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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The Mistakes of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Domestic Colleges
WU Xiaoling
(College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The lack of positioning awareness,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journalism followed,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llow suit so that neith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egmentatio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necess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egm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cross professional overl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of homogeneity tend to weaken the independence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acerbate the news media specialty employment market saturation, resulting in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中，传播学专业是一个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后增设传播学、媒体创意等专业，逐渐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十余年间，传播学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专业定位不清、课程体系陈旧、教材水平不高、师资力量不配套、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
所谓定位，就是确认某一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位置或形象。定位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领域使用频率较高。市场定位的根本目标是寻找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特征并进一步确立这种优势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通常要包括目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两个方面，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环节。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定位虽然不能简单套用市场定位的做法，但其基本理念具有启发性。诸如：只要有竞争就应该有定位，定位是达成目标的重要环节；确立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是定位的一般做法；定位需要随竞争者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对照目前国内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办学情况，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将市场定位的基本理念引入传播学专业建设的必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传播学专业已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出现了一定的饱和度，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传播学专业内部形成了一定竞争；与此同时，传播格局和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高校如果要将传播学专业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就必须对变化中的传播格局、其他相同和相关专业、社会需求等因素进行跟踪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自己的专业定位。这对于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跟随者显得更为迫切。
传播学专业的快速发展为其奠定了规模基础，但质的提升却是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反观目前国内高校的办学情况，发现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主要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传播学与相关专业之间，未厘清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等专业的关系，用办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来办传播学，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或将传播学简化成大众传播学，未实现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
在国内，新闻学比传播学起步早得多，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一定的社会认同，师资力量较丰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专业的开办和发展提供经验和人才支持，但客观上也可能使传播学专业过多地沿袭新闻学专业的办学思路，加上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的定位不清、目标不明。“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①
不少高校院系在设计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之初会将传播学专业视作新闻学专业的“扩展版”，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和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的部分主干课加上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便构成了传播学专业的专业课。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专业似乎成了以新闻学为核心而涵盖面更广的大众传播学，而本来在传播学专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等课程反而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课程体系中要么没有体现，要么仅有一两门概论课一带而过，从而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②
其二，在传播学专业内部，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未实现与其他高校传播传播学专业的必要区隔，存在同质化的现象。
查阅各高校关于传播学专业的描述，会发现其中不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面向现代化，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具备传播学、新闻学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广告、公关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看起来都对，但在这样大同小异的官样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鲜明的教学特色和明确的教学目标。
定位意识的缺乏、定位策略的失误，导致传播学专业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过度交叉重合和各高校传播学专业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其不良后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第一，作为后起之秀的传播学专业没有实现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播学专业的独立性和学科价值，不利于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对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的质疑。“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四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③第二，加剧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饱和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传播学专业开办之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已日趋饱和。如果其后开办的传播学专业是对新闻学专业的简单重复或扩展，难免使学生在职业规划和就业的时候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大众传播领域中，而对本来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领域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的低水平竞争，加剧就业市场的饱和度。
与国内传播学专业根植于报学―新闻学的发展背景不同，国外传播学专业则较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吸收营养，从创立之初就与新闻学专业有较清晰的分野，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拓展空间、形成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其“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④美国的经验对于国内后起的的传播学专业建设颇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为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理工科背景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建构”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2.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新闻编辑学应用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2]冯.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其改革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J].国际新闻界，2006（4）.
[4]陈华明，赵欣.论新闻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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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1 新闻学理论创新与突破的必要性
1.我国新闻学缺乏核心理论
传播学在中国的强势崛起。传播学这一学科被引进我国。传播学科的引进对于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新闻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而传播学的引进，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传播学由于其来来源于西方国家，其理念、理论架构和研究手段进入我们国家，变成推动我国新闻学理论进行突破的助推剂，在新闻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我国并迅速受到欢迎，挤压了新闻学科的发展空间，破坏了我国原有新闻界的架构，使得新闻理论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被稀释的可能性，很多优秀人才纷纷选择把传播学作为研究方向。由此，新闻学科被大家所忽略，这使得新闻学科缺乏创新的动力。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 ：我们国家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目前困难重重，和其他学科对比起来，其创新和突破动力不足，没有高水平的研究理论产生，没有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益研究，更没有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甚至照搬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念。此外，研究人才严重不足，很多年轻学者投入到传播学科的学习中。新闻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新闻理论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处境。
2.新媒体技术革命带来的改革需要
最近几年，新媒体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一场新媒体技术革命，也由此导致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场传播改革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我国新闻学理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假如我们把原有媒介方式下的新闻学理论的提出、突破总结为一种一步步循序渐进式的，那么在新传媒时代下，将会发生一场“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学理论迫切需要突破和创新，基于互联网的传播平台，应当对新闻传播有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借此推动新闻学科转化为经验性学科，重新审视原来的研究结论和基础。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结构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轨迹，也不可在原来的结构上修改、填补，而应全面改革。
3.新闻理论话语结构问题
新闻理论话语建构存在以下不足：流于经验层面的表象真实的描述和客观知识的浅层把握，缺乏对新闻理论话语语法的精准提炼。与高度泛化的传播学话语生产不同，新闻学研究的目标相对明确，围绕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和价值判断，其难度要比传播学要小一些。在新闻生产、传播的组织化运作时代，新闻生产方式较为明确、稳定，新闻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视阈有限，研究战线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小，进行经验提炼和语法提纯的难度较小。但及至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语境、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新闻的客观知识难度更大了，进行理论提纯的成本也更高了。当前的新闻理论缺乏足够的“硬度”，原因在于 ：新闻理论话语处于散乱的堆放状态，缺乏这些知识资源的萃取和提纯，未能从中抽析出自洽的逻辑理路来。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尽可能将命题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小值，将理论纯度提升到最大值，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
2 新闻理论创新与突破的策略
1. 知识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层面的知识，而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这种在经验上被证实以及逻辑上自洽的知识，是一种高质量的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对超越于经验表象的理论提炼，提炼的是一种“经验真理”。新闻学知识的提炼最初是对职业经验的提炼，其理论纯度不太高。与其他学科比较，新闻学知识是一种“弱知识”，缺乏足够的硬度。面对高度开放、泛化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尚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和思维路径，满足于局部知识的积累，对新闻理论概括缺乏系统逻辑层面的突破，满足于知识的量的积累，缺乏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突破。新闻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框架视野和结构理路，用以绘制出全新的新闻经验世界知识图谱。
2. 价值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是社会属性的，不是自然属性的。因此，难以将价值驱除出新闻研究视域，揭示“价值”的真实存在和内在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新闻学并非以提供“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它同时提供“价值”。新闻学研究不仅生产知识，同时还揭示意义。对新闻传播事实的“客观”把握，并不能达致“客观知识”。这种并不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全然将研究陷入“客观知识”陷阱中，而是兼顾“事实”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不仅关照事实的“真”，同时还关注新闻传播“事实”背后的价值，关注新闻传播现象、行为背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囿于中国新闻实践语境的特殊性，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经验事实和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新闻理论话语能以“他者”的标准作为话语语法和游戏规则。经过长期的摸索，中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明确的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基准，但后来的传播革命深刻改写了这种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框架，致使新闻理论的价值问题凸显出来。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校准中国新闻理论的价值方位。
3. 规则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学不乏核心概念。在很多时候，新闻学甚至被名目繁多的核心概念所困扰，概念的繁荣并不是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表征，恰恰相反，这是新闻传播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是缺乏范式、规则支撑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新闻研究，尤其是新闻理论研究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研究范式。
新闻传播学尚未形成一套被其内部普遍认同、也被其他学科认可的范式。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一种“前范式”状态。库恩认为，在一个学科的前范式状态，可能存在一批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但其中无一获得普遍的接受。新闻传播学不缺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派，但各个学派之间缺乏范式勾连。这些学派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其背后缺乏为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范式和有足够硬度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学的规则生产还不够成熟，缺乏稳定的规则支撑。
3 结语
和发展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学科比较而言，新闻学的理论储备非常缺乏，其理论体系缺乏深度和广度。而新闻学的理论要想取得创新和突破，不能仅仅更新部分理论和表面理论，必须要从知识、价值以及规范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拓宽新闻新理论的宽度和深度，研究出适合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话语语法。
参考文献
[1]李双. 新闻学理论核心问题的再探讨[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04：91-96.
[2]刘昀. 新媒介背景下的公民新闻学[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3]杨保军，涂凌波.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须路径[J]. 国际新闻界，2012，05：6-13.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个别学科方向设置较细。如本科阶段设有医疗新闻学。医疗新闻学包括编辑（医学）；特写写作（医学）；适用于卫生专家的排版设计；适用于卫生专家的出版法和伦理；适用于卫生专家的专业写作；新闻的语境；医疗保健工作政治学等课程模块③。再如，硕士研究生阶段设有传播政策。该专业所包括的必修课程模块有传播政策的政治分析（必修）和学位论文专业指导；第一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技术和传播政策；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学习技能；第二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全球化和媒介；政治传播；媒介受众；性别，暴力和政治；政治传播等④。
点评 ：学科细化与学科的深入发展息息相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算久。因此，中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总的来说存在学科方向设置线条粗疏的问题。当然，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和学界研究的细化，一些细化学科正逐步被列入教学方案。譬如奥运报道、健康传播等。但是，由于这些教学方向完整体系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这些被细化出来的学科方向往往跟其他早已成型的学科方向难以有明显的界线，难以突出细化学科方向个性化的东西。不过可以期待的是，不管是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来看，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应该并且会朝学科细化的方向发展，横向学科细化以媒体类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为维度；纵向的学科细化以传播内容所属领域或学科领域（如体育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健康传播、传播政策等）为维度。
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
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此点可由针对新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略见一斑。
另外，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以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学硕士课程《新闻理论》为例，该学习模块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新闻业与互联网、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
点评：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现今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借鉴于苏联。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90年代之前），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 “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⑥。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别较为明显
英国大学本科学制3年，硕士研究生学制1年。本科生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而是一般要经历提交申请、面试、录取等程序。一般可以同时申请6所学校。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所提供的本科生教育包括媒介学和医疗新闻学。所提供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包括传播学、传播政策、针对国际学生的新闻学研究、媒介管理，摄影新闻学、公共关系等。
本科生阶段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甚至更重实践）。学生一般每学期要修两门理论课，两门实践课。前者包括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全球化、媒介消费、传播法方面的课程。后者包括印刷、在线和广播新闻、电视制作、广播制作或公共关系等。学生入校后，即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某方面的实践。譬如对电视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实践课上学会摄影、编辑视频、制作演播室节目和制作纪录片等所需的技能。本科阶段的理论课在讲授时“多结合案例，与实践紧密相联，并不注重深入系统地介绍理论”⑦。多以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的形式组织课堂。
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深化学生的理论积累和培养其做研究的能力。实践课的重要性下降。理论课多以专题形式组织，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如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理论这门课涉及大众传播与现代化、发展传播学、意识形态与霸权、传播与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等专题。课堂组织形式除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外，还包括一对一与导师面谈。在与导师面谈时间内，学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老师深入探讨，老师会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点评：国内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本科阶段教育与硕士研究生阶段教育之间并未泾渭分明。一些在本科阶段学过的内容还会出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途径也许是更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教育的定位，拉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距离。譬如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要教好本科生“怎样做”，可能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硬件设备。硬件设备不仅体现在量上――量不足就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充足的熟能生巧的机会；而且还体现在质上――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用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来训练21世纪的学生只能事倍功半。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并不意味着只培养“匠人”，而是说，这是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使命。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亦即侧重于引导学生学会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描述现实、解释现实、预测与控制现实。
博士研究生教育程序控制严格
博士研究生学制3年。拿到学位之前，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提交研究计划――面试――注册――身份转换――提交论文――论文答辩。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但要提交研究计划。如果学校认为有导师可以指导申请者将来的研究，就会组织面试，以了解其对该研究论题的把握程度及未来的研究潜力。申请者面试通过就会被录取。正式入学后就要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首先要大量阅读与研究论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学图书馆间资源共享，许多政府或社会网站上的信息完全公开，因此可供学生利用的信息资源特别丰富）。一年级第二学期初要经历注册程序，学生要准备书面材料，老师以面谈形式检查学生此前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年级末要经历身份转换程序，一般需提交字数约为毕业论文1/3的报告，如果顺利通过专家小组的面试，身份就可由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 转为PHD候选人(PHD Candidate)，如果未通过，就不能转换身份，只能修改后重新经历身份转换程序。身份转为PHD候选人后，就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接着是提交毕业论文及论文答辩⑧。由于目标清晰可见，博士研究生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以理论突破为目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研究论题。由于导师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能确保学生的研究论题尽可能落在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范围内，所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充分地得到导师的指导意见。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一步步地完成始定的研究论题，可谓三年磨一剑。
点评：国内博士研究生阶段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生所选定的研究论题与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出现错位，以致导师在指导学生做研究时不能那么游刃有余。此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导师，而在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并未能完全顺畅地运转。
留给学生主动寻求知识的时间与空间
英国高校教育每一学年包括两个学期，每学期正式上课时间为12周。2006年第一学期始自9月18日。第二学期始自1月15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只要求本科学生每一学期选4门课。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量要求不一，但也不算很多。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要求学生在一年内修完3门核心课程和5门选修课程。公共关系硕士教育要求学生在一年内学完4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
点评：英国高校教育的工作量是每年24周，比中国少了近1/3。不仅如此，而且由于理论课上小组讨论和与导师面谈会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因此用于讲授的时间就更少了（每门理论课每学期约讲授十多个小时，当然也有的课会多些）。“老师只是给学生拉出一个知识框架，学生可以利用大量课余时间自己去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13
必修课数量不多，选修课丰富
必修课程一般为核心课程，其在学生所修的全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每学期1-2门。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必修课只有3门。可供选择的选修课则包括13门。
点评：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中国不少高校的必修课所占比重较大。不过此点只能作为一个客观差异来看待，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灵活
学生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很多老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譬如对本科阶段新闻学方向的学生来讲，老师会根据论文和设计方案来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根据实际操作，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分析自己工作的日记等评定实践课的成绩，没有期末考试。
点评：老师到底以何种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种方式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都是有条件的。
学生反馈全面
威斯敏斯特的学生在学期末会拿到一份学生反馈问卷，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这份问卷设计得相对较为详细，不仅会涉及授课本身，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教材等。以2006年该校学生拿到的反馈问卷为例，整份问卷共分为9个部分，前6部分为客观题，后3部分为主观题。分别为组织；材料与设备；讲授（lecture）；小组讨论和实践/设计；评价；综合评价；你的观点；背景信息；附加问题。每一客观题均包含五六个六级量表。
点评：教学本来就是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传播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馈的情况。由于学生反馈意见的根据是自己接受教育的效果，而教学效果不光会受到课堂教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教学设备、试验室设备、图书馆资源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将这些内容包括在学生反馈问卷中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注释：
①
②
③wmin.ac.uk/mad/page-400
当今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传媒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中国,一谈到新媒体,我们的传媒教育可能就会考虑开设诸如网络、动漫设计等专业。这当然是需要的,同时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似乎也都呈现这样的趋势。但一定要认清新闻传播教育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存在根基,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无论怎么演变,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秉承自己院系的传统,秉承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因为新闻学院和传媒学院的媒体有各自不同的标签,但是他们最好的标签都应该是秉承新闻界的传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譬如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专业规划、培养模式等,但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应该保持不变,即以下四点应该是持久不变的:一是政治觉悟,诸如政治胸怀、政治境界、政治眼光、政治责任等,都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新闻人坚持的;二是文化素质,尤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积淀;三是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坚持实践意识;四是国际视野,新闻人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界视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技术相比,观念显得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变成“新闻技工”的培训场所,因为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则更是尖锐指出,传媒技术在瓦解新闻教育。把学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以游戏动漫专业教育为例,一方面我们千百万父母为子女沉溺于游戏而揪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游戏动漫教育。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但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甚至在歪曲和玷污历史,这是我们当下新闻教育改革尤其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等均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
在新闻传播学系群雄并起的时代,是追求办学的大而全,还是突出自家特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当前以互联网、移动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跨媒体、跨产业、跨国界、跨地区融合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是对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推动,作为现实社会中,包括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教育同样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融合。在交流中体现融合非常重要,差异性文化的互补度更高,不同的经验和基础也同样可以受到启发和激励,但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个性,从而增强不同新闻院系的比较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没有必要四面出击,搞全面开花,各个新闻院系要结合自身资源、规模、特长、地缘等要素,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根据院校的传统、使命、愿景、奉献等来做一些实际的安排,每一个院校在教育改革中一看自己的情况,二看社会的要求等,自己选择自己的位置,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按实际情况发挥自己所长,力求自己的进步。像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基本上是以新闻实务教学为主,研究是有,但并不是很主要的,有一点大众传播,但焦点还是在新闻方面;而同样知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其研究偏重一点,主要是理论的,实务基本上没有,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出色。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所作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800个新闻传播的院系都面临着“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问题,大家的课程设置都是“老三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的教育办成有高水平的,但又是有特色的教育。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学情况,胡教授阐释道:“怎么走一条特色化的道路,就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如何跟中国传媒大学、跟复旦大学、跟武汉大学区别开。我们培养出去的学生如何让大家知道是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里面两个重要的目标:如何去回答你现在面对的服务对象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就是去解决你、引领你方向性的学术研究的学科;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回应现实的走向,现在的媒体变化非常快,如何回应现实的走向,这就使得你课程结构的设计、专业结构的设计,包括学生的培养方案可能都要设计一个面向实践的、相关度非常高的培养方案。”
在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语境下,是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教授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发言中首先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新闻学的关键点,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正在加速,新闻学的教育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并且参与到变化之中;接着他分析,“现在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首先是公众的参与……现在,公众可以参与到各个角度的新闻制作,可以和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合作,或者是单干。第二个是连接性,现在每样东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他们可以分享、传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制作……记者不再是守门员了”;最后,他主张,新闻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敢于在传统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上不断突破陈规。
作为一种呼应,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教育构成的挑战,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樊篱,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则是通过对上海新媒体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他吁请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创新性传媒人才的培养。郑州大学的董广安教授提倡将“教学途径”与“非教学途径”相结合,培养实用性新闻人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建伟建议推行“3+N”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使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都能学有所长,独当一面。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赵心树、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本杰明・希尔・蒂伯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石义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铭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吴予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等众多学者和院系负责人也都结合各自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改革是“各自为政”,还是“合作共荣”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认为,当前随着以报刊、广播、电视为教学样本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日渐滞后,新闻学院要想知道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富有成效,除了与商界新闻业合作,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外,还要与其他国家,譬如与复旦有机会展开合作,以探索新的方式来写新闻。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在其题目为《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目标》的演讲中,更是“从四个方面(新世纪知识方面的转变;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亚洲新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新闻研究和教育必须打破国界“被连接在一起的”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存在同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共同地去努力解决所面对的同一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同仁们,亚洲的同仁们,我们在研究和教育共享的世界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一起为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艾夫根・扎特斯耶夫在追忆了与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一些成功合作历程后,提出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项目当中,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能与从北京、复旦和上海大学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复旦新闻学院的“两个期待”(期待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合作生生不息,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发展;期待与相关学术刊物的合作,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有新的拓展),一方面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达了很多与会学者的期盼。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积极回应童兵教授的“期待”,他结合陕西经济穷省、文化大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等多项自我发展规划,并吁请与东部像复旦这样的知名新闻院系展开全方位合作,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民族学院、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西部众多新闻院系的同仁的较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才能最终实现中西新闻教育“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教授更是提倡国际间新闻传播教育互动互助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系交流机制长期化、惯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愿望。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 2002 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 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 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 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 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 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 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 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 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 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 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 建议
4.2.1 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 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1]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J].国际新闻界，2002（4）.
[2]王永盛.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