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2 15: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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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资源利用是指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建设和完善滞、蓄、调、引、灌等工程设施，综合采用规划、预报、调度、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实施洪水风险管理，对特定规模洪水的公益性增值利用，具有综合、风险、公益、增值等特征。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洪水风险管理、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河湖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地下水回灌等多种行为．需要调整多重利益关系，亟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一、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适应洪水资源利用趋势的内在需要
我阚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日益增加，缺水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适度利用洪水资源将成为解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洪水资源利用在规模和总量上都将呈现日益增长趋势存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包括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洪水风险管理、江河湖泊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及其补偿、回灌地下水等，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完全奏效，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予以规范化、法制化。
2．协调洪水资源利用复杂利益关系的迫切要求
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各级防总、各级政府部门、水工程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多元。在我国．虽然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个别时候针对具体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协调各方的利益．发挥法律制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有效地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活动。
3．解决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的关键举措
尽管目前我同已确立了“保障安全、充分利用”的洪水资源利用基本政策，要求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然而前我同存洪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明确提出“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外．水法、防洪法、防汛条例以及各种涉水部门规章均未规定洪水资源利用问题。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导致洪水资源利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瓶颈，严重制约着洪水资源利用的有效开展。为此，在推进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有必要加强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二、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1．确立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洪水资源利用具有利害两重性．其“利”体现在洪水一旦资源化，就可以像其他水资源一样进行兴利：其“害”体现在，除了洪水本身可能存在的危害性之外，还可能因为洪水资源化措施的实施带来各种附加风险．如洪水预报误差风险、调度操作误差风险等。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需要适度承受洪水风险，并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而这首先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安全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必须结合实时的工情、雨情、汛情，科学决策、审慎操作．保证度汛安全。
二是统一规划原则，即通过合理的规划，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乡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
三是因地制宜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时需要注意结合各个流域的工情、雨情、水情，综合考虑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适宜的利用措施，实现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综合利用原则．即从全流域通盘考虑，既要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河库洪水错峰调度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还要考虑如何通过科学调度增加水库容纳水量及调蓄滞洪水量来提高水能水量利用率，综合增加发电、灌溉和防洪效益。
2．确立政府主导的洪水资源利用管理体制
洪水资源利用作为一项有风险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赋予洪水资源利用主管部门较强的行政权力，以满足应急管理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主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无序利用、不合理利用引发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3．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同，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驱动机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编制专业规划，结合具体的雨情、汛情、工情．科学决策，相机实施。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编制的组织形式、编制主体、决策程序、法律地位和有关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规定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执行与监督等。
4．结合洪水资源利用方式设计不同的法律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水库调度．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以及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通过工程措施主动回灌地下水。不同的洪水资源利用方式，其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存在很大区别：
①对于水库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调度及风险责任承担。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等工程的调蓄水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资源，需要改变传统的水库调度模式。建立动态的汛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动态的汛限水位、调整具体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洪水风险的增加，需要确立相应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②对于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在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配置、调度以及不同区域、流域之间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益平衡。为了尽可能滞留洪水，可以利用联网的河系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将本流域、本区域的汛期“弃水”调度到其他流域或区域加以储存或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规划．并进行相关的水量调度制度建设。由于洪水往往夹杂着各种污染物．因此，在洪水资源调度过程中，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污染物。限制污染灾害在地区间转移，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3）对于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蓄滞洪区的功能调整和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为了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有必要将蓄滞洪区的运用从单一的被动防洪调度转变为主动的蓄洪兴利和错峰防洪等多种形式．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调节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蓄滞洪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当根据各流域防洪规划、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要求．结合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淹没水深及淹没时间为参数．划分蓄滞洪区的启用级别．确定相应级别的启用决策机构。实现蓄滞洪区分级运用管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立法．依法界定有关区域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规定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用途。健全补偿基金的征收、分配和管理运作、资金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规范补偿金的发放、使用和监督等。
(4)对于主动回灌地下水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以及洪水水质的管理问题。有效回灌地下水往往需要修建地下截坝、拦水闸，开挖深井、渗沟等工程．为此需要对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标准。此外，洪水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水质难以控制，因此在回灌地下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措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以免污染了地下水源，造成新的自然灾害。需要明确可回灌地下的洪水水体质量标准体系，建立洪水水质检测、报告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大利用决策的信息支持力度，完善利用洪水资源回灌地下的决策机制。对无视洪水水质，强行决策致使地下水体污染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5．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为控制或减轻洪水资源利用过程巾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水灾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应急预案的演练、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各级应急响应中的责任义务与协同机制、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的措施、应急决策后的评估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等。
6．其他制度
除了建立、完善或落实上述法律制度外，还需要建立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跨区纠纷解决机制、水质监测与控制制度等各种制度措施。
三、政策建议
1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在今后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可通过修订防洪法，增加有关洪水资源利用的条款。如将防洪规划扩展为洪水管理规划，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地位；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地方和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洪水资源利用行动中的沟通与协调，扩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职能；将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由洪泛区、蓄滞洪区向整个防洪区推广．由建设项目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推广；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资金的来源，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洪水资源利用投人原则，明确洪水资源利用基金在洪水管理基金中的比例等。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及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制度、科学利用制度和损害补偿制度，以促进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需要在将来出台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中建立地下水回灌制度，保障地下水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地下水环境恶化趋势。在部门规章层面，为了具体指导我国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可以在有关水部门规章的制定、修改时加入洪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制度。比如，在已纳入水利部立法工作安排的“雨洪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雨洪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丹江口水库管理办法”“尼尔基水利枢纽库区管理办法”“东平湖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规定与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及相关地方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本地区洪水资源利用的实际需要，将国家确定的洪水资源利用制度予以具体化。
2．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一方面，洪水资源利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汀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通过地方性立法先行．不仅可以满足缺水地区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的立法需求，而且可以因地制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从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也只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引进洪水管理理念并对防洪法进行修改，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才能表明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
3．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洪水资源利用是指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建设和完善滞、蓄、调、引、灌等工程设施，综合采用规划、预报、调度、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实施洪水风险管理，对特定规模洪水的公益性增值利用，具有综合、风险、公益、增值等特征。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洪水风险管理、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河湖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地下水回灌等多种行为．需要调整多重利益关系，亟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一、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适应洪水资源利用趋势的内在需要
我阚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日益增加，缺水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适度利用洪水资源将成为解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洪水资源利用在规模和总量上都将呈现日益增长趋势存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包括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洪水风险管理、江河湖泊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及其补偿、回灌地下水等，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完全奏效，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予以规范化、法制化．
2．协调洪水资源利用复杂利益关系的迫切要求
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各级防总、各级政府部门、水工程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多元。在我国．虽然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个别时候针对具体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协调各方的利益．发挥法律制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有效地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活动
3．解决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的关键举措
尽管目前我同已确立了“保障安全、充分利用”的洪水资源利用基本政策，要求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然而前我同存洪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明确提出“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外．水法、防洪法、防汛条例以及各种涉水部门规章均未规定洪水资源利用问题。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导致洪水资源利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瓶颈，严重制约着洪水资源利用的有效开展。为此．在推进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有必要加强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二、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1．确立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洪水资源利用具有利害两重性．其“利”体现在洪水一旦资源化，就可以像其他水资源一样进行兴利：其“害”体现在，除了洪水本身可能存在的危害性之外，还可能因为洪水资源化措施的实施带来各种附加风险．如洪水预报误差风险、调度操作误差风险等。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需要适度承受洪水风险，并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而这首先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安全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必须结合实时的工情、雨情、汛情，科学决策、审慎操作．保证度汛安全。
二是统一规划原则，即通过合理的规划，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乡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
三是因地制宜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时需要注意结合各个流域的工情、雨情、水情，综合考虑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适宜的利用措施，实现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综合利用原则．即从全流域通盘考虑，既要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河库洪水错峰调度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还要考虑如何通过科学调度增加水库容纳水量及调蓄滞洪水量来提高水能水量利用率，综合增加发电、灌溉和防洪效益。
2．确立政府主导的洪水资源利用管理体制
洪水资源利用作为一项有风险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赋予洪水资源利用主管部门较强的行政权力，以满足应急管理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主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无序利用、不合理利用引发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3．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同，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驱动机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编制专业规划，结合具体的雨情、汛情、工情．科学决策，相机实施。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编制的组织形式、编制主体、决策程序、法律地位和有关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规定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执行与监督等。
4．结合洪水资源利用方式设计不同的法律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水库调度．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以及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通过工程措施主动回灌地下水。不同的洪水资源利用方式，其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存在很大区别：
①对于水库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调度及风险责任承担。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等工程的调蓄水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资源，需要改变传统的水库调度模式。建立动态的汛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动态的汛限水位、调整具体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洪水风险的增加，需要确立相应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②对于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在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配置、调度以及不同区域、流域之间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益平衡。为了尽可能滞留洪水，可以利用联网的河系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将本流域、本区域的汛期“弃水”调度到其他流域或区域加以储存或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规划．并进行相关的水量调度制度建设。由于洪水往往夹杂着各种污染物．因此，在洪水资源调度过程中，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污染物。限制污染灾害在地区间转移，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3）对于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蓄滞洪区的功能调整和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为了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有必要将蓄滞洪区的运用从单一的被动防洪调度转变为主动的蓄洪兴利和错峰防洪等多种形式．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调节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蓄滞洪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当根据各流域防洪规划、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要求．结合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淹没水深及淹没时间为参数．划分蓄滞洪区的启用级别．确定相应级别的启用决策机构。实现蓄滞洪区分级运用管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立法．依法界定有关区域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规定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用途。健全补偿基金的征收、分配和管理运作、资金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规范补偿金的发放、使用和监督等。
(4)对于主动回灌地下水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以及洪水水质的管理问题。有效回灌地下水往往需要修建地下截坝、拦水闸，开挖深井、渗沟等工程．为此需要对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标准。此外，洪水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水质难以控制，因此在回灌地下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措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以免污染了地下水源，造成新的自然灾害。需要明确可回灌地下的洪水水体质量标准体系，建立洪水水质检测、报告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大利用决策的信息支持力度，完善利用洪水资源回灌地下的决策机制。对无视洪水水质，强行决策致使地下水体污染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5．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为控制或减轻洪水资源利用过程巾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水灾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应急预案的演练、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各级应急响应中的责任义务与协同机制、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的措施、应急决策后的评估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等。
6．其他制度
除了建立、完善或落实上述法律制度外，还需要建立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跨区纠纷解决机制、水质监测与控制制度等各种制度措施。
三、政策建议
1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在今后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可通过修订防洪法，增加有关洪水资源利用的条款。如将防洪规划扩展为洪水管理规划，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地位；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地方和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洪水资源利用行动中的沟通与协调，扩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职能；将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由洪泛区、蓄滞洪区向整个防洪区推广．由建设项目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推广；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资金的来源，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洪水资源利用投人原则，明确洪水资源利用基金在洪水管理基金中的比例等。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及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制度、科学利用制度和损害补偿制度，以促进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需要在将来出台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中建立地下水回灌制度，保障地下水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地下水环境恶化趋势。在部门规章层面，为了具体指导我国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可以在有关水部门规章的制定、修改时加入洪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制度。比如，在已纳入水利部立法工作安排的“雨洪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雨洪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丹江口水库管理办法”“尼尔基水利枢纽库区管理办法”“东平湖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规定与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及相关地方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本地区洪水资源利用的实际需要，将国家确定的洪水资源利用制度予以具体化。
2．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一方面，洪水资源利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汀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通过地方性立法先行．不仅可以满足缺水地区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的立法需求，而且可以因地制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从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也只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引进洪水管理理念并对防洪法进行修改，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才能表明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
3．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77-02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它是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一种闭环经济形式。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使资源、能源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使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共赢”发展。循环经济能在不同层面上把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循环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正常进行的最佳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手段。它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进行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性保障。因此,对此问题必须进行研究,分析法制建设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措施。
1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近些年来取得许多成就,保障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和指标,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制定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名录,建立再生产品标识制度,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
(1)发展规划制度与总量调控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功能区划、资源赋存条件和环境状况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和综合利用活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遏制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
(2)评价指标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我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反映我国基本国情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资源产出、消耗、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规定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对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总体定量判断提供了依据,这些法律制度建设为各地、各行业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法律依据。
(3)责任延伸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建设。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界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回收、利用责任。《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了对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企业监管制度。我国推进了重点行业、企业、工程的节能降耗。严格限制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及工业园区的盲目发展。
《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产业市场准入制定了规范性的规定。如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并通过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引导了产业投资和发展方向,发挥了国家调控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护了产业发展环境。
2 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与循环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由各地的行政手段来规范循环经济建设,辐射范围小,持续效果不稳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不健全,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
(2)一些企业规模较小,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比较困难。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发展循环经济经验较少。企业参与意识不强。部分企业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部分企业在生产中片面追求局部和近期经济利益,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能动性。
(3)发展循环经济的公众的参与程度不够。已出台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未对环境保护或循环经济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明确化、制度化,造成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行为不确定,参与程度较低。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立法不够完善,配套法规建设滞后；执法存在障碍,部门责任缺失；司法不到位,亟待公益诉讼；一些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不健全,一些领域存在空白；循环经济体系不尽完善。
3 我国健全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对策措施
(1)国家要在《宪法》上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容,保证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作为依据。宪法要规定循环经济的法律目的、原则和调整对象等内容；同时,要加强循环经济专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2)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生产、流通、消费和处置等重要内容。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各种专项法律,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的专项法律法规保证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循环经济的立法的主要目的,指导整个循环经济发展。
(3)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加强环境监管行政执法。同时,要在制度上加强规范：统一管理、调配和考核,要求监管队伍要走向按规范执法、按程序执法,严格执法的轨道。
(4)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要明确环境主体的范围,完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加大处罚的方式和力度,改变过去重批评、不严惩的做法。在环境损害中要缩小免责事由的范围,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律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5)循环经济立法内容要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如：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资源产出率、利用率、再生资源回收率都比较低,而污染程度却不低,循环经济立法应从解决资源环境的实际问题出发。加强地方立法,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黑龙江省近年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都要分别立法或做出规定等,规范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污染,要结合黑龙江省的特点,要突出重点,在治理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等矿业城市的矿山污染、煤化工产业污染方面进行立法,还要从全省各大中城市废弃物的管理入手进行立法,同时要加强法律规范和执法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3．缺乏建立市场主体信用制度的相关资料。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基本内容主要由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市场主体社会档案、信用记录、帐户和市场主体收入基本状况及拥有资产状况的证明资料组成。但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透明。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所能够提供的信用资料：一是市场主体的身份证明；二是市场主体的人员结构；三是现金和实物资产的基本现状。前两项都不具备经济性质，只有第三项与经济有关，而它只能提供所拥有资产的价值金额。这些数字既不能证明市场主体收入的多少、来源及资产流转现状，更多的是以往的信用记录，不能反映现有财务状况的实际现状。可完备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相关资料却是建立信用制度的基础。
4．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估统一标准。在市场主体信用制度建设中，市场主体征信数据源的内容、信用报告的格式、资质认证、信用等级评估指标以及征信数据库建设、信用管理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涉及标准化问题。一方面，信机构对不同市场主体信用的评估没有统一标准体系，信息重复操作，相互之间难以衡量，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大相径庭，可比性不强，不利于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在全国范闱内推广，也不利于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重视企业和个人的，缺失政府、金融自身的，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缺少一整套科学的、可行的、高权威的、易推广的各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程序和相应的评分模型，以保证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5．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限制制度。信用限制是要由授信人通过自身选择来完成的由于成本过高与授信人本人扩张业务的内在动力，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信用限制制度，而这恰恰是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世界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扩张过度，而是信用扩张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加以限制。有些企业尽管存在不当经营，但可以借壳取得经营权，常以扩充业务为名，增资大量现金，设立投资公司等子公司后，向证券市场买进母公司股票，然后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股市下跌时，继续质借或开始掏空资产以填补此资金之需求，股价继续下跌即出现财务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在忽视征信系统、监督系统、防治系统的情况下，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之间对同一资产进行反复质押、担保，不当使用信用扩张方法，使资金借贷信用危机不断上升。
三、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以法律为保障，以道德为准绳，社会成员诚信自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应该作好以下工作：
1．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征信评信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征信机构市场准人的条件，包括征信机构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数据系统的软硬件安全性稳定性；其次是征信机构征信权的规范。征信权包括征信权权限(权利范同)和征信权权能(信用信息的采集权、整理制作权、信用信息的使用权等)。征信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规范，以保证征信机构依法行使这一权利，从而为征信机构依法经营和征信管理机构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征信机关或相关机构(包括各金融机构、政府有关机关)在做出影响被征信人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决定时，必须给予利害关系当事人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征信机关做出任何一项关于被征信人(或牵涉到相关利益主体)的信用报告或决定时，尤其是不利于被征信人的决定或报告，必须阐明其事实、理由、依据和真实用意，便于被征信人监督，以防止征信机关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被征信人基于正当的请求，有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提出查找、咨询本人信用报告的权利。被征信人有权质疑其个人信用档案中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能寻求适当的救济途径来修正其信用档案中的这种错误。
制定统一的信用评级法，以此作为信用评级机构的基本法。规定信用评级中评级人和被评级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适用评级的交易范匍和债务人的嗣，通过对信用评级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评级的债务人及债务工具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使信用评级中的各项权利义务争议都有相应法律可以依据。信用评级的评价重点是被评者的履约能力，而不是它的价值或业绩，还应规定评级机构对评级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总言之，在我国由于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在场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对其强化和规范。
2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法律制度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经济主体信用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能将征集到的置于原目的项下个人信用信息挪作他种目的采集、使用或披露，除非经被征信人的同意或法律规定明确授权。征信机构对于经济主体的信用变化情况一般要按月更新，对于个人地址和工作单位的变迁等应按需更新，对于重要信息如不良信用信息应及时更新。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为征信机构提供除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外公开的信息外，真实的社会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资料，打破目前各自为阵、相互封锁信用信息资料的僵局，以利于对经济主体的信用等级作出客观公正、综合的评价，提高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权威性。
征信机关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客户的敏感信息(包括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征信机关将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于第三人或其他组织，也适用于征信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征集个人信用信息的任务安排予第二方。征信机构不得对个人的信用记录妄加判断，在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或披露时，必须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处于自己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个人信用数据(包括生成的信用报告)的使用必须遵守数据库的建库目的，必须符合法定目的的用途或信息接受者的合法利益。
3．完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尽快建立《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规范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将企业信用法律制度和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市场主体资源信息网，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主体的资信信息。用评级网络法律监控系统，整合全国各市场和各信用评级机构的资源，将信用评级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信用评级方法和程序、各个信用评级公告以及对信用评级不当的法律救济等事项挂在网上，供有关当事人查询。建立诚信系统，完成信用测度与信用资信利益的财产权设计，建立信用增减级制度，建立社会信用公示制度，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出现恶意逃废债务、失约失信，经公证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受损方均可通过媒体的进行公示，督促其自觉守信履约，形成社会信用监督。成立民间企业组成的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开展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或接受委托研究立法，提出有关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发展。使守信成为行为人的内部动力机制。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用的价值需要公共评价机制来完成。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信用的可评价性以及信用评价的可用性问题，从而使市场的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状况下进行也使买卖双方互利互惠。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3．缺乏建立市场主体信用制度的相关资料。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基本内容主要由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市场主体社会档案、信用记录、帐户和市场主体收入基本状况及拥有资产状况的证明资料组成。但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透明。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所能够提供的信用资料：一是市场主体的身份证明；二是市场主体的人员结构；三是现金和实物资产的基本现状。前两项都不具备经济性质，只有第三项与经济有关，而它只能提供所拥有资产的价值金额。这些数字既不能证明市场主体收入的多少、来源及资产流转现状，更多的是以往的信用记录，不能反映现有财务状况的实际现状。可完备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相关资料却是建立信用制度的基础。
4．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估统一标准。在市场主体信用制度建设中，市场主体征信数据源的内容、信用报告的格式、资质认证、信用等级评估指标以及征信数据库建设、信用管理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涉及标准化问题。一方面，信机构对不同市场主体信用的评估没有统一标准体系，信息重复操作，相互之间难以衡量，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大相径庭，可比性不强，不利于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在全国范闱内推广，也不利于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重视企业和个人的，缺失政府、金融自身的，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缺少一整套科学的、可行的、高权威的、易推广的各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程序和相应的评分模型，以保证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5．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限制制度。信用限制是要由授信人通过自身选择来完成的由于成本过高与授信人本人扩张业务的内在动力，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信用限制制度，而这恰恰是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世界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扩张过度，而是信用扩张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加以限制。有些企业尽管存在不当经营，但可以借壳取得经营权，常以扩充业务为名，增资大量现金，设立投资公司等子公司后，向证券市场买进母公司股票，然后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股市下跌时，继续质借或开始掏空资产以填补此资金之需求，股价继续下跌即出现财务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在忽视征信系统、监督系统、防治系统的情况下，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之间对同一资产进行反复质押、担保，不当使用信用扩张方法，使资金借贷信用危机不断上升。
三、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以法律为保障，以道德为准绳，社会成员诚信自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应该作好以下工作：
1．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征信评信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征信机构市场准人的条件，包括征信机构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数据系统的软硬件安全性稳定性；其次是征信机构征信权的规范。征信权包括征信权权限(权利范同)和征信权权能(信用信息的采集权、整理制作权、信用信息的使用权等)。征信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规范，以保证征信机构依法行使这一权利，从而为征信机构依法经营和征信管理机构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征信机关或相关机构(包括各金融机构、政府有关机关)在做出影响被征信人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决定时，必须给予利害关系当事人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征信机关做出任何一项关于被征信人(或牵涉到相关利益主体)的信用报告或决定时，尤其是不利于被征信人的决定或报告，必须阐明其事实、理由、依据和真实用意，便于被征信人监督，以防止征信机关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被征信人基于正当的请求，有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提出查找、咨询本人信用报告的权利。被征信人有权质疑其个人信用档案中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能寻求适当的救济途径来修正其信用档案中的这种错误。
制定统一的信用评级法，以此作为信用评级机构的基本法。规定信用评级中评级人和被评级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适用评级的交易范匍和债务人的嗣，通过对信用评级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评级的债务人及债务工具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使信用评级中的各项权利义务争议都有相应法律可以依据。信用评级的评价重点是被评者的履约能力，而不是它的价值或业绩，还应规定评级机构对评级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总言之，在我国由于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在场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对其强化和规范。
2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法律制度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经济主体信用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能将征集到的置于原目的项下个人信用信息挪作他种目的采集、使用或披露，除非经被征信人的同意或法律规定明确授权。征信机构对于经济主体的信用变化情况一般要按月更新，对于个人地址和工作单位的变迁等应按需更新，对于重要信息如不良信用信息应及时更新。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为征信机构提供除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外公开的信息外，真实的社会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资料，打破目前各自为阵、相互封锁信用信息资料的僵局，以利于对经济主体的信用等级作出客观公正、综合的评价，提高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权威性。
征信机关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客户的敏感信息(包括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征信机关将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于第三人或其他组织，也适用于征信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征集个人信用信息的任务安排予第二方。征信机构不得对个人的信用记录妄加判断，在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或披露时，必须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处于自己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个人信用数据(包括生成的信用报告)的使用必须遵守数据库的建库目的，必须符合法定目的的用途或信息接受者的合法利益。
3．完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尽快建立《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规范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将企业信用法律制度和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市场主体资源信息网，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主体的资信信息。用评级网络法律监控系统，整合全国各市场和各信用评级机构的资源，将信用评级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信用评级方法和程序、各个信用评级公告以及对信用评级不当的法律救济等事项挂在网上，供有关当事人查询。建立诚信系统，完成信用测度与信用资信利益的财产权设计，建立信用增减级制度，建立社会信用公示制度，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出现恶意逃废债务、失约失信，经公证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受损方均可通过媒体的进行公示，督促其自觉守信履约，形成社会信用监督。成立民间企业组成的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开展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或接受委托研究立法，提出有关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发展。使守信成为行为人的内部动力机制。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用的价值需要公共评价机制来完成。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信用的可评价性以及信用评价的可用性问题，从而使市场的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状况下进行也使买卖双方互利互惠。新晨
一、现行法规制度框架对支付体系发展变革的主要影响
（一）中央银行履行监管职能面临法律困境
随着支付体系对经济金融发展重要性不断加强，通过立法明确中央银行监管职能以维护支付体系安全高效运行已成为国际通行做法，特别是中央银行对重要性支付系统监管方面，各国立法已经相当成熟。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了中央银行负有“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但界定比较笼统，并没有对监管范畴、监管程序和监管要求进行详细规定，由此带来中央银行有效履职难度。反思我国的支付系统制度框架设计，主要强调业务规则、系统运行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处理，未将强化中央银行监管职责统筹纳入考虑。此外，我国中央银行在对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主体实施监管时，也同样因缺乏明确的法定监管职能和处罚措施而面临监管困境，在支付体系方面的履职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二）支付创新受到不同程度制约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需求，化解支付难点，实现高效的支付体系建设目标，支付市场各方不断创新业务流程，为社会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支付产品，但现行法律规章对业务合法性的法律约束影响了创新的实施效果。以支票业务为例，中央银行通过建设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对支票清算结算环节进行重大创新，实现了支票全国通用。当支票通过影像交换系统处理后，实物支票截留在提出行，提入行直接根据支票影像信息进行付款，这一处理方式已经超越《票据法》以实物票据为对象的调整范围。在现行法律制度尚未更新的情况下，付款银行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尽管中央银行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支票影像信息与原实物支票具有同等的支付效力，但由于法律级次较低，不能完全化解支票影像截留的法律风险。这直接消解了各银行通过影像交换系统办理业务的积极性，并影响了支票全国通用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支付服务市场深化发展面临困局
我国支付体系法规制度大多是在银行业竞争秩序不良、市场化条件不成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在引导、规范我国支付体系建设，创建支付体系民族品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实现了支付服务市场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培育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支付品牌企业。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作为基础性金融服务市场的支付服务市场应顺应国际化浪潮，并根据我国支付市场成熟度、金融安全需求等因素逐步开放支付服务市场，鼓励本土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分享全球化利益。但由于我国目前执行的支付体系法规制度建立之初未全盘考虑本土企业全球化发展与外资企业准入、业务拓展的关系，设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难以满足支付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需求，难以培育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本土支付企业，也难以实现外资企业对我国支付体系建设的增进效应。
二、国际支付体系立法的主要特点
（一）政府监管思路调整与法律设计同步
在美国，金融立法几乎必然与监管思路调整同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立法确立了美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并实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金融稳定。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着金融领域去监管化思潮的崛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反思金融监管思路，仅在危机出现后的一年多内即出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2010年《支付、清算、结算监管法案》作为该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联储对支付体系的监管职责。同时，危机后的2009年《信用卡问责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整合了原有散落在各种法规中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零散条款，成为一部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现了政府对信用卡风险监管逐步强化的政策演变。
（二）行业规范上升为法律法规
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案》是一部规范非银行机构从事货币服务行为的法律。该法案起初是由作为民间组织的统一州法委员会组织发起制定的一部示范法，但随着非银行机构在货币服务市场中比重不断上升，该部法案逐步被美国各州采纳并立法生效，现已成为规范美国货币服务机构的重要法规。该法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充分发挥了行业自律组织在法律制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新兴支付领域，通过自律规范引导鼓励新兴支付业务发展，待条件成熟后纳入政府法律体系。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法案制定流程对我国现行支付服务市场监管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重规范基本内容，鲜少涉及具体流程
尽管各国支付体系立法遵循的法律渊源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立法意图和主旨思想有其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中央银行对支付体系的监管职责；二是对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服务进行必要的市场准入；三是界定支付行为当事人的权责利；四是建立各类风险情形及风险承担机制；五是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以上内容均通过高层级法律形式予以以确保法律效力，维护支付体系安全，提升支付体系效率。其与我国立法特点的重要差别是：国际立法中一般不涉及具体流程和操作要求的描述。
三、我国支付体系法规制度建设的原则、目标和实现路径
（一）基本原则
1 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一是利用支付行业自律组织在成员机构间的影响力，发挥其贴近市场的优势条件，积极研究零售支付市场特点、动向和发展趋势，制定零售支付市场行业规范，鼓励支付创新，约束支付风险行为，促进支付体系发展；二是突出中央银行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有效性，着重探索支付市场整体建设方向、市场失灵干预机制，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业务边界划分等内容，出台相关法规制度，明晰涉及支付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处理流程，进一步规范支付市场秩序、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的高效运转。
2 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相结合
在构建我国支付体系法律法规框架时，应立足我国支付体系现状和发展趋势，通过借鉴国际立法经验，吸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成果，完善支付体系法制环境建设。特别是在政府监管和市场效率的关系方面，应充分吸取国际立法的做法，在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鼓励业务创新。在立法实施阶段，我们应充分考虑我国支付体系发展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和现有法律基础环境等因素，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态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前瞻性的支付体系法律制度。
3 国家利益与对外开放相统一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从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我国支付体系现状来看，我国支付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较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我国支付市场的安全、稳定，促进我国支付体系健康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支付安全关系一国金融安全根本，对外开放的步伐应建立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因此，相关立法工作应在充分评估我国支付体系健壮程度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对外开放。
（二）目标框架
以促进支付体系健康有序发展为方向，以符合中央银行职能定位、监管格局为基点，以行业自律规范为基础，以专业化支付、清算机构业务规则为指导，构建我国支付体系多层次的法律规范体系，实现支付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的制度建设目标，规范市场参与主体的支付行为和市场竞争环境，提高我国支付体系的创新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提高支付体系国际竞争力。
（三）实现路径
支付体系法规制度建设主要涉及中央银行制定的基础性法规，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自律性规范文件和专业支付、清算服务机构制定的业务处理规则。
1 基础法规类
中央银行应根据支付体系建设原则，针对支付市场、支付系统、支付工具、支付机构等方面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以部门条例的形式予以，主要明确支付行为法律地位、市场准入条件、市场开放策略、监管职能确认、支付安全管理和基本权利义务等宏观基础层面的重大内容，如设计中的《支付系统监管条例》、《银行卡条例》等。
2 自律公约类
一、引言
近些年来说，世界上金融业中混业经营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会带来挑战和风险。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会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存在问题。在现代金融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混业经营的普遍发展导致金融监管风险的提升，面对这样现象要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升重视程度。金融监管主要是指在金融管理中从金融规划出发对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管理。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新型经营模式承担了重大的收益性，混业经营方式在我国也进行了实际性的应用，并且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相应的挑战。“混业经营”是金融业经营模式中分业经营的一种模式，目前国内外对混业经营的概念并不统一，并且缺少直接的概念含义。近年来国内外混业经营的模式已经成为有足够的经验，并且发展也逐渐成熟，但是对于模式的概念还缺少明确的界定。这样会对我国经营模式的理解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我国混业经营中金融机构监管模式的的探讨。
三、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
金融分业的含义是指银行业务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相分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是与工商业部门的业务脱离的体制。金融混业主要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业务之间相互交叉但是有不局限在自身营业范围内，并且实现混业的比较利益，从根本上能够提升金融业的运行效率以及竞争水平。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种属于业务上的混业，另一种属于金融控股权混业。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也逐渐深入。传统中分业经营的条件已经产生改变。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发展，监管水平的有效提升，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且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经营体制的理念认识也不断发展，金融监管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分业经营会提升金融安全理念受到了质疑，并且制度中的效率优先已经代替价值有限目标。发展现状表明，分业经营的方式已经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在这时期，分业经营的方式开始逐渐向混业经营转变。目前世界金融行业处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由此可见，分业经营会导致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失去联系，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会制约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把混业经营当成金融业经济体制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金融体制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放宽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管理，根本的意义在于实现金融机构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提升我国金融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要适应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制度。
四、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不能够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有效监管，并且现阶段实行的监管模式不能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全面、适合的管理和监管。其次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这就会造成金融控股公司中混业经营的风险得不到有效的预防，要尽快实现相关的立法。对于目前进行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的监管法律方面存在法人管理和内控制度的空白。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相应的内控制度还存在区别，这就需要建立起更严谨的法人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机构的内控制度。
五、完善我国金融混业监管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要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要想实现长期发展，要改变我国监管体系现状，调整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首先要实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合一”，改变多方运作的现状，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的具体实行中，要保证“三会”合一发展，建设“三会”之上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且利用“三会”职能继续实现对银行、证券机构以及保险公司的管理。在实际的管理中要保证“三会”之间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保障信息流畅。面对两种不同经营模式，相关监管方式也要实现不同的监管。
（二）建设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导致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是保证混业经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我国对混业经营的法律管理的管理，导致出现金融机构控股和非金融机构控股的遐想，同时公司发展的状况也不同，存在监管交叉和空白的现象。立法的落后会导致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受到影响，并且也会影响金融行业。要保证立法的完善，在法律的影响下实现市场选择混业经营的发展。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会导致越来越多问题的出现，并且会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现象我国要建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上包含存款保险制度的预防措施。
六、总结
综上所诉，金融行业发展环境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市场环境造成影响，改变了我国金融结构体制。混业经营是当下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在市场竞争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我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够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也要结合我国实际市场情况，选择适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要保证制度建设的稳定发展，以此来实现金融防范风险体系的建立，提升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水平。
作者:季冬俊 单位: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照青.金融混业经营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建设[J].中国发展,2006,03:30-35.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组织法律地位 法律制度 建设
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正确定位
(一)政府权力的存在和运行与经济组织权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组织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认识更多地关注其对立的一面,认为二者“无法携手同行,而是向着不同的方向进行着。权力始终是强者的象征,趋向于扩张;而权利则是弱者的呐喊,它一直被压制着……”(程燎原,1999)在经济行政法领域,权力具有的命令性和强制性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政府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对立性与对抗性。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逐步转变为向各类经济组织在内的市场主体提供指导与帮助,而不是从前一味的经济管制,前者是更为积极的国家干预方式,为经济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与福祉,经济组织的权利也随之不断地扩充,权利与权力之间具有了更多的同一性,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双方的紧张对立关系正趋于弱化。
在我国,政府权力的存在和运行与经济组织权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具有一致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行使,在经济管理领域应该为了广大市场主体的利益,以服务于经济组织为其根本目的。如果仅从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性出发,就会对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产生片面性的认识。我国目前正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由原来的高度控制转为一定的放权,使企业等经济组织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无所不管、无所不在的状况,使市场主体从行政权力的全面禁锢中解脱出来,在微观领域中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政府应还权于社会,在微观上实行社会自治,即行政权在微观上应该收缩。
(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毕竟,“看不见的手”并不像它的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完美,其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经济运行的载体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不可自救的缺陷。所以要依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给予市场调节和干预,保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又要弥补和克服市场的盲目发展所带来的缺陷与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产生了许多具有服务性和给付性质的权力和职能,如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等竞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维护社会生态、社会环境等。从宏观上讲,政府是很有作为的,而不是无权或少权的政府。
在宏观上,政府权力适当的扩张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目前在我国,确立政府权力的服务、给付功能应该是主导方面,经济组织在市场领域需要行政权积极性的运作为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服务。行政权应该从不该进入的领域中退出来,并合法、合理地运行。行政权的行使只要能切实服务于经济组织,有益于权利、自由的发展,并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我们对行政权就不能一味地给予消极的控制,而是应尽力地配合其健康、顺利地运行,使其充分地发挥各种积极、有效的服务功能。政府在其职能改变,能为经济组织积极地提供服务与帮助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在于政府的职能是否应该缩小,是否应该达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而在于对政府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需要界定清楚”。
(三)政府职能的变化使其与经济组织应是良性互动关系
在行政权有所作为的领域,政府职能的变化,使得其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良性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只是对立、对抗的关系。这就需要经济组织对政府给予的服务、给付应该积极地配合,否则政府的作为难以实现,经济组织难以得到应得到的服务与利益。因此在经济行政法领域要注重“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即既要激励政府在其应当作为的领域积极行政,主要是提供各种服务与给付,又要激励经济组织积极实践法定权利,尤其是积极地参与行政。在这种机制中,双方的关系应该具有“服务与合作”的特点。
尽管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经济组织的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双方彼此信任,处于服务与合作的关系,但是这两种利益的差别并未完全消失,障碍依然存在,双方在愿望、意见和要求上并不完全相同,这时就需要双方进行不断的“交流”与“沟通”,尽可能地将矛盾降至最低点,使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政府通过行政公开、听证等制度的设立,与经济组织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同时经济组织也要向政府积极地表达其愿望、意见、要求,从而使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能体现经济组织的意愿,使所提供的服务能取得经济组织的广泛信任。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使经济组织具有了很大的独立性、自由性,使其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与政府所形成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中,在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中,经济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自由与利益,争取自身的自由与利益,其权利意识、法律主体意识就会不断增强。这就意味着经济组织在认识到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之后,会根据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主动向政府提出新的权利请求;其利益受到损害后通过各种途径对自身的利益给予确认和维护。
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运作方式在宏观与微观上的不同、职能的转变、其与市场主体在法律关系中表现出的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双方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沟通与交流,同时经济组织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的建立,使得经济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中不再是消极、被动的被管制的对象,而应该具有更加独立、积极、主动的经济法律地位。
完善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法律制度建设
(一)加强经济领域中一些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
目前,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一些行政行为仍然缺乏必要规范。诸如经济行政合同、经济行政指导、行政征收等行政行为已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如在行政指导在国家产业政策、体制改革、价格、企业联合与兼并、企业经营等方面广泛存在,但仍存在经济组织的参与度不高、法制化程度较低、指导手段不规范等问题。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这些类型的行政行为并非完全缺乏依据,但是这些依据可以说是种类繁多,从法律到法规,从规章到行政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机关更是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损害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现象,如行政征收中的行政乱收费现象仍屡见不鲜。相关法律的出台,尤其是一些更能体现行政民主、体现经济组织意思自治、体现经济组织与政府合意的经济行政指导、经济行政合同等法律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改善。
(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观念有所改变,但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仍不完善,经济组织的程序权利还是稀缺的,这使得经济组织无法充分地表现其独立、积极、主动的一面。
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本文以同意采取“分阶段单行立法”,最终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分步到位式”。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体现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民主与公正,所以“公正”应该是行政程序立法首要追求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不能忽视政府在为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等各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提高行政效率,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所以要注意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性,在“公正”的基础上,不能忽略“效率”的重要性。
(三)行政监督机制的法律制度建设
经济组织对于政府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予以监督。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对经济组织权益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关于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解释中,对经济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等作出了细化规定;出台的反补贴、反倾销的司法解释扩大了经济组织的救济范围。不可否认,这两种监督,尤其是行政诉讼对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政府权力的监督、维护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方式外,我国还有一种对政府的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即经济组织对政府的民主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主要涉及政府信息的公开问题。各类经济组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方式,诸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评论或批评政府的活动形成一种很广泛的监督。目前我国,政府相关信息的公开化还不够,我国于2008年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已经实施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效果并非理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导致经济组织因其所享有的权利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使其舆论监督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有关行政信息公开化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各类经济组织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其积极地与政府进行最广泛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总之,缺陷与不足在所难免,纵观我国法治的进程,当前我国行政法律制度在经济领域的建设成就仍是蔚然可观,而且正向着良性的方向健康发展。这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发现问题所在并加以解决,以求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得以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一、法律环境及其“硬”、“软”经济作用的内涵
(一)经济发展外部法律环境的内涵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人们的经济行为受着两类经济制度的约束，一类是正式制度，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建立起来的与经济发展相适用的具体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文字准确的表述出来。所谓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甚至包括宗教信仰方面的传统、风俗及习惯，它是一个难以通过文字所记载清楚的但对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内容。
经济发展外部法律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法律体制、执法环境、司法环境以及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意识。法律环境所构成的独特制度体系也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亦可称作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这里，硬法律环境即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建立的具体法律制度，在我国就是指建立的以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大法律部门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软法律环境即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在实际生活中，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上。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用的水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否具有现代法治社会应有的法治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法律环境的“硬”、“软”经济作用内涵
广义上，法律环境就是一种制度，它由正式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等组成，所以，经济发展与法律环境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这里的正式制度即法律制度，由于其作用的发挥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和保障，故而，我们可把它对经济的作用称之为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相应地，由于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作用的发挥更多地要靠人们内心深处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所以，它的作用的发挥比较间接，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
从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上来说，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生活都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制度对社会结构加以历史性的限制，它转而于个人行动中加上了结构性的强制作用。”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时，两者才会发挥更大作用，正式制度的效果才会真正实现。所以，无论法律环境的“硬”作用还是“软”作用，只有当它们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时，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及其环境的优化
(一)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
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游戏规则、构建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等几个方面，具体说来：
确定产权就是指确定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社会，所有经济主体的交互行为从其本源上来说都是围绕产权而展开的，明确的产权安排一旦通过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以后，它就会对社会资源及其衍生的利益的分配格局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通过法律制度确定不同性质的产权，才为资源运用上的配置提供保障。比如，针对私有产权，就能完全通过自由市场协调的、自愿的双边交往做出资源运用上的决策。
确定经济交易游戏规则是指法律制度能够确定经济交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社会按照某一特定的规范运行，发挥规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为经济交往主体提供较为准确地预测，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
法律制度对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组织的构建是为了有效地对活动过程加以控制，以求交易能够顺利地、低成本地施行。比如，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构建主要得益于法律制度的作用，这体现在法律所确定的企业准入市场制度、企业的资本管理制度、企业的登记管理制度、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企业的债券制度以及企业的变更与终止制度等等均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使之规范化，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制度能够降低经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的源泉。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作为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的工具。他们认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任何社会交往都需要支付成本的，制度的“使命”就是要减少无序的交易状态，促成有序的交易行为，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对于现实中的交易，不同法律、政治、社会制度中的经济行为会有很不同的结果，而最好的制度安排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政府节约交易成本的做法是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也就是说制定法律制度，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行为，从而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
以上法律环境的“硬”作用正说明了建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卓越技术，尤其在宋代的技术，从未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
(二)关于“硬”法律环境的建设
硬法律环境的建设实质就是指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在我国，就是指要建设好以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如何建设完备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呢?对此，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法律制度的内容要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标准。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样，但是，各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内容却是有着相似标准的。法律制度作为世界文明成果，其基本原则、基本理论要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标准。现代社会，闭关锁国、自我孤立，仅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制定法律制度，其发展前景必将是渺茫的。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国家，都在注意相互学习，其法律制度的建设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其内涵、其价值取向更是趋于一致。
第二，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要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用。尽管一国法律制度的内容应遵循国际法与国际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法律制度具有同一的模式。一国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要与该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用。健全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要有立法规划。立法的速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停滞不前，要考虑一国国情。实际上，一国最重要的国情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与推进作用，法律环境的“硬”作用是通过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展现出来的，但“硬”作用的效果如何，还依赖于法律制度是否与经济状况相匹配。所以，一方面，要依靠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分步骤、有计划的健全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发生实质性改变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内容当然也应随之改变。
第三，要保持诸法律制度间的协调性。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着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各国根据本国整体法制建设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状况，分别构建符合各国实际的法律制度体系，并按各国的构架，推进整体法制建设的发展。法律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要从整体上建设诸制度，不要孤立的看待每一个制度，各个制度的法律条文问应尽量减少冲突。对此，需要在立法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提高立法技术，努力发挥法律制度的合力作用。所以，在单独运用某一法律制度时，特别是运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时，要注意与其他制度问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整个法律制度的功能才能发挥，法律制度的建设也才会卓有成效，最终实现制度建设的应有目的。
三、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及相应环境建设工作
(一)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
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实质就是指以公民法律意识、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为核心的非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非正式法律制度有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形成与运用，并提高交易者的交易信心。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基本原则，被称作是民商法的“帝王条款”。这个基本原则要求交易者双方诚实、真诚、善良地相互对待，它是一种软约束，更多的是约束人们的道德，通过法律本身很难具体化，主要依靠人们内心深处自我的约束予以实现。一国发达的非正式法律制度正是由公正、公平、诚实、正义等基本法律价值为核心所构建的，所以，建设非正式法律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交易习惯，是有助于公平、正义、诚信等法律价值的实现的。而正是这些法律价值为人们所颂扬，成为一种法律文化后，必然会主导社会的道德文化主流，进而对经济交往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交易者提供安全的交易信心。
第二，非正式法律制度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理清政府与公民的权力界限，减少交易成本。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透明政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有法治观念。在这些方面，非正式法律制度的效能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由于非正式法律制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上，因而，人们通过共同的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能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判断，这样就会容易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理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界限，防止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冲突。在经济社会，非正式法律制度所带来的人们对法律的共同语言，所带来的人们内心深处积淀的共同价值判断，必然会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第三，非正式法律制度能够提供社会和谐的氛围，有助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分工。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经济活动的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要做好这个工作，建设好非正式法律制度是关键。非正式制度的“软”作用是通过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法律意识的水准对人们经济生活会产生深刻影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使人们已经远离家庭作坊式的小商品生产交易时代，人们的经济交往活动更加丰富了，因而，需要有更多人共同遵循的交易规则。这种交易规则实际上就是符合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制度，它不仅需要通过文字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需要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而非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也正在于此。非正式法律制度通过提高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烙下痕迹，形成基本的符合经济规律的交易习惯，并随着法律意识水准的提高，准确地通过外在的合法、合理行为表现出来。这种准确地表现，必然会增进社会的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更进一步交往。
(二)建设优良的“软”法律环境
1、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及其培养的必要性就像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一样，人人也都有自己的法律观，亦称作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对法，尤其是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心理和态度的总称。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包括人们对法律本质、作用的看法，人们的法律要求及人们对法律的了解程度等等。法治观念属于较高层次的法律意识，它主要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在运用公共权力过
程中的遵法、守法观念。作为“软件”的法律意识贯穿于人们法律活动的始终，被视为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要实行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官员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只有人人都懂法、知法、用法，官员有了法治观念，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
在我国，重视全民法律意识培养，重视官员法治观念树立尤为重要。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较长，传统法律模式是礼法结合、国法与家法的融合模式，传统的中国法律文化对全民法律意识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人们的法律观念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情大于王法”的色彩。在法律运用中，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实行重刑轻民以及残酷的刑讯制度，使人们对法律充满恐惧感，很多冲突和纠纷都力争通过法外的礼教去解决。因而，法律的重要性受到削弱，人们疏远法律，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现实中，人们轻视法律而导致不守法，甚至违法的现象非常普遍。对国家公务人员来说，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存在着“权大于法”的观念，并且根深蒂固。所以，对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树立是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最近这些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树立，经过普法教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全民法律意识正在日益提高，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国家干部队伍的法治作风也有很大改善，但是，也要认识到，很多公民的法律意识确实残缺不全，甚至存在很多法盲，官员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仍然普遍存在，所以，我国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还是低层次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负面影响还是很深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完全清除。因而，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尤其树立官员的法治观念是我国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只有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治观念树立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法律环境才会是健康的，才会使法律环境的“软”作用发挥出来，保障经济的发展，有所作为。
2、培养全民法律意识，树立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的措施
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治观念的树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当代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继续在广大群众和干部队伍中普及法律常识。通过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可以把人民群众零散的不系统的法制观念变为完整的系统的法律意识，并且可使国家公务人员切实意识到，他们是人们的公仆，他们所享有的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运用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与要求。
第12个“五年计划”期间，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催动了互联网金融服务业的产生和蓬勃兴起。以互联网技术支持的网上理财、线上结算、在线购物、网络众筹等电子商务、e金融服务充斥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每个角落。互联网金融带给我们惊喜和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和困扰，譬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网络非法交易、网上洗钱、网上走私......这些网络金融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相比，隐蔽性更高、速度更快、扩散范围更广、复杂性更强，危害性也更大。充分认识网络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对于建立防御措施、完善风险管控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阐述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来源、分析主要风险及风险控制对策。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制度缺失
互联网金融业是传统金融业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新兴产物，且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尚无相应地法律制度、行业规则对其进行约束管控。
（二）网络系统和安保措施不完善
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网络系统设计存在缺陷，系统死机、数据传输缓慢、客户私密信息外泄等事件时有发生。安全保护措施不完善，极易遭受黑客攻击。
（三）准入门槛低
互联网金融业初期发展速度过快，准入门槛没有政策限制和行业监管，市场竞争激烈混乱，交易主体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业务人员缺乏交易经验，部分金融财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高，行业违规违法行为呈现上升势头。
（四）信用体系不健全
我国企业征信体系整体水平低，数据缺乏，内容更新速度缓慢，部分信用评价结构设计不合理不科学，因此信誉度和公信力不高，应用范围受限。另外，一些企业管理人风险防范意识差，漠视企业信用化建设的重要性，在交易前对合作方的信用状况了解不全面不深入，进而导致交易出现危机。
二、互联网金融业的主要风险
（一）技术风险
1.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传统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互联网技术具有远程快捷处理金融信息的能力，但如发生计算机病毒感染、黑客入侵等情况，风险积聚和爆发也会在一瞬间摧毁整个线上交易路径和数据库信息，这属于系统性风险，危害性和损失程度不是传统金融业局部损失可比拟的。
2.技术选择风险/技术支持风险：线上金融业务需要一整套成熟、合理、高效地网络技术系统支持。如果选用的技术支撑系统兼容性不高或设计不合理、技术落后，不足以擎起庞大地金融信息数据的整理、加密、传输等过程，出现数据丢失、信息乱码失真等现象将延误商机，失去市场竞争力。
（二）运营风险
1.操作风险：由于部分金融机构交易程序和交易界面设计不完善，金融从业人员计算机知识贫乏、网络管理和操作技术水平有限、对线上交易网络配置不熟悉等问题都能导致交易过程中不合规操作行为的出现，造成密码外泄、支付结算等错误，增加了安全隐患。
2.信誉风险： 线上金融交易平台以网络技术为后盾，如果技术支持不能给客户提供安全、便捷、准确、及时地服务，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引起客户不满，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失去客户群，使自身商业声誉和经济收益受损，甚至可能导致整个金融行业的崩溃。
3.洗钱套现风险：与银行完善的征信系统相比较，一般金融中介机构信息辨识体系不健全，对客户身份信息、交易目的、财产状况等审核不够有效精准，一些不法组织利用互联网虚拟环境采取匿名注册、开立虚假账户、利用虚拟电子货币等手段进行洗钱套现等犯罪活动，给金融机构和客户造成了巨大损失。
（三）信息不对称风险
虽然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广泛性且获取成本低，但网络信息中充斥的虚假内容、病毒程序和恶意链接也防不胜防，人们处在污染的网络环境中很难鉴别和高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所以互联网信息大爆炸也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实际交易中，交易双方对对方信息的真实程度了解有偏差，双方对交易产品和交易过程的了解也存在差异，可能造成交易无法实现或出现违约，仅2015年就有上百家金融企业因此崩溃倒闭。
（四）法律风险
我国法律建设进程远远低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速度，现有法律条文都是服务于传统金融业或IT行业的，互联网金融业缺乏严格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使金融交易供需双方及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无法可依，基本权利和义务得不到保护和界定，基于线上投融资活动的跑路、诈骗、洗钱等不法行为屡有发生，行业发展的稳定性得不到法律护航。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控制对策
（一）加快法律制度建设
查补法律缺失，加快互联网金融业的立法进程和法律体系建设，推进电子商务、线上金融交易、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等方面的立法进程，明确互联网金融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网络交易各环节合规、合法、安全有效；借鉴国外针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和风险防御的法律措施，结合我国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建设。
（二）推进信用制度建设
中国人讲究“诚信”，强调诚信做人、诚信做事，但是诚信属于社会道德范畴，在制约人的外部行为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确定性。因此，在提高人们“诚信”意识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评价机制和个人信用体系，推广政府主导的信用等级管理制度，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优化互联网金融软环境以降低信用风险发生的几率，促进金融业规范稳步发展。
（三）完善监管机制
互联网金融业具有混业经营的特点且运营模式多样化，而我国施行分业监管模式，两者口径不一致，导致互联网金融部分业态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给违规违法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为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规范行业行为，必须创新建立互联网金融业的监管机制，成立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平台或强化一部门为监管主体其他部门配合的协作体系。例如：做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工商局、互联网信息技术部门等多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在防止出现监管交叉或监管空白的基础上，做到适度监管，既保证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推动金融创新，又要将各种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四）重视信息披露
互联网金融企业要确保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按规定向外部用户，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供应商、政府及有关部门等提供本企业的财务信息、经营业绩信息、管理信息、风险信息、背景信息、投资信息、技术信息等，让用户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根据自身需要和经营目的理性地做出判断，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和损失；企业由于信息披露增强了自身的透明度，促使经营行为更加规范化、合法化，逐渐降低公司风险和行业风险。
（五）加强信息技术研发和投入体系建设
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和风险，加大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投入，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吸纳懂金融、计算机、网络设计、管理运营等综合素质的人才组建专业技术团队，优化网络金融运营的大环境，堵塞技术漏洞，弥补技术方案设计中的缺陷，通过开发口令加密技术、分级授权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等加强对数据库、信息传输路径的安全管理，提高信息系统抗病毒感染和抵御黑客入侵的能力，降低技术风险和系统风险。
四、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业是传统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变革和升级，由此衍生出的经营模式和行业风险带给我们巨大地机会和挑战，总结互联网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风险种类：技术风险，运营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法律缺失、立法滞后的风险，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经验，提出防御风险的对策：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推进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机制、重视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技术研发和投入，在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的情况下，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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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平，周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2-49.
[4]张玉喜.网络金融的风险管理研究[J].管理世界，2012，10：98-200.
论文关键词 公证法律制度 公证诚信 公证机构
公证机构是保证我国法律实施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项特殊司法活动，在我国法律制度完善中具有重要意义。公证机构对个人或者法人的申请，对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具有相应法律意义的事件给予证明。同时公证效果具有法律效应，受到法律保护。在现代公证机构发展中，诚信是保证公证制度发展的前提。完善我国公证诚信制度能够保证我国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实现我国公证诚信制度可持续发展。
一、 诚信与公证的关系分析
（一） 诚信是公证的本质
诚实守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不仅仅在生活当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公证制度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诚信已经逐渐的体现在我国社会的法律制度中。随着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键因素。公证属于司法制度，诚信是公证的本质与核心，脱离诚信制度，公证的具体实施受到一定影响。公证法以及公证制度的和谐发展，诚信是关键保证，只有保证诚信公证制度具体开展，才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的处理各类型的申请事项。同时对于公证结果，体现更多公证部门的公证效力。公证制度开展过程中，必须保证诚信制度的实施，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公证开展，实现公证效力的体现。良好的把握公证效果实现公证效力，提升公证信誉。
（二） 公证是诚信的保障
公证制度的产生，就是为了社会当中欺骗行为的根本所在，是一种体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律工具，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证机构是具有国家法律保护的公证平台，能够通过国家的公信力体现公证机构的公平性。平等、公平以及合法等特点已经逐渐成为公证制度当中诚信制度的重要体现。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公证制度做作为具有公信力体现诚信价值的一种手段，已经逐渐的成为保证群众合理获得信誉的一种手段。
二、 公证法律制度对完善公证诚信制度的重要性
（一）公证制度完善推动公证诚信制度建设
公证法律制度是保证诚信制度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公证诚信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保证公证诚信制度的合理完善。对于诚信规范最早的观点出现在瑞士民法当中，其关于诚信的规定为：无论何种人在履行义务以及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应该依据诚信原则具体实施。这是诚信在法律当中的最初体现，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随着社会的进步，诚信制度已经逐渐的成为法律具体实施当中的重要工具。在法律当中得以体现，并且具备一定法律效应的诚信制度已经逐渐的成为现代法律制度逐渐完善的关键。公证制度的实施，能够保证诚信发挥出自身具备的效能，实现诚信公证制度的发展。公证制度在具体发展中，在发挥保证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在法律当中的自身效能。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具体调查，我国针对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与其他国家公证制度的规定相比相对较少，导致我国具体实施当中出现不全面覆盖现象，导致实施过程出现问题。同时，与其他国家公证法律制度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公证制度具有一定法律条文进行实际约束，导致在具体实施当中具有明确条款进行约束。保证公证制度以及公证程序的合理性，对于诚信公证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法律强化公证诚信效力
再社会经济大环境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公证诚信的效力主要的体现为国家法律形式存在，具有一定的司法效能。同时诚信公证效能主要依附于公证法律的保证下具体实施，公证当中存在的公证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制执行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三十八条当中规定“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辖区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第二，证据效力。公证书具备的公证效力是收到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实施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通过公证部门出示的文书具有一定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证诚信效力的体现。
通过对公证法律制度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体现具体的公证法律制度在公证诚信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完善诚信公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 基于公证法律制度下完善我国公证诚信制度具体措施
（一） 健全公证质量保证体系
公证质量是保证整个公证诚信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公证人员在进行公证工作的开展中，应该重视整个公证过程诚信的体现，保证文件具有诚信公证力是保证诚信公证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健全诚信公证质量保证体系需要体现以下几个具体方法。
1. 规范证据收集
规范证据收集是指在手里公证事项过程中，当事人提供的基本证据以及证据具体的范围和制度。在诚信公证制度的具体建设中，规范证据收集是保证公证证明具有法律效应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公证之前，保证证据收集过程的准确性，能够在公证工作开展过程中实现公证结果具有公信力。同时证据采集标准不规范，会导致公证结果有失公平。明确具体证据收集，能够有利于调动公证人员的积极性，保证证据收集准确性，实现公证结果更具公信力，体现诚信的重要作用。
2. 严格责任制度
公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是加强公证风险，保证公证质量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保证公证公信力的重要体现。公证人员在进行实际公证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重视诚信制度的建立，严格按照公证程序规范进行公证工作的开展，建立并且完善责任认定。公证过程严格责任制度，是一种对诚信公证程序的保证，同时也是提升公证人员责任心的重要手段。
3. 公告与公示制度
公告公示制度的开展，主要是针对已经查清事实的问题进行公示，通过对主要公证结果以及公证过程的公示，实现广大群众的监督。通过具体的问题审核，保证公证质量。这就要求在具体公证过程中应该重视公证诚信实施，实现公证质量的提升。
（二） 完善公证诚信监督管理措施
构建我国公证诚信制度，多个部门需要具体协作，才能够保证诚信公证制度的具体实施，实现诚信公证制度的完善和立法发展。对诚信公证实行监督管理，能够保证诚信公证工作的开展更具可信性。完善公证诚信监督管理措施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规范执业行为
我国公证制度在具体开展中，分为国内业务处理以及涉外业务处理。国内的公证主要业务有遗嘱、赠予、继承权、产权协议声明、委托书、遗赠抚养、赡养协议、招标监督、财产约定、建筑施工等业务范围。涉外业务有出生、死亡、亲属关系、签字印鉴属实、学位学历等。在接受申请过程中，应该重视公证信息明确，对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修改同时公证员，统一执行标准，使得公证员的公证行为更加规范，保证公证人员的执业规范。
2. 保证公证独立性原则
不管是公证人员以及公证处，都应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该恪守独立性原则，防止现代社会当中对于公证工作开展的干扰因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借鉴金融行业信用等级办法，明确具体执行标准。通过对公证过程的监督，保证公证独立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3. 完善公证员职业道德规范
对于公证人员的实际约束，我国现行的《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其中的具体规定主要是针对原则性进行实际约束。在公证工作开展中，公证人员是保证公证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完善公证员职业道德规范当中的内容，对于公证员具体实施效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公证员进行审核监督，对于公证工作的开展具有保障前提。
4. 建立职业道德诚信档案
进行公证人员评审过程中，实现诚信评级的准确性，建立职业道德诚信档案。诚信档案能够具体体现公证人员在工作当中对诚信公证的态度，其中年度考核状况、荣誉状况、质检状况、违规状况以及投诉状况都被包含在职业道德诚信档案当中，保证公证人员开展工作的合理性。
（三） 完善诚信评价机制
完善诚信公证制度需要提升公证人员的诚信以及自律意识，完善公证部门内部的诚信评价机制，对于诚信公证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在公证法律制度之下实现诚信公证制度建设，具体方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公证人员信用评级机制。对于公证工作人员实际工作状况以及工作状态进行考核评价，并且将实际考核结果进行公布。同时工作人员的诚信评价制度应该与年终奖金、福利制度以及晋升挂钩，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励员工，实现诚信评级制度的全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