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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无法解释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指不能用实验医学的生理疾病过程进行合理解释的躯体障碍，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之一。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诊断的必要条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界定却完全基于实验医学的生理判断标准，反映出躯体化诊断和实验医学生理性思维路径的密切联系。西方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认识和理解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不断演变。而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个深刻植根于西方医学体系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却缺乏相应的理解基础。因此，从本土医学观念的角度来反思这一概念，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
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变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概念源自实验医学的诊断过程。在西方实验医学的解释模式中，一些躯体症状之所以被诊断为“医学无法解释”，是因为缺少病理学意义上确定的变化去指向某种疾病实体，比如器官的癌变就能指示癌症的存在。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因为症状向医生求助，而医生则通过诊断来对患者的症状做出解释。当医生找不到病理学确定的疾病来解释一个患者主诉中的躯体症状，这些患者的症状也随之被称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功能性或躯体化症状。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逻辑基础上：即通过病理证据对所有疾病进行排除，而这正是在实验医学将疾病确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之后才产生的概念。
在历史上，哪些躯体症状或综合征会进入“医学无法解释”的领域和特定时代的医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随着实验室检验和病理检查技术的发展，某些原本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在发现病因之后变成了医学可解释的症状；而反过来，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认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症状的病因，使其再度成为无法解释的症状。另一方面，某些症状在一个时代内“无法解释”或“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着医生就会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他们必须做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努力尝试解释这些症状。而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假设也是随着医学技术和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无法解释”的症状，因为大部分病痛体验也无非是用前科学医学观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一概念，其希腊语原意就是“子宫”。整体性的朴素唯物论将这些和情绪激动共同出现的躯体综合征解释为集中于特定身体器官的紊乱，尤其是带有特殊道德意义的生殖器官。文艺复兴之后，对解剖学的进一步理解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被当作无法解释症状的病因，这种观念将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逐渐划归到一个分类之中。1667年，英国权威解剖学和神经学家Thomas Willis从脑解剖学角度对各类“神经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传统认为歇斯底里产生自子宫的观念，转而认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症状通常来自头脑，但其源头仍然是生理性的病变（Sharpe & Carson，2001，pp.926-930）。
在17-18世纪，精神病学逐渐发展，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精神病学发展的初期，医生们所认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丧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单纯具有心理症状的状况，很少有学者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拿来和这些疾病相提并论（福柯，2005，第399页）。而到了19世纪，随着精神病学逐渐建立自己的体系，越来越独立于普通医学体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开始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上发展，而这两种路径分别处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平行的维度上。其中一条路径是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生理性解释，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发展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生成论（Psychogenesis）观点。在精神分析学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时期，神经生理的解释一度占据主流，无法解释症状公认的病因是神经系统的可逆性失调。但是，逐渐发展的病理检查技术始终未能证明脑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观察的解剖学异常，这就导致这些生理失调被称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Trimble，1982，pp.1768-1770）。
这种神经生理解释的一个典型就是19世纪中期由George Beard提出的“神经衰弱”的概念。Beard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Beard，1869，pp.217-221）。Beard认为这些神经系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碍。而虽然身为神经病学家的Beard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都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中枢神经系统真的存在功能失调，但他仍然更强调神经衰弱病因学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同为神经生理学家的Charcot将Beard总结出的这种疾病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使其从先前被人认为的“美国病”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疾病（Goetz，2001，pp.510-514）。
19世纪的解释模式转向最终明确地区分开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谓的“医学不可解释”根据这种二元划分，最终被交给了精神医学。20世纪，心理分析的时代到来了。脑部功能失调的概念大部分被心理发生概念所替代。由此，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治疗完全成为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管辖范围。Freud的支持者，奥地利精神医师Stekel（Stekel，1924，p.341）创造了“躯体化”一词用来解释精神问题如何表现为躯体症状，其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和Freud的“转换”概念如出一辙。当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时，特别划分出一类以躯体痛苦为主的精神障碍，即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这个诊断逐渐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诊断手册所接受。而伴随这个诊断分类及其标准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条件之一正是“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二、“医学无法解释”的逻辑基础：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
回顾“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实验医学内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反复和循环，而这也是普通医学（medicine）和精神医学（psychiatry）逐渐分裂的一个写照。17世纪Willis对歇斯底里的分析和19世纪Beard对神经衰弱的定义都曾经是一度占据主流并影响巨大的理论观念，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原因不明躯体症状的解释模式中一种相似的路线：从生理角度将此类综合征归于一种神经生理系统的疾病。而在Willis和Beard对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经典论述之后，两种疾病理论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转向”：由“真实”生理疾病变成“无中生有”的心理障碍。在歇斯底里的例子中，传统的子宫冲动学说随着解剖和生理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由大脑主导的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紊乱，但并没有改变此类疾病植根于身体的基本观念。可这个主题在18世纪却从身体空间的动力学变成了心理空间的伦理学，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进入了精神病学的领域（福柯，2005，第410页）。同样，在神经衰弱的例子中，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日渐扩大，神经衰弱也被逐渐纳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冲突框架中。导致症状的潜在的情感因素变得比表面的躯体症状更加重要。在诊断上，神经衰弱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最终被抑郁症争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所替代（汪新建、何伶俐，2011）。这些例子显示出，在医学科学的疾病分类一直到精神病学理论观念建立之初，医生首先会尝试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现代的医学系统中，医生也是首先从他们自身所属的医学专科考虑能否对症状做出解释。而当病痛和症状被医学排除在外，它们才最终落脚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领域。由此可见，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躯体综合征与其他典型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不同。按照医学科学的身心二元观念，这些主观的躯体症状和病痛体验最初进入的应该是非精神科的普通医学话语体系。
科学观念中的机械身心二元主义对疾病和医学观念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精神病学从普通医学中分离出来，将身体病痛留给医学，将精神病痛留给精神病学。在笛卡尔的机械二元论之后，被客体化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身体获得了机器的隐喻，而疾病就是“机器抛锚、燃料缺乏或者摩擦过多引起的机械故障”（波特，2007，第59页）。这个纯粹物质性的“机器”是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不能涉及的，专门属于医生的领域。而心灵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转换，一方面心灵是理性的来源，是决定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心灵也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器”，它也能被科学化，并逐渐丧失原本的道德伦理意义，而变成另一种客观存在物。这个心灵被降格的过程则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产生的起点。
在西方医学科学的体系中，精神病学虽然诞生自医学，也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专科来看待，但在很多语境中它明显有异于其他医学专科，甚至和它们对立起来。对于以生理解释为主体的现代西方医学体系来说，精神病学始终缺乏等同于普通医学的合法性。20世纪中期Szasz曾针对精神病学展开颇有影响力的全面抨击。通过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这段经典历史，Szasz声称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症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一样“真实”，因为没有生物化学检验或神经生理发现能够证实其存在（Szass，1974）。他认为精神疾病是用来伪装道德伦理冲突的神话：“严肃的人不应该将精神病学当同事――它只是对理性、责任和自由的威胁。”（Szasz，2008，p.2）虽然有不少学者和精神医学从业者认为Szasz的批判过于极端，但却也难以否认其主张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精神病学分类中的疾病和障碍确实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充足证据，特别是以躯体病痛为表现的心理问题，比如躯体化。进一步说，围绕躯体化疾病分类和诊断逻辑的争论正是整个精神病学遭到批判的缩影。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在身心归属明确的疾病或问题上，两者分工明确，“合作愉快”。但在躯体化现象这种本体和性质模糊的问题上，两者似乎就产生了龃龉。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类体系对疾病体验的规训使得躯体化成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汪新建、王丽娜，2013）。
三、从本土医学观念看“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外来物，与医院模式、医疗保健体制相互捆绑，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空降”而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就对一些流传而来的西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医疗体制和诊断系统，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情。本土社会接受的是在西方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形的一整套体系，对于“医学无法解释症状”中所反映出来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具有历史渊源的纠缠与竞争，恐怕没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从中国传统身体观和医学观的角度看，将患者的病痛原因划分为“医学可以解释”和由其他原因解释的“医学无法解释”是一种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医学观念中，“医学解释”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包括对所有病痛和不适的解释。其典型如宋代陈无择提出的三因学说，将病因根据来源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然六，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冈。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圻，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无择，2011，第22页）。外至风邪入侵，内至情志所伤，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体。
而这种传统的病因解释和诊疗模式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身体观。传统思想与医学理论往往以天人类比的方式，建构身体概念。身体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万物的共有本源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又有“五行配脏”的理论，使身体各部分不但和阴阳之象相互对应，而且喜、怒、悲、忧、恐也是通过配属于五行而与各自对应的脏器联系到一起。由此，个人的情志通过阴阳五行的意象连结到身体各部分以致宇宙万物上。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通、与自然世界具有有机联系的功能系统。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其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身体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础，它同时也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志，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身体观，传统中医也不存在针对躯体、器官或针对精神、心理的两种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在整体性的身心系统中，心理与生理并无本质区别，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没有机理的不同，只有具体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观念中，身体的疾病也自然涵盖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维度，不必再行区分。在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和诊疗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的疾病原因也有内外之分，但医生必须能够对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除了中国本土身心整体观念和西方二元论的差异，从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上看，“医学无法解释”的说法也很难被习惯了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的患者所接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医学体系都必须为患者的病痛寻找某种“解释”，这也是诊断的意义：医生必须要通过他的诊断告诉患者，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释”的方式以及能够被患者接受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却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西方实验医学的“医学解释”必须要依赖于生物病理证据建立的严格因果。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医对疾病病因和过程的解释依据的则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象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与科学模式不同，它以主体意向判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因果关系进行主观性、体验性、感悟式的论证，因此传统医学的理论通过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个案例证即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吕小康、汪新建，2013）。这种解释模式并不用证实关于某种疾病实体的“假设”，也就不要求科学严谨的因果性证据。
意象思维的影响又体现在中医的“辩证”模式中。中医的对象并非是西方科学定义下的“疾病”，而是一个本土概念“证”。中医所说的虚、寒、热等证候并不是西方医学中的“疾病”那样的客观实体，它们既是现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吕小康、汪新建，2012）。而在中医的辨证模式下，其实所有体验都可以和这些体验性、感悟性的隐喻及意象连通到一起。一些带有情志因素的身体病痛按照严格的科学观念无法加以解释，但是其中却表现出直观的心身影响或交互作用，在本土的文化中被归结于意象性的“气”、“火”、“经络”等概念。对于并不太了解医学理论的患者而言，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隐喻，它们也许是直接从外界侵入，也许是身体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通过这些隐喻所给出的“为什么生病”的解释也不难接受：这些力量或能量的起伏扰动了身体系统的整体平衡和正常状态，导致了各种非正常状态的产生。
已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Kirmayer，Robbins，Dworkind，& Yaffe，1993，pp.734-741）。而中国传统意象性诊疗观的文化环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难以理解和接受“医学无法解释”。患者并不清楚“医学无法解释”中暗含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划分，因此在科学角度上严谨合理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条件，对于患者来说却更像是医学在解释他们的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无能”。“医学无法解释”还暗示着患者的症状不是真的，这种对想象性疾病、诈病和伪病的暗示也是对医患相互信任的一种损害。而本土的诊疗模式却相当依赖这种信任关系来获得体验性的病痛主诉，并总能根据患者的主诉提供一种宽泛的医学指导，形成一种“治未病”的医学传统（吕小康、钟年、张紫馨，2013）。这种传统未必能够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仍是极强的文化传统，对塑造患者的求诊模型和疾病表达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躯体化诊断的本土反思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种种问题反映出躯体化这个概念及一系列相关诊断在西方医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从西方实验医学体系内部而言，“躯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障碍面I临合法性危机。“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躯体化定义和诊断的核心条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而这种贯穿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又恰恰是中西方医学在观念和诊疗模式上差异最大的部分之一。这种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躯体化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不适应性。
在治疗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义划分的代价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疗法和普通医学实践的整合。以目前的临床医学系统来说，如果患者首先不是进入精神病学专业科室，而是进入初级保健中，那么大多数主诉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患者都能够得到各个专科的解释：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胃炎等等。对于各专科医生来说，这些诊断能够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够得到处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在初级保健系统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合法性”。对于内科各科室的医生来说，主诉躯体症状的精神障碍，比如“躯体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还不如各类功能性综合征。因此，虽然心理疗法可能对患者很有帮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无法得到这些治疗，而另一些患者则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释。一方面，在普通科室，医生和病人可能不断重复没有结果的医学检查和干预；另一方面，称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学问题，转介精神科，让他们觉得受到误解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个狭窄的“无人区”：生物医学方法否定他们的症状是生理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拒绝心理解释（Quill，1985，pp.3075-3079）。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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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
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
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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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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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1关于中医心身疾病的概念和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分类
中医心身疾病的概念是因郁致病，即因七情因素引起的脏腑疾病，不包括癫狂等精神病。为了便于国内外交流，笔者采用中西医对照的形式加以说明。根据临床实践和国内外资料，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分为8大类较为合理。
1.1 消化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胃痛） 、慢性胃炎（胃痞） 、胃神经症（胃胀） 、溃疡性结肠炎（泄泻、痢疾） 、肠神经症（泄泻） 、习惯性便秘（便秘） 、慢性肝炎（胁痛） 、慢性胆囊炎（胆胀） 、慢性胰腺炎（腹痛） 、食道神经证（梅核气） 等。
1.2 心血管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原发性高血压病（眩晕） 、原发性低血压病（眩晕） 、冠心病（胸痹） 、心律失常（心悸） 、心脏神经症（胸痹） 、心因性晕厥（厥证） 等。
1.3 呼吸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支气管哮喘（哮喘） 、过度换气综合征（喘证） 、神经性咳嗽（干咳） 等。
1.4 神经系统疾病
包括脑卒中（中风） 、癫痫（痫证） 、血管神经性头痛（头痛） 、紧张性头痛（头痛） 等。
1.5 内分泌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糖尿病（消渴） 、甲亢（瘿病） 、肥胖证（痰病） 、心因性多饮（消渴） 等。
1.6 泌尿生殖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前列腺炎（白浊） 、过敏性膀胱炎（淋证） 、尿道综合征（淋证） 、原发性障碍（阳痿、）等。
1.7 骨骼肌肉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类风湿（痹证） 、全身肌肉痛（痹证） 、书写痉挛（振颤） 、局部性肌痉挛（振颤） 等。
1.8 肿瘤科心身疾病
包括胃癌（积聚） 、肝癌（胁痛） 、肠癌（便血） 、食道癌（噎嗝） 等。
2 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学临床基础研究
中医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源于《内经》的“形神合一论”、“天人合一论”、“心身合一论”、“脏腑相关论”、“阴阳五行学说”。如《内经》所言：“主则明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精辟地阐述了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是中医的心理病理学。《内经》又指出：“人之有生也，有阴有阳，有短有长，有柔有刚。”因此中医的心理生理又具有阴阳刚柔对立统一的特点，笔者将其归纳为“中医刚柔心身论”（刚柔心理生理学说） 。
美国精神医学会也认为，心身疾病的基本原理是由情绪因素引起的机体功能异常，并表现在各个器官，即由皮肤反应、骨骼肌肉反应、呼吸器官反应、心血管反应、血液淋巴胃肠反应、生殖泌尿器官反应、内分泌、神经系统和特殊感觉器官反应。关于病因的认识《， 内经》的正（内因） 、邪（外因）学说与西方现代心身医学认识基本一致。内因包括先天禀赋、气质、体质，外因有七情、六和饮食劳逸等，包括心理、社会、伦理、生物、生活方式、行为等诸种应激因素。调查内因可以找出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的虚弱所在，即正气虚的表现。调查外因则可找出心理、社会、生物、行为诸种致病因素，即邪气实的表现。
中医心身疾病的病机研究，根据国内外的资料和笔者的临床实践认为，其病位主要在肝，波及心、脾、肺，日久及肾。初期多为肝脾同病，肝心同病，肝肺同病，后期多为肝肾阴虚或肝脾肾的阳虚。末期阴竭、阳亡、阴阳离绝而终。病性为刚柔不能相济，而致疏泄失职，气滞血瘀，痰饮湿困或气逆化火，火热伤阴，升降失司，日久由实转虚，脾虚肝郁或肾虚肝旺，极少有纯虚证。
心身疾病经过及时合理的治疗，多有较好的疗效，但容易因情志因素复发。少数患者因治疗不当可由实转虚，最后阴亡或阳亡而终。另有少数患者可因剧烈的情志刺激、气血暴逆或气血暴脱而精去神亡。理论基础的建立――刚柔心身论。
刚柔心身论源于《黄帝内经》的阴阳刚柔学说和心身合一学说认为，人可以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偏性，即两种不同的气质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又认为，人的精神情绪、心理活动对躯体内脏会产生影响， 既“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因此刚、柔二性由肝（中医认为肝主情绪） 所主。素体阳刚七情过极，则出现疏泄太过而致肝火上炎、阴虚阳亢的肝旺证候，称为刚证。素体阴柔七情过极，则出现疏泄不及而致肝郁气滞、血瘀湿困的肝郁证候，称为柔证。心身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在于肝的疏泄失调而引起的刚柔不能相济，表现为气血阴阳失调。病机演化：情志刺激，首先伤肝，刚者及心，柔及脾肺，终必及肾。治疗应柔以制刚，刚之治柔，使其刚柔相济，心平气和。具体方法为，肝疏泄太过而致刚证者用柔肝法抑制其疏泄，肝疏泄不及而致柔证者用疏肝法增强其疏泄，即《内经》所言“用辛补之，用酸泻之”形成刚柔的辨证论治方法。
中医心身疾病的治疗，历来强调“先治其心，而后医其身”。笔者近10 多年来，把中医的心身治疗方法归纳为9种，即中医心理治疗、中医行为矫正治疗、中医心理药物治疗、辨证治疗、食物疗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道家松静疗法和药枕浴足疗法。中医心身疾病的护理，包括心理护理和功能护理，心理护理在心身疾病别重要，重点在于改善病人的情绪，消除心理矛盾和冲突。
遍览各国刑法，均规定有精神障碍影响责任的情况，而关于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有的依据生理作用，也有依据心理作用，这一点各国规定并不一致。但是单纯依据一种作用以决定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有无，不免有失偏颇，所以多数国家立法条文中的表述，趋向于兼筹并顾。关于责任能力的概念规定，有三种不同立法方式，它的标准也相互不同。对此，大陆法系各国之间立法方式以及标准区别的说明与见解国内仅有赵秉志教授与黄京平教授著述有所涉及，重新对国内相关外文献特别考究后拙笔如下。
一、生理学立法模式
生理学的立法模式，是指在法条中标明生理上的特征，如行为人具备此项生理上的特殊症状，即为精神障碍，至于行为人的特定行为是否是由于此项生理上的原因所致，则可置而不论。此种立法条文，以1810年的法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及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第四十条，最值得注意。此外，瑞士初期的刑法草案也采此种方法，但几经演变，其现行刑法对于责任能力之规定，已经改采后述之混合方法，集中说明了此种立法方式在晚近逐渐没落的事实。
此种生理学的立法模式，是以行为人是否具备生理上的精神障碍为其判断标准，但是依现代精神医学研究，发现精神障碍对人的某一方面行为发生严重影响，而于另一方面行为则没有什么妨碍的情况，例如：有偷窃偏执狂的精神障碍人，是往往没有放火或者杀人的倾向的，如果仅仅因为他具备偷窃偏执狂的精神障碍，并认为放火以及杀人也为精神障碍的行为而减免刑事责任，就非常不恰当了。因此，刑法上责任能力并非一个抽象观念，它应就特定时间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决定。也就是说，在确定了人的精神对于行为有无影响后，才能确定当事人有无责任能力。所以此种立法方式，已经不为多数刑事立法所采纳。
二、心理学立法模式
心理学的立法模式是在法条中明定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应为如何，作为判断当事人有无精神障碍的基准。此种立法方式与生物学的立法方式不同的是，不以行为人的某种精神病状为原因，而以由此病状所出现的心理上的结果，为认定有无责任能力的根据。行为人在行为时，如果欠缺是非辨别能力或者常态的意思决定的，刑事责任自然会受到影响。反之，行为并非因为精神障碍，则其刑事责任不受影响。这里可以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邦刑法第一政府案第46条规定为例，“行为时行为人失却自由决定其意志的，其行为不为重罪或轻罪。”
此种立法模式以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判断为基准，所以比较契合实际，但是心理学上的探究，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还以行为时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为标准，就会更加困难。例如：行为人自己陷于精神障碍而实施犯罪行为，也会因此而被减免责任，这样未免太过纵容这种现象，所以本说也不采纳。
三、混合之立法模式
兼采生物学及心理学的立法模式，称为混合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样态，是先确定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再标明行为人行为时由此原因所生影响责任能力的心理状态。此种立法方式，一方面顾及行为人的生理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及于生理上原因影响所及的心理活动，因而兼顾了行为时的认识与决定的双重因素。根据这一观点，被认为无责任能力的人，不但处于意识障碍或精神活动的障碍状态（依生物学的方法主张）更须因此而无法为自由意思的决定（依心理学的方法主张）。而多数国家刑法及其立法新法案都采行了这一种混合的立法方式。
采行混合之立法模式的，例如德国刑法第20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病理之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或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以致不能识别其行为之违法，或不能依此识别而为行为者，其行为无责任。”同法第21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第20条所列各原因，致其识别行为之违法或依其识别而为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依第49条第一项减轻其刑。”即为先确定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再标明此原因所生的影响责任能力的心态。关于生理的原因则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具体列举项目在下文会有提到。另瑞士刑法第10条、第11条、奥地利197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第11条：“行为时，因精神病、思钝或严重的意识障碍，或其他相类似的严重精神障碍，以致无法辨别自己行为不法或无法依其辨别而为行为的，其行为无责任。”及日本昭和四十九年改正刑法草案第16条：“因精神障碍而致无辨别行为的是非能力或无能力依其辨别而为行动的行为，不予处罚。”、“因精神障碍而致前项规定的能力显著低下者，减轻其刑。”都采用了此种立法模式。
由于混合方式兼具两种观点的长处，而去其所短，立论明确而且便于适用，所以晚近各国立法都采用了此种方法。但是这些国家采取的形式仍然有所不同，德国刑法是将生理上原因列举规定，并将精神障碍致能力减低的行为，规定为应当减低处罚的事由（参照德国刑法20条及21条）。日本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则将生理上原因概括规定为“因精神障碍”，并将精神障碍致能力减低的行为规定为必须减低处罚的情由（参照日本昭和四十九年改正刑法草案）。
四、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立法所采观点
我国刑法规定的因为精神障碍而得出刑事责任能力差异的情况，在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与1997年的《刑法典》规定有较大的不同，基本上符合了大陆法系国家在此观点上的主流发展，1979年的《刑法典》第15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精神病人在其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责令他的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上，我国当时采取了一种混合的标准，也就是兼采用了生理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的立法模式，但是1979年的刑法并未对学界虽存在争议但主流认为存在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者应该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问题没有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18条第1、2和3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次《刑法典》在依然维持兼采生理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基础上，增加了对于精神障碍程度的三种分类于区别对待。而此种分类在学界仍有争论，且与立法标准之确定有莫大牵连，故在下文“精神障碍判定等级”部分继续予以分析。
五、精神障碍判定等级中的限制责任能力
通常认为，一定的精神状态，是足以影响责任的评价的，而责任能力丧失的人为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则是责任能力的中间等级，是介于完全责任能力与无责任能力之间。但是有关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能否存在，学界一直有正反两说。
中图分类号:R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54(2010)03-0171-02
doi:10.3969/j.issn.1671-4954.2010.03.00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患病率高、复发率高的慢性迁延性疾病,严重威胁着患者心身健康,如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利培酮与氯氮平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4月～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6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利培酮组30例,住院病程3个月。诊断分型:偏执型10例,青春型3例,未定型16例,单纯型1例。氯氮平组30例,住院病程3个月。诊断分型:偏执型12例,青春型3例,未定型14例,单纯型1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1.2 入组标准
(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首次发病,年龄18～45岁;(3)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80分;(4)排除脑器质性及躯体疾病,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1.3 方法
1.3.1治疗方法
两组均常规给药,1～2周内加至治疗量。利培酮剂量为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至4 mg,每日分2次口服。疗程均为12周。氯氮平剂量为250～550mg・d-1,两组均不联合其它抗精神病药,发生不良反应者予以对症处理,可酌情联用安坦、心得安或氯硝西泮片2mg,口服,每晚1次。出院3月末随访。
1.3.2疗效评定方法
每组由2名经过培训的精神科主治医师,用PANSS量表和TESS量表在出院时对患者进行评定。
1.2.3评定标准
根据PANSS量表评分判定疗效。痊愈≥75%,显著进步≥50%,进步≥25%,无效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1)。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2.2 两组治疗后PANSS量表评分比较(见表2)。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2.3 两组副反应比较(见表3)。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医学的目的和健康的概念不单纯是保存及延长生命,而同时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社会功能下降及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时出现的不良反应等因素均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利培酮与氯氮平均属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均能改善患者已受损的认知功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1～3]。本研究显示,治疗3月末PANSS评定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相当(P>0.05),但利培酮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氯氮平组低,躯体不适感较轻,同期两组TESS评分比较利培酮组显著低于氯氮平组(P
【参考文献】
[1] 任凯,赵希武,姜晓岩.利培酮与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研究.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培养具有扎实的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综合素质、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医学人才。为了实现培养目标，必须改变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基础理论学习、轻临床技能训练的现象。重视和加强实习实践环节，按照临床岗位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的不同目标设置实践教学环节，逐步增加实习实践占总教学时间的比例。我们坚持继承与创新，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临床医学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经验、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一、临床医学实习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沟通能力临床医学是医生与病人或家属之间的沟通，互相作用的结果，良好的沟通是保证诊疗计划顺利进行的前提，尤其是在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因为个人的理解，文化层次、生活背景的不同，沟通成为重要的课题，稍不慎言都将导致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绝大多数医学生一是存在“怕”的心理，缺乏自信心，不敢面对病人，其二是“不知如何与人谈话”，尤其是在儿科，多数患儿不能正确表达，家长又非常焦虑，当不擅长应用儿童的语言与患儿交流，而与家人解释病情时，便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需要更多时间来解释。
1.2缺乏奉献敬业精神医疗服务行业是帮助病人解除疾苦，日夜不停的工作性质使作息时间无规律，甚至常常牺牲节假日时间，而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相对较少的现状与目前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社会观念相冲突，造成医护人员的心理失衡。尤其当代许多医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备受享受的环境下长大，缺少艰苦的磨练。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生对于所承担的医疗工作是最基本的，所管床位的医疗工作常不可能在规定的上班时间里完成，每时每刻病情的变化，诊疗措施的实施，抢救工作难以用时间概念来确定。学生们对于工作的热情缺乏，计较工作时间，在其工作及职业的需要与自己的空闲时间中难以平衡，而超强度的连续抢救及值班、手术后加班，无论是体力和主观上都难以适应。对病人就是一切。
1.3轻视医德医德是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行医以德为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其职业的特殊性对医学生道德素质的要求高于其他学科。由于其服务的对象是身体和心理需要帮助的人，因此，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服务是宗旨。而医学生对于此理念的概念模糊，注重技术，只埋头学习掌握医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当面对患儿家长时，态度较生硬，询问病史时缺乏关切的口吻，机械性追问患儿家长症状，以及罗列套用书本上能出现的模式化的症状，让患儿家长有不平等的感觉，因此难以取得第一手资料，容易遗漏重要的信息。在实施检查和操作时，缺乏保护性的措施，如天冷时捂热听诊器再听诊，检查时随时关注患儿的反应，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刺激和痛苦。医学生在临床考核中普遍扣分是缺乏保护措施，将患儿作为单纯的治疗对象，而忽略了作为人的本质。
二、对临床医学实习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相应对策
2.1加强人文教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理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发生转变。“医乃仁术”是医学先辈们对医学人文精神最本质的概括。目前大学课程中主要强调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在哲学、心理学、论理学等方面的培养还是相当肤浅，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要求提出：“敬业精神合伦理行为是医学实践的核心”，职业道德、态度、行为、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保证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及基本素质之一。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人员，他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将直接影响合决定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首先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高，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合人文精神的人。通过对学生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合科学素质。因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医学教育的核心要“以人为本”。
2.2加强临床思维培养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对于短时间内能增加知识，但已造成了对知识接受的被动合不积极的状态，使医学生的临床知识和临床技能随着时间流逝而很快忘记。学校在进行基课教学时，由于医学理论知识涉及的领域广泛，记忆内容多，概念性强，应在教学时引导学生学会循序贯通，多问“为什么”挖掘其内在联系。在临床课的教学中贯穿问题教学，剖析一个问题从各个相关的基础知识串通在一起，如在讲哮喘时，不是单一的从病因到发病机理，而是从其临床表现及处理的原则中反馈其病理生理、解剖及免疫学的基础知识，使其融贯在一起。在课堂教学中，通常强调共性问题，培养纵向思维，而临床上往往出现某些个性问题，因此还要学会横向思维，逐渐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另则要培养勤思维的良好习惯，注重条理性，强调课堂教学中引入互动教学，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2.3加强临床基本能力的培养临床技能的培训需要大量实际操作的训练。目前的医疗状况要求医学生在进入实习时有一定的操作技能概念，因此在学校学习的后期临床课教学时，开展仿真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在模拟病人身上反复进行正规化的训练。在每项操作前，教师要结合具体例子讲解该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交待可能发生的意外及应急处理的方法，学生身临其境，领会各项操作的具体要求，准确熟练地掌握各项操作过程，通过图片、录像、VCD等资料方式多渠道反复强化意识。
三、结语
【关键词】医学；儿科医学；临床医学
【中图分类号】R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4-0066-01
1临床医学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沟通能力临床医学是医生与病人或家属之间的沟通，互相作用的结果，良好的沟通是保证诊疗计划顺利进行的前提，尤其是在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因为个人的理解，文化层次、生活背景的不同，沟通成为重要的课题，稍不慎言都将导致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绝大多数医学生一是存在“怕”的心理，缺乏自信心，不敢面对病人，其二是“不知如何与人谈话”，尤其是在儿科，多数患儿不能正确表达，家长又非常焦虑，当不擅长应用儿童的语言与患儿交流，而与家人解释病情时，便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需要更多时间来解释。
1.2缺乏奉献敬业精神医疗服务行业是帮助病人解除疾苦，日夜不停的工作性质使作息时间无规律，甚至常常牺牲节假日时间，而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相对较少的现状与目前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社会观念相冲突，造成医护人员的心理失衡。尤其当代许多医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备受享受的环境下长大，缺少艰苦的磨练。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生对于所承担的医疗工作是最基本的，所管床位的医疗工作常不可能在规定的上班时间里完成，每时每刻病情的变化，诊疗措施的实施，抢救工作难以用时间概念来确定。学生们对于工作的热情缺乏，计较工作时间，在其工作及职业的需要与自己的空闲时间中难以平衡，而超强度的连续抢救及值班、手术后加班，无论是体力和主观上都难以适应。对病人就是一切。
1.3轻视医德医德是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行医以德为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其职业的特殊性对医学生道德素质的要求高于其他学科。由于其服务的对象是身体和心理需要帮助的人，因此，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服务是宗旨。而医学生对于此理念的概念模糊，注重技术，只埋头学习掌握医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当面对患儿家长时，态度较生硬，询问病史时缺乏关切的口吻，机械性追问患儿家长症状，以及罗列套用书本上能出现的模式化的症状，让患儿家长有不平等的感觉，因此难以取得第一手资料，容易遗漏重要的信息。在实施检查和操作时，缺乏保护性的措施，如天冷时捂热听诊器再听诊，检查时随时关注患儿的反应，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刺激和痛苦。医学生在临床考核中普遍扣分是缺乏保护措施，将患儿作为单纯的治疗对象，而忽略了作为人的本质。
2对临床医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相应对策
2.1加强人文教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理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发生转变。“医乃仁术”是医学先辈们对医学人文精神最本质的概括。目前大学课程中主要强调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在哲学、心理学、论理学等方面的培养还是相当肤浅，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要求提出：“敬业精神合伦理行为是医学实践的核心”，职业道德、态度、行为、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保证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及基本素质之一。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人员，他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将直接影响合决定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首先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高，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合人文精神的人。通过对学生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合科学素质。因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医学教育的核心要“以人为本”。
2.2加强临床思维培养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对于短时间内能增加知识，但已造成了对知识接受的被动合不积极的状态，使医学生的临床知识和临床技能随着时间流逝而很快忘记。学校在进行基课教学时，由于医学理论知识涉及的领域广泛，记忆内容多，概念性强，应在教学时引导学生学会循序贯通，多问“为什么”挖掘其内在联系。在临床课的教学中贯穿问题教学，剖析一个问题从各个相关的基础知识串通在一起，如在讲哮喘时，不是单一的从病因到发病机理，而是从其临床表现及处理的原则中反馈其病理生理、解剖及免疫学的基础知识，使其融贯在一起。在课堂教学中，通常强调共性问题，培养纵向思维，而临床上往往出现某些个性问题，因此还要学会横向思维，逐渐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另则要培养勤思维的良好习惯，注重条理性，强调课堂教学中引入互动教学，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2.3加强临床基本能力的培养临床技能的培训需要大量实际操作的训练。目前的医疗状况要求医学生在进入实习时有一定的操作技能概念，因此在学校学习的后期临床课教学时，开展仿真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在模拟病人身上反复进行正规化的训练。在每项操作前，教师要结合具体例子讲解该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交待可能发生的意外及应急处理的方法，学生身临其境，领会各项操作的具体要求，准确熟练地掌握各项操作过程，通过图片、录像、VCD等资料方式多渠道反复强化意识。
参考文献
艾钢阳在<医学论>一书中强调：“无论科学性如何强的医生，如果没有艺术之光的启示，也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医生。”医学专家黄家泗教授说：“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的影响。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把医学简单地看作纯自然科学，而忽略它的浓郁的人文性。把医学与技术的界限区别开来，将人文精神纳入到医学范畴内，这样才能够完整地认识医学。
由于人是有意识的，是社会性的人，所以在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大量实践证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变化对人体疾病有越来越多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这就表明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医学的人文性基础是医学的“为人”的目的，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医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在医学认识中只有将医学知识、医学研究及操作的态度与方法，协同于人文知识、态度与方法，才能实现医学认识的道德责任，才能实现医学“为人”的完整意义。祖国医学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辩证施治、脉诊、针灸等一系列重要的诊治方法，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从而达到诊治病人生理、心理疾患的目的。因此，忽视人文价值导向，医学就不会达到其初始的治病救人的目的。
3医学目的与医学宗旨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机会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单程票。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的时间又显得那样的短暂。热爱生命是医学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是医学职业精神的精髓。医学目的追求的是广大人群的健康。而不只是减少患病人群的痛苦。医学就其社会职能与研究对象而言，必须兼顾人的生物、心理、社会及环境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构成大医学观，向整体医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医学应当追求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等全方位的良好状态与舒适。而不单纯是没有病痛。中医历来以“治病必求于本”和“养生莫若知本”为其实践宗旨。在科学与文明均高度发展的21世纪，以健康为目标，努力发掘和发展人的健康动力，谋求人的身心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和谐发展，应是现代医学为人类服务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随着21世纪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医学对于人类生命质量全方位服务的进一步深化，医学的社会性、综合性对生命和生存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健康的新内涵扩展至“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完满状态”，而不是单单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治疗在医疗实践领域广泛运用；多元化医学理论下的医疗方法在实践中的增长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以上因素导致医学的人文属性日益显现，导致医学以人为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实行的理想服务的目标日趋突出。医学是人的科学，它对百姓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4医生的人文品格
作为医学主体的医生，其非技术因素与医疗技术因素一样，如仁爱之心、社会道德在医疗过程中的内化等，都关联着病人的健康。这种非技术因素原本就是以优良的人文素质为基础，只有蕴含人性与修养，积极掌握相当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法律、伦理和艺术等人文知识的人，才能担负起医学合理发展的使命。同时，在医疗过程中对疾病本质的准确把握，也需要涉及到人文领域、社会领域的变化，从这种动态变化中获得医治对象的心理和生理失和的渊源以及应对策略。医务工作者要想使自己具有高尚的医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贯穿了人的一生。这个过程就是医务工作者把医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扬善弃恶的内心信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开展两种对立的医德观念上的斗争，择其善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医德修养的实质。有高尚的医德，对一个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It]，就足以说明道德特别是医学道德对医务工作者之重要、关键的作用。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师，都十分重视人文修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进行修养。他们的这种道德修养对他们的成功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们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医家。
5医学模式的人文复归
十多年来，现代医学模式在卫生界领导与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已经达成共识，并以此指导临床医疗实践。临床诊断不断增添新内容，疾病治疗的概念也不断向外延伸。2003年初SARS对人类的袭击，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传染病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也是一种心理危机，它引起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其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比疾病本身更快、更广。尽管有些传染病的病死率并不高，但它所产生的心理冲击却可以引发一场社会心理危机。例如SARS的死亡率为8．49％，但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安，破坏了人们原有的社会工作和生活秩序。SARS引起的恐惧导致了生活方式及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信任的危机，甚至有人患上了“SARS恐惧综合征”。
由于SARS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人类尚没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人们惧怕这种可怕的病毒，担心通过与SARS病人和相关人员的接触而感染这种病毒。但是这种“惧怕”和“担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发展成对一些人的“歧视”：歧视对象从SARS患者、疑似病人、与他们有过接触史的人到已经康复的SARS患者、排除SARS感染的疑似病人、战斗在防治SARS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甚至于疫区的所有人。这说明，传染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并不只局限于患者、患者家属及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朋友、邻居与同事，同样医务工作者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不仅冒着被感染病毒的危险，而且还被同事和朋友所回避。他们为患者的死亡感到悲哀，对回天乏术感到无奈。有些医务工作者在与非典战斗的战场上是英雄，可离开医院后却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对人们而言，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这场灾难面前，人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产生恐惧、不安等不良心理是很正常的。
现代医学模式的实质在于从人的本质、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强调健康基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强调社会文化因素是疾病与健康的第一因素，体现了医学模式的人文复归。因此。在医学实践中倡导人文关怀是必要的，医学从其产生至今，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现代医学模式的主导地位已经为国际上绝大多数学者所肯定，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医学实践之中，成为引领当代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但是，突如其来的SARS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共卫生工作严重缺陷的教育课，也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依然存在，医学模式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必将促进医学模式的不断进步完善。
6人文社会科学对分子生物学的指导
分子生物学是21世纪医学科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必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带动医学各个领域的发展。21世纪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发生质的飞跃。
现在，许多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几乎还停留在较为粗浅的细胞水平，所报道的一些分子水平的研究结果还不够成熟，能够彻底阐明问题的、特异性很高的与疾病相关的分子事件尚未发现，对于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有效的治疗带来巨大的困难。尤其是目前有些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时，往往采用“线性思维”的模式，缺乏整体综合分析观念，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济于事。事实上，这样的研究虽然也可以得到一些结果，却不大可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因为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分子水平的研究和细胞水平、整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必须与人文社会包括伦理学的要求与发展紧密相联，这是研究生命现象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切生物学的关键问题都必须在细胞中找寻，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生命是一个整体，细胞和整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其背后涉及许多基因控制的一系列分子事件。因此，按照整体综合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结果，结合各种高新分子技术，针对不同的疾病，深入进行有方向、有目的的研究，尽快获取各种疾病在发生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分子事件和关键的步骤或特异性的基因行为，才能为临床医学提供有利的预防措施以及诊断线索和治疗靶点，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7医德的文化滋润
文化人格在医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孱弱的文化人格导致对生命缺乏挚爱，处理一切事物苛求严缜而忽略热情。现代医学扎根于现代科学的根基上。也需要人文科学予以填充。在医疗技术的认识上。存在以医学科学价值代替其他价值，以医生的价值观念代替病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情况。这也正是医学与社会、伦理、文化传统产生某些摩擦的重要原因。医学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关爱，而不仅仅是对疾病的治疗。医学的文化价值教育对青年医生的成长比对他们进行知识的教育更为重要，它为各级医生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文化背景。只有在这种文化综合体中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医学家。
建立在厚实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医学才是真正的医学。技术不等于文化，掌握高技术的人不一定人文修养就高。提高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人文性的认识，可以增强其职业道德教育的渗透力，使职业道德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教育，当然离不开丰厚的医学人文修养的教育，同样也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来浇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时刻会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人往往善于选择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因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比较方面他们更具鉴别力。只有文化能穿越人生的任何荆棘沼泽，光照人生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其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常常是有益的支持，人才的优秀品质有赖于大量人文学科的知识构成。如果医务工作者仅仅掌握专业知识，而对中外历史、文学知识缺乏了解，语言文字能力欠佳，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更难以在医学事业上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