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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濒危语言是指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即将灭绝的语言。我国武陵山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偏远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种类，土家语是当地少数居民仍然使用的一种语言。土家语是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之一，在1900年，有40万人在使用土家语，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的使用人数约在6.5万人左右。会说土家语的人群数量已经处于锐减状态。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创造力与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就是保护独特的民族文化，保护民族的历史脉络。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应了解濒危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其生存面临的困境，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1 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
1.1 反映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从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存的状态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个性，楼晓悦曾提到，在19世纪中期，瑞士的语言学家Pikte从各种印欧语中去寻找原始印欧人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物（工具、武器、家畜）、社会生活（是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家庭制度、政治形态及其印欧人发源的摇篮和其居留地的动植物；我国的哈尼族的“哈”字在哈尼语中有着强悍凶猛的意思，尼不仅具有人的概念，而且有女性的含义，反映了哈尼族名称产生于盛行图腾崇拜的母系氏族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是其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之一，能够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这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交融而产生的。
1.2 促使个体的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指人类每个独立体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自身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交流中，逐渐成为环境的适应者，遵循社会规则，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担任各自的社会角色。语言是人类最高效、最基本的社会化工具之一。熟练地习得标准的本族语言的社会人群会更好地融入到本民族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形成明显本民族气质以及沟通交往的能力，由此鲜明的特征和包容性进一步获得到民族和国际社会的语言、文化，最后成为一位强大的国际文化、交往能力集中者，拥有民族特征、面向国际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人。
1.3 形成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任何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存在都与文化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由文化的组成元素反映出来的，语言和宗教是影响少数民族情感的重要因素。各个民族判断某个个体是否归属于本民族大多都是通过语言进行判断的。社会个体在语言共通的情况之下，民族内部就会自然产生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内部产生对自身民族的认可与自豪感。
2 文化生态与武陵山区土家语保护面临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诞生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是一个系统，是由人类文化生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产物，是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文化土壤。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需确保语言传承的持续性和活力。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必须对其生产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形成规范的系统性保护。
2.1 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家语的语言生境发生改变。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能够塑造出迥异的民族性格。如今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本的农耕方式被淘汰，社会制度发生转型，农业经济不再是主导产业。尤其是武陵山区工业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量占用森林、农田、矿产资源的基础上，对土家语的语言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再生的伤害。
2.2 农村人口的迁移，土家语的使用者老龄化。武陵山区的许多青壮年赴城区务工，或者外出至广东、江浙一带打工，留守在山区的多是老年人、幼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土家语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传承方式具有单一性，同时电视、网络的普及速度极快，汉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土家人的生活，幼童受到汉语的影响更为深刻。如今，在酉水河流域能说土家语的人已经年入花甲。抢救保护土家语显得十分迫切。
2.3 土家人语言忠诚度不高，转向学习汉语。由于各个民族意识的存在，在对待本族语言时，便会显出对本族语言强烈的忠诚度。要保护濒危语言，少数民族人群对本族语言的忠诚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少数民族人群对语言使用没有热情，不认同本族文化，即使客观环境有利，也无法改善濒危的状况。熊英在对土家语言态度看语言濒危的研究中发现，武陵山区湘西万龙村的学龄前儿童都首先学习汉语（客话），家长都不太愿意教孩子土家语；家庭里教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而土家语却没有正式、稳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场所。这让处于逐渐边缘化的土家语，受到更大的威胁与生产困境。
2.4 土家语的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相关科研和双语教育无法展开。虽然目前武陵山区有不少关于土家语的科研立项，但是专项基金的数量有限，大量的科研项目由于基金不足难以落实。由于武陵山区教育经费短缺更是制约了普通话和土家语双语教学的展开。武陵山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在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上跟不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由于教学设备简陋，双语教学的展开更是举步维艰。
3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建议
3.1 注重对濒危语言传承者的保护与培养。语言的传承通常都是口口相传，而如今会使用濒危语言的少数民族日益减少。究其原因，归结于语言忠诚度。大多数使用濒危语言者都已步入花甲，留守在穷困边远地区。要对语言传承者进行保护和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①培养濒危语言使用者的危机意识。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自身使用的语言的认识，普及濒危语言消亡的相关知识，通过加强对本民族的语言认识和语言濒危的危机感，激发他们对濒危语言学习的热情。②为濒危语言传承者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补助。为传承者办理医疗保障，每月给予一定津贴，解决其生活的顾虑，使得濒危语言传承者受到足够重视。
3.2 对濒危语言本身的保护。对于濒危语言政府需通过政策进行扶持，促进各方对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开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建立投融资平台，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使用者提供更多资金渠道。由于资金的使用涉及到的金额较大，需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管理，杜绝现象的发生。②为濒危语言使用者构建语言文化市场化平台，濒危语言可以开发成歌曲、戏曲，形成大众熟悉的文化产品，同时又能为使用者带来一些经济保障。
3.3 加强濒危语言生境的建设。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濒危与其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较大关系。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境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保护：①加强濒危语言的法制环境。政府需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濒危的语言，出台濒危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将濒危语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各个区域政府能够在政策、法律的鼓励下进行濒危语言的抢救工作。②通过语言依附的载体进行记录。使用现代的多媒体影音保存濒危语言资料，尤其是相关文学音乐作品可进行口头录制，建立语音数据库。
参考文献：
[1]田有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理论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35-138.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3]楼晓悦.浅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其文化传承[N].贵州民族报，2012.
〔摘要〕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推动中华文明在网络中的传播。按照文化的构成要素，分三个层次探析传统文化网络传承发展的内容，即民族文化遗产层面的传承与发展、汉语言文化和知识系统层面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精神和伦理价值观层面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传。国家应发挥主导作用，全社会应有传承与发展意识，更要遵循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果。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118-005
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明了传承什么，发展什么，即推动什么样的内容在网络中传承与发展。结合网络传播特点，我们从三个层次来分析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的内容，即作为文化遗产来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作为语言和知识系统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作为精神价值加以传承发展的层面。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建设是传承的前提，传播是传承的路径。国家应发挥主导作用，全社会要有良好的意识，更要遵循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果。
一、民族文化遗产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今人来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按照文化遗产的类别，将其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文物，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刻和雕塑、书籍、书法与绘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建筑群，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文化遗址，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等区域。截至2013年6月27日，中国已有世界遗产45处，仅次于意大利（49处），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文化遗产31项（包含文化景观3项）、自然遗产10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这些遗产包括了名山大川、历代建筑、石窟墓葬、遗址遗迹等等。对于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强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网上传播。从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历史文物、历史建设、人类遗址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物质性、有形性的特点。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有形的、物质的，但也内含着无形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有形性，是不可承传的。我们在此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特有文明形式的传承。要对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在网上进行传播和传承；另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遗产中孕含的无形精神文化的传承。物质遗产，孕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要推动这些精神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文化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中国涉及28项。2013年12月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世界遗产大会第八次会议宣布，珠算正式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7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长期滋润着民族心灵，孕育了民族品格，尤应为我们重视和保护。国务院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在现实中加强保护、传承发展的同时，以网络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必要。冯骥才认为，“民间口头文化数字化，是给古老的文明安了一个现代化的家”，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中传承发展的必要性。
二、汉语言文化和知识系统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言是中华文化得以承传的基础和载体。汉语言文化是独特的音、形、意结合的文化形式，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中国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首先是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要使汉语言文字在网络中达到一定数量，占有一定地位。从实际来看，网络中处处充斥着英语，而汉语言在网络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这和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极不匹配。从推动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与发展的力度看，还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加快汉字的数字化步伐。
传统文化知识系统，指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积累下来的精神创作及思想文化。在历史文化方面，古代中国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创作了光辉灿烂、闻名世界的史学成就。古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有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己、司马光等。在文学方面，古代中国孕化了大量文学著作和文学巨匠。古代中国在不同时代还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点的文学样式，如汉代的汉赋、唐宋时期的唐诗宋词、元代元曲、明清小说。中国古代盛产文学巨匠，如屈原、陶渊明、唐宋家、关汉卿、曹雪芹等等，他们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在思想文化方面，古代中国成绩斐然。先秦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学说已呈繁荣景象。古典著作《周易》，说明古人开始对世界进行哲学思考。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有《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等等。其后历史上又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家，如董仲舒、周敦颐、程颐、程灏、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在科技医药方面，古代中国成就非凡。古代中国形成了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古代医药著作很多，有名的著作如《千金方》、《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等。古代名医有扁鹊、孙思邈、华佗，以及被称作医圣的张仲景，被称作药圣的李时珍等。
传统文化知识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财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应该在子孙后代中得以传承，同时也应该传向世界，尤其应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向世界传播。
三、民族精神及价值观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生存环境、人与社会生活、人与自身矛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世界、人生的一种精神价值，涵盖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魂。张岱年引用《周易・大传》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融入中国人的血脉，进而铸造起中华民族不甘折服的坚强脊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和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进而形成了诸如爱国主义精神、注重和谐的精神，以及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等一些基本精神。价值观是人们对自身或他人价值的总的看法，包括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价值尺度等方面，具有精神塑造的作用。反之，文化精神对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进行引导和规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凝化为人们“奋斗进取”的价值取向；和谐的精神引导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天人合一”为价值取向、在处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以爱好和平”、“和而不同”为价值取向；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们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时，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民本精神和传统，引导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时，坚持“天下为公”、“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是分层次的。奋斗进取、天人合一、爱好和平、和而不同、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是中国人在处理与自然、与国家、与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处于价值体系的最顶端。这些价值观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天甚至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仍对当今时代处理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指导作用。这些处于价值体系顶端的价值观，在今天要加以弘扬。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尤其需要凸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个体成人的价值遵循上，“有德“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文化系统，这和西方的“智”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价值观有“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说明道德本身就具有最大的价值。历史上有名的道德典型为伯夷的“清”、伊尹的“任”、柳下惠的“和”、孔子的“时”。伯夷和柳下惠虽无功业可建，但因德性高尚而青史流芳。中国德文化的价值取向，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成为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关于做什么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做人的问题，而且认为做人具有先天的前提预设性。也就是在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设计中，修身被放在首位，强调了做人的前提性。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凸显了重德性的价值观。中国历史传统中，积累下来了大量的传统美德，诸如孝道、礼义、诚信、爱国、为公、重义、勤俭、勇敢、律己等等。任何社会，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培养有道德的人都是社会的目的。伦理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和特色的文化。要把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传统美德，加以传承和弘扬。在网络空间传播传统美德尤为重要，宣传“有德”的价值取向和传统美德，使网络空间积极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网络空间德文化的建构，将有助于打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有德是一个总的价值观，怎样做一个有德的人，要落实到具体的道德德目。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在传统社会起根本指导作用，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中国人的道德品德，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价值尺度。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剔除其封建忠君的消极成分，其中包含着积极成分，要阐发其当代价值。
“仁”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目的核心，总领五常。仁的价值取向为爱人。仁的价值原则体现为做人的五种品德，即按照恭、宽、信、敏、惠的要求行事。仁的价值尺度具体为“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今天，这种“仁”的道德价值观仍有积极的意义。与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追求不同，仁表现为仁爱、宽厚，群体利益至上等道德品质。一个有仁爱心，宽容大度，有国家意识、群体责任感的人，同样是今天做人的标准，是社会对公民的道德期许。当今时代，仍要发扬“仁”的价值理念。
“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一个重要概念。义利之辨是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贯穿一个人的一生。重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无不表达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和尺度。义的价值取向为合道义。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说的就是做人做事要合乎道义。尽管有人批判重义轻利不利于市场经济建设，反观之，一个没有道义的市场经济又能走多远？总之，“义”的道德价值观在今天仍有意义。坚持社会道义，强调精神价值，对现代社会过分强调物质利益有矫治作用。以“义”德为内容，加强社会建设，让人成为有道义和正义的人，意义重大。
“礼”是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德目。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书写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称号。礼的价值理想是追求和谐。在传统社会，礼的作用是对伦理关系的调节。五伦是主要的伦理关系，按照礼的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通过礼的调节，人们各行其是，君是君的样子，臣是臣的样子，实现社会的和谐。此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对于个人，其价值原则是做到文明礼貌。礼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内在根本，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懂得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是当今时代的价值理想，要进一步发扬“礼”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价值。对于个人而言，要做一个文明礼貌的人。传统中国是世人皆知的礼仪之邦，而今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却很差。无论是在国内旅游，亦或出境旅游，某些中国人不讲公德，不注重文明礼貌，所经之处，皆留下不文明的痕迹。以至，中国人现在被给予最缺德的评价暴发户。总之，“礼”的价值取向对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建设有积极意义。当下，进一步发扬我们文明礼貌的传统美德，对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养成，对改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十分重要。同时，也要把我们“尚礼”的美德价值观在网络中加以传播，传向世界。
作为传统价值观重要德目的“智”，表现为一种求真精神。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智的价值取向是明白是非、分清善恶，所谓“智而不惑”。孔子把“知”和“仁”、“勇”一起作为君子的德性。董仲舒进一步强调：“必仁且智”。说明既要做一个有仁爱心的人，同时也要做明辨是非的人。进一步来看，“知”德不但要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而且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智强调崇真精神、坚持真理、明白是非，对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对智慧人生的培养有积极意义，今天仍要加以提倡。
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信”，其价值取向为诚实不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要时时牢记诚实不欺。“信”不能用物质利益来衡量，诚实守信有可能会失去利益。信产生的是道德力量，赢得人们的尊重，得到人心所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信是立国之本，以信来赢得民心。执政者取信于民是立国的最根本条件。信的价值原则为言行一致。做一个有信德的人，守信用的人，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即“言必信，行必果”。信德还贯穿在其他四德之中，一个具备信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仁义礼智”诸德，即诚仁、诚义、诚礼、诚智。在行为上，要说道做到，履行自己的诺然，遵守职业操守，对待工作要敬业尽责。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加强“信”德建设意义重大。“信”德对网络伦理建设也尤为重要，网络空间中，流言四起，谎言横行，加强网络空间的“信”德建设异常迫切。
当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无疑，传统价值观对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要认识到，传统核心价值观毕竟有消极成分，要批判继承。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消极成分也会在网络空间泛起，在网络空间，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解读，创造性的应用极为重要。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的对策
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传。建设是传承的前提，传播是传承的路径。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应该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意识，要确保在网络中传播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当然，传统文化网上传播，同样也要遵循传播的规律，通过相关措施提高传播效果。
1.国家应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上，很多国家都相当重视传统文化保护。网络时代，大多国家开始了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走在最前列的是美国，紧随其后是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从国外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来看，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外文化遗产数字化都是一种国家行为。首先，国家投入巨资进行文化遗产数字化。美国国会图书馆投入1200万美元完成500万件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其次，把传统文化在网络空间发展上升到文化及民族存亡的高度。网络时代，法国尤其重视对法语的保护。其他欧洲国家也极其重视本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国家在传统文化保护中，负有主要责任，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前，传统文化热潮的掀起，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官方祭祖大典活动，孔子学院海外推广，对文化遗产及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无不彰显了国家和政府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要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在资金上要进一步加大投入，要实施文化传承专项工程，还要从国家层面给予规范整合，加快打造传统文化示范网站，推动国内媒体海外发展，在产业政策上向传统文化倾斜。
2.全社会应在网络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增强自觉意识
自觉意识的养成，是通过主动和理性的行动，进而在生活中变成一种经常的无意识行为的过程。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绝不是一人之事，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一种责任。一是政府部门人员。首先，要提高政府网上文化宣传、传承的责任意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政府责任更大。政府有责任以主导身份去影响民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传承发展。其次，政府部门要认识到网络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政府文化网站承担着政策宣传、网上服务等重要功能。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文化网站除了承担网上办公和网上服务功能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进行文化传播。各级政府要把文化网站打造成宣传、传播文化的窗口。二是文化教育部门人员。这一领域人员文化素质高，甚至是文化领域的专家，其中教师群体还肩负教授传统文化的职责，应该成为网上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领航者，成为推动传统文化网上传承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普通大众。网络文化本来就属于普通大众，普通大众是网络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引导，最终要以影响整个大众来实现，而且普通大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当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共识之时，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晓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郑燕飞，沈磊，李博，孙东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J].现代商业，2014（36）.
[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
第一语言与父母的民族构成和家庭居住地有关第一语言是指个体出生后首先掌握的语言，在个体的初始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直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文化选择倾向。通常个体掌握的第一语言是母语，即本民族语言。然而，第一语言又不完全等同于母语，它会受到父母民族、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父母的民族构成对大学生的第一语言有重要影响。当父母其中一方为汉族时，有51.5%的大学生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一语言，另外有21.2%的人同时学习其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只有27.3%的人会以其本民族语为第一语言。当父母双方为不同少数民族时，有25.5%的人以父母其中一方的母语为第一语言，2.1%的人同时学习父母双方的母语，21.3%的人同时学习其父母双方的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51.1%的人则会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一语言。而当父母双方为同一少数民族时，以其本民族语为第一语言的比例则大大提高，占到了76.5%。此外，通过调查还发现，第一语言的掌握与居住地类型具有强相关关系，本次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99%的置信度下家庭居住类型与第一语言之间的关系满足显著性要求（P<0.01）。家庭内部交流以民族语言为主，社会交往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语言不仅是个体的交流工具，也是社会文化传播的渠道，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窄，蕴含在语言内部的文化要素不断流失。1.家庭内部交流以其本民族语言为主，但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递减性特点。家庭是母语传承的最后堡垒，民族语言的继承主要是通过代际传递实现的。[5]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家庭内部交流仍然以本民族语言为主，但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变化。祖孙之间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占有压倒性优势，达80%以上，同时用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的约为12%。与父母交流时使用民族语言的略高于70%，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同时使用的超过20%。而与同辈兄弟姐妹的交流中使用民族语言的比例则锐减至59.5%，同时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民族语的上升至35.1%。从中不难看出，家庭交流中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比例随着代际的不同而呈反向变化，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的最后堡垒中也表现了一定的衰弱趋势。2.社会交往以汉语普通话为主，但受到交往对象和生活环境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具备使用民汉双语的能力，其在日常交往中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语言选择。少数民族班的同学与其本民族同学交往时多数人会选择其本民族语或同时使用其本民族语和汉语，而在普通班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多人则会主动放弃使用其本民族语，选择汉语普通话与同学交往。在与任课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交往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汉语普通话或同时使用其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与之沟通。在面对陌生人时一半以上的人会直接选择汉语普通话进行沟通，部分人会先判断对方民族以后再决定用什么语言与之沟通，极少一部分人会直接用其本民族语言与之沟通。
民族语言表达能力好于汉语普通话，但使用过程中受到汉语普通话的明显挤压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语口语表达能力明显好于汉语普通话，85%的人能熟练地与人交谈，91.6%的人认为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较好，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传承其本民族文化的基本条件，值得关注的是有35%的人认为进入大学后自己的民族语言表达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学教育中汉语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单向挤压，从教材到授课语言基本上都是以汉语普通话为主，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大学教育中处于缺位状态，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语言水平仍然停滞在基础教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汉语普通话与民族语言的互用情况也普遍存在。有90%的被调查者都存在汉语普通话与民族语言互用的情况，除了个别人是因为部分词语民族语中没有或由于一些词语用汉语普通话表达起来更加简便，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习惯。这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汉双语两种语言文化的整合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汉语普通话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挤压力度之强。对民族语言具有明显的心理倾向，但对民汉双语能够客观评价少数民族语言代表少数民族的族群特征，是民族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6]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的态度直接反映他们的民族归属感。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较高，但是他们对汉语普通话的认可度却远不及其本民族语言。现采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好听程度、亲切程度两个指标考察大学生对民汉双语的态度，将这两个指标分为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认同度越高。对调查数据进行多重响应分析发现，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认同情况都相对较好，但是从数据对比上看，如果以3级为分界点，那么有51.9%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等级为4级，26.5%的人评价等级为5级，总和为78.4%。而对于其本民族语言则有87%的人评价等级为5级，4级以上的评价占97.5%。可见，就心理倾向而言，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远远高于汉语普通话。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认识的客观性。本次调查采用适用性和社会影响力两个指标来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汉双语的评价，同样将这两个指标分为5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语言综合评价越高，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语言的适用性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高于其本民族语言。有67.2%的人认为汉语普通话的评价是5级，93.4%的人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在4级及以上。仅有38.6%的人对其本民族语言给出了最高评价，81.4%的人对其本民族语言的评价在4级及以上。这与前面语言认同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其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普通话、其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继承与融合方面还是有着比较理性和客观的认识。
学校集中了大量的优质资源，不仅能够满足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人才需求，还能够提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发挥高等院校少数民族教师的语言优势，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提升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水平；另一方面，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度，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归属感。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入学习，这样不仅可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交流，还可以促进多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语言优势，带动少数民族文化有效传承通常，一个民族上层社会成员的民族意识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甚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左右整个民族的行动走向。[7]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其民族的精英人群，将来无疑会对其本民族文化的存续产生深远影响。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一方面要发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双语优势，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水平，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方向扩展，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拓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语言多样性能够反映出民族多样性，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及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中一直保持和沿袭着自己的文化传承模式，带动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类媒体和网络普及率的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影响力减弱。[8]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转用、互用主体民族语言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持续降低，影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看，要增强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影响力，首先要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从家庭内部扩展到社会交往之中；其次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减少少数民族语言对通用语言的引用，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再次要加快少数民族语言的配套设施建设，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既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的上网需要，也可以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宣传，增加社会认可度。总之，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这个民族文化赖以延续的条件，因此，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就是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作者：尚艳春 汪海玲
从战国时期，历经三百多年战乱，再加上汉武帝、董仲舒歪曲利用儒学，人们只要求求得生存，而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再也不感兴趣。这也使义与利、人性善恶、理欲关系等等问题，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长期的争论。
首先说一说“三从四德”。三从是指女子“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三条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重要论据，是批判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主要根据。《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其中的“夫死从子”，当今的很多学者都感到“令人费解”，因为查遍史书，找不到丈夫死了做母亲的服从儿子的例子。问题关键在于没有领会妇人“无专用之道”这句，也没有注意到题目中表述的是“丧服”的规矩。因为五服的本意是指服丧时穿戴“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五种不同等次的丧服，也由此对应五种辈份，后来人们藉助五服，引申为同一家族中五辈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未嫁从父”是女子出嫁前从父亲那儿排辈，“即嫁从夫”是出嫁后从丈夫那儿排辈，“夫死从子”指丈夫死后从儿子那儿排辈，这就是妇人“无专用之道”。对男人来说，辈份则终生不会，是“有专用之道”。比如：女子出嫁前称某位同宗不同族的人为兄，这是“未嫁从父”；婚后丈夫称其叔，也要随丈夫改称其为叔，这就是“即嫁从夫”。再如，祖父去世，丈夫应服齐衰丧，妻子也服齐衰丧，如果丈夫已死，从儿子那儿排辈应服大功丧，做母亲的也服大功丧。再比如：某位长辈去世，夫妻应服缌麻丧，如果丈夫已死，儿子已出了五服，就要顺从儿子辈，不用服丧了，因为没有母亲服丧儿子不服丧的道理。女子除了父母、公婆、丈夫去世，服斩衰服，其它丧服都不能重过儿子，这就是“夫死从子”。所以三从不是“遵照、听从”的意思，也根本没有男尊女卑、男人管女人的含义。四德是女子行为的规范，出自《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是指能正身立本；妇言是指语言得体，言辞恰当，有修养；妇容是指端庄稳重持礼，忌轻浮随便；妇功是指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汉代班昭的《女戒》中解释四德：“德不必才明绝异，言不必辩口利辞，容不必颜色美丽，功不必工巧过人”。中国的传统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对男女有不同的要求，男人讲仁义礼智信，要遵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女人要遵从三从四德。由此看出，三从四德并不是什么压迫、禁锢妇女的枷锁，也没有歧视妇女的内容，而是妇女的礼仪规范和行为规范。行为规范的作用是规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不能把它说成是教条、压迫和禁锢。
再说一说“三纲五常”。三纲简单地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说法被宣传证明传统社会是男权社会的根据。看原文，这是断章取义，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最早提出三纲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出自《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三纲进行了完整的阐述是：“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这里的纲有模范、示范的意思。男人为主导，要担当责任，担纲者既有权利，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君臣、父子、夫妻的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没有谁绝对服从谁的意思。五常，有的说是仁义礼智信，有的说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际规范，两种说法都是指人伦关系的行为规范。五常其实就是“三纲”的具体表述。三纲五常联在一起表述，是从宋朝朱熹开始的，说的是做人的规范，本身没有歧视女性的内容。
最后看一下“失命是小，失节是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是一种做人的原则，指气节、节操、操守，有节制的意思，指做人行为要有规则、有分寸，也就是有度，是对人的品质、素质、品德的要求或规范，其实它主要是针对男性在社会行为上的评价。较早记载的有商周时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气节的典范。“节妇”一词的初始意思是指有高节的妇女，后来才专指“三十以下夫死不嫁至五十以上的妇女”。而特指女性“贞节”的说法，始见于宋代，《程氏遗书？卷廿二》中程颐说：“又问：‘或者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大。’”自宋朝始，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开始严格起来。本来在宋朝初期，对夫死再嫁这种行为并没有道德和宗族的限制，女人要生存，子女幼小，需要生活来源，就要找个依靠。比如范仲淹，幼年就是母再嫁而随之，李清照、唐婉都曾离婚再婚，史书对她们的评价并没有贬词。为什么要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提出更严的要求呢？除了《诗经？大雅？瞻昂？荡之甚》中所说的“乱匪降自天，出自妇人”的原因外，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表述其它的理由，但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周幽王宠褒姒，不是指所有的女人。
在历史的沿革中，事物总会变化以致变味，我们学习古典、评价传统，要区分原汁原味的古典文化和以后产生的僵化和教条以致变味的文化思想。历史、环境、统治者以及政权的需要等等原因造成了古典亦或传统文化的破坏，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断层。从战国或战国后期开始，人们开始舍弃了对人生道路的追求、对大自然以及人生规律的探索，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因此，钻研古典文化，探求原生的传统文化，这是现在中国，也是现在中国人的责任。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118 — 02
中华民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伟大一员。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由至少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融合壮大，创造了一体多元，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民族不断的融合中，构建了和谐社会，发展了力量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字产生于人类成长的幼年，并步入早期的萌芽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史前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出现了有代表语言的“符号”。在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字一直传承至今，文化没有间断，贯亘古今，源远流长。
普通话，是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纽带56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一、语言的传承和文化的积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域广袤，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普遍存在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客观现象。在非信息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又是如何交流，如何统一意志，共同缔造一个伟大统一富强的国家呢？是一个不解之谜。秦始皇同六国交往，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间也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光动干戈。孔子应该是山东人，又周游列国，都能听懂山东话？还听信他的儒家学说，并言之“半部论语治天下”。
屈原是楚国人，还有李白、杜甫都不可能会讲今天的普通话。那二千多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楚辞”、“唐诗”，今天怎么还能朗朗上口，字正腔圆呢。古代也应该有通用汉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然而历史上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始皇统一了车輙、度量衡、货币、文字。就统一文字而言，应当是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写法，二是统一念法。同是一个字，念法不一样是不行的。日本人就没有学好；例如“信”字，我们意思是“信件”，日本人却搞成了“手纸”，这是不行的。屈原、李白、杜甫不能用方言，得使用统一了的文字和发音来写诗，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不仅合辙压韵，而且好听，况且诗词格律是很严格的，现代诗人也得亲遵守，按规矩办事。语言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发展，所以秦始皇“焚书”也无法阻隔历史，仍然以语言文字的方式，传承下来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国的文化影响了世界，造就了西方的汉学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外国人，也用汉字、毛笔、宣纸写书法，尊之为“书道”。世界各国的汉语热经久不衰，许多国家还设立了孔子学院，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
二、汉字的久远历史和勃勃生机
语言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并且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它，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都要靠文字的记载，来表达文化的传承。
包括文字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人们只能靠结绳来记事。汉字是世界上传承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世界上曾有几种表意的文字体系，如古埃及的文字等，都湮没在人类发展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虽刻碑铸石，已失去了表达语言形意的信息，而成为失去生命，并与历史隔断的死亡了的文字，失去了属于文字功能的所有意义。
世界上只有汉字川流不息，永不间断，血脉相连，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是人类一枝独秀唯一传承下来的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仓颉造字，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秦时的李斯所编的字书，首句也是“仓颉作书”。古人曾称文字为“书”，作书即是造字。但到了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并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仓颉造字，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和佐证。第二种说法是伏羲作八卦，圣人易之以为书契。后来“书契”，用作“文字”的同义词。文字产生以前，结绳和八卦确实曾经起过类似文字的作用。
考古发现证实，汉字形成完整的体系，应始于夏商之际的铭文和甲骨文。原始文字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统治者为完善社会的统治，促进和加速了文字的发展，开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汉代人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正是为统浩集团或是部落的首领服务的史官、巫师们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汉字体系的传承。
汉字在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字音、字意的本质，除个别现象并无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形体和字的结构上，古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形体的演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结果。
汉字的造字法及其规律，称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的形成过程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基本的造字原则。转注、假借，是在文字运用过程中的再创造。汉字之初始，应是从简笔图演变而来，象形文字与图画最为近似，多为名词。象形字，是汉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甲骨文中尤为突出。岩画中的日、月、山、水等，同甲骨文中的字十分相近。汉字的发展，由繁到简，是基本的规则。文字虽然与写实渐行渐远。但字的结构、偏旁部首仍万变不离其宗，保留着象形、会意的内在因素。古代称非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为“夷”， 说的是一人一弓。门字是由左右两扇构成，门内的变化又很多，有开、关等指事。“牢”字，是牛关在房子里。“狱”字，左右为犬，中间不敢言语。这样的例子很普遍，所以汉字好认、好记，其中不乏艺术性和故事性、趣味无穷。汉字的结构是形体艺术，会意又包含着人类的智慧。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如：篆、隶、草、楷书等基本字体的结构变化，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独树一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库。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都是从图画开始的，但多数变成了用字母来记音，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失去了形意的功能。惟有汉字以形示意，并且以这种文化形态，发展传承为蕴涵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书面语言符号。在新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中，汉字也在发展与完善其象形表意的功能。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体现了汉字无限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构建了统一融合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不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统天下。汉文化在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遏止的核心作用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语言是在人们交往的需要中产生的。汉族和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即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共同体，在与中原生产力先进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他们不仅采纳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同时也必须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例如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汉语技能，并接受了包括教育和风俗，学会了汉文化，就连少数民族的皇帝也文采出众。汉族语言文字成为通用的，国家语言文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兼容性，少数民族文化很快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洪流中来。
在这个融合中，不乏连民族也被融化进来。例如，我国历史上曾经很活跃的匈奴、鲜卑、勃海、契丹等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洪炉中，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而再不见于经史的记载。
汉族文化，也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满族人流传下来的“旗袍”，是享誉世界中国人最美的服装经典。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满族建立的清朝，将“龙”的崇拜发挥得更加极至和神圣。
中华民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四、汉语语言的统一和神韵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除少数民族外，汉语方言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客观现象。中国境内的语言，可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等几大类别。但汉藏语言系统，是汉语中最基本的语言。在汉语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秦汉以前，南北差异很大，基本不能相通。我们现在说建立友好关系，常说“永结秦晋之好”，其实秦晋的方言并不相通。汉语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北方人不断南进的过程。汉语语言，是不同历史时期，北方话与南方土著语言的交融产生的结果。汉语语言的发展，到了明清之际，方言分布大体上与现代已无太多的差别。方言的形成取决于历史的因素。方言的状态，主要是语言中声母、韵母、声调等存在的语言差异，这是历史文化在语言文化中的积淀，是文化的表面现象，主体语言是一致的。
汉语还讲究神韵，这是在汉字形意、会形、会神的基础上，造就了神韵。汉语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形是外表的体现，神是汉语语言的精髓。汉语讲究语法和修辞，又形成十分严格的音律。汉语的内涵是“神而明之”，自古以来汉语强调“文化意为主”，书道苛求“意在笔先”。古代汉语在语韵方面，要求十分严格，形成了语言艺术。汉语语言的神韵，音韵是构成神韵的基本要素。语言在意韵中的流动，追求韵律的清亮和意境的清亮、优美、空灵。汉语是一种十分优美和谐的语言。朗诵是汉语的十分完美的语言艺术，如诗、如画、如歌詠。汉语语言文化虽历经千载仍一脉相承，汉语传承下来的诗词歌赋，仍为千古绝唱。世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说汉语，汉语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汉语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学问没有止境。现代社会，国学热，方兴未艾。语言的传承永续，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文化是民族之魂。汉语语言的神韵，是汉语经久不衰的魅力。
普通话构建中国和谐社会
普通话，是中文的标准语言。中国人口众多，语言庞杂，为了加强信息沟通和加快发展速度，语言统一事关民族之大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用北京话来标音。北方话主要指的是东北话，其中的核心是黑龙江和吉林的地方语言。东北话是由历史的熔铸和白山黑水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东北话的形成首先受满族语言文化的影响。满族视黑龙江为“龙兴之地”，在满汉文化的融合中，产生了汉语东北话。
在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大业中，清代又一次确立了中国地大物博的领土版图。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用统一的汉族语言经略了，幅员广阔的大中国。东北话成为官方和民间往来通用的标准语言。在这个语言统一的进程中，满语变成了濒临消失的语种，只在普通话中保留了部分满族方言。满族在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代普通话，经过近六十年的不断推广，已经炉火纯青。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成为富国强民的纽带。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仅语言相同，而且同宗、同族，同为炎黄子孙。两岸的认同不断加强，除宽松的政策外，“乡音”连结了两岸中国人的心。
在跨语际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母语教育的层面去重新认识语言教育的主旨与依归。只有母语才能真正唤醒我们对语言的原始情感，而且母语教育也是语言教育中价值论、知识论与方法论皆以朴实著称的一个领域，她可以守护我们纯朴真诚的语言品格。母语作为天然的文化财富，在其文化个体从孕育到出生、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中，它都担当着哺育者和引领者的使命。
母语教育对于它的个体安身立命而言，具有与自然生命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依存的基础，它具有朴实天然的品质。
人类学上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狼人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母语教育价值的重要材料。“狼人命题”讲的是人的可塑性:人类个体自出生之时起接受狼的哺育，在长期的狼群生活中获得了“狼性”，其人的特征则逐渐褪化。
这一命题讨论了三个关键问题:其一，人的后天环境至关重要;其二，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具有可沟通性的关键联系;其三，人的语言及其文化行为能够被消解。上述三个关键问题除了人类学本身的意涵之外，其实都与母语教育有关。教育学意义上，胎教学的有效实践告诉我们，生命在母体之中即具有后天的母语学习能力仁’〕。生命科学意义上，基因学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明白，人的先天性就是人继承父母基因的先在规定性，它与后天学习无关川。胎教学与基因学的研究成果都让我们对人的先天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先天是人出生之前的一种生命孕育环境，也是人获得生命、终其一生的基因品性。“狼人”后天学习的母语是“狼语”，文化习得也随之发生变化，虽然他的先天性为“人”，但是后天的母语教育及其文化适应改变了“先天性”的实现路径，由此可知母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就人与其他生物在自然属性上可沟通的规律而言，正是因为母语的社会属性的缺失，人与生物沟通才得以实现。或者说，母语教育发挥着守护人的天然性与催生人的文化能力的关键作用。另外，人的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可消解性，只有在母语教育完全退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反衬着消解者与母语教育的冲突，实证了缺乏母语教育将面临的可怕后果。“狼人命题”是对母语教育的强调与反证，突显了母语教育对于人的个体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人的成长历程中，母语是第一个文化元素，它既是个体与母体的重要纽带，也是个体步入社会的必要前提。母语具有高度亲和、营养精致的文化功能，它对初入人生的个体饱含天然的融合本性。首先，母语帮助个体思维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母语在沟通个体之间的情感时具有沉浸式的意味，它不是外在的、置入的媒介，也不是简单的工具化过程，它是个体内在的文化元素，兼具形式与内容的职能。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母语比之外语而言有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内蕴。其次，母语细致入微地与人交融，并将伴随其中的情感与信息准确、深刻地照映于使用者。母语是一种文化复合体，除了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和相应的语法，它还承载了特定传统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情感、知识信息、社会经验，这种特定性恰好形成了母语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魅力。我们常常在使用外语或其他不同系统的语言时，总有辞不达意、言不由衷的尬尴，其根源即是外语缺乏母语的文化复合能力。另外，母语作为接纳个体进入母语文化系统的“使者”，具有纵深开放与横向圈层的网格特性。这种网格，也可称之为“文化之网”。母语在个体初入人生的时序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明。它是整个母语系统接纳个体、养育个体的“文化使者”，不仅要让新生的个体逐渐习用日头的听说能力，还要协助个体热爱和掌握复杂的母语知识。更重要的是，母语所承续的社会关系也是母语教育的社会关系，初入人生的个体所建立的一切社会关系共同形成了母语文化传播者与交流者，让其徜徉在母语的文化之网，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母语和本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这张“文化之网”虽然内涵广博，但其本质是“母语之网”，给予单薄的个体生命以全方位的呵护。
母语是温馨而真诚的文化使者，由于其天然地建立了个体与传统的关联，它所影响个体的力量也就朴实而坚定。从语言教育的外在功能出发，不断面向个体的文化养成产生积极影响，因而母语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文化情感和民族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二、跨语际教育的主旨是跨文化交流
跨语际教育是当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推动了跨语际教育的发展，以语言文学学科为基础的跨语际教育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其不仅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也形成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较有价值的跨语际教育成果川。青年一代的语言学习能力与多语言素养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文化标识。
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跨语际教育机构的设立，标志着频繁而数量众多的跨语际交流方兴未艾。随着旅游观念的增强和旅游产业的强盛，跨语际旅游也成为生机蓬勃的文化产业。跨语际教育逐渐形成良性的开放机制:一方面，跨语际教育已经积累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和后备人才，课程体系与教育方法拥有了较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面向大学生留学深造的跨语际教育发展较快，面向劳务市场与经贸交流的跨语境教育规模大，形式灵活，未来前景可观。如果从语言教育本身的目的来看，跨语际教育只是一种多语言交互的语言教育类型，为那些有跨语际交流需求的人们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但是如果从就业和文化理解的角度分析，跨语际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以语言教育为手段，而且还要在语言教育中融入文化观念与知识内容。
语言调查有这样一项个案:
外语学习动机调查，被访者:Luechai(列差)，国籍:泰国，年龄:14岁
问:为什么学习汉语?
答:我很喜欢中国，我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很热情，我想通过学习汉语帮助我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我的孩子在泰国现在也学习汉语，我想让他以后来中国留学，在中国找工作川。
摘要：彝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全球化现代化下凉山彝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传统的民族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四合乡的调查研究，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以彝族传统节日为例，探究现代化经济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思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民族节日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彝族的传统节日文化是其“活”的文化体现之一，它体现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同时“活”的文化也是彝族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彝族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之提供了保护和传承的新思路和新契机。
2、文化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文化空间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文化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动词，它生产出了诸如象征、符号、价值观、叙事行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类的要素，同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也为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彝族传统节日是彝族人民数千年的集体记忆，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3、凉山四合乡彝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合乡地处凉山州府所在地西昌市城郊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乡。四合乡具有三大研究优势：一是彝族文化优势，乡内汇集了凉山四大方言的彝族人民，具有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底蕴和彝族风情；二是区位优势，位于城郊结合部，交通、通讯十分便利；三是村民商品意识强，大多数村民都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生意，因此四合乡适宜发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业和绿色畜牧业。因为地处城郊所以受商业化信息化的影响较大，民族文化的冲击更明显，所以选择其为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彝族传统的节日有火把节、 彝族年、密枝节、跳宫节、岁时年节等。
二、研究现状和方法
纵观整个学术研究，彝族文化的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彝族的语言、文字、民族风俗、宗教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彝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民族记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以凉山彝族为例，从微观的角度主要研究宗教节日文化，以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为主线。
三、文化空间下彝族宗教节日的探析
1. 凉山彝族传统节日及问题——以火把节为例
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保留着最古朴、最浓烈也最独特的文化传统，祭火神是彝族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火把节是凉山彝族一年一度传统的重大祭祀性节日，其根源是火崇拜。1994年，凉山州州委、州政府立足于将凉山彝族火文化推向世界，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并确定每三年举办一届，从而赋予了凉山彝族火把节新的内涵和时代与国际特征，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和客商，使火把节成为宣传展示凉山的最好载体，对凉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这一举措的实施，作为城郊结合部的四合乡必然被纳入这一决策。州政府将其定为火把节的一个分会场，在其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如：摔跤、斗牛、赛马及毕摩绝技表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火把节最初只是通过打火把的形式来驱虫辟邪、期盼丰收，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种习俗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民间节日。
在商业化和政府的参与下，火把节文化不断扩散，被世界所知晓。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商业化的运作与现实的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彝族是一个传统农业型经济的民族，农业生产是其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化的进入使农业经济逐渐被商业利益所击败，越来越多的彝族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弃农田而奔商业，使传统的农业经济收到威胁，逐渐失去了承载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2）原始宗教地位的衰落与危机；毕摩是彝族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商业化的操作下神圣的毕摩开始走向经济的舞台，舌舔烧红的铁块、口喷火焰、赤脚走火炭等节目被搬上舞台供人们欣赏，满足现代观众的猎奇感和刺激感，这样的运作使原始神圣的毕摩受到严重的威胁。
（3）文化保护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减弱；素质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使文化的保护主体——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定信仰逐渐减弱，文化保护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受到冲击和威胁；
2. 意见和措施
（1）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寻求文化空间的平衡点，经济化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无法抗拒，社会化的渗透势不可挡。顺势而行，在经济化全球化的视角下保留传统的最精髓，利用其力量保留传统精华，祛其文化糟粕。通过政府进行积极引导，利用文化再生产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和传承；
（2）众所周知，毕摩宗教文化是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产物，毕摩文化虽然具有众多的巫术或落后的成分，但它却始终围绕“人”的幸福、安康这个主题，施以相应的救赎救治，其远古历史文化的讲演也好，鬼怪神灵形象的塑造也好，人死归宗的观念演绎也罢，都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式”的展现，其间也包含着复杂而深邃的伦理规范。所以，城市化、全球化虽然在经济社会打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古老的信仰宗教，它凝结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它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医学价值、天文历法价值、宗教价值、哲学价值、语言价值等众多宝贵的价值，我们应该对它进行保护，将其优秀性传承下去，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所用，也为我们心灵涤荡所用。
（3）人是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便在这种环境中创造出相应的文化，给自然社会打上自己的烙印。居住的自然环境的改变也使彝族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当多的彝族少年儿童从田野走进学堂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对原始彝族固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了冲击，弱化了传统的作用。于此应对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引导使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4）彝族传统节日是节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拥有古老而神秘的色彩，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延续着节日的生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保护的意志，发挥社会各种力量的作用，使传统的文化不致流失、淡化和雷同，对于丰富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阿牛史日、吉郎伍野：凉山毕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4]巴莫阿依、黄建明编：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5]陈国光、阿里瓦萨主编：中国彝学·第三辑[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一、阿都方言的概况
凉山彝语北部方言包括了两个次方言，即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又包括三个土语，即圣乍土语、义诺土语、田坝土语；南部次方言包括两个土语，即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彝语称阿都话和索地话。“阿都”这个名字是解放前凉山彝族四大土司之一的名称，此地域在元、明、清至解放前属于阿都土司辖区。阿都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宁南县及普格、昭觉、德昌、金阳、会东、会理等县的部分地区。①而布拖县是阿都话所分布的中心地带。
阿都方言土语与彝语北部方言以圣乍方言土语为标准音的语言上有差异，在阿都方言区彝语古语词汇还保留较多以及保留着复辅音和复元音，与标准音相比少了清化鼻音，词汇表达更加丰富。阿都方言与标准音在语音上有一定的整齐对应规律。例如：在辅音方面，圣乍方言土语（标准音）舌面前音与元音相结合的音节，在阿都方言土语中就会变成舌尖后辅音。在元音方面，圣乍话与阿都话在辅音相同的条件下，辅音与元音相拼时，圣乍话中的后次低圆唇紧元音在阿都话中的读音会变成前次高不圆唇紧元音。在圣乍话与阿都话辅音相同的条件下，辅音与元音相拼后次高圆唇松元音在阿都话中读音将变成前高不圆唇松元音。
二、保护阿都方言的意义
方言是地方民俗的承载者，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语言研究的奠基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阿都方言是传承和研究阿都文化的前提，是保护彝族文化的根基，是研究彝族语言学的重要源泉。
首先，保护阿都方言是保护彝族文化的基础。布拖县域是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在其地域生活的彝民族所说的彝语是阿都方言土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布拖长期以来一直呈封闭状态，因而古老的彝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而阿都方言就体现了这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变迁与民情风俗，我们可以通过对阿都方言的了解，来认识当地的社会演变、民族迁徙及融合、语言的接触和传承。还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独特的人文风景和文化图式。
其次，阿都方言承载着阿都地域的民俗，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结晶体，是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的承载物，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社会经验的总结。阿都地区的民间艺术通过阿都方言尽善尽美地体现出来，通过阿都方言，能够感受到阿都地域文化特色。以阿都高腔、朵洛荷为代表的布拖文化现象，都充分显示了方言在地方文艺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独特的阿都方言，阿都高腔、朵洛荷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第三，阿都方言体现着彝族语言研究价值。阿都方言是彝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彝族语言学就难免涉及到阿都方言，阿都方言对研究彝族语言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彝语通用语圣乍话中彝古语特点已经完全消失，而南部次方言阿都话中，仍有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彝古语的语音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对应规律去推导彝古文语音的大致框架体系。
总之，阿都方言是研究彝族传统文化及彝语的丰富资源，将阿都方言土语系统地归纳整理，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并且，阿都方言的价值还体现于研究阿都地域文化的资料价值，同时也体现在研究彝族语言的重要资料源泉。一种方言的消失，等于一种文化的消亡。阿都方言是彝族多元文化的根基，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
三、保护阿都方言的几点建议
彝语北部方言区推广圣乍话克服了各个方言区的语言隔阂，然而，阿都方言的存在，显示了地域文化的丰富与悠久，彰显了彝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并且，阿都文化的保护意义极为重大，应采取策略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第一，深入调查挖掘阿都方言资料，积极宣传阿都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做好田野调查设计，多调查、勤走访，真正地把散落在民间的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挖掘并保护起来。并且弘扬阿都方言区的文艺作品，彰显阿都方言的艺术魅力。当地文化部门应着力弘扬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和文艺作品。例如民歌民谣，阿都高腔、朵洛荷、口弦等都是依靠各具特色的阿都方言才得以生存发展。它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体现阿都彝民族的历史、文明，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第二，用现代化的音像手段记录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利用科技手段记录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成为现当代保护阿都方言的重要方法。例如，建立阿都方言文化资料数据库、开辟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即虚拟博物馆等。
第三，积极倡导阿都话与圣乍话并重生活方式，这是对弱势阿都方言存活式保护的最佳对策。多方言应该被看成是彝民族宝贵的社会历史文化资源，而不是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当前，圣乍话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这对阿都方言的势必会造成威胁，对阿都方言的保护应该从平时的生活中做起。因此，当务之急是树立阿都方言保护意识，当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变部分民众只认圣乍话而忽略阿都化的观点，鼓励民众在个人生活区域和场合说方言，实现圣乍话与阿都话正常的沟通交流。
第四，要发挥学校在阿都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研究制定完善的保护措施。当地政府应该促使当地学校在推广圣乍话和规范彝文字的同时，应开设阿都语言文化课程，努力营造并倡导能听、会说地方阿都方言的良好语言氛围，促使当地学生熟练使用方言进行交流。教师应树立传承阿都方言就是传承彝族文化的意识。同时要利用地方及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作好收藏整理工作。
总之，保护阿都方言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牵头做好引导工作，科研机构应该做好数据记录以及传承工作，学校应该做好培养学生对阿都方言的保护意识，阿都地区的家庭及个人应该大胆地开口说出阿都方言。如此一来，阿都方言的保护可以有一定的成效，阿都方言定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会临于消亡，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化进程中一颗璀璨明珠。（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
项目基金：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西南民族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硕士一般项目（项目编号：CX2016SP135）
注解：
① 潘正云.彝语阿都话唇软颚复辅音声母比较研究[J].民族语文，2001（02）：17-22
参考文献：
[1] 潘正云.彝语阿都话唇软颚复辅音声母比较研究[J].民族语文，2001（02）：17-22
1、“做中学”的生活化教育，主要指的是女性在学习女书过程， 借助活动的形式掌握和提高女书的学习水平。在活动中学习， 在活动中提高， 在活动中使用， 这就是女书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女红是当地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 女性在学习女书时， 通过做女红， 边做边学， 而且在女红物品的图案中， 有一部分图案就是女书， 或是完全相同的女书，或是相似的女书文字形体。[3]
2、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首先， 学习女书的过程是主动的学习。当地妇女学习女书， 全凭自愿， 只要自己喜欢， 对女书感兴趣， 想学习女书， 都可以跟着长辈学习女书。其次， 学习女书时， 把认、读、唱、写有机整合， 进行整体学习。
3、给予交往的学习。由于受“楼上女”生活、不落夫家等习俗方面的影响， 当地妇女与男性的交往甚少甚至没有交往。于是， 她们以“结老同”的方式，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比较松散而自由的女性王国。这构建了相对平等的女性世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具有先进性的。
二、女书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
1、女书文化的生活实用功能。正如上文提到的，女书文化主要为家庭教育，并且只能是女子才能习得的文化。因此，女书文化开创了当地女子教育的先河。女书文化习得还可以通过“结老同”的方式获得，这就促进了女子之间的交往，虽然此种方法并没有延续至现代，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还是存在巨大意义的。当今社会，女书文化主要促进了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以及增进了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2、精神体验。过去女子都是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生活守则，可是女书文化却为当时的女性带去自由的空气。当今社会，虽然已经实现男女平等，但是女书文化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女子们可以通过女书建立她们特有的情感联系。
3、女书的文化功能。女书文化中主要包含以女书文字创作、改编的口头诗，以及以女书文字为题材的刺绣图案。女书文化将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传承下来。以便后人用于研究和学习，因此女书文化还具有文化功能。
三、女书文化的教育功能
（一）女书文化对人的智力因素的影响
女书文化的教育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人智力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智力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女书文化可以提高女性的记忆力。女书文化中使用的文字还是较为复杂的，要想掌握女书文字，就要求女子有较好的记忆能力，长期进行女书文字的学习，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记忆力。
2、女书文化可以培养女性的思维创造能力。女书文字是当地女子为自己创造的特有文字，通过对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的创作、改编和记录，造就了女书特有的文化体系。在女书文化的塑造过程中，女性通过对女书文字的构思，使其思维能力富有创造性。
3、女书文化可以培养女性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女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女书文字，这种特殊的文字都是前人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前提下，结合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而成的。女书文化的学习方式是多样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通过认、读、唱、写相结合的方式学习，然而如何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也是需要运用女性丰富的想象力才可以做到的。
（二）女书文化对人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1、女书文化有助于女性自由文化兴趣的养成。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女性鲜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女书文化则给女性一个学习的机会，给当时的女性社会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当今社会，女性可以通过女书文化学习，来更加了解这种特有的女性文化，对于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有更进一步地了解。
2、女书文化有助于女性陶冶性情。女书文化不仅可以使女性得到追求自由学习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吟诗、唱读、刺绣等多样的方式来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提高个人修养。
3、女书文化有助于促进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建立女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女书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是家庭教育，通过母女之间的传授，女儿与母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女书文化有的形式“结老同”，这使年龄相仿的女子搭建了友情的桥梁，从而建立起女性友人间的情感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