商业产业。包含商业市场结构；零售、批发商业的分工。（4）商业产业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促进商业领域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包括：商业管理体制环境、商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管制目标、管制工具选择（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手段）。
五、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现实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贸易经济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对新的贸易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对贸易现象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和要素内分工深化及其与国际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贸易的范畴。为此，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遵循科学的理论创新路径，推动研究纲领的不断进步。
（一）坚持分工的理论内核
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应明确和坚持分工作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用启示法，构建辅助假说和保护带，将针对分工内核的反驳转向保护带。例如，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演进，对于分工基础变化而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可以通过修改和替换保护带（贸易产生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无论是产业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的理论内核是不容动摇，贸易是基于分工基础的交换也是不容反驳的。
（二）不断发展替换退化的保护带
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学学者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整替换保护带，一定程度上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观察现象的反对。如“无流通论”、“批发无用论”等等，贸易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反例”的观察现象，将反证据变成证认的证据，而这些反常必须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保护分工内核不受到反例的攻击。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1.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教学模式的课程教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雷同情况。使用这种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理论创新的内容缺乏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构建，没有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现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陈旧的问题，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学教学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
2.政治经济学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然处在教学内容的主导位置，教师的讲课方式以及课程的考核模式影响着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单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学校希望用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中体现这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资源。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新型的教学工具并没有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也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渗透。
3.政治经济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不高
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环节分析，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师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科的学习兴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学生对于这门课程有认识上的误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少，而且课程内容的设计与生活脱节，渗透薄弱，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空缺，使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改进措施
1.改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质量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比较传统，内容也比较陈旧，因此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融合进来。在教材改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按照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性的内容融合，不断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展现在学生面前，从教材方面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位置。
2.深化教师的理论基础
教师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有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加深政治经济学教师的理论基础，深化对学科的认识。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首先，可以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分析，按照整体的方向规划提升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水平。其次，可以制订科学合理的科研计划，按照计划督促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专业研究，逐步培养教师研究教学内容、参与学术讨论的习惯，从而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学学科对教师的要求。
3.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要改变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无用论的认识。教师要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科内容的理解，将生活化的内容全面融合进学科知识中，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门学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加细致地掌握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精髓部分，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学模式也在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这门学科的要求。想要改进教学模式，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结合现代社会对教学模式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全面优化，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5）：212-214.
[2]曾凡仙，彭俊华.函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以《西方经济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2）：9-11.
（一）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了经济学教学必须把实践性教学放在重要地位。
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业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全方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它强调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我们的教学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在使学生接受良好的知识性教育的同时,应该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采取多种实践性教学形式,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问题接触,努力培养学生应用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学课程的特点要求经济学教学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教学,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部分。而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从理论性看,它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理论性非常强。从实践性看,它对消费者、企业以及政府的决策行为都具有指导作用,实践性也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微观经济学》,就是要学会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因此,从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来讲,经济学教学更应该突出实践性即理论的实际应用。
由此可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和经济学课程的特点都决定经济学教学必须把实践性教学放在重要地位。
二、目前经济学实践性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这些年的经济学教学中,我们也认识到了实践性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也采取了很多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但是,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始终没有明显提高。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教师对经济学的实践性教学重视不够。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是更重视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性教学,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就应该学理论,至于实践问题则是工作以后的事,因而教学中往往只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忽视实践性教学。
(二)教师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积极性不高。
教学实践证明:实践性教学比理论教学难度更大,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它不但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还要求教师有更多的实践性教学的经验性案例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而大量的经验性案例的收集和整理以及教师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都需要耗费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大多数教师更愿意避开实际讲理论,这样实践性教学的实施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与实践性教学环节相关联的另一些教学环节配合不到位。
首先是教师的课堂授课环节。就目前看,经济学课堂教学基本上还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其结果是学生对理论似懂非懂,无法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实践性教学的进行失去了基本前提。其次是对学生的考核环节。我们目前对学生的考核内容基本上没有脱离书本,这实际上是在引导学生死读书本,严重妨碍了学生能力的培养。
(四)实践性教学形式不完善,使实践性教学的目的不能很好的实现。
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是实践性教学很好的形式。但是,由于这些形式不完善,影响了实践性教学效果。
三、实现高职高专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目标的思路
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目标。
（一）提高教师对实践性教学环节重要性的认识。
高职高专院校必须使教师认识到,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方面,是提高学生由知识向能力转化的主要途径,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目标的需要。因此,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教学对人才的培养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必须重视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抓好实践性教学。
（二）采取有效措施调动教师进行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
教师是实践性教学的实施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引导和鼓励教师进行实践性教学,要给教师进行实践性教学的经费支持,定期派教师到工、矿、企、科研等单位参加实际锻炼,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并将实践性教学能力和表现作为年终考核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条件。
（三）抓好相关教学环节的改革,确保实践性教学的顺利实施。
首先是课堂教学环节的改革。1.教师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摒弃“一言堂”而努力实现“群言堂”,要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使学生能通过教学环节真正“懂得”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实践性教学奠定扎实基础。2.要重视搞好案例示范分析教学,让学生“学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所讲的案例进行完整的合乎逻辑的示范分析,使学生逐步“学会”如何分析问题。这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其次,建立以注重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成绩考核方法。根据实践性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考核应该更加注重其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成绩评定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40%,学期考试成绩占60%。但无论是平时成绩的评定还是学期成绩的评定都必须以学生对案例分析和问题的讨论成绩为主。这种成绩评定方法,才会引导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自觉学习理论,自觉培养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好习惯,最终成为具有一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合格的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经济学是高职教育中工商经管类专业高职学生的必修课程，由于其课程理论性很强，高职学生高中阶段的基础较差，加之经济学学科的出现、发展大都来自西方，抽象和逻辑性很强，高职学生对于传统的说理性教学方法，普遍感到经济学原理很抽象、难理解，远离现实、远离生活。改进经济学的教学方法，让经济学成为高职学生能够学习、容易掌握、善于运用的课程，势在必行，同时对于他们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能力发展，也极为重要。
在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尝试以“选择”、“决策”为主线贯穿整个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全过程，用以显著提高高职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问题为纽带，来强化高职学生的问题意识、经济意识；以案例教学为抓手，注重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以“选择”、“决策”为主线，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满堂灌，学生记笔记，学生没有成为课堂的主人，他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跟在教师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这种教学的弊端在于学生生吞活剥，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以及具体方法，教师一旦不教，学生就束手无策，学生毕业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面对现实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一筹莫展，人云亦云，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决策随意，殆误工作生活。
经济学作为一门选择、决策的科学，探讨的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适宜恰当的消费行为或生产行为，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或生产者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为了达到一定的满足程度或利益目标的条件下，通过理性正确的选择，使消耗的资源、成本最小。“选择”、“决策”作为主线贯穿着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具体的方式方法中。
一边是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能真正理解经济学的思维方法以致影响工作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取舍，一边是作为选择的决策的经济学，整个知识体系和思维方法中都充盈着理性选择的光辉、智性决策的灵动，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矛盾与反差，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怪圈呢？
现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应该可以而且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怪圈。即教师要转变教育理念，明确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将主人的地位还给学生，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来展开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从“教”为主转入以“导”为主，指导、诱导、疏导。在经济学的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创设探究各种经济现象和发现各类经济问题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研究”欲望，让他们成为“选择”、“决策”的主体，也就是学生应从旁观者角色进入主体角色，作为消费者如何理性思考，选择自己的消费行为，在既定的收入或支出条件下，购买商品与服务，获得最大的满足，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经营者、老板，如何来合理配置资源（土地、资本、劳动等），选择适当的生产规模、生产方式，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投入成本最小，获得最大的产量，也就是经济学中的产量最大化、利润最大化。
这样，高职学生的学习从“要他学”转成“我要学”、“我做主”，经济学理论上的选择与决策等认知成为学生具体实在的选择决策思考、实践体验，有力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和探索者。
二、以问题为纽带，强化高职学生的问题意识、经济意识
对于高职学生和高职教育，强调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的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个性在高职教育中打下了扎实基础，就业创业就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作的不断变化竞争环境，而且是主动的创造性的适应。而问题意识、问题能力可以说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早在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言简意赅地说，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
学习、掌握、运用经济学知识体系和思维方法，“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对教学终究是一种挑战，要成为具体的践行，而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要以问题为纽带，让问题连接理论知识和现实情况，让问题串联经济学知识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趋势，以问题为起点，引发思考、比较、探究、运用到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明晰各类经济现象，分析、理解、揭示各种经济行为的内在原因，预测未来。
下面以经济学起源、发展、变化、趋势中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为例，看如何开展以问题为纽带的教学实践。
1.“看不见的手”与经济学的诞生。
经济学的起源、发展、演化离不开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问题、社会经济行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是如何创造经济学的呢？他就是思考着这样的问题：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转动的，经济究竟是怎么发展的；思来想去，最后他终于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的转动靠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一个人在做事时，没有人想到社会利益，他想到的都是利己，是个人利益。但当他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拉着他，其结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社会利益还好得多，他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真正内核。
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书中提出“看不见的手”这样的理论，从他开始，人类有了经济学，他主张国家不要干预经济，要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价格机制自发地起作用，每个人都会自动按照价格机制，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做事，这样经济就会发展了。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英国的经济首先得到了发展，然后是西欧，之后是美国，斯密的思想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150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们用他的思想来管理一个国家，政府不干预经济，让经济自由发展，政府只做守夜人，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政府究竟该不该管着经济？还是政府应该“回家”去？那么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它的作用、运行机制如何？国家为什么不要干预经济，只做守夜人？从这些大问题进一步引伸出诸如需求、供给、价格机制、弹性理论、均衡理论等一系列相关次级问题，这些大大小小问题，环环相扣，足以吸引高职学生的好奇、兴趣，让他们在经济学的海洋中探宝拾贝，获得知识的充实、精神的愉悦。
2.“看得见的手”与经济学的发展
“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就真的像亚当.斯密描述的这么完美吗？其实不然。到了1929年，一场空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股市崩盘、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大萧条，然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幸免。这时人们不禁要问：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哪儿去了？他不是说国家不管经济就可以自动发展吗？怎么现在经济不能发展了？怎么失业问题解决不了？怎么银行都倒闭了？怎么股市都崩盘了？经济到底怎么才能恢复过来呢？这不仅是现实严酷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这时英国又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经济学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他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你们没着了，我有着，我的这一着叫“看得见的手”。那什么是“看得见的手”呢？它管用吗？如何用呢？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经济学的重大转折变化，引发学生进入经济学的殿堂里，使学生视野从微观转向宏观，从个量转向总量来认识把握经济运行规律。
所谓“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国家宏观调控。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国家可以加大财政赤字发行公债，直接投资，把经济刺激起来，政府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凯恩斯认为供给不会自动创造需求，政府要去刺激需求，拉动经济，靠“看得见的手”，靠国家干预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
正是从他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真的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复苏，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采用了他的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建了很多基础设施，修了很多铁路，铺了很多公路，使美国经济起飞得这么快。
也就是从凯恩斯开始，人们看经济问题已经从微观转向宏观，从个量转向了总量。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的历史从他开始。他的思想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又一次繁荣。美国、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从经济衰退中走了出来，出现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经济的蓬勃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各国都开始对经济宏观调控。
从“看得见的手”这个大问题，引发进而了解、理解经济总量以及相关的诸多概念、知识、方法。诸如：国民收入、GDP、经济增长率、总供给、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开放经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等。使学生始于问题，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回答 、解释 、解决经济问题。不断探究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联系上下知识，起到强化问题意识、经济意识、创新意识的积极作用。
三、以案例教学为抓手，注重高职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使高职学生进入角色，成为消费行为、生产行为的“选择”、“决策”主体，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问题为纽带，引发学生深入思考、追根问底、了解熟悉知识的前因后果，融会贯通，有利于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经济意识。这些都需要有具体的载体、媒介，来依托、来凭借，也就是需要得力的道具、平台。笔者在教学实践探索中，逐步探索案例教学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工具、手段。许多经济学基本原理、知识、方法，如果平铺直叙，言而无物，高职学生倍感经济学理论性太深、逻辑性太强，深奥难懂，不知所云。而用案例将经济学理论知识、方法与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行为联系起来。高职学生便有了感觉，思维便有了灵动，课堂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教与学互动、教与学相长，不仅经济学理论知识容易理解了，而且还能学以致用，达到在学中用、在用中学的教学境界。可见以案例为抓手，注重高职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是行之有效的。搞好案例教学，要在精编案例、精读案例上下功夫，以收到预期教学效果。
精编案例，以切合教学内容为上。案例教学，不是唯案例而案例，拿手段、工具作为目的，要根据教学内容精编案例，使案例内容与教学内容吻合、贴切，短小精干并富有趣味性，使学生学习探究兴趣盎然，在相互讨论、争辩中不知不觉获得经济学知识、思维方法，这样学习不再枯燥吃力、困难厌恶，成为精神的愉悦、情感的体验。
边际效用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较为抽象的概念，而且是经济学中消费行为理论中的重要知识点，跨越到心理学、行为学学科，学生理解不易；比如理解掌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妨以央视春晚为例，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它；案例内容可编排为：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当时娱乐事业尚不发达的我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晚会的节目成为全国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题材。因此，晚会年复一年地办下去了，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先进，场面设计越来越宏大，节目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不知何时，人们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价越来越差了，原先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赞美之词变成了一片骂声，春晚成了一道众口难调的大菜，晚会也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年年骂、年年办”的怪圈。引发为什么人们对春晚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一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这样的案例，学生求知、探索、研究的欲望强烈，很快进入学习“选择”、“决策”的主角，用自己的理解、认知解释这一现象，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集合各个学习主体的不同见解，加以教师从中启发、诱导、指导，举一反三，使高职学生很快较全面的认识把握住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性和运用。
而精读案例，以学以致用为要。将上述春晚案例中分析、归纳、整理出的感性知识，上升到高职学生现有知识所能涉及到的领域，加以散发、延伸、深化，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就像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它在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管理措施、人力资源激励等方面，它们都发挥着作用，任何简单相同或相似的重复，人们感到的满足程度或管理者预期要获得的管理效果都是递减的；要改变这一状况，唯有创新、创造差异、创造特色，才能减少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制约。
不错，经济学是理论性强的课程，同时经济学又是致用之学；经济学的教学在理论传授学习的同时，客观要求高职教育与高职学生更要注重后者：应用知识；要从不会用到会用，从一般会用到善于应用；为一线培养应用型人才，显然，高职教师任重道远，需不断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得失，有的放矢，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一、引言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门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形成、发展、创新及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管理学被引入我国之初就与经济学产生了混淆，其定位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泛化”现象，经济学在企业、咨询机构和政府智库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经济学泛化”相对应的是“管理学弱化”的现实。作为专门研究各种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学，不仅在理论成果方面距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实践方面远没有经济学家活跃。相对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人们对管理学的认识偏颇有很大关联。
二、认识上的偏颇及其原因
从学科起源来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开创管理学科学研究，管理学与经济学从此分立，各自发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作为成熟学科，管理学出现的时间晚于经济学，所以为了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出现偏颇。
1.认识偏颇一：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是以资源的经济效率和节约为研究宗旨，这就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连是必然的。作为学科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与研究路径。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其发展受到特定时期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越来越依赖经济学，自身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缓慢，同时又脱离了管理实践，陷入价值困境。与此同时，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更加明显。
我国的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学在我国长期居于从属地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管理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此管理学正式从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和经济学成为两个不同的、平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很多院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都与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相似性。管理学无形之中仍然处于经济学分支的地位。
学科借鉴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学科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经济学的借鉴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如果长期依赖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始终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管理学将无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
2.认识偏颇二：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大
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双重性。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应有的边界，研究目标偏移，学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约尔最早给出了管理活动的边界，他将管理活动从企业的其他五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种界定方法得到了学术领域认可。现在我国很多高校在设置管理学科的时候出现混乱，将宏观经济、商业、营销等都纳入管理学院，而且很多管理学者也将管理活动之外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学者提出管理学是没有边界的，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泛化，将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扩大。
无论是将管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无限扩大管理学的研究场域，管理学的发展都会逐渐失去“硬核”（核心范畴），学科范式和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更趋混乱与缓慢，发展前景堪忧。
201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的“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要实现自身创新，管理学首先就必须与经济学区别开来，回到自己的学科场域，回归注重实践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我们应当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出发，对管理学进行再认识。
三、管理学的再认识
1.管理学应坚守自己的研究场域或者“硬核”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场域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硬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为；经济学研究以社会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而管理学研究以特定组织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以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为例，经济学是从整体上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来考察的，而管理学在研究企业时，则从管理细节开始。
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因此管理学研究也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来划定研究边界。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该管理学场域界定已在美国管理学界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明确管理学的研究场域重点在于厘清学科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有了确定的研究场域，即使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宽泛，也不会导致管理学学整体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学的研究应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前提。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更为复杂，“经济人”“社会人”“观念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相继提出。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出发展开分析，其人性假设偏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既分析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也分析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其人性假设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假定人是社会人、复杂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观描述与分析，力求形成公理体系和系统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学也受到经济学的过多影响，那么管理学研究就会忽略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人”的主观性与复杂性被遮蔽，管理学的研究将会出现重大偏差。
行为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随着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为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人文性，关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3.管理学研究应提高实践相关性
管理学被认为具有艺术属性，这说明管理活动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论和知识之外，还必须依靠在实践中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所以说，管理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
经济学很早就走出了经验总结的阶段，其分析与论证向精密科学靠拢，从系统假设出发，形成一套逻辑体系。因此，经济学以演绎法为主，从一般到个别，先在逻辑或理论上构建预期的模式，然后观察和检验该模式是否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管理人员主要凭经验来管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因此，管理学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到一般，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模式，可以说管理学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管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实践当中，理论成果需要应用于实践当中。因为对“学科合法性”的过分强调而依赖从经济学引进理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反而会失去“实践合法性”，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提高实践相关性，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思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论
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在中国是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有一定的难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学弱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具有异质性，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非全部，适当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管理学发展，但经济学并非是万能钥匙。严格的区别和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联系不能割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能够使二者在学科之林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模糊两学科的区别，只有严格区别才能使得两学科各自独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从而形成互补互相借鉴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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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重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J].管理学报，2011（08）：1733-1736.
有效教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每个从教者努力追求的目标。目前高职院校生源呈现多元化，录取分数普遍较低，生源总体质量不高，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高职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针对目前高职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真正实现有效教学，是高职教师面对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有效教学理念
有效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所谓“有效”，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所获得的具体进步或发展，这种有效不单单是用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它更关注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学到多少内容，进而关注学生是否具备了主动构建知识的能力，是否养成了积极探究知识的创新思维方式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有效教学理念下对高职经济学教学的启示
在多年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发现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出现前学后忘的现象及厌学情绪。为此，我们需要找准问题，采取措施，力求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掌握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运用。
1.明确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筛选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理论基础课，内容繁多抽象，且数学模型、图形公式以及定量分析较多，高职学生普遍知识基础较弱，很难理解其内涵与实质，容易让学生产生枯燥难学的印象。而经济学业的教学周期通常只为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所以，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筛选。
现在高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还是沿袭微观和宏观的基本分类方法，这两部分比较而言，微观知识相对更具体、更稳定，变化略小，学生更易理解，可分配稍微多的授课时间进行详细介绍，但其中的效用理论，成本理论等涉及的数学知识过多，对高职学生而言难度较大，可一带而过，不必过于详细地讲解，避免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宏观部分内容变化较大，可介绍一些宏观理论的基本政策原理，对经济增长等相关复杂模型可直接略去，注重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2.创造和谐、有效、互动的课堂氛围
教师应多立足学生的角度来设计教学过程，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创造和谐、有效、互动的课堂氛围。经济学是一门与生活很贴近，实践性很强，对个人和社会都非常有用的学科。现行经济学教材一般都配备有很多案例，案例教学也是经济学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可以选取经典案例进行讲解，组织学生对身边的实际案例进行分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适时予以肯定和鼓励，或组织学生参与相关的社会实践，分享其实践感受，让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会把枯燥的理论知识运用到鲜活的实际中去，真正了解和感受经济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在学到垄断市场的价格歧视时，让学生分析讨论麦当劳的折扣券等学生亲身经历的案例，让学生了解三级差别价格的应用，价格歧视的应用条件，厂商的获利情况，进而对垄断市场乃至各种市场的定价及利润情况都有更深的了解和认知。
3.现代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
在经济学教学中，现代教学手段主要是PPT的应用。经济学课程内容里有很多数学推导和图表，高职教学课时有限，所以在讲解这些内容时，以多媒体为主，能更准确清晰地传递教学信息，且省时省力。但也要给学生充分的接受和思考时间，避免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教学进度，所以适当地辅以板书强调和突出重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4.知识体系更新迅速，教师要及时调整
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该门课程理论体系相比于其他学科更新较快。它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教材更新也较快，教材的更新调整包含了案例的不断更新和理论知识的改动与补充。因此，教师不管使用哪一类教材，都必须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新理论的补充及案例的调整，科学划分经济学案例的不同类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国内外形势，总结教学实践，建立案例库，尤其是丰富本土化的教学案例，并不断更新、强化案例教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长江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政治经济学课程特色与支撑教学研究》（JY20111015）和长江大学2012年校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248-02
改革开放以来，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相对应，经济学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咄咄逼人的“经济学霸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却有不断边缘化的风险。其课时不断被削减甚至被取消，那么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过时了，根本不成其为科学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虽然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具体观点的确已经不适用于当下（事实上有哪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不受时代的限制呢？），虽然其研究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不断扩展与深化（事实上哪一种数学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呢？），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和核心结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例如政治经济学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远远重过对单纯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研究方法也更加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间的总体性而不是孤立的分析经济问题。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宿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要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尊重，关键还是要把课程自身的建设工作做好，做实，长江大学学院近十来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据此在实践中展开了如下四个方面较扎实的工作：
一、教学计划上——思想高度重视，课时充分保障
众所周知，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博大的思想体系。考虑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大学本科阶段已经基本停开，其很多内容事实上已经纳入到《政治经济学》课程，特别是其社会主义部分进行学习与讨论的事实，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如果思想上再不重视、课时上不保障，那么所谓系统、完整的传播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种支离破碎的理论的学习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很难履行其未来工作的基本使命。为此，2003年长江大学组建后，政法学院（现学院）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直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尽管在长江大学校内有一工部[一工部：全称“一年级教学工作部”，是长江大学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的基础教学和养成教育，建设优良学风和校风，于2006年5月成立的。学校从2006级大学本科学生（外语、体育、艺术学院学生除外）开始，实行“1+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一年级集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等基础课程，进行集中教学、集中管理。然后进入后三年的专业课学习。][1]改革、在政法学院内部也进行过政法大类培养的尝试，为此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也不断有所调整，但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要学习两个学期、一个学年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其总课时一直保持在102-119课时之间，总学分也一直稳定在6-7个学分之间，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哲学》课程一道属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时最多，学分最大的两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二、教学内容上——体系完整系统，观点开放多元
是由其立场、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也必须完整的统筹这三个方面。
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立场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他比别的经济学派别都要更加关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教学中强调这一立场就能够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好的区别开来，在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的当下也更能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与学习思考的兴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强调它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在教学计划中我们有意识的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和《哲学》课程安排在同一学年学习，这样就能使同学们用学到的哲学方法去分析经济现象，反过来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事实具体化哲学命题的内涵。例如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经济学判断离开了哲学中联系、发展的辩证法观点是无法深刻理解的，反过来货币产生的四个阶段的知识内容又会极大地充实与具体化同学们对“发展”这一抽象范畴的认识。
在教学内容体系方面，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比较繁琐，一般的教材都多达十数章，甚至二十多章，这样就会使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模糊了学生学习的焦点。为此，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把实际教学内容简化为一个导论外加八章，即：导论政治经济学概述；第一章商品经济；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第五章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七章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第八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这样的安排既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体系，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打破了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看似黑白分明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传统二分法，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看成是人类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总体努力的一种整体进程，同理市场与计划的优势与失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简优化教学体系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不断扩展实际的教学内容。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国内外新理论、新观点，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资本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也介绍科技进步、新教伦理、甚至个人的理财与生活方式对资本积累可能产生影响等开放多元的观点。其他例如在经济周期、全球化等内容上我们也尽量介绍各个学派的不同观点，拓宽了同学们的经济学视野。
三、教学方法上——教师真情投入，学生学讲并进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与观点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在教师那里才会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种信念。而只有当教师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成自己的一种坚守，他才会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用激情去感染学生，并由此以政治经济学内在的逻辑力量去征服学生。
在教师具体教学方法的使用上，我们也根据教学内容不断调整和转换，《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一学期的重点是要讲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难点是要培养同学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具有逻辑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一阶段更适合采取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方法——它看似“传统”但是却比“PPT”更能够保持教师教学内容的思维连贯性，在自由的讲述之间传达出政治经济学理论迷人的逻辑力量。当然，老师的灌输式教学法并不是单向的，我们还非常注重教学反馈，利用QQ群，短信，课后作业、课堂提问等方式随时发现同学们在学习中的困难与困惑，并且在第一时间给予及时解答。
《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二学期的教学重点是分析实际的中国经济问题，考虑到同学们在第一学期已经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所以第二学期的教学方法将由教师灌输为主转向强调师生教学互动，特别是抓好学生的讲课工作。在师生互动方面，第一我们开始采用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即教师上课只提出讲课要点与问题，同学们先分组讨论，最后再集中陈述各小组的基本结论。这种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对于锻炼同学们的教学组织能力，问题凝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帮助。第二就是学生讲课。在学生讲课组织上最大的风险就是仓促上阵，缺乏团队精神，老师偷懒，学生好玩，根本达不到以讲课促进教学的目的。在实践中，对此我们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
1）提前确定讲课内容。在第二学期一开学就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互不重复的15分钟讲课内容，并且明确自己的讲课时间，使他们及早进行充分的准备。
2）分组与小组预讲。正式的教学课时是有限而宝贵的，如果不经过预讲直接讲课，时间与效果肯定不好控制。为此，我们按10个左右同学为一组先分小组，然后在小组范围内先进行预讲，由小组成员相互检查讲义、课件，并点评预讲时的优点与改进意见。
3）正式的全班讲课。通过前面的细致安排，在全班范围内讲课时同学们对教学内容与时间的控制往往都比较到位与准确，在每一个同学讲课后，教师都要对其教案、多媒体课件，板书，语言表达、教态等问题提出简短的点评。
4）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为了确保各种教学方法取得实效，我们还注意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一直把班级规模控制在每班40人左右，这种规模使得老师讲课，开放式互动教学与学生讲课工作的效果都能够切实得到落实与保障。
通过高质量的学生讲课环节，我们同学的师范职业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与完善，在校级与全省的讲课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增强了其就业竞争能力。
四、课程建设上——三位一体推进，理论联系实际
在全球化与知识爆炸的时代，要使《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工作健康可持续，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三位一体观念，即：课堂是核心，教材是基础，网站是扩展。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抓好课堂教学始终是任何一门大学课程建设的核心工作，在这个环节上老师不全心教，学生不认真学，一切都是空话。同样一门课程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其教材应该体现出独特的针对性和一定的适用性，所以，我们在总结过去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201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这本自编的教材文笔生动，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我们自编教材的三个愿望，“1） 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注入人文的关怀与道德的考量。2）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与鲜活的生命。3） 给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留下想象的空间与讨论的时间。”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认同，教材使用近3年来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保证课堂教学水平与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课堂再好，总有下课的时候；教材再好，但是更新相对缓慢，在好的课堂与教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质量的 《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就变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今年开始我们把课程建设的重心开始转向网站建设，希望这个网站更新更快，互动更好，成为一个跨时空的、永不打下课铃声的云课堂。
学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于实践的高度重视，即真正有说服力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也始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环节。通过学生讲课抓师范能力建设；通过安排学生深入仙洪试验区调研，参观美的荆州工厂等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荆州工业发展的实际。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工作，就会使同学感觉到所学的东西有用，学会的东西不足，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释，这一切反过来又会转化成他们未来更大的学习兴趣与思考动力。
财产法的经济目标在于最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和最大限度地扩大产出，即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产权的界定，产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某一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包括“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1]
在知识、信息（包括作品、发明、标记等在内的精神产品）这一无形资源上界定产权，导源于经济学家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理论。经济学家对产品的分类是依据其消费形态和使用状况进行的。最早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作出明确说明的是保罗·A·萨缪尔森（1955年）。他以苹果（私人产品）和路灯（公共产品）为例描述了两者的经济含义。所谓私人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正如学者所比喻的那样，“一条裤子在某个时间只能为一个人穿着”，“一辆汽车不能同时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行驶”。这说明，“在私人产品的消费上具有对抗性”。[2]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使用和消费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该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得到它”。[3]公共产品可以在某一时空条件下为不同的主体同时使用，例如公共汽车为每个乘客提供服务、路灯为不同的人提供便利，即说明公共产品在消费上无对抗性。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某种属性。早在1959年尼尔逊（Nelson）就讨论了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而阿罗（Arrow）在1962年论及信息经济时也谈到知识的公共问题。综合起来说，知识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很难控制知识创新的成果。如果创造者将其知识产品隐藏起来，那么他的创新活动就不会被承认，从而失去社会意义。如果创造者将知识产品公之于众，他对信息这一无形资源事实上又难以有效控制；第二，知识产品的个人消费并不影响他个人的消费，无数个人可以共享某一公开的信息资源。无形的知识产品以有形的载体形式公开，即可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用性”；第三，知识产品上一种易逝性资产。信息的生产是有代价的，而信息的传递费用相对较小。一旦生产者将其信息出售给某一消费者，那个消费者就会变为原生产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或是其他消费者成为该信息的“搭便车者”。后者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即是无偿仿制或复制他人知识产品的情形；第四，知识产品的消费与其他公共产品不同，它的使用不仅不会产生有形损耗，从而使知识产品减少，反而可能扩张社会的无形类资源总量。但是，由于“外部性”原因，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往往被消费者自由使用，其结果虽然是知识产品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大高于创造者个人取得的效益，但同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者难以通过出售信息来收回成本。[4]
知识产品在经济学上是资源，在法律上则可视为一种财产。知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财产，成为财产法的保护对象，从经济动因来说主要有两点：（1）知识产品的有用性。知识信息是社会中最为有用的资源之一，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知识产品能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也能投入生产领域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产品具备了商品的基本属性，或说是商品化了。它们同物质产品一样，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它的智力消耗大于体力消耗，并作为人类的抽象劳动凝结在知识产品之中。（2）知识产品的稀缺性。资源作为财产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稀缺性。知识信息不是一种天然生成并取之不尽的资源，其稀缺性首先表现为知识产品生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高成本化。知识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信息的生产过程包括知识输入、知识加工、知识产品输出三大环节：知识输入是指知识教育和培训、信息的收集等过程；知识加工是指通过智力投入而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生产出新的智力成果的过程；知识产品输出是指信息、技术、艺术产品等知识劳动成果应用的过程。整个过程需要社会以至个人的大量投入，并需要长时期的探索性、创造性、连续性劳动才能实现。其次表现为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数量稀缺和价值珍贵。创造性人才是知识的生命载体，他们的劳动与物质性生产那种重复性劳动不同，它是以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的精神生产劳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产者的智力投入有特殊要求：一是生产者智商高于一般人，能胜任高智力投入的劳动；二是通过文献储存和大脑储存，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具备高智力投入的基本条件。对于社会需求而言，此类人才常常存在着供给不足。[5]基于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原因，社会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无形财产制度，调整知识产品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关系，防止知识产品的无偿使用或消费的情形发生。
知识产品要成为知识财产，其产权界定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产权界定的实质是回答知识财产应为私有还是公有？在经济学家看来，选择何种产权，必须考虑公共性资源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并以效益最优为原则。外部性是一种外部的影响或效应。它可以是正外部效应，如某人植树，使他人免费享受环境；也可能是负外部效应，如某单位排污，使他人受到环境损害。在精神领域，外部性问题将导致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效益。信息的生产者拥有天然优良资源（创造能力），在精神产品紧缺的条件下，可能运用精神产权的垄断性而获取各种“经济学租金”（economicrent，即垄断利润）。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私人利益达到最大化，却可能忽视整个社会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需求；而信息的消费者基于使用与消费信息的需求，可能利用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去追逐效用的最大化，从而损害信息生产者的利益。总之，外部负效应采用损害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益原则的。对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对策，这是知识产品产权界定所要回答的问题。“搭便车”（freerider）是指不支付任何成本而从他人或社会获得利益的行为。例如，公共汽车公司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便利，出资者与未出资者都在乘车，那些没有为公共产品消费而出资的人，即是经济学家称之的“搭便车者”。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将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低效率。就精神领域而言，如果知识产品一旦公开，则信息生产者很难对付不付费的“揩油者”。后者对信息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费用，结果信息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他们投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市场提供的知识产品的数量可能小于最优值，从而形成信息经济学所称之“不足”（non-appropriablity）问题，鉴于消费者对信息量的需要，社会有必要明确知识财产的权利归属，以建立知识创造的激励机制。
对知识财产进行产权界定是必要的。但是，知识产品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其类别具有多样性，因此不宜简单采取整齐划一的产权形式。在知识产品中，科学成果与某些技术成果采取的是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科学成果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在现代科学阶段，科学活动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去，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一词往往指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发表科学发现。从一般意义来说，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6]，例如对新星球、数学定理、物理理论、地震规律等方面新的发现，科学史记载的哥白尼的“地动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是认识“前人未知”的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发现。关于科学发现的经济分析证明，对此类知识产品采取私有产权的形式是无效益的。第一，科学发现的内容只能是阐明科学事实或者客观规律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这些属于人类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具有认识的“前所未有性”、“唯一性”以及“真理性”特征。因此，不宜为发现人所垄断或专有，也就是说，发现人不能阻止他人运用他的科学发现。正如《科学发现国际登记的日内瓦条约》所指出的那样，它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发展，鼓励人们使用已经发现的自然法则，而不是限制这种使用。第二，科学发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但是其本身是没有商品价值的，或者说是无价之宝而不能计算其价值量。这是因为，对于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科学发现者的活动是发现他们、认识他们，而不是创造他们、改造他们。这就是说，人类的抽象劳动并未凝结在这些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之中。[7]上述情况表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需求的重要信息，其投入成本很高，私人生产将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且该类成果无直接的商品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实际上无法就使用费进行谈判；同时，该类成果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不宜由生产者个人垄断，换言之，采取私人的产权的形式将会造成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低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既要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要，避免产品在市场消失而影响所有消费者的福利；又要设置特殊的制度，让消费者间接支付成本，以支撑和激励生产者的精神生产活动。其主要办法有两点：一是从税收中提供生产成本，让大学、科研机构得以生产基础科学成果类的公共产品；二是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以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
关于科学成果的非市场机制的报酬系统，在经济学家那里被称之为优先权（priority）报酬系统。[8]这是一种与优先权有关的各类报酬的奖励制度：首先是科学发现的命名权，即在某项科学成果上以完成该项科学发现的科学家来命名；其次是科学奖金的获得权，即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那里领取奖励科学发明的科学奖金。优先权报酬系统的实质是确立科学发现者拿走的只是“命名”与奖金的报酬，作为这种收益的对价支出，社会获得了对该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及一些学者曾认为，发现权制度不是私人专有财产的知识产权制度，而是一种科技奖励制度。
与科学成果相类似，某些技术成果也往往适用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这即是发明奖励制度。发明是一种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发明奖励制度通过对发明创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即颁发发明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与此相对应的是，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任何人可以无偿使用。总体而言，关于技术成果的产权界定有三类情形：（1）单一制的发明专利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私有；（2）单一制的奖励制度，即技术成果产权公有；（3）双轨制的发明专利一奖励制度，即对技术成果产权采取私有与公有两种形式。这里涉及制度选择问题。选择何种制度更为经济，我们可以将其置于一个成本、收益模式中进入考察：制度（1）实行产权私有，使得生产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并得到成本补偿，刺激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但是，获得私有产权的知识产品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在单一制度条件下，就会使得某些技术成果产权归属不明，最终会导致该类技术成果从市场上消失；制度（2）实行产权公有，使信息充分公开并广为使用，在一定时期内使社会支出极小的成本而取得收益。但是，将知识产品当作纯粹的公共产品而由公众自由使用，就会使私人失去生产信息的积极性，最终造成信息供给不足；制度（3）以技术成果产权私有为主，兼采以奖励为对价的公有产权形式，较好地弥补前两者的不足，因此机会成本较小，符合“相对优势定律”的一般原则。[9]同上述的发现权制度一样，狭义的发明权制度，也不宜归属于具有专有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
就主要知识产权而言，概以采取私人产权的形式，即知识产权制度。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赖以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将自己作品、发明创造等公布出来，使公众能看到、了解到，得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作者、发明创造者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使用、制造其知识产品专有权利。知识产品是公开的（公共产品属性），但知识产权是垄断的（私人产权属性）。西方法学家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社会契约关系，即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同知识产品创造者之间签订的一项特殊契约。[10]按照经济学家的表述是，财产占有人认识到在财产上存在着规模经济，各方即会就组建一个用于承认和保护其产权的政府进行谈判。“一旦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意建立一个由武力为后盾的政府，每个人就能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安全。哲学家把经过这些协商最终达成的谈判称为‘社会契约’，因为它建立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条款。”[11]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动因，在于“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12]正是农夫能够获得土地作物的财产权，才有诱因促使农夫支付并尽可能节约耕种土地所需要的成本；正是创造者能够取得无形财产的垄断权，才有诱因激励其在知识、信息的生产方面投资。
二、产权交易与知识产权的利用
依照微观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智力创造是一种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精神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交换，只有经过交换，个人才能获得各类物品的最佳组合，达到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品具有与物质产品同样的商品属性，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这样交易活动应是高效益的价值实现和价值增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资源（包括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依靠交易来实现的。
交易的实质不是物品本身的交换而是产权的交换。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不同于商品所有者的劳动的交换。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所有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3]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交易或者说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核心是所有者的权利。权利根据其交换性与否可以分为两类，即可交易的权利与非交易权利。产权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因而是可以交易的。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其理由有两点：一是产权客体系人们智力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它们虽无外在的物质形态，但有着内在的价值；二是产权本体具有潜在的经济上的利用价值，即给主体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带来经济利益。产权的可交易性特征告诉我们：要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须实现产权的流转，即在流转中产生效益。[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