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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
孙明春：相对于人民币升值，我们认为贬值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贬值可以帮助中国在更小的失业压力下、更平稳地进行经济转型。如果国民收入保持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中国在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之一。假设GDP的实际年增速为8%、GDP价格平减指数每年均为3%、同时人民币每年升值4%，那么按美元计算，中国的名义GDP每5年就会翻一倍。据此推算，中国的人均GDP将从2011年的5430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9497美元。届时，中国无疑将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由于中国有近1亿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迅速丧失会产生极大的失业压力。如果这一切都会在短短的5年里发生，中国很难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以及未来5年进一步城镇化所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中高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相反，我们估计结构性失业压力会在未来5年里迅速攀升。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需要降低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增速，以赢得更长的转型时间。而人民币贬值可以降低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增速。这有助于减缓我国丧失劳动成本优势的速度，为经济结构转型赢得更长的时间。
对短期经济的担忧导致了2季度的贬值
孙明春：在我们看来，2季度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硬着陆、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及股市表现疲软等短期风险的担忧导致的。这些担忧引发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和对资本外流的担忧。一般而言，当经济主体认为一国货币将会贬值时，就会增加持有外币资产。事实上，我国国内居民和企业的外币存款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出现了显著上升，仅今年2季度就增加了633亿美元。这一增长远远大于2季度外汇储备减少的幅度（112亿美元）。这说明这并不是真正的“热钱”流出，而是私人部门从人民币向外币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转换。我们认为这种资产配置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私人部门的这种资产配置转换有助于减少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事实上，这正是政府在过去5、6年一直倡导的“藏汇于民”的政策。
未来几年人民币仍面临升值压力
孙明春：虽然我们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是有益的，但由于2季度导致贬值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因此这种趋势只是暂时的。一旦周期性经济复苏开始，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很可能会消失。届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受到一些基本经济因素的影响而重拾升势。而这正是9月份以来人民币升值背后的最主要原因。
具体来讲，我们预计贸易和经常账户的盈余在未来几年将会不断收窄，但到2015年前仍存在盈余，对人民币而言仍是一个升值的推动力。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在2011年仍处于直接投资净流入的状态，净流入规模为1704亿美元。在未来几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仍将大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仍将面临大量的直接投资净流入。这将是人民币升值的又一推动因素。
孙明春认为，虽然我们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有助于减缓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速度，降低由此所带来的失业压力，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估计近期的贬值只是暂时的。一旦周期性复苏开始，有关贬值的预期和担忧也将随之消失。此后，经济基本面因素将在人民币汇率走势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预计未来2-3年里，贸易、经常账户以及直接投资帐户都将保持盈余，支持人民币继续维持升值趋势。
现在是赴港购物的好时机
所谓的重污染天气，是指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出现的长时间且大范围的严重雾霾天气[1]。雾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这种重污染天气的根本原因就是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机动车污染物是指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由于汽油或柴油的不完全燃烧而造成的各种有毒气体的排放。其中含量较多的有毒气体为一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
在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方控制面，为了保证人民生活环境的质量，获得良好的重污染天气的防治效果，各级地方政府以保障环境空气质量为目标制定了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政策[2]。预测机动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污染，对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尤其是重型柴油货车采取限行、禁行等管控措施，进而减少了大量环境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效改善重度污染的天气问题。在此类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的车辆管理部门应该互相协调配合，采取合理且高效的措施来进行车辆的管理工作。理论上只要控制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就可以有效地改善当今的雾霾天气。
1 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管理
我国的机动车污染防治提出以下方面治理对策：一是包括提高排放技术和车用燃料技术措施，二是包括严格执行排放标准和污染监督管理措施。如何管理好在用机动车是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之一。
针对排放达标性能的检点，加强机动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同时，做好大数据分析工作调研，逐步提高有关检测方法和限值标准。简易工况法检测线的年检能力约为10万台次，双怠速及自由加速法检测线年检能力约为20～30万台次。所以在考虑车辆增加的同时，还需加强社会化检测线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通过社会的力量共同维护我们的环境质量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鼓励广大的市民监督并举报违规车辆。执法部门可出台有奖举报政策，通过执法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来查处相关的超标排放车辆，从而减轻机动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提高保护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增加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其次应当加强对排放超标车辆的处罚力度。各地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很多路上执法措施。对重型柴油货车等高污染车型采取了有效管控措施。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交管等部门通过联合行动，做好密切配合，共同对超标车辆进行管控工作。对于路面抽检发现的违规车辆，采取复检、经济处罚等措施。并对限期维修治理车辆进行跟踪复查，经维修后仍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不得上路行驶。以此加大超标车辆及高排污车辆的维修治理力度，促使达不到出厂时排放标准的高污染车辆提前报废[3]。
根据机动车环保一致性核查要求，车辆在制造时的排放控制水平和使用时的标准必须严格控制在特定范围内，并以行驶时间或里程为参考标准，在车辆使用时其排放的各类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标准。而实际上在城市日常年度检测、路面检查及停放地抽测工作中，经常出现购置时间不长的车辆的超标情况，证明了有部分车辆在制造时存在缺陷，因此应建立排放超标集中车型上报制度，由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向全社会公布，既监督车辆生产企业制造质量，确保车辆排放达标出厂，又为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车型提供有利參考，避免高排放车辆进入市场。
针对重型柴油货车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管理。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对重型柴油车管理提出明确管理要求和目标。即严格实施国家机动车油耗和排放标准。严格实施重型柴油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不满足标准限值要求的新车型禁止进入道路运输市场。并要求管理部门在生产、进口、销售环节加强对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监管，抽查核验新生产销售车辆的OBD、污染控制装置、环保信息随车清单等，抽测部分车型的道路实际排放情况。
在油品管控方面，国家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全国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普通柴油和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取消普通柴油标准，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提高油品质量是对减排放最为有效的管理措施。需要发改、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各司其职提供管理保障。
基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对于重污染天气应对管理中，机动车排放管理既可以减少不利天气形成，同时也能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机动车管理要求提供基础保障。
2 发展新能源汽车
推广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物流配送车。重点区域集疏港、天然气气源供应充足地区应加快充电站及加气站建设，优先采用新能源汽车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汽车。重点区域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主要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在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鼓励各地组织开展燃料电池货车示范运营，建设一批加氢示范站。优化承担物流配送的城市新能源车辆的便利通行政策。为保障政策落地，同时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公用快充设施建设。按照相对靠近重点停靠区域和充电便捷高效的原则建设公用快充设施。充电设施相关建设要纳入城乡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二是优化使用环境。如降低充电使费用，规划或提供优惠车位。三是推动公共领域率先应用，鼓励和要求政府及公共部门使用新能源车辆为社会运行提供服务。
3 推动公交出行方式
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有效方法就是号召广大市民多坐公交车，少开车。因此，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中纷纷推出了与公共交通运行相关便民措施。例如许多城市提出了微信、支付宝、城市通、云闪付等电子支付方式，为乘坐公共交通提供便利。现代市民有着环保出行、绿色出行的理念，但仍不喜欢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究其原因，一是路网发展的速度不及城市的发展，公共交通无法方便到达;二是很多时候，想乘坐公共交通需要兑换零钱或者购置充值卡，比较麻烦。但是电子支付的出现解决了人们不携带现金的问题。不但可以让居民通过扫码的方式乘坐公交车，而且还可以有各种优惠，很快被大众接受，并且让更多人出行时，开始考虑使用公共交通。每年的“无车日”活动，通过在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途径逐渐为大众认识。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对绿色交通宣讲让孩子主动向自己的家长提出环保小建议，在大城市中已经形成了绿色出行这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同时，在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已经被大众逐步认可。
4 结束语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熟悉”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考，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假如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答应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假如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假如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非凡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经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治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公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答应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定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假如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非凡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假如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非凡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非凡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002年年底一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创汇企业，只要这类企业总数在增长，中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快速增长。同时，在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会自动转化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也带动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提速。
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其他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无一不是过去模式的翻版，即通过高投资消化高储蓄下外需萎靡所带来的缺口，然后期待外需市场的起死回生，危机对亚洲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促进并不明显。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日式经济陷阱、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当前的危机，危机的促进作用更多地是体量的变化，很少有质的突变。亚洲经济体虽亮点多，但始终处于追随者角色，上述原因可能是主要的。
与亚洲经济体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肩负巨债的发达经济体似乎愈加积极地推销“改变”这一主旨。依靠“改变”口号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最近极力推销着其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理念。最近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令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美日间所发生的陈年旧事。有识之士担心在经济模式上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相近、问题更多的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进而言之，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最终改变了日本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增长模式，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是否会淡化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当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愈发频繁。自今年9月份美国对华输美轮胎实行特保以来，美欧对华贸易摩擦现出了加速之势。不久前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产钢格板和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产品征收初步反倾销关税话音未落，11月3日美国政府就表示将对中国产钢网架征收最高438％的初步反倾销关税。相对于当前中国对美国年出口2500多亿之规模，这些摩擦所涉规模都相对有限，如中国输美的钢网架总额为3.17亿美元。然而，这并不是单纯的贸易摩擦问题，而是在危机埋葬了全球经济现有的失衡状态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负债的消费驱动型经济体与以亚洲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的投资一出口拉动型经济体，为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的一场博弈。
美国的目的：一方面，通过贸易摩擦督促中国等亚洲高储蓄经济体增加内需。另一方面，督促亚洲经济体配合美元的华丽转身。显然，当前美国的这一目标相当明确、态度渐趋强硬。这不仅体现在时机方面――奥巴马11月15日访华前夕，美国政府频繁祭出贸易摩擦，其施压的策略昭然若揭。其二美国为平衡经济甚至甘愿自我“革命”――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以开放的姿态邀请欧元、人民币等与美元分享世界货币之地位。从最近美国政府言行看，它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方案的决心愈发坚定，目标愈发清晰，方案愈发完善，若中国在内的亚洲对美顺差国继续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用时间换取空间的策略应对的话，矛盾可能还会深化。
以贸易保护主义视角看待当前贸易摩擦是天真和幼稚的。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争端背后的深层目的是逼迫日本、德国等改变重商主义模式。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起初只是零碎、小范围和无关痛痒的非主流产品的贸易争端，随后出现激烈的贸易战。
显然，我们不能单纯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解读局势。若继续沿用旧的危机应急方案――通过双宽松制造出一波人造美女式经济增长，再等候外需回暖，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是：累出一身病，捕捉过时的“机”。
亚洲经济体需要采取措施尽快走出过度依赖外需的重商模式。事实上。当前的危机使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引擎，正如当年美日摩擦下的日本。历史资料显示，经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后，日本经济增长结构愈发平衡。1986年日本的净出口为GDP的4％，出口占名义GDP虽高但也没有突破过14％，到1991年日本国内的个人消费占到了名义GDP的60％，净出口则降至名义GDP的1％左右。而至2008年日本名义GDP中个人消费大约占57％，净出口则仅为0.14％。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结构的改善支撑了日本20余年始终保持经济第二大国之地位。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被指为失去的十年，但经济增长只在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下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负增长，而用GNP衡量日本所获则颇丰。有人喻之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笔者更愿意强调这一局面背后靠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撑。
实际上，日本当时的问题与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前美国这一被喻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最终消费市场，如今也如同上世纪80年代光环褪尽，成明日黄花。传统的美欧消费引擎已经熄火，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已经面目全非，重返过去经济的回程已是空谈。这意味着“改变”已经在紧逼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再在变革经济增长模式上作拖延，结果只会误了自己。
总之，当前的机会在于借危机促改革，抓住当前危机给予中国的喘息机会进行更为彻底、系统的结构改革，通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完善调整社保福利体系等手段，改变当前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解决问题的时日无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中国CPI统计需需改进
近日，北京大学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公布的“朗润预洲”显示，“四季度GDP增速有望达到10.6％，CPI有望转正并增长0.5％。”
9月的CPI和PPl达到-0.8％和-7％，中国物价指数归零的速度恐怕要低于预期。尽管M1与M2增速双双刷新近15年历史新高，达到29.51％和29.31％，M1增速此次超过M2增速，而中国历史上，M1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皆与高通胀所伴随，
但是，我们还能用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研判中国通胀和通缩吗?现行的中国的CPI成分构成，可以说以食品和制成品为主导。统计局所采用的类商品和服务中，其中食品权重占34％，虽然国内粮食价格也受到国外价格的冲击，但农产品基本处于国内封闭运行。货币因素也可以影响到农业生产成本，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直接拉高务农的机会成本，境外的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等，但由于封闭运行，这个过程还是缓慢而疲弱。
我们看到的，由于食品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其占比在CPI中的决定性，所以中国的CPI也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因素，一方面显示猪肉价格对消费物价指数确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食品占CPI权重达三成的比例过高。具体看，这种季节性有年度的，如所谓CPI的“猪周期”，也有月度的，如一年中中国的月度CPI随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规律。所以，若以CPI变化趋势来揣测中国货币部门明年是否会加息，恐怕都很难。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的话(如美金的突然崩跌)，明年的月度CPI将呈现典型“前高后低”的季节性规律，一季度左右冲顶后，会出现自然回落，若如此趋势，央行还有必要加息吗?
再看CPI的制成品成分。衣着占比9.1％，家电 占比6％，交通运输(汽车)占比104％，合计权重高达26％。众所周知，这些制成品(中国是全球最大供货商)被庞大的产能压制着，很难涨升，甚至成为每年拉低CPI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很多专家讲中国过剩产能压制通胀的理由。而中国的家庭日常中对于这些可选消费品的需求真有那么大吗?
再看服务类的价格成分，娱乐教育14.2％，医疗10％，住房13.2％。教育、医疗和住房这倒是中国家庭的必选消费品。教育和医疗的权重，虽然根据统计局的说法是按照正常严格的调查程序所获取的比例，完善的社保体制下的发达国家或是确当的常用方法。但是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现行调查的权重就未必反应中国家庭的真实需求结构。统计调查显示他们教育和医疗支出比重不大，但这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无力消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和医疗价格的“通货膨胀”实际是无穷大。
住房价格的飙涨却无法在当下的中国的物价指数中反映，这是统计饱受诟病的最主要的地方。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为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的界定，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那就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已经趋于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偏离不会太大，如此房价实际上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在CPI中加以体现。CPI度量购买力的误差较小。
而中国房地产商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之众多缺陷，中周民众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因而，物价指数远脱离居民的真实感受也不足为奇。今年中国不少核心城市的房价飚升了30％，而物价指数确还在负值运行。毋庸置疑，房价上涨将成为削弱居民购买力，导致CPI低估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近期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指出，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相吻合，可首先探讨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
碳金融：中国尚未讲入角色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大挑战，英国政府在2003年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随之迅速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同与推广。“绿色金融”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并且体现为“赤道原则”。此后，随着绿色金融的深化，人们逐渐开始用“碳金融”来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通常来看，国际范围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绿色金融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碳交易”市场机制，包括基于碳交易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二是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介入的碳金融活动；三是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四是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在初期。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常见途径是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此后则逐渐发展出多种方式，包括设计各种碳金融零售产品，以及为企业直接提供融资服务等等。
在发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做出了有益的创新试验。新兴市场机构也不甘落后，如韩国光州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了“碳银行”计划，尝试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积分，用积分可进行日常消费。
可以预计，面临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以及欧美对低碳经济的态度不断变化，中国将来必然得承担起一定的国际减排义务。目前，中国政府已提出，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指标必须降到21吨，据测算，2012年以前中国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10亿美元。为此，中国已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因此，依托CDM的“碳金融”，在中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蕴藏着巨大商机。
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业的碳金融活动，主要是各类“绿色信贷”业务。尽管银行对绿色信贷兴趣不断提升，但其在银行信贷总规模中的比重仍然较小。例如，作为国内绿色信贷的“先驱者”，兴业银行在2008由于采纳“赤道原则”，遭遇市场对其业绩下滑的担忧，当时兴业银行也被追表示其业务中属于“赤道原则”范围的比例较小，这从侧面反映国内银行在绿色信贷方面的投入规模仍然有限。这是由多方原因所造成的，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全面促进绿色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仍未建立起来。一则，由于绿色信贷的概念还并不明确，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当前在统计银行贷款规模时，也并未对“绿色贷款”单辟通道统计，未能使绿色信贷获得信贷政策的倾斜。二则。中国企业对绿色信贷的需求还处于初级阶段。三则，绿色信贷面临着项目融资技术评估的复杂性，银行开展这些项目缺乏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四则，绿色信贷还面临着项目风险控制上的困难，例如，节能减排贷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服务于中小企业，但这也带来了更高风险。
面对全球碳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尽快“进入角色”。
从政府和监管部门角度来看，首先是要全面提升绿色信贷的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先要加强绿色信贷需求的培育，改革价格、税收、环保等体制，为绿色信贷的推进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然后是促进行业规则或惯例的统一，协调绿色信贷业务中的内容、标准和程序，从而便于相关交易有可靠的预期和参照。再有是增加政府投入和推动，提高银行业发展绿色信贷项目的技术水平。最后是出台鼓励和优惠政策，支持银行业在碳金融方面的业务创新。
政府还应尽快推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等，理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且针对未来我国可能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深入研究其在区域间的成本分担和利益补偿机制。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第一，银行业除了关注传统的节能减排信贷领域，还应重视绿色信贷相关的中间业务，即在推动与企业的融资业务合作同时，加大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为企业提供投资理财、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第二，证券业、保险业也面临创新机遇和挑战。例如，随着政府相关政策的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将成为绿色保险的主要内容。而绿色证券则表现为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及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过程中，必须符合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也应成为碳金融的重要参与者，通过股权投资或者项目直接投资，推动绿色项目的建设，并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回报。
人民币借势“美元滑梯”又何妨
今年以来，美国一边高调坚持“强势美元”的政策，一边听任美元大幅度贬值，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横生变数。
在发达国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升值近30％，已超过1:150美元的风险关口；在发展中国家从今年三月以来，南非的兰特升值42％，俄罗斯的卢布升值24％。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货币汇率几乎不变，颇具大国风 范。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条件下，两国之间货币汇率的稳定等于使人民币搭上了美元贬值的“滑梯”，而人民币的贬值抑制了中国外贸出口的急剧下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滑梯”政策间接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是很成功的汇率政策，既然如此，现在升值的理由何在呢?人民币既然已经搭上美元贬值的滑梯，索性就随着美元的汇率浮动，暂时漠视那些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力量。
全球经济企稳复苏，但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是在2007年一季度的水平上企稳的，意味着一场危机使美国经济倒退了两年半。经济的倒退，财富的蒸发再加上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即使全球经济现在开始复苏，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要恢复到2007年的巅峰时刻也要再等5-10年。在中国对外出口的过剩产能还必须仰仗于出口的条件下，人民币搭乘美元“滑梯”跟随贬值有利于中国，所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并没有大幅度升值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2万多亿美元，由于外汇储备资产大部分还是美元资产，人民币升值等于是外汇储备资产的贬值，这就是“美元陷阱”。外贸出口创汇的收入陷入美元陷阱，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输出美元的国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外汇管制的结果，在进口需求不足又没有可替代的储备货币之时，美元陷阱自然形成，这也是人民币搭乘美元“滑梯”的重要原因。
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短期反弹趋势已经确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数据还需要确认，但是整体来看，A股已经位于低估区间，市场借此次“组合拳”做出修正是在意料之中。
广发证券策略研究员武幼辉表示，同9月15日央行宣布“二率双降”不同，本次三项政策每一项都直接针对股市，政策信号强烈，并且每一项政策均有实质内容。其中，印花税调整为对卖方单边征收，旨在鼓励投资者买入股票，其节省的交易成本，即使以近期日均400亿的成交金额计算，1年也能达到大约100亿；汇金公司高调购入3家银行股，事实上是在充当部分平准基金的职责；国资委的表态，强调了央企股价稳定对于市场稳定的重要意义，也带有“平准”的意向，而后两项措施将给市场增加流动性。
中信证券则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汇金增持和央企回购并非某个时点政策，而是会根据需要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其对于后市的支持作用不可低估。此外，目前沪深股市超跌明显，9月初以来A股指数的跌幅约为21%，9月17日前3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8.8%，动态市盈率仅12.2倍。因此，在利多政策和周边环境的配合下，A股市场有条件形成超跌反弹态势，政策“组合拳”有助于判定市场在1800点一线的中短期底部的形成。
至于反弹的力度，武幼辉表示约在10%至20%左右，中信证券也是如此判定。而平安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罗晓鸣则认为，在市场趋势和市场波动风险尚未消除以前，短线投资者可考虑在冲上2200点后适度减持。
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
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10月份后陆续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将会显示，企业盈利能力延续着前两个季度的下滑态势；市场持续动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大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趋势性反转的条件。“决定市场趋势的是经济基本面，而宏观面压力和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扭转。”这是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分析师们在谈到后市走势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武幼辉指出，反弹的持续性不会太强，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他表示，短期市场受汇金公司购入银行股刺激，金融板块将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从中长期来看，国内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是没有变化的，行业景气度依然向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难改。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如果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外市场动荡得不到遏制，A股的反弹空间和反弹力度将会受到限制；而在国内，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持续谨慎，如果基本面持续不明朗，也将会制约反弹的空间。
不过，分析师们对于四季度的A股市场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转向的强烈预期。武幼辉就表示，“二率双降”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信贷放松信号，而通胀回落的速度超过管理层预期，也为四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这些才是关系到A股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来看，分析师们的观点是，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方面的动向，以对后市行情做出正确研判。而在本次由“组合拳”带来的反弹中，低估值品种、银行及券商股、现金流充沛及财务指标较好的价值型个股，短线都有着一定机会。
反转需要解决根本问题
9月19日，在单边征收印花税政策的第二天中午，曾被散户誉为推动单边征收印花税最大功臣的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发表的看法是：汇金作用有限，大盘难言反转。
贺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监管层需要考虑单边征收印花税提振股市。他的提案在今年均一一兑现，一是降低印花税税率，二是近期出台的单边征收印花税。贺强透露，就在前一周央行和财政部均对他关于印花税的提案作出答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层对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同时贺强对于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能为中国股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尽的责任。”
对于股市的问题，贺强表示现在行情只是反弹，还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反转。“我们应该看到现在遇到的内外困境，比如未来国内宏观经济的走向仍然是不确定，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种分拆式的引爆，现在谈底部，谈大涨都是不冷静的心理，反弹可期反转难言。”
那么底部的最终出现会有何种信号？贺强表示底部的前提就是成交量不断放大，政策面配合。
对于监管层这次的救市组合拳，贺强赞誉有加，单一救市不能成效，政策组合拳效果更好。
贺强最后表示，股市燃眉之急过后就要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股票的供求关系才是正道。“首先应该暂停股票供应，阶段性的停止大小非减持、新股、增发，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手段。其次增加股票市场的流通性，这次汇金公司入市，就是一个信号，但是汇金公司没有救市托市的责任，他的职责也不在于此，只有一只长效的、担负救市任务的平准基金存在，方可缓解现在的困境。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中国股市拖累到这般境地？
据调查发现，乘机袭入的“砸盘热钱”，大规模解禁的“大小非”，以及“偷偷摸摸”的定向增发是现阶段导致股指下挫的元凶。在这些元凶背后，更反映中国股市主导权的更替，中国股市游戏规则的重新确立。
“我们今年3月份时，就已经把股市的资金撤出来了，现在主要是寻找一些好的PE（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改做长线投资。”一位深圳私募机构的副总经理李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李先生的行动并非特例。据了解，比他更早撤出A股、更著名的私募界人士是赵丹阳。今年1月2日，赵丹阳所领导的公司――赤子之心在网站上挂出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宣布清盘旗下A股基金。对于为何选择清盘离场，这位中国阳光私募里程碑式人物无奈地告诉自己的客户：“以我的投资能力，目前在A股已找不到既安全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
赵丹阳说出此番话时，上证综指是5300点。早在2007年5月份，他就已卖掉了手中所有的A股，只利用手中的资金打新股。因为当时他认为，3000点以上的A股已不具备投资价值。
时间仅仅过去5个月，赵丹阳的看法得到市场印证，飞流直下的股指最终跌破2000点。
产业资本PK金融资本
“赵丹阳的离开，表面上看是对A股估值的分歧，但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看到市场的主导权已经发生变化。”一位总部在北京的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最近严令基金公司高层不得发表看空言论，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者暂时以A先生代表该人士。
A先生认为，当前的市场正经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阵痛。“证券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随着大小非陆续进入解禁期，手握两倍以上A股流通市值的产业资本，已经在事实上取得市场的主导权，尽管这种现实可能是在他们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A先生解释道，由于管理层实行审核制，股改前的A股一直是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即股价的高低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多寡。而现在，面临未来3年中将凭空多出来两倍流通市值筹码，这个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即只要手中的货足够多，股价想有多低就有多低。
“这样讲并不是说产业资本要刻意做空股市，而是市场制度变化后的一种逻辑必然。”A先生认为，大小非解禁后，手握12万亿元市值筹码的产业资本，必然会以自己所处行业平均收益率进行持有与否的决策。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市盈率通常在10倍左右。
目前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明显高于产业资本的期望收益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抛售套现几乎是必然选择。来自深交所的报告也证实，2007年，深交所82%的大小非持股在解禁后套现。
“中国股市用了18年时间才使自己的流通市值达到现在的水平（约5.87万亿元），而它在未来3年到4年中要再承接12万亿元的筹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A先生表示。
热钱吸筹意图长远
正是看到市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先知先觉的机构已经提前在股市上撤出。指南针公司研究员雷涛说，从去年10月中旬至今，基金通过专用席位已经在上交所净卖出1600多亿元；保险机构净卖出740多亿元，其中仅中国平安一家在市场上的净减持金额便超过200亿元。
“相对于整个基金业管理的两万多亿资产而言，我们的减持力度并不大。由于有监管部门的‘指导’，所以各基金公司都不敢卖得太急。但是，基金不做空并不等于其他机构不做空，据我所知，一些外资背景机构手里攒了很多筹码，准备砸盘后以更低的价格吸纳。”另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该基金经理所指的外资背景机构，既包括QFII这样的公开投资者，也包括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所谓“热钱”。这些外资背景资金，今年4月份时在3500点附近大举进货，目前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出手。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的利好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跳空高开逾8%，数百只股票涨停。在随后的6个交易日里，大盘震荡反弹，上摸3786点。与反弹前的低点―4月22日最低点2990.79点相比，涨幅超过20%。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利好政策出台前，外资背景资金便已经提前获悉并在市场上收集到大量廉价筹码。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急于借利好出货赚短线利润，而是把相当多筹码留在了手里。”该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
据资料显示， A股共有53家机构获得QFII资格，总计额度为99.5亿美元，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其中，49家QFII现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是A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不过，这并不是外资力量的全部，除了身处“阳光”下的QFII外，还有更多的资金（热钱）通过各种身份借道进入A股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QFII。
那么，热钱的规模到底有多少呢？由于热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保密性，官方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进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一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热钱规模＝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法进行测算。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自2003年到2008年一季度热钱累计流入规模约有4175亿美元。若考虑到热钱还可以通过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进入，2003年至2008年6月份，热钱流入规模可能在6000亿美元以上，并且流入速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些热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股市、楼市等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对于热钱的数量，业界分歧很大，也有专家说，热钱已高达1.7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
从几家证券营业部在上交所的席位交易记录中不难发现，这几家营业部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外资机构开户集中地。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申银万国上海新昌路营业部和中信证券专用席位。4月初至4月21日利好公布前夕，上述几个席位分别净买入125亿元、30亿元、26亿元。
这3家营业部在今年4月大盘反弹后并未趁机套现，而是继续增持。他们在4月24日至6月6日期间再度分别净买入17亿元、15亿元和9亿元。在6月10日至19日股市单边下行阶段，仍分别净买入2.1亿元、3.8亿元和10亿元。
从这3家营业部建仓品种上看，外资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类个股。以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为例，该营业部在4月份净买入33亿元的中国平安，9亿元的中信证券，以及6亿元至12亿元不等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兴业银行。此外，像大秦铁路、中国神华等大盘权重股也在他们的购买名单中，单只品种建仓规模在4亿元至5亿元之间。
“他们做空的目标位很可能就是在2000点左右。”上述基金业内人士透露。
国海证券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称，尽管PPI再创新高，但中国十几亿人的内生性需求仍是推动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便GDP增速有所回落，宏观经济整体上也仍会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目前沪深300静态市盈率为21倍，2008年以20%的增速保守计算，动态市盈率仅为17倍左右，通过与H股比较，多数优质蓝筹股价已与国际接轨，具备较明显的估值优势。
市场估值将向实业资本价格靠拢
从去年10月中旬调整至今，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相继“腰斩”，股市大底在何方？
面对这个并不比歌德巴赫猜想容易的问题，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勇认为，大小非减持将是市场重新构建估值体系的起点，中国股市面临阵痛。未来证券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将更多被实业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所左右。“在二级市场参与主体增加了大小非股东之后，会拉低原有估值水平。今后，大小非股东在衡量二级市场的投资回报时，将会参照自己所处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张勇是在今年7月份说出此番话的。
这个资本回报率是多少呢？记者从广发基金2006年的策略报告中了解到，截至2005年10月，国内各行业的资本回报率一般从7%至17%不等，对应的市盈率从6倍到14倍不等。如果以私募股权基金认可的合理回报率――10%计算，对应的估值水平为10倍市盈率。
张勇还表示，随着A股市场全流通，还将受到全球股市定价影响。随着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股价接轨、A股价格与H股股价接轨的陆续发生，势必引发A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张勇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据统计，截至6月20日已有包括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煤能源等在内的16只个股跌破IPO发行价，此后该数据在9月份更是被不断改写，破发的阵营也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A股与H股的接轨也在进行中。来自天相投资分析系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0日已有5只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股价出现“倒挂”。其中，海螺水泥A股6月21日的收盘价为43.51元人民币，港股报收于54.7港元，A股较H股价格低9.77%，而中国铁建、交通银行、中国中铁、中国平安的A股股价较H股折价幅度也从2.92%至6.09%不等。当然与眼下的行情相比，此数据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就整体而言，A股与H股相比仍处于溢价状态，52只同时在沪深股市和联交所挂牌的个股平均溢价幅度为78.84%。这意味着，如果A股和H股价格真正接轨，前者还有56%的跌幅。
商品价格下跌才是中国股市最好支撑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分析师王磊认为，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后，几乎全球市场都为其欢呼。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2.5%，伦敦富实100指数大涨3.9%，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股指几乎都迎来了次贷危机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大涨幅。“两房”发行的次级债与国债的利差也大幅缩小，持有“两房”债的投资者一夜之间愁眉换笑颜。
不过，美国财政部恐怕高兴不起来，因为其要耗费的资金可能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解释其注资“两房”的3个原因分别是，维持市场稳定，保证按揭贷款可持续获得以及保护纳税人。
实际上，第一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为“两房”注资是美国财政部无奈的选择。“两房”目前共持有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约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40%，其发行的资产支持债券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曾经最青睐的投资品种之一。
2008年6月由于按揭资产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两房”危机爆发，其优先股和次级债分别被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和置于评级观察状态。“两房”主要的资产并非次级按揭贷款，这也标志着次贷危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按揭贷款危机”时期。政府对其机构―“两房”的注资也是应有之义。
目前为止，“两房”发行的最优级债券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次级债和优先股持有者由于可能面临不能完全履约还债和优先股股息难以保证而受到较大的冲击。庆幸的是，持有“两房”次级债和优先股的主要是地区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受到的整体冲击还不大，而一旦优级债券评级下调，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资产减计风暴。
1998年，曾叱咤华尔街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全部违约而轰然倒地，那次风暴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让美联储不但努力协调大型金融机构接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下调了基准利率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而今，美国财政部对“两房”的注资高达千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第9的香港外汇储备的总量，救“两房”比救3月份被摩根大通兼并的贝尔斯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支出也只有美国财政部才能吃得消。因此，财政部的注资也是及他人所不能及之事。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挽救行动是否会改变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颓势和格局呢?
从对汇率的影响上看，财政注资挽救“两房”提高了投资者对相关美元信用债券的信心，使得资本流入美元资产，助推美元上升。与其相对，德国等欧洲国家债券价格出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最低跌至1.405附近。
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因挽救“两房”和减税而在2008年末上升至占GDP4%-5%的水平，这将接近美国财政赤字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将在长期对美元汇率构成压力。
除此之外，“两房”被救仍难以使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向“两房”注资的第二天，陷入困境的雷曼兄弟因韩国产业银行拒绝入股致使股价暴跌40%。这反映美国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十分脆弱，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继续下滑，资产减计可能逐步增加，全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也将快速上升。资料显示，全美商业银行信用卡贷款资产减计比率(Charge-off Rates)已经由2007年2季度的3.85%上升至2008年2季度的5.47%，上涨速度超过了房地产按揭贷款减计比率的上升速度。
因此，“两房”被救其实只是让疲弱的资本市场得以喘息，未来的坏消息可能仍将接踵而至。
实际上，目前美联储留有的100个基点的减息空间也是用来防备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分析师王磊预计2009年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减息的政策。
对于仅仅持有“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这次“两房”的获救让他们捡到了大便宜。
“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已经大幅下降，流动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机构相关资产的风险将显著降低。除此之外，我国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将得到提高，应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将得到增强，而这是在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之时，保证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有力武器。
同时，当前金融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货币市场利率都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变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这些关键的价格变化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目前，资本已经从大宗商品市场撤出，近期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受到了青睐。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脆弱仍然是美元资产价格最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美元在这一阴影下不会持续走强。
王磊预计，欧元对美元汇率2009年内将在1.35-1.45范围内维持。这就意味着资本并不会持续回流至美元资产，前段时间大家担心的资本外逃不会在2009年底前发生。
实际上，根据统计机构调查，与除日本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出现的大量资本外流不同，中国正在继续吸引资本流入。
当海外资本市场为注资“两房”欢呼时，A股股指却岿然不动，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并非决定于“两房”和国际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才是对我国股市最好支撑。
当CPI回落到可接受范围，宏观调控逐步减弱，而上游价格回落时，工业企业利润将会出现恢复性上涨。尽管中国面临外需下降的考验，但盈余的财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将支持中国成为2009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明星。在资金与盈利的配合下，资本市场反弹并非空中楼阁。
中国经济的决定要素是PPI
股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基本面。我们说股市的趋势看基本面，超过基本面的下跌可能就属于技术层面或者说心理层面的因素了，所以心理问题或者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政策，而经济基本面则有赖于宏观大环境的变化。
PPI才是决定中国股市走向的关键指标，PPI见顶后也就是开始出现回落的时候，股市才可能见底，但是股市的见底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在日本当年是9个月，在中国会缩短至3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人看到CPI回落了，总认为大盘该涨了，但是须知决定中国经济的是制造并非消费，所以要看PPI，只有制造业好转了，中国经济才能走稳，别忘了中国的地位是核心制造国，其他主要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近日公布的PPI数据显示其已经开始在高位震荡，中国PPI理论高点值应该在10.6%左右，但是预计达不到这个值，因为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回落。未来1-2个月的时间PPI可能会掉头向下，就会有利于大盘的止跌企稳。
如果从现在的假设和逻辑来看，经济的企稳回升应该是在明年年中左右，到时候还要看具体的宏观数据。这一年对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经历了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后面必定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就看产业升级的情况。我们所走的经济道路和日本当年是一样的，都是工业化道路，论发展阶段，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1965-1975年，可能更像1974、1975年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1年的经济阵痛期后就重新走上了上涨的通道，不过我们现在也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速度在加快。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 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反倾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仅仅保护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的利益，不仅使进口国损失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费者损失国际交换利益，从而使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产生社会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企业在一个相当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递减，因而具有贸易优势。但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市场容量有密切关系，只有市场广阔，企业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而反倾销则会造成市场缩小，限制出口国企业规模经济。四是影响利用外资。反倾销会使出口国外资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海外市场份额，危及外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外商对出口国投资的信心，甚至导致外商从出口国撤资，对出口国扩大利用外资产生恶性影响。
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与制裁的“重灾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来，我国年年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受反倾销指控的案件有增无减。对我国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反倾销指控的行列。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等。反倾销指控不仅涉及我国的内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我国的三资企业。反倾销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互换，并且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从长远看，不仅严重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造成进口国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倾销与反倾销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WTO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等途径开展合理竞争，防止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
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低水平上过度发展，恶意竞争，大打价格战，科研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通过新产品开发占领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中国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法律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经济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自然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企业组织所拥有;二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
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数量推导。例如,目前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 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
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
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发展“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农村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问题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目前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 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2008年以来，中国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重重挑战，在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发展转型，在国际上坚定履行国际义务，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120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②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出口外向型特征，“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中国加入WTO的十年，中国国际贸易发展一日千里，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体的成长。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2月7日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其中货物进口年均增长22％，规模增长了4．9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进口国、第四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规模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与转型提供了核心动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成绩和贡献背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充满了艰辛和火药味。严峻的外需形势、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增大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贸易争端的增多与产业冲突的升级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无法回避的挑战和症疾。美国次贷危机的暴风雨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有意识的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很多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既不合理也不合规的贸易救济措施，藉以实现促进本国相关产业复苏发展的目的。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角度看，我国由于劳动力廉价和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制造位置，出口的商品种类同一些国家的利益团体与劳动阶层存在生产同质性和市场竞争性，使得中国产品更易于引发国际贸易争端。①2008－2010年，涉及到中国的贸易争端调查、争端数量及比例急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一触即发。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争端和产业冲突不断增多的局面将会继续持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已然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国和最大受害者。
（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现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来，中国遭受国际贸易救济调查超过600起，合计金额389．8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的约100起，欧盟发起的有70余起；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中国已连续16年（1995－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2006－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约占全球总量10％，而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件数量约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在2010年，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纠纷对象既有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涉及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③争端既有针对我国传统基础产业的，也有涉及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贸易争端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产品的限制，也将愈发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碰撞。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等都成为贸易争端的新热点。这些现象背后最核心的原因是，各国力图重新振作或建设本国制造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时，发现中国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行业和清洁能源行业都是典型的例子。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国内政治博弈的需要使得各国纷纷假借WTO贸易救济措施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WTO争端解决机制“既往不咎”原则使得这样做的经济代价几乎为零，各国自然有恃无恐的挥起贸易救济的大棒。以中美为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商务部（DOC）近年来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下表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网资料，④2008—2011年美国发起的所有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以及其中中国涉案数量与百分比：⑤美国ITC调查的矛头明显直指中国，涉及到的产品从低端的制造产品到较为高端的电子产品。可以说这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病急乱投医”，对中国的产品大面积的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形势十分棘手，中国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烦恼和不公日益增多。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的特点
纵览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所遭遇的贸易争端，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动向，贸易争端的频率、强度、内容、手段都发生了升级。
（一）贸易争端数量居高不下，强度逐渐增大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①截止至2011年11月，中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3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6％。其中，出口17240．1亿美元，增长21．1％；进口15856．1亿美元，增长26．4％。②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但主要贸易伙伴仍是欧盟、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③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量产生大量贸易争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贸易争端的频率之高、爆发速度之快出乎意料。④从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新增加的针对中国的已实施或待实施的歧视性措施增加了231项，达到407项，增长了一倍之多。⑤以欧盟为例，欧盟认为中国在透明度、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准入等领域存在大量问题，亟待解决；⑥在稀土出口贸易等问题上，欧盟也表示极大的关切。欧盟于2011年12月14日最新公布的WTO争端案件回顾中，特别针对美国和中国进行了阐述和介绍。⑦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不断增多，所涉及的产品种类、行业范围以及争端金额也不断升级，这种现状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贸易冲突与摩擦，成为了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肆虐之地。截止至2011年12月22日，欧盟仍在进行的40项贸易调查中涉及到中国产品的占24项，占60％，远远超出美国等其他贸易伙伴；⑧69个涉及中国的案件中有42项贸易救济措施正在实施。这与美国11个案件、4项措施正在实施有着天壤之别。2010年4月17日，欧盟首次针对来自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⑨随后在2011年5月14日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瑏瑠这是欧盟继美国之后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双反调查，中国面临双反调查的重大挑战。2010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无线数据卡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瑏瑡9月16日，欧委会又对该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及中国企业出口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①从欧盟、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争端调查的现况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间爆发了大量的贸易争端，数量居高不下，措施强度和涉案金额不断增大，中国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
（二）摩擦领域以传统制造业领域为主，开始涉及部分新兴产业领域
以2010年和2011年美国、欧盟与中国贸易争端涉及到的行业产品为例：2011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涉及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钢轮、镀锌钢丝、钢瓶、荧光增白剂以及多层实木复合地板等产品；②2010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涉及铝型材、草甘膦、多层实木复合地板、钻探管、编织电热毯、金属丝网托盘、钢格板、无缝管、无缝精炼铜管及管道、购物袋、钢绞线、石油管材、窄编织带、镁碳砖、磷酸钾盐以及铜版纸等产品。2011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涉及到的产品有：有机涂层钢板、铝箔、柑桔类水果、钢铁紧固件、玻璃纤维、预应力钢绞线、塑料袋、麂皮、铝制散热器、酒石酸、玻璃纤维织物、文件夹金属件、糠醛、钼丝、大豆蛋白、环氨酸钠等产品；2010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涉及到的产品有：醋酸乙烯酯、不锈钢紧固件及零件、钢丝绳及电缆、聚酯薄膜、硅铁、三氯异氰尿酸和塑料袋等产品。显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易摩擦仍然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的工业初级制品和相关原料上，其中钢铁制造业更是明显展现了这种特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新兴领域产品也引发了贸易争端，例如中美在太阳能领域的冲突、欧盟对中国数据卡的调查。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首次将中印贸易争端涉案产品扩展到高科技产品。但这些仍然只是个案，中国国际贸易争端仍然集中在制造业基础产品上。这种特征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后力图“重振制造业”战略的直接结果。加入WTO十年以来，中国已然成为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和跨国企业海外建厂的首选地。充足的技术劳动力、稳定的汇率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使得制造业巨头纷纷将低端产业链部分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③虽然美国着重发展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产业，但仍然对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科技创新流失充满了警觉。④金融海啸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因此提出了“重返制造业”的再振兴计划，希望通过此举重返全球制造业霸主地位。2010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以刺激本国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1年6月24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专题报告。据此奥巴马总统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Manufac－turingPartnership，AMP）计划。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8月的《美国制造：为什么制造业会重返美国》细致分析了美国制造业会再次腾飞的原因，显示出美国对制造业复苏带动整个美国经济重回繁荣的期待。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竞争对手，指出从2000—2009年美国因中国丧失了600万制造业就业岗位。⑤报告认为，中美制造业格局当下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逐渐消失、运输费用的增加，美国正取代中国成为北美制造业的新选择。10年来中国的年均工资涨幅达16％，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成本差距。报告预测到2015年，北美地区制造产品成本，美国和中国将会基本持平。①虽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状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美国将有更多的机会抢占制造业的高地，尤其是依靠科技创新占领高附加值产品领域。②中国虽然在2010年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仍然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严重不足，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少、外贸出口以量取胜。甚至印度的制造业也比中国更倾向于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越来越多的电子、汽车、医药行业在印度设立制造基地。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缺陷和潜在危机，也是中国产品会引发众多国际贸易争端的一大原因。金融危机的寒风中，美国与欧盟势必对中国制造业采取高压政策，③中国如不改变这一深层次问题，贸易争端数量和广度很难缓解。
（三）以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措施为主，技术性、绿色贸易壁垒开始增多
中国目前所遭遇的贸易争端，主要还是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反规避调查等WTO规则下的传统贸易救济措施。美国和欧盟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近年来开始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中美也在WTO框架内就该问题提起争端解决案件。在中国的努力下，法律解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但是补贴调查已然进入了高发期。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了两项加强贸易救济执法政策公告，一是关于现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有企业专向性的认定方法，二是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价值确定方法。④毋庸置疑，反补贴调查将会继续成为今后贸易争端的一大方面。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逐渐弱化，反倾销措施仍持续存在，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则快速发展，逐渐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方法，主要涉及到WTO框架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发达国家开始以保护本国国民健康或保护环境等为借口制定了众多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产品进口以保护本国产业。这些壁垒涉及到贸易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农产品、食品、机电产品、纺织服装、信息产业、家电、化工医药，包括它们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涉及到加工、包装、运输和储存等环节。欧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这一特征的典型实证。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合理性更加充分、非法认定更加模糊，难以迅速清除。金融危机之前，欧盟就在诸多指令和条例中制定了纷繁复杂的标准和规则，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披上合法的外衣。⑤仅在2011年，欧盟就出台了“欧盟reach法规新规”、“新版RoHS指令（2011／65／EU）”、“塑料制品特别措施指令（No284／2011）”⑥，加上“EuP指令实施措施和ErP指令”等之前的法律标准，中国产品出口面临的已然是技术标准的天罗地网。美国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也经常推波助澜，在一些领域引发全球壁垒升级。例如美国制定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都设置了纷繁复杂的技术性壁垒。其他国家也有相应的动作。⑦在绿色壁垒方面，鉴于全球气候变化一议题的持续升温，发达国家除了要求中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之外，还通过征收碳关税、建立“碳标签”等多种贸易限制措施设定环保要求。例如，欧盟向经欧洲的所有航班征收碳航空税，尤其是在欧洲法院判定美国航空企业败诉、航空碳税合法之后，这一问题的国际争辩更加严峻。①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气候变化和国际减排责任引发的绿色贸易壁垒必将愈演愈烈。
（四）摩擦议题从具体产品、产业上升至相关经济制度、体制等层面
诸多发达国家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除了在虚拟经济上一蹶不振之外，传统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也是步履维艰。很多国家不满足于对中国特定商品的贸易救济措施，而是希望针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设立某种标准或者原则，一劳永逸的削弱中国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从而达到维持本国经济复苏的目的。贸易争端开始从部分产业升级到对中国相关经济运行机制、发展制度或者体制安排层面的发难。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领域从具体产品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层面。除了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外，又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频频发难。欧美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这就将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土地政策都包含进来，远远超出了反倾销原有的影响范围。欧美始终认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扶持制度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如此迅速的主要助推力，从这方面下手也不足为奇。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会更加激烈，直接涉及到国家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对抗，更多宏观层面的问题会呈现。
（五）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开始增多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国际格局和平衡逐渐发生改变。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和国际贸易思路已经无法应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了。中国在保持与发达国家稳定经贸合作关系的同时，开始重视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双边经贸关系，新兴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然而，发展中国家除了巨大的市场，还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底端产品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与中国产品的同质性和竞争性，贸易争端因而产生。诸多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强劲的竞争对手，持有对抗心态。②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疲软，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而鉴于中国经济产业已经基本成型，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一定优势，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更易引发双边贸易冲突。例如，印度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于2008年10月－12月对我国密集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和2起保障措施，涉案金额约11亿美元；2009年印度对我产品启动25起贸易救济调查，平均每月启动2起案件，涉案金额同比增长20倍，其中反倾销10起、反补贴1起、特殊保障措施5起、一般保障措施9起；2010年印度对华启动12起反倾销案件。印度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③涉及钢铁、机电、纺织、食品、轻工、建材、通信和化工等行业，其中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是贸易争端最频繁的领域。除印度外，中国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报告，中国是阿根廷贸易保护措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自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以来，阿根廷政府实施了75项措施，其中33项措施直指中国，中国成为受阿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重灾区”。④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贸易争端局势是前有发达国家“老虎”、后有新兴发展中国家“追兵”，中国国际贸易转型和法律应对局面不容乐观。
三、中国国际贸易争端发展趋势展望及对策分析
（一）中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发展趋势
WTO总干事拉米以及WTO诸多报告不断警告贸易保护主义爆发的危险和潜在可能，呼吁世界各国放弃实施进出口限制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①WTO、OECD以及UNCTAD2011年10月联合的关于G20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报告指出，一些二十国集团成员宏观经济失衡和持续的增长疲弱使得贸易限制措施实施现状越来越不乐观，对现有经济困难的政治反应更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②但长远来看，单方面限制国际竞争、保护国内产业与就业的行动只会加剧全球经济下滑，使各国在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中双双受损。展望世界，美国仍然挣扎在次债危机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中，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欧盟则深陷债务危机当中，无暇抽身顾及其他，全力维持欧盟的存续；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除巴西等一些国家顺势而上外，很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但整体状况好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快。中国目前虽然国内经济紧张因素诸多，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任重道远，但整体上经济仍呈增长的积极一面。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未来发展趋势基本可以明辨：第一，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会继续，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不可避免，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可能保持高位水平。次债危机余波未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依然在急剧增加。③各个国家倾向于对某些关键产品和行业同中国产生贸易冲突，案件的解决难度与摩擦压力必然增大。同中国发生贸易争端的国家数量将会继续增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同欧盟、美国以及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何解决相关争议对于其他国家是否对中国采取类似的措施有极大的示范效应，中国应当更加谨小慎微。第二，摩擦所涉产品和行业领域的广度将会不断扩展，更多产品及行业领域的潜在贸易冲突将会引发；所涉及到的核心议题除现有的倾销、补贴之外，环境保护、公民健康等WTO例外条款议题将会被更多的讨论，国际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将风起云涌。第三，摩擦案件的手段将会从反倾销、反补贴等转向更加隐蔽、持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逐渐得到承认，反补贴的使用力度不断加大，美国不会轻易放手；④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将会以纷繁复杂的合法外表出现。第四，中国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法律因素更加淡化，双边合作、谈判和妥协起到更大的作用。贸易争端会更多的涉及到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中不明晰、不清楚的议题部分，法律规定更加模糊；并且更多国家采取的措施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种情况下采用WTODSB机制对中国的实际经济利益并没有帮助。⑤这是一种严峻挑战，但对于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也是一种参与国际治理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机遇。
（二）中国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策略
在这种特点和发展趋势下，中国一方面要通过外交谈判和法律手段解决摩擦与冲突，冷静应对、合理解决，全力维护我国企业利益；另一方面更要不断反思自己在经济发展和体制安排上存在的问题，利用贸易争端的机会促进国内产业转型。
1．“临危不乱”，以平常心态应对摩擦，反思
本国问题中国经过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发展，进出口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如此巨大的贸易量，产生一定比例的贸易争端问题是健康的贸易关系的一部分，⑥就比例而言也不过为1％，故而无须大惊小怪。美国和欧盟之间每年在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数量巨大、涉及的产品众多、关注的问题敏感，但这并不妨碍欧美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合作和政治上的鼎力支持。WTO争端诉讼多，并不代表着双方贸易关系的恶化。①因此，中国首先要将这些贸易争端事件看作法律案件和经济纠纷来进行解决，而不能随意上升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争。形势再严峻也不过是双方在经济合作交往中的插曲，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应对、反制、报复等策略进行相应的解决，而不能刻意“上纲上线”，强调对立和紧张。从某种角度看，贸易争端的增多反而说明了争端双方是在法律机制内进行国际贸易交往。②一方面，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并不是不经任何程序随意施加，即便是某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或歧视性的措施，也是要经过国内的立法和司法等程序才得以施行，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游说、司法诉讼加以制衡。该国国内救济未达到效果时，再通过外交或国际机制进行解决。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出发，的确存在某些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容易被认定为违反了WTO规则。根据国际贸易预警组织的统计，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排名中，中国的出口退税措施和进口货物措施分列第1位、第3位。③由此可见，我国实施的某些措施的确存在限制性措施的作用和特征。从以往的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措施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劳动者权益问题，中国法律不能完全地维护劳动者权益致使中国的产品变相价格低廉，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施加贸易救济措施。中国应该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适当进行国内政策的调整，不是单单强调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应当是外贸发展给本国国民和国内经济带来的裨益与平衡。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改革与转变仍停留在初步。
2．“反求诸己”，不断深化国内改革，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带动国际贸易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问题。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或者贸易壁垒的产生，一些是因为具体产品的质量等因素，更多的则是由于中国与该国整体贸易状况的大背景引起的。也就是说，之所以美国等很多国家针对中国不断发难，基本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持中国与该国的国际贸易平衡，保护本国相应行业的生存。④所有的对中国政策和体制的挑战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努力将发展国际贸易、扩大外汇储备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虽然至今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攀升至世界第一，无须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这种发展思想带来的惯性仍然在继续。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如此重要的时刻，中国是否需要反思：中国是否应当改变这种底端产品出口的模式，改而追求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的发展？答案毫无疑问，中国有必要、有能力进行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转型。当然，这个问题的深入阐述需要涉及到更多领域的内容，但这种思路给我们面对贸易争端之后的反思提供了新路径。第二个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国际贸易争端问题。WTO、OECD及UNCTAD2011年10月联合的关于G20贸易和投资措施的报告对G20各国的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措施做出统计，⑤中国、美国、欧盟的情况如下表：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上，2009—2011年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爆发阶段，尤其美国、欧盟，平均每年分别发起贸易救济措施23件、29件。但是在“其他措施”上，中国存在大量措施阻碍或抑制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正常进行和自由往来，平均数量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4倍、12倍。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中国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多的国际贸易争端，自身市场经济建设的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同西方国家和WTO规则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发现，中国在面对国际贸易争端之时，应适当反思国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向和进度。国际贸易的平衡稳定需要一个均衡健康的国内市场经济。
3．“礼尚往来”，利用国内法和WTO法律规则进行抗衡
研究显示，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利于降低长期隐含期权的波动性［10］。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提高了公司股票的流动性［11］。这些研究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改善了公司整体信息环境和透明度，导致审计师将客户视为低风险客户。因此，自愿性业绩预告与审计费用负相关。另一方面，研究却发现，审计费用与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将业绩预告视为审计风险增加信号［12］。以业绩预告作为自愿性披露替代变量，验证其与审计费用也存在正相关关系［13］。我国业绩预告制度本身是对业绩趋势出现反转、业绩波动大的公司强制执行，目的是为了减缓年报业绩披露的过大冲击。而业绩重大波动的公司需要更多审计投入［14］。按照这一思路分析，业绩波动幅度大意味着公司经营风险高，而高风险客户往往会增加鉴证风险，依此收取风险溢价。审计费用作为审计投入的变量，被视为审计师执业行为的风险补偿［15－17］。因此，强制性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存在正向关系。依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H1:当期审计费用与业绩预告披露正相关。
2、业绩预告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中的好消息与坏消息对市场的影响一致吗?国内外文献均显示，坏消息的市场反应大于好消息［18－20］。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好消息的异常收益为正而坏消息的异常收益为负［21－22］。因此，从风险偏好分析，人们对坏消息的敏感度要高于好消息，坏消息往往视为业绩不良的高风险信号，受到投资公众的关注度要高，而好消息公司恰好相反。等在其经典文献综述中将盈余管理分别界定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管理层“机会主义”地利用会计选择权来操纵会计业绩)和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管理层“合理运用”会计选择权向外界投资者传递与公司发展相关的信息)［23－24］。大量的研究表明，业绩预告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相关联，一方面，将管理层业绩预告归因于短视行为，为了达到短期业绩目标，而不是立足于长期的价值创造［25］;另一方面，管理层具有迎合之前业绩预告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26－27］。这些短视行为下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将增加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引起会计舞弊风险。同时，也存在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证据，研究发现，即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倾向披露好消息，从而利用市场可能出现的定价错位达到顺利融资的目的［28］。以我国业绩预告为背景的研究结论发现，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未披露的公司，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自愿披露的公司［29］。同时，有学者发现，2005至2011年间，35%的上市公司符合强制性业绩预告披露要求，因不想公司股价下跌，影响市场最大化目标而选择了不披露利好消息［30］。依此推理，披露好消息公司是否代表着更大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呢?相比而言，识别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客观证据更为间接，也意味着审计证据的搜集和审计判断更为困难，审计师也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管理层提供的主观证据，进而固有风险更高［31］，同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对应的会计盈余不确定性程度更高，导致相应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增加，这会外在地表现为审计费用的提升［32－34］。基于此，提出假设2。H2:审计费用与强制性披露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坏消息披露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成本的存在，公司在盈余公告前自愿披露坏消息可大大减少相应的赔偿金额［35－36］。而我国业绩预告样本研究发现，业绩预告违规有关的处罚或与其他违规行为有关的处罚都没有降低后续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甚至出现了反作用［37］。因此，违规成本低的法律环境下，拥有坏消息的公司是不愿主动自揭其短的［38］，此时，强制性披露制度对于坏消息公司可以大大提高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同时也大大缩小了审计师风险定位的范围，有的放矢，减少不必要的审计投入，因此，提出假设3。H3:审计费用与坏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3、审计费用、年报重述与业绩预告
国外以自愿性披露样本研究发现，年报重述后，管理层会减少随后的季度盈利预测行为，即使是，其精度与乐观偏好也大大降低［39］。为了避免诉讼等惩戒，管理层在年报重述后对好消息持保守态度。宋云玲等研究发现，我国业绩预告违规成本低［9］，管理层是否会将以迎合业绩预告而披露的好消息通过年报重述的方式加以掩盖?因此提出假设4。H4:相比于坏消息公司，好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与年报重述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笔者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2年度业绩预告及年报重述样本。业绩预告、年报重述、所有权性质和控制人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审计费用数据根据数据进行匹配对照而得。删除变量缺失公司和金融保险业公司，最终得到3578个观测值。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样本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的Winsorize缩尾处理。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2、研究设计和模型建立
业绩预告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笔者的重要假设。从审计风险模型分析，重大错报风险越大，检查风险越小，意味着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强制性信息披露主要是为了防止业绩变动大的公司最终年报引起市场大波动而强制要求披露的，这部分公司本身蕴含高风险，发生重大错报的概率高，从而影响审计投入水平(审计费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并参照张然等［40］的研究，将预警类型为“预减”、“预增”、“扭亏”、“首亏”和“续亏”的样本定义为强制性业绩预告;将预警类型为“略减”、“略增”、“续盈”和“不确定”样本定义为自愿性业绩预告。引入哑变量forecast，强制性赋值为1，否则为自愿性披露，赋值为0。在经典的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模型基础上，引入业绩预告披露。建立基本模型(1):(1)模型(1)主要是为了验证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对审计费用是否具有解释力，即系数是否显著为正。由于笔者的重点测试在于业绩预告是否对盈余质量有提升作用，因此在这里进一步将样本分为高盈余管理组与低盈余管理组。采用(2005)经调整模型计算出可操控性应计DA，以业绩预告年份为时间界限，对公司年度可操控性应计进行双差分处理，业绩预告当年与上一年可操控性应计的差额取绝对值，代表业绩预告前盈余管理程度波动幅度，而业绩预告后，下一年与本期可操控性应计的差额取绝对值，代表业绩预告后盈余管理程度的强弱，取两者的差额，则代表公司在业绩预告前后期间的盈余管理程度，这一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盈余波动幅度大，存在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最后将DIFF高于DIFF中位数的一组定义为高盈余管理样本，低于或等于DIFF中位数的一组定义为低盈余管理样本。分别检验高低盈余管理组的系数是否显著。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见表1。在模型(1)的基础上，根据袁振超、岳衡的研究［41］，将预警类型为“略增”、“预增”、“扭亏”和“续盈”样本定义为好消息，将预警类型为“略减”、“预减”、“首亏”和“续亏”样本定义为坏消息，引入哑变量news，好消息赋值为1，坏消息赋值为0。因此，将样本划分为好消息公司和坏消息公司两组。同时，为了观测好消息公司与坏消息公司业绩预告与以后年度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构建交乘项news•high，按业绩预告后盈余管理波动幅度变量分组，高于其中位数的为高盈余管理组，对high赋值1;否则赋值为0，代表低盈余管理样本组。基于此，建立模型(2):模型(2)主要检验假设2和假设3，将强制性披露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业绩预告好消息公司，另一组是业绩预告坏消息公司。其中high回归系数2代表坏消息公司，而2+3是好消息的公司，代表审计费用对高程度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系数为负，代表审计对高程度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系数为正，则表示审计在其中不能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3表示高盈余管理样本组在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上，审计对好消息公司高盈余管理行为的调节作用，系数为正表示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类型，进而对审计费用产生增量影响。所以，笔者观察系数2是否显著为负值，以检验假设2;3是否显著为正，以验证假设3。同时，将是否发生变脸的强制性业绩预告公司作为划分依据，进行稳健性检验。(3)模型(3)是为了验证假设4，好消息公司是否通过年报重述来消化以前年度盈余管理下的利好消息，从而导致提高审计费用并不能降低该类公司的重述行为3为正，则说明好消息公司的重述行为与审计费用正相关，验证假设4。
三、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业绩披露样本中，自愿性披露仅占5.95%，强制性披露公司中，好消息占59.52%，坏消息占40.48%。强制性业绩披露样本来看，好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公司价值以及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比均高于坏消息公司，说明好消息公司成长性指标更高。同时，发现好消息公司非标意见平均比例为7%，而坏消息公司为25%，这是否代表好消息公司盈余质量一定好于坏消息公司呢?笔者进一步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由表2可知，业绩预告前两年，本年与上一年可操控性应计金额之差的均值与中位数，好消息样本为正值，而坏消息样本为负值，这说明业绩预告当年，好消息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大于上一年，而坏消息公司正好相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好消息公司存在利用盈余管理手段迎合业绩预告的行为。同时，两者均值与中位数均有显著差异，说明业绩预告前，好坏消息公司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差异。而业绩预告后两年，好消息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差额均值与中位数均为负，而坏消息公司正相反，说明业绩预告后好坏消息公司出现了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反转，好消息公司业绩预告前向上操控，之后向下操控;而坏消息公司正好相反。从理论上讲，盈余管理本身也有成本效益的考虑，这里有必要分析不同程度盈余管理样本组之间的差异，因此，基于业绩预告前后盈余管理程度的波动幅度(预告前两年与后两年可操控性应计差额的绝对值之差)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按其大小划分业绩预告样本组高低盈余管理样本既可行也有必要。同时，笔者发现，好消息公司与坏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差异，年报重述比例也存在显著不同，这为进一步观测公司是否利用业绩预告消息掩盖以年报重述为盈余管理手段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另外，对样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相关系数低于0.6，通过VIF检验，样本VIF均值为1.75，远小于10，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回归结果
为了控制公司不同年度审计费用间的自相关，以下多元回归均进行了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处理。(1)针对H1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表3中第1列是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034(t值为1.37)，显示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关系不显著。在进一步分组中，发现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样本组，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回归系数为0.084(t值为2.24)，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低盈余管理组并不显著，说明审计师会对业绩预告披露中盈余波动幅度大的公司增加审计投入，在挖掘潜在风险的选择上有效利用了业绩预告信息。因此，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样本组H1是成立的。(2)针对H2、H3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针对假设2、3的回归结果见表4。强制性业绩预告样本中，列(1)表示好消息是否会影响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同理，列(2)high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说明无论是好消息还是高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费用均影响不显著。而列(3)中交乘项回归系数3为0.055(t值为2.47)显示出，对好消息公司的高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能通过审计收费产生抑制作用，反而呈现出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对审计费用造成增量影响，验证了假设2。同时，回归系数2为－0.045(t值为－2.37)说明，与好消息公司相反，提高审计收费可以减少坏消息公司的高盈余管理行为，该结果验证了假设3，但同时说明，高盈余管理行为公司通过好消息掩盖了其行为实质，对市场认知造成一定的偏差，也转移了审计师的注意力，造成审计行为对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估计不足。(3)针对H4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针对假设4的回归结果见表5。就强制性样本来看，列(1)中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提高审计收费并不能从总体上抑制该样本的重述水平，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消息类型的年报重述受审计费用的影响趋势不同，列(3)交乘项的回归系数3为0.044(t值为1.75)，表示好消息公司的年报重述行为并不因增加审计投入而减少，甚至出现了显著的正相关。相应的坏消息公司回归系数2为－0.032(t值为－1.68)，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4。以上分析显示，坏消息公司在加大审计力度的前提下，重述下降，而好消息公司审计费用与年报重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并不能有效识别业绩预告好消息公司背后的盈余质量，以年报重述为盈余管理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大行其道。
四、进一步检验
1.CA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
为了证实信号理论，进一步对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如果投资者将高审计收费视为高信息质量的代表，那么就会对支付高审计费用的公司作出较强的反应。利用［42］模型做进一步市场反应的检验。以业绩预告日(－1，1)为窗口估计，以(－10，－45)为估计期，由于业绩预告日投资者会根据已有信息判断公司状况，因此依据模型将期末市场价值资产负债率、个股周回报标准差(STDET)取上一年数据，分析师跟踪人数以当年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当年或上年是否亏损，控制年度效应。其中，超常审计费用的计算是以模型为基础，加入控制变量构建审计费用模型计算得出的残差，即为。这里不难发现，市场对高盈余波动的好消息公司存在一定的疑虑，但因信息处理能力受限，迫切希望通过有效的信息鉴证来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从以上数据来看，高盈余波动的好消息且存在高审计费用的公司，市场反应强度减弱，某种程度上，这一市场反应是对好消息公司高审计费用背后所代表的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有效纠偏。
2、自选择检验
由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不是随机产生的，可能导致自选择偏差，这里利用两步估计法对样本进行检验，从似然比检验显示，可以拒绝原假设，应使用样本选择模型，即样本不存在自选择问题。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在第三季度预测全年业绩，存在各种不确定性，预测准确难度较大，证券交易所补充强调: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后，如果预计年度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差异较大，应当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行为本身向市场传递着要对市场期望业绩进行纠偏的功能，同时也说明管理层对自身经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变脸”用于描绘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过程中出现的反复行为，即前后两次预告中对业绩或业绩变动类型的估计不一致。我国强制规定业绩预告的修正，审计师是否将“变脸”视为高风险信号?因此，进一步对强制性披露样本进行另一种划分，一组是发生变脸的公司;另一组是未发生变脸的公司。结果发现在进一步分组中，审计费用与变脸公司业绩预告正相关，但对变脸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抑制作用。对于未变脸公司而言，审计费用仅与坏消息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与好消息公司正相关。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对可操控性应计利用修正的验证，结果依然稳健。
二、始终使用安全带，安全才有保障
汽车安全带是一种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被誉为"生命带"，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能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据国外数据统计，驾驶人未系安全带的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 37.7倍;前排同乘者未系安全带的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 10.6倍;后排同乘者未系安全带的事故死亡率约为系安全带的 3.1倍。因此，驾车过程应全程使用安全带，最大限度降低意外带来的损害。不系安全带是一种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头盔。”不系安全带已构成违法，违法就应受到处罚。生活中，有许多人开车、乘车嫌麻烦，不系安全带，一旦发生碰撞，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系安全带，车辆发生激烈碰撞后的7个0.1秒后就是死亡。
据交通安全测试，车辆发生激烈碰撞后的第一个0.1秒，汽车前保险杠和“前脸”会被撞毁;
第二个0.1秒，虽然汽车大架已经停下来，但汽车的其他部件仍然在以每小时88公里的速度前行，这时司机出于本能伸直双腿支撑，双腿会在膝关节处断裂;
第三个0.1秒，方向盘开始破碎，且方向盘轴已接触到驾驶员的胸腔;
第四个0.1秒，汽车前轮损毁，车体开始肢解;
第五个0.1秒时，司机的躯体被方向盘轴刺穿，肺部开始出血;
第六个0.1秒，冲击来得更加剧烈，汽车大架挤压成原来的一半大小，驾驶员的头撞上了挡风玻璃;
第七个0.1秒，方向盘轴、车门断裂后挤压着司机，但这已经不会再对司机造成任何痛苦——因为司机已经死亡。
不系安全带是群死群伤的要素，系上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率就大大减少，为有效防止客车群死群伤，交通运输部下发《关于开展“安全带—生命带”专项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厅运字〔2012〕127号)文件，要求：
一、督促企业按时完成规定车辆座椅安全带的安装。各地要督促客运企业对没有安装座椅安全带的高速公路客运车辆，抓紧安装改造。从2012年6月份开始，客运站要把高速公路客运车辆安装安全带的情况作为出站检查的一项内容,进一步督促客运企业尽快为所属车辆加装符合标准的安全带。系好安全带提高到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作为驾驶员不仅要自己系好安全带，还要督促同车的人系好安全带，一人安全不是安全，大家安全才是安全。
三、预先判断，轻松驾驶
在追尾的交通事故中，前车并线、急刹车造成的比例非常大。因此在行车过程中应养成预先判断的能力。行车时应保持合适的速度，变化车道前先观察后视镜并提前开启转向灯。不在未能了解前方路况的情况下盲目行车!任何一个有盲区的弯道、车前方、建筑物旁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物"!"霉运"总是光顾没有准备的人!比如人、非机动车、动物的行为规则：1.人在行动中间遇见状况的时候，一般反应是往前面跑。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尽量从人背后通过。除非与你有并排的车。你需要当心人在发现你并排的车以后突然停止运动或者折返。没有可靠的通过空间时，一边往人背后插过去一边迅速减速。有空间的情况下，尽量留出余地。2.老人、儿童要尽量减少吓到他们的可能，不要到跟前突然按喇叭，也不要突然爆发撕心裂肺般声音的紧急刹车。这样反而容易出现意外。有些老人行为比较奇怪的，看见你就是故意慢慢走，容忍容忍。3.冬天、下雨，非机动车由于防寒、防雨用具的原因，听力、视线都不好，寒冷还让人行动迟缓，这样的时候尽量离他们远一点。4.傍晚的时候，天将黑不黑，视线非常差，灯光也不怎么起作用，人都是忙碌了一天的，开车的人和走路的人都会反映迟钝，这个时间段行车要特别小心，尽量慢一点都可以。5.路遇动物，早按喇叭，动物只能是声音惊吓。但是有些动物不怕声音，比如鹅，鸭子，特别是牛马，更加不怕，车顶它屁股都不让，看见他们放慢速度!狗啊猫咪什么的声音可以驱赶!
四、保持3秒安全距离
为了避免追尾，除了预先判断之外，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3秒的安全行车距离。"3秒法则"最初由北美流行的"2秒法则"发展而来，依据是根据人的反应速度(时间)+踩制动踏板开始到制动起作用的时间+车辆制动开始到停止的时间，得出的安全间隔距离。
上图分别以时速36km/h(10m/s)和54km/h(15m/s)为例，绿色实线代表发现危险的反应时间(0.5s)和踩下制动踏板到制动工作的时间(0.2s)的行驶距离，红色虚线代表刹车至完全停下的距离。由图中可知，36km/h的刹停距离为3.5m，而54km/h的刹停距离则增大为13m，远远大于我们平时理解的距离。因此，切忌勿超速行驶，在复杂路段一定要降低车速，防止事故的发生。
五、恶劣天气下的行车要点
每年，因天气原因而造成的车祸都占总事故的很大比例，如何在雨天、雪天、雾天等恶劣条件下做到安全行车对于很多司机和新手来说的确是件很挠头的事。其实，在恶劣天气下做到安全行车并不是很难。在雨天行车时，最大的问题是车窗易出雾，自动空调只需按下自动除霜键，手动空调用外循环热风吹挡风玻璃即可。另外，由于地面湿滑，制动系统进水而效率降低，应适当延长与前车距离，躲避行人。
雪天行车因轮胎与路面间的磨擦系数极小，容易产生滑溜现象，使行车方向失去控制而导致车祸。应保持匀速行驶，防大油门加速，减少或尽可能避免变更车道、超车等操作，以减少或防止侧滑，注意前后车距，加大安全系数。
雾天驾驶最重要的首先是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不开远光开雾灯且勤用喇叭;应低速行驶，以能见度为依据。
控制车速与转向，不要急刹车与急打方向盘，防止追尾刮蹭。万一发生事故，应立即放置警示标志，必须防止二次事故!万一发生事故了，第一个要报单位，为什么呢?因有单位安全员不是专家，但是安全员处理事故过，有经验，报了他们，到现场他们交待你们该怎么做怎么说，有时他们会叫你们跑，群众激动想杀人打人你不跑呀，也可以哄说自己不是司机，但对交警要说自己是司机，对我们就不用说了，我们认得你，只说事情经过就得了。第二是报交警;第三是报保险，保险卡上有电话，实在那几号码不认识你，就叫单位帮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逃逸，那是犯罪，也不要乱改变现场，要保护好现场等交警来到为止。
六、实用的驾驶技巧
在行车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过弯、过坎也是一门比较深的学问，转弯不足和转向过度都有可能诱发交通安全意外。当出现转向不足时，先将车速稍微降低，略收油门(但切记千万不要猛踩制动踏板或是认为转向盘没转够而继续转，否则你就会在马路上表演360°转圈。)然后再修正方向盘即可。当出现转向过度时，应迅速将方向盘反向转动以抑制车尾的滑移，前驱车可在反向转向后适当加油，切记不要踩下刹车踏板。
七、紧急情况处理
车行千里，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但是遇到这些特殊的紧急情况时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又该怎样去处理呢?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要保持镇定的头脑、正确的处理方法，相信你都会化险为夷的。
爆胎处置方法：当遭遇前轮爆胎时，车辆会马上跑偏或出现严重摇摆现象，应双手用力控制住方向盘，放松油门踏板，让车沿原行驶方向继续行驶一段路程，自行停车，也可采用减档来减速。而若是后轮爆胎，车辆会出现较大颤动，但方向不会出现大摆动，这时应轻踩制动，让车缓缓停下即可。
制动失灵处置办法：在行驶中，制动失灵怎么办，制动过程中，由于制动器某些零部件的损坏或发生故障，使运动部件(或运动机械)不能保持停止状态或不能按要求停止运动的现象。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保持冷静。眼睛盯住前面的路面，继续控制方向盘。集中注意力在车辆前面的路况上，注意前方的车辆、行人以及障碍物。在做好上面的工作之后，排查第一种制动失灵的状况，就是看是否有异物卡在了制动踏板的下面，如果是这样，用脚将异物踢开，绝对不要弯腰去用手操作。如果不是则要警告其他车辆的驾驶员以及行人。把双闪警示灯打开，并用喇叭提醒周围的车辆以及行人你的车子出了问题。即使你不能告诉周围的人你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提醒也可以让他们注意到你的车，而且会小心地关注你的车辆下一步的动作。第三，来回踩踏制动踏板，这可以帮助恢复制动系统中的压力，这有可能使你的制动系统恢复正常。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多尝试几次这样的操作。第四，尽快挂入低挡，尤其是当你驾驶的是手动变速的车辆。第五，除了挂入低挡位的方法之外，还可以应用驻车制动来减速。最后，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能使车辆减速，就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障碍使车辆停下来。
制动失灵的判断与排除
1)连续踩下制动踏板，如踏板逐渐升高且有弹性感觉，但稍停一会后再踩踏板时仍然很低，即为制动系统内有空气，这时应对制动系统进行排气。
2)一脚制动不灵，但连续踩几次踏板时制动效果很好，一般为制动踏板自由行程过大或制动间隙过大。应调整踏板自由行程，而后检查制动器间隙，必要时进行制动器解体修理。
3)踩下制动踏板时，不软弱不沉，但就是制动效果不良，这一现象为车轮制动器故障，如制动蹄片有油或接触不良、摩擦片老化、磨损、制动鼓磨损不均。应对制动技术状况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调整和修复。
如遇起火、碰撞等突况，应先确保人员安全，尽快撤离事故现场。灭火不就跑，不要等烧到油箱爆炸了，灭火不得还不跑，到时爆炸了不是跑了，是炸飞天了。
转向失灵应急处置：转向突然失去控制时，不可惊慌失措，要沉着冷静判明险情程度，采取应急措施，避免险情加剧。若车辆和前方道路情况允许保持直线行驶时，不可使用紧急制动，应立即松抬加速踏板，抢档减速，均匀而用力拉紧驻车制动器进行辅助;当车速明显减弱时，轻踏制动踏板，缓慢平稳地停车。当车辆已偏离直线行驶方向，事故已经不可避免时，应果断地连续踏制动踏板，使车辆尽快减速停车，尽量缩短停车距离，减轻撞击力度。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可对道路上其他通行的车辆及行人发出示警信号，如打开危险报警灯、开大灯、鸣喇叭或打手势等。
山区道路安全行车要点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弯道和下陡坡路段应减速行驶，充分使用发动机的制动作用控制车速，严禁空档滑行和紧急制动。下坡途中随时注意制动器的工作效能，气压制动的车辆要经常观察气压表读数，液压制动的车辆要防止“气阻”;感到踏板“软弱”或异常时，应及时停车检查。载货车辆在较长的下坡路段行驶时，应在行驶一段路程后，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降低轮毂温度。
八、做好雨暑季行车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