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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望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金陵园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
君看六幅面朝事，老木寒云满古城。
注：《金陵晚望》作者为高蟾、《金陵园》作者为韦庄，均为晚唐诗人。
回答以下问题：（1）这两首诗都写到了“伤心”，诗人为什么伤心？（2）两位诗人一位说“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位说“谁谓伤心画不成”，请结合诗歌对此作简要分析。
一 回答第一小题的问题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赏析诗歌只是停留在诗歌表面意象上的理解诗意，缺乏深入思考。有的学生回答，高蟾是因为金陵城的景色凄凉，韦庄是因为古城的景色衰败；有的说高蟾是因为金陵城的衰落所以伤心，而韦庄是因为南朝的衰败与灭亡而伤心。却没能更深入地思考，诗人是借金陵的晚景，借六幅六朝的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对唐朝日益衰亡的伤心。表面上是金陵晚景，实则是唐朝晚景；表面是六幅南朝衰败图，实则是唐朝衰败，即将走向灭亡之图。
第二，脱离原诗，凭读者自己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强加狭隘的个人情感。有的学生一见“伤心”二字，就联想到“与情人分手”、“与朋友分别”、“老年丧妻”、“远离家乡”、“怀才不遇”、“被贬谪流放”、“家破人亡”等原因。这种完全脱离诗歌背景、不看注解、不看两首诗的联系、不关注暗示性语言的启示、不联系已有文史知识、凭空想象，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第三，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识，胡乱嫁接，历史人物与年代不明白，横跨了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如有的同学说，诗人想起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叹不如所以伤心。也有的说，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而伤心。有的说为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伤心。总之，各种解答不一而足。却不能结合注释中，均为晚唐诗人的提示，联系晚唐的历史现状，结合诗歌中惯用的触景生情，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加以概括。
二 回答第二小题的问题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背离题目的要求，答非所问。众多学生，盯住为什么伤心的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诗人说伤心画不成”和“为什么又说伤心画得成”。缺乏对题目的整体解读，不能认真审题。其实本题的重点是“画不成”和“画得成”的原因，并非伤心的原因。除了又走进第一题的圈套外，也有对诗歌语言把握不透而曲解其意的。如有的说是因为诗人极度的伤心，而不忍图画；有的说是因为伤心是抽象的、无色彩的、难以画出来的；也有的说，没有好的画家；还有的说天色已晚，诗人看不见所以画不成。其实很简单，只要解读“画不成”三个字本身的含义就可以了。就是无法用画来表达自己的伤心。而对伤心画得成的回答，由于原诗中有暗示性明显的诗句“君看六幅南朝事”的提示，还能略知一二。虽然不能明白六朝均建都金陵的史实，以及由盛而衰的经历，但老木寒去的景象足以表达作者的伤心情怀，所以伤心可以画得出。
第二，不注意整体把握诗意，不注意将两首诗歌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细心比较。这是一首比较阅读的赏析题。两首诗歌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解读出很多疑问。如只读第一首诗歌，对于诗人为什么而伤心也许存在很多疑惑，但读了第二首诗歌后，借助于“君看六幅南朝事”一联，就明白两位作者的伤心是一样的，都是为国事而伤心。并且明白，韦庄的诗应是高蟾诗歌的应和之作。
很多学生错误地认为“画人心逐世人情”就是高蟾诗歌中“伤心画不成”的原因。牵强附会地将两句诗硬拉在一起。其实，韦诗的首联是紧承高诗，以反问开篇，颔联并没有正面回答原因，而是宕开一笔，勾勒了那些只知道迎合世人、粉饰太平、不愿意反映社会真实面貌的画人。既讽刺了世俗，又为引出颈联、尾联的六幅南朝画而过渡。因此，应在六幅南朝画，以及画面上老木寒云这一意象中寻找答案，这一意象正是六朝衰亡的写照、是唐朝衰败的象征、是作者的伤心所在。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32－05
程林(1963－)，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求学生涯，又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终其一生，人生哲学始终是他思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终极关怀，他的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深刻的部分就是人生哲学。建立一套完整严密并给予人生以指导的人生哲学，是他一生学术努力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及后来出版的《人生哲学》即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最初发轫；而40年代出版的《新原人》则是他人生哲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到了晚年，他的人生哲学的最终归宿是“仁”的境界。这期间，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他对人生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而他的人生哲学的精髓即是“人生境界说”。
一、哲学与人生
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独创性和魅力的学说。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他在《人生哲学》中提出，人生理想即是哲学，此哲学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说：“理想人生是最好至善的人生，故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因此，哲学的功用及目的“既在于确定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作甚深的研究”。他在《新知言》中说：“假如我们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中亦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从冯友兰多次为哲学所作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是把哲学当着研究人生问题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本学问。
一般认为，哲学包括三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三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以人生论为其重点。冯友兰认为：“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科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灵魂。”冯友兰把人生哲学比喻为“树木之果实”、“人生之灵魂”，这正说明了人生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之地位。
对于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冯友兰在前期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可以改良人生，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在《一种人生观》中说：“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以为批评实际人生，及吾人行为之标准。哲学即所谓人生理想(life ideal)。”他认为哲学的功用及目的即在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并且作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因此，人生理想即是哲学，这种理想人生是至善的人生，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这样，冯友兰就说明了哲学的主要对象是人生，人生可以通过哲学的指导加以改善。
后来，冯友兰又提出了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他说：“人能依知识而知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依道德而人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使人认识共相世界，而道德则可以使人进入共相世界，这就是为学与为道的区别。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这样，他对人生哲学的看法又与前期有了很大的区别。
总之，冯友兰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人生与文化之根本问题。人生问题乃个人“安身立命”之究竟，文化问题乃国家民族前途之如何。前者就个人言，后者就群体言，实则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按照儒家的说法即“内圣外王”。因此，冯友兰的哲学就是要为此两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这也就是他常常把哲学称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因，也是他一生致力于人生哲学研究的动力。
二、觉解与境界
关键词：叔本华 意志 悲观主义 人生哲学
Key word: Schopenhauer Arther will Pessimism philosophy of life
作者简介：邱君国 (1975.10-) 男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讲师 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政治学、党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开辟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河。由于当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占据哲学界的主导地位，使他很不得志。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在沉默了二十几年之后才开始被人注意，继而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遗憾的是这种时光对他来说已经不多。1860年他彻底地离开了他认定只能是永远痛苦的人世。他的人生哲学有着浓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时至今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还可以听到其人生哲学回声。
一、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根基
1、 叔本华用主体取代“自在之物”。
康德的“自在之物”指本身是不依赖于我于我们，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事物。[1]这样“自在之物”的非对象性使我们既不能对其有所断言，也不能对其有所怀疑，这就使“自在之物”本身对于我们成为一种多余之物。叔本华看到了“自在之物”的这种缺陷，对其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因此，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客体一贯的，经常作为前提的条件，原来凡是存在着，就是对主体的存在。”[2]28这样叔本华用主体取代“自在之物”，为意志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2、 叔本华的意志是在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的基础上确立。
叔本华要确立他的真理――意志，不得不借助予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是独立于具体事物和人的意识之外的实体”；“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是塑造个别事物的‘原型’，个别事物都是‘分有’理念而成的”；“客观事物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1]。从中可以看出，理念既非理性的产物，也非常感觉的产物，而是我们从特殊事物中看出的普遍性。叔本华正是借助于理念在抛除“自在之物”的同时，继承了“自在之物”，建立起他自己的意志真理观。因为意志的确立，也不是靠理性和感觉，而是靠直观。在叔本华看来“真理是自身确立”。理念这种“自身确立的真理”使叔本华的意志得以确立。
3、 叔本华的意志从佛教思想中吸收了 “欲望”概念。
叔本华认为认识的主体和欲求的主体是合一的。他用主体的欲求代替主体的认识，用欲求的主体代替了认识的主体。这样康德那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被叔本华归结为主体后，又被归结为欲求的主体，进一步确定其意志真理观。
叔本华正式在吸收和改造了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意志哲学。康德的“自在之物”使意志成为可能，理念使意志得以确立，欲望则构成了意志的核心。这样叔本华经过精心勾勒的作为世界的本质的意志就展现于我们的眼前：它是一种无时间性、无空间性、无固而成的活动，是一种“不能遏制的盲目的冲动”，是一种无目的，无止境的永不满足的欲求。基本特点是求生存，求生命。
二、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
1、 人是痛苦的人。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和欲求，它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生存意志”；二是繁殖后代的“生殖意志”。生殖意志是把生存意志保存的生命在时间上加以延续，两者都为了求得生命的存在。
人是意志发展的最高产物，是意志客体化最高等级，到了这个阶段，意志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就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理智。由于理智的产生，人认识到作为表象的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为了使自己活得好，生存得舒适，分化出并紧紧依靠理智，而人的本质就是生命意志，本身具有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性和欲求，就不可避免地使意志和理智处于一种矛盾之中。
人的意志是求生存，而作为表象的人最终结局却是死亡。尽管人们的每一次的呼吸，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为生存而斗争，但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一死。叔本华认为，人生真正的痛苦在于认识到这一点。“生物愈高等，意志现象愈完全，智力愈发达，烦恼痛苦也就愈显著”。[3]99这样也就不难印证叔本华认为的知识越多的人越痛苦，天才是人世上最痛苦的人，而痛苦正是天才灵感的源泉。
2、人生是痛苦、无聊的人生。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活动本身以意志的欲求为根本的动力，欲求总是产生于不足与匮乏，具有非满足性的特点，因而欲求的本质就是痛苦，给人生道路笼罩上了阴影。由于人具有欲海难填的本性，欲求是针对于自己的缺陷和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而产生的。欲求追逐着满足，而其满足就质量而说都具有相对性，绝对的特征在于非满足性，这就导致人生的痛苦。欲望一天得不到满足，人就要痛苦一天，并且满足又不是持久的，当自己的一个欲求得到满足之后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欲求出现，这样人就无止境地陷于欲求――满足――新的欲求，这种恶性循环所带来的挣扎和痛苦中。
假若一个人易于满足并且没有什么欲求，那么随之袭来的便是空虚和无聊，这比痛苦还要难以煎熬。正如叔本华所认为的：“……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份。”[2]427
3、人生是彻头彻尾悲观绝望的。
“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死亡不过是在吞噬自己的捕获品之前，[如猫戏鼠]逗着它玩耍一会儿罢了”。[2]426在叔本华眼前，人生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悲剧，只有某些细节部分才具有喜剧的性质。幸福和快乐仅作为整场悲剧中的一个环节，它不是与悲剧相对立的，而是包含于悲剧之中。幸福与快乐只是人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以欲求为前提的，因而愿望实质上是痛苦的变形物，追求快乐的目的在于消除痛苦，这种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不会得到什么。
人生的痛苦，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人们在心眼里不愿过这种痛苦和不幸的生活，却又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断地制造痛苦和不幸。通过种族的延续，意志就这样一代代被肯定下来，痛苦和不幸同时也被肯定下来，并代代相传。
4、痛苦人生的两种解脱途径。
一是生命意志的暂时否定。通过哲学的沉思，艺术的审美活动和道德的途径可以使人暂时忘记欲求，摆脱意志，从苦难的人生中得到暂时的解脱。比如在艺术审美中，我们对某一艺术品进行观审，我们就会摆脱了意志，然后也就不再感觉到它那不断的欲求的痛苦。“也就是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忘记作为个体人的自我和意识也上升为纯粹的，不带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之主体。”[2]278这些方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痛苦，求得暂时的精神解脱，它们是不彻底的、消极的方法。
二是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定。叔本华力主达到佛教中的“涅”境界，也就是使一切意欲彻底泯灭，身外之物无所求，无所求即无所缺乏，也就无所痛苦了。“无欲是[人生的]最后目的，是的，是一切美德和神圣性的最内在本质，也是从尘世中得到解脱。”[2]220
叔本华认为通过禁欲，彻底的否定意志，是摆脱痛苦的根本途径。“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2]562这样意志“寂灭”之后，一切因意志的冲动而产生的痛苦，恐惧和令人激动的永不死心的希望也同归寂灭了。取而代之的将是那高于一切理性的心境和平，那古井无波的情绪，那深深的宁静和不可动摇的自得和怡悦，使得个人意志复归于宇宙的绝对意志，以实现人生最高理想，从而实现永久的的解脱，最终达到他人生哲学最终归宿点“无欲”的境界。
叔本华正这样从他自所构建的意志到欲求，由欲求到痛苦，来定格了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他又从悲观主义走向虚无主义，虚无是他人生哲学最终归宿点。
三、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是反对当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而产生的。它对整个西方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唯意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的直观认识论，为尼采的“超人学说”，弗洛伊德的“泛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尔库塞的“过剩压抑”等提供了理论准备。不仅如此，它对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和现代美学文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把人上升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改变了柏拉图以来都以抽象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的局面，使之开始注意到人。叔本华把人的生存作为哲学问题的第一要义来加以确证和研究。使哲学从纯粹的理性思辩转向了感性的个体生存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有助于我们对人的研究不断地朝人的内心要求变化。不断地揭示人的本性中深藏着普遍的永恒的东西。把人的生存问题上升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合理性和永久的意义。因为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为摆脱作为人的第一要义的生存问题困扰。
理性哲学家们只对抽象的概念出发进行着研究，对人的生活这类问题不屑一顾或舍弃时叔本华却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对人的生活这类问题加以研究，并以满腔热情加以肯定。这种倡导贴近生活、贴近自然的哲学研究，给当时凝重沉闷的哲学办带来一股徐徐的清风，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开启了后来哲学家的思路，掀起了现代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弗洛伊德就曾直言宣告：“我们公开地沿着叔本华哲学足迹走自己的路。”[4]370
不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把人看成了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其他一切哲学问题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把意志看作是人的活动基础，抹杀了人的社会性特征，否认人是社会性的产物。把科学和理性看作是人的意识的工具，只有直觉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他这种贬低科学和理性，抬高直觉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2、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以悲观见长、失之消极。
叔本华宣扬的悲观主义尽管以坦诚见长，较之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得多，但它毕竟失之消极。他过分的渲染人生受波折的痛苦，否定挫折和失败的认识论意义，从而也否定了人生奋斗的意义。如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悲观主义与现实中有些青年颓唐失望的心态也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哲学家罗素称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倦怠病弱的看法”。尼采作为他的哲学衣钵继承者亦称这种哲学是“死的说教”并对他的理论归宿――基督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这种哲学说教是不可取的，针对这些消极部分我们应剔除和批判。
我们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解释，应使得有益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着某种危机感。从另一个方面给自己启迪，其实痛苦和无聊的产生，关键是在于人们认识之后是否计较它。我们应建立良好的社会的心理氛围，使自己在挫折和失利之后不至于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痛苦或无聊”的深渊，而又重新崛起，正面人生。
参考文献：
[1] 《哲学辞典》刘延勃 张弓长 马乾乐 张念丰 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02
梁漱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注定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梁漱溟”，但他自己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我的人生哲学》一书，选入的是梁漱溟谈人生感悟的小文章，很好读，主要包含对人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对人生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人生角色和时段的看法四个方面的内容。读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对我们今天寻找解决人的存在与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依然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在开篇“人生的意义”一文中，梁漱溟直言“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但他词恳意切地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是因为“人类会用心思，而其它的生物大都不会用心思”。人生的创造，在梁漱溟眼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很显著的创造，别人都看得见，叫“成物”；另一种是生命上的创造，如何丰富和还原自己的人生，叫“成己”。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不平衡心理、浮躁心理、焦虑心理、社会冷漠情绪等四处弥漫的时代，很多人动不动就张口大骂，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比比皆是。我还是我自己吗？我如何才能成为我自己？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读读《我的人生哲学》，看看梁漱溟如何“成己”，对我们的心灵是一个触动，对构建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瓢春雨。
“生命的本性在于奋进向上”。梁漱溟将奋进向上的生命本性，归为三个方面，一是主动性，“自觉是人心的特点。通过自觉的主动性不是别的，就是人们意志清明中的刚强志气。”二是灵活性，“不灵活不足以为人心”，“灵活性就是生命不受制物而恒制胜乎物的表现”。三是计划性，“心对物的宰制能力，源于其计划性来”。
“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以心主宰身，寻求精神的富足，是梁漱溟人生哲学的另一重要思想。“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隔，从乎心则虽分而不隔”，以心主宰身，人们才能相互理解，心灵相通。“心若必主乎身，身从心而活动，乃见其为向上前进；反之，心不自主而役于此身，那便是退堕了”，以心主宰身，人生才能积极进取。“身从心以活动者，有自觉乃有自主之可言也”，以心主宰身，才能争取主动的人生。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76-05
《悟净出世》是中岛敦生命最后阶段的创作，也是其一生哲学思索的结晶。从个体生命价值来看，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作者对自我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表现了相当的“深度”。从哲学史层面看，这部小说是对中西方几千年各种人生哲学的归纳与批判，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光芒。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作品在中国并不受人关注，关于它的研究并不多见，即使个别研究者在论著有所涉及，也仅仅是将它视为中岛敦“怀疑主义”精神的体现，既没透过作品关注作者深层的生存焦虑，也没有关注作者对中西方各派人生哲学的理解与批判，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小说的内蕴与价值，这对于深入认识中岛敦的思想与文学成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荒诞”―自我的觉醒
荒诞既是一个心灵感受，也是一种生存处境，它是人类特有的，确切的说，他是一部分人特有的。自我意识是产生荒诞的前提，一只鸡作为人类的食物而活着，然而它并不觉得荒诞，因为鸡缺乏的是它自己明白它只是一只鸡的“自我意识”和超越能力。一只鸡拥有了自我意识和超越能力，鸡就会明白它只是一只鸡，作为人类食物而活着，不可能超越“鸡”的存在。“荒诞”于是便产生了。
《悟净出世》中悟净的荒诞感的产生也开始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到底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不断困恼着悟净，这些问题之所以困扰着悟净而非其他妖怪，首先是由于悟净对于自身独特性的深刻体认，他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只有我和大家不一样呢？”。对自我特性的认识让他从他者中超越了出来，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条件。自我意识一旦觉醒，“意义”的需要便开始呈现，于是“为什么”的问题便出现了。接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又让悟净拒绝接受那种未经审视的“约定俗成”的答案。比如大家都想相信“悟净曾经是凌霄殿的卷帘大将这个事实”，然而悟净自己“偷偷地对这种转世说抱有怀疑”。在其他妖怪那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都有约定俗成的答案，他们将这些答案视为最终的答案因而他们不会感到荒诞。悟净偏偏对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发起穷根究底的追问――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可疑而且不可理解。由于悟净所追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无法解答的悖论，因而陷入意义的虚妄当中。正如老鱼怪对沙悟净所说的那样：
一旦得上了这种病，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人将会度过悲惨的一生。……得上了这种病的人啊，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能够真诚地接受。不管看见什么，便马上会想到“为什么？”，一心想要思考这个只有真正的神灵才能明白的“为什么”。要是整天思考这些问题，有生命的东西将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最难办的事，得上这种病的人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为什么我要认为我是我呢？[1]116
“荒诞”从一定程度上说源自于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深刻怀疑和追问――对世界（以及观念世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疑问。故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认为，“荒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未能满足我们对于意义的要求”[2]19。然而意义的丧失或者不确定，并非是世界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而是自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冲突。人类有一种特殊的超越能力，这种能力让人们从日常的琐碎中超越出来，“一旦如此，他们发现，支配他们行动与信念的整个辩护与批评系统所依赖的是我们从未置疑的反应与习惯。对于这些反应和习惯，除了循环论证以外，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为它们辩护”[2]20。自我意识和超越意识的觉醒后，人们开始追问生命与世界的意义。而一旦去寻求意义，人们发现，以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东西现在都变得不可信。于是生命便陷入了一种处境――一方面试图寻找确定的价值体系以及确定自我与世界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发现那些价值体系都不可信。荒诞就是明知意义的虚妄，却要继续坚持。由于任何一个观念体系都可能产生这种无法解决的疑问，因此荒诞的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心深处的矛盾。
荒诞意识一旦产生，便难以长久的生存在其中，悟净认为自己的周围“已经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讨厌的空气” [1]117不管碰到什么事，他都会觉得自己很讨厌。走出这种“荒诞”的生存境遇是悟净的必选之途，于是他便开启了漫长的求救之旅。
二、寻问――中西人生哲学的批判
主体一旦意识到荒诞就会陷入焦虑之中，因此没有人愿意长久的处于荒诞之中，他们总得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悟净就是在这种焦虑之中踏上了生命的精神苦旅，试图在流沙河底的各派妖怪的生命哲学中寻找那个安身立命的基石。
沙悟净最先拜访的老师是黑卵道人。这人是实利主义者的典型。在他眼中，生命的目的就是占据更多的财富，他们不会去思考悟净那种虚无缥缈的精神问题。因而悟净最终被这些妖怪当成“笑柄”赶出了“三星洞”。黑卵道人代表了一种世俗的存在哲学，本着这类哲学的人将人生归结为一系列主体的行动与选择，并将这些行动与选择的结果视为生命的结果。这种人的精神生命是混沌，自然理解不了悟净的内心困惑。
悟净拜访的第二个老师是沙虹隐士，沙虹隐士是一个经年的蛇精，它是虚无主义者，它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空的。”“我们只是在现在这个瞬间生存”“因此没有必要去思考那些复杂的理由”[1]122。这种人生观确实能缓解内心的荒诞感。因为“荒诞”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二是对确定意义的执着。两个条件缺一便不可能有“荒诞”。沙虹隐士正是通过对永恒（确定）意义的彻底放弃来将自己从荒诞的焦感中解脱出来――对一切永恒都不抱希望时，主体才不会为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忧虑[3]177。然而沙悟净不甘心彻底放弃自我与意义，相反，他试图重建起坚定不移的价值体系，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精神之旅。
接着，悟净来到了“坐忘先生”那里求道。坐忘先生常常在禅时睡去，一睡就五十天，醒来不久又会睡去。在坐忘先生看来，现实的世界是虚幻的，忘我的无意识世界才是真实的。在坐忘先生的世界里是不存在荒诞的，因为“自我意识”是产生“荒诞”的先决条件，如果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了，何来荒诞。因此消除“自我意识”是缓解荒诞感的重要方法，“要么从来没有它（自我意识），要么遗忘它”。坐忘先生代表东方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即“放弃人们尘世的，个体的，人类的生活。以便尽可能完全的认同那种使人类生活显得随心所欲，无足轻重的宗教观点。如果人们做到了，他们就不必拖着那种高傲的意识，过着一种紧张而庸俗的生活，而荒诞就将会消失”[2]24。为了阐明这个观念，中岛敦还仿照《庄子》塑造了一个丑陋的乞丐形象。这个乞丐“以无为胸，以生为背，以死为臀”，超脱了普通的形体进入了不生不死之境。相较于前面的各派哲学而言，悟净对这种人生哲学报以了极大的赞赏，认为这个乞丐或许才是真人，然而悟净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步，因为“坐忘”与“逍遥”并不是由我们意志能控制的。
除了上述人生哲学外，《悟净出世》还描述了一种“愤青”式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渺小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人都是被戴上了枷锁的死囚，在每一个瞬间，我们当中便会有几个在我们的面前被杀死，我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认为只有将自己投向某个比他们自身更大的事业或价值体系中，才能获得安全与永恒。当人们以自己在这个伟大事业中的作用与职责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就会以为从那里就不能后退了――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石。古往今来，这派哲学常常鼓励人们投入为国家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历史进步服务以及为上帝服务的事业来实现人生的意义。人们常常以为“当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存在的一部分时，他们最终会感到它也是他们的一部分。他们不太为自身的特有的东西操心，而是把自己认同于那个更大的事业，在它的实现中发现自己的作用”[2]18。于是人们便停止刨根究底的怀疑，心安理得的将自己交付于这个更大的事业。然而这对于悟净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他缺乏的正是那种能够让他安身立命的更大的事业。他对身边一切“伟大”事业的伟大之处都持怀疑态度，“对每一件事进行概念性的解释”[1]117，这种怀疑态度一旦产生便永远无法消除。
时代并不缺各种理论与人生观，而是缺少那种真正能够经受得住怀疑论的挑战，让悟净真正信服的观念。正如他所说，“哲言就如同治病的药一样，患了疟疾的人即便服下了治疗肿痛的药，也是没有用的”[1]126。当任何一派哲学都没有最终解决沙悟净的疑问时，这场寻求终极意义的精神之旅的实质就演化为作者对世界各种人生哲学的总结与批判。
三、行动――存在先于意义
流沙河底下的妖怪们要么将生命价值定义为物质财富的占有或生理欲望的享受，以此来抗拒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要么汲汲于“忘我”或者沉迷于自然，通过自我意识的消退来缓解生存的荒诞感。然而这些做法都不是悟净想要的。故《悟净出世》中写道：
就这样，接近五年，在反复愚蠢的徘徊在对于同一个人，开了不同处方的很多医生之间之后，悟净发现自己一点也没有变聪明。根本谈不上聪明，反而觉得自己连是不是自己都不知道了。以前，虽然自己很愚蠢，但是，比起现在，至少能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至少觉得自己是有重量的。但是现在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重量，被风一吹就能飘起来的感觉。从外表看有模有样，但是内部却是空的。悟净想这样下去，绝对不行。除了依据思索去探索意义之外，难道就没有直接的解答吗，悟净这样预感到[1]136。五年来的追问和求教，丝毫没有减轻悟净心中的荒诞感，反而加重了他对自我的怀疑。然而，五年来的徒劳让悟净意识到“依据思索去探索意义”是绝对不行的。这种认识让他踏上新的建构生命意义的途径，于是他来到了女氏家里。女氏将人分为聪明和愚蠢的两类，聪明的人“通过他人获取知识”，“愚蠢的人是通过自己获得知识”[1]137。不过女氏并不褒扬聪明的人，反而认为“自己的病必须自己治”。她认为悟净最大的弱点就是耽于思辨，而怯于直面问题，采取行动，总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在思索一个完全凭思索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陷入了思索的泥沼”无法自拔。这个观点引起了悟净的极大共鸣，五年来悟净所求教的老师“无论是谁，看上去都很傲慢，其实什么都不懂”。只有女氏给悟净指出了一条突围之途，于是悟净放弃了四处求教，折向了自己。
这时候悟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种直面荒诞的勇气油然而生。荒诞是一个意义“不确定”的泥沼，安于这种境遇，生命的价值将永远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如果拒斥这种模棱两可的境遇，直面虚无或实有，尽管有可能得到彻底的“无”从而陷入绝望的境遇，但是也可能获得终极的“有”而可能被救。以前悟净总是被“无”威胁，畏惧直面现实，徘徊在有无之间，现在悟净获得了一种“赌” 的勇气――“在犹豫痛苦之前先尝试。不管结果如何，为了尝试而全力以赴，即使注定失败也没关系” [1]140。终于，悟净实现了“转世新生”，过去因为害怕失败而犹豫的他终于上升到“不再讨厌受苦的损失的境界”。
这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哲学，尽管带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然而中岛敦并没有将它演绎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而是借助观音菩萨的点化，将这种人生哲学融合到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以及传统中国佛教哲思当中。观音菩萨认为，悟净犯的错误是“增上慢”，即“非要去求证不可求之事”[1]144。这是让悟净遭遇三途无量苦恼的真正根源。要摆脱这种困境，悟净应该向悟空学习，在观音看来悟空虽然“无知无识”，却“对任何事情都是深信不疑的”，因此悟空是不会遭遇“荒诞”感的。悟净因“心相羸劣，陷入邪观”，“已经不能通过观念来获救的了，所以不如抛弃一切观念，只是要通过身体的行动来实现自我救赎了” [1]144。接着，她阐释了之中的理由：首先，在她看来，时间是人的作用，然而“只有当直接作用于世界细部的时间开始后才具有了无限的意义”，以行动作用于世界的细部才是意义的启端。其次，要作用于世界，应找一个适合的栖身场所，“用切合自身的行动把自己融入进去”[1]144-145。存在先于意义，如果只是纠结于“为什么”的问题将永远陷入泥沼。对于悟净来说，适合他的栖身场所正是唐僧取经队伍，只有在那个取经的事业中，他才能将自己融入有意义的时间当中去。
“出家”本来是一种“出世、循世”的行为，在这里却是开启自我与世界意义的积极的因素。悟净通过“取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并以之为契机将自己与世界联系了起来，以自己的行动融入到无限的意义当中，因而出世的佛教哲学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哲理。中岛敦以其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点化了中国古典小说题材，并以存在主义思想重新阐释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使得古典故事获得了现代主义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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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马斯・内格尔. 人的问题[M]. 万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 朱良志. 真水无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Life Philosophy in The Rise of Wujing： Living Anxiety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
BAI Yu-lan
他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学院中专门研究一个学科的学者，而是一个穿行于政商两界，深入到华人社会多方面的重要角色，也是媒体和公众所需要的焦点人物。他的学问其实是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是切近于他所处的历史情势和生活状态的。他其实是一个人生哲学的传播者，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华人社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南怀瑾传奇的一生其实是自有其神秘性和复杂性的。他始终活跃在全球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人脉关系遍及两岸的政商诸界。
早年在台湾，南怀瑾就有许多政商界的崇拜者，也在台湾当时的生活中扮演过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角色。而到了1980年代之后，又在两岸的关系之中多所着力，并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晚年在苏州的太湖学堂，也有许多各地的崇拜者以和南怀瑾先生见面晤谈为很高的荣誉，这些崇拜者当中不乏众多的高层人士。其实南先生的名声很大程度是由这些政商界的高层人士的崇敬带来的。
他在金温铁路的建设中的贡献，既是回馈他的乡邦故里，也是具有高度远见的行为。我父亲的故乡是温州，那里的许多人对于南先生有一种真切的情感，其原因就在于其对金温铁路的贡献。在今天高铁改变中国的空间感觉的时代，那铁路似乎已经不足道，但曾经的贡献却是异常巨大的。
他的卓识在于他对于世界大势有自己的独特的了悟，其实他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融入世界，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快速崛起的进程，是敏锐地看到了，并有深切的感悟的，因此他1980年代之后始终在内地发展，也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和崇拜。这既有他的生活哲学的传播，也有他的现世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由收集整理
打通儒释道的意义
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始终以儒释道三家的阐释者的形象，赋予中国传统的价值一种现世生活的意义。
他的用力之处，其实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不在于哲学研究的突破，南先生从来都不是学院中的学者，也没有在某个专门的学科中独树一帜，他不是一个以现代的学术训练进行专业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正统派学者，所以他和学术界一直疏而不亲，几乎没有什么专家学者会探讨他的学说，也受到过学界的一些人的抨击，他的传统文化的阐释也被许多学界中人批评为硬伤多多、学识不够。
他并不在正统的学界圈子之内，似乎也并未试图和正统的学界一争短长，而在于纵横整个传统文化领域，对佛学、儒学、道家等均有自己的体会，且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阐述。同时他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在社会中拥有许多信仰者，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对于佛儒道学说的整合，使得这些学说能够通过他的串讲和传播而让许多人豁然开朗，获得关于人生的感悟。
他的讲学活动或著作都是对于传统的经典的发挥，这些发挥的着眼点不在于经典本身的考证或研究，而是从自己的心得出发，对于传统当下意义的发挥。南怀瑾先生的认识不在经典的学术化，而在于它的现世化，也就是着眼于经典在华人社会转型中的意义。
他点明：“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同时他生动地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这些说法的基本含义，在于他的工作其实是试图用传统的中国价值，为华人社会的剧烈变化寻求一种精神的皈依。
儒释道的“打通”是他的事业的核心，这种打
转贴于
通的意义在于为今天的华人社会提供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既出世又入世，既超越又世俗的价值观。
对传统独特的诠释
如果说星云大师等人促进了佛教的“人间化”，可以说，南怀瑾则试图将整个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核心都“人间化”。用儒学解决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用佛家解决我们的精神超越的问题，用道家解决我们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问题。这些构想其实是南先生最为生动和吸引人的地方。他的讲学和著作的现实性也正在于此。他的传统的诠释其实是为了当下的人生问题的解释。这些解释又和其他类似的诠释者有所不同，因为南先生所影响的往往都是社会的高层的政商人士，所以他的支持者固然有普通人，但最重要的还是政商界的人士。
他的形象仙风道骨，气质不凡，让人一见而产生崇敬，因此政商界饱受现实压力的人，都从他那里寻找精神的慰藉。普通人也由于这种神秘性而对他产生敬仰。他的书并不像许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么生动，其实还是显得文字稍有艰深之处，思路也并不非常浅显，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反而让许多不在学界内的人感到高妙。而他在太湖学堂的教育的实践，也是试图传播传统的精神的一种努力。
其实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华人社会来说，先是台湾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进入西方的生产和消费的系统的。其中的生活变化巨大，对于华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非常深入，在台湾如何借助传统完成转型，寻求传统中国价值和现代生活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台湾社会需要转化传统来解决现代化所遇到的精神困扰和问题。南怀瑾先生在台湾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生活美学”主张美善兼顾,最接近于现实审美实践的要求与形态,故可大有得于审美实践。一方面,审美只是人的一种心理要求,这种要求之满足既可施之于某种专门对象,如艺术,亦可不拘于任何特殊的对象,而渗透于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环节,形成时时、处处可审美的局面,其实这正是李渔在其《闲情偶记》中的审美主张,也是社会大众审美之实情。如果立足于社会大众的实际审美、生活经验,严格区别审美与生活是不必要的,不是审美与生活的区别,而是审美与生活的融合,才是社会大众获得人生幸福感的理想状态。审美乃是社会大众现实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就属于现实生活经验。审美就在生活世界之内,不在生活世界范围之外,一种并不属于生活世界的审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生活美学”美善兼顾的立场坚持得越彻底,便越接近社会大众审美经验的原生态。
但是,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之一,不能始终停留于原则正确的状态,它应当为人们提供关于人类审美经验和活动明晰、确当、系统的知识,应当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审美活动超越常识的更具体细节。它要对人的现实审美活动做出描述、界定与阐释。如果我们只是仅仅抓住“生活”(以及“生活世界”、“现实生活”、“生命”、“实践”、“存在”、“此生”等)这一概念不放,虽然不会犯原则性错误,但对深化人类审美活动的认识则了无贡献。科学之区别于哲学者,正在其以分析型思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它不得不从某一比哲学更具体的立足点出发,当然它所获得的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是“生活美学”也不能停留于“生活”原形态――浑沌混一状态,而不得不对“生活”有所切分,对“审美”有所限定,对“生活”与“审美”的差异性关系做一定的说明,如果始终停留于生活与审美的同质性,“审美”概念便属多余,美学也不再可能。简言之,立足于审美实践,“生活美学”需要坚持美善的同一性;立足于美学的学科要求,“生活美学”如任何其它美学形态一样,对整体生活世界中之一部分之审美的精神个性做出深入、细致的说明。满足了美学学科的要求,不一定与社会大众的审美实际相一致;符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实际,接近了生活世界原形态,则不一定能满足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作为科学对于明确、限定性知识之要求。这也许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困难。但“生活美学”由于其将美善交融作为自己的第一性原则,因此它所面临的“学”与“术”之间的张力就尤为明显。
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着力发掘生活世界中的审美价值,提升现实生活经验的审美品格, “生活美学”之主旨当是以美促善,化美为善,以善为美,志在增进当代人的人生幸福。因此,我们又可将“生活美学”视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若此不谬,则“生活美学”的提倡者应当首先在人生哲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对“生活”,实即理想、完善人生的内涵,诸如何为人生之善、何为理想人生、何为人生幸福等,提出一套较为成熟、系统的看法,然后方可论及生活审美如何自觉地感知、理解和体验此善,进而丰富、升华此善,最终成就自己的人生幸福。如果在人生哲学、伦理学的层面上,未能解决人生之善、人生幸福、理想人生等根本问题,则我们对生活之美的议论很可能言不及义。在此意义上,正是人生哲学、伦理学的深度决定着“生活美学”的深度。未能于人生哲学、伦理学实现自觉,则“生活美学”之前景亦不容乐观。
但是,又不能将“生活美学”尽归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生活美学”并非对总体人生之善(good in general)的泛泛议论,而是对人生特殊之善(good in special)的专门研究。美的独立性是美学合法性的逻辑前提。于是,“生活美学”需从哲学立场上的原则正确――坚持美善同一的伦理学立场,转化为美的自觉――集中深入地讨论现实生活世界中审美价值、形态的独特个性。审美精神个性探讨始终是美学之本务,美学学科之自觉、成熟与发展实有赖于此。若无心在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做深入具体的分析工作,满足于发表一些人生哲学的宏论,则“生活美学”便有被伦理学侵凌、取代的危险。如何坚持美学之“自性”,自己的研究对于美学学科确有贡献,是“生活美学”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关系到学科意识、学科独立的基本问题。一旦美善全方位趋同,“生活美学”作为美学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既要以人生哲学、伦理学关于人的现实生活、人生之善的基本见解为基础,又要对社会大众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经验、审美活动之精神个性做出细致、精致的阐释,这是“生活美学”需要面对的特殊挑战。不能做到这一点,“生活美学”便未能实现真正自觉,尚在草创粗疏之境。
即使是一种生活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要取得实效,需要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现象、活动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化原则为领域,化主义为问题,乃是“生活美学”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
“生活”是一个太大的概念,它就是人生之全体。科学则是一种有限叙述。于是“生活美学”要有实效,务必对“生活”这一哲学总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性界说。也许,“生活美学”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对“生活”这一整体性存在进行领域性、功能性或层次性的切分,建立一套具体地言说生活、言说生活中审美现象、活动的分析性框架。不同的美学家可以提出不同的、自以为方便、合理的划分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方案,但是,对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作具体、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以深化我们对人生世界中审美现象的认识,为美学积累更多的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知识,这一点则当成为“生活美学”研究者们的共识。这种专题式研究可以落实到各民族、时代的美学史之中,化论为史,以史立论,使“生活美学”走上健康成熟的发展道路。
目前的“生活美学”研究尚处于外在、粗疏的阶段。一方面,研究者自身对于“生活美”的内涵尚未定见,对于到底怎样的生活方为美的、怎样的生活方为善的,以及生活之美与生活之善到底呈怎样的关系,如何使审美研究与对生活的其它研究视野区别开来,尚无定见,所以,就表现为只要是议论现实生活经验,便是在研究生活美学的局面。另一方面,美学家对于如何整理现实生活世界尚未形成自己的成熟看法,生活美学研究便处于自然主义状态,在这种研究中,生活并无较完整的图景,审美亦无较清晰图景。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生活美学研究确实既与生活相关,亦与审美相关,如此而已。
对于生活之善与生活之美的关系,我们大概可以表达如下意见。
人生之善、人生之意义、人生幸福的内涵要以一时代、一民族哲学家对人性的正确理解,及其人性理想为依据。因而,每一时代、民族的哲学家们,对于人生意义、价值与幸福,自有其不同的解说。
立足于当代文明,我们将人生之善理解为人类个体、群体与整体的顺利生存与发展,人性需求之合理满足,人生潜能之全面展开,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
生活美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性背景,以生活之善为基础。一种在此根本方面上违背生活之善的理念的生活之美是不可想象的。相反,生活之美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它以促进、升华生活之善为根本宗旨。此乃其联系也。生活乃人类的现实当下经验,即其现实生活的即时性展开过程,现实生活欲望的现实追求过程,生活之美则是对现实生活经验异时空之下的再经验――体验过程。此其区别也。
由于此异时空条件之设置,便过滤掉了最粗疏的原始性生活经验,于是,在大方向上,我们即可有这样的表达――几乎所有的现实生活经验,一旦进入再经验――体验过程中,均可以是美的,均可以给人以,至少在心理效果上均成为可接受的,在美善之哲学内涵同质――均是对现实生活需求的肯定的前提下。从心理层面描述则可以说:现实生活经验的根本是感知,而审美经验的本质是体验,它们是对现实生活直接感知内容的异时空再感知、再经验――体验。现实经验即是现实生命体的当下生活,或活着;而审美则是在活过之后,对于自己曾活过的内容进行自觉的自我观照式再体验。审美意识的自觉、审美趣味的自觉,便是这种对于自我人生经验再体验的自觉。大部分人都太执着于当下的感知境界,而忽视此事后(时间距离)事外(空间距离)的再经验――审美体验过程,于是就失去了这种自我感性观照的高境界的精神性生命乐趣。世人皆知此当下直接经验之乐――人生欲望追求与现实之乐与当下直接经验之苦――人生欲望遭受挫折之苦,而不知此人生经验之距离化再次自我感性观照、体验之乐,因凡进入此境者,无论其原生状态之苦乐如何,至此则皆成乐境,此人生现实经验向审美经验转化之核心秘密,现实之恶丑能尽转化为审美之善乐者,讲得即是此理。
只要解决了此现实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之异同问题――同质而异形,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上解决了生活审美的范围问题:只要实现了解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时空隔离,那么在内容、题材、领域上,生活审美的视野可尽同于现实生活经验。换言之,现实生活经验的领域在哪里,生活审美的领域就在哪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处处、时时尽可生活审美也,生活审美即是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异时空感性观照。之所以强调感性、体验一词,即是为了将审美与另一种理性形态的人类自我反思活动――科学认知与哲学概括相区别。
在生活与审美中,既然生活是主体,审美乃生活之一部分,它就是对生活的再体验,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于生活之外再立标准,提出美学自身对于生活的划分标准,而可即依现实生活经验的原形态去审美。据此,我们似可将生活美学研究的领域分为“自我之域”(个体美)、“对象之域”(工艺美)、“人际之域”(人情美)和“环境之域”(环境美)四个方面。这是对生活美学研究生活世界审美现象领域之横向划分。若纵向讨论人生之善、人生幸福,则可呈现为“自我生存”、“自我享受”、“自我现实”和“自我超越”四种境界。生活之美的体验亦缘此四境而展开。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可略有一议。我们已习惯了得之于近代西方的艺术与生活两分法。这是因为,近代美学持一种狭义的“生活”观,即将“生活”理解为近似于“物质生活”、“功利境界”之类的概念。当代美学家,显然更倾向于持一种广义的“生活”观,即将“生活”理解为用以描述人类整体性现实存在状态的概念,它既包括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面范围,也包括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各种要素,比如自然环境,比如物质生活之外的各类精神性活动,如与审美。依此理解,艺术或审美,当然在生活之内,而不是在生活之外。我们只要想一下:人类为什么欣赏艺术,如何创造艺术?艺术亦如宗教一样,虽在物质功利活动之外,但同样贡献于人类现实的生活幸福事业,服务于总体性的人生经验。在此意义上,艺术与生活两立,不存生活之内的艺术就不可理喻。
似乎需要对生活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观持必要的戒心。这种美学雄心万丈,欲以生活为整个美学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收编整个美学,将美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尽归于其囊中。若依上述广义“生活”观,则生活本体论美学的如此学术期望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我们不能想象一种“生活”之外的审美,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与生活无关的美学,可以想象一种不在此“生活美学”视野之内的美学吗?看来,美学真的无所逃于“生活美学”了,惟一的出路便是接受其改编。应当承认,依传统的哲学美学思路,做这样的理论建构工作,做到理论自洽,并非难事。哲学家言说这个世界,可以从任何一个自以为称心的理论原点开始,也可以用它为自己的理论模型收官,它们不过是哲学家用以自娱自乐的一种智慧游戏。因此,从“生活”开始言说并终结美学,其理论难度不会超过任何其它的,如以“非功利”、“理念”、“自由”、“生命”、“实践”等为理论原点的理论。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罗移山.《周易》的人生价值论与当代国民人格塑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林之满.周易全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反省与复兴。在上世纪初期中西文化论争如火如荼之际， 梁漱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个性鲜明、见解独到的分析比较， 旨在寻找中国文化及哲学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途径。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1]32，将文化的本质归结为生活，具体又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梁漱溟所提到的“生活”，即是人们现实的物质与精神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就是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本身是人活动的结果。梁漱溟的文化观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思考与探究。任何文化体系背后的核心基础就是对人及其价值的关心、体悟，基于此，各种不同的文明才具有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关于梁漱溟的文化解说和比较，历来引出诸多兴趣和讨论。笔者试图以其理论的逻辑脉络作出尝试性的解读。
一、生活与意欲
要理解梁漱溟的文化观，必然要关注并弄明白他关于生活和意欲的阐发。因为两者构成了其文化观的基本方法论。关于生活是什么，梁漱溟曾讲过，“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一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待的”。[1] 57“前此的我”就是物质，“现在的我”就是精神，人类的生活就是这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二者亦是一种文化的基本构成。但是，精神与物质并不是平等平行的关系，而是精神推动物质前进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便是生活本身。与传统的基本理论认为的物质决定意识相比，这里的精神不仅不是物质的附庸或产品，反而是驱动物质向前发展的动力，在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对于精神与物质二者而言，社会生活的本质不仅不是物质的，反而精神才更称得上是文化的根本。
然而，这“意欲”又是什么呢？梁漱溟所谓的“意欲”是一个与叔本华的“意志”略相近的概念。叔氏的学说被称为“唯意志主义”，其认为人的躯体、知识、理性乃至自然万物之一切均是意志的体现。意志是叔氏学说中本体性的概念，具有化生万物的功用。除了与叔本华的意志拿来做对比，在原文中梁漱溟还标出“意欲”的英文译词“Will”， Will在英语中常做情态动词，可以表示将来时（英语中有很多表示将来时的词，但是Will所表示的将来时往往多是即将要做、即将完成某一事情的情况）、意愿、经常性、习惯性、能力、功能，甚至义务。总的来说，这个单词的不同意义均带有用意志力去主观促成的特点，从中亦可看出梁漱溟对“意欲”的理解。结合Will的单词特点与叔本华的“意志”，足可证明梁漱溟此处所讲的“意欲”是具有主观努力促成事情的特点的概念。
可是，“意欲”的主观努力不是自己凭空产生的，而是依赖于人的：“现在所谓小范围的生活――表层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这六样工具（眼、耳、鼻、舌、身、意）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是也。”[1]57生活是由相续不断的“事”构成的，而“事”又是意欲努力的结果，意欲的努力是依靠什么展现的呢？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梁漱溟把六识作为意欲努力的工具，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六识都是人体的感官功能，人们的生活是不能脱离人的感官的，人不可感受的生活也绝不可谓之生活。因此意欲是离不开人的，人的生活自然也是人感受的结果。生活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人，而这其中人的精神又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体西用”
在梁漱溟的思想中，中西印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路向：西方代表着第一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将问题视作对象，力求向人以外的自然求得解决，满足需求。中国走的是第二路向，以意欲调和折中为其根本精神，不是去向外解决问题， 而是要求自己的满足。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则是根本取消问题，，印度为其代表。
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为精华的莫过于它的思想。梁漱溟又把思想（广义的哲学）分为狭义的哲学（分为形而上、知识、人生三部分）与宗教。他在这个框架之下，将中西印三方的思想情势做了一个比较。首先，西方哲学的情势是宗教与形而上学在初期很兴盛，但后来遭到批判而逐渐失势，人生思想却极为粗浅，只有知识这一部“当其盛时，掩盖一切，为哲学之中心问题”。其次，印度哲学是宗教“占思想之全部且势力始终不坠”，形而上学随宗教而盛，知识“研究颇细但不盛”，人生“归入宗教”，人生思想几乎为无。最后，当论及到中国哲学时，他认为中国哲学则是知识绝少提及，宗教“素淡于此”，形而上学“自成一种，与西洋印度者全非一物，势力甚普，且一成不变”。其中，人生之部“最盛且微妙，与其形而上学相连，占中国哲学之全部”。[1]76不难看出，中西印三种文化在哲学思想上的区别，与其文化的路向是相匹配的。印度的取消问题的态度，是与宗教的超越性相合的;西方的意欲向前的态度，是与其哲学的知识性传统相一致的;中国的调和折中，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这种哲学思想与文化路向的相合，亦可以佐证，精神因素对于生活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什么中西印会在哲学思想上有这样的区别？这一点，梁漱溟似乎没有论述太多，因为按照他的思路，他是由生活的现实表现逐渐抽象递进而推出精神主导生活的。他在判断中西印思想上的不同时，也是依据文化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而来的。可能某一民族的人是为何而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梁漱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生活中去比较文化与哲学是基于文化是以人为基础的。
也正是站在文化是以人为基础的立场上，梁漱溟对中西印三种文化做出了评判：“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204他又认为中国文化应有的路向，就是“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他说：“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辟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1]213-214梁漱溟对于印度文化，在此完全是拒斥的态度，他所认为的中国的新文化是由第一态度与第二态度，即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成的。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双方“各取所需”，中国要有“奋发往前”的动作，这显然是中国要借鉴西方向外奋发进取征服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去处理中国的发展问题，这即是梁先生所谓的“全盘承受”。但是，西方征服进取态度背后的功利算计之心，又带来新的问题，弊端已有显现。故而梁先生又说西方要“根本改过”，这就是西方态度要含融到中国的人生中，此处又是西方借鉴于中国。实际上梁漱溟要在新的文化路向上保留中国哲学的人生观，并且被他视作了根本。
将西方态度含融到中国的人生，就是用中国的人生哲学来驾驭西方式的“奋发往前”，使这往前动作，不是出于西方式的功利算计，而是出于中国式的“直接的情感”。这“直接的情感”便来自于与形而上学相连的人生之心性。梁先生在分析中国思想情势时便已指出中国哲学的人生与形而上学是相连的，这相连的显现便是在人生中具有超越性的心性。大致与梁先生处于同一时代的钱穆先生，也对中国哲学的人生与心性有所论述：“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2]1“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3]4这恰好表明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最本质的特点。人，无疑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从事一切学术的主体与第一因，故而中国学术首先要“通人”，但是这种“通人”没有停留在西方物欲的程度，而是凭借儒家为代表的教化以达到德性的完成。儒家所要实现的德性，不同于部分之智识，是生命整全的体悟与直觉，以达至形而上学的境界。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描述这种形而上学境界的概念，往往是作为终极存在和万物本源而出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如此。正是由于道生万物的本源性，道可以蕴含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万物皆为其表现。人作为万物的一分子，与事物因同一本源而具有相同的性质，便就有了“通”的可能。故当人实现与万物相通之时，也就可以整体性的认识遍布于万物的道，此形而上的境界便已达到。这形而上的境界，在儒家的体系中是通过生命整全的德性修养与人贯通的，表现于人身上就是其心性。即便是“奋发向前的动作”所发于的“直接的感情”，亦是心性的体现。因此，梁先生认为的中国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其实就是以心性为主导的奋发进取的态度，这便是他自成一家的“中体西用”的中国文化新路向。
三、共通的人性
若说中西文化的调和，梁漱溟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他自己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新路向，其实亦可算是一种调和，这岂不是与其先前的反对态度有所悖反吗？但仔细品读的话，梁漱溟反对的调和与他自己主张的调和是不相同的。他反对的是“随便持调和论”。这“随便”二字便点明这种调和论是没有太多根据支撑的。它只是社会上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国人见到两种不同的事物惯性的思维而已，并没有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内容与本质进行详尽的分析考察。他所主张的新路向，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分析考究之上，自成一家、前后圆融。但是中国的人生哲学与而西方的知识论方法，二者本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又为何能调和到一起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在人身上。人是文化的核心基础，那么共通的人性便给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可能。钱穆曾说过：“若以中国固有观念言，史学贵于能上通古人之心，不再能上通古人之物。治西方历史，亦可仗我心之经验，以通之西方之人心，而岂徒求之于西方之物质。此庶得之。”[2]169-170钱穆的这句话，就代表了中国哲学普遍的态度。人的本性是相通的，古今中外的人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以古可以知今。中外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便是依据于共通的人性，对中西文化的调和有所解释。他认为在西洋文化之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会依次复兴，这样的文化复兴顺序是基于人类所面对之问题的顺序而形成的。他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1]202中西印三种文化的胜败，是因面对问题的“时宜”不同所致的。也就是说，当世界应该去面对第一路向的问题时，西方正好面对的是第一路向的问题，而中国与印度分别去面对第二与第三路向的问题。由于这种实际与本应状态的差别，才使得三种文化会有西方胜利、中印失败的表现。但是，中国“第一路到现在并未走完，然单从他原路亦不能产出;这只能从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而得辟创;其余任何态度都不能”。[1]211虽然中国提前面对了第二路向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路向的问题就可以就此回避。没有走完的路要走，没有完成的功课要补。因此，第一路向的问题终究是要回去解决它的。此时，中国文化所要面临的问题与西方文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所以西方文化面对这问题而产生的方法是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同时，梁漱溟认为，在西方文化之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会相继复兴，而且这个复兴是就整个世界文化、全人类而说的。也就是说，人类是不能回避这三个问题的任何一个。这就意味着，当中国转向第一路向的问题时，是不可能抛弃已有的第二路向的成果的，因为第二路向的问题同第一路向的问题一样都是全人类不可回避的。这便是为何梁漱溟要保留中国的人生哲学并以此为根本。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梁漱溟始终没有认为三种文化对应的三个问题是三个民族各自独有的，而是认为它们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问题的一致性，就是人类本性、意欲相同相通的体现。
由此，梁漱溟的文化观实质上是人学。他从以人为主体的现实生活入手分析比较中西文化，又以人性共通为基础主张以中国人生哲学为体、西方知识论方法为用的新的文化路向。这种以人为根本的文化观，继承了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根本精神，又解决了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过程中因彼此差异而产生的相互碰撞的问题。各个民族、国家的国情、信仰、意识形态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人性的关照一定是普世的价值追求。梁漱溟的这种基于人性对文化的反思与理解对今人亦颇有启发。（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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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对现代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的相对论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科学哲学观、社会哲学观、宗教观、教育观和人生观等方面，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哲学观比较庞杂，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在认识论上却摇摆于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是自发唯物论和怀疑论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超出了唯物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上达到了自觉......在此，笔者暂且撇开这些争论，以《爱因斯坦文集》为基础，就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三方面，从一种人生哲学的视角来试分析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
一、为真理而追求真理
埃里希·弗洛姆在《占有与生存》一书中说：“佛说，谁想要达到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就不可以追求占有。”人们都会关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促使爱因斯坦能够在科学的研究道路上长期不懈，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笔者认为，除了基因遗传这种偶然性因素以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而不是自命不凡的占有真理。爱因斯坦就是这种真理追求的践行者，从不被谬误和谎言吓到，也从未宣扬占有了真理。他认为，追求真理的欲望必须优先于其他的一切愿望，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类为之自豪的最高品质。那种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不承认追求真理和知识是人类最高和永恒的目标，是不值得受到人们尊重的。
在广义相对论完成和证实之前，爱因斯坦几乎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之中，甚至疏忽了对亲人和朋友之间的观心。而在面对一些科学家的对其相对论的反驳和批判时，爱因斯坦坦然面对，他在1920年的召开的德国科学家年会的报纸结尾建议，届时召开一场关于相对论的辩论会，他说：“任何敢于直面科学讨论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提出他的反驳。”并且爱因斯坦在坚信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对于相对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相对论的基本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吗？自然界各种性质不同的场之间有没有相互联系性？这就是爱因斯坦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广义相对论完成之际，他就提出，“特别是电磁场理论同引力场理论一起是否能为物理理论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同一场的探索，耗费了爱因斯坦大半身的精力，直到晚年，他仍然坚信：“我完成不了的工作，在将来会被重新发掘的。”事实证明许多科学家在他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取得了某些进展。
由于他所获得的成就及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为世界的焦点，无论是新闻媒体、达官贵人以及那些对其理论一窍不通的人们，都想目睹爱因斯坦的风采。爱因斯坦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他对此极度厌恶，他曾向朋友抱怨说：“被媒体穷追不舍，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不用说抽出时间做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就前面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科学抱着一种不懈的追求，将真理当作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偶像，对大自然和科学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这种力量来源于他所奉行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宇宙宗教观不是对人格化的世俗的上帝的崇拜，而是一种超越事物性的信仰，他倾向于从理解自然和我们自身方面的弱点上保持敬畏、谦卑的态度。这种信仰赋予了他在科学研究以形式和灵感。只有那些在科学上付出巨大努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人，才会理解这种力量。“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合格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
二、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在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真理追求的同时，对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为人类正义和幸福英勇斗争，事实也是如此。他主张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对法西斯主义无比痛恨；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倡民主平等与和谐，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
爱因斯坦有着复杂的公民身份，他曾经调侃说：“我的真正国籍是瑞士，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德国将为我是伟大的德国人而欢呼，法国将称我为世界公民。如果是错误的，法国人将称我是德国人，德国人将称我是犹太人。”然而对于一个热爱世界人民，将自己视为国际公民的人来说，人道主义比公民的身份更加重要。爱因斯坦总是站在人类长远的利益和幸福福祉的角度来关心世界，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
原子弹的诞生和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强化了爱因斯坦长期以来对某种世界联邦的支持。爱因斯坦认为由于进攻性武器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建立一个世界组织来保护人类的安全也就变得愈来愈迫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热情地提倡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而不是一个充当着各个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国际”组织。这个世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控制，限制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上。只有在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地方，这个超国家的政府才有权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为了防止世界政府变成暴力组织，必须定力相应的国际法规，并且民主决策权应该由世界政府人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由于爱因斯坦一直以来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以及一种对全世界人民的认同感，促使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厌恶。他认为真正的民主者很少将国家视为神圣，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能为人类文明事业做些什么，而不是去考虑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对于法西斯的那种极端的国家崇拜和国家主义，以及科学家们在政治问题是明哲保身态度，他都进行着坚决地、无畏和严肃地斗争。同时，他对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持支持的态度。在1922年底，爱因斯坦来到中国上海，看到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正饱受着沉重的灾难，“男男女女为每天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这是多么的一副悲惨的景象，他谴责欧洲人在中国的压迫统治，呼吁被压迫的中国人站起来，用手中的武器来为民族正义而战。
爱因斯坦这种反对民族压迫的情感集中体现在他所从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开始抬头，爱因斯坦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和归属。1922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惨遭暗杀，这个事情沉重打击了爱因斯坦，由此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迈出了实际步伐。然而爱因斯坦所支持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被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爱因斯坦人道主义思想情感中进行简单分析并可知晓。爱因斯坦对于深受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抱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情，对压迫少数民族的行径无比痛恨，如果我们抛开爱因斯坦犹太人这个身份外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爱因斯坦所提倡的犹太复国运动，也只是对于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他甚至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否认自己存在“犹太人的观点”这样的事。他在巴勒斯坦重建的演讲中说，我们并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文化社会，为在许多国家里连生存都处于危险的犹太人取得自由权力而战。这就如同他对中国人民以及黑人的关怀是一样的。
三、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
爱因斯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使他在科学事业上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为世界和谐正义而奔走，使他成为一名著名的人道主义这。如果说，他将宇宙奥秘的探索和世界和平的呼号，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和目标，那么，他富有魅力的伟大人格特性并是其获得成功，让人敬仰的基础。他的独立人格个性，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就是其人格特征的典型表现。
在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上，爱因斯坦在通过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性。“要是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由于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国家崇拜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压迫，许多科学家迫于权利的压力，在物质上甚至是精神上失去了独立个性。爱因斯坦深深地知道这种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希腊、欧洲、美洲文化的兴盛，个人得以在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的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前提就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爱因斯坦本人在追求这种个人思想自由和独立的表现形式是向往“孤独”。他总是喜欢扮演孤独者的角色，时常关顾思想的许多角落，却回避了心灵的内室。为何他对一般人会那样的和蔼，而对周围的人却显得有些冷漠，他似乎完全超然于他的环境。笔者认为，这种孤独于外界的超然状态是爱因斯坦一种科学研究的需要，这种孤独特性，能使他拒绝一切传统科学的束缚，回避亲密的情感关系而杂乱无章，所以他才能在打破传统的束缚中创立相对论。李醒民先生这么评价道：“孤独使他超脱于世俗，有一颗宁静的客观的立足点和观察视角，从而获得高度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此外，爱因斯坦人格特性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的诙谐幽默。他深邃的眼神中视乎在用滑稽的眼光在看待周围的事物，他的谈笑有时像个天真的孩童，他简朴的生活、随意打扮的穿着以及蓬松的发型，这一切都充满着诙谐的气氛。爱因斯坦的家庭受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使得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在遇到不快和挫折的时候，他可以避免过分的悲伤，而以一种超然心态来避免过分伤感。同时，他擅长于自我嘲讽，当其出名的时候，他认为人们对他过分赞扬和尊敬，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他，坦然面对，以一种自嘲的态度来化解这种无奈的情绪。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为他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基础，他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和他在社会正义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成就以及追求自由、诙谐幽默的人生观，就其价值来说是可相提并论的。爱因斯坦的这一人生哲学观，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和鼓舞。
参考文献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F.赫尔内克，杨大伟译.爱因斯坦传[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