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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中的70%在农村，“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一旦离开了农村问题、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当前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否则，就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财政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承担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基本职能，因此，在其政策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上，必须把思路统一到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上来，立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尽快扭转长期以来财政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城市由政府一手“包办”，而农村则由农民自己买单的不合理现象。
一、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制定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为了支持和保护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制定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体系时，应当体现“三农”的优先位置，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其他支出的增长速度。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且生产方式的变革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干扰而迟滞，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帮助。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一直很低，解放初期为5%左右；“二五”时期达到10%左右；“”时期降到8％；后，为解决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问题，强化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1978―1980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3.07%；但到“六五”时期又降到8.8%，“七五”、“八五”略有提高，分别为9.08%和9.32%，但“九五”、“十五”时期又降到8%左右，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这一比例根本无法保障我国农业结构战略调整、产业全面升级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一般都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5%以上，大大高于我国水平。况且，数十年间我国60%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的生产性支出仅占40%左右。从而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巨大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因此，要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就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作为政府公共财政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确保财政农业投入的优先增长，其分配额要与农业的基础地位相适应。一是在财政支出安排的顺序上，要优先考虑农业支出的需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财政农业支出列为“吃饭”财政，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优先安排，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二是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进行规范，对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做出明确规定，确保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落实到位。三是重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功能，灵活运用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吸引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以拓宽农业投资渠道，聚集农业发展基金。
二、优化财政支农方式，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建立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投入机制。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农业协议》中“绿箱”政策的有关规则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重构财政支农的政策体系，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财政支农补贴模式，尽量减少间接的或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办法，明确财政支农的投入重点。
1、增加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农业基本建设主要是对农田水利、农地改良、农业机械、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水库、桥梁及灌溉配套渠系等已年久失修，坍塌毁坏，不能使用；还有一些地方在发展特色农产品商品基地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急需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的建设，但因没有资金而只好搁浅，因此，加大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是解决农业基本建设欠账太多，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措施。
2、增加农业科技方面的经费投入。（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推广，促使农业科技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支出，支持乡镇农技推广部门兴办农业科技示范场，转换服务机制，创新推广方法，对乡、镇一级农技推广部门开展经营性技术服务的收入制定财税优惠政策；（3）加强对实用农业生产技术开发的扶持力度，特别要注重对区域性支柱产业、主导产品有明显增产、增效作用的技术开发、推广以及对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在短期内运用于生产实践的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4）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经费投入力度，继续强化农村“三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通过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创业发展能力，提高进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技术水平，帮助他们在城镇稳定就业。
3、增加农业产业化方面的资金投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培育支柱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中国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它们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声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通过利益机制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可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群、产业链，有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引导农户进入市场的有效机制。因此，国家应增加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投入，重点扶持有市场前景和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依靠农业组织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增加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财政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预期效应。（1）支持依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2）支持健全农业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渔业水域、草原牧区的监测系统建设，加大环境监测力度；（3）支持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加强草地生态工程建设，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4）支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确保农产品的消费安全。
三、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调整现行农业政策，规范农村分配行为，尽快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减负的农村公共事业筹资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着大量的非税负担，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90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为33元，1995年为77元，2000年为96元，2001年为91元，农民人均税费负担2000年比1990年增长了2.8倍。加上农村的其他乱收费，农民的实际负担还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为规范农村分配行为，曾研究出台不少办法，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事业筹资制度，因而在农村分配行为中，低税高费，以费代税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在税费改革前，乡镇一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交通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费用没有纳入公共财政制度的范畴。村级组织要向农民收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即所谓的“三项提留”。这是一种处于“正规财政制度外”的所谓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这种制度外筹资方式造成了农村分配的极大混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虽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公平合理的财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着眼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尽快建立覆盖城乡、统一公平的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农业的财政投入，实现由“少取”向“多予”的历史性转变。并通过建立精简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
四、着眼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为什么我国“三农”问题显得这样突出又这样难以解决，以至于积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说到底，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加上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长期性，造就了我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做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这是在科学分析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程度却只有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要低10.3%。我国目前人均GDP仅有9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2001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2%，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50%。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生存发展空间小，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突破“三农”问题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的束缚，跳出农业看农业、调出农村看农村，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由城乡分治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一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加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兼顾地方财政收入状况，通过对地方税种进行分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以保证乡镇财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通过财政分配的适当倾斜，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城打工的农民、乡镇企业的职工和城镇居民一样，应实行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的办法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对纯农户可采取国家负担为主、农民负担为辅的办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拆除城乡樊篱，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障碍，打破城乡分割的身份壁垒，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转换身份的额外负担，建立统―、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摒弃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和乱收费，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农民进城由流动就业向稳定就业转化。四是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功能，通过居住的城镇化，农民的非农化，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彻底解决由城乡二元结构引致的“三农”问题。
五、改革公共品供给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和支出范围，将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在现行的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结果是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却很少承担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责任。而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公共事业发展的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事权责任的不对称以及在财力分配上“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是导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导致县乡财力紧张、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为实现城乡统筹、促进社会公平，必须对现行的政府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改革，分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和引导性原则，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凡属于农村计划生育、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接近于纯公共品的“准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而对于“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安全用水、通讯、广播、电视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等，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西部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各承担相应责任，对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区考虑到财政严重困难的实际，中央要多拿钱加快建设，以缩小差距，促进公平。为此，在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时，必须把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纳入到财政制度框架内，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真正给农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一是统筹城乡供给，将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放在农村。二是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三是改革公共品财政支持方式，通过“以奖代补，以物抵资，先建后补”的形式，把“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变为“专项转移支付”。四是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对承担着农村公共品供给最主要职责的事业单位，必须剥离其不符合公共服务需要的机构和职能，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部门，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要推向市场。通过各种措施的综合应用，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叶文辉.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财经研究》，2004（2）
2、李放 张兰.论财政分配政策与“三农”问题《财政与税务》，2004（5）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432129
在社会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农村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生活逐渐向小康社会发展。虽然从整体上看，农村的经济形势呈均匀向上状态，但是从细节上看，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受人为因素及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依然存在着多种问题，农业发展环境中隐藏着多种隐患，给农民更好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不利。因此，如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并发展农村经济成为有关部门面临的重大问题。
1 三农问题概要
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生产模式，对满足人们的饮食需求有着重要作用，也是民生事业中的关键内容。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既是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将三农问题置于我国主要发展内容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注重三农问题，认为满足人们基本需求即可，这种认知度不仅忽视了三农问题的本质，而且缺乏远见，难以满足农村事业发展的需求。我国农民的整体地位虽然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在很多事情的操作过程中都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包括农村户口问题、农村政策问题等，这不仅给农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较大不利，而且难以保障农民的各种权益。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更好发展，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国民经济更快进步。
2 解决三农问题并发展农村经济的方法
2.1 重视三农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虽然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很多人并不注重三农问题，也没有意识到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为了更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关部门必须重视三农问题，将其置于主要工作内容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国民经济进步的需要。随着人口基数越来越大，各行业不断进步，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也逐渐突出，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能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有效改革，而且能够促进农村环境全面改善，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民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农业是我国经济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保障农民生活、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村改革，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才能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繁荣，更好促进社会稳定。有关部门必须从多方面提高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度，包括农村经济体制、农业结构、农民权益等内容，由于每种问题的涉及范围较广，而且隐患较多，所以有关部门必须树立长期的解决意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内患，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2 落实三农政策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虽然逐渐凸显，但是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给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不利。我国虽然制定了多项政策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有关部门并没有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对相关政策严格执行，致使在农民层面，依然存在着乱收费以及乱罚款等问题，侵犯了农民的正常权益。因此，基于三农政策的实施情况，我国政府部门必须对三农政策进行完善，细化相关条例，加强对有关人员执行过程的监督，对各类收费问题进行明确，并对三农政策的实施结果进行定期审核，及时处理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确保三农政策能够落实到位，这样才能更好保障农民权益、推动农业进步、促进农村的更好发展。
2.3 提高农民地位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农民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各种权益也不断增多，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依然存在着较多问题，农民依旧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必须取消某些歧视性政策，清除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现象，大力扶持农村产业，并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障，这样才能更好提高农民地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从而促进农村经济更好发展。
3 结束语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在三农问题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种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认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在第一个解释框架中，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目前的诸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在内）都是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些制度没有同步建立起来造成的，因而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就是进行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民主政治的配套改革。
同时，有三农学者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目前的农民一些行为方式在一些人看来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一些体制环境造成的。这仍然说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体制建设是相当重要的，既要在经济或物质层面引进市场机制，也要在政治等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只是在原有的体制之上，装上市场这只“手”，是很难奏效的。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引进市场体制，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
对此，有专家指出，不要把市场或市场体制理想化、简约化，要看到它的复杂一面，对这些复杂的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要注意到市场之内不同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至少要注意到千百万农户、几万个乡村政府和集体企业与各种民营企业主三个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于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作用。因此，有专家认为仅仅用市场不足、政府干预过多来解释当前的问题是不够的。同时，对于制度引进，要注意到是谁在引进，以及引进的制度本身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专家们不同意“引进制度”这个说法，认为制度这个游戏规则是在游戏的博弈之中自然形成的；同时，要注意到制度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当下的中国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在内），实质上是各种社会力量不平衡博弈的结果，单靠制度引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
第二个解释框架是“工业化－城市化”解释框架。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民有八九亿之巨，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这种状况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不能分享工业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准不足以支付城市住房的要求，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时，在我们国家又不允许以“贫民窟”这样低成本的居住方式来吸纳农民工进城定居。也就是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城市化过程难以将农民快速地转变为市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小农式生产、生活模式将不会有大的改观，三农问题必然长期存在。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逻辑结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路径选择就是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这个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缓慢的、于事无补的（前面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它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所以这个路径选择是不恰当的；另一个路径选择是“工业反哺于农”，这也是一些学者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似乎有一厢情愿之嫌，因为它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工业资本必须“反哺”于“农”；（工业）资本本身不会基于“道义/道德”的要求来运行。所以，后一个路径选择在实际中也不见得有效果。
“工业化－城市化”的解释框架实质上是一种“二元”的解释框架，即“城”与“乡”、“工”与“农”之间的关联分析（或“城”、“乡”、“工”、“农”之间各种组合分析）。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分析，是关于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分析范式。在这个分析范式中，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将三农问题归咎于“城”对“乡”的“剥夺”，或者直接归咎于这个二元社会结构本身，因而，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三农本身，而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也不在三农之内，而在三农之外；“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三农解决三农”！我认为，这个观点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偏颇之处，对于它的偏颇一面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免误导政策将解决问题之着力点仅仅放在三农问题的“外部”，误导研究者将研究的视野从三农本身移开。其实，三农问题的“外部化”和外部问题的“三农化”（内部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三农问题之复杂性远非上述简单对立分析框架所能解释的。
“跳出三农看三农”，一旦成为一个典范之见，就会沦为一句“政治正确”（苏力语）的口号，对于研究三农问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其言下之意是三农本身没有必要再进行研究了，似乎在他那里三农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可是，有谁敢说他真正地了解了农业、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呢？三农问题是什么尚且都说不清，谈何解决之道呀！如果有谁把中国的三农问题弄清楚，我认为，得个诺贝尔奖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阅读中国三农问题这本书，还需要同志们花大精力、共同花精力、花几代人的精力。
三
第三个解释框架是“近代化-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背景下的一个独特问题。近代以来，在各种现代化战略的号召下，我国展开了各式的近代化（现代化）事业（如新式教育、文化建设等）建设和各种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这些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农民承担着。落实到具体方面，这些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向农民收费、征税来解决它们的原始资本。正是基于这种收费、征税之需要，导致了基层社会“官”“民”的对立和“草根”社会“吏治”的劣化，从而加剧了中国农民问题的恶化和中国乡村社会的落后。
现代化的“下乡”，不仅导致了乡村社会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资本外流，也深刻破坏了保留在乡村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对乡村资本的贪婪“榨取”，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的肆意“破坏”，一方面是基层吏治的空前窳败和政权的日益“内卷化”。这些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三农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另一个“副产品”。这就促使我们对于这个源自于西方特殊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更应当引起高度的警惕和反思。
中国社会无疑是要向前发展的，不发展就会落后并“挨打”；但是，发展与现代化之间不是一个数学式等号，现代化是发展的一种模式，除了现代化还有其他的发展道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式公式：“发展＝现代化＝西化”。这个公式本身，就匆忙地把中国社会简约化为与西方毫无二致的社会。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错误啊！
如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与西方社会雷同（或迟早雷同）的社会，其逻辑就非常简单：只要引进西方的制度就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三农问题）；要引进就必须“全盘”引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愿意不愿意引进西方的制度。可是，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要走一条中国式道路！
四
对于中国三农问题之解决，必须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探讨它的切实路径。这个探讨，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以中国三农为主位的研究范式。
对于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家乡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进行了交谈，真真实实的了解到了，三农问题不仅是国家当前的一大核心问题，而且也对我县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每一个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开资均来自农业上的收入，而我们却在农业生产上有着极多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共存问题。以下，我就我家乡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谈我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我这次寒假社会实践的主题是“三农”问题的调查，为了这个社会实践报告，我特地回到老家进行实地调查。主要调查方式是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家里我先查了“三农”问题的一些信息，自己了解了“三农”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针对这些内容制定了一份问卷调查表，我一共印了20份，本来想多印一点的，但是当时赶时间，就只印了那么多。然后我还根据找到的三农问题信息制定了一份三农问题的宣传资料。准备带回老家进行宣传使用。
回到老家后，我首先找到最熟悉的人，给他们每人一份问卷，然后还找到两个姐姐专门为我发问卷的时候拍照，来增加我社会实践的真实性，这不是在作秀。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带着一种完成任务的想法来做这件事的，也觉得这是徒劳的浪费时间没有一点价值可言。可是当我站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做问卷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我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不算落后的小乡村里面的居民，却居然大多数连三农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不少人都不关心三农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问题应该是政府机关里面的人关心的问题，与平民老百姓无关。问卷里面有道题是问三农问题中的三农指什么，有五个选项，农民，农业，农村，农户，农田。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农田要算一个，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农田才是最大的依靠，因为农村土地就是农民朋友的命根子啊。可喜的是，我调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项就是农业税被取消了。他们对与这点都是很高兴的，因为这减轻了他们很大的负担。“这个政策好不好？”我问到，“当然好啊，不用交钱了嘛！”虽然说现在的农村条件比以前是好了很多了，但是家庭负担也还是比较重的，能帮助农民减轻负担，减一点当然就好一点。“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问题政策，你支持吗？”几乎所有的人都选的大力支持，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了解那些具体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究竟有没有给农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究竟那些政策是不是只是空中阁楼，但是我觉得，农民朋友们都是相信国家政策的，他们相信，国家不是违背农民的，他们相信，国家会对他们好的。里面有个问题有一个填写着让我觉得值得思考，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有个人就说他不知道三农政策，所以没有选项可以选择啊，因为四个选项，看电视，听广播，别人告诉，政府宣传。我相信这是位唯一说出实话的人，其他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政策，都什么都没说就选，大多数选的政府宣传，我问政府给你们宣传什么政策了，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有哪些政策，“哪有这么好的政府啊。”有个人感慨。我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让现在的老百姓不敢说真话了，让老百姓对政府盲目崇拜，都说要跟着政府走，跟着领导走，可是，政府呢，政府又做了什么可以让老百姓心甘情愿跟着走的事情啊，都说要让农民朋友们得到实惠，得到好处，可是，话谁都会说，但是实行了吗？就算实行了，那也得经过层层审批层层考验最后实行的时候恐怕都过了不少年了吧。中国现在政策实施得就是如此滞后，政府宣传的是什么，宣传政府的又是什么，这些宣传，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只是树立了政府在农民心目中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崇高地位，让大家都怕政府。我在网上查找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我发现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显得太空洞太抽象太不具体了。“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等等。这些政策都说的好空洞好空洞，你说，你这么说农民会明白这和他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吗？中国就搞这些面子工程，表面上弄的好看，可实际上呢，老百姓却得不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也难怪农民朋友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政策，因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啊。日子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几点空洞的政策就得到什么具体的改变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农民问题是指什么的问题？”选项有素质，减负，技术指导。大多数都说是减负问题，少数人说是技术指导问题，只有极少数人说是素质问题。当初我设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想农民朋友们认为自己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当时在网上查到的是素质的问题，可是却只有极少数人选择，而大多数人却认为是减负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我很想知道。是他们对自己的素质十分自信，还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素质问题不算是问题呢？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减负才是真真实实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可以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问题。农民更关心的不是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政策，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行动，哪怕只有那微小的行动，哪怕只能带给农民微小的实惠。“农业问题主要是指什么的问题”产业化，专业化，技术化。很多人都选择了技术化。我想，在农民的心目中，也许技术的不成熟才是导致农业的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在农民的心中渴求政府能有人对他们进行技术上的指导，而我们亲爱的政府呢，又真真正正的做到了什么呢？都说要去亲民，要去下到农村，与农民们交流想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缺少什么，可实际上呢，又真的有几个领导经常亲民了呢？就算真的有人去了，也只是极少的吧。其实这个问题查到的答案是产业化的问题，只是农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产业的概念。什么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许多人都在粮食和土地之间徘徊。他们说粮食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土地，哪里来的粮食呢？可见农民朋友们真的是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啊，虽然很多农民现在都不是主要靠农田来维持生活了，但土地毕竟是他们的财富，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产业。
这次社会实践调查，虽然时间很短，调查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我真的是收获很多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做一个官，然后为农民朋友们，为老百姓们实实在在的做点事，让他们享受一点实实在在的幸福。
中图分类号：D62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二元结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二元结构，我国从1979年起，先后推进了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所有这些改革和发展的措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城乡互动、工农互促进入了新的起点。
二、我国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
（一）我国的二元结构状况。
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其经济发展必然有个工业化即非农化的过程。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在农业在制度和技术得到现代化改造后进入工业化阶段。我国不是这样，一方面在人均GNP较低的水平上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根本的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
（二）改变二元结构实现一元的方法。
面对二元结构状况，其路劲，在发展经济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以刘易斯为代表，以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由，指出改变二元结构的基本途径是，农业剩余劳动为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现代工业部门扩大资本积累，直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工业部门反过来支持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另一种思路以舒尔茨为代表，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中现有生产要素已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劲是农业中引入新生产要素。
三、农业现代化
（一）农业技术现代化。
人们对农业技术现代化一般关注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和提高农业产量的技术。中国正在推进的农业技术现代化，虽然需要有足够的投入，但是不能依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这要走绿色革命的道路。这涉及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农业生产要素现代化。
从农业发展的进程看，农业要素的流动对农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农业现代化不只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提高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已经得到充分利用，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生产要素。
四、农村现代化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它的最初定义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它基本上是指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
（二）城乡一体化。
从发展的进程分析，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单向的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发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转向，也就是推进城市现代要素向农村扩散，农村逐步成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点，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城乡一体化。
五、农民现代化
（一）农民收入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农民市民化。
人的现代化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与农民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可行的途径是农民不进城就市民化。其内容是农民享受平等的城市人的市民权利，城乡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城乡生活方式趋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权利平等。
六、结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出于人为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后，分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途径，即三农现代化。归结起来，农业现代化突出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农产品品质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突出农村市民化。在这个高度上推进三农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现有农村和现有农民的问题，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
参考文献：
[1]洪银兴、刘志斌等.三农现代化的现代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 1987.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农村电视节目直接面向我国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三农问题，通过电视节目推动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当前国家在处理三农问题时的一个关键手段。然而，就我国的农村电视节目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其不仅受到了电视节目制作者的严重忽视，而且还存在着诸多形式及内容上的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而本文即首先分析了其节目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然后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以推动农村电视节目有效发展的几点策略，希望能够给农村电视节目的负责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1 农村电视节目当前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在我国整体的电视节目系统中，农村电视节目面对着数量最多的受众，而且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前时期，农村电视节目严重地落后于其发展的本质需求，使得农村电视节目应用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本文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谈论一下农村电视节目在当前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农村电视节目当前尚缺乏精准的形式以及内容定位。新时期，我国的三农问题呈现出了新的发展状况，农业开始全面转向机械化、新农村建设实现了极大的进步、农民已经在着力发展知识农业，这些问题使得三农问题在基本问题之外，又添加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内容，这就导致了电视节目传统形式及内容的滞后。而农村电视节目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必须全面地应对这些问题来创新节目思维、开播方式，并丰富节目内容等，以保证电视节目的播放能够切实地满足新三农的需求；
其次，农村电视节目当前还未能全面地发挥其文化娱乐的作用。就我国当前的农业电视节目的主要播放理念来讲，其电视节目太过于重视向受众提供新型的观念及科学技术教育，以推动新时期的农民摆脱困境全面致富等，而农村节目的受众不仅工作劳累且文化水平较低，其对于电视节目的需求更多地倾向于节目的文娱作用。而当前的农村电视节目则过于严肃、刻板、严谨，不能使节目的播放真正地满足受众享受文化娱乐的作用，新时期的农村电视节目还面临着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任务；
最后，农村电视节目尚未开拓出有效的节目市场。我国作为农业的大国，其电视节目的农民受众占据着整体受众的一半以上，而且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的媒体也是电视，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而我国当前的电视节目系统不仅缺乏足够的农业频道设置，且已有的频道也不能真正地面向农民受众来设置专栏节目，这就使得电视对农民受众群体的挖掘非常不足，农村节目的市场亟待全面开拓。
2 推动农村电视节目有效发展的几点策略
2.1全面创新农村电视节目的形式及内容
首先，就农村电视节目的形式创新问题而言，一方面，当前的农村电视节目设置必须体现出一定的亲近感，主持人不仅要多使用平实、朴素、通俗的语言，还要着力打造亲民的穿着打扮，同时开展主持人与农民的交流式的电视节目，使农民在面对节目时能直接感受到节目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农村电视节目需要具备一定的现场感，将节目的开播现场设置在田间、院落等场所，真正地使节目渗透到农民的生活中。比如，山东电视台的《乡村季风》栏目，专家谈论病虫害防治或者是施肥问题时，一般都将场地选在具体田间，还邀请农民现场提问问题，深受农民的喜爱；再者，农业节目的设置还需要具备某种需要感，即将特定地区的电视节目锁定在特定范围内的种子、化肥、购物、种植教育等问题上，全面地加深农民对于此类节目的需要感，从而吸引农民主动地投入到节目中。
其次，就农村电视节目的内容创新问题来讲，一方面，农村电视节目必须有实用性，在编制电视节目时要全面地考虑到节目是否对农民有用、农民是否能够看懂、节目内容是否准确等问题；另一方面，节目内容的设置必须具备地域性，即保证电视节目在自身的语言、形式、场景等包装全面符合当地特点的同时，使节目针对当地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迎合当地农民的民俗习惯来开播。再一方面，农村节目的内容要实现全面多样化的设置，即保证节目内容由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农产品价格、供销状况等方面到农业的政策、法规，再到农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实现全面涉及，保证农村电视节目具备浓厚的三农特色。
2.2提升节目的文娱功能并拓展受众市场
首先，在当前时期三农面貌全面转换的时候，电视节目的设置必须加强对于文娱功能的重视。一方面，农村电视节目的设置要定位在轻松愉快而且贴近农民生活的节目，比如《乡村爱情》《女人当官》等节目的设置，其内容直接与农民的生活紧密联系，而且节目笑料较多，受到农民受众的极大的欢迎；另一方面，农村电视节目还可以选择农民比较喜欢的曲艺形式来开办曲艺节目专栏，如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曲艺频道，有目的地提升农民的文化需求。此外，对于一些非娱乐性的科普电视节目等，也尽量地要保证其节目的乡村气息，通过节目引导农民的高质量生活。
其次，就拓展农民受众市场的问题来讲，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于电视下乡、数字电视安装等工作的投入，使农民能够尽可能多的接触电视节目；另一方面，省、市、县等都要贴近本地本级电视的受众面，来设置特定数量的农村频道，并始终将节目形式及内容等定位在农民喜闻乐见的位置中，全面推动农民对于节目的接受。
3 结论
新时期，农村电视节目随着三农问题的大力发展，其重要性不断提升，国家及电视编制人员都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推动电视节目的创新发展，以保证电视节目的设置全面地为三农问题服务。
参考文献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键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民就业；核心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这两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圈子，用工业化理念统揽“三农”工作全局，以发展工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措指导开展农村、农业、农民工作，走活兴工强农的路子，促使国民经济结构由农业占主导地位向工业占主导地位转变，农村区域社会由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业社会转变，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实行产业化经营。目前，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民收入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来实现越来越难。所以，农业生产必须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而使农业向集约化、质量效益型转变，就必须走产业化之路。农业产业化是传统增量型农业向现代效益型农业转变的有效载体，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现代农业的显著特点是“产业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实现产业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必须要有龙头企业。因此，推进全市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是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目前，全市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只有乳业，而特色农业要做大做强还需努力。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分类培育，落实好各种扶持、奖励措施，建立相应的服务组织，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与实际问题。企业家要始终保持勇立潮头、争先创优的精神，不能有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同时，要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建立健全企业与农牧户一体化的经营机制，用契约化的手段，使两者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共同体。
加大投入和发展科技型农业
政策的支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非常密切，财政支农支出与农牧民收入的弹性系数高达1.34，即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可以带来农民收入更大幅度的增加，同样农业贷款与农牧民收入的弹性系数8.6。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采取多种有效的扶持方式促进农业发展，农牧民增收，落实多予少取的富民政策。发展科技型农牧业是增加农牧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要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构筑以乡镇为龙头，农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土专家”、乡土人才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队伍体系。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承包，为农业生产提供典型示范和科技服务。要本着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示范带动的原则，建设全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强化农业对外开放和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