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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蒋中秋，局长。
1990年王爱民被聘为攸县酒埠江镇商业站经理。同年10月22日，王派该站业务员贺良其持中国农业银行攸县酒埠江营业所的信汇凭证，在常德市鼎城区食杂果品公司长沙经营部购进价值53040元的副食品。尔后王以常德市鼎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欠其毛毯款为由拒付货款，用电报通知对方来人协商处理。同年10月25日，鼎城区食杂果品公司以被王爱民诈骗财物为由，要求被告鼎城区公安局立案并追回损失。被告于1990年11月8日20时以诈骗案作出收容审查决定书，将王爱民收容审查，关押在常德市收审所。12月3日，攸县派出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与被告就偿还货款和解除对王爱民的收审问题进行协商未果。12月13日，被告在将原告关押一个月零5天的情况下，才向上级主管机关办理收审延期手续，要求延期收审一个月，但未获领导批准。1991年1月16日，湖南省公安厅召集被告和攸县、株洲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听取案件汇报后，明确表示这是一起经济纠纷，责令被告对王爱民立即解除收审。被告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不执行。同年1月21日，被告对原告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原告家属张秋良写出了担保书后，被告又办理了监视居住手续，把原告王爱民交给常德市鼎城区供销社食杂果品公司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及检察机关的直接干预下，被告才于1991年2月2日撤销对王爱民监视居住的决定，将原告释放回攸县，共关押87天。因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原告及其家属的误工、差旅、伙食费等直接经济损失1856.25元。王爱民不服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收容审查决定，于1991年3月18日向攸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我任酒埠江镇商业站经理期间，用银行信汇单在常德县食杂果品公司长沙经营部购进价值5万余元的食品。因经济纠纷未付货款，而被告以诈骗罪将我收容审查，关押及限制人身自由长达87天，要求依法撤销被告的收容审查决定，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被告辩称：王爱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对其收审是合法的，不同意赔偿。
「审判
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用信汇凭证购物时，虽有欺诈表现，但属民事违法行为。被告以诈骗案将原告收容审查，违背了公安部1989年《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是超越职权的行为，且延期收审又未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违背了公安部1985年《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因此，被告收审原告王爱民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合法的，对原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予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四、五目、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91年9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被告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对原告王爱民收容审查的决定，二、由被告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赔偿原告王爱民经济损失1856.25元，限判决书生效后30天内付清。
宣判后，当事人没有上诉，被告自觉履行了判决。
「评析
（一）收容审查不是刑事侦查措施，而是公安机关用来对付特定对象的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管理相对人对收容审查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鼎城区公安局虽以诈骗犯罪将原告王爱民收审，同时还采取了“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刑事侦查手段，但并不能改变收容审查的行政行为性质，也不能因此而剥夺王爱民的诉权。
二、裁判理由和结论
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有二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其理由是：叶清以工商联经济服务部的名义向刘某赊购价值8640元的DVD，并出具盖有“工商联经济服务部”公章的收据，尔后携所购DVD逃走，其行为实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而涉嫌诈骗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法院就本案处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径直作出实体判决。其理由是：叶清的个人行为虽涉及到诈骗犯罪嫌疑，但并不影响本案的经济纠纷性质，因为本案还直接涉及到工商联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工商联作为“工商联经济服务部”企业的开办单位，并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公章租给叶清经营，理应对叶清的诈骗行为所产生的民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院就此案应作为经济纠纷进行审理，且应径直作出实体判决。
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判决如下：
叶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清所欠刘某货款8640元。此款由工商联负连带清偿责任。
宣判后，工商联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恰当，故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点评
笔者认为，法院的的判决是正确的。理由是：
1、本案处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案件中涉及的财产犯罪和民商事纠纷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从初期的先刑后民、重刑轻民，到现在的刑民分开或刑民并举，这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逐步科学化理性化的的一个表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诉讼主体、客体、内容、性质、依据、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对行为进行评判的标准和角度也不相同，不能放在同一范畴里进行直接比较，一般不存在诉讼程序上的冲突问题。本案中叶清涉嫌诈骗犯罪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法人行为的必然无效，买方当事人内部人员叶清涉嫌犯罪，并不意味着卖方刘某民事权利的全部丧失。同样，保护卖方当事人刘某无过错一方的民事权利，并不导致买方当事人叶清涉嫌刑事诈骗犯罪的豁免，工商联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服务部经营人员叶清刑事责任的免除。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曾给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车辆信息服务。2002年8月，被告负责人朱乔明安排一辆在其配货中心登记的冀AK2695号东风运输车，为原告运输小麦。承运车主王立田支付了100元介绍费后，朱乔明开出了派车单。派车单注明：今有我配货中心派汽车去你处装小麦，货到兴福，车号2695，全价每吨50元整。此后，原告业务员张庆带该车到新沂市棋盘镇，将购买的“陕农”229优质小麦380麻袋，净重34200公斤，交付给王立田装运。原告并开出了《发货明细表》一式四联，王立田在该表“承运部门”栏内签名，其中交货联和回执联王立田持有。原告支付王立田1000元运费后，未派人押车。
原告次日与王立田电话联系，王称车已过济南。原告此后与王失去联系，也未再收到该批货物。经查，王立田的身份证、行车证、车牌号均系伪造。原告遂以被告不守商业诚信，严重违反货运合同的约定，提起诉讼。
「审判
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因涉及经济诈骗，遂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此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评析
本案虽然最终以撤诉结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应否中止审理、居间人应否担责等问题较典型，有进一步探讨价值。
一、本案是否符合中止审理条件。
先刑事后民事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通常适用的原则，即当某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联系，刑事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影响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先处理刑事诉讼，再审理民事诉讼。先刑事后民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当刑事审判认定某种事实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先刑事后民事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片面理解该原则，认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民事诉讼都不能进行，这样势必造成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或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对可以分开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应中止审理，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其他共同致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先行判决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确认了以下两原则：1、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上述原则实际确立了刑民案件是否可以并行审理的标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同一的法律事实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也由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民事上认定的属于不同法律事实的行为，通过刑事诉讼可能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规定》确立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仍会出现分歧。
由于先刑后民原则确立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处理与认定会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在适用刑民案件并行审理原则时，应首先考虑这个前提。基于此，笔者认为：案件当事人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当难以明确排除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认定不影响经济纠纷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经济纠纷案件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部份处理后再作出相应处理；但是，案件当事人明显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刑民案件可以分别审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理由在于：首先，本案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犯罪主体不同。本案原告以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起诉的是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而非起诉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涉嫌犯罪，本案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同一主体。其次，犯罪嫌疑人王立田的行为明显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赔款，是其自认为有法律规定被告应先行代为赔偿。原告并不认为被告是和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共谋诈骗。如果本案原告是以被告和王立田合伙诈骗为由起诉，那么本案则是纯粹的合同诈骗，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范围。再次，本案刑事犯罪与本案民事部分，实质上分别涉及了货运合同与居间合同，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刑民可以分开审理。
二、本案是否是货运合同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是货运合同纠纷，主张被告依法应代承运车辆先行赔偿。其依据是1996年1月26日交通部以交公路发109号文件的《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管理办法》。该法第2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是指服务于道路货物运输的各项经营活动。”；第3条规定：“凡在我国境内从事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均适用本办法。”；第15条规定：“货运受理是指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等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各种受理货物托运、联托运、货物配载等均属货运受理。”；第19条第2款规定：“当发生货运质量责任事故，需承托人赔偿时，托运人可向货运受理业户提出，受理业户查清确属承运人责任后，先行赔偿，然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笔者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货运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被告以收取佣金为目的，接受了王立田委托，为其联系本案原告货源，通过说合使原告和王立田达成了运货协议。其次，由于承运车辆仅是过路外省空车，王立田只是在被告处登记，委托被告介绍给货主，承运车主王立田和被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再次，原告并没有将承运费用交给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车主王立田，王立田亦在承运部门栏上签名。因此，本案被告开出的派车单，仅是原告和承运车主达成货运合同的证明，并不是原、被告直接作为货运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的依据。根据合同法424条规定，被告是为原告和王立田订立货运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原、被告发生的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
本案原告以交通部规章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赔偿，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本案并非货运质量事故，规章亦未规定货物丢失责任的承担。其次，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本案涉及的居间合同和货运合同，均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而原告引用的规章对合同法规定的货运合同的义务主体范围作了不适当扩大，与合同法相抵触。根据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原告援引的交通部规章在本案并不适用。
三、本案居间人是否担责。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被告对委托人身份及车辆情况的审查存在严重疏漏，违反了居间人义务，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情况，为刑事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告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不然，本案被告不应担责。
一桩3年前的跨省“民告官”大案终于尘埃落地。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广东省顺德市公安局对王东华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其赔偿王东华因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财产损失共计86万余元。
1997年初至1998年5月间，由王东华任总经理的连云港市华东电器批发有限公司为享受万家乐公司的大户优惠政策，在万家乐公司安徽片经理刘某的安排下，与吴江工业品有限公司和龙图公司进行拼盘销售，华东公司以龙图公司名义提货销售由刘某安排发货、退货、付款。1999年7月，华东公司与万家乐公司就业务往来进行对账，并签订了对账协议。后因万家乐公司没有按协议约定开具发票给华东公司，致使协议没有履行。华东公司欠万家乐公司货款，双方存有经济纠纷。
此后，顺德市公安局以王东华涉嫌诈骗为由，以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立案并将王东华刑事拘留，限制人身自由39天。在王东华亲属被迫交出51万元后，对王东华刑事拘留变更为监视居住。王东华亲属再次交出33万元，顺德市公安局即解除了监视居住，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对王东华予以释放。
审理此案的连云港市中级法院认为，顺德市公安局以刑事侦查为名，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违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精神，是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刑事司法行为，实施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王东华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应承担对王东华造成的损失的行政赔偿责任。
被告：福建省福安市公安局。地址：福安市上杭路21号。
法定代表人：李信托，局长。
1992年12月中旬，福建省福安市天福电机厂业务人员缪润铃经新浦耐腐泵厂徐某介绍与刘传宝所在的振淮物资供销公司（以下简称振淮公司）签订了一份电机购销合同。合同明确规定电机厂提供六种型号的电机共460台，交货时间1994年1月上旬，总价款293950元，交货地点连云港市，运费自负，振淮公司在货到验收后五天内付50％货款，余款在收货后30天内付清，合同对其它事宜也作了约定。1994年1月上旬电机厂送给振淮公司四种型号的电机共355台，总价款192259元。至4月28日振淮公司仅付货款47132元，1994年9月20日，电机厂向所在地福安市公安局控告振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传宝和业务人员高祥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1995年1月10日福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1995年1月13日，振淮公司归还贷款16000元。下午，刘传宝被与电机厂缪润铃同来连的人带往福安市。1月23日，福安市公安局对刘传宝进行询问，了解了刘的姓名、年龄、住址、职务等自然情况。1月27日福安市公安局将刘传宝收容审查，并于同年4月21日给刘的家属发出《对被收容审查人家属通知书》。5月10日在福安市公安局的安排下，电机厂派员与刘传宝在被收容场所进行磋商，达成新的还款协议，并归还货款23000元。第二天福安市公安局对刘传宝解除收审。
此外天福电机厂于1995年7月初，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福安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已立（1995）安经初字第75号购销合同返还货款纠纷案，并通知振淮公司应诉。
刘传宝被解除收容后，于1995年6月8日向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刘传宝诉称，被告福安市公安局在执法中不顾上级机关的三令五申，插手经济纠纷，滥施行政强制措施，给我及公司在经济上、名誉上造成重大损失。请求人员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对我的收审决定，并责令被告赔偿损失。
被告福安市公安局辩称，原告所在公司以经济合同形式进行诈骗，嫌疑重大，于1月10日立案侦查。1月23日依法传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传宝，据刘交待，该公司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刑事诈骗事实。我局于27日对原告进行收审，是根据法律规定，正常行使行政权利，在程序和实体处理上都是合法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另外，对原告赔偿请求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审判
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安部（85）公发第50号《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用来对付流窜犯罪分子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的重要手段。收容审查的对象，应严格控制在有流窜作案嫌疑的，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这个范围之内。而被告在1995年1月23日与原告在1月15日与电机厂缪润铃等人的谈话中均得知原告的姓名、住址及其是振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于1月27日将原告收审，在收审对象上是不合法的。另外，公安部的通知中还规定，必须在收审后24小时内对被收容审查人员进行询问和通知被收审人的家属，延长收审期限，应报上级机关批准及收审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个月。而被告在1月27日对原告收审后至4月21日才向原告妻子曹桂春发出通知，被告至5月11日才对原告解除收审，历时104天，在程序上也是违法的。被告对原告附带提起的行政赔偿请求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第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参照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该院于1995年9月7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福安市公安局对原告刘传宝的收容审查决定。
二、被告赔偿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的误工费1800元，往返差旅费7402.20元，精神损害费500元，共计人民币9702，2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给原告。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
「评析
本案是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连云港市适用国家赔偿法判决的一起国家行政赔偿案件。本案在处理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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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作上述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与单位有关的经济犯罪都会牵涉到民商事纠纷，然而司法实践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八类具体的经济犯罪类型中，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才最有可能牵涉到民商事纠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犯罪具有不同的犯罪对象，由于犯罪对象的不同而决定了某类具体的经济犯罪是否会与民商事纠纷相联系。从犯罪客体来看，经济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经济管理的制度和活动，每一类具体的经济犯罪又都有其直接客体，直接客体的差异性只能反映不同的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不同，它本身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而从犯罪对象来看，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才指向特定单位的财物，特定单位的财物受到侵害后，才可能引起民商事纠纷，因此犯罪对象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
经济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还可以是个人和单位共同犯罪。不同犯罪主体构成的经济犯罪都有可能涉及到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但考虑到司法实践已经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限定为单位，因此在实践中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连接的类型主要有四种：1、单位直接进行经济犯罪，此时单位构成犯罪，同时该单位又是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2、个人以单位以名义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单位若承担民事责任，则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3、个人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个人所在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4、个人利用单位疏于管理的过失而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
从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形式来看，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在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既可能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违约的民事责任，但对同一个责任主体而言，一般不发生竞合的问题。从侵权责任的责任对象（债权人）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与因金融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权利主体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权利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而后者的权利主体既可能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从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构成犯罪的单位，因金融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有过错的金融机构，因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单位-或者该单位本身就构成犯罪，或者是个人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诈骗，虽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单位在诈骗行为中有过错，则单位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
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两者的法律后果也有根本的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只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民事行为只产生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但经济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会产生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两种法律后果都因犯罪行为而引起，其责任主体有时具有同一性，有时又会发生分离。当主体同一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将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当主体发生分离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违约的民事责任。
二、“先刑后民”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先刑后民”是一个简略语，全称为“先刑事诉讼程序而后民事诉讼程序”，具体含义是指当一个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牵连时，民商事纠纷案件应销案或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案件要等有关联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恢复审理。“先刑后民”已成为法院审理与经济犯罪有关联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由于构成要件的不同，侵权的民事责任与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责任的认定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般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虽然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并不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刑事责任的认定以犯罪行为的成立为基础，侵权责任的确认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基础，这两者的确定虽然从诉讼程序的性质来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但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行为属性的差别（侵权行为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就构成犯罪），因此刑事责任认定可以为侵权责任的确认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先刑后民”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采取“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而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时进行，则有可能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在证明原则上的差异性，导致一个行为在民事程序中可能确认为不构成侵权，但在刑事程序中可能被认定为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条件下的“先刑后民”的程序价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同时，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犯罪，可以做到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而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这是由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所决定的。通常认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债权人只需证明债务人存在不履行债务的事实就可以了，至于债务人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而这种证明责任对于债权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违约责任的确认并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先民后刑”或刑民诉讼程序同时进行并不会导致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的结果发生冲突，因为构成犯罪可能承担违约责任，不构成犯罪同样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反之亦然。所以，当民事责任的形式为违约的民事责任时，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并不存在紧张关系，并不需要对这两个诉讼程序预先确定一个先后顺序，否则既会影响诉讼效率，又会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先刑后民”会对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诉权产生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民商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民商事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驳回起诉的前提是原告不享有诉权，具体而言，这里的驳回起诉的根本原因及理由是法院认为原告不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程序上看，法院既然已经立案受理，就表明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是符合这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的。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随着庭审调查的深入，法院可能发现该民商事纠纷案件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的关系？《规定》所实行的是刑事阻却民事的原则，即驳回民商事案件原告的起诉，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一个符合法律要求的起诉就被强行终结了。而刑事案件侦查的结果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另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不够成经济犯罪。然而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在法院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在先的情况下，该行为人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原告都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若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若行为人不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但法院无条件地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民事权益的救济途径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按照“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如果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从理论上讲被驳回起诉的原告只能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也仍然受到了限制，即只有当刑事责任的主体与民事责任的主体同一时，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才会为法院所接受，因为“尽管司法解释明确肯定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对象可以是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但是审判实践中，涉及犯罪人以外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或共同侵害人的民事侵权事实，因为与刑事案件无关，刑事审判程序并不关注。即使受害人对其提出请求，法院也不接受。”既然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救济，那么原告只有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当原告再次起诉时，法院如果以“一事不再理”为理由拒绝受理，则原告的诉权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如果法院再次受理该案，则一方面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相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事实上的“讼累”，增加了诉讼成本，影响了诉讼效率。
2、“先刑后民”客观上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被告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创造了条件。由于司法体制及执法环境的原因，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不在执行程序之前就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法院的判决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落到实处。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起诉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同时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债务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悉数转移财产，最后原告即使胜诉，他所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3、会引发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冲突，为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民商事纠纷）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的，人民法院依法继续审理。这条规定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的权力，法院将以预先审查的结果决定案件的性质及归属。这条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划清经济犯罪案件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界限，防止两者发生错位而放纵犯罪或干扰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但这种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实际上是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活动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这个前置程序是违背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制原则的，因为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分工上，是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由法院行使审判权，这三种职权是相互独立的。而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则打破了这种相对平衡，使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法院经过预先审查以后，如果法院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则法院的意见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取得了一致，一般不会引发冲突，但当法院审查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时，法院的意见就有可能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协调起来将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这种权力分工上的冲突不是权力配置本身产生的问题，协调起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使进行协调也可能会无果而终；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特别是在跨区域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缺位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在坚持严肃执法这个共同的前提下，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各持己见，法院对已经立案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则将其作为经济犯罪案件继续立案侦查。从事实的角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在定性上要么构成经济犯罪，要么属于经济交往过程中正常的民事交易行为，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但由于预先审查权的存在，使我们对这一行为的性质无法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相应的预先审查权也由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来行使，然而民事审判法官很可能是民事审判方面的专家，但同时要他成为刑事方面的专家而行使预先审查权则可能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方面的所有法律规定，他在审查时肯定会遇到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困难；而从审查技术的角度看，刑事审查与民事审判具有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证据的认定与事实的查明这两个方面，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审查在这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随函移送的有关材料往往是一些初步的、并不很全面的侦查资料，这样一来民事审判法官在预先审查时就会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其结果是预先审查的准确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虽然这种结果是相对的，尚需由最终的侦查结果来决定）。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已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则会放纵犯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构成犯罪，则会扩大打击面，与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背离。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则法院的预先审查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反而会加剧法院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权力行使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个结果是与这一原则倡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原因，在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借口而插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事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先刑后民”原则在客观上对这一不正常现象的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单位之间发生正常的民商事纠纷时，若债务人被起诉至外地法院，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往往会以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该经济往来中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对该工作人员予以立案侦查，而其目的本身并不在于追究个人的经济犯罪（不论该个人是否真正构成犯罪），而在于立案后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函告已立案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院，要求该法院撤销已经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而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多数情况下，受案法院出于外部社会评价及内部工作效率两方面的考虑，往往会顺水推舟，应债务人当地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要求全案移送，而将民事案件予以撤销。即使法院审查后认为不属经济犯罪案件而对该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进行审理，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案件，他们会以法院审查结论错误为借口继续立案侦查，这在客观上会给法院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带来重重障碍与困难，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动而无可奈何的境地，最后只能勉强依据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实体判决，这种实体判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委曲求全的结果。而公安机关由于有“先刑后民”的原则做保护，其插手民商事纠纷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有恃无恐。
三、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的复归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合同管理已经贯穿了任何一个企业管理的始终，并且俨然成为《合同法》的重要一部分，加强合同的管理才能更好的稳定社会秩序，更好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合同管理在石油企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石油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1.由于实行专业化管理反而使得当下我国很多石油企业在合同管理的程序层面上出现问题。比如合同管理没有遵照相应程序被执行的时候，会使得石油企业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中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推动石油企业发展，必须改善石油企业合同管理的秩序环境。2.因为很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一些团体或者机关人员私底下给别人去担保，这也造成了非常严峻的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制裁这种情况的发生，防止不具备法人资格的随便为别人去担保，尤其是贷款的担保，往往造成后期无法偿还贷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3.某些石油企业在实行专业化管理后，人员减少，任务繁重，导致了后期一些紧急项目实行先开工再立项，项目进行一半时才开始补签合同，这已经违背了合同管理的正确流程，直接影响了企业整体的成本控制和企业合同管理，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石油企业管理中合同管理的作用非常巨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合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济能够更好的管理起到了剂的作用。1.加强企业合同管理，提高合同的履行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信誉。任何一个企业签订合同都是合作的第一步，关键是后期如何履行合同内容，做到言行一致，不违背合同要求同时努力完成客户每一个要求，这是一个企业生存根基。2.加强企业合同管理，在某些层面上还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我国很多石油企业实行的是经济合同管理形式，使企业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3.加强企业合同管理，可以让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及时的解决合同中的一些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样也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4.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避免经济纠纷，我国经济合同纠纷比较多，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对企业合同进行有效合理管理，比如由于一些不完善的合同条款或者因为内容表达不清楚引起的纠纷，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必须更好的掌握一些合同管理的相关知识，提高法制观念，自觉地履行合同内容，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经济纠纷，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1]。
三、石油企业加强合同管理的措施与手段
为了充分发挥合同管理在石油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必须建立完善一套合理的、科学的、强有力的合同管理体系。1.领导起到带头作用，领导的重视程度是整个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努力学会依法管理企业，带头学法，守法，依法办事。对于合同的签订领导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一些特殊重要合同，必须要亲自参与审批才可签订。2.定期的组织人员培训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让其熟悉合同的法律法规，成立企业法律机构或者聘请外界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3.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体制，培养高素质的合同管理专业人员。石油企业都应该以总经济师为核心建立相应的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同时配备专业的合同管理人员。配备的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且经过考核过关持证上岗，依次来保障合同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4.推行完善合同规范模板，严格把控签约环节。石油企业在自觉履行合同的同时，应该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完善合同规范模板，加强自身合同管理，保障签约合同质量，保障签约合同条款内容合法。5.加强完善相关企业制度，石油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切合实际的合同管理制度，规范石油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对于合同的签订必须依据建立的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不能盲目无依据的随意签订合同，这样也促进了企业的相关程序顺利进行，间接的保障了石油企业的正常运行，为石油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6.为了防止一些企业利用合同漏洞进行诈骗，当今社会存在一企业或者团体专门利用签订合同的漏洞来诈骗，获得非法经济利益，所以石油企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首先石油企业必须认真审查对方的履约能力、主体资格、生产能力、业务范围、技术能力及资金财产状况，辨别对方提供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其次，对于特殊特别是金额较大的合同经济来往，如果没有充分的了解对方情况，不可以轻易进行交易，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对方，比如可以通过派人查询或者电函查询对方上级主管部门，确保充分了解对方的诚信及经营情况；最后，对于合同中的内容及条款必须表达清楚，不可以含糊其辞，避免后期造成不不用的麻烦，引起经济纠纷，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2]。结语综上所述，合同管理在石油企业管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针对当前石油企业合同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一定要充分认识并了解其重要性，意识到石油企业加强合同管理的重要作用。
委托人：徐海深，黄石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人：晏学文，黄石市公安局公安指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省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桂林枫，总经理。
上诉人黄石市公安局因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原审法院在审理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黄梅振华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违法扣押财产一案所作的行政判决中认定，被上诉人黄梅振华公司利用银行贷款所购钢材属该企业合法财产，上诉人黄石市公安局在所扣钢材所有权关系明确，有关证据足以证明与其所称犯罪嫌疑人无关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合法财产强制扣押的行为违法；上诉人在扣押钢材期间，向被上诉人施加压力，并在其办公地点主持被上诉人与无经济合同关系的浙江省瑞安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瑞安生资公司）签订违背被上诉人真实意愿的合同，强迫被上诉人用其合法财产偿还他人所欠债务，侵犯了被上诉人财产所有权，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撤销被告黄石市公安局1993年4月15日扣押原告黄梅振华公司133.38吨钢材的行为；（二）被告向原告赔偿被扣钢材损失357，371元，其他损失5100元；（三）被告向原告赔偿被扣钢材贷款利息。
黄石市公安局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扣押钢材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办理诈骗犯罪案件采取的刑事侦查措施，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答辩称：黄石市公安局扣押的钢材与其所谓犯罪嫌疑人无关，其目的不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而是为了“搞点钱作为办案经费”；一审判决公正，应予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黄梅振华公司于1993年4月初，与黄梅县工商联建安公司签订钢材订货合同，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于1993年4月24日前向黄梅工商联建安公司提供钢材200吨。同年4月5日，被上诉人从信用社贷款74万元，4月12日在鄂州市购买钢材193.27吨，分装两船停泊在鄂州市熊家沟码头待运。当日下午3时许，上诉人黄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工作人员，到码头将正在办理结算手续的被上诉人所聘副总经理张卖席带走，并口头通知码头管理部门两船钢材不得离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桂林枫闻讯后，即与监督该项贷款使用情况的信贷员赶到黄石市，并于4月13日从上诉人处得知：张卖席在原任黄梅县建材供销公司经理期间，在与瑞安生资公司等单位的经济活动中，拖欠货款，涉嫌诈骗被收容审查，其经办的上述钢材被扣押。桂林枫当即向上诉人表明：黄梅振华公司成立于1992年11月，张卖席1 993年2月才受聘于本公司，其与瑞安生资公司等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时，本公司尚未成立；被扣钢材是本公司贷款所购，与张卖席被控行为无关。随后，又向上诉人出示了银行贷款凭证及购买钢材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请求放行被扣钢材。上诉人未予理睬，并于1993年4月15日出具“扣押物品清单”，将两船中大船的全部钢材133.38吨运至黄石市继续扣押。被上诉人多次请求解除扣押，上诉人未予解除。此间，张卖席之妻为了使丈夫能够被解除收容审查，筹款10万元送交上诉人，上诉人提出要交40万元。上诉人拟就地处理钢材未成，又多次动员瑞安生资公司买下所扣钢材，以抵偿张卖席欠款，并迫使被上诉人将钢材卖给瑞安生资公司，为张卖席还债。
1993年4月29日，上诉人通知瑞安生资公司到其办公室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在瑞安生资公司与张卖席之间欠款帐目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主持并参与双方“订货合同”的签订，并在合同鉴证单位处盖章。钢材价格、运费承担及汇款数额等亦由上诉人确定。同年5月12日，瑞安生资公司将24万元汇到上诉人帐户，当日上诉人将张卖席解除收容审查。5月20日，上诉人未通知被上诉人到场过磅，即将所扣钢材交付瑞安生资公司。此后，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索要货款，上诉人先后三次退给被上诉人13.3万元。其余款项仍留在上诉人处，其中部分款项已被其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黄石市公安局以张卖席涉嫌诈骗被收容审查，需进行刑事侦查为名，扣押了被上诉人黄梅振华公司所购钢材，其行为无论从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均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上诉人在对张卖席收容审查的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扣押被上诉人财产，被上诉人对扣押财产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受案范围。上诉人明知所扣钢材既非赃物，亦非可用以证明所称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证据，而是被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与其所办案件无关，却继续扣押，拒不返还，并一手操纵被上诉人与无任何经济关系的瑞安生资公司签订经济合同，用被上诉人合法财产为他人还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关于“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邮件、电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迅速退还原主或者原邮电机关”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第二条“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有关企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更不允许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的规定；由此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上诉人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几条微博引发波澜
陈女士与胡某均为温州本地人，两人曾是朋友。陈女士是私营网店店主，主要通过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从事海外代购。
今年2月23日，一个ID为“给力的Andy”的新浪微博用户，在陈女士用于经营海外代购的微博上发表言论，留言评论“全诈骗的”、“到处借钱赖账”。之后，“给力的Andy”又在陈女士个人微博留言说她诈骗。
陈女士发现，“给力的Andy”就是她曾经的朋友胡某，两人因经济纠纷闹不和。陈女士无法忍受胡某在网络上摇唇鼓舌的行为，便找到对方家中，想说理解决。
不料，胡某却避而不见。陈女士一气之下，将胡某放在门口的两双鞋拿走，并称等胡某肯面谈再把鞋还他。之后，新浪微博上，一个ID为“NO2Andy”的用户发表言论，称“房地产女老板偷鞋”，附有未经过马赛克处理的陈小姐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了温州知名微博“温州草根新闻”。
3月11日，这条内容为“房地产女老板住32平方房子，欠账不还被告到法院，还来我家偷鞋”的微博被转发21次，评论65条；这条微博又被温州某网站转发，一度置于首页，浏览次数达2万多。
4月7日，陈女士状告胡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停止一切侵害其名誉权的行为，删除其在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的侵权文字，并在网络和温州本地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索赔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公证费、律师费合计35400元。
【庭审现场】
是否侵权各有说法
5月7日，该案一审在温州鹿城区法院第四法庭开庭。陈女士委托律师出庭，本人没有露面。开庭后，现场火药味十足。
“在微博这个公开的平台，使用‘诈骗’、‘赖账’、‘偷鞋’这些词语明显带有侮辱、贬低性。”陈女士的律师认为，胡某多次发表贬低性言论构成恶意中伤。该律师还表示，胡某没有经过陈女士的同意，就将陈的身份证复印件晒到网上，严重侵害名誉权、隐私权，造成精神损害，并且影响了她网店的生意，造成经济损失。
“我没有过错，在微博上说的都是事实，且网络上很多网友都认为，陈女士网店出售的是假货。”胡某说，新浪微博上“NO2Andy”是他注册，但之后已经注销，至于后来为何又有人通过“NO2Andy”发表与陈女士有关的微博，这与他本人毫无关联，是别人冒用他的名义发表。
胡某还表示，他确实通过“给力的ANDY”这个ID发表过与陈女士有关的微博，但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他和陈女士之前是朋友，双方因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已经判决，要陈女士归还其欠款50万元及利息。陈女士在电话中表示愿意还款，但之后一直未还，称其“诈骗”并不为过。胡某在微博发表的言论，均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且后来及时删除，有效制止了事态的扩张；之前他发上网络的身份证照片也经过马赛克处理。
双方经过两轮辩论，均不能达成调解。法院将择日宣判。
【以往案例】
微博纠纷并不少见
2012年9月，杭州一位小伙子王某在新浪微博上，以“柚总”的用户身份，了多条微博，称浙江盘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非法裁员”。
不想，这些微博被盘石公司知晓后，认为王某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把这名网友告上了拱墅区法院。这也是我省第一起微博侵权案。
这起案件开庭时，王某坚持说“盘石裁员”是事实，他发微博的目的，是督促这家公司妥善解决跟离职员工的劳资纠纷；盘石公司方面却说，王某所有的微博指控都是无中生有，公司因此蒙受声誉损失，王某不仅要登报向公司道歉，还得赔偿各种经济损失。
几经争辩后，去年12月，双方在法院的组织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王某要写致歉声明，在涉案的“柚总”微博上至少一个月。王某还要支付盘石公司1元钱象征性的经济损失赔偿，双方各自承担200元的诉讼费。
【专家点评】
乱发微博易构侵权
一、 由于政治原因使原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正常进行产生的风险和由于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的处理
国际间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往往引起在经济上采取一些敌对措施，如制裁、封锁等，使原来两国企业间订立的进出口合同以及与这些进出口有关的采购出口产品与销售进口产品的合同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对当事人来说无法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变化，原合同可根据具体情况作不可抗力提出解释或变更合同，可以不再继续履行，不追究原合同的违约责任，但要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向别的国家推销已经采购的商品或转内销等。在采取积极措施后仍然产生的经济损失，应该由合同双方共同分担。
由于政策变动引起交易关系发生较大变化时，也可按不可抗力对原合同进行修订。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改为市场调节，就属于政策变动，原来按国家控制价订立的合同，应按新价进行修订而不再按合同履行。
二、 由于市场急剧变化给合同履行带来较大风险损失的处理与损失责任的承担
经济合同的履行，是指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规定，完成自己所承担义务的行为。其中实际履行是一种重要履行方式，在实际履行中当事人必须按照经济合同所规定的标的履行，不能用支付违约金来取代履行合同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如果损失超过违约金，还应当进行赔偿，以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如果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还应继续履行。只要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不实际履行。但违约方应当赔偿经济损失。可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供需情况变动往往会引发商品价格的急剧变动，给已订立合同的履行带来较大的风险损失，履行期长的合同更容易遇到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发生风险损失后，有的当事人往往因对方当事人履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对方违约，要对方承担风险。
一般的价格波动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应该预见到的，一般的风险应由当事人按合同履行按合同约定承担责任。但一些大的波动往往又是当事人难以预见、避免，无力克服的，有时又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应该允许采取一些补救办法。特别像某些产品，原来供不应求，预计需求量很大，价高利大，引起不少单位投资建厂、订购原料、扩大生产，不少商贸企业大量订货。但由于对需求预计过高，或出现了特殊情况，就可能出现供过于求，价格猛跌，使不少合同履行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对这种纯属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是否可规定一个界限，当价格变动超过一定范围，或交易额亏损超过一定数额，允许对原合同进行修订。允许一方要求对方对尚未采购的商品不再采购和不再供货。长期合同更应允许对后期的合约条款修订或撤销尽量减少风险损失。如果价格的波动确实给一方在经营中带来巨大的风险损失，是否还可允许对原合同价格作适当调整，由供方让点利。如果一方因陷入困境，但还有复苏的可能，则在还债期限上给以宽限，使其不致因偿还到期债务陷入。一些履行期较长的建筑承包工程，如果建筑材料价格上涨超过一定程度，也应允许对承包价格作适当调整。
对一方在履行中有违约和瑕疵的情况，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方严重违约，另一方当然有格撤销合同，由违约方承担风险损失。但如果一方正在履约，只是交货晚了几天，或质量基本合格，只是有些小毛病，仍可正常销售，就不宜撤销合同，而应在履行合同的基础上合理承担风险损失，要求在履约中有过错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
在已经发生风险后，双方都应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标的物，尽快减少损失。不要因不履行合同而扩大损失，如果因为不履约不能及时处理标的物而扩大的损失，而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损失扩大的责任。
三、 几个有关联的合同发生风险损失时的综合处理
所谓有关的合同，是指与一项交易有关的几个联系合同，或为完
成某项交易而订立的几个不同要素的合同。也指有关当事人之间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几个合同。发生风险以后，这几个关联合同的债务人没有能力全部偿付各个有关联合同各债权人的债务，但还控制着这些关联合同履行中的部分财产，在这类情况下，综合处理几个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比单个处理各个合同关系，可以更公平合理地调整几个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一种情况是某一宗交易中的一个当事人经营失误，无力全部偿还，欠下几个有关联合同当事人中的几个债权人的债务。
还有一种是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一般情况风险应由某一方承担，但因有关联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殊约定，其他当事人对承担风险也有一定的责任，则风险损失也可特殊处理，由有关当事人共同承担。譬如银行之间的拆借合同，拆出行一般是不承担拆借资金贷出后的风险的。只要拆入银行继续经营，没有倒闭，就必须按拆借条件按期向拆出行归还资金。拆入行将拆入资金用于何处，则完全是拆入行自己的责任，拆出行不得干预，也不能在拆借利息之处谋取额外的利益。如果拆出行通过某种关系取得某种特殊的额外利益，那就把原来单纯的拆借关系为一种新的关系，则风险损失的承担可能又需要重新研究。
四、 经济活动中有欺诈或一方当事人被诈骗时风险损失的承担
经济活动中有欺诈或欺骗行为，往往给对方造成损失。参与经济
活动的当事人，都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被对方欺诈或诈骗，减少因此带来的损失。但一旦遇上，一般说被骗的就只能承担损失风险，不能无根据的设法把风险转嫁给其他人，更不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正当权益。欺诈一方自己遭遇到风险损失，更应由自己承担。
1． 债权人自己进行欺诈活动的，无权向受骗的另一方要求赔偿风险损失。
2． 债务人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某些人的资产用于归还所欠债务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注意保护新老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并尽量减少总的风险损失。
正常经营的当事人，有时也会因资金周转的关系将某一笔收入用
于履行新的合同的资金去归还到期欠款的，只要用于履行新合同的资金确能如期支付，就能维持继续经营。但有的已经经营亏空的当事人，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在债权人索债时，往往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新的客户的资金向老债权人偿债，新的债权人在协议无法履行时也提出索债，造成复杂的债务纠纷。这些问题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处理。
如果一个债务人还在正当经营，经营的基础上还能维持一定的盈利，过去是由于某些具体原因遭到意外风险有一定亏损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现在要立即偿还已到期债务也将速使业务无法维持下去，但如果适当延长还款期限，允许债务人继续经营，有计划的逐步用收益偿还各个债权人的债务。如果欠下的债务是短期间无法弥补的，当事人采取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由应及早申请债务人破产将其全部财产公平偿付给有关的债权人。而不要让债务人继续向新的债权人借贷，继续扩大债务损失。
3． 因被欺诈和被诈骗产生的风险损失，不应转嫁给没有过错的第三人。
己于人因被对方当事人欺诈或诈骗，债权不能回收，债权人追究对方尽量多收回债权，减少损失。可以积极向债务人追索，在了解到债务人某些资金与财产的去向时也可向从债务人处拿到过资金与财产的当事人追索。这要严格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有的拿到资金的单位并不了解欺骗情况，拿到的资金是通过财产正常交换取得，是付出了正当对价的，是善意的第三人，就不能用损害他们利益的办法来保护被欺诈遭受损害的一方。被骗人应自己承担被骗的损失。如果从债务人处取得资金与财产的知情人，是参与欺诈或代诈骗方保管财产没有付出过价的，可以用他们从债务人处得到的资金偿还债权人，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
五、 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风险损失承担约定的合理性有效性
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关于风险损失承担的约定，只要确是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认识，一般应承认有效。可以以此来确定风险责任的承担。但要严格约束其适用范围。
有的当事人在交易伙伴要其帮助推销产品时，同意帮其物色介绍购货人，但要求销售方在销售时自己注意货款回收，力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般说销售中的风险，介绍方不承担。
的有购销合同的购货人，对售货人资信不够信任，要求售货人的开户银行，对购货人预付的货款，监督其专款专用，这家银行同意监督专款和，并盖了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售货方动用这笔款项不属专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属于专款专用，付款后即使发生风险，银行也没有责任。
又如有的三角合同，甲向乙购货并已付款，乙向丙购货但未付款，乙通知甲去丙处提货，提货时丙告甲：乙尚未付款，并要甲在承诺“如乙不付款由甲向丙付款”后才允许甲提货。甲作了上述承诺才提了货。在这交易过程中，毫无疑问，款是该乙支付的，但乙没有资金付款风险却由该丙承担而转由甲承担，如乙不能及时向丙付款，就得由甲向乙付款，再由甲向乙追索。
有的当事人知道洽谈对方有到期贷款还未归还银行，但还有能力履行拟议中的合同，即向该开户银行提出，如果与该贷款单位订立合同并支付购货款，银行将支持该贷款人履约而不扣该笔款用于还贷，如果银行作出承诺，就不应扣这笔货款，不应将贷款人不能还贷的风险转嫁给购货人。
有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对风险责任承担的约定有过变更，并于风险承担就要全面综合分析。
有的合同关于风险责任承担的约定显失公平的，应确认其无效。联营的风险一般是应共同承担的，出现一方固定得益，不承担风险的约定，一般应确认其无效。但也有时一方为支持另一方，原意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参与共同经营，要求的收益又大大低于这类企业一般的收益水平，这约定又可承认其有效。如联营约定中一方的固定收益不低，又不承担风险，则这种约定应为无效。
市场经济中繁杂众多的经济活动，要有秩序地进行。这秩序是靠经济合同维持的，按合同约定该谁承担风险就由谁承担风险，要维护经济合同的严肃性，这是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常有超出一般预见的剧变或特殊情况，还有时会遇到一些有特殊纠缠难以单个处理的复杂经济关系，对这些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风险要探索特殊的风险承担办法。再者，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为了维护与支持经济的发展，减少盲目性带来的损失，也要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性的政策措施，这对总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却可能给此前订立的某些经济合同的履行带来风险。因此，除了按经济合同的约定来确定风险损失的承担外，还应对一些特殊情况下风险损失的承担有更合理的处理办法，更公正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并促使经济活动更健康的发展。
1．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对可能发生或可预料
某种风险损失由谁承担作出约定，约定必须是双方自愿的，公平命题的。如果约定显失公平，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宣布其无效。
2． 一般的风险损失，应在合同按约定履行后，由责任方承担。
一方严重违约，另一方可撤销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风险损失。双方都在履约而一方有轻微违约时，合同仍应履行，违约方应对由于违约而引起的或扩大的风险损失，向另一方负赔偿的责任。
3． 由于国家间政治恶化而采取某些经济措施影响原先企业间
订立的经济合同的正常履行、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引起的市场变化，可以作为不可抗力，可以据此对原订合同撤消或修订。因履行原订合同已经造成的损失，可按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共同承担。
4．市场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重大变化，应允许当事
人对原订的合同进行修订，部分不履行或不再履行。由于市场变化引起的合同履行中发生的经济损失，除按合同约定由履约方承担外 ，呆根据市场变化能否预计和避免，履约中有无过错等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履约方的责任或由双方共同承担。对市场重大变化的界定，可以有一定的数量界限。
5．由于一当事人的过错使一项经济交易有关的几个有关联合同不能履行，不过错的当事人欠下几个债权人的债务已无力全额偿还。如果这几个债权人都没有过错，或都有同样的过错，可以将债务人在整个履约过程中尚留下的财产，比例偿付各有关债权人，并要求其在今后经营盈利中继续偿还债权人，使各个债权人公正承担风险损失。
6．该由某一方承担的风险损失，不能无根据转嫁给其他当事人，更不能转嫁给付出过代价的善意第三人。
参考文献
1、 漆浩等 《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 蓝天出版社
2、 毛端稚等 《新类型经济纠纷案件审理》 人民法院出版社
3、 蒋金华 《经济法学》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4、 陈年冰等 《合同法与合同争议的解决》 中国法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