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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商业插画概述
插画最初主要是随着19世纪初报纸和书刊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黄金时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当时从事插画行业的大多数是职业画家，当时被报刊图书用作配图及补充说明性的图画而被逐渐应用到商业领域，带有明显的绘画色彩和画家个人特质。商业插画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不是人们当时认知的阶段了，小时候我们对插画的理解还停留在连环画、儿童绘本，而在美国商业插画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人们的生活，并在形式上有这样几种主要的传播渠道：印刷传播媒体、影视传播媒体和网络传播媒体。商业插画是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这是商业插画发展的前提，但在这样的前提下怎样使商业插画能够充分应用到市场中去，是最考验商业插画生存能力的要素。
2以文化经济思维看商业插画的发展
笔者上文提到，插画最初用来给杂志期刊做补充说明性图画，这是商业插画得以发展的最初前提，对于消费者来说，它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人们在看书时看到插画后使身心放松，不会因全是文字而让人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插画在图书市场的慢慢地发展壮大中也使插画变得更加具有功用性和传播性，逐渐从以文字为主的插图性书籍中脱离出来，形成绘本这一商业插画类型，这也是商业插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欧美国家儿童绘本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商业插画形式，它归于印刷传播媒体范畴，在中国出现了几米这样的成人绘本商业画家，他的作品中文字与插图结合得恰到好处，使读者在读完后生成一种对他的绘本整体的独特的情愫，这种情愫是商业插画必备的要素，即艺术性和对人的情感的抚慰。
3以文化经济思维看流行文化在商业插画中的应用
商业插画经历了挖掘和追求人的最本质的情感之后，开始涉足更加大众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比较完善的是美国，对于商业插画的应用这个国家更有发言权，美国的商业插画应用的领域之广让人难以想象。追根究底，笔者认为是因为他面向的受众是美国所有的平民大众，商业插画应用的市场无疑是广大的平民阶层，面向多数普通人的商业插画设计必然带有一种大众文化的诉求，而这种文化在当时是打上时代烙印的流行文化。
美国在二战后，由于战时国内形势相对和平，使其商业插画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而决定其商业插画类型的主要因素无疑是他的流行文化的发展。当代的流行文化即是一种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看中的是“现在”和“当下”，其中带有一定精神文化的诉求，这样才会被人们接受。例如，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商业插画作品，其中有一件作品通过丝网印刷技术将玛丽莲•梦露的头像进行了九种不同的配色，直接摒弃了传统绘画中通过画笔表现的手法，用机械化的方式将玛丽莲•梦露的头像进行反复拼贴，从而呈现出的九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玛丽莲•梦露，这种浓郁的波普风格席卷了当时的美国，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平民老百姓都纷纷对这一创意买单。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安迪沃霍尔作品中的对象和主角不是玛丽莲•梦露而是某个普通人，作品还会这么受欢迎吗？如果他只是用画笔将玛丽莲•梦露画在纸上还会有这样的流行效应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化和创意在一件成功的商业插画作品中是缺一不可的要素。玛丽莲•梦露无疑是当时大众流行文化的焦点人物，而艺术家总是懂得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在计算机技术风靡一时的美国，安迪沃霍尔用还不为人们熟知的丝网印刷术加上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基于技术和创新准确地表达了流行文化，所以他的商业插画作品才在浓郁的“个人风格”中被众人买单。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产品的包装设计无疑是保证产品销量的重要因素，具有同一用途的商品，价格也相同，怎样才能在消费者挑剔的眼光中抓住自己的机遇，无疑是包装的创意设计。这体现在这些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横向区别和纵向区别上，这种横向区别表现在商业插画对于产品包装的应用中即为创意点和设计感，越是具有这种横向区别的商品越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以文化经济思维看中国商业插画的发展
流行文化因为人群和地域而呈现出差异性。对于中国来说，商业插画所应用的领域多集中在从日本传播过来的动漫游戏中，关于动漫和游戏的文化无疑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品，而商业插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促成了动漫游戏的发展，进而转化成经济效益，这种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动漫游戏的传播发展是基于影视传播媒体和网络传播媒体的。对于网络的发展，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正当时的状态，进入到号称第三次计算机技术革命的世纪，生活中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计算机，基于这种传播媒介，一部分人勇敢尝试，一部分人退缩不前，还有一部分人则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笔者认为这正是需要使用文化经济思维的时候，正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本来在中国发展得不是那么顺利的商业插画迎来了一次繁荣的机遇。在中国，商业插画从业者大部分为游戏原画领域的人才，这种商业插画的针对性较强，依附于网络媒体。插画在商品经济时代，对创意产业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对商业插画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所以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是插画从业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兔斯基这一卡通萌星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王卯卯创作的一套卡通动画表情形象，作者通过加入自己的经历和个人性格等文化特征，将兔斯基这一卡通形象通过网络传播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表情工具、工艺品或单幅小插画这样的商业插画作品，甚至这一形象已经脱离了固定的插画模式与广告业接轨，足见其号召力。兔斯基是作者创意的结果，通过网络传播进行了使其有了很好的发展，逐渐深入到各个领域，正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一套营销体系，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王卯卯创造的这一卡通表情形象，表现了人们普遍的一种急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纷纷倾向于用更加便捷形象且略带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兔斯基的出现无疑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诉求，充分利用强大的网络传播媒介使自己的创意得以传播，在更多的领域衍生出更多的价值。用文化经济的思维来看，这是将人们的普遍心理诉求和喜好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传播的典型例子，可见文化经济的思维同样适用于中国商业插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凯夫斯（美）.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M］.2004.
［2］尹赛.流行文化产业与商业插画研究［D］.2006.
［3］张燕.数字化时代的插画艺术研究［D］.2006.
唐朝初期，由于隋末战乱带来的破坏，洛阳原来的三个商业市场已荡然无存，重建洛阳三个贸易市场，前后费时七十余年，武则天改国号周即位洛阳后，又从关中迁来数十万百姓以充实洛阳，其中工商户甚多。从此，洛阳的商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三个商业贸易市场的占地面积虽然比隋时减少了一坊之地，但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隋代，到唐代后期，洛阳的商业已逐渐发展到市外里坊街巷，甚至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出现了众多商店。表明当时洛阳的商业已进入鼎盛时期。商业网点分散到各个里坊，更方便了居民百姓。据《洛阳市志》商业卷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卖菜的豪华摊位，蔬菜供应极为充足，有的甚至客人到了才到市场买菜。
唐代洛阳的商业，除有三个规模宏大、店肆罗列的市场和其他零星店以外，还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商业特别交易地区，就是北市以南、洛河以北、漕渠新潭附进的承福里、玉鸡里、铜驼里、上林里、温雒里。该地区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之地。漕渠和新潭一带商旅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是因为这里是全国水运交汇的中心。同时，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沿丝绸之路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外商人，都要到这里来推销货物和采购商品。当时长安中央政府机构所需之货物及贡赋，大多也要在这里卸船而后转旱路运往长安。因而这里成了全国以至国际商品采购和销售的集散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讫点。
许多外域蔬菜及香料等都通过各地贸易商的往来传入洛阳。早在汉代以后，我国就不断引进外域蔬菜，比如胡芹、黄瓜、茄子，都属于引进品种。隋唐时期，外域蔬菜仍在增加，如《酉阳杂俎》卷一二九记载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这是朝鲜人培育出的新式物种，唐时传入我国。《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遣使者献波菜、浑提葱。菠菜在汉朝由西域传入我国，唐朝时又传入了最新品种。另如莴苣，隋朝时开始引种，《清异录》卷上说隋人用重金买得菜种，因此当时称它为千金菜。
《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有诗云：“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诗中又提到“苣兮蔬之常”，这说明莴苣当时已成为唐朝人的家常蔬菜。唐朝人还不断搜求外域香料，并借用于本土烹饪之中。如南洋岛国出产的胡椒就成为风靡唐代的辛香调味品。看来唐朝人在饭食烹饪中使用胡椒与现代情况已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商业贸易的极度繁荣，使洛阳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饮食也就相应的发展起来了。
作者：杨丽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二、加快改革创新，探索旅游文化时尚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
围绕省市战略部署，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不断探索提升城市品质的新途径，旅游文化时尚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初显。一是产业项目牵动,城市核心吸引物集聚。以项目为龙头，牵动旅游文化时尚产业融合发展，成立由主管市长担任组长的旅游文化产业推进组。2014年重点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项目43个，完成投资87.9亿元，一批旅游、文化高度契合的大项目建设和开发进展顺利。投资200亿元的万达文化旅游城建设世界最大室外主题乐园和室内滑雪场，投资100亿元的波塞冬海洋王国建设大型嬉水游乐项目，推动旅游文化时尚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海宁皮草城、华南城等购物场所的兴起，提高了城市的时尚品位，增强了哈尔滨的吸引力和向往度。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西城广场等文化产品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彰显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项目的落地建设，推动了哈尔滨旅游业与文化、经贸、地产、会展等多领域的融合，突破了哈尔滨市旅游文化时尚产品的季节性壁垒，为引入无限的外部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深挖资源底蕴，城市休闲氛围日益浓厚。对415处历史老建筑进行梳理归集、界定分类和定向招商，重建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推出犹太老会堂音乐表演，恢复亚细亚电影院原貌，在保护浓郁历史气息的同时，彰显现代都市的时尚特色。将教育书店辟建成国际水准的游客服务中心，中央书店改建为全省唯一的多功能休闲书店，不仅迅速成为旅游新亮点，更成为展示全省丰富旅游文化资源的全新平台。加快推进中央大街商业业态调整和音乐艺术氛围营造，提高整体业态深度，使发展更符合城市鲜明特点。原创旅游商品设计大赛、老建筑摄影和故事大赛、“哈埠菜”评选、夜游松花江等活动，使旅游要素不断丰富。探索以文化促旅游、以时尚提品质的创新发展之路，2014“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旅游文化时尚活动成效显著，品牌效应全面彰显，哈尔滨居全国60个避暑旅游城市排行榜首位。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和整合时尚传统，哈尔滨变得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意思，融合发展聚变出前所未有的磁吸力。三是丰富产品内涵，城市品牌走向世界。按照全省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对城市资源进行了重新分类，最大限度地发掘城市鲜明而独特的气质，推出了更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时尚、冰雪、生态、美食等八个哈尔滨的全新旅游产品，并针对境外游客、国内游客和本地游客的不同需求组合连线，使旅游文化时尚产品更加清晰有序，指向性更加明确。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推广，境内境外全方位营销，八个哈尔滨旅游产品迅速成为新热点，进一步彰显了城市魅力，哈尔滨已跻身世界旅游文化名城行列，被评为“最具特色魅力旅游目的地城市”，荣登2014旅游业最美中国榜，荣膺“2014构建美丽中国先锋单位”。
中图分类号：I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46-02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全面转型，市场经济体系确立。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文化的深刻变革，文学相应体现出种种新变与发展态势，文学的生产创作由政治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对此，我们要摒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商业化这一新态势给予理性认识和评价。
一、文学与商业化：矛盾与统一
在艺术的生产过程中，作家的艺术个性、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的市场化、商业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相互融通的广阔空间：艺术个性需要市场平台来来实现，而市场的繁荣与兴盛也需要艺术个性来保证。
市场语境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商品性，二是精神性。前者讲究效益，后者彰显精神价值。只有具有这双层属性的文学作品才能在市场环境中生存。
但是文学的商业化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商业化写作。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是：文学商业化的主体依旧是文学，并且是具有精神价值的文学。助体是商业，也就是说商业只是辅助文学实现并扩大其审美价值。而商业化的创作就是单纯的以商业利润为目的了。有些作品只注重了商品性而忽视了精神性。虽能一时畅销，但因精神内涵的缺失，终究昙花一现。因为它把文学的美感和社会教化功用抹杀掉，代之的是极端的庸俗化。而庸俗化和文学的精神性从根本上是相悖的。
文学的商业化具有两面性，但究竟是良性还是劣性，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和运用。商业本身并不是不好，只是目前运用的不好。商业渠道扩大了文学作品传播范围，可为艺术价值高的作品赢得更多读者，因而对于文学抱有较远大理想的作家是一种鼓舞，使他们更愿意在寂寞中继续努力，有可能产生许多“优秀示范作品”。
二、文学商业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实中文学商业化所呈现的负面效应，使得文学界与学术界对文学的商业化运营机制表现出高度的警觉和责难。其中尤以纯文学为甚。纯文学的作家大多追求着“出淤泥而不染”，极力的避忌自己作品的商业化。但是这种“高尚”并不值得提倡，甚至是应该摒弃的。因为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报刊、出版社普遍改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文学作品作为商品被全部推向市场，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唯有参入到市场中，参加竞争才能生存。
文学家们拒绝文学商业化就是拒绝进入市场竞争，其结果就是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从表面看，中国的文学市场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若从市场份额上考量，纯文学在其中所占比重是很小的，甚至是微乎其微。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值得我们忧思的，毕竟文学艺术的发展成就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进程。因而，改变目前纯文学的命运，完善现在的文学市场，繁荣文学发展，就必须改变商业主导文学的状态，让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服务。
在历代文学的传播及其手段都制约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进而影响其发展与繁荣。光有创作而没有传播，或虽有传播但不广、不久远都会影响文学消费量和社会作用的实现。现在是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对于文学的选择除了来自内心的渴望之外，还有一种追求标榜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意义符号和身份标志。所以，人们大众的阅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弥漫在社会中的各种消费信息、宣传广告。一部新作问世前后，为了获得预期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无孔不入的大肆渲染与媒体炒作，对公众读者产生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这时，文学作品就已经拥有了市场潜力。所以文学完全可以借助大众传媒这一商业化渠道对公众的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的传播并在市场的检验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中国要缩短与西方文学商业化的差距
自英国女作家J.K.罗琳1997年推出《哈利・波特》[3]第一部后，该书迅速在英、美热销，继而红遍全球。据统计，该书前六部已被译成64种语言，总计卖出了3.25亿册。《哈利.波特》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好书，而它的畅销与其行之有效的推销方式和创新的商业运作是分不开的。单从第七部来看，英美出版商在几个月前就透露出7月下旬推出新书的信息，但对内容守口如瓶，大吊书迷胃口。21日凌晨，英国出版商举行了异常隆重的首发式，邀请罗琳亲读新书章节。
《哈利・波特》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7部系列小说的销售让罗琳不但取得了物质上的丰厚回报，而且还获得了英国国家图书奖儿童小说奖，以及斯马蒂图书金奖章奖。通过商业化的运作罗琳的创作水平并没有下降，反而一部比一部精彩，更受人瞩目。由此看来，商业化并不一定会对作家、作品造成恶性影响，相反只要充分利用市场结合商业的运作模式，作品才会广泛的实现它的价值，作家才会获得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并产生持续创作的动力。
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的商业化起步比较晚，商业化运作模式不够发达不够健全，所以导致的是充斥市场的大部分是“俗文学”或者只是“俗文章”。对于“雅文学”的市场表现还缺乏引导调控。但是盛大文学公司的出现证明中国的文学商业化正在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盛大文学有限公司首次将“文学”和“公司”这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词语组接到一起，让文学这一艺术形式和公司这一商业化概念融合，搭建了一个全民性的网络上文学的创作和消费平台，使文学在纸上变成文学在网上。例如传统作家中余华写的书就是在网络上首发，而并非是出版先行。中国从来没有过网络书业经纪人，盛大文学公司就是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让中国作家富起来。这就是商业的力量所在，让文学更有尊严，让文学家更有尊严。 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表示将邀请一些传统作家、纯文学作家在网上写作。例如残雪这样的读者很少的纯文学传统作家，也可以邀请她来写作，不但写作，还要让她赚到钱实现一个作家的双层价值――作品的商品性和精神性带来的物质价值和精神回报。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比如《蜘蛛侠》、有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这些作品都充满着恣肆的想象力，可通称为穿越类的文学，在国外已经是主流。在中国的未来也可能是主流，盛大文学公司名下的起点――中文网就以穿越、玄幻闻名，可见在这种文学种类上中国并不比外国落后，中国的文学发展态势并不示弱。
把文学由纸上搬到了网上，由专业作家扩展到全民写作，盛大文学公司打破了文学门户之见，摒弃文学权威的话语权，让一部作品价值完全交给市场去检验，让文学从少数人的事成为大多数人的事。只有如此中国的文学才会实现复兴，发展、繁荣。
中国文学发展的困境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摈除文学门户之见，文学不走下“神坛”参加市场竞争，不能对读者产生广泛的影响就不能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引领文化的深层次发展。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文学的商业化都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已经显现出它的生命力与活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学必须坚定的踏出这一步，顺应历史的潮流。商业化，这已经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了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借鉴成功的商业化模式来实现文学的复兴。
参考文献：
[1]张炯.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7.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内涵是向社会(即旅游者)提供旅游资源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与人文精神，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旅游活动质量。上蔡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迹众多、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壮大文化旅游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
一、上蔡县文化旅游资源简要概述
地处天中大地的上蔡县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辖2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459个行政村（居委会），总面积152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5万亩，人口147.8万，是中国“重阳文化之乡”、“千年古县”、海内外蔡氏祖地、秦丞相李斯故里、河南省十大古城。据清康熙《上蔡县志》记载，早在8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厚土上繁衍生息，人类始祖伏羲氏因蓍草生于蔡地而画卦于蔡河之滨，遂名其地为蔡，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于蔡，建立蔡国，以国为氏，传18代500多年。目前，蔡氏宗亲有1000多万人，渊源久远，族多人旺，遍及世界各地，每年海外蔡氏宗亲纷纷莅蔡寻根谒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上蔡独特的文化和儒家遗风孕育出了代代英杰，涌现出了众多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孔子七十二贤中上蔡有六人。史称“千古一相”、被后世尊为“小篆鼻祖”的秦丞相李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为统一文字作出了重要贡献。号称“通明相”的西汉丞相、高陵侯翟方进，南宋丞相朱胜非，世称“上蔡先生”的北宋著名理学家谢良佐，西汉著名文士、庐江太守桓宽，清代方志学家张沐等历史文化名人。
上蔡县是文物大县，文物景点遍布县境。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两地（蔡国故城和楚国贵族墓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9地（蔡侯墓、李斯墓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伏羲画卦亭、陈庄民宅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0余处（蔡侯望河楼、漆雕开墓、蟾虎寺），馆藏文物3141件，旅游景点遍及全县。
上蔡县的传统民间工艺品和历史文化产品独具特色。雕花桃核扣和茱萸绛囊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历史名酒状元红，曾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杨集毛笔誉满天下，被历代文人墨客视为案头之宝。
二、上蔡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上蔡县充分利用和发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确立了“文化立县、文化名县、文化兴县”的发展战略，推进文化资源大县向文化名县转变，着力打造重阳文化、蔡氏文化、伏羲文化、孔子文化、李斯文化五大文化品牌，坚持从开发保护、规划设计、宣传推介、项目带动、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对文化旅游工作的投入力度，促进了全县文化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份额逐年增加。
（一）不断夯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十一五”时期，成立了旅游开发管理办公室，制定印发了《上蔡县创建中国旅游强县实施方案》、《上蔡县创建中国旅游强县工作任务目标责任分解表》，设立了上蔡县旅游投诉电话，制作了《上蔡县旅游景点路线图》；建立了上蔡县文化旅游网站；蔡明园公园、蔡氏始祖叔度公陵园成功申报国家2A级旅游景区；加强了《旅游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了全民旅游管理意识；每年接待游客都在10万人次以上。
（二）不断加强文化旅游遗产保护开发。认真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共普查文物1068处，其中新发现文物点972处，复查96处；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命名为“千年古县”；上蔡重阳习俗被入选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茱萸绛囊、桃核雕花、“白云翁”毛笔被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蔡侯宫殿区遗址兴建佛教牌楼有“天下第一门”之称；结集出版了《重阳节发源地——上蔡》、《蔡国蔡氏溯源》、《蔡国纪事本末》三部论文集，编纂出版了反映上蔡历史文化资源的《古蔡风物》；创作上演了反映千古一相李斯的大型历史文化资源的《千古遗恨》；出版了反映秦相李斯辅助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的长篇小说《大秦春秋》。
（三）不断加大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近些年来，文化建设先后投入资金共584万，用于文化馆维修、图书馆设备购置、14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及设备购置、73个农家书屋建设、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村级服务点建设、扶持49个农村业余表演团体；建成了279个村级服务点；扶持28个农村民间艺术表演团队购买了部分服装、道具及器材；加强了伏羲画卦亭、楚国贵族墓地、蔡国故城墙、蔡侯望河楼、李斯墓等文物景点的保护与整修；完成了蔡国故城墙、文化馆、蔡侯望河楼、李斯墓等开发保护规划及项目资金的申报；上蔡博物馆建设项目已上报省发改委、省文物局。聘请专家对博物馆、李斯林园和蔡国故城带状公园建设进行了规划设计。
（四）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品牌影响规模。重点塑造了古蔡文化、重阳文化，围绕重阳文化之乡这一品牌，研究开发反映重阳文化的系列产品，如：重阳茱萸绛囊、桃核雕花、酒、老人拐杖和“白云翁”毛笔等产业，走品牌化、产业化、市场化道路，在全国打响古蔡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品牌。积极承办了八届“重阳文化节”，逐步打造成具有上蔡地方特色的、省内外有较大知名度的文化节会。立足上蔡县地域文化优势，加强与省内外和港、澳、台等地区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加强与海内蔡氏宗亲的联系，宣传弘扬上蔡县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上蔡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抢救和保护了上蔡特有的雕花核桃扣、芦花靴、茱萸绛囊等传统制作工艺品。挖掘研究重阳节两大节庆佳品酒、茱萸绛囊，尤其是茱萸绛囊顺应人们企盼福寿吉祥的向往心理，倍受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及东南亚诸国侨民的喜爱。
三、上蔡县文化旅游产业存在问题
上蔡县文化旅游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景区基础薄弱。上蔡的文化旅游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品位低，基本上没有得到有效挖掘，文化内涵不深，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景区景点档次低，既满足不了县内文化旅游的需要，也无法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二）旅游规划严重滞后。上蔡县文物景点虽多，但都处于待开发状态，缺乏保护，更缺乏中长期文化旅游规划。由于文物景点以古代遗址为主，没有太多观赏价值，部分古建筑过于破旧，有的文物景点受损严重，如蔡国故城遗址、李斯墓等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景点上面有耕种现象。县文物库房为危房，对文物藏品的保护十分不利，一些珍贵文物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三）旅游开发缺乏创意。旅游产业发展正在经历从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的转型，现在又被纳入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个发展阶段，资源已不再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需要用创新的思路和有创意的理念指导产业开发方向，挖掘、整合和激活上蔡旅游资源的“文化之魂”，而不是通过复古和再造来实现对本地人文历史的重新认知和认同。
（四）旅游商品档次不高。旅游商品虽然种类丰富，但由于规模小、产量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管理机制不健全，有的甚至不顾长远利益，搞无序竞争，导致旅游商品形不成品牌，上不了档次，旅游商品市场占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铁锅、毛笔、雕花、香囊等产品虽然在市场上比较紧俏，但就发展现状而言，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四、上蔡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策
产业化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文化旅游产业化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引导，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一）切实加强领导。将文化旅游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加快文化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专门成立文化旅游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议事协调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督办问责制度，及时协调解决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继续加大对文化旅游的资金投入力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宣传促销和旅游精品工程、游客服务中心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等。另外，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海内外企业、个人来上蔡投资举办文化旅游产业。逐步扩大非国有经济投资文化旅游产业的准入范围，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文化旅游开发和建设。
（二）优先规划建设。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邀请国家、省级等权威部门的专家来蔡进行考察，高起点编制上蔡县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中长期规划。建立严格的规划执行、监督、检查制度，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严禁盲目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以优化结构、培育特色、强化优势品牌、提高服务水平为重点，着眼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进一步发挥“重阳文化之乡”的龙头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实完善伏羲文化、李斯文化、蔡氏文化、孔子文化等五大文化内涵，重点打造蔡侯陵园、李斯陵园、蔡明园公园、上蔡博物馆、重阳登高处、伏羲画卦亭等景区，力争使1—2个景区（景点）达到国家AAAA级标准，确保我县文化旅游业健康顺利以及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行业管理。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切实规范旅行社、导游人员等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经营和服务行为，保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旅游投诉机制，完善处理程序，提高投诉处理效率。凡从事旅游业的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以及在旅游区（点）从事商业零售、饮食服务的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都应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严禁无照无证经营。各类经营主体必须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加快旅游人才的培养，加强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一支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过硬的旅游业队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注重宣传推介。进一步加强针对客源地游客的宣传，增强宣传的冲击力和吸引力。打破地域界线，主动寻求和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宣传促销模式，加快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互享、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信息互通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文化旅游节，各种新闻媒体，通过《上蔡风光片》加大宣传力度，尽快开通“上蔡县文化旅游网”，提高我县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宣传促销工作格局；以市场为导向，将旅游景区（点）连接成线，接线入网，精心设计和推出一批品位高、吸引力强、效益好的旅游精品线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上蔡。
（五）扩大产业规模。文化旅游应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成为旅游产业的优质板块。围绕行、游、住、食、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增强旅游带动功能。扶持一批集旅游商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重点企业，开发融艺术、实用性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商品，建成一批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积极支持和鼓励创办旅游娱乐公司、旅游文化演出公司和生态疗养康复中心。面向市场，重点开发古蔡文化、重阳文化等旅游演艺节目，促进艺术精品和旅游的有机结合。发展武术、杂技、魔术表演等富有中原文化特色和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娱乐节目。
总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是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必由之路。虽然上蔡的旅游业发展起步晚，品位低，推进缓慢，但只要我们紧紧围绕打造文化精品这个主题，以五大传统文化为载体，充分挖掘旅游资源，大力开发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建立科学的旅游产业发展体系，就能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首先坚持政府引导的原则。步行街作为城市名片，发展直接关乎城市吸引力和商业发展方向，必然是要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去推动。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在关键层面和指导方向上服从发展大局，特别是政策支持一定要融合创新理念，更要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及旅游服务，必须一以贯之，只有做到了这点，才能让步行街在总体的方针上不至于出现错漏，最终沦为形象和样板工程，使之发挥出真正的带动作用和标杆作用，才是步行街建设的最终目标。
近年来，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文化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处于前沿和领军地位。当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产业集聚效应初步体现，形成了诸如张江高新技术科技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四大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借鉴北京市的经验，对于上海打造时尚魅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具有促进意义。
上海市文化创意发展模式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早，近年来，上海逐步将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合并，2011年公布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名录》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包括文化创意服务业和文化创意相关产业两大部分，细分为10大类和102个小类。2011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73.79亿元，同比增长15.6%，从业人员达到108.94万人，实现GDP贡献率14%（张京成，2012）。
（一）形式多样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独具特点。截止到2010年底，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达到80家，覆盖全市多个区域，总建筑面积达到270万平方米，已初步形成了“一轴（延安高架）-两河（黄浦江、苏州河）”的布局（张京成，2012）。按照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投资主体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在原有历史建筑基础上自发形成、政府政策主导下建成、房地产商开发形成。
1.原有历史建筑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集聚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工业企业向郊区转移，中心城区近2000平方米老厂区、老仓库和建筑闲置（田舒云，2010），文化创意产业最初的发展集中于个人艺术创造，需要寻找一些廉价的办公场所创业，而这些厂房正好满足了艺术家的需求。艺术家和相关艺术创作室逐步汇集在这些闲置建筑中，为这批老厂房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2.政府政策主导下建成的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导向则会日益明显。政府政策主要通过厂房改造和产业升级来实现对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影响。经过妥善的改造与设计，在保留历史文化风貌的基础上，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例如田子坊、新十钢等。同时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融合高新技术建设了一批集聚区，典型代表为张江科技园区、上海多媒体产业园等（钱敏杰，2009）。
3.房地产商投资建设的集聚区。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开发商在居民建筑与商业写字楼建设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市场接轨，打造企业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消费，增加经济效益。在开发的成熟区发展较为良好的集聚区多实现了政府认可和挂牌。这一集聚区的典型代表即为“海上海”。通过文化商业街、平面广告的宣传，面向中产阶级推介项目，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时尚的白领。
（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特点
1.中外融合的海派文化。上海市地处吴越文化中心，江南细腻悠长的文化绵延至今，在近代，上海市是早期开放的港口之一，海外文化特点鲜明。发展至今，中外文化在上海实现了较好融合，旗帜鲜明地表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
2.良好的产业环境与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这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上海市工业发展起步早、门类齐全，为文化产业的更新换代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近年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3.依靠传统布局与旧厂区发展，集中在中心城区。目前，上海市有近三分之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在原有厂房、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旧厂房、仓库占地面积较大，比较容易吸引相关企业和个人入驻，有利于形成集聚效应，既保留了原有文化，又展现了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貌，这也是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当前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徐汇区、虹口区和长宁区，三区共有创意园区72家，占到了总数的90%以上，密集程度较高。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一）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文化产业定为首都的核心产业，2006年首次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定义文化创意产业为“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细分为九个大类。截止到2011年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1938.6亿元，同比增长14.2%，收入合计7442.3亿元，平均从业人员达到122.9万人，GDP贡献率实现12.1%（张京成，2012），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甚至是经济发展依赖的核心增长领域之一，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
截至2012年7月，北京市公布了四批共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集聚区虽然各具特色，根据影响创意园区分布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竞争力等空间集聚因素，大致分为四个类别：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以及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具体如表1所示。
1.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能够引起企业集聚，增加新企业数量，在思想导向型企业中，知识溢出是决定企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同时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只要距离稍微增加，这种效应就会消失（阿瑟·奥沙利文，2008）。这一效应在技术研发类的文化创意产业中表现尤其突出。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借助高新技术，文化创意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而区域内的高新技术条件是设计研发类集聚区集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多倾向于密集分布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集中的地方。
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北部和西北部是北京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集中分布区，为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提供了丰富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持。以中关村软件园和清华科技园为例，其附近分布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众多“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等学府以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科研院所，靠近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分布，一方面可以使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及时获取信息以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水平。
2.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往往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一方面是由于作品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来进行拍摄，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类产业的关联企业相对较多，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企业的集聚。
集聚区建设成本中的土地成本一项可以用方程C=P*Q1来简单表示。一般来说，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占地面积Q是固定的，其值很大；为了控制占建设总成本比重很大的用地成本C，选择P值较小，即单价较低的土地是比较理性的。加上这类集聚区对于土地的区位不是很敏感，利用其他生产要素替换土地也相对困难，使得其对于土地的选择余地变得很大。根据地租理论，距离市中心越近，单位土地价格相对越高；而距离市中心越远，则单位土地价格相对较低。为了控制成本，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多分布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区位，此时P值比较小。
当前北京市公布的5个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分布在怀柔区、通州区和大兴区。这些地区距离中心城区相对较远，地价也比较低廉。以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为例，其占地面积1120公顷，汇集了22个艺术部落，100多家画廊，20多家美术馆，当代绘画艺术、艳俗艺术及新媒体艺术等主要现代艺术流派都集中在这里，日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由此带动各个区县形成良好发展势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增速迅猛。
3.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数字娱乐和数字媒体类集聚区一般倾向于接近中心城区或者交通便利的周边区县分布，这是因为此类集聚区通常兼有零售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影响零售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包括消费市场状况、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等因子。零售业部门的区位最大特点是消费者指向，通常选择人口密集、消费者众多的地点分布；消费者克服空间距离的作用所要付出的空间费用或时间费用是决定消费者选择购物地点的一个重要因子，随着距离的增加，消费者购买的意愿会明显降低。交通条件通过通勤费用作用于零售业企业，交通条件好的区域通勤费用相对较少，消费者实际的购买价格相对较低，其购买量也相对较大；对于零售业企业来说，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区域能使得其市场覆盖范围扩大，有助于更好地获得收益（李小建，2006）。
服务业一般按照服务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人和家庭为服务对象的，这部分企业的分布与零售业类似，接近消费者；第二种是以企业和机关为服务对象的，部分服务业还兼具办公机关的性质，这类服务业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分布在北京东二环和北二环的交汇处附近，靠近中心城区，同时交通十分便利；北京市出版发行物流中心虽然分布在通州区，但是距离中心城区有专门的便捷通道和直达班车，同时兼具图书出版物流中心的功能，为城市中心的许多企业和机关提供图书配送和仓储服务。
4.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与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相似，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也多分布在中心城区或者交通便利的临近区县。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生产上由刚性向柔性转变，在产品上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而对于创意产业或创意产品来说，产品的个性化更成为其区别于其他产品的重要特征。因此艺术品展示和交易类集聚区靠近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集聚区内商业机构利润的最大化；或者位于交通便利的区域，以降低消费者的通勤成本，扩大市场腹地和辐射范围。
同时，此类集聚区的分布不仅仅简单地受到消费市场和交通条件的影响，更具有其独特的主导因素，即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这也是北京文化发展中的优势所在。北京市公布的12个此类集聚示范区中，老北京独有文化符号——前门、琉璃厂、潘家园、十三陵文化与旅游产业集聚区均榜上有名。以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为例，潘家园旧时有“鬼市”之称，清末民初时由于时代激荡，许多达官贵族家道中落，不得不将家中古玩珍品站街变卖，为了顾及颜面，交易通常在凌晨三四点挑着灯笼进行，“鬼市”由此得名。1992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到潘家园淘宝，同年潘家园古玩市场正式出现。此后潘家园名声远播，逐步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名片之一。
（三）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点
1.政府政策与强大的资金支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早，领先于全国，这与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领导机构建设方面，2006 年率先成立了一个由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政策配置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写入北京市“十一五”、“十二五”规划，2006年率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公布了四批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示范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5亿元，统筹资金100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资金规模位列第一（王海平，2011）；统计口径方面，率先了全国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统计的地方标准，规定了9大类文化创意产业，明确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2.注重重点行业与建设，打造经典品牌。由于历史因素，北京市在新闻出版和媒体广告等产业具有相当强的优势，全国70%以上的影视公司、发行公司和后期制作公司都集中在北京，同时北京又是全国最大的国光市场和最大的广告媒体中心（张京成，2012）。
北京市在公布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同时，重点打造代表首都文化形象的标志性工程，推动品牌形象建设。充分利用北京市的深厚文化积淀，创造了诸如798艺术区、八达岭长城等一批经久不衰的创意产业品牌。
3.成立产业联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2011年，北京市先后成立了首都剧院联盟、首都博物馆联盟、首都影院联盟、首都影视产业联盟和首都出版业发行联盟。为全市相关单位与企业搭建起良好的沟通平台，统一资讯、统一进行市场运作，既大大节省了企业运营成本，也方便了市民进行参观和消费，实现了区域间优势互补与产业联动，推动了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协同发展。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
（一）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目前上海市政府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各区纷纷响应，但是容易造成缺乏总体规划、布局分散、争抢热门项目等问题，造成重复投资，难出精品。因此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时，政府应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与统筹布局，根据各区现实情况和资源禀赋，在原有历史文化积淀和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注重质量，引进优势人才，建成各区优势项目。同时注重区域间协调发展，必要时可以建立产业间联盟，加强各个区域甚至是长三角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建成文化产业发展良好的联动机制。
（二）加强重点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建设，打造上海文化“名片”
上海市涌现出了一批例如田子坊、外滩18号等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在整体质量、规模和经济效益方面，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缺乏大型的龙头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品牌价值比较低。以媒体业为例，美国有以时代华纳为代表的25家跨国影视媒体企业（陈洁民、尹秀艳，2009），涉及多个领域；北京北广传媒集团及业内民营企业也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上海市媒体规模则比较小，以光线传媒和凤凰出版传媒为代表的媒体业还没有形成区域间的大型集团。当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蓬勃发展，但是缺乏自己响亮的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比，在品牌价值、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应着力加强每个产业1-2个重点园区的建设，打造上海独有的城市品牌与城市名片。
（三）培育特色产业链，实现产业国际化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产业的联动效应，加强政府、企业、供应商等之间的联系，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形成一批独具特色、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文艺演出、电影业逐步走出国门，大型国际会展项目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
第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导向为主。产业发展前期，政府导向比较明显，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非营利组织参与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中，真正实现多元化发展。
第二，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推动产业更新换代。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极大提高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在未来的发展中，科技因素更好地融入文化发展，完善当前已有的数字媒体、DRC工业设计、软件业等产业，不仅丰富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种类和内容，推动产业更好更快地更新换代，也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刺激消费，增加产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产业国际化趋势凸显。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差距很大。这一点在数字媒体业表现尤其突出，由于复制性强，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相对较高。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熟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通过立法与政府政策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国门，有助于艺术创造再创造，也有助于实现产业品牌化、国际化。
第四，文化消费需求刺激公民创意社会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主要参与者为政府、企业及艺术家等特定人群，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熟及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多，消费能力强劲，公民更多地参与到创意社会的建设中，通过广泛免费开放艺术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通过培训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激发公民的创意精神，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提供接触创意产业的机会，使人们享受创意生活。
参考文献：
1.杨群.上海百万人投身文化创意产业.解放日报，2011-9-23
2.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2.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3.田舒云.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特点及产业结构.东方企业文化，2010，4
4.钱敏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探讨.华东师范大学专业硕士论文，2009
5.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0 前言
龙舟竞渡是我国一项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据史料记载，龙舟最初源于古代的吴越、荆楚一带，当地的人们以“龙”为图腾，举行了一些崇拜龙、祭祀龙、模仿龙的仪式，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习俗民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身着带龙字样的服装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祈求龙的保佑。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龙舟文化在商业开发运作的大潮下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商业背景的发展过程中，龙舟文化既得到了新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形式，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高沙古镇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名胜古迹众多，传统文化璀璨夺目。龙舟文化是当地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每至端午节，高沙人民盛装打扮，群众踊跃参与，展开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江上数桨齐飞，江边众人呐喊助威，划舟人与欣赏者相互呼应，共享龙舟文化这个特殊的节日盛会。近年来，在功利的趋势下龙舟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影响。借助龙舟文化的吸引力为卖点推销江边房地产，用龙舟文化的广告效应来达到人们购买房产的目的。这样看似是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但它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内涵。
1 商业运行模式视角下龙舟文化的发展困境
1.1 龙舟文化中商业化过重
当地对龙舟文化进行商业开发运作中，注重的是龙舟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加人们的关注度。表面上是广邀各界群众参加龙舟盛会，增加节日的文化氛围以至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际上是以龙舟文化为媒介大打房地产广告，出售江边商品房。名义上进行龙舟文化的宣传，实际上重点在于江边地带房地产销售，以龙舟文化做外衣换取高额商业回报。群众只感受到铺天盖地的商业气息，却体会不到龙舟文化带来的节日氛围，观赛时也就无法全心投入。高沙古镇龙舟文化过于注重商业开发，对龙舟文化保护力度不够，龙舟文化保护缺乏全面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龙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只重视商业活动的宣传炒作，却忽视了龙舟文化的内涵及价值，对下一代的教化⒒崾艿角苛业某寤鳎龙舟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与整理，长此下去，将会面临着文化的边缘化或消亡。
1.2 龙舟文化宣传片面、内涵缺失
当地龙舟运动的开展过程中，过于单纯的龙舟竞赛和浓厚的商业表演。而对龙舟文化的本质内涵缺乏深入的了解。在现场既看不到详细的龙舟运动的竞赛章程，也没有任何当地龙舟文化溯源及发展历程。对于龙舟运动的参赛队伍人数也只是粗略带过，以至于有些群众连有多少参赛队伍，来自哪里都不清楚。有关龙舟文化的精神层面更无从谈起，只剩下各界群众从回忆中寻找龙舟文化的精神片段，至于年轻人脑海里除了有热闹感什么也不剩下，导致龙舟文化的断层现象，对于龙舟文化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一方面商业的火热炒作，另一方面文化的本真丧失，龙舟文化就只剩下了躯壳，光有其形，无有其神。由于历史文化的特点，高沙古镇龙舟文化具有着浓厚的湘西南气息，然而现在的龙舟文化宣传、组织比赛时，却只在意龙舟运动热不热闹，商业效果好不好，在对群众的宣传时就只提及参赛规模，观众人数等，没有把当地龙舟文化究竟有哪些特色，具有着哪些独特内涵等阐述出来。生搬硬套别的地区龙舟运行模式，忽视了本土特色的文化内涵。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不同地区活动规则极为不同，文化传递的信息也各不相同。
1.3 龙舟运动、安全度低
龙舟运动秩序混乱，无论是参赛队伍还是观赛群众，都是伴随自己兴趣所致，没有有效的规范与管理。导致场面十分混乱，让人感觉到一种喧闹、混乱无章的感觉，无从体验到龙舟运动的激情与兴奋。同时由于比赛区域较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现场安保条件又差，对于意外突发状况准备不足，医疗条件滞后。多数群众直接站在江边危险地带，恰逢端午时节降水多，江水水位高涨，不少群众生命安全存在隐患。在龙舟竞赛期间，由于地面湿滑，两观赛群众不慎落水，岸边群众手忙脚乱才将其救起，缺乏安全预防措施。因此，每当有人落水事情发生时龙舟竞赛就必须要中途中止。
1.4 龙舟竞赛规则欠缺、成绩不公
由于高沙古镇的龙舟运动是由当地房地产开发商承办，在突出龙舟文化的商业气息的同时却缺乏对龙舟运动最基本的竞赛规则了解。于是便出现了竞赛规则的欠缺这一现状，整个赛事组织不够全面，竞赛章程混乱，竞赛时间队伍无故改变，没有有效的赛事组织行动方案，随意性很大。这些欠缺无疑降低了龙舟运动的水平。同时由于龙舟参赛队伍相互间实力差距过大，又受限于场地条件，导致竞赛结果一边倒，难以体会到龙舟运动双方互为追赶，群众奋力呐喊的刺激场面，无疑使龙舟运动的魅力由于主观条件限制而大打折扣。最突出的一点还体现在成绩公平公正，裁判迫于开发商压力暗箱操作，打击参赛队员和观赛群众的积极心和参与程度，对龙舟文化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2 商业运行模式视角下龙舟文化的优化研究
在邵阳市高沙镇商业运作模式下龙舟文化发展并不成功的大背景下，高沙古镇的龙舟文化又该如何变化才能重新赢得群众喜爱，从而达到商业运作开发与群众喜爱接受有机统一，商业价值与精神价值并存，被开发商和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呢？首先，必须要有打破现有格局的勇气和魄力。既然这种商业运作模式是失败的，对龙舟文化发展起到极大负面作用，就必须要改变这种模式，虽然过程是艰难的，但不做刮骨疗毒，龙舟文化的未来危矣。其次要寻找合适的商业运作模式，别人好的在这儿并不一定好，必须要脚踏实地，因地制宜有针对的运用好运作模式，生搬硬套往往是变相扭曲文化发展，合乎实际的模式才能给龙舟文化带来出路。同时还必须要注重各个方面，往往软件硬件哪一方面没做好都会导致发育不良。不仅要注意硬件、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完善。也一定要做好软件服务，重视精神感受，把握好群众心声。最后还要将商业运作重点停留在龙舟文化本身上，以龙舟文化为载体发展附属产业。主次一定要分明，重视龙舟文化本质内涵，以此为重再向外扩散，利用好主次关系，有些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当前，邵阳市高沙镇的龙舟文化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作出何种选择对于龙舟文化未来如何至关重要。是选择彻底的商业发展道路，还是坚持传统的龙舟文化，亦或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而推陈出新，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式。不同的（下转第59页）（上接第55页）道路决定着龙舟文化不同的未来。在现代的商业大潮下，龙舟文化很难不做出改变，传统的龙舟文化必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一味的坚持保留，是不可取的。没有经济的支持，龙舟文化缺乏引擎丧失动力。一味地走商业道路更不可取，龙舟文化如果全然改变，就失去了文化内涵，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没有社会基础的文化只是一个驱壳。若如此，这样文化得不到继承与创新。要让龙舟文化既能传承，又能保留本质内涵。就只有按照实际所需，有选择的将一些事物条件加入到龙舟文化中。对于外在条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好的加以利用，不好的坚决抛弃。如此龙舟文化才既能保持住自身特色，又能表现出新的形式，既能满足广大群众，也可以得到开发商青睐。
【参考文献】
[1]白晋湘，主编.民族民间体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0，7.
冼鹰.我国龙舟运动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2010（7）：13-16.
[2]杨晓生.21世纪体育功能的转变[J].体育学刊，2004（1）：2-5.
[3]倪依克.当代中国“龙舟现象”的社会文化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6）：3-7.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8-0062-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8.14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在银行监管尤其是资本监管日趋严格、经济周期性波动加剧、经济转型加快推进,以及多层次银行体系逐步建立的大背景下,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只有找准定位,明确方向,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竞争,并形成自身特色,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但从目前来看,在监管政策、银行业体系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以及股权结构、绩效考核制度、战略定位等内部微观环境因素的制约下,城商行大多缺乏特色,定位和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本文在对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差异化发展是城商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定位和服务高度同质化的大环境下,小而全、无差异的发展道路虽然可以令城商行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迅速做大规模,并获得不错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金字塔式客户结构和市场分层的逐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将是城商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1]。
(一)城商行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是我国构建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现实需要
从国外情况来看,一个由不同规模、不同定位和服务对象,以及不同特色的各类银行组成的多层次银行体系,既是一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国经济中不同主体对金融服务差异化需求的结果。目前,我国银行业在规模角度已形成由大型、中型和小型银行组成的多样化银行体系,但从市场定位和服务对象角度来看,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尚未成形。尤其是除农村金融机构外,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模式高度趋同,从而造成大中型客户金融服务竞争过度,小微型客户金融服务供应不足;金融资源向大中城市集聚,农村金融服务薄弱等现实问题。因此,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尤其是进一步强化和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银行机构,将是我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此过程中,对于城商行而言,针对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确定一条不同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既是未来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现实选择。
(二)差异化发展是城商行适应日趋严格的监管约束和资本约束的必然选择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明显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强化资本监管是其中的重点。以我国为例,银监会先是将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8%分别提高至11%和10%[2];此后,又提高了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的门槛,并进一步强调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动态监管和反周期监管,资本监管要求大幅提高。加之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2009年的信贷大投放,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和瓶颈日益凸现,原有的做大规模、依赖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受到冲击。特别是对城商行而言,资本补充难题更为突出,必须尽快改变现实中追求大客户、大项目的高资本消耗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单位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产能。唯有此,才能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下存在的业绩波动、资本约束和发展的不稳定问题,这就要求城商行从大型银行的老路转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三)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是经济转型和银行业发展模式转变的最终结果
表面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更深层次上却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冲击,加剧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将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发展速度也将由超常规转向稳定适度;短期来看,危机时期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将逐步转向正常化,超常规的货币投放、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将趋于稳定,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信贷大投放格局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商业银行大放贷、大发展的模式将难以维系,商业银行必须转向中小企业、高科技、新能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求发展空间。规模实力较小的城商行更需要先行一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此外,经济转型带来的将是银行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差逐步缩小,传统吃利差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这也要求商业银行尤其是定价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商行尽快调整业务结构,转变发展模式,形成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
二、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理论上讲,城商行是最有条件,也最容易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除少数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坚持并深化“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在中小企业服务方面形成特色,走出一条不同于其它银行的道路;大多数城商行偏离了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片面追求“小而全”,走上与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的发展道路,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缺乏。究其原因,就在于内外部六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外部环境因素
1.银行业“大而不倒”规律。由于银行的业务活动涉及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银行的破产倒闭往往会对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冲击。正因为此,各国政府在对待银行倒闭问题上通常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对大型银行一般不会轻易让其破产,这就是银行业有名的“大而不倒”规律。此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对陷入困境的大型银行施以援手,对同样苦苦挣扎的中小银行却袖手旁观”的做法,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大而不倒”的认同。出于相同的考虑,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同样具有做大规模寻求政府隐性支持的冲动,体现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就是热衷于做大项目、抢大客户,快速做大规模。
2.“歧视性”监管政策。不完善、带有“歧视性”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小银行的定位和发展道路。通常情况下,监管机构会对商业银行业务资格的获得和市场准入设置一系列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资产规模。要想取得某些业务资格和市场准入,商业银行必须达到一定规模,这必然会加剧商业银行做大规模的冲动。以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为例,城商行必须达到银监会规定的规模才有可能获得跨区域发展的资格,定位和业务是否有特色等问题则不属于准入指标的内容。此外,对中小企业业务缺乏针对性和差别化的监管措施也使得城商行开展中小企业业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比如银监会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核销、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大企业的要求基本完全一致。出于资产质量考核以及投入产出的考虑,城商行自然倾向于做大企业,从而加剧国内商业银行定位的趋同。
3.不完善的银行体系。从资产规模、经营地域和所有制性质角度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各种类型、多样化的银行体系。但从定位和服务对象角度来看,则显得相对单一,差异性、层次性并不明显。除农村金融机构和少数城商行外,大多数商业银行的经营地域和规模差异显著,但在定位和服务对象上并无实质性区别,这种定位单一、高度同质化的银行体系不可避免影响到城商行的定位和发展道路。出于生存和做大规模的考虑,城商行只能努力做到“小而全”,与大型银行展开直接和正面竞争,并最终导致其在定位、产品和服务上的差异化逐渐丧失,整个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大多以“相同面孔”示人。
(二)银行内部因素
1.地方政府的干预。随着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直接干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规范和解决。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高管人员任免的干预和控制仍较为突出,造成城商行高管人员在短期内的频繁变动,高管人员的任期变得不确定。在任期短期化的情况下,这些高管人员显然没有动力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用于城商行长期特色和竞争力的培育,而更愿意将资源和精力用在短期见效快的经营管理活动上。体现在现实中,就是短期内对做大规模贡献大的那些业务和产品受到重视,与大型银行争抢大客户、大项目。由此来看,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城商行定位和发展的影响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因素[3]。
2.不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好比交通指挥棒,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行,而不科学、不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则恰好相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制度主要包括规模指标、质量指标和盈利指标等三方面的指标,又以规模指标为主,基本不涉及特色培育、竞争优势等方面的内容。城商行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绩效考核制度下,各分支行必然将精力放在那些能迅速增加规模和盈利的业务和客户身上。大客户、大项目成为各类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各商业银行在定位和服务对象上的差异也就不明显了。
3.战略定位摇摆不定。城商行未能实现与其它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战略定位的不明确。城商行在其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服务地方、服务市民、服务中小”的定位。但长期以来,城商行并未能坚持并深化这一定位,而是呈现出摇摆不定。定位的摇摆不定使得城商行原有比较优势和特色逐渐丧失,并最终走上大型银行的老路。某种意义上说,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战略定位,实现定位的差异化。只有差异化的定位才能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格局。
三、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城商行等各有关方面应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解决影响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引导和促使城商行实施差别定位,打造与自身情况相适应的业务特色和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银行业运行环境
针对我国银行业存在的“大而不倒”规律以及城商行千方百计做大规模以寻求政府隐性保护的现实,中央银行应尽快建立覆盖国内各类商业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并根据不同银行的风险状况实施差别化的存款保险费率,以消除大型国有银行享有的政府隐性支持的政策红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型银行才可能享有的政府隐性支持转化为所有银行都享有的存款保险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商行做大规模的冲动,使其更加专注于培育业务特色和提升竞争力[4]。
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现有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对专注于中小企业、三农金融等业务的城商行给予监管倾斜,对此类业务领域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措施。在城商行的市场准入问题上,改变目前过于强调资产规模的准入指标体系,转向以风险为核心、对整体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的做法,并对具有业务特色的城商行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以鼓励城商行寻求差异化发展。从培育多元化、多层次银行体系视角入手,从政策和监管层面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主体的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给予适当规划和引导。通过性质界定、经营区域划分、差别税收政策等制度安排,促使各类商业银行逐步摆脱同质化的发展道路。
(二)优化股权结构,减少地方政府干预
针对因地方政府的干预而造成城商行高管人员任期不确定,进而导致城商行发展的短期化问题,应从三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进一步优化城商行的股权结构,降低地方财政的持股比例,适当引入民营资本,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对财政大股东的制衡。二是地方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行政管理者角色转变为股东出资人角色,更多地从出资人的角度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减少对城商行经营管理活动尤其是高管人员任免的直接干预;同时,城商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管理和诉求通过公司治理平台加以体现。三是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促使公司治理的优化,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中形成战略投资者对财政股东的有效制衡;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进一步培育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文化,促使公司治理各方进一步转变观念,找准定位,既充分行使权力,不越位,又切实承担职责,不缺位。
(三)明确战略定位,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系
城商行发展的同质化从根本上而言源自其战略定位的缺失和战略管理体系的缺乏。因此,明确战略定位,并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系,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前提,具体主要有以下两点。
1.明确战略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形成发展特色。从目前来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明确定位并寻找潜在特色领域:一是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特色或区位优势入手,开发特色产品或服务;二是依托大股东资源,形成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化竞争和特色发展,如平安银行利用平安集团的综合化经营平台向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昆仑银行依托中石油资源开展相关业务等;三是从目前相对比较薄弱的金融服务领域寻找商机,如小企业金融服务、农村信贷等;四是开发新产品,形成先发优势,如包商银行开展的小微贷款业务等。
2.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系。针对长期以来战略管理薄弱的现实,城商行应考虑设立相应的部门专门行使战略管理职能,该部门应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可以是独立的部门,也可以与董事会办公室或发展研究部门合二为一。按照城商行确定的战略定位和方向,战略管理部门负责拟定未来发展战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赋予战略管理部门战略评价和考核职能,通过战略管理部门职能的发挥,将银行的总战略和战略目标以发展规划的形式得以体现,并分解落实到各业务条线的分规划中,逐步建立起总战略与分战略、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相结合,涵盖战略研究、战略规划、战略控制和评价反馈的完善的战略管理体系。此外,通过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控制与评价,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战略决策水平,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管理职能。
(四)打造业务专长,培育核心竞争力
从业务发展角度来看,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和核心举措是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打造业务专长、培育业务特色,进而形成核心竞争力,具体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做强传统优势领域,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围绕中小企业服务、市民服务等传统优势领域,进一步加大投入,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和专门的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专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发针对性的特色产品,着力解决现有产品种类少、还款方式不够灵活、差异性不够等问题,突出方便性、灵活性和及时性,建立起多样化、覆盖客户各方面需求的产品体系,培育业务品牌;在服务功能完备的同时形成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实施业务流程再造,提高运行效率。城商行在对特色业务实施专业化经营的同时,还需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按照以客户为中心、提高运行效率的总体原则,将原有的总行与支行之间、总行不同部门之间相对分割的块状业务流程,转变为垂直化、集约化的、条状业务流程。与之同时,通过在条线内配置专业化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整个业务条线的专业化运作水平和效率,并有效降低来自于行政管理条线的干扰。
3.做深做透区域市场,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开发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形成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对区域市场实施细分,推出差别化的服务方案,建立起全方位、与区域内各细分市场完全对接的营销和服务体系;实施组织架构改革,建立扁平化、高效率、立足区域市场的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提高在区域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做深做透区域市场,并在该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
(五)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做大规模与做出特色的统一
城商行战略定位的落实、业务特色的培育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进而实现差异化发展,既是一项持续性工作,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绩效考核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商行差异化发展的进程,甚至于使其走上相反的道路。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和制度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针对目前大多数城商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制度侧重于规模、速度和盈利指标的现状,应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特色业务培育、特色业务的增长以及特色业务对利润的贡献等指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激励分支机构在做大规模的同时形成业务特色。同时,为了解决分支机构过于追求短期发展而忽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适时引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降低分支机构不顾风险的盲目扩张冲动,并通过将风险因素引入考核,平滑银行的发展波动和大起大落的业绩周期,实现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的统一。
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人员的不完善的考核奖励制度是造成城商行追求规模胜过追求特色、追求短期业绩胜过追求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在传统的针对短期业绩的考核奖励制度基础上,引入与长期业绩挂钩的股权激励、延期支付等长期激励机制。通过将薪酬奖励与银行的长期业绩表现挂钩,促使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人员克服经营管理行为的短期化,促使其关注并将资源和精力投向“培育业务特色”、“塑造竞争优势”等对银行短期业绩贡献不大但却是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领域,实现银行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做大规模与做出特色的协调统一。
(六)实施有区别的资源投入政策,强化科技和人才对差异化发展的支撑
资源不足,尤其是人才缺乏和科技落后是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城商行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制肘。为此,城商行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并实施有区别的资源投入政策。一是围绕战略定位,加大对特色业务的资源倾斜力度,比如为确保分支机构开发和培育特色业务的积极性,在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考核保护期或者补贴;为尽快开辟市场,将营销费用向特色业务领域倾斜等;通过资源倾斜政策,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城商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领域――特色业务,促使该类业务的快速发展。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是特色业务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通过业务能手带教、与国外先进同业或国内外研究机构共同培养、外派同业锻炼等方式,在银行内部建立起一支与未来业务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三是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对现有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和对经营管理的支撑能力,尤其是对创新的支撑;根据已有和潜在业务特色,开发相适应的业务系统,提高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张朝晖.城商行应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N].中国证券报,2010-04-02.
[2]高晨.银监会明确资本红线大行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N].京华时报,2009-12-07.
[3]张吉光.城商行公司治理:从“形似”走向“神至”[J].当代金融家,2010(6):61-63.
[4]张吉光.存款保险推出恰逢其时[N].中国经济导报,2004-06-19.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achieving differentiation development
ZHANG Ji-guang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185-06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文化政策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整，作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伟大战略决策，明确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此，我国文化产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实践征程，相应的，国内也掀起了学习、研究文化产业理论的。十年来，从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到文化产业发展支撑要素。从文化体制改革到文化产业政策，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到文化产业竞争力，从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到文化产业案例解析，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指导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研究
（一）文化产业概念研究
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界定和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事物运动的结果。科学界定文化产业概念内涵和外延是进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基础。十六大以来，国内学者结合国际上文化产业的通用定义。并根据我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国情对文化产业进行定义，既包含了文化产业的普遍属性，又兼顾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侧重于从“理论-意识形态”的角度界定文化产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属于文化学范畴，如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孙安民认为“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行业门类的总称。”另一种侧重于从“操作-应用”的角度界定文化产业，他们认为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属于经济学范畴，如李江帆根据第三产业经济学原理，将文化产业定义为：“国民经济中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单位的集合体”：江奔东也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概念，属于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提供文化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另外，还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产业概念进行界定。如，从文化产业的存在及其过程来认识，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文化娱乐服务与消费为主体对象的产业门类”；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上加以界定，文化产业是“商业文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的大众文化娱乐体系”：从文化产业的运营方式上看，文化产业是指“通过产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
随着学者们文化产业概念研究的推广和普及，文化的商业属性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属性。这不仅开启了全社会的文化产业意识，而且为我国文化产业腾飞做了最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基于概念的文化产业分类研究
研究一种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对它进行统计和分析。文化产业作为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对其类别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分析口径的统一，研究范围的划定甚至最终的研究成果。
十年来，学界率先开展了对我国文化产业分类的研究，不断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式。有的学者从纵向层面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分类。花建根据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将其分为生产、销售和服务三大类，具体包括文化制造业、文化销售业和文化服务业。有的学者从横向层面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分类。200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根据文化在产品或服务中的属性或关联度把文化产业分成三类：一是主体或核心行业，二是前沿文化产业，三是拓展的文化产业。还有的学者采用行业性分类模式，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把文化产业划分为13类。从学者们的分类研究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不同的标准，文化产业门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式，学者们都坚持文化产业分类的核心标准是文化。而且在主要文化产业门类上持基本相同观点。
为了健全统计口径，规范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2004年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和相关产业的活动分为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六个方面。这种划分既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意识地向国际标准靠拢，对于了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帮助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科学指导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十六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些研究既包括文化产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也包含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一）文化产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内涵进行了研究。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1）文化政策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政府根据文化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以及一定时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变动趋势，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规划、引导和干预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主张体系。（2）经济政策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顾江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国家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3）政策系统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徐浩然、雷琛烨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内涵认识不同，但都认可文化产业政策在指导、调节和规范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其次，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原则进行了探讨。由于文化产业本身的特殊性。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时既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文化产业的特殊情况，既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又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如钱正武、杨吉华认为，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既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殊情况；既要立足于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又要符合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周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要遵循以下原则：坚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处理好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关系；遵循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与WTO中文化产业的政策相协调；文化产业必须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实施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才工程；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领域：健全和规范文化中介组织。欧阳坚认为，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把握公共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包括信息完备原则、科学预测原则、便捷可行原则、动态可调原则、成本最小化原则、兼听优选原则和相互协调原则；又要针对文化产业的特殊性，遵循一些特殊原则：体现正确导向的原则，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民族优秀文化保护的原则，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原则，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原则。
（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就文化产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了探索研究。解学芳指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关联性偏差，即历时态文化产业政策存在非连续性，共时态文化产业政策出现离合现象，文化产业上位政策与下位政策不一致。因此，要矫正文化产业政策的非关联性，就要在遵循整体性原则和文化产业内在规律性的前提下，确保历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共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融合以及上位政策与下位政策的动态一致。杨吉华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问题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所谓“缺”就是政策的缺失；所谓“弱”，就是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所谓“变”，就是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所谓“散”，就是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所谓“乱”，就是政策不统一，缺乏必要的协调性；所谓“粗”，就是政策过于粗线条，可操作性不强。要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就要全面把握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正确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和特征，不断深化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我国的文化产业决策体制，实现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三、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十六大以来，从先行试点到全面铺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路，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十年间，国内学者不断梳理和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和指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为改革进程提供规避的借鉴和参照的路径。
（一）文化体制改革难点研究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清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度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成为长期以来阻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桎梏，也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认识问题。欧阳坚认为，目前，思想认识问题仍然是制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主要障碍。一些地区和单位对文化建设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文化发展提供的新动力新条件认识不足，崇“事”恐“企”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和群众观念，把单位性质视为评价其地位、水平的唯一标准，将转企改制简单片面地理解为甩包袱、推责任，因此，在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这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上犹豫不决、裹足不前。（2）文化制度问题。唐坤从宏观制度视阈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题和困境，根本在于刚性制度的障碍。他认为，我国文化制度的制定、实体、执行、评估和反馈都存在问题。首先，我国各方面改革制度的制定过程大多采取条块分割，以部门为单位，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公众和专家的参与程度都非常有限，造成公共性的缺位；其次，这种公共性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实体本身公正和公平的缺位，使得制度实体的质量难以提高，其科学性和普适性以及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都难以得到保证；第三，在制度的执行上，也会产生扭曲，导致制度的变形，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四，制度的评估和反馈更是缺位。（3）改革环境的变化。霍步刚等认为在深化和拓展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与改革初始阶段不一样的改革环境，即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本位利益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部门行业壁垒导致资源整合障碍，不同文化行业之间差异加速扩大的趋势导致复杂的改革局面，社会配套环境成长慢制约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还有的学者从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内容分析，认为目前文化体制改革主要面临五大难点，即传媒体制改革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性与产业化的关系，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如何转企，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破解“三大难题”，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监督体制如何构建，文化市场如何破解“条块分割”的难题。
（二）文化体制改革思路和对策研究
柳斌杰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柳斌杰指出，“打造航空母舰就要坚决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体制，以市场为依托，以资本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重新布局”。欧阳坚总结了2003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后，提出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思路一是遵循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二是着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三是大力塑造新型文化市场竞争主体，四是积极推进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阳新，五是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体系。胡惠林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新的国家制度改革。面对艰巨复杂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寻求理论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基础；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创造新的文明架构；调整配置文化资源的传统机制，改革文化生产关系，解放文化生产力；落实公民文化权利，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齐勇锋根据目前我国文化市场微观主体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提出“以股份制为主要财产组织形式的混合经济应该成为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方向”。高书生认为，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不能立足于搞活所有的经营性文化单位，而应当着眼于盘活全局，即依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划，谋划和确定文化市场主体的战略布局，以此为依据，再选择具备条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加以指导和培育。陈庚在考察了国外艺术表演团体在制度建设、组织建构、人员管理、资金渠道、产业布局等方面的经验以后，针对我国艺术表演院团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认为“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配套制度、培育演出市场、进行区域规划和布局、加快院团内部体制机制建设，是顺利完成当前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转型的基本路径”。
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十六大以来，以中国文化产业应对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战略对策”研究为逻辑起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文化产业战略要素的研究，到不同门类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再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专题研究，学者们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战略体系。
（一）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宏观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种战略资源，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使得它在世纪之交迅速成为现代国家重新安排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建构新的产业布局的重要选择。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原则方面，胡惠林提出：“文化发展战略确定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有选择了这样的战略前提，中国文化产业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而熊澄宇则认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核心是“人的综合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人的综合发展，就是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可能更为清晰、更为直接”。张晓明在分析“入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基本目标是要形成“后发优势”，基本手段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并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国内学者不仅从宏观上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还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融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新的战略主张，在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提供战略对策的同时，也推进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的研究。
1 品牌带动战略
文化品牌，是文化产品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打造文化品牌，以品牌战略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聂瑞平认为，要对中国的现有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盘点和梳理，对各个文化艺术门类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依此确定各自的主打品牌，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带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推进。梁明洪认为，中国文化产业要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把“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打造一批强势的文化产业品牌是关键。他认为要打造中国文化产业强势品牌就应该：一是进行战略品牌分析，二是建立强有力的文化产业品牌识别系统，三是进行鲜明而正确的品牌定位，四是进行文化产业品牌符号的延伸管理。
2 科技创新战略
现代科学技术已融入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引发了文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十六大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的深入，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李长春在《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论述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时，提出要“正确认识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把运用高新技术作为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并提出了利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吴忠泽认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强大基础之上，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现代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此，他建议我们应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现代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立支撑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培养一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
3 文化产业集群战略
产业集群作为当前最具活力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许多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十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借用集群理论的架构或理念，探索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有效地指导了文化产业集聚园区和专业基地建设，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效应的形成，提高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詹成大认为，未来文化产业的竞争，必将是区域对区域、集群对集群的竞争。在未来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中，如何依托一定的实体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在实体基础上打造无界域国际化的虚拟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建设数字化的网上市场和交易平台，构建“虚拟文化产业园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必定是未来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发展的高级形式和崭新模式。而陈少峰、朱嘉则概括了几种具体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包括：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支柱产业关联配套的发展模式；文化主题公园与文化产业集聚园互动的发展模式；交易平台支撑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大型项目带动的集聚发展模式。这一研究对于各地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合理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刘宝昌认为，文化产业集群的构建，需要多种条件的积累。包括文化资源禀赋、文化人力资源、文化企业家的素质和修养、文化产业的成长空间、内容创新的文化环境、文化消费的水平层次等等。盖宏伟则从微观角度对文化产业集群治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目前文化产业集群治理过程存在“网络治理机制不完善、行业协会协调沟通能力不足和行政分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文化产业集群治理绩效水平的提高，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行业协会层面、社会层面和科研机构层面构建了相应的策略体系。
4 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最早见于胡惠林2004年发表的《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一文，文中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并不只是对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简单分析的结果，而是由我国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由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决定的。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将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内容层面。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且也为我国民族艺术走向现代化，推动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文化产业“走出去”创造了重要契机。刘晓芳就如何推动我国民族艺术走出去提出了对策。而杨利英则把对外文化交流也看作是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我国只有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和实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政策层面。在政策层面实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根据我国人世后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完善文化外贸制度。胡惠林认为，实施“走出去”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重建我国文化外贸的政策系统和法律体系，改革我国的文化外贸体制，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外贸制度，大力鼓励文化产品出口，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文化市场的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争。充分借鉴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已经实施的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简化出口手续；制定国家长远的对外文化贸易战略，尤其是在版权贸易和电影的进出口方面，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松管制和下放相应的权限，鼓励国有的、民营的、国家的、地方的文化力量，按照国际惯例，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终结服务，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三是产业层面。采取投资、合作、参股等方式。在海外直接设立专营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中国音像城”、“中国书城”、“中国艺术城”等。可集中资本的优势，树立中国的品牌，扩大市场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客流。在设立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基地方面，商务部可鼓励国内知名非文化企业投资参股，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五、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
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还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能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可观的附加值，还能在国际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因此，在世纪之初，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战略力量开始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竞争力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
（一）文化产业竞争力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学者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文化产业竞争力内涵进行了界定。祁述裕等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他认为，从国家角度谈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提供各种文化服务，占有市场和获取利润的能力。花建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属于综合竞争能力当中的中观竞争力层次，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转换，稳定、持续地生产出比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既有与一般产业相同的共性，也有它作用于社会伦理、国家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国际影响等的巨大作用而具有的特殊性，它包含四大能力：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力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培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欧阳友权对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定义：文化企业和文化组织在发展中所积累的应对外界环境和文化市场的智能体系和综合素质，它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和组织因时而变，有效整合文化资源。不断推出适合大众需要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使自身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及资本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