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由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一书于2008年出版,汇集了以白润生教授为主的、来自10多个民族的50多位专家的心血。正如书中所言:“摆在读者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和研究、队伍建设等)的兴起、发展和现状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分析,并详尽阐述其新闻传播规律。”①
科学分期、内容翔实、立体摹写,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其被称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突破之作”的主要原因。该书资料翔实、观点独到,在洋洋洒洒百万字中道尽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兴衰荣辱。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确实是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书中提出的研究成果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独具匠心:科学分期史论平衡建立新的理论架构
一般的新闻史著作,多以政治史的分期作为划分新闻史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具有特殊性,一度呈现出跳跃性发展的状态,这与政治史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如果以政治史分期,则会出现断层、断链的状况,淡化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点,误导读者。《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分期方式,在时间轴上以少数民族新闻发展的特殊规律划分阶段,这是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创造性的划分方式,建立了新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理论架构②。
在处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更是匠心独具。《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既改变了过去新闻史研究中“述多论少”的一贯做法,也不妄加非议。而是在客观叙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新闻传播规律,依据规律大胆评论其成败教训, “论”的程度把握得非常适当。纵观全书,基本上每一章节都辟出一节来总结这段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是,第十一章专门提出了“少数民族新闻研究领域中几个争论的问题”,将目前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及相关观点介绍给读者,并进一步论述本书所持的意见,例如“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断层说”、“《婴报》的历史地位”等。这些都是同类著作不曾采取过的形式,更加凸显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创新和独特。
二、煞费苦心:资料完整力求再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
为了真实再现历史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作者可谓是煞费苦心,力求资料完备、翔实。书中采用的资料涵盖古今:既有与时俱进的时新材料,也有珍贵的历史图片,有些很难挖掘的材料也被作者找到。资料之多、之全,是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更难得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还具有时间长、地域广、对象多、内容全的特点。
第一,编入了20世纪以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兴起于20世纪初,它与汉族地区的近代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与其古代报刊相比晚了近1200年。但是,这并不表示在20世纪之前不存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不仅详细论述了从唐朝至清朝末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还编入了唐报状产生前兄弟民族的新闻传播的相关资料,这在同类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形成规模,但这已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源起阶段,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一章“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使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探讨少数民族物质生产活动及历史背景,并从中挖掘出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轨迹。
第二,紧扣“少数民族新闻”这一主题,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做了全面的描述。古代、近代、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反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及发展形态,可谓“个性斐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与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因其“个性”而产生多种变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既体现了少数民族整体的新闻传播概貌,又体现了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个性色彩。在“民族”这一大框架下,作者按照“突出民族”和“突出地区”对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这样一来,分布于各地区的同一民族和同一地区的各民族都有了明确的区分和鉴别,从而保证了史实资料的完整和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也可视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一部“民族志”或“民族文化志”。③
第三,与时俱进,注重实际。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一直在发展,与时代是同步的,与整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一本立足实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专著必定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进行全景式的记录的同时,分析和总结了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悉心研究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情况,对其现有体制、发展趋势、瓶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结合web2.0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策略,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第四、由点及面,以实写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以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突出报刊(或其他媒体)为始,按照事件发展的基本脉络排序,将相关事实叠加,同时将新闻事业史、新闻人物史、新闻思想史、新闻事件史融为一体,再配以详细的文字资料和各种图片,补充以各种观点,最终筑成一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立体全景图。
以书中第二章“少数民族的办报活动”为例。作者以《大公报》、《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同报》、《丽江白话报》等报刊为始,进而论述了英敛之、丁宝臣、丁子良、赵式铭、安健等报人的办报经历和新闻思想,总结出这一时期满族、回族、白族等民族报刊的特点,最后归结出古近代少数民族报业的特点。从小到大、由点及面,搭建起“古近代少数民族报业史”这幅立体图的基本构架。在40页的篇幅中,作者分析了各个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所受文化思潮的影响,引用了可以反映时代特征的对话资料,配以《正宗爱国报》报头版、丁子良照片、《京华新报》附张等6张图片以及《丽江白话报》第一期发刊词、各期文章等文字资料,使得这一段历史变得鲜活、丰满,真正做到了“以实写史”。
三、一片丹心:心血绘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立体全景图
方汉奇先生在《序文》中对作者的努力给予了极高评价:“值得关注的是,附录中收录了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办报经验与发展策略的会议纪要……同时还收录了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刊词)……附录的参考文献部分,附有书目近百种,辞书工具书9种,期刊与报纸31种,网站13个;……该书还配有70多幅图片,图文并茂,定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参与写作的50多名作者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堪称是多民族作者集体劳动的结晶。”④
书中种种不必再叙,仅从注释和附录上就能看出作者严谨治学的态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注释非常全面,除了交待书中引用的材料来源之外,全面介绍了相关的背景、具有争议的观点、人物经历等。例如第4页,关于少数民族自治情况的注释占了差不多1/3的版面;第214页,注释补充了邓颖超同志诗作的内容。附录中不仅交待了参考文献和书目,连网站也一一列出。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展现的是一幅立体、全面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全景图。它以时间为纵线、民族为横线,以独到、准确、科学的观点和新闻传播规律为骨架,以全方位、多元化的材料叠加、整理,凝结了广大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的热血丹心。
正是这样一本用心铸就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令笔者深为折服。遗憾的是,书中仍有些许不足。第一,排版校正有纰漏,实乃白璧微瑕。例如将“现代”误印为“古代”,目录排版不对称等。第二,对于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发展的现状叙述较少,虽然对网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对手机、博客、SNS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并没有涉及。
总的来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仅能得到“量”的满足,更能体会到“质”的触感。科学分期、内容翔实、通贯古今、厚积薄发、立体摹写,这些鲜明的特点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不负盛名,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少数民族新闻领域的空白,足以成为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历程上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①白润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向阳:《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理论架构的力作》,《中国民族》,2008年第8期
③田建平:《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学术体系的确立――评白润生主编之》
［内容摘要］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及媒介专史是不同层面的历史研究，后两者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大众传播的总体历史研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都需要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这项研究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 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 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 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 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9)参见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10)见M. Y. Smith《历史的方法》，郭镇之编译，载郭镇之《传播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11)Jean Folkerts & Dwight L.Teeter, Jr.VOICES OF A NATION ——A History of Mas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face, 1989 by Macmillan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这里所说的“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的不同，在于“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不同。将大众传播与新闻事业同归于“传播”旗下，已是学界的共识。若按传播方式可将传播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类；如果站在新闻的立场上，又可以把传播按照内容分为新闻活动和非新闻活动两类。这四个概念相交叉，就构成人类社会传播的一个图景，其关系如下表所示：
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
新闻活动
A.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如报纸的消息报道、电影的新闻纪录片等。
C.人际新闻传播活动，如口头新闻等。
非新闻活动
B.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的文艺副刊、电视的综艺节目以及电影故事片等，图书及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也在其中。
D.人际非新闻活动，如一般性聊天、打电话等。
大众传播既包括一些新闻活动，又包括一些非新闻活动，即表中A、B两部分。而新闻事业是由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新闻活动，即表中A部分。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体是A中的报纸新闻部分，近年来兼顾到广播电视新闻。虽然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一些属于大众传播领域的非新闻活动，如报纸副刊等，但是在戈公振等学术先驱所开创并延续至今的“报学”研究范型(paradigm)之中，在报纸新闻研究的总体格局的深层制约之下，此类内容只是作为附庸，处于类似“补白”的从属地位。大众传播的B部分尤其缺乏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谓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只有一家，即报社。而报社显然是以新闻活动为主的，因此，将报业等同于新闻事业，将新闻事业等同于大众传播也就顺理成章了；新闻史研究把报纸新闻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核心，也事出必然。然而，这样的观念在媒介结构与功能发生巨变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电视的勃兴，人类进入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时代。如果说，过去称报社、通讯社为新闻机构还算差强人意的话，现在还把电台、电视台叫做新闻机构，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广播电视的非新闻节目如教育、娱乐、广告等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重要程度并不逊于新闻节目。即使报纸也在发生变化，不仅综合报纸的非新闻内容比重大大增加，还出现了各种专门传播知识和刊载文艺作品、美术作品的报纸。从形态上，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报纸，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纸”。这样，单一化的“新闻媒介”就发展为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电影及录音录像制品在传播方式上与报纸、广播、电视有根本的相同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B部分，也是相当有限的。电视史、电影史的研究都只是单个媒介的专史，尚无包括B部分所有内容的媒介史。
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
我们期待的大众传播史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我国全体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全部活动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必要性
无论是新闻史还是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各种媒介的专史，都不能取代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大众传播史对于新闻传播发展的实际、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以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发展与交互融合呼唤大众传播历史研究
时至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区域政治一体化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同区域从敌对走向协作，力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作为现代社会重要产业的大众传媒也迈出了“多媒体”联合的步伐。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美国，单一媒介的发展，很难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发展的有利地位。美国的报业集团，早已突破了印刷媒介集合体的范畴，而是拥有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化媒介托拉斯，以“联合舰队”的形式抵御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以纽约时报公司为例，它的旗下有美国第三大通讯社——纽约时报通讯社，有大规模的特稿辛迪加——美国报业联盟，还有多家日报、周报、杂志以及电台、电视台、电子报刊、图片社和造纸厂等，在1993—1999年中，纽约时报在激烈竞争中稳步前进，利润不断增加，股票市值由21美元上升到71美元，多媒体集团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3)
中国的传媒业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快速走上媒介集团化的道路。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报刊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实质性联盟，但是跨媒介联合乃大势所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与北京有线电视台合作，推出了一个由经济日报独立创意并独立制作的经济类节目，以期在发展经济日报行业权威优势的同时增强电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这样一来，报刊社会与电视台互不渗透的传统格局打破了，成为“多媒体”联合、优势互补、发展媒介立体空间的一个典范。在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以及无集团之名而有其实的解放日报集团形成双龙戏珠之势，双方旗下都有十来种报刊媒体。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负责人赵凯曾明确表明：上海传媒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三种媒体，即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拆围墙”，组建成为拥有各种媒体的媒体集团。(4)
如果说，传统媒介的“多媒体”集团化发展令人咂舌，那么网络媒体的出现对于传媒业来说更是石破天惊的重大进步。网络将使原来既相互竞争又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种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介进一步整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1、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为多种媒介提供了施展技能的场所，新闻的、生活服务的、教育的、游戏娱乐的内容乃至商务运作都包容在其中，这种融合是前所未有的；2、传统媒介向互联网靠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信息，作为自身的补充；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结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组成媒介产业的巨无霸。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大趋势为相互融合、交互汇聚，互联网等传媒新技术的发展也使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相渗透，加速了媒介大汇流的进程。那么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这一趋势、预测其未来发展动向？今天的现状，是昨天历史的结果，要解释今天、预测明天，就要追溯昨天。面对媒介的综合发展趋势，只有整个大众传播的历史研究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经验。只提供某一特定领域历史经验的各种媒介的专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在大众传播层面上的“一般史”就是很有研究的必要。史学巨擘布洛赫曾提出“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思想——“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他认为，对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由古及今地描述事件，而在于由今及古地提出问题，即所谓“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当前，媒介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而且它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相对于当今世界加速度的变化而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单个媒介的专史之时，也一定有必要研究大众传播这一层面的“总体史”，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解答现实问题。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文学批评，有整个一部文学史作为支撑；现今的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新闻学研究依托的是新闻史；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则呼唤大众传播史研究，这样一来，无论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还是注重实证的经济研究，都会突破“现在”的局限，以昨天的历史理解“现在”、预测未来。新闻传播学需要大众传播史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基础。
1、 大众传播史研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促进作用
对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学者指陈其一个重要缺陷为“习惯于单独研究个别新闻媒介，忽视对不同传媒的综合研究”。(6)大众传播史研究将弥补这一缺陷。它在促进新闻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某些不易在新闻学自身领域解答的问题，可以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通过对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予以解答。应当说，这一点在传统新闻学中也是一个重点，但是仍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例如，新闻史论及五、六十年代报纸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
传，如果结合电影、图书出版进行综合考察，无疑会给人一幅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图景，不同媒介运作方式及所取得效果的不同也自然容易体现出来。再如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就涉及到电影作品、报纸新闻等多种传播活动的联动关系，也适合于综合考察。
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往往把报纸新闻、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思想文化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新闻史或其他媒介史研究往往把涉及自身领域的某一方面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如果有一部综合的大众传播史，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完整深入地领会其要旨。
就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而言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往往不只局限于新闻事业，而且一开始集中表现于出版事业。后来，广播电视的非新闻传播以及电影、录音录像也都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领域。如果有一部整合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对于我们勾勒出言论自由斗争的历史会大有助益。
2、 大众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更为直接
传播学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其所以成为必然，也许同传播学的综合性及跨学科性质有关。毕竟，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在包容多种文化、多种思想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目前，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各类课程仍旧是美国大学里跨学科研修者最多的科目之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仍旧是其综合性、包容性的魅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大学教材的情况反映出来。以美国大学流行的教材而言，绝大多数为《大众传播导论》、《媒介通论》之类，内容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已将新媒介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广告、公共关系、国际传播等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在历史研究方面，这种融汇各类媒介的综合性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即是。这些教材大多数次重版，有的多达十余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7)
如果说，在横断面的媒介知识、理论方面，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通过一定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填补了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空白，并继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媒介发展史方面，这种综合性、宏观面上的研究却还是一片空白。“史”与“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翼，只有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才能互为促进，作用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
刘建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仅以大众传播而言，所有的大众传播学者都没有系统地谈过出版规律，甚至对电影也很少研究。由于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学“泛化”的特点认识不足，传播学研究真正立得住的东西不多，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更少。(8)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我们可以断言，有了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研究关注新闻媒介的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传播以及其他非新闻媒介的传播。
从刘建明教授的一些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传播学的“泛化”和“玄化”是其特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因为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固定的研究领域和清晰的轮廓是必不可少的，而传播学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演绎出种种模糊不清的结论，必然会使其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大而化之的“传播史”是不可取的，但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却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为趋于“泛化”、“玄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划定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一些抽象理论也得以通过历史经验予以检验，而不仅仅通过现时的实地调查或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由此可以得到巩固。
就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与未来趋势而言，也迫切需要一部中国大众传播史。传播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闻学，第二阶段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传播学，第三阶段则以1992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为标志。可以说，传播学走向社会信息学研究阶段，是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桂敬一教授说，新闻研究所更名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近几十年来信息媒介多样化和人们信息行为的变化这一所谓高度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自己的领域扩展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所有信息形态和现象”。(9)应当说，1992年之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大大加快了这种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传播学研究更不可能囿於新闻学的传统范畴，新闻史更无法替代整个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
我们的传播学是舶来品，而在引进过程之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仅仅依托以往的新闻史不足以胜任，必须在整个大众传播领域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三、 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作用于现实。以大众传播史培育传播人才，就是这一专史研究体现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众传播史能够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媒介历史全图，而非支离破碎的知识汇集。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也便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高效率地了解传播媒介知识，从业人员也有了可以集中学习的媒介知识综合参考书。美国传播史家史密斯说得好：“一旦现今的传播者获知了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的历史情况，他们就会更好地计划前进的方向。”(10)
广告、公共关系、对外传播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都需要掌握多种媒介知识。以往的新闻史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只局限于报纸等主要的新闻媒介，局限于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即使分门别类学习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专史，仍旧欠缺真正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媒介之间相互的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网络的发展更需要熟悉多种传媒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独立的网站媒体（ICP）不断将传统媒介的传播内容吸纳进来，传统媒体也积极开设网站作为自身的补充，网络同各种传统媒介的联系已经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样就要求新型的传播人才特别是网络人才具备多种媒介知识，才能更好地将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媒介都纳入网络这一巨大无比的平台上来。网络的同一页面上，可能囊括了图片、动画、广告、文字稿。 新闻性内容与非新闻性内容可以任意链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一部涵盖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历程的大众传播史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综合的历史借鉴，使他们从宏观的、综合的层次历时性地了解各种媒介的知识，从而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今年4月，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新作《骑在子弹上飞行》首次在线出版，两天之内即被全球50余万读者以网络下载形式“购买”；美国的亚马逊网上书店4年来已为150多个国家的1700万顾客提供了网上书籍。可以说，数字化出版前景可观。这就要求出版人才突破传统传播观念的藩篱，运用发散型思维，把图书的概念从“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延展开去，同其他新型媒介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求专业的网络人才了解出版规律，懂得图书与报纸、期刊等不同媒介的区别，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拓展在线出版业务。
我国各种媒体都越来越重视经营管理。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而在各种媒介多元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态势下，更要求管理人员特别是多媒体集团的管理人员具备多种媒介的综合知识。大众传播史对这些人才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大众传播史研究的可行性
修撰《中国大众传播史》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我们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但也有相当成熟的条件。
首先，大众传播各种媒介的历史都有研究。报纸自不必说，广播有上海市档案局等单位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和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电视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电影有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图书、期刊则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和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等。另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的各种年鉴也可以利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各种媒介的历史研究简单相加就可大功告成，而且应当在掌握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其次，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等都涉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且，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探索传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此外，我们也有具体的传播史研究经验可以参考。这方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最为重要。琼·福克茨和德怀特·L·梯忒尔的《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史书的撰述基于这样的前提：“美国的媒介是多元的。”作者把大众传播媒介看做“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构”，看做不同群体的“许多声音的产物”；而且“各种媒介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所以，其历史也同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11)于是，宏观地考察大众传播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成为该书的重头戏，大众传播的非新闻活动如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也同新闻活动平起平坐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始终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历史，这一点从各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第7章“反奴隶制运动和内战中的传播议题”，第8章“现代化与印刷工业”，第9章“大众市场与大众文化”等，都没有把某一种媒介单独列出。
中国学者也有把各种媒介综合起来考察的先例，如张国良教授的《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具有同《一个国家的声音——美国大众媒介史》相似的特点。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国外大众传播的发展史，但是仍是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中日两国在新闻事业、大众传播事业方面有一些相近之处，该书可以给我们本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者很多启发。
电视综合了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网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综合了诸多媒介的优势，有凌驾于所有传统媒介之势；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边缘化、交叉化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在当前媒介相互渗透、学科相互融汇的大背景下，以综合性、宏观性为特点的大众传播专史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多学科交融产生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方汉奇《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载《新闻春秋》1998年专辑。
(3)参见孙建健《从三大基本结构看媒介的现状和走势》，载《新闻通讯》1999年第8期。
(4)赵凯《上海传媒业集团化发展的现状、思路》，载《中国报业》1999年第7期。
(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6)吴崇杰《二十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成果与缺陷》，载《中国广播》1999年第7期。
(7)例如Warren K.Agee等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s已再版至少11次。
(8)参见韩运荣《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一、新闻传播史教学面临的困难和瓶颈
1.课程层面
新闻传播史作为新闻学专业必修课中的基础课程,在教学实用化和以实践为导向乃至以就业为主导思路组织教学的理念和思路指导下,越发失去了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教学参与主体们更多的是在市场需求及其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在不断地压缩史论课程,迎合纯粹的教育产业服务教育消费者的意识,加大力度扩充业务实践课程,使接受新闻学基础教育的科班学生在专业科班教育初级阶段就失去了本应具备的新闻传播史观,以及将来从事新闻实践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新闻传播史存在实践性差、事实久远等缺陷,史实叙述色彩强而哲思性弱、事实的时效性弱进而距离学生心理和经验较远,先天上缺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内容和特性。
2.教材层面
首先,从编写理念和体例结构上来看,新闻传播史教材编纂总是力求面面俱到,并且以撰写国家发展历史的思路和体例结构方法来撰写新闻事业发展史,甚至将新闻传播史直接写成加了点新闻业发展内容的国家发展史,没能用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来结构内容。因此,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史更像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思想政治斗争史、中国发展变迁史。其次,从史实认定立场上来考量,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中关于新闻业发展规律、特点的表述与分析,更多的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新闻业的价值、地位和意义。
3.教法层面
新闻传播史的教学方法,仍然以史实陈述、课堂灌输的方式为主。多媒体教学技术,始终还是辅手段,不能成为教学手段的主体。另外,单向传播的灌输式教学依然没能因此而得到实质性改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少、途径单一、方式简单仍在继续困扰着新闻传播史教学执行者。
4.学生层面
(1)本科层次学生的共同特点
新闻传播史课程作为基础课程,面向刚进校不久的大一、大二学生开设,旨在其接触新闻学之初就能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将来树立正确的史观,更准确地理解并运用新闻学业务技能提供指导。然而,这批刚刚走进高校的学生,尚未脱离高中学习的思维方法和习惯,高中阶段记忆式历史教学法带来的抵触心理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在大学阶段对新闻专业历史课程的学习愿望和兴趣。
(2)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
首先,独立学院建立的学生培养目标服务于就业实践,培养的人才也是将来更具有实践操作能力、动手能力的实际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应强化实践环节,增强学生将知识转化为业务技能的能力。其次,独立学院生源在文化课基础上相对薄弱,缺少对专业史论知识的学习主动性和深入研究能力,因此,教学内容应不断调整以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愿望和接受能力,将史论更加直观、形象化地呈现出来,并紧密结合业务实践。再次,独立学院学生普遍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才艺多元、实践意识和能力较强,如若在专业教学中深入了解这些特点并能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调动他们的兴趣、表现意识和参与热情,对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史论知识、尝试互动参与式教学乃至活跃课堂气氛、开辟第二课堂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新闻传播史教学的改革建议和策略
薄古厚今,古今结合,侧重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挖掘现实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不再以政治对错为唯一衡量和评价新闻媒介与新闻人物成败得失的标准,在明确政治立场倾向的基础上,给予媒介发展和新闻人物的地位与贡献、得与失以公允的评判,旨在梳理总结出对新闻业未来发展、新闻从业者培养与队伍建设有参考乃至指导价值的理论经验,为新闻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观进而为日后从事当前新闻业务实践提供些许启示。
2.改革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1)以人物、史实为核心,营造具有感染力的历史情境
将新闻人物、史实作以故事化和情节化处理,强调以人、人性、生命轨迹、事业轨迹为核心,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要故事化、情节化,焕发出历史事实的生命力。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从讲述上制造悬念、设置高潮。以媒介和人物为主线,以媒介为线索,相对突出新闻学本位意识;以人物为线索,可以使新闻人物感性化、立体化。在突出新闻人物方面,要做到突出人物经历、人物性格、人物的新闻从业活动、人物的新闻思想、人物给与后世的经验教训。
(2)运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丰富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学形式
将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演讲、辩论、观摩、实地考察相结合,制造课堂参与、课余实践的机会和途径。要积极开拓第二课堂,依托城市及其周边可资利用的公共教育资源,如新闻人物故居、纪念馆,搜索并重拾本市及其周边城市历史上媒介的发展遗迹,为学生制造观摩学习、亲临历史事件发生现场和媒介发展诞生地的机会。鼓励小班授课,避免大课大讲地放羊式教学模式,可进行一对一沟通交流,增加学生作为独立个体锻炼自己表达力、思考力和现场反应力的可能性。
(3)教学内容专题化、系列化,强化新闻传播史实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是水准却参差不齐，一本好的教材不仅能给教学带来正确的史料和素材，同时可以正确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新闻史观和价值观。笔者本文研究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
关于教材的分期问题，该书前三章和后三章是按照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来写的。中间的十章，笔者认为是否可以改变传统的采用按政治运动来分期的方式划分章节，把新闻事业史和政治斗争史区别开来，抛弃传统的政治分期法，而是根据新闻报刊的兴衰演变来划分。
其实关于新闻史教材中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以中国通史的分期为标准，以政治运动分期，这种分期方式方便大家理解记忆，但是不能突出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同时会对新闻史教材的内容编排和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新闻史内容容易被政治因素所捆绑，受到当今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左右，从而体现出内容上的详略不当、观点上的严重倾向，甚至一些在新闻史上比较重要的内容，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而被迫删除或者简略，而一些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的内容，因为政治的需要加大篇幅，浓墨重彩的记述。
第二种是以报刊历史的宏观进展为依据，将新闻事业发展史从政治运动史当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分期方式虽然有利于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且能较清晰的把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感觉，但是这种分期的标准难以清晰界定，学术上众说纷纭；同时，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也很难完全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做到毫无意识形态的影子，因此所以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在新闻史教学中，新闻史学教材除了给学生提供清晰的历史分期、正确的新闻史实之外，还需要提供丰富的新闻历史经验教训和总结，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出指导现实、指导现在的道理和方法，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最需要的。学习新闻史，目的就是为了把握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分析预测能力。
但是笔者发现在该教材中，很少有那种规律性、总结性的内容，甚至连一些启发性的介绍材料都没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介绍常常是宏观不足、微观有余。对历史人物的介绍，着重分析的是其政治背景、工作职务，以及改人物的新闻活动给政治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而其成长过程、思想演变的过程、对新闻事业带来的贡献，这些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却很少提及。对历史事件的介绍，并不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而是单单把历史事件抽离出来，摆脱大的社会背景去介绍，因此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前后几乎没有连接。因此，笔者在看完全书之后，脑中留下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概念、人物和事件，完全没有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脉络，更谈不上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了，又何谈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测呢？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史论结合，也是在歌颂某些社会组织是如何拥护新闻事业，反对势力是如何迫害新闻事业的，政治宣教的意味过强，而新闻史教学的意味被淡化。
那么教材应当如何做出改变？笔者认为应该更多的通过新闻史实的比较来寻找特点、总结规律。也就是将不同的但是彼此关联的新闻史实进行分析和比较，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总结发展变化的原因、经过和影响，从而归纳出中国新闻传播史发展的规律。在新闻史的教学中，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一条主线，新闻史教学过程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背诵某个新闻人物的事迹，也不是记住某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而是通过总结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只有掌握了历史辩证法，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现象，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笔者发现，该教材中，除了缺乏中文新闻事业的纵向对比之外，还缺乏中外新闻事业的横向对比。教材中很少有章节介绍中国各阶段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同一时期世界新闻传播界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情况，即便是书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史，也没有对其在世界新闻界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和分析。这种做法很难使中国学生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被抽离出全世界之外来研究的，并且与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发展毫无关系的独立发展。由于新闻事业其历史发展的空间联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的新闻传播是相互关联的，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做法，是无法解释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这本教材的使用中，应当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所谓纵向的延伸，就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大框架之内，充分进行历史前后的对比和研究，分析中国新闻史上不同人物、不同党派、不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所谓横向的延伸，就是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放到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比较和研究，同时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国际水平，分析中外新闻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大传播史观。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新闻史研究的新话题[N].中华新闻报，2004- 04-16（2）.
[2] 陆晔，俞卫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化，上海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五[J].新闻记者，2003（5）.
【关键词】中外分治 四种模式 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 自然 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 科学 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 台湾 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 政治 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 规律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 经济 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 历史 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 政治 经济 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 发展 、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 工业 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 科学 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 历史 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 发展 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 政治 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103-01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48-01
一、新闻广播电台初建成初期的新闻播音风格
抗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了更好的把当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传达给全国同胞，成为了新闻工作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因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在延安建立人民广播电台，使大后方和沦陷区亿万同胞通过收音机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了解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激励和鼓舞亿万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也为抗日战争的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广播电台播音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民族化的一代新风，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争风格的生动体现。所以，广播新闻的发展推动了新闻播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新闻播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争风格的生动体现。播音员通过生动的语言播报和反应客观事实的新闻，以及追求真理、渴望自由和解放民族的思想，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对激发群众热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播音风格是及具中国特色的。
二、和平建国时期和特殊时期的新闻播音风格
新中国成立，各行业都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十分高涨，从而影响了这一时期新闻的播音基调，其特点是充满朝气，热情饱满，语势多上扬，节奏奔放明快，充分发挥了广播的传播优势，对全国人民起到了鼓舞、激励的作用。
但这种势头没有并没有持续多久，直到的出现，新闻播报收到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的制约，同时也对新闻播音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新闻播音的特质是，由播音者从新闻稿件由内容形式的整体认识中，逐步寻求新闻播音的基本要求，体会到新闻播音的语言特色，进而确定风格的过程。这一历史的特殊时期，及特殊的社会环境严重的影响着播音创作道路，这一时期的新闻基本没有真情实感，播音员思想混乱、认识空洞，播音语势节奏单一，严重影响了播音创作。同时，使得新闻播音失去了亲切与热情，无色彩，无真情实感可言，不能有感而发，严重制约了新闻播音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的新闻播音风格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广播电视也同全国的新形势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播电视宣传的全方位改革，在新闻传播媒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打破了传统的节目设置模式、节目布局和节目编排方式，并提出节目内容要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接近现实的方针。但新闻播音的特点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新闻工作者积极的改革，创新，探索新的方法，形成了具有这一时代特征的新闻播音风格。
而这一风格的形成，与时代、文化、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播音风格受到稿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播音风格有一定的依附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新闻文本也会对播音风格产生影响，播音员的能力就在于稿件的风格和自己播音风格有机的统一，也为多样的播音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广播电视也已发展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新闻在注重传播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同时，也注重受众的需求，新闻播音创作根据社会的发展及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也在改革、创新。新闻播音一方面成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纽带作用，新闻播音语体出现了播与说相结合的播音风格，另一方面促进了新闻播音不同风格的变化和发展，符合新闻播音的庄重性、鼓动性及规范性，并具有亲切感和时代感。因此，这一时代的新闻播音体现出浓厚的中国特色时代气息，从而极大的促进了新闻播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新闻播音是语言艺术创作，会因为历史关系和国情的不同而变化，但不管什么时候，新闻播音都应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质量为目标，保持特有的思想情感。由于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关系及人们对媒体接受要求是有所变化的，新闻播音为传播新闻的桥梁和纽带，站在传播的最前沿，只有善于发现变化，抓住变化，才能适应变化，从而创造出适应时代需求，符合受众心理的新闻播音风格，以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自身特色的新闻播音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