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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102-02
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资料有：教材、教学大纲、备忘录、入学记录、会议记录、学生性格记录、学生和教师手册、学生的课堂作业、教学计划、通信记录、政府文件、教师日记和日志等等。对于人类学来说，从教育研究中收集的资料也是田野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民族志是对完整文化场景和人群的分析性描述或者重构(Spradley & McCurdy,1972)，它描绘某个人群所共有的观念、实践、人工产品、民俗和行为。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设计应有益于文化的重构。首先，调查策略所得到的资料是现象性的，能够表现调查中的参与者的世界观。其次，调查策略是经验性的和自然性的，是在真实世界场景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对现象的感觉性描述。第三，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整体性的，寻求建构整体现象的描述，并从描述中提炼影响人们行为和观念的主要变量。最后，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是多模态的，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技术。因此，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对于教育研究应是大有裨益的。
一、资料的收集
Pelto(1978)区分了两类收集田野民族志资料的方法：互动方法（interactive methods）和非互动方法（noninteractive methods）。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存在互动，并且互动引发了参与者的反馈，从而对资料收集产生影响的方法称为互动的方法；研究者和调查的参与者之间只有少量互动、对参与者没有太多干扰的方法被称为非互动的方法。
互动方法中讨论了四种收集资料的策略：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记录，关键报道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ing）记录，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记录和调查（Surveys）记录。参与观察的记录包含着基于研究者自身看法的解释性评论。研究者在人群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引起的报道人的反应都会对记录产生影响。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的情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移情也导致他的解释性记录不断变化。参与观察记录的目的在于获得报道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处现实的解释和他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组织性建构。关键报道人通常是被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能够进入研究者接触不到的时间和空间、拥有研究者自己观察和体会不到的视角。职业历史（career histories）访谈也就是人类学者所说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访谈，研究者对报道人进行启发，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然后据此确定一个族群（或特定人群）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推断出他们的文化。在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能够提供报道人对环境和事件的反馈。
非互动（noninteractive）的资料收集方法是指研究者和报道人之间在没有或只有很少交流的情况下取得民族志资料，它主要包括三种形式：非参与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调查方法档案收集和人口统计的调查方法、以及实物痕迹收集的调查方法。非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是指研究者观察进行中的事件并给以记录，研究者本人并不参与到事件中。
对于互动和非互动的资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特点和研究进展的不同阶段来选择某一种方法，也可以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二、定性和定量研究
由于田野民族志的资料信息是通过直接参与人的活动和在自然进行状态下进行交流而获得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是多维度的，对资料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它的多元结构。Karl Pearson和Harold Jeffreys提出，所有科学的一致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材料。当人们试图将事实进行分类、寻找它们的相互关系或者描述它们的序列时，就是在试图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而材料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很多田野民族志的资料确实是定性的，而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教育研究中的心理学资料通常是用学生的测试分数来估量教学效果，而教育田野研究者则选择调查事件在课堂中如何展开以及师生互动如何影响学习过程。虽然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复杂，但仍然能够带来很多启示，比如：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一个概念模式，它应该能够通过调查资料和研究结果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个模式与调查资料的关联不十分清晰时，可以通过增大样本、延长调查时间和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加以改进。资料分析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课堂、学校、体制或者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资料信息分析可能既有定性的成分，也有定量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应该体现出超越传统统计方法的优势，重点通过民族志的描述来展现事件的过程和互动交流的过程，使人看到数字背后的社会场景和文化现象，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资料统计很难做到的。最后，无论是具体的调查，还是概念的模式都需要经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才能得以修正。
三、资料的整理
资料整理（Datareduction）是从编辑校订过的田野笔记中挑选、聚焦、简化、提炼和转换原始资料的过程。资料整理并不是与分析过程相分离的，而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
在资料收集之前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预期资料整理（Anticipatory datareduction）。研究者需要首先明确他的理论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是什么。第二步是明确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第三步是抽样（sampling）。第四步是决定工具（instrumentation）的使用。工具是指访谈、观察、文件收集、田野笔记和录音等手段。在挑选这些工具时，要考虑它们是否能保证资料的有效性和普遍概括性，还要考虑所使用的工具应当便于日后资料的整理。在资料收集当中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中期资料整理（Interim data reduction）。中期资料整理是一个最佳的修正环节。研究者通过前后关照来检查已有的资料，并制订新的策略来收集新的资料。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资料收集之后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可以称为后期资料整理（Post data collection reduction），它主要涉及的是资料展示（data display）。定量的研究可以依靠SPSS或者BMD的电脑软件来处理资料，但定性研究者只能靠自己做人工处理了。
结语
事实上，教育研究中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用来替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获取师生互动的整体视角和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过程。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通常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期，研究者要访谈一定数量的学生和他们的任课教师，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观察学生在其他场景下的行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在丰富的语境细节中系统地记录教与学的互动，达到发展实地理论（从资料得到理论）的目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替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其长时段的特点和动态视角也独具优势。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还使研究者特别注意到第二语言教学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途径。对民族志方法的熟悉能够使研究者将研究项目融入到教学中，从而取得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参考文献：
[1]Bogdan,Robert.Teaching Fieldwork to Educational Researchers[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83,14,(3):171-178.
[2]Burgess,G.Robert.Some Fieldwork Problems in Teacher-Based Research.[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980,6,(2):165-173.
[3]Burns,F.Allan.On the Ethnographic Process i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76,7,(3):25-33.
[4]Fienberg,Stephen.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Ethnographic Data in Educational Research.[J]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1977，8，(2):50-57.
[5]LeCompte,M.&Goetz,J.Ethnographic Data Collection inEvalua
tion Research.[J]Educational Evaluationand Policy Analysis
1982,4,(3):387-400.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一、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教学方法是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等特点。虽然大家对教学方法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然而，课堂教学是实现教育目标最主要的方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辅助其他教学方法仍然是现阶段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怎样开出让学生满意、教师满意、社会满意的课程，教学方法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在教学方法研究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重对某种教学方法的研究，但个性化色彩较浓。我们在大量的研究论文中看到，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教师在教学实际中不断实践探索，不断充实完善而得出经验。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与教师个体的教学理念、教学风格、业务能力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都表现出浓厚的个性化色彩。同样的课程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师运用起来却会有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传统的研究注重单一教学方法的研究，难以透视其内在教学规律性，所以就出现了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研究，或者对某位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宣传，却很难达到普遍性和示范性的效果。
二是重视具体的教学方法的研究而忽略了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多数研究成果是针对某一个教学方法的研究，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案例教学法、疏导教学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检验，已经比较规范，不仅便于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学习操作，而且课堂效果很明显，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大家的青睐。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是“一法一议”的方式，也就是针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小见大。这种研究具体细致，针对性强，也达到了教学法典型化的要求，但是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选修课不同于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相对独立，都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而且任何一门课程都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一法一议”往往是从某一门课程的具体需要出发，突出了某种教学方法的特点，结合了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研究水平难以提升。
三是研究思路过于狭窄，缺少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整体的把握。我们曾经走访过国内的多所高校，很难看到对人文类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的系统研究。目前的研究往往是因为某一位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了某种方法受到了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好，选修的学生比较多，因此就其教学活动进行经验性的总结。这就出现了多所高校都在研究一种教学方法的局面，案例教学法研究的普遍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由于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为课堂教学的视频化提供了条件，不论是否符合课程内容和教学规律，板书、案例等都被多媒体所取代。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也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似乎没有了多媒体就没有了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和时代特点。这种思路必然会严重束缚教学方法研究的理论探讨和深入发展。
四是研究成果缺少系统性、理论性和科学性的总结。多年来，高校选修课程在学科建设、教材体系、教学手段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果，课程建设也逐渐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但是，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人文类选修课程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考，没有形成利研团队，研究的目标、步骤都不明确，很多选修课都没有形成教学梯队，任课教师多是单兵作战，甚至出现教师生病或外出开会就只能停课的现象。如果是教学效果比较好的教师，学校鼓励他们多开课多上课，每个课堂学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一周数堂课程，教师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教师很难有时间对自己的教学体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更缺少对教学方法系统性、理论性的思考。
二、教学方法优化组合的构想与原则
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旨在教育引导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做好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思维、健全身心的准备。人文类选修课有别于自然科学类的选修课，这类课程更多的是向学生传授“使人成为人的学问”，对处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大学生们来说，人文类选修课不仅使弥补了应试教育造成的知识缺憾，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现在与未来不断发展的需求。我们在选修课程的建设中，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科研资源，给学生提供更多、更专业、更高层次的知识，改变由一个教师讲授一门课的方式，按照课程的要求选出一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一门课由几位教师以专题的方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个教师不仅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研究深度不同，而且教学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很多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都会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提高教学效果。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教学方法的关注，进而提出以课程为单位组成教学研究团队，在授课的同时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经过几轮的实验和研究，我们根据不同选修课教学日的和内容的要求和特点，将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不同的“教学方法群”。这个“方法群”由一个基本方法与若干个辅助方法组成，共同运用于教学过程。“方法群”的构建旨在以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为基本准则，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调动和激发学生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因素的积极作用，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不仅会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而且能使授课者和接受者精神愉悦，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因此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一是规范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指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教学方法的选择不能违背教学规律。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教师忽视对基本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用大量的影片、视频或课外活动等方式取代课堂的知识系统讲授教学，以削弱知识含量和理论深度为代价而换来的所谓“课堂效果”，虽然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形式多样，但并不受学生的青睐。不论什么课程，都是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或专业技能，因此，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不能随便丢弃的。一门课选择哪几种教学方法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目
标和任务来决定，不论多么好的方法，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的坚决不能用。我们曾经提出了包括团队公关式、价值澄清式、案例分析式、意义寻求式等十几种教学方法。由于教学实验实践和空间有限，为了保证实验的效果，最后选定了“基本方法”，即系统讲授式方法和“辅助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式、问题研究式、师生问答式、主题论辩式、行为体验式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教学方法群”，供教师在课堂上选择使用，实验证明效果很好。
二是操作性与适度性相结合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的问题。不论哪一种教学方法都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够展示它的全貌，也只有通过教学活动才能判断它的优劣。教学方法作为教学的手段，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因此，不论多么好的方法首先必须让教师和学生能够接受，愿意运用，并且经过教学活动的检验证明其效果，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有些教师对某些教学方法掌握得比较熟练，习惯使用，对此我们也要进行调整和控制。例如“当代中国政治分析”、“社会学通论”、“心理学”这类理论性比较强的选修课程，仍然以课堂讲授的方法为主，同时辅助案例分析、问题研究、师生问答等方法。而像“现代社交礼仪”、“新闻采访与写作”这类操作性特点突出的课程，除课堂讲授方法外，同时辅助案例分析、实际操作、行为体验等方法。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教师对教学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够自觉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研究，提高教学水平。
三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的很多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丰富和拓展了知识内容和手段。我们的研究首次将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使选修课教学方法的研究从分散的、单一的方法研究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在研究中我们抓了两个点，一个是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课堂教学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两个模块。二是适应时展需要，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基本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
学科基础
学科发展
本土化
作者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李静，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地址：合肥市，邮编230601。
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和迈耶·福蒂斯（Mayer Fotes）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的，至今才70余年时间。厘清学界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董建辉从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与政治学的关系层面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其后续研究以1960年代为界，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范可的研究回顾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政治人类学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暨爱民、彭永庆介绍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生、发展概况及问题。上述研究对把握政治人类学学术脉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等层面，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作进一步的述评和反思。
一、关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基础的研究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界没有形成规范的定义，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乔治·巴朗迪埃（George BaIandier，学界又译为乔治·布兰迪尔）侧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界定政治人类学，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既是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是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它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美国学者F·贝雷（F·Bailey）侧重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并不总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
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张谦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运用一般人类学方法分析政治演化过程的实证科学。”③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以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亦可说是人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以上界定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王铭铭认为：“通常把专门致力于对‘非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称为政治人类学。”⑤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提出，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是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他们二位强调政治人类学对人类学传统的继承，即对前工业社会的关注。董建辉提出，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这个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兼顾横向与纵向，兼有动态与静态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定义。然而，把政治人类学简单理解为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界定较为粗放，相对随意，忽视了政治人类学学科概念的严谨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人类学是人们对与人类起源和人类发展历史的总结和研究，为了更好地发现人类的秘密。虽然目前人类学博物馆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似乎是一个无需加以追问和论证的正确定义，但在两百年前的世界人类学研究历史上，“人类学博物馆”一词是很少见的，“人类学”和“博物馆是两个范畴的定义，其时而交叉，时而分离。而随着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人类学博物馆历史
人类学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文物参考的角度不同，历史博物馆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将其关系展现给后人，可谓是雅俗共赏，而人类学博物馆是供科研而用，其展出的物品是也是历史上的一些物品，但较历史博物馆更加深层次和抽象，所以其欣赏人群一般科研素质都是较为高的。从历时角度来看，人类学博物馆的历史作为就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与作为文化展示机构的博物馆彼此靠拢相互倚重的历史。
欧洲大陆的器物收藏机构，其肇端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以来的珍宝陈列室，作为贵族和特权阶层文化地位的象征，它与剧院、动物园、植物园等机构同为王侯府邸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的还是人类博物馆的雏形，由于其开放时间有限，还不能完全称之为“人类学博物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莱顿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主要展出尼德兰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物品，其与作为学科的“民族学”彼此依傍，这是人类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其为我们目前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当墨西哥的人类学博物馆是当今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位于墨西哥城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成。该博物馆可谓是集古印第安文物之大成，主要介绍人类学、墨西哥文化起源以及印第安人的民族、艺术、宗教和生活等，并展出了一些欧洲人来此之前墨西哥各族人民文化和生活实物。各种翔实的资料给人类学家们以丰富的资源来研究，其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都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的。
二、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志类型研究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抑或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是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科研方法，是对一个民族研究的最好方法。
1.概念式
现代人类学雏形刚刚确立了几十年间，进化论和传播论依次登上历史的舞台，理论的不断发展为人类学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为民族志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论的发展仿佛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无意识中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进化论”学说一度成为人类学界的核心理论，自哥伦布在里斯本展出其航海战利品之后，展览珍品成为欧洲各大宫廷珍宝室中的一时之风。紧随其后，各国带有民族志性质的人类学收藏机构纷纷以其藏品来展示欠发展人群的文明程度。例如，1797年，伦敦萨蒂古生物博物馆采用蜡像的方式，展出了美洲土著人和远东中国人的形象，力图从种族分类学的角度，揭示出“人类大家族中存在的不同类别”。
概念式展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893年芝加哥的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其对以前人类学博物馆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一个升华，他聚集美洲族群的历史和现状，以此诠释着进化学说，展览者将全球的民族器物按照地区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在特定的区域内，按照历时原则组织展品。这次展出将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推向了，也确立了民族志这种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
2.场景式
一些人类学博物馆中，在物品的陈列方面有着严重的问题，例如，梅森领导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民族部中，西北岸线一代的民族器物零散的分布于不同的展厅中，甚至原属同一族群的器物也按照各自的功能被拆散，给参观者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器物又被强行的组合在一起。管理者希望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见未来的概括性的结论的，但结果去不尽如人意。
将器物按照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原则进行陈列，这种方式并不能如人类学家所愿，为人群的移动和种族进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博物馆将原始民族的拨弦乐器、打击乐器和现代的交响乐的代表性乐器人为的并置在一起，而这并不能证明全球的乐器形态都遵循相似发展轨迹。博物馆的陈列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陈列，让参观者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结束语：
人类学博物馆是研究人类学的重要基地，而民族志这种方法是人类学中唯一的研究方法，因此，要不断提高对人类学科和民族志这种科研方法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学，在科研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虽然人类学起源于欧洲，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因此，只要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一定会成为世界科研领域一颗璀璨的新星。（作者单位：郑州二七纪念馆）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0-0174-04
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流动加速，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愈加频繁，除了对就业者专业知识的预期要求不断提升之外，如何在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也成为现代工商企业所着眼的一项重要发展策略。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跨文化和跨领域的学科，近几年被迅速引入商业教育和实践中。
本文将阐述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工商业领域如何被应用，以及工商企业如何将有人类学训练背景的人员引进企业内部管理中，解决企业运营效率降低的问题，从而说明引入人类学方法对于现代商业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新的转向和影响。
一、现代商业教育的兴起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使现代商业教育取代了过去学徒式的传统商业教育实践模式。19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及费城两地首先出现了商业学校，至1870年时，两地已有26家商业学校及5800名学生。1881年费城富商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沃顿管理学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设于大学内的管理学院。由于企业管理人才市场需求的巨大推动，至1900年，美国的商业学校已多达400家。[1]
中国近代“”的兴起，工商企业纷纷建立，中国传统家族继承、私塾授课、学徒修业的经商培养教育模式迅速改变，现代的商业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设分科大学堂，其中商科大学分三门，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以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始。民国政府时期，商业学校被大力推广，大学内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1931年民国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2]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我国商业教育的规模更是蓬勃发展，从1997年国家批准设立管理学门类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到2000年我国已有963所普通高校开办了本专科管理教育，工商管理学科（包括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和技术经济及管理）的博士、硕士授权单位分别为37个和211个，共招收学生24万多人。[3]
二、“经济人”到“社会人”，人类学方法引入工商管理
早期的商业教育开设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和管理技能为目的，主要涉及商业道德、商业法律、会计、国内国外贸易、商品学、财政学、统计学等内容。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商业教育和实践受到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权威影响，注重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
1924年到1932年，美国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进行了为期8年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Effect），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4]第一阶段的实验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他们采用的实验方法是1915年泰罗管理学理论所确定的：照明度作为一个“易控变量”是使雇佣员工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需要的条件。然而，第一阶段的车间照明实验却失败了，车间照明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阶段实验由哈佛大学的教授梅奥（Elton Mayo）和沃纳（W.Warner）等人主持，他们将“人际关系互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实验，研究主要分为关于工作时间和条件的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研究人群中非正式组织力量实验三个阶段。梅奥等人受到了当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h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rown）的深刻影响。
梅奥从人类学的研究中深受启发，将“田野工作”搬到了霍桑工厂进行。通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他们发现了“非正式团体”在工人群体中是如何形成的，管理层所制订的工作量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却被工人们的非正式标准所取代，并且被工人中的“非正式团体”有效的维持着。这种组织结构成为影响工厂生产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三、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早期人类学家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因为他们只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殖民地官员的著述、游记、日记、报告，以及民间神话故事等二手资料来做研究，提出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自己并不做实地调查。但是一些人类学大家，如涂尔干、博厄斯等人还是非常注重对学生实地调查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走出书斋到田野中去，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所采用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即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质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解释现象。田野工作不但要求人类学家长时间的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当地人的风俗文化，同时还要观察分析调查对象的暗语、肢体语言、仪式过程，通过地图法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5]
真正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学科规范的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15-1918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马林诺夫斯基被迫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待了两年，这为他建立自己的田野调查方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人的语言，并深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在他后来出版的人类学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6]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库拉圈”交易习俗。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对经济研究的先河。他用“他者”的文化挑战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界关于“经济人”的固有的观念。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必须长时间地参与观察调查对象的生活，应该对地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进行描述纪录，要熟练使用当地语言，这样才能深入访谈了解当地人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后来也成为人类学家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人类学方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广泛兴起。在美国，人类学应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态环境、移民安置、城市规划、旅游休闲等等，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学为解决工商企业生产管理等问题，发展出了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7]
在企业中从事决策或研究工作的人类学家，常常被冠以“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未来许多企业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首席人类学家”的职位。[8]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企业在海外运作与当地的文化适应问题日益凸显，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本能反应，使得他们在跨国项目运作的前期调查评估，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全球知名的复印机制造企业施乐公司，在其设立的研发中心帕拉奥多研究中心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聘请了一批人类学家与公司共同完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PARC的人类学家对整个公司的所有职业和工作方式都进行过研究。[9]
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类学家们又开始进军设计领域，他们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调查方法记录和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与产品设计工程师们一道开发新产品。民族志方法成为了知名设计和咨询公司中最时髦的研究工具。最近十年来，全球各大知名企业都聘请了人类学家加盟，英特尔（Intel）公司聘请了15名人类学博士，微软公司（Microsoft）聘请了7名人类学家，施乐公司（Xerox）聘请了9名人类学家。另外，通用（GM）、摩托罗拉（Motorola）、柯达（Kodak）等国际知名跨国企业纷纷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发新产品以及研究全球商业市场的运作。[10]
五、商业教育引入人类学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的数据统计、分析决策、流程管理等环节，以数学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更是被商业研究和教育所重视。商业教育过多地应用了定量方法，使学生只偏重抽象的数据，而忽视了具体鲜活的个案观察和文化整体性的研究。而人类学的定性分析方法将“人文因素”引入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当中，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态度等。工商人类学家安・乔丹（Ann Jordan）的研究表明，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学对美国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消费行为、市场营销、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提高了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此外，一些商学院的教授也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应用到他们的数据收集的研究工作当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纷纷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有的学校还授予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例如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北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波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等。[10]中国的汕头大学也在商学院开设了工商人类学课程。在一份对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情况调查报告显示，616名受访者中有62%的毕业生在商业部门工作，9%的毕业生在非赢利机构工作，6%的毕业生就职于政府部门，只有16%的人在大学或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11]81%的人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74%的人认为他们所学的人类学专业有助于他们的工作。[12]如今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市场咨询和消费行为研究的工作岗位对人类学毕业生需求是增长最快的。
六、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从事人类学教育的一些学者，也呼吁将工商人类学引入中国的人类学课程中来，并且在教学实践中完成相关领域的民族志调查研究。
例如，在位于西北宁夏的中石油油气基地里，有着来自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不同族群的员工一起工作。然而，由于企业管理者没有人类学和民族学知识，因为担心运营成本的问题，在一些采油厂的食堂没有设立清真灶。在饮食习惯上，汉族员工认为吃饭只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员工则有很严格的宗教文化仪式，汉族员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不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和管理上的疏忽造成了员工内部产生矛盾，团队成员之间沟通出现问题，从而导致了产出效率的下降。人类学者在访谈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解决的决策建议。[8]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商业化的大都市和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有着进行工商人类学调查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潘天舒教授就撰文提出，应该将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上海迪斯尼主题公园项目的建设及服务上来。他认为，工商业人类学者应该通过以应用为目的的实地调研工作法，以迪斯尼乐园为“田野”，获得“消费者洞见”（Consumer Insights）。[13]
上海同时又是跨国企业云集的全球商业中心，在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模式的企业文化相互融合碰撞。这样的文化多样性的商业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如何通过自身文化去适应或者回应不同文化的挑战？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建构，使得作为个体的企业或个人如何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流动中找到身份认同？2008年10月，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教研团队与某广告创意公司合作开展一项应用人类学项目，为麦当劳中国总部市场战略变革布局进行前期调研。潘天舒教授作为项目顾问指导学生所做的上海“麦工”（McJobs）的田野调查，做出了人类学符号意义的民族志解读。[14]
项目研究者运用快速研究法（Rapid Research Methods，简称RRM），对上海静安区和黄浦区的几家麦当劳连锁店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作者通过对麦当劳门店及其从业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将“麦工”从西方精英话语的扁平化职业概念中剥离出来，还原给读者关于“麦工”的世界是一个卷挟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丰富符号意义的文化场域。[15]
工商人类学在工商业的应用在西方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近年来，国内企业或者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在许多企业的职位招聘上都标明需要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背景。用人企业需要应聘者熟悉了解用户研究常用方法和工具，例如深入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可用性测试等，并对质性研究的执行及分析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对国内的几个招聘网站一年内的招聘信息做了一个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工商业企业对人类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情况。
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当晚近，目前还主要应用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移民安置、旅游观光、文化遗产保护等少数领域。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刚刚起步，国内设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专业的大专院校鲜有开设工商人类学的课程，以工商人类学为内容的专业教材更是凤毛麟角。2012年5月汕头大学商学院田广教授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教授主编出版了第一本《工商人类学》中文著作，同时，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也在中山大学召开。[16]2014年5月，第三届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
一方面，人类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接受传统的田野调查训练时，几乎都被老师要求到穷乡僻壤的边远地方去“上山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在繁华大都市里做“田野调查”，似乎被看做是“离经叛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过去只依靠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理论来管理企业，开拓市场，设计产品，很容易使企业发展陷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迷茫。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企业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传统运营模式，如何与互联网有效对接，如何准确地了解目标客户的产品服务需求，成为企业当下生存及发展的核心问题。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教育与应用相结合，教育与就业相结合，目前也是国内人类学专业教育所面临的课题。相信工商人类学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宽更广。
[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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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特性上讲，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必然要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因此，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和法度的实证主义当然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石。然而，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特性使然，不能不关怀人，不能不关怀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人的未来。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和人文色彩。那么，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番思考。
1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学，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导归纳法，以及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谓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经验事实为起点，通过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观察后形成研究假设，然后验证研究假设，经过验证被证实，形成科学知识。概括地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实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企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除了重视研究中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的客观性、规范性，使之与定性分析解释更好的结合起来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以亲身参与和体验作为研究的基础 田野方法被称为是人类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学标志。体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作为母学科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方法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这是因为体育人类学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都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去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首先需要亲身参与和体验，需要介入和观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参与并付诸于现场的实践，以获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以亲身参与和体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基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要先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写出人类学论著来，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马林诺夫斯基反对老一代人类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的历史，坚持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才能避免本民族对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体育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戏的历史民族学；濑户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的赛牛；威廉姆·盖尔纳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赛“波卡波卡”（参加比赛者用橡胶制的球滚进指定的地洞中，比赛者不是用手和脚控制球，而是用膝盖和臀部来处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认为是篮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遥远的现场，进行调查找寻最直接的遗存和遗迹。体育人类学为研究人类体育的遗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为田野工作而设计的调查方案和问讯的步骤，都是和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必须对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的观察，做到客观准确、深入细致，这种客观准确的观察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看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人类学者的研究都十分关心“别人的世界”，这种“别人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别人的文化处境，就是对“他者”的关注。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研究者与他者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为研究者的准确观察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在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上，人类学还强调“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来指使用一语言者对于另一语言的细微的语音区分。在人类学中主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研究者）对被观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释。客观准确的观察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资料和情况。体育人类学中的人，无论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被观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文化和社会对具体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现实的，因而对其影响也是真实的、深刻的、观念性的。反映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容易发生文化局限性现象，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的偏见，以及文化等级主义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要摒弃这些偏见，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做到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
13 追求对细节的关注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对细节的关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学研究手径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研究资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还需要有对研究资料细节的关注。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观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发现。例如：2001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对法国阿尔卑斯地区毕西仰枕市（BrianQon）一个村庄——圣安德烈山村的人类学考察，他从一个法国大学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买一块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这位外地教授的到来，当地村民表现出了反感。通过这一事实进一步观察当地的村民，发现法国农村的村民与王铭铭研究过的中国农民有很多相近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农意识”。这样的发现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进而获得重要研究发现的范例。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对波利尼西亚的三文治群岛社会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岛盛行比赛活动，居民对很多比赛活动相当热心。三文治群岛是未开化的社会，正是对这盛行比赛这一细节的关注，为未开化社会也存在闲暇和文明这一观点的立论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当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忽视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把握，而是在围绕研究主旨的前提下，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念，不放过研究中心微小的细节，微小的证据，通过对微小的细节、微小证据的考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为深层的探索和考察。
2 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对应的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强调对生活意义和生存意义和追求。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维护和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和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研究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以及表达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体育人类学而言，检视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选题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怀方面。
21 重视选题的人文价值 和人类学一样，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通常会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化，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选题中关注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关注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不是猎奇，而是关注这些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的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是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它对人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对人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当然，人文价值的表现和阐发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它反映在体育人类学上也是具体的，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也是具体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体育人类学作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或者说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人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来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体育活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它对人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所反应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
体育活动中有比赛，体育人类学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在一项具体的比赛选题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记述和描述具体比赛是如何进行的，它还会注意到具体比赛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例如：人类学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尔森岛的茨那克村爱斯基摩的比赛游戏，发现这个岛上的竞赛活动目的不在于战胜其他人，而在于发挥自己的最好本领。这些爱斯基摩人特别喜欢不计胜负的弹球游戏，把它当成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比赛并不看重胜负，为什么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体育比赛不计较胜负？林耶格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这里人们长时间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战斗，已经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他人。因此他们都奉行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竞争性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比赛活动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研究者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对人的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怀的人文情怀，是很难发现也很难解读这样一种特殊的体育比赛现象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庄的棒球：古老巫术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传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庄的过程中，指出棒球这种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术用于医治目的手段。美国一位体育人类学者的《种族、认同、体育：延续的权力》的选题，则着眼于体育对于印第安人维持自身种族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体育有助于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其他种族对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对自身种族进行意义再造这样的人文视角。又例如，邓宁·埃利克得在《文明进程：民族独立的曲线与现代体育的发展》的研究中将现代体育的发展纳入民族独立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就现代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选题的人文价值和研究意义一目了然。上述学者所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也无论是个案的研究还是族群意义上的研究，选题虽有不同，但都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存在的价值，即选题中的人文价值，这正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选题中所追求的本质意蕴。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关怀。那么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呢？具体地讲，就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还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仅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而是还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联系及其相辅相成；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兰学者伊斯图·洛皮亚（Lsto Ruopplia，1974）“游戏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戏和儿童认知能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发展联系起来。苏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的研究，侧重研究环境与生活在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上的居民身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体现出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阿兰·麦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北部的一个个案研究：1850-1914年体育设施的发展》的论文，这样一个选题乍一看起来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英国北部地区体育设施发展，但实际上作者在研究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体现出了学者的人文关怀。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土著人节庆中的娱乐舞蹈消遣时，并没有就娱乐舞蹈消遣而描述娱乐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土著人酋长将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种合法名义接受的平民捐献，又以节庆时的赠礼，在娱乐舞蹈时赠送了出去，从中发现了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生活意义，和维系情感和权威的社会意义。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学识、修养、人格情绪的综合体现。人文情怀包含三个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视角去思想问题，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交融的境地，追问物我交融的意义。人类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笔触和人文情怀是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论文的撰写上倾向于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描绘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的叙述。在对相关事实的解剖和解释上也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以数据说话不一样，描绘解释，披文入情，注意与事实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义。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类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绘体育中人类活动的抉择；借助文字剖析解释体育中人类生命的意旨和意义；借助文字对体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视，这一切的叙述都需要研究者倾注于人文情怀。例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比赛，比赛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比赛的展开往往和当地民间的故事、音乐、戏剧、绘画紧密相关，对于这些比赛的描写，体育人类学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去描述。又例如，体育人类学要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比赛或特有的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渲泄情绪的功能，由比赛和体育活动所提供的释放因生产、婚庆、葬礼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带来的各种情绪的机会，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视。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应有之义，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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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发现各自的不足和对方的长处之后产生的，但是时至今日，对它的学科定位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尤其是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在中国现在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对它怎样界定，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并且通过对其过去的发展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形势来预测其未来。这便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了解它目前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中的优点和不足是很有必要的，这为它在中国被运用的基础上，补充西方历史人类学之不足也有很多价值。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发展；理论建构；价值
一、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近代西方的学科体系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实证主义是其圭泉，能否直接验证成为学科性质界定的主要依据。西方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方面的史料，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科学。
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在西方陷入了困境。如西方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直接验证，这成了历史学的致命缺陷。因而，要为历史学正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的基础。一批学者有志于此，于是历史人类学首先在法国诞生了。
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完成的。其初衷便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历史学研究建立在了可以验证的基础上了。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早在1929年时就联合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而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历史人类学的酝酿期可以追溯至公元1966年。是年，社会人类学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当时，一些社会人类学者提出，在民族志的方法内植入历史学元素。1968年路易斯为英国社会人类协会写《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专刊，将历史引入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在地缘性社区研究洪，加入对地方政治权力演变的考虑。[1]
而历史人类学真正形成的标志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书中隐含的“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2]
所谓“文化界定历史”，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Historicity)来决定。因而，在各自的历史性中，时间与记忆各不相同，从而各自的历史观不同，对自己历史的言说亦不一致。
那么历史人类学的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人类学与历史学两者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当代学术反思的一个成果表现”即为“自觉的学科整合”。[3]
然而，真正使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两门学问获得整合并为学界普遍承认的历史人类学是以路易士于1968年创刊的《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为标志的。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内部关系被作为逻辑依据在学理上提出来讨论，此时，一个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两者具有共同的边界。
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后在世界学术界兴起来一种反思过去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且经常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其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历史人类学也具有对问题反思性的一面。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和历史学更达到“两个领域成功整合”的境界。
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间的关系问题，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结构人类学》的开篇中曾做过这样的概述：“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的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的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锁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是不准确的。相反，它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向前进的……而历史学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4]
以上是不同学者对历史人类从不同侧面的描述，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其学科性质呢?怎样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呢？
笔者认为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历史人类学（Historal Anthropology）应该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二、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来讲，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一样，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的学科界定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人类学家张小军批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时，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学家符太浩也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决不是史学的分支”。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历史人类学并非学科生存策略上的需求性产物，而是知识与叙事上的优势互补”。[5]人类学家蓝达居认为，历史人类即人类学的“历史化”，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和记忆对于历史制作的重要性。[6]
中国人类学有着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特别注重应用，这主要以先生为代表；第二，我们比较关注历史。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文献资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这正如王铭铭所说：“自中国人类学开始建设学科始，就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关怀，这点不像西方人类学。如，不少前辈一谈人类学，就会将学科史上溯到《山海经》”。 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在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很关注历史方面东西，并试图以此来追记其田野调查后所写民族志的历史背景。那么，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既有人类学者，也有历史学者，其主体是社会史研究者。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虽然其学术渊源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深受功能主义学派影响的人类学家， 还是接受美国历史具体主义论的人类学者，他们在其学术研究中都不排斥 “历史”的视野。例如，中国南派人类学的奠基人、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早在20 世纪30年代就强调，“历史的眼光” 在人类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这也是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流派的历史研究的继承。），所以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因此，“人类历史的还原也是人类学的目的之一。而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两者原有很多互相交错、互相借重的地方，有愈进愈近的趋势”[7]。
在我国除了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特殊视角和方法外，还成立了关于历史人类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如有南方“北大”之称的中山大学的机构设置中近年来增设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伴随该机构的成立而创办的《历史人类学学刊》也在不断面向全国发行。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有关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如期举办，如近来（2010年8月20日）在陕西韩城举办了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期间除了以上名校的大家外，还汇集了来自台湾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美国耶鲁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等15所国内外著名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韩城当地研究历史文化的有关学者40余人。虽然这次高级研究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韩城地区的寺庙、宗族等历史社会变迁的问题，但是期间也有9场之多的专题讲座和研讨活动，是围绕“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民间惯习与乡村社会”等内容展开的（按：人民网，陕西频道）。由上可知，自从历史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这种以历史人类学为名而举办的研修班已经举办了八次之多，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其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前景的非常美好的。
三、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有其特有的优势，即中国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为我们从事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可靠的史料。
关于历史人类学的意义方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人类学家蓝达居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历史决定论自身的历史缺陷。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个案进行重新解读，使他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值。[8]
学者廖扬也认为，“历史人类学具有自我反思的作用”。因此，其意义在于：“在于把世界历史重写成一种驯化的多元历史。虽然人类学者在理论上倾向于强调有系统的事物而牺牲无系统的东西，但他们却仍然发掘出很多世界并非连贯的证据―虽然全球化的过程很明显―这些非连贯的证据足以让我们重写世界的历史，从而在历史的重写过程中实现历史观念和思想的解放”[9]。
四、笔者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史料记载从未间断过），而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是比较传统的，虽如此，但是随着学科分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进而非常需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独到的研究视角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一味地重视田野调查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造成内容虽新，但是史实不充分的局面，因此，人类学也需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而弥补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不足，解决田野和史实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人类学的实践中，西方近性史观的“文化霸权”成为过去，非西方的历史的解放。
2.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例如，我国的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多彩，但是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挖掘，这种现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因而大量的有关民族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3.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历史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这门学科整合的结果，所以，它的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状况。
最后，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使其与国际人文学科接轨，进而达到双方的对话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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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兆荣.边界的空隙：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场域.思想战线,2004(1).
[4](法)列为斯特劳斯著，谢维扬等译.结构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彭兆荣.边界的空隙：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场域.思想战线，2004(1).
[6]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
[7]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注：参见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不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注：参见〔法〕马克·阿伯勒著、黄语生译：《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障、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1）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2）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4）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注：参见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于此，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联邦制和立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政治学者始终都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作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他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作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作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注：参见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由此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一、大会主旨发言
六位国内外著名人类学家作了主旨发言。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集约化脆弱性与灾难”的发言，郝瑞教授通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灾害实例，阐述了
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稳定，人类从自然中提取物质与能源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过程往往导致生产或产能的集约化、缓冲的消除、恢复能力的损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人们的环境意识在增强，但要减少灾害发生的频率仍然十分困难。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安东尼・奥尼尔-史密斯教授作了题为“21世纪的风险、脆弱性与灾难：人类学的视角”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脆弱性和风险挑战我们去处理那些可识别的社会功能，导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损害和死亡，但它也让我们遭遇到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经济体系是最为突出的方面。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题为“关于灾害的比较社会学”的发言，他从灾害与社会科学、灾害与社会变动、社会的网络关系与重建、对社会认识的差异、与自然的共生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为例论述了震后避难趋向及社会认识。
美国原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独立研究者苏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学视野下的灾难与核心文化概念”的发言，赫夫曼教授认为：尽管人民经历了灾难的发生甚至结束，但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长期积累，环境每况愈下，灾难就在眼前。她坚信：一旦人类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运用，减灾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将会加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灾难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员作了题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言，他从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叙事和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个方面论述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作了题为“巨灾风险分担路径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为例’”的发言，他强调：“5・12”重灾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能够恢复重建，而且获得显著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得益于“对口援建”的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的跨区域分担机制效率的发挥。因此，检视和探讨“对口援建”模式，对创新灾害风险管理意义重大。
二、专题研讨交流
二、跨学科的研究
笔者在本次调查中了解到，日本在该领域使用着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多种名称，究其内涵和外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点。对日本学术界而言，民族学或人类学是舶来文化，其主要学派如英美学派、欧洲大陆学派的各种用语都曾相继传人。二战前，受德国、奥地利的影响，日本所说的人类学(anthropology)仅指体质(或自然)人类学，而对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方面的研究则称为民族学(ethnology)。二战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新概念给人们提供了观察、研究人类的新视角，这一词语开始在日本流行并逐渐得以普及，从而出现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诸词并用的状况。
日本各大学对民族学课程的称呼各不相同，这与各大学的学科传统密切相关。例如，南山大学深受德国、奥地利的影响，沿袭欧洲的传统名称而称为“民族学”。东京大学先是在研究生院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课程，分别为文化人类学、自然人类学和先史人类学；后又在教养学系教养学专业设置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从1965年开始，又把研究生院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从生物系中分离出来，与社会学一起设置为社会研究科的专门课程。总之，各所大学中该门课程的名称各异，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自然人类学等。但无论是作为本科的课程还是研究生院的课程，多被称为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极少被称为民族学。
近10年来，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在学术观点、理论方法和研究重点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科内部的发展和分化十分明显，与相关诸学科之间的交叉十分活跃。对此，日本一些大学创立了与各自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的民族学或人类学课程，一般在法学系设置“法学人类学”课程，在经济系设置“经济人类学”课程，在教育系设置“教育人类学”课程。例如，九州大学教育系的“教育人类学”、一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人类学”、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系的“文化人类学”、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系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文化人类学”课程都颇具特色，力图在开设的课程里体现民族学或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里，既有民族学或人类学的专门课程，又有与相关学科交叉的新型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相关课程，两类课程并存亦是日本大学中有关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发展的新动向之一。从日本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民族学或人类学已演化出了20多个分支学科，包括艺术人类学、认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等。这些分支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可谓无所不及，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丰富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内涵，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的极大关注。
三、研究的新动向
1934年成立的日本民族学会(现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是日本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初创时仅有322名会员，如今会员已增至1500名。该学会从1937年开始与建立于1884年的日本人类学会联席开会。该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出版《民族学研究》季刊和召集年会，同时鼓励九州、京都、名古屋、东京、札幌等地方的分会定期开会。该学会的地方分会以及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都有自己创办的杂志。许多大学的相关机构(如早稻田大学文化人类学会、立教大学人类学研究会)围绕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积极地开展学术活动，定期召开例会，探讨人类学的各种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已分别在静冈大学(第30届研究大会)、九州大学(第32届研究大会)、金泽大学(第36届研究大会)、北海道大学(第39届研究大会)、东京大学(第40届研究大会)、佐贺医科大学(第50届日本人类学会与日本民族学会联合大会)等分布在日本各地的多所大学里举办了50届人类学研究大会，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热潮。
日本政府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经费，每年仅拨给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经费就高达3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以上。日本社会的各种基金会和财团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赞助也不计其数。日本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国外田野研究日益广泛，选择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日益增多，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提供的异文化信息逐渐增多。在研究中，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并举，常使用户籍统计和经济统计的手段。过去，日本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主要局限于东亚及周边民族，现在其研究触角逐渐向全世界扩展，呈现出一些新动向。
1．民族学或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民族学或人类学必须综合研究世界各地从史前时代至今的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和文化；而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医学等亦都进行民族学研究，它们的研究方法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努力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引入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创造一种新的理论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