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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治理方式。
“把握潮流才能赢得未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论坛开幕式讲话中指出，“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大变革，我们不但应该主动适应它，而且必须勇于站在这个潮流之上主动驾驭它，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主任丁文锋认为，信息化是当代现代化的核心枢纽和平台，应该给信息化、信息社会、信息文明一个应用的认识和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循信息化的规律，把握信息化的机遇，赢取信息化的红利。
工信部电子信息产品司副司长安筱鹏在主题发言时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叫做“万物互联”的时代，要看看有哪些新的产品，新的业态，以及有什么新的战略。因为“新的智能产品的到来，将会带来新的业态，需要新的战略应对”。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出对“互联网+”及信息经济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他们认为，在新的浪潮之下，一定要转变思维方式，积极应对，乘势而上，弯道超车，走在信息经济的前列。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梁春晓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在互联网领域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从更大范围来看，可能是互联网带来的很多新因素开始爆发出来发挥作用，“比如移动互联网，比如云计算、比如说大数据，这些东西共同构成对未来影响很大的因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和机遇以及中央提出的创业和创新的“双创”，非常重要，是思想的解放。
互联网无处不在，应用无所不及
“互联网+”是一个聚合概念，“+”什么，“+”在哪儿，“+”完后等于什么？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探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互联网有可能造成七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软件，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知识及其便捷获取的方式，无所不在的创新，无处不在的“互联网+”。
江西省副省长朱虹在讲话中提出了实施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的三大具体措施：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把“互联网+”行动计划具体落实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上，促进发展转型升级;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三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从地方政府层面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侧重实践，以局部谈整体，介绍了“电商扶贫”的相关情况。汪向东认为，“互联网+”给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模式，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新的可能，让这些贫困地区“一开始就可以突破本地市场的局限，一开始就可以对接到广义大市场”。
甘肃省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介绍了陇南利用互联网加快发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解决卖难的问题。“我们一个大学生村官卖一只鸡，卖到了160块钱一只，现在互联网用户需求跟你的价钱问题不大，跟你的特色有很大关系。”孙雪涛说。
梁春晓认为，“互联网+”很重要，但是把互联网“+”在什么地方更重要。十年前，把互联网“+”在旁边，当成一个工具;五六年前，把互联网“+”在前面，当成一个渠道;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互联网“+”在下面，推动未来整个商业和经济活动整个基础设施的全面变革。“仅仅是工具化的看待互联网，乃至渠道化的看待互联网，这是对互联网价值的一种极大的漠视。”梁春晓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则认为，“互联网+”最好是加在血液里，加到细胞里。
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钟国兴在论坛闭幕讲话中表示，我们谈的“互联网+”，需要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主题来做，政府、企业、学校、媒体包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加的事情，小的加法变成整个社会的加法，就能实现一种不断的升级。
如何应对“最好时代”的
风险与挑战
经过20多年一层一层的发展，互联网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从技术、经营、伦理、社会治理、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各行各业、各色人群提供了很多机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握好这个机遇？
“未必。”汪向东给泼了一盆冷水，“这个里面还是有风险，还是有可能走弯路。”他认为，能不能抓住“互联网+”的机遇，取决于政策安排是否符合互联网规律，制度创新是否合适。梁春晓也表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加速演变的百年一遇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树立正确的“互联网+”时空观，不能把新的创新安到老的框架里去。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金建杭在主题演讲别指出，“互联网‘+’什么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传统思维，绝对不能‘+’既得利益。”权力机关千万不要给那些“互联网+”的企业设置百米栏，不能自缚手脚。他提供了一个政策方面的“3+2”建议――3就是3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就是“互联网+”，2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给未来一个梦想。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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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高校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据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继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700万之后，2015年的毕业生人数持续突破700万，并超过去年的727万达到749万之多！毕业生人数在年年递增，就业之难也似乎成了常态。连续几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于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不仅如此，由于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接受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学生日趋增加，本科毕业生原本有限的就业资源将会进一步减少，硕士生、博士生原本高学历的就业优势也将被大大削弱，因此如在大学期间何培养能力和培养何种能力将成为大学生在毕业后寻找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的两大决定性“元”命题。
一、“青年梦”―大学生能力培养的立足点
为寻找毕业生与企业（用人单位）双向共赢点，解决上述提到的两大决定性“元命题”，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公益队利用暑假时段进行调查，从实地调研、实可行的大学生生涯规划，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团队制定并发放了毕业生网上问卷500余份，采访了10余位在校读研学生以及已经毕业参与实习的学生，走访了三峡大学设计院、中建三局等几家企业，向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著名企业发放了企业问卷。在精心整理实践资料，并利用专业的心理软件研究分析后发现企业对学生的需求主要分两大类，一是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二是学习能力以及沟通能力。
（1）走出学术殿堂，深入专业“十字路口”。
以建筑行业来说，大学生毕业后的前5年是发展的黄金时光，关于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方面，团队在三峡大学设计院实地调研时，经张院长介绍，现如今毕业生普遍存在专业技能过于偏向理论化、缺乏实践经验等问题，他还提到在5到10年前高校教育模式与现如今也有较大偏差，在以前毕业生能在进入半年后独立处理一个项目，而现在的毕业生却需要2年。但现如今的大学生由于大学象牙塔式的教育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深入到建筑行业“十字路口”的机会，大学生的能力与建筑行业的实际需求存在巨大落差，因此当下大学生应在大学期间抓住每一个实践机会，挣脱高等教育“象牙塔”的束缚。
（2）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自觉培养学习能力。
以土建类专业为例，大学期间学生应多深入到施工单位、设计院等企业尽早接触到实际项目，以实际项目为航向标明确大学期间能力培养方向，以便于在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能够迅速适应环境，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关于学习能力以及沟通能力方面，团队在分析各个公司的调查问卷并采访公司负责人后发现，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是公司在除开专业能力之外最为看重的两项能力。对于施工单位来说，员工在施工现场不仅需要负责建筑建造过程的一切事项，还需要在甲方乙方之间进行沟通、交换意见，并将双方意见进行分析实施，因此沟通能力是毕业生在校期间必须培养的能力。学习能力对于毕业生在公司快速发展来说尤为关键，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无论是专业技能还是公司发展方向每一天都在更新、调整，毕业生需要良好的自学能力和习惯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淘汰，甚至是逆流而上。
二、“高校梦”―大学生能力的着力点
当今高校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存在基础技能不扎实、理论脱离实际、顶层设计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毕业面临失业的局面。高校本应作为社会的人才动力“心脏”，应当向社会的各行各业供血，但现如今高校教育模式处于“病态”，即便各高校采取了一定措施，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病态”扩大化，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若想根治高校教育模式的病态，高校应当在重视学生基础教育、帮助学生将理论落实实际项目、加强专业顶层设计，使学生在毕业步入社会之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1）注重夯实基础，扎实推进教育进程。
高校教育对于每一位学生来说可谓是帮助引导他们制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饭碗”，若是“饭碗”做工粗糙、牢固性不够，那么学生毕业后便在专业技能方面无法与其他学校的学生硬碰硬，在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无“饭”可吃的境地。打铁仍需自身硬，因此高校需加强自身基础教育的扎实程度，保证学生在步入社会时拥有足够的专业竞争力。
（2）理论落实实际，切实掌握专业技能。
当下大学生专业技能过于理论化，还处在高等教育的“象牙塔”之中，未曾把专业技能落实到社会的“十字路口”中。在学生接触实际工作时频繁存在自身能力未达到工作要求的情况，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因此高校应多创造让学生直面社会、接触实际项目的机会，加强高校与企业、政府之间的联系，争取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在步入社会接触实际项目时能够迅速承担责任。同时高校应尝试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式教学：““请进来”――聘请更多有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为客座教授；“走出去”――加大大学生实践基地建设。
（3）加强顶层设计，培养高端水平人才。
高校不仅是为社会输送大众型人才，还需要承担培养“尖子生”的责任和义务，高端型人才是我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和领头人，是“中国梦”伟大事业的主要奉献者。高校各专业教授、学科带头人须挑选一批有志青年践行艰苦奋斗的精神向着高端科研技术发起冲击，在攻坚工程对这批有志青年进行培养，将我国科研先辈的精神传承下去。
三、“企业梦”―大学生能力的拔高点
当今社会企业也面临着“产能过剩”等问题，对于人才的需求从多而泛变为少而精，甚至是精而专。然而现如今高校教育模式下的人才输出在企业高要求前频现乏力，同时在校大学生由于缺少对社会的清晰认识，无法针对企业需求培养专项能力，甚至无法“精通”自身专业。因此当下企业若想吸纳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需要从高校以及在校大学生这两点破局。
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双向联系，构建校企“直通车”。企业与高校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相互依存、双向共赢，企业对于高校优势在于企业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能够更加直接、迅速地获得市场信息的第一手资料；高校对于企业优势在于拥有巨大的人才储备库、综合实力强大的师资队伍以及拥有国内领先水平甚至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团队和科研基地。团队在走访中建三局时调研发现许多毕业大学生在工地上担任驻地建筑师或者工程师无法明确自身责任或者不知道如何将工作落实到位，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驻地工作的大学生在本科甚至是研究生期间不曾有工地实习经历，因此缺乏与工地工人沟通能力以及对工地事项的了解程度不足。同时据中建3局负责人介绍，刚进公司的毕业生对市场认识也不足，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历练后才能独当一面。因此若想做到校企双向共赢必须做到两点。
（1）化整为零，增加双方资源共享度。
企业与高校拥有各自的优势资源，企业应多进行市场反馈、政策分析等调研活动，将市场转变以及政策扶持的最新鲜的资料与高校进行分享，加快推进高校教育模式改革，以便于院校两级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同时由各专业老师对市场、政策两方面进行判断决策，引导大学生培养专项能力，补齐学生自身能力短板，是大学生在步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之际时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减短企业工作适应期，提供企业员工的整体战斗力；
（2）拧好“总开关”，提供在校学生实训机会。
企业作为高校的“隐性”实训基地，应加强与高校的沟通交流，与其一同建立在校大学生特殊实训基地，实行“双导师”制度，由企业工程师以及在校教授两方共同教学。建立实训基地目的在于引导在校大学生走出高校教育的“象牙塔”，走到社会与“知识殿堂”的十字路口，既培养学生专业研究能力，又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实践能力。设立“双导师”制度旨在对学生因材施教，充分激发学生的各方面潜在能力，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专项培养；
（3）构筑“校企直通车”，吸纳高素质人才。
高校一直担任着整个社会人才培养的重担，在“中国梦”这艘航母的后备能源，同时企业作为“中国梦”这艘航母的动力装置，应尽快与高校之间构筑能源通道，与高校达成合作意向，与高校协调建立高素质筛选方案，每年由高校推荐部分高素质人才直接进入企业，确保高校每年能够为企业输送足够的专项人才，保障动力装置的持续发力，助力航母“蹄急而步稳”。
结语：青年是社会的脊梁，大学生又是青年中的佼佼砥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存在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发展前景以及社会人才需求缺乏一定清晰、正确的认识，甚至是迷失了奋斗的方向，长期处于迷茫混沌状态，从而不能制定明确的大学规划，以至于与社会人才需求存在能力上的巨大落差，从而影响自身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紧缺等问题，导致社会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等后果。因此本次土木与建筑学院社会实践旨在探索企业对于学生各项能力的具体要求以及以企业的角度去发现当下大学生缺乏的重要精神品质，并结合学校成功校友的教诲、学生父母的殷切期望对在校大学生实行“双导”政策，即指导学生、引导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大学规划是为当下的高校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路线。
参考文献：
[1]孟东方，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J]，重庆社会科学，2013-05-15.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
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着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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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
职业压力是指由于工作环境的特点或工作中某些使人烦恼的事件导致从业人员的身心紧张状态。而教师的职业压力是指教师个体与教师职业活动中产生的身心负荷作用。学校的一些个别因素给教师造成了高强度的心理压力,这不仅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且对教师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根据当前中职教师职业压力的状况和特点分析:我国中职教师的职业压力高于国外教师,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首先,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期,社会大气候对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冲击很大。其次,随着社会发展,来自学生的压力(如学生厌学;基础差;课堂难管理;有太多不良习惯与问题行为如吸烟、喝酒、泡网吧、夜不归宿等;付出得不到学生理解等)、教师自我发展的压力都增加(如拿学历;评职称;提干等),除此之外,近年来,“双师型”的教师专业化的呼声在教育中普遍流传,中等职业教育概莫能外。我们认为中职教师压力的严重程度已到了必须要治疗干预的时候。倘若不及时、有效地减压,他们如此负重将难以前行,即使前行,也将行之不远。综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造成教师职业压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社会因素
1.中职教师的社会评价具有片面性
中职的教育对象文化基础薄弱,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无法在教学过程中产生成就感,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容易拿普通重点高中的学生与中职学生相比,两者文化基础的悬殊,社会认识就简单地形成了好差学校之分,致使社会上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中职学校不是正规学校,由于中职学校的社会评价具有片面性,社会对中职教师的认可度就会降低,教师获得的主观支持就越少,体验到的压力就会越高。
2.中职教师的社会对比缺乏价值因素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提供给教师的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工作条件较差等使教师产生一种潜在压力。中职教师在与同行或者是与其他行业之间经常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对比,在对比中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1984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教师压力工作节奏过快和物质条件差距等10个压力来源,报酬低就是压力来源之一。因为缺乏自身职业价值的认识,常常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障碍。
3.中职教师的社会交往自信度不够
中职学校的教师不仅承担着教学的任务还受到社会各界多种压力。目前中职学校面临着就业难、生源减少的问题,严重威胁着学校的生存。中职学校在学生、家长眼里一向被认为是三流学校,即使上了职校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职校在社会各界的眼里地位极低,学校一旦招不来学生就将面临倒闭的危机,致使中职教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被现实挫伤,自我强度低,心理素质较差,加上长期的校园文化生活的影响,他们走向社会感到力不从心,相较于普通中小学的老师们,他们更容易自我否定,自我认可度较低,外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内部又缺乏足够的抗压能力。长此以往导致中职教师的社会交往自信度不够往往会选择逃避。
二、学校因素
1.工作超负荷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教师的工作量正在逐年增长。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具有独立思维的学生,这就是教师职业不同其他职业的一点――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中职学校的学生不良行为多,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异常繁重,不仅从事传统的教育教学工作,还要从事教导育人的工作,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加之,科技的快速发展多媒体的利用,使得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科技理论知识,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说,不论从那种方面来看,教师的负担有增无减。
2.人际关系日益紧张
学校是一个组织管理系统,成员间的肯定认可、正确的评价和支持并不容易。研究表明,对教师而言,学校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同事、领导的关系。而随着学校内部的竞争,如评优、晋升、学生学习情况的评比,加上部分领导武断的领导方式和不公正的的处事方法,使学校教师内部人际关系紧张;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越高对教师的要求也会相应的增高,一旦成绩下降则怀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教师威信大减,使得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日益紧张,从而使教师产生压力感。
三、教师个人因素
1.不切实际的过高自我期望
追求“完美主义”的这种心态很容易使教师忽视自身条件的限制,如“个性、能力、机遇等”,一旦过高的自我期望不能实现就会有很强的挫败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操守把教师潜移默化成一个“完美”高大的形象,一旦出现差错,教师就会干自责内疚,焦虑不安,长久以往,就会产生失落、自我否定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一）公共财政投融资力度不足
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模式是一种双体系，涉及投资与融资两方面问题。纵观发达国家的低碳投融资模式，其融资渠道通畅完善，方式灵活多样，拥有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低碳经济立法先行者的英国，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普遍开征的气候变化税（CCL）。在2004~2010年间，英国GDP从22208亿美元上涨3.36%至22955亿美元，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7年间的下降幅度高达12.22%。碳税作为一种刺激性经济政策，已在丹麦、荷兰、挪威、德国等全球范围内推广实施，实现了低碳经济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投入力度大，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都超2%，而我国直接用于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资金却远远不足，虽然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在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4937.03亿元到2012年投资总额的8253.46亿元，同比增长16.02%，是2004年的4倍之多，但是其所占GDP的比重低，仅为1.59%，只能够达到控制环境恶化的目的。同时，我国政府的重视程度不足，法律力度不够强化，缺乏碳减排的激励机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投融资体制和强制性的减排约束。据统计，我国每年在节能环保市场上的投资不到1000亿元，低碳经济存在严重的投融资缺口，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2009年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预测，照目前的投资增长速度，到2020年，节能、新能源行业和其他环保行业至少有2万亿资金缺口需要弥补。
（二）商业银行参与度不高
技术与资金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投入不仅要在量上得到改善，更要追求质的提高。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绿色信贷，利用金融杠杆，推动了世界经济由“高碳”向“低碳”的成功转型。在支持绿色信贷投融资方面，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践了赤道原则。赤道银行提供了环境保护和风险评估框架，第一次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金融行业标准，目前采用赤道银行的机构以扩大至27个国家的67家机构，其业务总量占全球项目融资的85%以上份额，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而中国的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虽逐步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其绿色信贷总额与总资产的比例仅有3.46%。《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称绝大多数银行这一比例低于2%，资金缺口高达现有融资的20倍之多，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已研制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融资方案。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对低碳项目的服务与信贷刚刚起步，融资渠道单一，融资工具创新不足，实施绿色信贷的内在动力不足，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三）资本市场融资支撑不够
资本市场是调整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低碳经济周期长、技术新、投入大的特点使得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等融资工具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已设立约50家的碳基金用于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发展，不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为低碳发展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以英国为代表的碳信托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实现了1700万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任务，节省了超过10亿英镑的能源支出。我国的碳基金始于2005年，刚起步不久，规模较小。具有低碳环保性质的上市公司数量少，低碳企业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困难，比例仅为10%左右。技术转化资金不足，缺乏相关扶持政策，资本市场参与低碳经济的融资程度不高。
（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京都议定书》，由此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的碳交易额为108.6亿美元，2008年迅速上升到1263.5亿美元，增长了126.6%，2011年更是创下了1760亿美元的新高。与此同时，碳交易量从2004年的0.94亿吨爆炸式地增长到2012年的105.266亿吨，涨幅高达110.99%，2020年的碳交易量有望达到440亿吨。《全球碳预算》显示，中国是碳排放量总量最大的国家，约占27%；其次是美国，占14%；欧盟占10%以及印度占6%。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资源，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探索有关碳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场，欧盟气候交易所（ECX）的排放贸易制度体系占到全球碳交易市场的68%，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ME）已成为全球自愿碳减排市场的典范。各种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等层出不穷，对资金的扩张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碳交易市场俨然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目前，上海、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权交易所已启动交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碳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碳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创新力度，买卖碳商品的定价权无法掌控，我国仍处于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尚未形成信息透明、统一标准化的碳交易市场。
二、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作用方式
（一）作用机制
影响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主要包括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这5个方面。通过研究制约因素的作用机制，有利于趋利避害，通过采取合适的方案，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该研究问题分为3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同一层次的因素既受上一层次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对下一层次因素起着制约作用。其中，最上层为最终目标层，即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中间层为制约因素层，包含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5个制约因素；最下层为作用对象层，即分别从社会、经济、生态3方面探讨对制约因素的影响。3个层次之间交互制约，形成如图1的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递阶层次结构。低碳能源、供应安全、风险规避、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是是维持社会健康运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态可持续化发展的“血脉”。能源结构的合理优化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探索挖掘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耗用，增加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能源的选择与预测；近年来能源战争的爆发以及“煤荒、油荒、气荒”的出现使得传统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弊端日益显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寻找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此确保有充足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信用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的合理规避，能够最小化对社会生活、经济增长和生态优化的威胁，权衡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保证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三性”平衡；节能减排政策、税收优惠等保障机制与激励机制的运用，如政府强制性对高碳产业采取减排措施，对低碳产业实施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保障法律权利和福利权利等进一步地刺激了产业的低碳化和投融资的发展；创新与重视力度的加大，能够活跃我国的低碳经济市场，为我国低碳投融资的发展注入新生的活力与迸发力。可以看出，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种交互相织的网状关系。人们对社会的要求、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对环境预期等因素的影响，都会使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低碳经济的投融资发展。研究层次结构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到制约因素对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影响强弱，更加明确其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在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不断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的投融资体系。
（二）促进作用
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亟待解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低碳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虽然我国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晚，而且面临着多种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也双向地对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图模型所示，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影响是相互的。投资低碳经济能反向地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构建和完善绿色税收体制；实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国际社会的双赢局面；促进多种融资工具的创新，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的话语权，提升我国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与此同时，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绿色信贷和赤道银行的规范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拓宽了低碳产业的融资渠道，日益活跃的碳交易和推层出新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也共同推动了和谐共生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机制的发展与创新。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构建低碳时代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我国低碳投融资模式的转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针对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的发展现状，分别从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一）政府不仅应制定好低碳制度，更应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
运用宏观手段激励金融机构的融资和直接的资金供给，微观上配套风险补偿和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积极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低碳领域。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投融互动，适时选择不同的碳税政策，适地实施差别税率，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在量与质上的双向提高，统筹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体系。
（二）商业银行应继续完善绿色信贷体系
主动接纳并演变为赤道银行，有效发挥资金优化配置的功能，为低碳耗能企业上市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同国际市场相接轨的步伐，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在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方面提供至少80000亿元的资金准备，力求实现金融机构的自身效益和我国低碳经济持续繁荣的共赢局面。
（三）我国应继续发展和完善顺符合中国机制的碳基金
在资本市场上促进碳金融与碳市场的发育，在制度层面上运营政策工具促进国际协调，增加低碳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场的数量，鼓励和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低碳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使我国的碳基金项目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的资本市场中去。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 [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 [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 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表一 公共服务支出及政府消费支出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公共服务支出
价格指数
平减后公共服务支出
gdp
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
1978
359.64
100
359.64
3645.2
480
13.17
1980
554.91
109.5
506.77
4545.6
659
14.5
1985
931.75
131.1
710.72
9040.7
1184
13.1
1990
1646.54
216.4
760.88
18718.3
2252
12.03
1991
1823
223.8
814.57
21826.2
2830
12.97
1992
1983.49
238.1
833.05
26937.3
3492.3
12.96
1993
2293.91
273.1
839.95
35260
4499.7
12.76
1994
2967.93
339
875.5
48108.5
5986.2
12.44
1995
3456.81
396.9
870.95
59810.5
6690.5
11.19
1996
4101.7
429.9
954.11
70142.5
7583
10.81
1997
4733.7
441.9
1071.22
78060.8
9007.32
11.54
1998
5723.6
438.4
1305.57
83024.3
10041.42
12.09
1999
6905.22
432.2
1597.69
88479.2
11263.46
12.73
2000
8291.85
434
1910.56
98000.5
13375.82
13.65
2001
9729.49
437
2226.43
108068.2
16154.77
14.95
2002
11947.57
433.5
2756.07
119095.7
18218.72
15.3
2003
13124.25
438.7
2991.62
135174
20971.82
15.51
2004
15315.45
455.8
3360.13
159586.7
24358.69
15.26
2005
18111.9
464
3903.43
184088.6
27092.29
14.72
2006
21793.71
471
4627.11
213131.7
31930.41
14.9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花. 试析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j].东南学术,2002(2).
[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电力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发展提供能源供给和动力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电的需求量在不断扩大，电力需求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拉动了电力工业的发展。而电力工业的适度超前发展又反过来为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一、改革开放以来，电力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实现良性互动
回顾过去3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加速增长造成全社会用电需求也呈加速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全国GDP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增速,且呈加速态势。全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带动了电力需求的加速增长。并且自2000年以来,电力需求增速持续大于GDP增速。
高速增长的电力需求不断的给电力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国在大力提高一次能源产品生产能力的同时，将能源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电力工业上。过去30年是我国电力工业高速发展的30年。1978年，我国发电量仅2566亿千瓦时。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到2001年，我国的发电量已达到14819亿千瓦时，年均增长7.9%；其中80年代及以前，年均增长7.8%，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达到8.1%。
与此同时，我国的电源结构在过去30年里也得到了明显的优化。以各时期累计的新增机组容量计算，1978年～1989年，火电新增机组容量占全部新增机组容量的比重为77.6%，而1990年～2001年，这一比重已降低到71.1%。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水电、核电、风能发电等的新增机组容量的比重得到了提高。电源结构的优化对我国因能源消费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解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二、电力需求继续高增长的经济渊源
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而且重工业产值在逐年增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其中重化工业特征显著，其在我国GDP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均表现为持续增加态势。2007年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从重点能耗行业的固定投资增度来看，2007年除电力行业固定投资较2006年有所降低外，其余高耗能行业固定投资较2006年均有所抬升。这是2007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维持1.31的主要原因。随着宏观调控力度不断的加大，这些高耗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得到遏制，但为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过渡，笔者认为在今后几年，我国高耗能行业在经济中仍处于重要的地位，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仍将高于1。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2006年城镇化率达43.9%，比2000年提高7.68个百分点。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城镇人口5.94亿，城镇化水平44.9%。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百户耐用家电拥有量与更新换代速度也在逐年上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重化工和城镇化将构成我国电力在新时期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重要动力渊源，在二者的助推下我国将迎来电力发展与社会进步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三、经济发展新思路指引下，电力投资出现新亮点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狠抓节能减排工作，明确了“十一五”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电力行业作为节能降耗和污染物减排的重点领域，2007年积极推动实施上大压小、差别电价、节能调度、发电权交易等多种措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粗略估算，2007年电力行业仅通过提高能效（包括降低线损率和供电煤耗）、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加强需求侧管理三项措施，即相当于节约一次能源6492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03万吨（约占2006年电力二氧化硫排放的7.65%，全国二氧化硫排放的3.99%），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8亿吨。
水电是重要的清洁型能源，可再生、无污染、运行费用也比较低，还便于进行电力调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根据”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开发政策，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9亿千瓦，其中大中型水电1.4亿千瓦，小水电5000万千瓦；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其中大中型水电2.25亿千瓦，小水电7500万千瓦。
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核电和风电将是我国今后电源建设的重点，但由于两者在我国发电装机中所占比重很小，所以即便是根据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核电和风电装机容量分别到40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届时，核电和风电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也不到5%。所以，核电和风电在今后我国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者的投资发展空间是无可限量的。
四、结束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把经过不懈努力换来的电力供需相对宽松、良好的环境，看成是电力工业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电力工业适度超前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电力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截止2011年1月13日，1美元可兑换人民币6.5997人民币，相比于2007年1：7.78左右，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其中，2008年初开始的金融危机对汇率影响不可忽视，这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外部原因;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则是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以及我们应对不利影响时应采取何种政策，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与日本在国际舆论上的施压。
1.美国方面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人民币升值从短期来看对美国经济有利，美国基于以下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
遏制对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口，扩大出口。我国出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升高，这将使我国商品的价格优势缩减，商品在海外市场占有率下降；同时，人民币升值将使美国商品在我国市场价格下降，有利于其扩大出口，缓解国内高失业率，并对其扭转贸易逆差有所帮助。
使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中国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量全球第一，到2010年9月份共持26483.03亿美元①。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从而使我国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例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百分之一，即美元贬值百分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就将缩水260亿美元。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将对我国国有资产造成巨大损失，对我国经济稳不利。
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7月份我国增持美国国债30亿美元。截至7月末，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为8467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②。因此，美国若持续增加美元供给，将使美元大幅贬值，是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使中国资产外流。 日本方面
日本经济长期发展迟缓，内部需求不足，是此次舆论产生的主要原因。自90年代起，日本国内一直通货紧缩。政府为治理通货紧缩，推出包括经济搞活战略、处理不良债权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对策，但短期内企业破产加剧，失业增加，通货紧缩趋势有增无减。在日本政府解决长期通货紧缩效果有限情况下，日本经济领导高层开始将目光转向日元国际汇率平衡问题，希望通过诱导日元贬值，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进口产品价格，抑制国内物价下降势头。从政策层面来看，这是日本政府改革措施乏力，难以找到经济复苏出路的一种表现。
二、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动力
国际收支双顺差。国际收支双顺差是指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理论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的，所以不可能同时出现顺差，但在我国却出现了双顺差的现象：经常项目顺差，指进出口贸易、出口大于进口。 资本项目顺差，指入出境投资、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
1.双顺差（贸易顺差与资本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总顺差216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265亿美元，同比下降6％，上年同期为下降3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0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上年同期为下降15％。③我国在经常性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都意味着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促使人民币升值。 购买力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gdp按名人民币升值名义汇率计算为1352美元,但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则为5791美元,即名义汇率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4.06倍。一般来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仅涉及到可贸易商品,并且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因而容易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但是,人民币币值即使没有undp估算的那样高,也不至于像现行的币值那样低。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般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的较快提高和经常项目出超往往会引起本国货币升值；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期间出现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也会引起货币升值。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gdp世界第二大国，经济的发展为人民币币值的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主要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外资引进、金融稳定，同时对老百姓生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进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一方面将促进我们以相同的价格进口更多的原材料、外国商品，引进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使国外商品价格下降，可能对国内某些落后产业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国内落后产业的技术革新。因此，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上升对我国进口贸易有利。 出口。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将带来比较大的损害。降低出口企业利润率，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加大社会就业压力，并增加财政赤字，造成通货紧缩等，但是具体到各个行业则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人民币升值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因为价格便宜正是中国制造的生命力所在，并且，出口厂商无法从商品价格的提高中获益，因为人民币升值后，等额的美元无法兑换人民币升值前所能兑换的人民币数量。而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工费用等生产成本增长,故对出口贸易依存度大的行业的短期冲击将难以避免,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
由于出口价格弹性（出口量的变化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也有所差异。我国的出口型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等,其中纺织服装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依存度达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出口价格弹性较低,降价空间很小。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根据有关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19%、2.27%和6.18%⑤。如果人民币升值3%,可能会抹平国内纺织服装业的平均利润水平。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0%左右,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外汇储备与持有美国国债。人民币升值将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及所持美国国债大幅缩水。 引进外资。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即将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投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投资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5.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调整。
6.对老百姓而言，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及服务，出国旅游、留学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国家经济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然而人民币升值已成定势，我们如何应对挑战才是我们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四、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措施
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将人民币升值速度在控制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减缓升值的速度。
政府应通过财政、技术等方面的扶持，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贸易结构，通过提高对外贸易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抵御外国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并使国内产品提高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建立一系列的金融监督体系和抵御措施，例如：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应下调到使人民币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国家货币如美元的收益率，从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热钱”流入我国，降低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
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开发国内市场，国家可通过各种财政手段，比如降税、调整个税征收点、减费、增支等提高民众消费能力。
适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大量外汇储备,所以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不单可以缓解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外国的产品出口。可以考虑的具体使用途径有: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和完善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期货储备机制,诸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放宽外汇管制,提高优秀企业的用汇比例,鼓励国内优秀企业向外直接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购买国内紧缺商品，平衡国内物价，利用人民币升值减轻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物价上升过快的压力，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将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层出不断，而解决这些矛盾，甚至将矛盾转换为机遇的关键在于自强。只有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稳定与优化，中国经济才能更加稳定与快速的发展。
注释：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外汇储备——2010年.
②美国财政部.
中图分类号：S15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当前，我国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在范围上呈现广阔，在种类上呈现多样，在程度上呈现严重等特点，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妨碍生态重建的根本性问题，是创建全面小康社会中主要的阻碍和制约。当前水土流失在水资源和水环境上有几种的表现，水体水质恶化、非点源污染严重、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在我国广泛存在，这些危害不但对当前社会进步不利，更会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深入研究，要将水资源和水环境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考虑因素和环节，突出水土保持的科学性和长期性，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和环境，更为长期的进步提供基础和保障。
1水土保持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响
1.1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的影响
水土保持工作中应该考虑水资源的效应，通常在行业内建成水量效应，主要是指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和工作区域内流域径流和地下水资源变化的影响。一般地看，水土保持工作能够有效降低流域内径流的大小，减缓径流产生的沙化趋势，削减流量在雨季洪峰的流量，使径流含沙量得到有效控制。在特殊时期，例如多年不遇的洪水过程中，水土保持可以滞缓洪峰出现的时间，预防流域内不同径流洪峰的叠加效应，同时有利于降低洪水过程中产砂量和径流。总之水土保持会对区域内的流域水循环造成影响，会对水资源的数量、时间和质量有比较大的改变。
研究
1.2水土保持的水环境的影响
水土保持对水环境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上，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生产、水土流失、居民生活、城市径流、大气污染物沉降，非点源污染具有隐蔽性强、随机性大、分布广泛、种类众多、来源复杂、形成机理多样、发生落后等特点，这会大大提高治理和控制的难度。水土保持工作要利用水环境的生态和综合效应，实现对非点源污染的过滤、吸收、迁移和转化。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要积极考虑水环境的因素，同时水土保持也会对水环境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这是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时必须重点考虑的关键环节。
2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重点
2.1水文分析的措施研究
水文分析是水土保持措施中最为基础的部分，进行水文分析应该立足于水文泥沙观测的资料，建立有一定精度的治理前流域产流产沙模型，然后将治理后的降雨条件代入，还原计算得到相当于治理前的产流产沙量，再与治理后的实测水沙量比较，从而求得水土保持措施对水沙的影响量。水分分析可以根据经验公式法、双累积曲线法、不同系列对比法、单位毫米有效降雨产流产沙量对比分析法和径流系数还原法等方法进行，这些方法具有模型直观、计算简单、效率高等优点，是水文分析的常见方法。但是水文分析法对汛期有着特殊的规定，因此，需要重点加以区分和明确。
2.2成因分析的措施研究
成因分析措施是根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减水减沙作用实测成果，并考虑产沙在河道中的输移及冲淤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新增水土流失数量等，计算水土保持减水减沙效益的一种方法。其关键是水土保持措施数量的统计和蓄水保土定额的确定。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包括：一是能直观了解在实施各项措施的土地上土壤侵蚀减轻的程度；二是能在一定范围内检验水文法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三是不仅能分析计算现状治理措施的蓄水拦沙效益，而且能预测规划治理措施的蓄水拦沙效益。它是计算水保效益、分析当前治理现状、预测未来水沙变化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
2.3非点源污染物计算的措施研究
水土保持工作中对非点源污染的负荷计算分为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溶解态物质，即在降雨径流的过程中污染物溶解在水中并随地表径流汇入水体；二是，吸附态物质，即侵蚀土壤吸附的固态污染物，它与侵蚀土壤一起被输送到水体中。非点源污染大多是在土壤侵蚀运移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主要过程是以侵蚀过程为基础。流域下游水环境污染主要就是由于降雨产沙过程中所携带出的污染物造成的。通过流域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水质分析是研究水土保持水环境效应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工作。但是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及监测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给流域非点源模拟、监测与控制造成一定的困难；而分布式水文模型又对基础数据的要求十分严格，稍有缺失或误差将会影响模拟结果，因在成因分析法计算泥沙输移流失量的基础上采用吸附态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水土保持措施对氮、磷、有机质的影响进行定量计算。其中吸附态非点源污染物负荷模型描述如下：吸附态污染物以土壤侵蚀过程为输送载体，其流失负荷受到污染物在土壤颗粒中的富集比例的影响，其计算模型数学表达式为：Ca=A×Qa×η
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通过成因分析法计算水土保持的措施过程中还存在对氮、磷等土壤营养物拦截效应的成果较少的缺陷。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产生水土流失的原因复杂、多样，因此，治理水土流失的过长将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特别是我国水土保持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系统性和基础性的不足，这导致水土保持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水土保持工作要与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治理相结合，要形成水土保持工作中对水资源和水坏境的影响和评估体系，以政策性规范和决策强调的方式强化水资源的保持和开发，为社会的长期进步和发展营造优良的空间和环境支持。
参考文献：
[1]周旭,穆兴民,张鑫,严宝文.秃尾河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泥沙变化的影响[J].水土保持研究.2010(01)
[2]张军,秦奋,邢昱.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措施对下垫面抗蚀力影响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