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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244-01
作为我党的一种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创新。高校中应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做到与时俱进，通过科学发展观引领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真正使大学生的成长需求得到满足。社会工作通过科学的价值理念、方法进行助人服务，工作的目的是对服务对象的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提高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目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工作领域发现了新的视角，社会工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人为本原则的落实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在高校中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创新
（一）应对大学生自身的变化缺少创新
高校中的大学生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化，社会发展转型期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对大学生产生影响，影响着衙门的思维方式、道德水准等，如果这时高校仍然按照传统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会产生与预期效果相背离的作用。因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的价值取向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加快速，大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各种有害信息，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正面对巨大的阻力。
（二）教育工作者在专业化发展方面缺乏创新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受到人际交往、学习压力、贫困因素等问题的困扰，而且问题还在层出不穷的出现，这些问题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问题，甚至可能会掺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找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进行解决。但是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过于重视，教育方式非常死板。面对这些现状，教育工作者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创新专业发展。
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工作理论相结合
（一）与社会工作中“以人为本”原则相结合，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树立平等待人的思想政治理念
社会工作重在尊重当事人，将这种观念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也应该以尊重大学生为首要前提。很多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以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待学生，学生只是扮演接受教育的角色，与社会工作结合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真正尊重学生，摆脱以前居高临下的教育方式，使受教育者感受到教育者的人文关怀，更好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与社会工作中尊重人的理念结合，改变传统管理理念，树立服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社会工作的理念是服务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充分吸收这种理念，以尊重人、平等待人为教育工作进行的前提，树立服务意识，在对大学生进行服务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教育工作中，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性”，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与大学生的个体需求相结合展开服务工作。设身处地站在大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用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使他们收到服务意识等方面的感化，逐渐培养一种服务社会、关心他人的意识。
（三）与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思想相结合，改变传统教育理念，树立全新教育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的过程，高校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在强调灌输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总是幻想能够替大学生解决他们思想或者行为上出现的问题，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大学生的自助。在这种教育方式的影响下，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应将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的思想引进来，不断培养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能力。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引导大学生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助、互相教育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三、结语
社会工作的主要理念是以人为本采用专业的技术与方式协助社区、家庭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达到人格健全的目的。充分借鉴社会工作的策略与手段，帮助出现问题的学生形成更高的生活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得到提高，同时也为高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拓宽了思路。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革命引发的社会研究方法革命和社会治理思维变革
社会解释与社会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确的社会解释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而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成果。社会解释的任务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完成，它的使命是发现和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最佳的方法及路径选择。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研究相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体上说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加复杂和迷离，其规律也难以完全为社会所知晓和掌握。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会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再到当代的所谓信息社会或大数据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与以往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社会被计算机和互联网纳入到了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和行为可能性的体系之中，任何人离开这个体系都将无法生存。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组织，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是信息处理能力。对此，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经形成“信息处理社会范式”的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与计算社会学（compu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
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了“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与会者来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研讨，既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也有来自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技术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新计算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创新，除了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之外，还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计算机社会模拟、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探索。
“新计算社会学”试图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局限，以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治理思维的冲击，就如我们不能把数学仅仅看成一个计算工具，而应认识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同样，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和大数据看作是一个新工具，仅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测量方法的突破，而更应该意识到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让数据成为知识
尽管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发挥效力却绝非易事。大数据真正“落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据准备；二是“硬实力”，即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三是“软实力”，即先进、高效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已经生成了海量数据，并且还在加速增长之中，数据准备已经不是问题。我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许多企业正在就此展开战略布局，云计算技术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资源，使普通用户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分析、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机资源已经初步具备，并且将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资源的能力也已经不是问题。
大数据运用的短板是“软实力”，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数据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联网上生成的大数据是“自然数据”，它不会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条理、有逻辑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随机的、有噪声的。要运用大数据，必须先使数据成为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就与一堆垃圾无异；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自然不是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借助计算机高速、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计算机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设计适合的计算机算法，从而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价值的、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是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个步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是最关键的工作。
由于问题不同，所需数据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种类和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计计算机算法。例如：互联网舆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论坛等为挖掘对象，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来搜集、分析数据；而在电子商务中，则以电商交易平台中的浏览、交易等行为踪迹为主要挖掘对象。前者是对某一政策的社会反应进行调查，后者是对人们的购物行为进行分析。
当前数据挖掘应用主要集中在电信、零售、银行、电力、医药等方面，虽然看似广泛，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普及。在社会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数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其难度很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开发这类挖掘工具，我国的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机构、一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用户大多不具备从大数据中发现知识的专业技能，要使大数据真正服务于社会，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种数据已经可以有偿或无偿地获取，大大小小的云计算平台已经星罗棋布，但是用户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数据量在高速增长之中，云计算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另外一个条件的准备却行动缓慢，即将成为发展的瓶颈。三者的发展已经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冲击
互联网使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空间限制，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传播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的成本还越来越低廉，此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实时互动性的优势：传统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是单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另一方被动接受，而互联网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它正在改变社会生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垄断正在被打破，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为的信息封闭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不可能，三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正在加强，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对任何一个局部来说，它与整体和其他局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无法排除其他局部对自身的影响；四是“蚁聚效应”，互联网使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个人力量因“网民聚合”而增强。以往，单个普通人的言论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可能通过“网民聚合”发挥出过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应”，在互联网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为公众事件，一则利用公众心理精心编造的谣言可能引发一轮汹涌的舆情；六是“众筹效应”，通过互联网，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获得社会的某种支持和帮助。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已经显出雏形；互联网带来了公众监督力的提升，这对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公众监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自身监督的任务，克服自身监督的不足之处。同时，大数据可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智慧，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使政府有一双“慧眼”，准确地认识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这一高速信息传播平台，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传播更为及时、高效；互联网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够快速获悉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民意、民情调查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联网的“众筹效应”，可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将提升竞争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将被低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所取代，在过去的10年中，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印证了这一原理。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企业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分析市场、汇集资源、制定计划，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其中尤为受到企业的重视的是预测市场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云课堂”已经不再陌生，“云上课题”更为充分地发挥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使适配式教育成为可能。
在医疗领域，从疾病预防、疫情监测到药品管理、医务监督，从医疗专家系统到线上预诊服务，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其应用面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帮助我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并且还有望在治理医疗腐败、缓解医患纠纷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有作为。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来，在带给人类美好的馈赠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带来麻烦。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在很多方面及时作出调整。当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数据安全问题和网络污染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如影随形而至的是数据安全问题，一些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等）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曾提及美国警察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真实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然后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的5年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赌博公司，帮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1995年，欧盟颁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2014年，欧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公司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据刚刚出现的数据交易业称，我国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状态。虽然这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应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将数据获取和使用纳入正常、良性的运行轨道。
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还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一些看似寻常的数据，如果由专业人员进行汇集分析，可以获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因此，一些公司的“过度追踪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表明我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的挑战，深刻意识到数据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把数据安全提升至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网络污染。由于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息污染，大量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治理、控制网络污染成为信息管理的新难题。
互联网上的言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负责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稽之谈；既有对现实问题理性冷静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这些言论会不同程度地对公众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此外，某些境外势力把互联网作为谋求其文化霸权的工具，有组织、有策划地“引导舆论”，欺骗公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试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互联网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交锋的战场，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觉，要充分认识、研究互联网舆论战场的规律，沉着应战。
这一保险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性，但是通过对医疗保险覆盖率下对人力资本存量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其所产生影响的效果并不十分的明显，一般情况下，医保的覆盖率每提高百分之一，人力资本存量所提高的比率不足0.03％，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而在此种情况下所实施的医保，即使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但是效果也并不明显。其次，基于我国社会当前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医保在高低收入人群中所产生的作用被分化，进而无法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高收入人群能够意识到身体素质对于劳动效率的积极促进作用，进而关系到了自身经济收入水平，所以不论有没有医保，这类高收入人群都会注重自身的医疗与保健；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讲，即使医保在增加，也无法满足其医疗的实际需求，所以这一保险对其影响效果也不明显。
(二)养老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保险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大，当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每提升百分之一，人力资本存量将提升接近0.7％，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会影响到生育率。当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持续增大时，生育率就会随之降低，进而使人均资本量投资随之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随之提高。第二，养老保险下人们在退休后所获得的保险补助是基于其工作期间所缴纳的比例，比例越高，退休后的工资就越高，因此，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高能够为实现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的落实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存在缺口，国家同样需要通过延迟退休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加。而这一政策下就会使人力资本存量随之提升。第三，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升会对教育资金的投入产生影响，当老年人能够实现老有所依，其就会增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持续增长。
(三)工伤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工伤保险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较弱，所以其覆盖率提升与否所产生的效果也就不明显，原因如下：第一，基于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比较小，所以对整体劳动力的影响并不大，基于此，人力资本存量整体并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基于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大，所以不论是否有工伤保险，劳动者都能够通过医疗保险来实现医疗费用的支出，其工伤保险是由企业负责的，所以需要实现对工伤的认定，进而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就会变弱。
(四)失业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险种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性，且影响的效果十分显著，每当这一险种的覆盖率提升百分之一，那么相应的人力资本存量将随之提升近0.4％。这一影响产生的原因在于：第一，基于失业保险下，劳动者不仅能够获得正常的生活补助，同时还能够通过再就业培训来掌握再就业的技能，进而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直接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存量。第二，失业保险的一大作用之一便是能够实现对经济的预警，通过这一反馈信息政府能够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进而根据社会失业人数的比例实现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宏观调控，这就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奠定了基础。第三，通过失业保险失业人群能够通过失业再就业培训获得就业的技能，再投入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就实现了就业行业的流动，进而实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最大化。
(五)生育保险覆盖率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险种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生育保险覆盖率每提升百分之一，那么人力资本的存量就会随之下降近0.3％，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在于：第一，人力资本本身是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因此，生育率就直接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了影响。生育保险这一险种会促使生育率的不断提高，而生育率的提高就会致使因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导致个体人力资本投入加大，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总存量。第二，生育保险的最大受益者是女性群体，在生育保险政策下，女性可以带薪休产假，且不用担心自己岗位的问题。但是这对于相应的企业来讲会导致个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女性再回到工作岗位后必定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适应工作岗位，这一期间就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受损。
二、以社会保险制度来推进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升的途径
要想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增长，并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解，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步前行，就需要做到：第一，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险的支出力度，以全面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基于社会保险GDP对人力资本存量积极影响，就需要加大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加大对社会保险支出的比例，进而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差距，以最终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奠定基础。第二，要以财政补贴的进一步提升来实现对个人缴纳保险费用的降低。基于当前国家对社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较少的现状，需要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发展来实现投资额度的不断增加，以间接实现对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的促进作用。第三，进一步缩短区域间社会保险所存在的差距，进而促进人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基于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能够实现对事业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同时还能够通过对贫富差距的调控来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提升。第四，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以来卫生事业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而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以实现对劳动力资源身体素质的提高，最终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96 -03
雾霾，顾名思义是雾和霾。因为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从2011年左右开始，美国大使馆持续播报PM2.5，这一行为引发了社会关注，加之政府终于承认了“雾霾”一词，雾霾成为被公众所重视的一种社会现象。2015年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引发了社会对雾霾关注的热潮，引起全民对雾霾危害的思考。今年，由于两会期间的天气状况，雾霾再一次引起全民关注。
本文从雾霾的成因着手，讨论无锡雾霾现状及雾霾造成的影响，最终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一、雾霾的成因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收颗粒物PM这三项是雾霾的主要组成，前两者为气态污染物，最后一项颗粒物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人为的环境污染是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加上气温低、风力小等自然因素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
（一）自然因素
1.地理原因
无锡地处东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冷空气势力较弱，风力较小，大气层结构稳定，近地面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地面灰尘大，地面的人和车流使灰尘搅动起来。
2.气候因素
无锡地区稳定类大气条件出现频率多，易造成污染物在近地面层积累，从而导致雾霾天气多发。同时，无锡地区冬季天空晴朗少云，有利于夜间的辐射降温，使得近地面原本湿度比较高的空气饱和凝结形成雾，溶胶背景浓度高，有利于催生雾霾形成。
（二）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雾霾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防范和治理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治理雾霾的重要解决措施。本文将从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以及产品油质量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对雾霾的影响。
1.工业污染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发展、机动车辆猛增，污染物排放和悬浮物大量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增加，直接导致了大气能见度降低。无锡市环保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工业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7.887万吨，占排放总量的99.36%；排放氮氧化物2.999万吨，占排放总量的21.83%；排放烟（粉）尘9.749万吨，占烟（粉）尘总排放量的97.46%。数据表明，工业污染源排放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比重都较重，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又是雾霾的主要组成，因此可以看出，工业污染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
2.机动车尾气
《2015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我国连续六年保持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地位。机动车污染造成了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是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城市空气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特点，群众健康受到直接影响。2014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547.3万吨，其中氮氧化物（NOx）627.8万吨，颗粒物（PM）57.4万吨，碳氢化合物（HC）428.4万吨，一氧化碳（CO）3433.7万吨。因而，机动车尾气是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
3.产品油质量低
以硫含量来看，我国成品油排放标准是京V标准硫含量要求低于10ppm，国Ⅳ标准硫含量要求低于50ppm，国Ⅲ标准要求低于150ppm。无锡地区硫含量要求按照国Ⅳ标准，但是美国、欧洲实施的成品油排放标准硫含量分别是低于30ppm、10ppm。这意味着，无锡油品的硫含量是美国的1.7倍、欧洲的5倍，油品硫含量较高，质量低。
二、无锡的空气质量情况
本文选取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无锡空气质量报告数据，并从AQI指数、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三个方面分析无锡的空气质量情况。
（一）AQI指数
从图1中可以看出，AQI指数波动幅度较大。每年的第三季度空气质量明显较好，由于夏季温度较高，雨水频繁，空气流动性较好，空气无污染或污染情况较轻。与此相反，每年的第一季度空气质量较差，由于1月份冷空气强度较弱，且无明显雨雪天气过程，区域大气扩散条件极其不利，流动性较差，造成空气污染状况严重，从而引发了雾霾天气的产生。
（二）空气质量级别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数据统计，无锡的空气质量总体来看还是较差的。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这817天中，污染天数占了近四成，其中重度污染为3.06%，中度污染为7.47%，轻度污染为27.05%，良和优分别为56.55%、5.88%。这不仅造成雾霾天气的产生，还对经济、社会、人类健康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三）首要污染物
从对造成空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的统计来看，PM2.5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占比55.71%。PM2.5不仅对空气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还对能见度有重要的影响，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改善雾霾天气的首要条件就是减少PM2.5的产生。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2008年曝光的三鹿奶粉事件再次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极大关注。针对社会责任问题，人们一般倾向于道德规范的反省，却很少从理性上去追究怎样提升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与我国经济转型期过分强调企业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绩效有一定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容忍和无意识，则导致了必要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薄弱。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与实现必须依赖于宏观治理机制的推动作用和微观治理机制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上述治理机制进行分析。
一、基于复杂适应系统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
(一)复杂适应系统概述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tve System，以下简称CAS)理论是美国霍兰(John Holland)教授于1994年在圣塔菲(sFl)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时正式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包括4个特性和3个机制。4个特性是：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3个机制是：标识、内部机制和积木块。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即CAS的复杂性起源于个体的适应性(李士勇，2006)。由此可见，复杂适应系统更加强调复杂性的一个侧面――适应性。所谓具有适应性，是指单个主体能够与环境及其它主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并根据经验改变其结构和行为方式。
CAS理论的提出对于人们认识、理解、控制和管理复杂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微观方面，CAS理论最基本的概念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主动的个体，简称主体。这种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遵循一般的刺激――反应模型，表现在它能够根据行为的效果修改自己的行为规则，以便更好地在客观环境中生存。在宏观方面，由这样的主体组成的系统，将在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表现出宏观系统中的分化、涌现等种种复杂的演化过程。
(二)社会责任响应的复杂适应系统机制
按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响应是由公司主体与其利益相关者(投资者、职工、消费者、供应商和债权人)构成的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同样存在标识机制、内部模型机制和积木机制。
标识机制：主体之间的聚集行为并非任意的，在聚集体形成过程中，始终有标识机制在起作用。
内部模型机制：内部模型是主体在适应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主体在接受外部刺激，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过程中能合理调整自身内部的结构。
积木机制：基于规则的主体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一个规则，使它能够适应所遇到的每一种情况。主体通过组合已检验的规则来描述新的情况，那些用于可供组合的活动规则就是积木，使用积木生成内部模型，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普遍特征。
(三)社会责任响应的复杂适应系统学习行为
按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个体主动与环境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个体根据一定的规则对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这些规则以所谓“染色体”的方式存放在个体内部。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被选中并且被应用，这种选择既有确定性的方面(按一定的条件挑选)，也有随机性的方面(按一定的概率选择)。刺激一反应模型是用来描述不同性能的适应性主体的统一方式，它说明了主体在不同时刻对环境的反应能力。
在企业社会责任响应的复杂适应系统中，要生成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学习行为，并递延遗传，需要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治理机制
按照CAS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治理的功能是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刺激信号，并通过法律、行政和市场手段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遵从意识。其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如下措施：
(一)立法明确企业社会责任
在我国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公司法》中，虽然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如何承担、承担到何种程度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此外，我国的相关法律虽然都要求企业承担保护职工和消费者权益、控制污染排放、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营等社会责任，但基本上也是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第一次针对上市公司了《企业社会责任指南》，不过作为规章制度，其约束力和调整范围都比较有限，因此，在上述法律和规章的基础上，国务院应该以《企业社会责任条例》的行政法规形式，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范围、内容以及相关的报告、披露和评价等予以具体、详细的规定，便于企业和相关部门在实践中实施和执行。
(二)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其中社会责任国际(SAI)2001年版的SA8000标准影响较大。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建设滞后，已经给社会责任管理造成了障碍。虽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这些认证体系对我国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国情、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国外的标准尚不能完全照搬到我国。在参照国际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组织专门机构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工作，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鼓励政府或民间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机构，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进行评估，定期以社会责任指数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举办“最具社会责任企业”评选等活动。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提供社会责任指南。
(三)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一种办法是在公司年报中载明企业社会责任业绩；另一种是定期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是采取自愿方式，在年度报告内以分散披露的方式处理社会责任信息。为更好地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一方面应该在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要求企业定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另一方面应该在披露形式上予以规范，逐步从年度报告内分散披露过渡到独立性报告形式，保证认证机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可以随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和评价。
(四)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型投资
社会责任型投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商品名称，而是指一种为投资组合设定特定价值的应用方法。它是指将融资目的和社会、环境以及伦理问题相统一的一种融资模式，即以股票投资、银行贷款等形式为那些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它要求企业在对其盈利能力加以“合理”关注以外，同时也关心另外两项对所有的企业生存产生影响的与日俱增的因素：环保和社会公正。社会责任型投资能使环境和社会业绩同时出色的
公司脱颖而出，约束经理层参与到社会责任治理问题中，从而改善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业绩。我国的社会责任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宏观调控层面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促进各类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和各种社会责任投资工具的发展。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治理机制
按照CAS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治理的功能是将社会责任遵从意识，利用治理、战略、结构、制度、文化、审计等积木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行为规则，并予以继承。其内部治理机制包括如下措施：
(一)公司治理结构中纳入社会责任承担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要落到实处，就必须纳入到企业的治理环节中。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实现机制，能够在企业面临决策时，综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得决策行为符合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原则。这样，企业的行为就是可以预期和控制的。从整个社会来看，只有企业具备了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形成实现社会责任分担的微观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就可以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引导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应由董事会承担，并在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如社会责任委员会等)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事项。社会责任委员会应由独立董事构成，承担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宁向东、吴晓亮，2006)：1、评估公司的愿景和目标是否与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相一致：2、为确定公司的公共政策事项而评估公司的技术与流程；3、评估公司在环境、安全、健康方面相关的政策、计划与表现；4、评估慈善和政治捐款，提出建议；5、评估法律事项以及对法律、法规及道德守则的遵守情况；6、评估在诉讼案件中对消费者和公司员工进行的赔偿，提出建议。公司社会责任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对涉及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和实现的议题开展讨论。
(二)社会责任管理中战略、组织与制度的耦合
毕马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其2005年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被企业看作企业核心价值和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组织内部应对负面新闻时才履行的一种临时功能(温兴琦，2005)。在我国现行的企业管理中，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逐渐增强，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尚缺乏战略、组织及制度的支撑。公司社会责任回应必须融入公司战略。社会责任政策应该由公司战略思想所引导。公司社会责任回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过程，需要在流程再造中考虑沟通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机制，并通过制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予以规范。企业应将“公司公民”的思想整合、演化为企业的一种经营理念，渗透到自身的持续发展过程之中，体现、分解在管理目标的制定上，并将各种潜在目标不断转化为实质性目标。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还必须设立专门部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职能，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标准的建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内部评估，撰写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处理其他相关事务。企业将社会责任等活动纳入经营过程之后，要自上而下开展社会责任教育和培训，使企业全体员工认识统一、行动一致，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三)内部审计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中的增值作用
按照IIA(1999)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要求，内部审计是用来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运营的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它以系统的、专业的方法对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改善，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内部审计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监督的目的是向企业管理者提供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增值”服务，内部审计部门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包括：评价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相关的政策、计划和表现；对已识别的社会责任风险是否充分进行评价，找出未被风险管理系统识别和控制的潜在风险，确保剩余风险在企业承受的风险阈值范围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找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方面的弱点和缺陷。最后，内部审计部门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机制设计、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体系以及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从而帮助企业管理层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纵观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结果，较多的仍是从正式制度视角研究，集中在公司治理（郑济孝、高汉祥，2010）、社会责任披露制度（罗金明，2006）等方面。忽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周亚安，2001），义利之辨伴随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两千年，具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性。如果不将义利之辨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中，必然也是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所以，本文试图从义利之辨角度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义利之辨与企业社会责任
自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这一概念至今，国际上仍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企业伦理界与实践界对其形成较同一的认知，即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与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譬如，员工、环境、消费者等负责。近几十年，西方国家兴起了各种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如环境保护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成熟的象征，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全民化的表现。反观我国，三鹿假奶粉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雾霾现象等事件层出不穷，可见，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仍与西方具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是来自起步的时间的差异，二是来自文化背景的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西方理论提出，被引入中国，具有显著的文化影响差异。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是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积极研究回应的一项重点，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影响尤其本国文化的影响因素，实际上，作为我国文化精髓的义利之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义利之辨最早由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伦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贱之物。孔子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当之财，对于取得的不正当之财，最终也会在不正当的交易中失去。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更加推崇“义”，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甘愿为“义”放弃生命。后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以强调义利的辩证关系。义利之辨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即不能轻利重义也不能轻义重利，应当把义利统一起来，义利并重。
绝大部分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企业在定位上更倾向于一个有商业头脑的“经济人”，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要求企业所承担的责任是倾向于一个有良知的“道德人”。企业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即从单纯的“经纪人”转型为“具有道德的经纪人”。义利之辨强调利义并重，利为经济人所追求，义为道德人所推崇，经济与道德并行，正符合义利之辨的寓意。由此，义利之辨是可以很大影响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义利之辨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作用机理
（一）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价值目标选择
孔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仁义道德的追求。卡罗尔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层级。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义利之辨将道德约束加至经济利益中，使经济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更多的注意到其延伸出的其他利益。苹果企业在目标定位时将顾客的体验放在第一位，使苹果在世界拥有庞大的“果粉群”。以一个道德人的角度去看经济目标时，更多注意到的并不是短期利益，而是长期效益以及强大的延伸效益。微软前CEO盖茨在辞去职位后一心扑向公益事业，看是与微软无关，却在公众的抬高了对微软的好感度。李嘉诚说自己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挣钱的事业，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这个不断花钱的事业就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慈善等活动。李嘉诚奉行的就是“义利统一”，追求“利”的同时保全“义”，这一价值目标的选择会伴随其企业的发展，成长，壮大。
（二）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方式
企业在交易中会选择何种方式，与企业的价值目标选择密切相关，也与道德指导有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选择何种方式与对手竞争，与伙伴合作，与自然共处，这都是一个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以义利之辨为道德指导的企业家会抱着“合能赢大”的思想，不会进行恶意竞争。在每年的双十一网购活动中，京东与国美每每都要相互恶意压低价格，打所谓的“价格战”，对企业的声誉影响极其恶劣。儒家文化把“义“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伦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贱之物。孔子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当之财，对于取得的不正当之财，最终也会在不正当的交易中失去。以义利之辨为道德指导的企业家在面对与环境相关的产业时，会兼顾环境的保护，以破坏环境所的来之“利”是“不义”的，终将还是会失去。
（三）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后续行为选择
Lazarus认为他人的支持在摆脱困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支持，但社会支持的概念，各学科之间一直未达成统一意见，《当代社会科学大辞典》对社会支持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在个体面临威胁或困难时，可以为个体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是心理障碍与心理社会压力之间的中介因子之一。
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亲密的，是能够被感知的。在互相交流中，人们能感受到被爱、被关心、被接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和互动。
陶沙等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结构的研究发现，从社会支持来源的角度看，社会支持的构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纵向来源，如父母、老师等；另一类是横向来源，如同学、朋友等。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相对于父母，辅导员给予他们的社会支持会更直接有效，因而本文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就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2.理论研究
2.1 就业压力的相关研究
对于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车文博等认为来自乡村的大学生在家庭、择业等方面的压力感高于城市大学生。林海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存在毕业去向的冲突、就业选择与父母意见的冲突、恋爱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他们具有较高的就业压力。朱鲲鹏发现在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来源于就业环境因素、家庭社会关系因素、就业去向因素、个人能力因素、专业因素及个人看重因素。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缺少以贫困大学生为切入点，研究社会支持对于就业心理压力的研究，因而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
2.2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影响的相关研究
罗兰研究认为，应该从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完善辅导员就业指导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奖励措施三个方面入手，加强辅导员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国研究认为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中间力量，在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李艳红发现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而言，不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帮助自身缓解压力。万煌的研究表明贫困生得到的社会支持状况低于非贫困生。同时，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状况直接影响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的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其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效果，因此，本文的选题立意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3.研究方法
目前，肖水源的三分法在国内研究领域中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他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本文选用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研究，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跟踪与社会支持和贫困大学生就业相关的研究及最新进展，为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得出的结论奠定基础。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研究结果，本研究采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结合的资料收集手段，最终整理出了本研究所需要的约3万字的材料。对于一手资料的获得本文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访谈对象为从事过就业工作的辅导员15名，正在找工作的大四贫困学生3名、正在找工作的研二贫困学生2名和即将找工作的大三贫困学生3名。本文在进行访谈之前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使其有所准备。
将收集整理的扎根材料，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分析后使用定性研究分析软件Nvivo10.0对得到的参考点进行编码，最后得到18个自由节点和7个树状节点。又通过对主副范畴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不断挖掘与识别，最终得出本文的核心范畴“社会支持”。
4.研究结论
重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贫困大学生人格的良性塑造，应该成为辅导员工作的重心之一。因此，辅导员不仅要给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给贫困大学生更多关爱与呵护，而且要提高他们对支持的有效利用，更要根据性别及其他因素有区分地对贫困大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育与辅导。
在缺乏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贫困学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是相对匮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导员对于他们的社会支持对于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4.1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现状
4.1.1经济困难是贫困大学生就业最基本的障碍。
在求职过程中，一定的费用支出是必然的，但是经济条件困难是贫困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且不可规避的因素，这给他们的求职带来了最基本障碍。同时，家庭经济的弱势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过分的焦虑将会导致他们缺乏信心和韧性，产生消极心理和被动就业心态，无形中失去一些就业机会。
4.1.2社会关系支持匮乏成为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来自家庭、父母或是亲人朋友的支持显得特别薄弱，他们无法指望家庭范畴内的支持，无形之中失去一些机会。同时，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贫困学生将他们的空余时间用于勤工俭学，这减少了他们与辅导员和同学的交流互动，无形中也错失了一些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
总体说来，贫困大学生的求职不仅是自身价值的实现，更承载着家人的期望，他们面临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综上所述，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是积极且重要的，对于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2辅导员对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现状
辅导员作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沟通的纽带，是学生工作的中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对学生提供社会支持是重要且必要的。
本文通过扎根分析，发现目前辅导员对学生提供社会支持的状态处于一般情况，甚至一些辅导员很少提供给贫困大学生专门的社会支持。这也说明在就业相关问题上，辅导员缺乏提供社会支持的意识，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针对贫困学生的。
由于贫困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自身特点与现实情况，辅导员投入和支持越多，在面临就业心理压力时，学生才会敢于并且积极地寻求帮助与支持，才能更好地缓解就业心理压力，才能更放松地求职，探索自己的职业生涯路。
4.2.1缺乏互动，社会支持不及时。
由于贫困大学生自身特点，他们与辅导员间缺乏互动，无法及时有效地共享社会支持。同时，由于缺乏互动，辅导员老师并不非常了解学生的求职动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心理问题等，这使得辅导员因缺乏事实基础而无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资源支持。
4.2.2支持内容丰富，但缺乏个性化指导。
辅导员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内容较其他非正式支持群体要丰富一些，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关心帮助之外，也应提供一些经济资助。辅导员应积极与贫困大学生建立起良师益友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在求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同时，辅导员老师还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向贫困学生提供求职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提供就业信息等支持。
但是，对于贫困学生而言，他们的家庭和成长环境等都存在差异，通过扎根分析发现，他们更希望得到辅导员的个性化指导和帮助。
5.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路径思考
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在就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将面临更残酷的现实，这些也造成了他们严重的就业心理压力。为了更有效地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社会支持变得不可或缺。本文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基于完善辅导员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路径建议。
5.1贫困大学生档案――专属支持
辅导员通过对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心理健康情况等实时跟踪记录，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走访学生寝室、参加学生活动等方式积极深入学生内部，实事求是地获取和记录他们的真实信息。基于掌握的素材，建立属于每个贫困大学生的专属档案，采取“经济扶贫”和“心理扶贫”并行的方式，给贫困大学生更多关怀和帮助，为学生提供专属支持，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尤其对于毕业生，一直积累的专属支持将会高效合理地缓解贫困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
5.2个性化咨询――心理支持
健康的心理是保证大学生全成长成才的基础和前提，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大学生求学就业压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特别是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心理障碍问题日渐突出，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其社会支持工作的加强对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及高校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辅导员的心理咨询专业化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不同贫困学生的就业特点，辅导员将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咨询，包括面对面交流、电话咨询、在线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帮助贫困大学生及时获得支持和缓解就业压力。
5.3辅导员队伍建设――师资保障
辅导员队伍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学校和学生的有效连接者，发挥其自身不可代替的作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指出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队伍是最直接接触学生的教师团体，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他们的社会支持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因此，通过科学合理配备辅导员、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和加强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是缓解贫困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师资保障。
5.4建立激励机制――提升意识
研究表明，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将有利于减轻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如何提高其社会支持意识，本文认为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辅导员参与就业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辅导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稳步开展就业工作的中坚力量。因此，学校在建立机制监督考核辅导员的同时，应通过一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评选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就业指导优秀教师等，充分调动辅导员参与就业指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鼓励辅导员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才能在帮助学生的时候游刃有余，只有走专业化道路，才能进一步实现职业化。
5.5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压力
5.5.1加大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
在我国，对于辅导员队伍的角色定位比较“边缘化”，但众多学者认为，辅导员在高校中应既是隶属于教师队伍的，又是机关行政干部的后备人才库。如果在我国的高校中有一大批的行政领导干部是辅导员出身，某种意义上也为辅导员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定方向，更能激发辅导员在日常的学生事务工作中的激情和热情。
辅导员的工作最贴近学生切实需求，日常工作繁琐且量大。作为辅导员，他们需要得到认可，在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他们需要得到属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社会、学校和学生的肯定都是他们在未来工作中能够继续不懈努力的坚实支撑和保障。因而，加大对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有利于提高辅导员加强社会支持的意识。
5.5.2加强辅导员工作的重视度。
辅导员队伍作为高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规定》的要求，辅导员不仅要承担教师的责任义务，而且要将自己定位为管理者。高校应加大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在队伍建设中，应提高辅导员的工作地位和职业认同度，完善其职业发展路径；加强辅导员岗前和在职培训；加强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性研究。
5.5.3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找到职业归属感。
辅导员对于自身的工作应有一个准确、明晰的定位，只有在找准定位和方向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效能。同样，只有在自我认可的方向上努力工作，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才能获得职业的归属感。热爱自己的工作，关心帮助自己的学生，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之事，摒弃错误的职业观念，把握准确的自身定位，科学合理地引导培养学生，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找到职业归属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幸福感。
5.5.4培养学生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
引言：自企业社会责任引起各界关注以来，结合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基础，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已有的大部分研究初步证实了两者的积极影响作用[1]。之后，伴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关系研究开始步入学者们的视野。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中，员工是重要的一部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必定存在感知，这种感知将会影响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员工离职倾向作为员工行为的重要一环，有研究发现，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对其的支持将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负相关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作为组织最为关注的员工行为之一，有学者已探讨论证了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离职倾向负相关，这是初步达成的一致的结论，不过也有其他学者存在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两者的相关作用并不显著，很大可能会存在一些中介变量产生作用，而以组织支持感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尚属空白。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的思想早已蕴含在企业社会责任早期的研究当中，但是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是在1984年Freeman在其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角度》中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之后。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了全面结合。Freeman（1993）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描述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定位中所要考虑的特定群体或个人，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具体化，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更为清晰。Wood&Jones（1995）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三个角色定位以证明其在CSR中的重要性：（1）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是CSR的动力来源；（2）利益相关者体验CSR的影响作用；（3）利益相关者对CSR行为作出评价[2]。Clarkson明确提出了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用利益相关者框架替代企业社会绩效框架，并指出，企业应该对六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负责：顾客、员工、供应商、投资商、社区和环境，并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不仅要关注，更要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进行落实。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离职倾向
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继续深化，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并逐渐引起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离职倾向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不过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离职倾向影响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对两者影响关系的结论是趋于一致的，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降低员工离职倾向有积极的影响作用。Maignan（1999）研究发现企业应该与法律、营销和慈善事业相结合，把自己建立为一个人文主义取向的组织，从而吸引包括员工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注意。企业如果能始终如一的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减少员工的流动率，可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更好的业绩及创新水平。KoyS（2001）研究发现外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反应会影响到该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Jamarillo（2006）论证了工作满意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离职倾向的中介作用，Bap
tiste Bourdeau（2006）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离职倾向有直接影响并呈现负相关关系，并得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有间接影响；S. Duane Hansen（2011）论证了组织信任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离职倾向中的中介作用；Ting
Shiun，&Alicia Ho（2012）则发现组织公正和组织自尊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离职倾向的中介变量。
三、小结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的中介变量还处在探寻阶段，研究组织支持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文献还比较少，尤其是以中国情境为背景的研究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如何将国外先进研究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中的企业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社会支持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社会支持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1],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对这两类支持的重要性,一般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2]人的应对方式和精神症状之间存在选择性相关,总体评价是寻求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其主要压力源排在首位的是就业压力。而就业对于当前处于人生转折期的大学生来说,是关系到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件,造成其心理波动十分显著,很容易导致各种不良的应激反应,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形成有不良影响。本文就社会支持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进行调查分析,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这对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维护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选取某高校96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团体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担任主试,量表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在对全部问卷质量审核的基础上,剔除无效问卷68份,收回有效问卷900份,有效调查率是92.98%。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按生源分高职艺术生270人,高职文科生170人,高职理科生230人,高职职高生230人。其中男生456人,占50.67%;女生444人,占49.33%;城市287人,占31.89%,农村613人,占68.11%。
2.方法
(1)依据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3],结合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支持的情况,编订了社会支持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主观支持主要指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感受到的被支持、被理解、受尊重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包括9项(Cronbachα=0.876)。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包括9项(Cronbachα=0.867)。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是指大学生对社会资源的主动寻求与利用,包括9项(Cronbachα=0.856)。社会支持问卷27个项目,全部采用5级评分“非常不符合”为1分,“非常符合”为5分,内部一致性度Cronbachα=0.886。(2)采用汪向东修订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4]。该量表共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9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制(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以≥2分为阳性,≥3分为中度以上需要帮助的心理问题)。(3)采用陈仲庚等翻译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5C)[5]。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E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量表测量神经质维度,也称情绪性;P量表测量精神质维度;L量表主要测量被试的掩饰性。
3.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二、结果
1.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的比较
分析显示,男生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明显低于女生,P
表1不同专业学生在社会支持评分(-x±s)
2.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SCL-90相关系数均为负值。除利用度与敌对和恐怖两因子无显著相关性外,社会支持的各维度与SCL-的其他各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表2)。
表2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n=900)
3.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EPQ人格维度中,除L维度(掩饰性)外,P维度(精神质)、E维度(内外向)和N维度(情绪情)与社会支持4项指标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E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而P和N维度与社会支持各项指标则呈显著负相关(表3)。
表3 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n=900)
三、讨论
自1999年起,我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全国高校招生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人,一路飙升到2008年的600万。经过10年扩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8%迅速达到23%,扩招累计招生约为4010万,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招生总数的75%,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目前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实现了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列世界第一的业绩。然而尽管我们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远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伴随扩招而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剧增,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获得大学毕业生身份之后,找不到理想工作,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同样的问题也上移至硕士生和博士生。与此同时,毕业生就业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累积的困难和问题,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和高校对就业工作的重视不够,工作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限制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除,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本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在就业过程中大学生会遇到种种不公与就业歧视,而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改变处境。加之部分大学生本身在身心素质上的脆弱性,使得他们适应社会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造成了部分人在心理上的高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6],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在心理上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同专业大学生在社会支持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是专业特色的反映。在性别方面,女生表现出在支持利用度上的优势,可能与性别角色、传统观念和社会期望有关。在研究中发现,在社会支持方面,女生对社会支持的寻求显著高于男生,遇到就业压力时的应对方式也不同。男生越来越集中注意力或变得孤立、沉默,对提升感觉的需求与女生不同,男生借助解决问题来让自己感到减轻就业压力;而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和利用各种途径的支持,并借助谈论来使自己感到减轻就业压力,多喜欢向自己亲密或信任的人倾诉,寻求情感支持,需要理解和关爱,也许对方不能解决她的压力,但只要能够用心去听,她们就会产生满足感。而且她们在谈论压力时往往谈论就业的详细经过,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记起并愿意说出来,这样她们会感到自身的压力得到极大地舒解,而往往这时,男生就会觉得不耐烦,就会急于出主意想办法,女生当然也需要解决问题,但谈论就业压力的过程会让她们感到心情变好。因此,在提供社会支持时,要注意针对男女生的不同心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就业心理指导工作。高年级学生的社会交往更为广泛,这使得他们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得的客观支持更多。但由于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逐渐增强,他们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而容易拒绝他人提供的帮助,这可能是造成他们高客观支持度和低利用度的原因。农村学生的高主观支持得分,表明他们对获得的社会支持有着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和更高的满意度。研究证明,学生获得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反之则相反。社会支持一方面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的这种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认。个性外向的学生较易获得社会支持,并且对支持有良好的情感体验,能获得较好的满意度和利用度;而具有精神质和情绪不稳定倾向的学生则社会支持不良。
随着全球金融海啸的爆发和我国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大学生就业难累积的问题日益凸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并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能否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问题,不仅关系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才能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Kessler R C.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7: 48:191-211.
[2]Lazarus R S. From Psychological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3,44:2-19.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14.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文学家、政治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历史上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用回鹊语(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集中概括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现实，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部治世方略。但又不局限于此，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思想至今规范影响着维吾尔族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挖掘《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伦理思想内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一)和谐共处
构建和谐社会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提倡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处、各阶级之间的和谐共处无疑是最根本的，而这种和谐共处的思想在《福乐智慧》中是有所表现的。
首先，从《福乐智慧》的成书来看，《福乐智慧》是在吸收多元、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喀喇汗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尔是多元文化汇集的中心，作者优素甫就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受到伊斯兰文化、中原文化等异质文化的熏陶，写成了这部著作。品格开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绚丽多彩的维吾尔族文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福乐智慧》就是当时维吾尔文化与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的果实。
其次，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和谐相处的思想在文中体现的更为丰富。作品中的四个人物形象个个都是道德的典范象征，相互之间的交往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坦诚，他们的友爱是十分纯洁的。《福乐智慧》中在提到国君应具备的条件时说:“态度要和谐，语言要甜蜜，性格要温善，行为要端正，心胸要谦虚，出手要大方，对人民要慈惠宏仁。”这些品质都是强调国君要处理好与大臣、臣民等各种人之间的关系。
(二)有序
构建和谐社会是要求社会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良性状态，这种有序的思想在《福乐智慧》也有体现。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相同之处，笔者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规范秩序健全，人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休系内诸要素总体上处于稳定的态势的社会。
首先，从成书的背景来说。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处在不安与动荡之中，为追逐权力和财富而导致的战争和动乱，以及贯穿其间的阴谋离间、凶杀背叛等各种各样的丑行使国家丧失了正常的秩序。这种混乱状态使人民生活无法保障，当时维吾尔族思想家把这一切都归罪与人品质尤其是统治者的品质，所以他们设想追求一种以伦理为纽带，以法律为支柱的制度来整治喀喇汗王朝的社樱，傅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运行的状态，《福乐智慧》正体现了这种理想与要求。
其次，从实现有序的凭依来说。要想维持社会的秩序，法律无疑是根本保障。《福乐智慧》强调首先必须确立社会公认的法制，再而要公正严格的执行法制;最后应该诚实地服从法制。即要做到有法、执法、守法三者相结合。《福乐智慧》中指出法律是支撑整个社会的支柱“明主啊，你若要国柞长久，须推行良法，保护黎民。”
(三)智敖、知识
和谐社会是一个提倡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充分实现了各尽其能、人尽其才的社会，没有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人尽其才不仅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保障，也是其目的。
而知识正是《福乐智慧》一书中讨论最多的又一个话题，书中阐述了知识与个人品质，知识与国家法制，知识与人生，知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如:“智慧使人高升，知识使人高大，借此二者，世人方能非同凡响。”书中始终在强调不论是国君还是臣子都要凭借智慧和知识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并将知识与智慧作为法律和道德规范得以实施和推行的保障。
作者这种提倡学习知识，重视智慧的思想在书中就具体体现在重视人才。作为一本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的著作，作者希望国君能近贤者、远小人，尊重、珍惜人才。作者在书中还依次论述了侍臣、秘书官、外交大使等应具备的条件，反复说明高尚的品行、廉洁奉公、忠诚可靠、知识丰富应该是上述这些人具备的主要品行。 (四)知足
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不可能和谐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要提倡“知足”的理念，“知足”不是指消极意义上的不思进取，而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的节制。
要想实现优素福所勾勒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知足”这种伦理道德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要安宁，要维持正常的秩序，仅靠国家法律的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和谐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但也必然是具体到每个个人的和谐，对单独的个体来说，要保持身心的和谐，没有过多贪欲尤为必要，所谓“知足常乐”，作者由此提出了“知足”的伦理思想。
“要知足，知耻，态度和蔼，语言和举止要正大光明。”那么如何做到“知足”呢?《福乐智慧》中认为“智慧”是人类行动的最好制约。书中要求从君王到大臣必须有理智，对感情、情绪等采取节制的态度，对自己的言行要慎重。“处理诸事要凭借知识，知识能使万事有美满结局。”
书中有一人物就是“知足”这个理念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觉醒”。“觉醒”因看破红尘，以理抑制欲，才远离人世，他以为今世的生活只是虚伪的享乐。
二、《福乐智慧》体现的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
以上主要论述了《福乐智慧》中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为实现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而提出的最重要的几种伦理道德即和谐相处、有序、公正、智慧、知识和知足，作者认为要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些伦理思想是前提。而这些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