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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学是一种审美生命形态。文学史应该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谐和，把握学科品格的核心特征。文学史教学必须讲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里既有文学自身的传统，也有文学赖以置身的文化传统。从概念到概念的历史叙述是无法回到当年的理论框架中去的，必须着眼于发现历史的相关性，并在既定的文学史与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体如何在叙述中回归历史或最大限度地切近历史。就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来说，如果不能抓住“人”或者“人文观念”这一红线或母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西方文化之精髓，也无法找到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钥匙。“人”之文化属性，彰显的乃是“人”之精神存在。人之精神自由的前提乃是精神独立，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起点在于发现自身的本质是灵魂。就西方文化而言，正是灵魂之于肉体的独立所生出的个人的精神自由，开启了人之无穷的猜测――实验，西方人才创造了辉煌的科学;开启了人之无限的想象――反叛，西方才创造了丰饶的艺术;开启了人之无尽的怀疑――思辨，西方才有了深刻的哲学;开启了人之无比的敬畏――虔诚，西方才有了博大的宗教。虽然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哲学兴起之后的当代西方文化自身内部发生了一些微妙调整，但总体来看，不同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式的一锅煮，西方文化强调灵与肉、个体与群体、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乃是西方古典文化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对立的双方既分立冲突，又互补共生，并最终统一于激越丰沛的生命意识与厚重丰富的人文精神，这正是西方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展开的内在逻辑机制。
“认识你自己！”这是写在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神庙上的一句名言。这一名言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不断探寻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执著的探寻精神，乃西方文化演变的深层动因。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学也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蕴含着深沉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性内涵，从而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人文传统。自文艺复兴始，西方文学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形成了思潮流派更迭相继的独特发展模式，而贯穿这些思潮流派的恰恰是人性探索、灵魂拷问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传统[1]。
学术界向来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简称“两希）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然而，对这两大源头在文化内核上的异质互补特性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在西方文学的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对这两大传统在西方文学中如何延续与发展，更是缺乏深入阐释。尤其是对这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如何影响近代西方文学，并在西方文学中既对立又互补地得以延续，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童年时期那的天真、浪漫的人性，蕴含着一种放纵原欲、个体本位、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作为西方文学的另一源头，希伯来文学中虽无古希腊文学那样的对自然人性的与张扬，却有一种内敛式的人性追寻。它重视对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蕴含着一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肯定超现实之生命价值的宗教人本意识。古希腊-罗马文学体现了原始初民无穷的生命活力，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既抑制人的原始生命力，又表现出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追寻，既有人的主体性的萎缩，又有人对自我理解的进步与升华。理性与原欲是人性中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原欲型的希腊-罗马文学和理性型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因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内涵而成为既冲突又互补的异质文化范畴。“两希”文学对人性追寻的这种对立与互补，构成了西方文学人性探索的基本价值核心，也是西方文学贯穿始终的人文主题。
中世纪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直接地接纳了古希腊―罗马理性哲学精神的影响，体现了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与人文性的互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引导人放弃自我努力、放弃现实而追求超现实世界，这固然有重神而轻人，使人的主体性萎缩的一面，但这种文化与文学在抑制人的自然原欲的同时又把人提升到精神层面，这是人对自我理解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合乎人的理性之本质，因而也有其人文性。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宗教人文传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时期，这个时期“两希”传统在经过了冲撞与互补之后形成了新质人文传统。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主要是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的“复兴”，呈“原欲+人智”形态;后期人文主义则吸纳了希伯来―基督教人文传统，呈“原欲+人智+上帝”的形态。可见，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并非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简单“复兴”，同时还有中世纪宗教人本传统的弘扬。因此，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在人文传统上并非断裂的而是延续与发展的。
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对“古典”的崇尚侧重于古罗马文化与文学，汲取了其中的政治理性意识。这种“政治理性”投合了当时欧洲人的“王权崇拜”心理，它在科学精神催化下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加深了人对宗教宇宙观与世界观的怀疑。古典主义文学中的“政治理性”体现了这一时期人对“人间上帝”的追寻，也体现了“两希”传统的新形态。
18世纪启蒙文学借助“自然原则”张扬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传统和近代科学理性，同时又从道德意识的角度使宗教理念世俗化，使古希腊―罗马式的人本意识在希伯来―基督教人本意识的牵引下向着道德理想的方向提升，从而形成了基本稳定的“两希”人文传统的现代构架：既张扬自我，重视个体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又寻求道德律令对自我的约束，寻求理性与原欲、灵与肉、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和谐统一的“自由”境界。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近代“人道主义”范畴。这说明，“人道主义”乃“两希”文化传统融合之产物，其中蕴含着古希腊―罗马世俗人本意识，也蕴含着希伯来―基督教宗教人本意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念总体上属于近代范畴，但已孕育了现代文化基因。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了对人的自由生命的热切向往，“回归自然”的境界乃人的自由观念与生命意志之寄托。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意识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理性束缚的个性主义愿望，使西方文学的人性意蕴与人文传统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充溢着被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同时，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带有非理性色彩。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示物化社会人的生存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些“人”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又始终受制于道德理性的规律，灵魂深处蕴积着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
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
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甚至走向极端，蕴含着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表现出对传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本意识的一种反拨，也显示了西方文学在“人”的观念和人文传统上的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许多作家又热衷于追求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与“上帝”，表现出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观念的又一新趋向。这是传统人本意识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2]。
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文学史观”乃至是一般历史观的科学与否。不用说，国内学界在文学史乃至是一般历史的撰写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科学倾向，在西方文学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也不例外，一味强调“斗争”而看不到“扬弃”，延续的历史就被描述为碎裂的断片：20世纪现代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是断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断裂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是断裂的，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是断裂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断裂的，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是断裂的。这样的理解脱离与割裂了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传统，也就远离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土壤，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住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与思潮流派深度关联的本原性元素。其实，西方文学因其潜在之人文传统的延续性及其与思潮流派的深度关联性，它的发展史便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而不是被时间、时代割裂的碎片。因此，从人文传统和思潮流派的更迭演变入手解说与阐释西方文学，深度把西方文学发展的“红线”与“基脉”，就切中了西方文学的精神实质，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与“创新”也就有了学理的前提与根基，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或做得不够深入的[3]。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英语专业；外国文学课；人文素质；培养
一、当前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
人文一词源于拉丁文，在后来的使用中被给予了文化和教育的含义，人文素养其实就是人们在发展中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综合素质及其发展的程度，总的来说，人文素质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如对人文思想的理解，对人文精神的遵循、对人文知识的掌握、对人文方法的掌握。这里面核心是人文精神，其基本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的培养就是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对人们的价值观、生命观、人生意义非常的关注，对价值理性比较注重，特别重视对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道德出现了大面积的滑坡情况下校园里面的人文精神也深受其影响。大学生在象牙塔里面的生活本应纯洁，但是现在却日益的世俗化和功利化。有些学生自视甚高、做事眼高手低，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没有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大学生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因此，针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薄弱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英语专业中的文学课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很有必要。
二、英语专业中开展外国文学课程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外国文学课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追溯到最早的话可以到时期的。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人才的需求角度也在不断地变化，当前我们的英语专业中的外国文学课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在阅读、欣赏英文原著的同时，掌握一定文学鉴赏的知识及方法，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分析，促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言基本功能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在西方国家，文学课程在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要想培养其人文素质，那么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一个基本方法。生活是文学的基础来源，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都是一个当时该国的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既有平凡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能让人们在阅读中一方面领会到人性中的卑微之处，也能感受到人性中的高贵之处。学生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对世界各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等方面有所了解，还可以感受到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辉煌，一方面开拓了视野，一方面也陶冶了情操，在增长审美意识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质。这种培养方式不是照本宣科的教学，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在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外国文学中的清楚分明的人文精神脉络级人道主义的传统。外国文学中能够对外国的风土人情、人文精神及价值观等有所体现。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人文主义精神都有所体现。从最初的远古时代到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外国文学发展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性的肯定，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的向往、坚定的民族意识以及文学作品中无所不在的人文主义的关怀。因此，英语专业中外国文学课自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含义，是弘扬人文精神，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良好平台。学生通过外国文学课中的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学习，能够培养出他们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对文学作品中语言文字的品鉴能力、对好坏的鉴别能力、对生活百态的感知，能够在学习中追寻真理。
三、以文本细读，推进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现在的社会风气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大，学生基本上都缺乏了较好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所以在一定意义来说英语专业中的外国文学课在一定程度上来先将作为一门阅读课程。要想对文学作品有所理解，就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文学作品，学生才能真正地走到作品中，这才有了和作品之间进行沟通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文学作品，学生才能够有机会增强对作者表现意识的体会。领悟到作品中的语言艺术，形成独立思考的意识，最终形成一定的思辨能力。当前的教学缺失造成了学生没有对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的阅读，仅仅是通过教师的讲授来认知，这样的结果就是学生直接接受教师的观点，没有参与到与文学作品的思想互动中，没有了自身思考和形成观点的时机。因此，英语专业中外国文学课中的人文素质的培养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学会系统有序的对外国文学进行阅读，及时的给予学生在教学大纲范围内的阅读计划，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并建立相应的阅读机制，奖励机制，给学生理出一些适合当前水平的书目。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学生能从书中学会思考，学会联系实际、学会带着问题进行阅读，并通过及时的讨论和总结，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思想上延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科技的进步，世界经济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文化也走向了一体化进程。文化因素在今后的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当前，中国想要局域世界领先地位，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的学校，对英语专业中外国文学课的合理运用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与英美文学课程探析.庞敬春-《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
[2]在外国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方法和途径.杨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
我们此处所论及的“及时行乐”，源自拉丁语“carpediem”，英语通译为“seizetheday”。该词组本是一个中性词组。汉语中也有人将此直译为：“捉住这一天”，另有人译为：“把握今天”、“珍惜时光”等等，甚至有人将此译成“只争朝夕”。作为中性词组，翻译过程中过份褒贬似乎不妥，而通常所译的“及时行乐”虽然在含义方面较为消极一些，有些贬意的成份，但哲学意味更浓一些，哲理性更强一些，实际上与原文的思想意义还是比较吻合的，如《简明文学术语辞典》对此的解释是：
Carpediem:Atheme,especiallycommoninlyricpoetry,thatemphasizesthatlifeis
short,timeisfleeting,andthatoneshouldmakethemostofpresentpleasures.(“及时行乐”：一种主题，在抒情诗别普遍，强调生命短暂，时光飞逝，一个人应该最注重现实生活的乐趣。)
“Carpediem”最早出现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中。我们从这一出处的上下文中可以看出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贺拉斯在《颂歌·卷一·十一》(OdesIXI)中写道：
聪明一些，斟满酒盅，抛开长期的希望。
我在讲述的此时此刻，生命也在不断衰亡。
因此，及时行乐，不必为明天着想。(注：Horace,TheCompleteOdesandEpodes,
trans.by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BooksLtd.,1983,p.79.)
虽说贺拉斯(65～8B.C.)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并不是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诗人。实际上，这一主题思想的出现，要比贺拉斯的《颂歌》早得多。我们无法考证究竟这一主题思想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作为古罗马文学直接先驱的希腊文学中，“及时行乐”主题就已经出现。如公元前3世纪的莱昂尼达斯(Leonidas)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应当明晓：你生来是个凡人，
鼓起勇气，在欢宴中获取快乐。
一旦死去，再也没有你的任何享受。(注：J.E.Wellington,AnAnalysisofthe
CarpeDiemThemeinSeventeenthCenturyEnglishPoetry(1590-1700),diss.,
FloridaUniversity,1955,p.42.)
古希腊的其他抒情诗人萨福、阿尔凯奥斯，也着意描写现世生活的乐趣，萨福在《哪儿去了，甜的蔷薇》一诗中，就写下了“一旦逝去，永难挽回”的诗句。尤其是阿那克里翁在一些描写人生乐趣和爱情以及颂酒的诗作中表现了强烈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古罗马诗人中，也有早于贺拉斯的诗人描写了这一主题。如早于贺拉斯的古罗马杰出诗人卡图鲁斯(84～54B.C.)就在《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等诗歌作品中表现了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光明有限、黑夜漫漫的时空观，因而不要顾忌任何流言蜚语，尽情享受现世爱情的欢乐：
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
那些古板凳指责一文不值，
对那些闲话我们一笑置之。
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复升起，
而我们短促的光明一旦熄灭，
就将沉入永恒的漫漫长夜!
给我一千个吻吧，再给一百，
然后再添上一千，再添一百，
然后再接着一千，再接一百。
让我们把它凑个千千万万，
就连我们自己也算不清楚，
免得胸怀狭窄的奸邪之徒
知道了吻的数目而心生嫉妒。(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这一“及时行乐”的世界观甚至影响了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本·琼森等诗人。本·琼森不仅对此诗极力称赞，而且还经过改写将这一思想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Come,myCelia,letusprove,
Whilewecan,thesportsoflove,
Timewillnotbeoursforever,
He,atlength,ourgoodwillsever…(注：RobinSowerby,TheClassicalLegacy
inRenaissancePoetry,London:LongmanGroupUKLimited,1994,p.144.)
(来吧，我的西丽雅，趁现在力所能及，
让我们前来体验爱情的游戏，
时光不会总是归我们所有，
它最终将要中断我们的意志……)
可见，在贺拉斯之前，在“carpediem”这一词语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的诗人表现了这一思想。
然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贺拉斯的“及时行乐”。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旗帜，复兴古代文化，反对封建和神权，因此，以体现现世生活意义的贺拉斯的“及时行乐”的主题思想也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重新得以重视。莎士比亚、龙萨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创作了不少这一主题的诗作。他们在诗中表现出抛开天国的幻想，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文主义思想。如龙萨在《当你衰老之时》一诗中，发出了“生活吧，别把明天等待，/今天你就该采摘生活的花朵”(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这样的呼吁，强烈地表现出“及时行乐”、莫失良辰的思想，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和处世态度。
而在17世纪的一些具有玄学派特征的诗歌中，“及时行乐”的主题更是得到了相当集中的表现。英国玄学派诗人赫里克(RobertHerrick)的《给少女的忠告》(TotheVirgins,MakeMuchofTime)、《考里纳前去参加五朔节》(Corinna''''sGoingaMaying)，马韦尔(AndrewMarvell)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ToHisCoyMistress)，爱德蒙·沃勒的《去，可爱的玫瑰花》，西班牙具有玄学派倾向的著名诗人贡戈拉的《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杰作。如《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以极强调演绎推理的结构方式，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把握时机、享受生活的重要性。该诗在第一诗节中声称，如果“天地和时间”能够允许，那么我们就可以花上成千上万个“春冬”来进行赞美、膜拜，让恋爱慢慢地展开；到了第二诗节，笔锋突然一转，说年华易逝，岁月不饶人，“时间的战车插翅飞奔”，无论是荣誉还是，都将“化为尘埃”；于是，诗人在第三诗节中得出应当“及时行乐”的结论：
因此啊，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
在你的玉肤，像那清晨的露珠，
趁你的灵魂从你全身的毛孔
还肯于喷吐热情，像烈火的汹涌，
让我们趁此可能的时机戏耍吧，
像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嬉狭，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地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糅成一球，
通过粗暴的厮打把我们的欢乐
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
这样，我们虽不能使我们的的太阳
停止不动，却能让它奔忙。(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204，167页。)
虽然这是献给“娇羞的女友”的诗，但是，该诗却是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一首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诗所要表现的不是一种爱情的关系，也不是马韦尔的激情，而是他对处于时间支配下的生命的感受。”(注：DavidReid,TheMetaphysicalPoets,London:Longman,2000,p.226.)
18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主题虽然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那样典型和集中，但仍然被许多诗人所关注。直到20世纪，还出现了索·贝娄的重要小说《及时行乐》(SeizetheDay)以及弗罗斯特的同名诗作《及时行乐》(CarpeDiem)。
二
“及时行乐”这一主题的盛衰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罗马及其以前的文学中，由于受到朴素的唯物论的影响，以及最初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及时行乐”这一主题得以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仍缺乏深刻的哲理性，主要是局限于享受爱情、美酒，突出现世生活的意义，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主要是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其基本定义仍然局限于：“吃喝玩乐吧，因为你明天就会死去。”(注：Horace,TheCompleteOdesandEpodes,trans.byW.G.Shepherd,Middlesex:Peguin
BooksLtd.,1983,p.79.)而在随后的中古时期，由于宗教神权统治一切，成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来世主义等思想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样，以反映现世生活幸福为前提的“及时行乐”的主题，在此期间也就极少有所体现了。即使是个性解放色彩较浓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等作品，虽以情爱与教会神权进行抗争，但多半是抒写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强调现世生活意义的“及时行乐”的主题从而有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尽管仍是“及时行乐”的主题，但思想却显得更为深沉，具有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反禁欲主义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表现手法也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17世纪，一些诗人的表现手法已经显得十分新颖奇特。如在《给少女的忠告》一诗中，赫里克写道：
含苞的玫瑰，采摘要趁年少，
时间老人一直在飞驰，
今天，这朵花儿还满含着微笑，
明天它就会枯萎而死。
太阳，天庭的一盏灿烂的华灯，
它越是朝着高处登攀，
距离路程的终点也就越近，
不久呀，便要沉落西山。
人生最美便是那青春年华，
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一旦虚度，往后便是每况愈下，
逝去的韶光呀，永难重温。
那么，别害羞，抓住每一个时机，
趁着年轻就嫁人，
因为，如果你把美妙的时光丢失，
你一定会抱憾终生。(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204，167页。)
玄学派诗人特别喜欢使用自然意象。马韦尔在《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一诗中，把爱情也形容为“植物般的爱情”(vegebrlove)，赫里克在《致水仙》等诗中，则使用“夏雨”(summerrain)，“晨露”(morningdew)等一些自然意象来象征人生的短暂。在这首《给少女的忠告》的诗中，玫瑰、时光、太阳等意象都作为喻体，烘托“青春易逝，抓住时光”的道理。尤其是“含苞的玫瑰”作为美和爱的象征，极为妥贴、形象。整首诗中，不仅强烈地感受着时光的飞逝，而且还联想着死亡的逼近，从而突出了“及时行乐”的哲理性。
其后，在强调公民义务的古典主义的诗歌中，以及在宣传和勾勒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和强调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及时行乐”的思想也就不再具有时代的特征，极少有人涉及了。而浪漫主义诗歌虽然“重情轻理”，沉溺自我，但是，在强调“情感”和“自我”的同时，浪漫主义又十分注重“想像”，从根本上说，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因此，十分现实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仍与浪漫主义显得格格不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中，虽然这一主题偶有涉及，但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那样的突出的现象，似乎也不复重现了。
三
尽管“CarpeDiem”这一词语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首次使用，而且，“及时行乐”这一主题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曾得到极大的关注，然而，这一主题并非西方诗歌的特产。在东方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就表现这一主题而言，不少诗歌可谓达到了“异曲同工”的境界。例如，被誉为人类最早的史诗——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东方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
当诸神创造了人类的时候，
他们也为人类设置了死亡，
用他们的手阻止生命的存在。
因此，吉尔迦美什，你应该大吃大喝!
日日夜夜欢欣开怀，
每一个夜晚狂舞高歌!
让你的服饰珠光宝气。
让怀中的娇妻心满意足。
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旨。(注：MaureenGalleryKovacstrans.,TheEpicof
Gilgamesh,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p.85.)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这一主题也同样得以关注。现以唐代《金缕衣》一诗为例，来看“及时行乐”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该诗同样是以鲜花的意象作为喻体，来表现“及时行乐”的主题。该诗的意义在于强调爱惜时光，莫要错过青春年华。花开时节毕竟短暂，青春年华转瞬即逝，所以，诗人坦诚宣称：不必犹豫，大胆享受现实生活，否则只会遭遇“空折枝”的处境。从构思上看，该诗与贡戈拉的《趁你的金发灿烂光辉》极为相似，前部分使用祈使句的形式，劝说对方享受生活，最后一行所表现的也是形成强烈对照的“将来”的衰败状态。从措辞上看，同是表现“及时行乐”，中国诗歌显得更为含蓄、婉转，而西方诗歌则更为热烈、奔放、直率。
再从哲理性来看，东方诗歌在这一主题的表现方面更具哲理的深度。题材范围也更具有开拓性，不再局限于男女情爱，而是重视个性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且从人类社会、战争、存在之谜等各个方面来思考和探讨这一命题。如王翰的《凉州词》，在尽情尽致狂欢作乐之时，仍表现出戎马生涯的悲凉以及厌恶征战的情绪：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种既豪迈奔放又凄楚悲凉的情绪结构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征战者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句，突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从而使“及时行乐”的主题具有了消极反战的进步意义。而李白在《将进酒》中的诗句更使“及时行乐”的主题充满了昂扬的生命意识：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东方的另一诗国——波斯的重要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中的一些诗篇，虽然表现的也是“及时行乐”的主题，但却是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讨。如在第24节诗中，诗人认为生命来自于土，归之于土，一旦“沉沦成泥”，便毫无声息，“永无尽期”，因此，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尽情利用”现实的时光：
啊，尽情利用所余的时日，
趁我们尚未沉沦成泥，——
土归于土，长眠土下，
无酒浆，无歌声，且永无尽期!
海亚姆甚至从陶樽、泥土等无生命的物体中，探讨存在之谜和生命的价值，并借无生命的陶樽的口来叙说“及时行乐”的哲理：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想把握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注：飞白：《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91，183，107页。)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数学知识体系主要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数学中的结论是一个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情感世界的宣泄;数学中的“权威”是“规则”――逻辑上的合理性。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遵守数学规则,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这种由数学熏陶所产生的对规则的敬畏感能迁移到人和事物上,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秩序的尊重。在教学中,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这种对秩序的自觉遵守,使人们形成一种对社会公德、秩序、法规等内在的自我约束力量,并进而发展为由他律性走向自律性。这是科学文化的重要人格特征。
二、严谨、求是
这是数学家的基本的科学态度,也是数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数学本身要求无歧义、客观、精确。数学的结果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更不允许有任何夸张。教学中表述概念、命题、定理最根本的准则是准确、简明,任何修饰性的词汇都是多余的,没有人认为数学计算的结果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也没有一位稍有数学修养的人认为数学证明过程可以借助于生动形象地描述来完成。所以,数学能使人们养成缜密、有条理、求实、求真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态度。据说牛津大学要求法律系的学生学习高等数学,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法律要用到很多数学知识,而是因为数学的品格能使人杜绝偏见,客观公正,不屈服于权贵,坚持原则,忠于真理,具有独立的人格。鉴于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利用教学的这一特性,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其浮燥,净化灵魂,摒弃和抵制浮夸之风和华而不实。
三、朴素、诚实
数学不允许夸张和繁杂,数学语言的精确性使得数学中的结论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形。数学中不存在伪科学,数学的本质要求数学家始终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存在。数学结论只符合逻辑的论证,不会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也不会听从于任何花言巧语或装腔作势。在数学教学中,教师通过数学训练使学生形成一种习惯;任何一步证明、任何结论的获得都必须有根有据。
四、开拓、创新
数学学习过程实质是一种再创造过程,数学中对定理、结论以及解题方法的探索,都需要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这种数学活动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教学中要杜绝“教师中心主义”。教师要大胆的让学生探索、猜想,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甚至是错误的想法。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千变万化,奇妙无穷,即使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教师也不能穷尽所有的解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问题,一题多解、巧解、解法的最优化等教学策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五、勤奋、自强
1．主要内容：
2．智者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
（1）专业性。智者学派多是知识渊博、才能出众的职业教师。
（2）狡辩性。智者学派常用各式各样的狡辩语言和方法阐释其观点。
（3）进步性。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3．古希腊哲学中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强调人的价值和作用。
（二）文艺复兴
1．主要内容：
2．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
（1）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
（2）批判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倡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
（3）主张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
（4）提出和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国家学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统一的国内市场。
（5）重视科学实践，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6）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反对虚伪造作，欣赏新的文学艺术和新文化的表现形式。
（三）宗教改革
1．背景：
（1）文艺复兴的影响。
（2）德意志四分五裂导致天主教会的掠夺。
（3）罗马教皇在德意志出售赎罪券。
2．主要内容：
（1）马丁・路德认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灵魂便可获得拯救；主张每个基督教徒都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不是盲目听从教皇和教会的说教。
（2）其他新教：简化宗教仪式，否定罗马教廷权威，坚持国家权力高于教会。
3．影响：
民众开始打破对罗马教会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四）启蒙运动
1．兴起原因：
（1）自然科学取得重大成就。
（2）资本主义的发展。
2．主要内容：
3．基本特征：
（1）从批判对象看，矛头指向专制主义、教权主义。
（2）从批判领域看，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
（3）从批判方式看，摆脱宗教的束缚，强调“理性”。
（4）从历史作用看，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统治做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
六、近现代西方科学发展历程
（一）物理学
1．发展历程：
（1）伽利略通过实验证明了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证实了匀速运动定律和匀加速运动定律。他的发现以及他开始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成就之一，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2）牛顿提出物体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形成了一个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力学体系，标志着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对解释和预见物理学现象有着决定性意义，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
（3）爱因斯坦打破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于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光速不变原理，指出时间、空间和物体的质量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随着物体的运动而发生变化的。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不可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空间结构和性质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由此使人类进一步深化了对时间、空间和引力现象的认识，将物理学发展推到全新的高度。
（4）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物质的辐射能不是连续的，而是以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能量单位即能量量子的整数倍跳跃式变化的量子假说。这一假说宣告了量子论的诞生。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世界粒子运动规律的科学，标志着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开始从宏观世界深入到了微观世界。
2．牛顿学说的主要影响：
（1）牛顿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并确立了相关学科的科学体系和科学的研究与思维方法。
（2）为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发展树立了楷模。
（3）推动了启蒙运动。
（4）当然，牛顿的机械决定论对某些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生物学
1．主要内容：
生物是进化的，一切生物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①物种不断地变异，新物种产生，旧物种灭绝。②生物的进化是连续的，没有不连续的突变，自然界没有飞跃。③生物间有共同祖先，彼此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④自然选择是变异最重要的途径。
2．重大影响：
进化论思想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有力地挑战了封建神学创世说，结束了上帝造人类的神话。它所揭示的关于生命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规律，不仅结束了生物学中物种不变论的统治，也为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史的基础。它不仅丰富、发展了生物学本身，也使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统一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并使它们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进化论思想对处于国家危亡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震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当作改造社会的利器，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科技革命
1．概况：
2．三次科技革命的异同点：
（1）相同点：①都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②都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变。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两大直接对立阶级的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形成；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生活结构的变革。③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列强的殖民扩张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④受到多国政府的重视。
（2）不同点：①从发明者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劳动者生产经验的积累，发明成果绝大部分是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后两次科技革命的主导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各种发明几乎都是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之上取得的。②从发源地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之后慢慢传播到其他国家；后两次科技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国家。③从突破口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轻工业为突破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重工业为突破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④从社会环境看，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二战期间。
3．科技革命的主要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蒸汽成为新动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使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使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形成，促进了近代城市的产生，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电力成为新能源，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气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更多的工业部门涌现出来，也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方式。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核能成为新能源，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引起人类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性的变化，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七、近现代世界文学艺术发展历程
（一）文学
1．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比较：
2．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
（二）美术
1．新古典主义美术与浪漫主义美术的比较：
新古典主义美术主张绘画要选择严峻的重大题材，在古代历史和现实重大事件中寻找创作题材；在表现形式上，强调理性，注重画面的严整与和谐。浪漫主义美术主张深入发掘人类的感情世界，注重表现人的感情，强调画面整体的完整和统一，不拘泥于局部和细节的过分描绘与刻画，特别强调色彩的作用，使画面丰富多彩，辉煌瑰丽。
2．现实主义美术与现代主义美术的比较：
（三）音乐
1．发展历程：
2．现代主义音乐的主要特点：
（1）多样性。有摇滚、蓝调和爵士乐等。
（2）时代性。一战后爵士乐成为主流；二战后摇滚乐成为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更多风格。
（3）音乐的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
（4）音乐发展呈现大众化和多元化趋势。
（四）影视艺术
1．发展历程：
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关键词：西方；美学；范畴；划分
我认为美学是哲学的分支，美学范畴的划分应该以哲学范畴的转变为基础，所以我认为从古至今，美学范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大的类型：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
一、古希腊时期：
当希腊人摆脱了宗教神话的限制，以理性的目光注视自然之时，他们除了感到敬畏和赞叹以外，也产生了困惑和惊异：生灭不已、变动不居的自然为什么会呈现出一幅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因而生生不已、自我涌现的景象？处于变化之中的自然，其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希腊人便开始了哲学思考，他们认为，在宇宙中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只是表象，而表象是不真实的，它会生灭，它还不是真正的存在，各事物后面必然有一个共相，一个不生也不灭，永恒存在的本质。把握住了这个本质，就能够说明一切具体的事物。早期希腊哲学在性质上是自然哲学。这时的哲学家，其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万物，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加之哲学家们的作品大多冠以“论自然”的名称，因此他们一般被习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研究的中心是“本原”问题。所谓“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说的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在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看来，在千变万化生灭不已的自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是不变的，它应该是自然最原始的开端和始终如一的主宰，非如此不能解释自然的永恒存在，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本原。人们限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去把握世间表象。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与想象基础之上的类比和宣称。当看到洪水滔天的时候，便主观地认为水是万物的主宰；看到火山、雷电导致大片森林被烧毁时便主观地认为火是万物的主宰，所以早期的希腊哲学以水、火、土、气等为世界的本原。所以早期的美学范畴也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范畴。而这些最初的哲学思考不可避免地带有朴素性和直观性。
二、近代：
近代哲学是继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之后，西方哲学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习惯上把17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称之为“近代哲学”。它是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伟大变革中形成的，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
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用三个“发现”来说明其时代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世界的发现”，史称“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一方面促进了欧洲工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力的水平迅速提高，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亦使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一下子将人们的眼界扩展到了世界性的范围。
其次是“人的发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的内在性原则将人们的思想目光从天国拉回了人间，从神转向了人，所以被称为“人的发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代哲学的思想准备，也是西方哲学从中古哲学走向近代哲学的过渡阶段。文艺复兴一方面通过搜集整理古代文献，使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接上了关系，从而有可能汲取古代哲学宝贵的精神养分，将哲学向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亦以其人文主义精神为近代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宗教改革则在基督教内部发动了一场革命，消解了它的外在权威，走向了人的内在性，从而为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自由原则奠定了基础。无论是文艺复兴使神世俗化，还是宗教改革使世俗神话，它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的发现”。
最后是“科学的发现”。这个时期正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它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树立了理性的权威，而且为哲学提供了思想的材料和内容，为哲学解释和说明自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从此不再用神学的态度而是用科学的目光看待自然，不再用神学的语言而是用科学的语言解释自然了。近代哲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科学实证的方式得到把握，人们越来越相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得到科学的实证，得到科学的把握。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得到普遍高扬的主体性思想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得到了极大发展。此外各国在各自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所创造产品的总和还多的产品，使人们对人类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相信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多机器从理论到实践中的运用，人类凭着自身的理智，在与自然的对立斗争中必定能战胜自然，取得最后的胜利，使人类最终过上符合“德性”的生活。这个时候不再关心抽象的自然本体论研究，而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认识自然、把握宇宙上，美学范畴也随之转向。
三、20世纪60年代以后：
一个世纪连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在战争中看到人类凭借理智创造的成果不是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福祉，而是造成了创世以来最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战后的人们痛定思痛，他们发现曾经人类引以为自豪的“理智”不能使他们过上“德性”生活。重建家园的举步维艰，经济的萧条，失业、疾病、战争的威胁，逐渐的人们把关注的中心从认识论的领域转向关注个人发展和注重生活安宁的存在论上来，美学范畴也随之转向了存在论。（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我们都知道，科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内容之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科学教育包括了科学知识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态度教育、科学精神教育等相互关联的四个层次的教育[1]。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关注度大多放在了科学知识的获取上，也就是说只重视科学带来的实际功利价值，对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关注度远远不及它带来的价值，许多情况下甚至违背了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因此，教育者们站起来呼吁，应响应科学的正?x之处，而响应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教育的正确教育理念就是更新以往的教育观念，改变以往的教育思想。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重要的价值以及不同的功能。科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超过了其目的性的价值，而人文教育恰恰是目的性的价值超过了其工具性的价值，它的关注点在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人的情感、人格、人性、思想、信念等的陶冶过程，总而言之，人文教育的宗旨就是以人文精神进行教育，在人文教育的各个角落、各个阶段都贯穿着人文精神。由于对人没有全面的理解，致使人文精神和人文意义与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人，应该把人培养成健全和完善的人，使之能够传递人类文化正确的价值观念。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教育赋予了难度极大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完整的教育目的观念，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完整的人。只有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体系中正确施行，才能确保人和社会能够全面和谐的发展。
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两者中任何一个教育都是不可缺的，也是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通不是表面意义上的简单融合，而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为一体，和谐共进。
二、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现代化教育中融通可能性的途径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有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等等。下面就简单论述几个方面。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思想
教育本身就有其经济功能，也有隐形的非经济功能。它既有长远效益，也有眼前的效益。目前，部分人在教育观方面问题还停留在片面理解上，往往被功利性占据了双眼，而非功利性就靠边站了；只关注了其短期可带来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了未来无限可能的价值。教育的大方向是在未来，应该坚持它的独立性。教育体现的价值不应该由急功近利和短浅的目光来表现，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从长计议。
（二）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加强理论创新
教育体制要根据现行教育形式不断加强改革，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建立更肥沃的基地，开发更宽阔的发展空间。尽可能的消除不利因素，确保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良好的发展。同时，科学教育和文学教育在理论方面不能懈怠，要加强对其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一番重大的创新，给予教育实践智力上的支持，指导一个正确的方向。给教育发展带来一番成就。
（三）改革课程，更新内容
科学与人文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重要的组成成分，其力量渗透在全方面的人类社会活动中，其影响力范围极广。人文主义有相应的课程内容，科学主义也有相应的课程内容，但两者的课程在相处时并不融洽，很长时间里是针锋相对的状态。我们提倡课程改革中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合起来，通过课程的改革来使之和谐共处，有效避免两者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走入极端的境况。课程改革过程中必须平衡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四）提倡素质教育，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培养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是历史和当代教育必须完成的教育使命。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学生全面发展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通才能体现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应有的意义。在现代教育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就像鸟儿的一对翅膀，少之一侧都不能正常飞翔。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中最主要的成分。
（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生活的真谛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オオ
媒介环境学作为传播学的三大学派之一，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媒介环境学着眼于研究媒介这种人造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媒介史作为媒介环境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了解媒介发展变迁过程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开展媒介环境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石。按照媒介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主要将之分为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和网络文化五个时期。美国作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历时15年撰写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这本书正是通过对媒介史当中15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印刷文化这一部分的翔实介绍和论证，让更多学人和对传播学有兴趣的读者，更好地深入地了解和思考印刷术作为一种新媒介，是如何影响处于由中世纪向新时代过渡时期的欧洲，对欧洲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哪些不可估量的影响。
15世纪的欧洲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正由彼特拉克的个人影响蔓延至整个意大利甚至欧洲大陆，宗教改革也紧随其后地冲击着欧洲旧势力的思想围墙，启蒙运动、科学革命都呼之欲出，它们的接连涌出吸引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注意，而背后那个推动它们产生的动因却长久地被忽视了，即印刷术。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女士的这本书正是着眼于这个长久被忽略的“三大发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格言第129条）之一，将印刷术作为欧洲近代史的重要动因之一，从欧洲通史、欧洲文化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印刷术史、科学史等方面进行完备的论述，认为机器印刷促成的这些变革对欧洲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オ
印刷传播革命初探
本书从15世纪印刷术萌芽阶段开始说起，对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产生地点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所谓印刷术出现的时期指的是印刷机在莱茵河之外的地区已然流行的时期，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西欧开始由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作为新的生产力，印刷术所掀起的传播革命被作者看做是引起这场过渡的最重要原因。在这阶段，印刷传播主要呈现以下一些特征：首先，书籍的产量显著增加以及付梓的书籍种类增多。更加容易得到和更加丰富的读物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发展，促进新思想的结合和多元化思想的转换。第二，由于印刷术的印刷特点，书籍的标准化引起了思想的剧变。个人主义新意识的出现以及对手抄书时代的勘误以及对标准的定义和强化促成了阶级分化和地区群体的鲜明意识。另外，由于文献和书本的急剧增加使得文本的重组和文献索引产生，这也为后来的近代科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书本、文献的增多和流通，采集资料的程序也进一步优化。更重要的是，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和累积性变化促使了文明的传承，文化变得不再脆弱，并且随着书本的大量刊印而广为传播。这也是这次文艺复兴不同于以往而获得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时，聆听型公众向阅读型公众的转变，为之后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远变革。
古典复兴的重新定向
文艺复兴在长久以来都被看做是思想方面的启蒙运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哲人的思考和创新，但是在这里作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文艺复兴字体之所以留下永恒的印记，并不是因为它吸收了一种风格而不是另一种风格，而是因为它是用字钉印出的，不是用手写的”（P126）。“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寻觅古籍的努力对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古籍不像以前的文献得而复失，人文主义者抢救的古籍是用机器印行的，因而永久保存下来了。”（P127）作者首先将文艺复兴的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进而集中研究机器印刷对15世纪印刷术产生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和放大作用，强调印刷术加速了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扩大了精神产品的影响力。同时，强调了机器印刷对精神产品的固化和积累作用，并且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影响力巨大的根源。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在宗教改革之前，作者更是认为这场机器印刷促成了各种新版本《圣经》和通俗语《圣经》的出版及传播，这使得拉丁文《圣经》和神职人员控制思想的局面被打破，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甚至，她重新定义了宗教改革的起点，认为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而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而不是路得的“九十五纲”。“在宗教改革的领域里，历史学家面对的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印刷机的力量塑造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刷机引起的。”（P187）通过对宗教改革运动过程的回溯，对印刷机导致的思想传播方式的剧变，以及对通俗语《圣经》发行所产生的影响的一一阐述，作者论证了印刷术对西方《圣经》信仰的两大冲击，其一是它导致了高层次的批评和现代主义的产生，其二是使正统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固化功能而更加僵化。同时，在印刷机刺激下产生的新教也有着浓厚的印刷机影响的痕迹――它成为了一种“书本宗教”，激励教徒识文断字，使之遵从准确行为准则的书籍，形成书本所灌输的健全的基督教道德观。这种由印刷术导致的累积性的新形势，也随之增加了其他领域变革发生的可能。
自然之书的转化
同对古典复兴的态度一致，伊丽莎•爱森斯坦女士认为印刷术的出现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动因，“印刷术的出现为早期近代的科学革命搭建舞台，并应该占有更突出的地位”（P318）。在这一部分，她和相关学科众多巨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旁征博引，通过大量的例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首先，她通过对近代科学产生时间的重新确定来重新审视印刷术在近代科学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同时促使科学革命发展的因素（如邮政和陆路运输系统）通过论证进行了否定。进而，她更加鲜明地区别了“手写”交流系统和“印刷”交流系统的区别，通过列举中世纪科学交流和保存的不足之处来进一步证明印刷术对近代科学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2－0069－05
一、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视文学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受制于经济基础，同时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反映”。然而在巴赫金看来：文化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文学的中介，经济因素不能直接促使文学新的形式和内容的产生，它只能首先作用于整个文化，然后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他反对越过文化把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 ［1］。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思想是融入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中的。他根据自己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特别是文学和民间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揭示了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狂欢化文化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是一种新的体裁――复调体裁，并强调了这一新型小说类型产生的历史源头是传统的民间狂欢化文化，而不是当时的经济情况或现实世界直接导致的。对于拉伯雷的小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巴赫金认为是因为拉伯雷的小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不相符而导致的，而这部创作是“一部完整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小说具有“怪诞的现实主义”的特点，这正是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式的笑文化所固有特点的再现。总之，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对文学作品的生成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既有内容方面又有形式方面。
巴赫金对文学的认识具有开创性，不同于当时流行于苏联的文学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一方面他不认为文学就是某种经济基础或某一阶级性的直接反映，而认为文化是它们之间的中介，也就是说首先是经济基础或阶级性作用于文化，然后文化再作用于文学；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文学就是形式，他认为对文学形式和体裁的认识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由此可以看出，巴赫金在对文学的认识中极度重视民族文化因素。是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简单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文化是中介，任何文化都会直接导致相应的文学样式和内容，同时某种特定的文学可以再现相应的文化，经济基础（我们可以说成现实世界）与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图1 巴赫金文化诗学简单示意图
中外经典文学最能体现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例如，《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叙述的是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人们往往称之为“历史文学”，然而它与那个时代的现实世界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对此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一是通过研读那段历史时期的历史文献，人们发现《三国演义》与历史现实差距很大。《易中天品三国》就是比较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他发现了《三国演义》中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并不符合实际，特别是诸葛亮和曹操。易中天认为：最能显示诸葛亮智慧的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原创者应是《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懦弱无能的鲁肃。史料也表明：最能体现曹操个性的是他的英勇和爱才而不应是他的奸诈。二是《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是明朝初期，距三国时期已有一千多年了，所以谈不上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直接导致了《三国演义》的产生，我们也不能认为《三国演义》是真实地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时代或者说是沉淀很久的中国封建文化直接造就而成的，同时它直接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和中国特色的封建文化。我们知道，随着宋朝理学的发展，封建文化在明朝时期已达到了完全的成熟，所以不难理解在这成熟的封建文化中《三国演义》可以置史实于不顾而与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完全一致。诸葛亮贤能是因为他维护正统皇室，忠于刘家政权，而曹操奸诈正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目无“君主”。另外关公最后得救成仙而成为圣人，这也是最能反映出封建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关公在《三国演义》中是集“忠”、“义”于一身，最符合封建文化要求的完美圣人，而且他能得道成仙也与中国的道教文化紧密相关。
又如，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不是歌德时代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但是我们可以说这部经典之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西方文化特征，是歌德生活的时代文化造就而成的，这部作品与当时文化紧密相连。在歌德生活的时代，随着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文艺复兴，提倡自由与宽容的宗教改革和崇尚人的理性的启蒙运动相继发生，西方社会的人文思想与中世纪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精神空前高涨，并很快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识。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浮士德》应运而生。《浮士德》是以人为中心，探讨理想的人生这一问题，不同于中世纪以上帝为中心的文化。在《浮士德》里，人是独立于上帝的、是自我的，幸福靠自己不断追求所得，浮士德――人类的代表――是不受“天主”支配的。在浮士德奋斗的一生中，从未有上帝的出现，只是在诗剧的结尾似乎是上帝拯救了浮士德的灵魂。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诗剧里的“天主”显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理性和自然的化身 ［2］。这种认识与歌德时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吻合。
二、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文学的本质特性和归属。巴赫金告诉我们：文学和文化关系非常紧密，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即使是文学的体裁（形式）也可以从历史文化那儿找到源头。不同民族的文学差异实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差异，阅读某民族的文学实际上是了解和感受那个民族的文化，由此我们可以说对文学的翻译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译介，这种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其实也与当前人们对翻译的理解完全一致――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轮换）逐步拓展为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化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翻译研究本身是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3］25。许钧在界定翻译时也强调了其跨文化的本质特征，“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4］。由此而言，如果说原创文学反映了某种特定文化的话，那么翻译文学就是用另一语言来反映那种特定的文化（当然，同时也是企图再现原创文学的本身），从而我们不难理解：翻译文学本质上充当了人们了解（原创）外国文学反映的文化及其文学本身的媒介，也就是，翻译文学是原创文学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的载体，实际上是人们了解外国文学及其文化的中介。从功能上说，中介性也是所有翻译都具有的基本特征。然而文学翻译毕竟不同于一般翻译，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创作，表现为对原创文学的“艺术加工”――客观上也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依据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这种“创造性叛逆”的“创作”也是源于译者的民族文化因素，这样文学翻译也就表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杂合”。据此，文化杂合性应视为翻译文学独特的内在特征，即翻译文学的最具本质性的属性。
至于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目前国内有两种主要的相关观点。一般人们认为翻译文学是“二度创作”的结果，“创造性叛逆”是其本质属性，这种对翻译文学性质的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是从（翻译）文学具有审美艺术性而言的，但这种认识有夸大译者“创造”的倾向而偏离了翻译文学的“中介”功能，由此否定了翻译文学作为翻译的结果而存在的价值，所以不能视为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况且，准确地说“创造性叛逆”应是文学翻译的特征而不是翻译文学的特征，“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过程特征的表述，而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结果；另一种观点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文学的性质为中介性，他认为中介性是翻译文学能独立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而自成一体的基石［5］。这种观点充分关注到了凝结在翻译文学中的翻译活动所具有的价值，是从翻译文学本身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出发的，但这种观点似乎忽视了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创造性叛逆”。实际上，如上文所说，中介性是所有翻译作品都具有的属性，因此中介性不是翻译文学独特的属性。我们认为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为文化杂合性是基于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视域重合”的结果，既看到了源文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又看到了译者的民族文化因素，它是翻译文学自身独特的、具有本质性的属性，体现了翻译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
就目前的文献来看，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并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翻译文学性质的理解往往过分地依据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而不是翻译文学本体的基本特征。因为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往往在“艺术”和“科学”中无从选择，所以出现了如前面所说的两种偏面理解的翻译文学性质――认为翻译是艺术的则认为翻译文学是“二度创作”，而认为翻译是科学的则认为翻译文学是理解外国文学文化的“中介”；二是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意识还很淡薄，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例如韩子满在《文学翻译与杂合》一文里“独守”着文学翻译的立场，谈论着原文和译文的杂合性，而只字不提翻译文学。正是因为他只有文学翻译的立场，而无翻译文学的意识，所以他宁愿说“杂合是文学翻译译文一个本质的、普遍的特征”［6］而不愿说“杂合是翻译文学的一个本质、普遍的特征”；他所谓的“译文”具有杂合性包括了译文中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杂合，而并没有意识到语言的杂合性并不是翻译文学的独特性质――语言的杂合在非文学的译文中显得更明显。也正由于没有翻译文学的意识，他无法认识到“文化杂合性”对于翻译文学的归属及其对挖掘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认识到文化杂合性是翻译文学的独特属性有以下三个重要意义：
首先，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的认识使我们把握了翻译文学独特的性质，使我们对翻译文学的本体有更深的认识，这种认识彰显了翻译文学独特的价值。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有别于一般的文学也有别于非文学的译本，是翻译文学的本体性特征。我们也不难看出，文化杂合性全面顾及翻译文学同时具有的文学和翻译特征。
其次，文化杂合性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文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文化杂合性给翻译文学的文化层面研究（即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既然文化杂合性是翻译文学独特的属性，那么我们进行文化层面的翻译文学研究不正是挖掘翻译文学的独特价值吗？另一方面，文化杂合性可以指导我们进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既然翻译文学杂合了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那么我们可以立足于翻译文学文本进行文化比较研究和文化互动研究。
最后，文化杂合性有助于我们解决翻译文学归属的问题。翻译文学到底属于外国文学还是民族文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明了文化杂合性是翻译文学独特的属性，而其它类型文学并不具备，那么翻译文学也就不存在归属问题――因为它有独立于它们而自成一体的价值。
三、翻译文学的归属
一般来讲，翻译文学是原创文学经过语言转换而形成的译本，它既不同于原创的外国文学也不同于原创的本土文学。如果把它归属在本土文学之内的话，这就违背了文学翻译的初衷――尽可能地“复制”源文，让人们了解外国的文学和文化；翻译文学具有的媒介功能应该是翻译文学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我们把翻译文学归属在外国文学之内的话，那我们就忽视了客观存在的源于译者民族文化的“艺术加工”；再者，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经过语言转换了的译本与源作相比，难免有文化缺失或增补现象。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以及本土文学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众所周知，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应该属于译入语文学的一部分，但他也强调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和“相对独立价值” ［7］，他始终把翻译文学视作“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实体” ［8］，“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 ［9］，坚持说服人们认同“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的存在”［10］；王向远虽然在《翻译文学导论》里也认可了翻译文学属于译入语文学的一部分，但他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事实上是“确认‘翻译文学’的独立的、本体的价值”［11］。他们之所以没有赋予翻译文学完全独立的地位，乃是他们总在二元对立中做选择――不是外国文学便应该是中国文学。事实上，我们何尝不可以让它们三元共存而发挥它们各自的价值呢？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使它成为了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接受的理想切入点，既可以进行文化对比研究又可以进行文化互动研究，还可以成为构建译入国世界文学的基础；而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都是各自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它们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就是全球文化多元性的存在，是我们研究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越来越多的离散作家的作品也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化杂合性，例如大量的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他们接触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杂合性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文化杂合性实际上是某一群体文化的表现，是基于作家对它们进行自由独立的主体性理解而创造的。例如林语堂的作品反映的就是那一特定时期美国华人普遍的文化心理，书写着他们共同的文化感受，这些作品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对美国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这一群体文化的反映，对这些文化的阐释完全来源于林语堂独立的主体性创造。在当今翻译界，人们往往把林语堂创作的《孔子的智慧》或《老子的智慧》视作一种翻译――文化翻译，但因为林语堂这两部作品我们并找不到它们一般意义上相对应的源文，他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有完全的自主性，所以本文视它们为林语堂的原创文学，不属于翻译文学，但是这种行为可以视作为一种文化翻译，即一种文化阐释行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不同于林语堂作品中的文化杂合，它总是以语言转换为基础表现在译本中的不同群体文化的杂糅或不同个体文化的杂糅，而且这两种杂糅往往交织在一起，译者对某一文化的理解要受制于源文的阐释，译文中的任何文化阐释是源文作家和译者两个主体共同创造的结果。例如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既有中英两种异质文化的杂糅，还有霍克斯个体文化与曹雪芹个体文化的杂糅；而杨宪益的英译《红楼梦》主要表现在杨宪益与曹雪芹的个体文化的杂糅，同时又由于他妻子的作用及源作与译作在语言方面的差异，也表现了异质文化的杂糅。
四、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首先，承认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属于民族文学而独立成为一种类型的文学，就使得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内涵更加丰富。传统上，文学往往指的是原创文学，而翻译文学要么受到文学研究者们的忽视，要么他们对翻译文学不屑一顾、从未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在中国，我们所说的文学研究通常也只是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人们几乎想不到翻译文学研究也是一种文学研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外语院系中以原语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如英语系中的英美文学研究；另一种是中文系中以译本（中文）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这种外国文学研究现在已被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如果我们认可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或民族文学一样，在文学大家庭中都是平等的一员，那么中文系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译本。正是因为很多人不能认识这一点，所以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研究往往和外语系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内容上有重合，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然而，如果我们把研究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目前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可以被涵盖在其中――特别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对于世界文学研究来说――因为严格意义上世界文学的研究往往要借助翻译文学作品才能进行――翻译文学的特征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所以王向远“打算逐步地将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基础课《外国文学史》用翻译文学的观念加以改造，最终以《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取而代之，并建议将这一课程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核心和基础课程”［3］271。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王向远一直从事的是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他毕竟是站在中文系比较文学的立场上认识翻译文学的价值，外语系出身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既然翻译文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至少对语言翻译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学习外语出身的人更应该要――而且应该更有能力――认识和研究翻译文学，可以从翻译文学的角度进行世界文学的研究。另外又因为翻译文学有独特的文化杂合性特征，所以这种研究和外语系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侧重点也大为不同：前者为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不仅研究文学交流现象而且可以基于译本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互动研究；后者应是企图回归原语单一文化语境中而进行的文学研究，研究某一语言文化中的文学发展情况及其特征，同时对生成该文学的语言文化也有所涉及。
其次，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有利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翻译文学史。虽然，在十几年前，谢天振就大力倡导编写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但纵观目前的翻译文学史，它们主要的内容还是向我们介绍翻译文学的“译介”情况，主要是对翻译活动的介绍，几乎没有文本（译本）的分析，究其原因，它们并没有把翻译文学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贯彻到编写的实践中。具体地说，所谓翻译文学的独立性并不是指翻译文学独立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之外而与它们毫无关系，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之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而是指翻译文学起着媒介的功能，本身即是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杂合互动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文学史应该是文学文化交流史、文学文化杂合互动史，不仅要关注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以及民族文学（文化）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抑制或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杂合现象和杂合程度（指异化和归化的比重），并且应以历史的高度阐释一些经典文本。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不仅书写着经典文学的创作活动及其社会环境，而且有大量的经典文本分析及其历史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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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全译本）［M］.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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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均.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5.
［5］ 刘耘华.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J］.外国语，1997(2):45-50.
［6］ 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2）:57.
［7］ 谢天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J］.书城，1995(4):26.
［8］ 谢天振.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J］.上海文论，1989（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