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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是当今媒介发展的趋势,图书出版产业链正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就图书出版业而言,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图书传播将不再局限于“就书论书”,图书文本可以实现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而传媒集团将作为转换的平台,一个成熟的传媒集团可以实现整个图书产业链的构造。
一、文本“互文性”:文本转换的理论依据
文本的“互文”及“互文性”是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互文性”的引入,进一步阐释了不同文本在不同媒介中转换生成的关系。文本“互文性”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互渗,从而形成一个开放性的网路结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其他作品的痕迹,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的。“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文本之间时间上的聚合关系,体现了文本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统一。
文本“互文性”体现最为明显的是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的转换,对文学文本影视诠释都是对原著以及先前改编影片的吸收和回应,并为之后的改编与创作提供摹本。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有很强的互文性与对话性,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前提,影视文本则推动了文学文本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②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转换不仅存在于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之中,在图书产业链中,以文学文本为源头的不同文本的转化也是以文本“互文性”为依据的。
根据麦克卢汉冷热媒介的分类,文学文本应属于“热媒介”,而影视文本则是“冷媒介”,从这个角度看,按照互文性的理论,“冷”“热”媒介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说,文学媒体与影视媒体之间存在着交互性,也就是“媒介间性”。③“媒介间性”不只指文学媒体与影视媒体的交互性,更大范围上将包括所有的媒体的交互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为图书产业链形成的理论依据。
不同文本所产生的不同形态以及其在不同媒介载体之间的传播,要求在文本传播中要选择最优的载体形式,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收益。
二、案例分析——模式借鉴
当前图书产业链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因此,分析已经存在的产业链模式,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
1、以图书文本为源头的产业链模式——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例
《杜拉拉升职记》的成功,其意义不仅在于其图书销售码洋、电影票房、电视剧收视率,可贵的是提供了一种由图书作为起点,建立跨越多种媒体的文化产业链的本土范例。《杜拉拉升职记》以传统的纸质图书为基础,以版权内容为核心,通过内容产业的经营,打造、开发相关产品,从而使出版模式走向新的商业领域。④这是图书出版业在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最为有效的发展模式。此模式以图书文本为源头,通过图书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转换和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2、以影视文本为源头的产业链模式——以蓝猫系列动画为例
蓝猫系列动画是三臣卡通集团下的一个品牌,该系列动画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在影视文本的基础上,三臣卡通集团进行了商业化运作,通过组建蓝猫产业群、蓝猫版权延伸等商业活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象——生产制造——整合营销”产业链模式,被业内称为“蓝猫模式”。⑤以影视媒介为源头的模式中,通过由影视媒介到其他媒介的拓展,既有利于扩大影视媒介本身的品牌知名度,又能通过其他媒介的影响延伸品牌效应,实现共赢。
3、国外成熟的产业链模式——以韩文化为中心的韩国文化产业链
韩国自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以来,一直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以韩剧为例,通过韩剧的热播,带来的一系列利用影视文本纵深开发而产生的衍生产品,包括同名小说、剧中服饰,剧中用品,剧中具有特殊意义场景的旅游观光业等,除了这些经济效益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韩国文化的传播。通过韩剧,韩国明星带来的韩流文化席卷亚洲,这几年还有走向欧美的趋势。
三、图书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对出版业来说,文化产业链的发展最好是以图书文本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拉长产业链,这是实现图书增值的一个有效路径。因此,在探讨图书文化产业链形成中,首先要关注图书文本的质量,也就是“内容为王”意识的确立。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仅仅是昙花一现,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在文化产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图书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中,版权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涉及到版权保护,版权贸易还有版权的资本化经营问题。
1、版权保护
相关概念分析
（一）生态产业链
生态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而言的，线性的发展模式即是从资源到产品到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这样不仅给自然系统带来巨大的再生和降解压力，还会带来巨大的浪费。生态产业链是仿造自然界生态过程物质循环的方式构建的。通过在一个区域内企业能够分别承担起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角色，通过企业彼此的资源和最后的产品以及附属产品等为纽带形成上下游企业，通过彼此的合作实现在一定经济发展区域内资源的循环流动，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二）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是顺应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提出的一种评判经济发展的标准。生态效益并不是全然的只关注环境，而是兼顾生态和经济的发展。这一概念表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环境效益，更取决于两者的协调和兼顾。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生态效益的提出目的在于促使企业在进行行为和决策的时候能够兼顾到环境的承受能力，同时在这一压力之下，促使生态产业链中作为分解者的企业的发展。
（三）生态产业链结构
生态产业链类似于自然界的生物链，存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三者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存在彼此的联系和依赖。物质和能量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转移和运动形成一个闭路系统。生态产业链则是模仿这一循环，在一定的区域内，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材料加工、制造、分解、废物利用等企业，这些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产业集群。企业根据在区域内的不同位置以及位于生产中的不同环节承担起类似于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的角色。同时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态产业链不是唯一的，随着区域产品的增多，企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入，会形成彼此相互交叉的多条生态产业链。
生态产业链形成比较研究
（一）传统研究
对于生态产业链形成的组织因素，主要研究生态产业链上企业数量的多少、不同类型企业规模的大小等。组织因素理论认为如果企业数量以及类型彼此不适应，会导致产业链出现过度竞争或者上下游企业协作不足，最终导致产业链的破裂。技术因素主要是指对企业的副产品的清洁生产、废物的资源化、废物的企业流转、循环和再次利用等技术。技术因素理论认为技术对于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忽略了企业作为一个主观能动性的组织对于技术的态度以及是否采用技术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因为生态产业链是由位于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构成的，所以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政策因素理论认为对于政府在其形成上至关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企业的激励和管制、行政干预、税务手段等直接影响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性。
（二）生态效益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影响
基于生态效益的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的研究，其区别在于生态效益认识到企业是形成产业链的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合作，是促成原料和资源在其流动的根本因素。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的主体性以及主体的经济性属性。生态效益通过对企业主体性的调动形成内外两种不同的激励机制，促使废物能够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企业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时基于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只能在一定的价格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副产品的价格，从而实现下游企业盈利的可能性和专门废弃物治理和再利用企业的产生。这种内部机制会促使企业之间相互的妥协带来效用的最大化。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能够接受上游企业废弃物的价格，从而影响上游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彼此的约束，最终促成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发展。
（三）生态效益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促进路径
1.生态效益促进生态产业链“分解者”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的企业基于生态效益的追求，会主动寻求其产品废弃物的降解和再利用。但是由于企业的生产边界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催生专门的污染物治理和废物再资源化企业的生成和发展。同时这些专门化的企业会和上游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改进生产的技术和工艺，促使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2.生态效益迫使企业之间加强合作。生态效益会促使生态产业链“分解者”的产生，这些分解者是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传统产业链的形成往往是对产品的不同加工程序，这样的加工可以针对同一类型的企业，而“分解者”企业由于设备的专用性、地理位置的专用性、员工的专用性等使得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依赖程度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但是在当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更要求生产企业和“分解者”企业加强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从而形成稳定的生态产业链。
3.生态效益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态产业链中的“分解者”是针对“生产者”而言的。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企业之间也需要不断加强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就会形成一种大范围内的“准企业联盟”，在此基础上，企业之间文化的渗透、价值观的渗透以及彼此不同的协和效用会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投机行为，从而有利于生态产业链的形成状态趋于稳定。
旅游产业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一）旅游业发展模式转变
构建基于生态效益的旅游业生态产业链本质上是对旅游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对旅游产业消费和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副产品的重新认识，也就是从原来的旅游资源到旅游产品最后到旅游业废弃物排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转变为从旅游资源到旅游产品最后到再生旅游资源的闭路循环系统。
（二）旅游生态产业链结构
旅游行业从狭义上来讲，包括旅行社、交通、餐饮、酒店和旅游目的地管理等从旅游资源地到目的地的管理。从广义上来讲，则主要是从涉及的行业来进行研究，包括农林牧副渔传统行业以及媒体建筑等方方面面的行业。但是要建构旅游业生态产业链，还必须建立旅游废弃物的处理企业，使其能变成再生可循环使用的旅游资源。加入旅游行业的环保部门之后，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就形成，如图1所示。
在旅游行业的生态产业链中，使旅游行业能最终形成可循环再生系统的关键是分解企业，也就是旅游环保服务企业的加入，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由环保服务企业进行降解，最终使其再次投入到旅游产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其分解的类型如表1所示。
（三）构建生态产业链企业关键行为
构建旅游行业的生态产业链不是单一旅游企业的行为，而是需要不同的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形成上下游企业之间资源的流动。对于位于生态产业链的上游企业来说，首先必须对旅游风景区进行必要的培育和保护，例如森林资源的培育，同时在资源的利用选择上，要积极推广对传统资源例，如煤炭的清洁使用，同时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风能和太阳能。在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要选用对环境污染影响小的、低毒的、低害的资源，从此在源头上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对于消费者而言，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教育，使其在消费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同时，控制和约束行为，减少对资源不可逆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以上游的生产企业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环保企业，使其所生产废物排放之后能顺利流入下游环保企业并进行废物处理。为了实现这一流动，可以对废物和副产品进行集中的交易，并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最终保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发展。
基于生态效益的理念对旅游产业生态产业链形成的作用
旅游生态产业链的本质是分工，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分工合作，把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和副产品分解再次投入到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循环生产，因此企业是产业链形成的关键因素，而使其树立生态效益，不仅关注其本身的经济效益，更关注其带来的环境效益，并通过内外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使生态效益也能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经济效益。
（一）生态效益促使企业产生活性，生态产业链扩大
一条产业链的生成以及生成之后的稳定发展，需要产业链成员活性的提高，生态效益理念使其区域内的企业树立长久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关注自身发展的情况之下，也为上下游企业创造机会和价值。因为在生态效益理念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对自身所产生的废物进行处理，但是由于企业业务边界的范围所在，企业自身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不经济行为。但是对产业链的某一企业而言，某种资源或者副产品是其无法利用的，但是对于自然环境服务企业而言，则是其生产的原材料。同时随着这两种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原材料和资源就会扩大，则会在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企业，而企业的增多，其业务的范围就会扩大，联系就会更加紧密，区域内的网络图和共生的链条则会生成，整个生态产业链条则会更加稳定。
（二）生态效益促使企业生成创新因子，生态产业链稳定发展
生态效益对上下游企业所产生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价格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下游的生态服务企业就会有获益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区域范围内就会催生出创新的因子或者不断进行创新的企业，生态产业链条中的活性因子就会得到加强，构成链条的联系不断紧密，引力不断增强，生态产业链就会得到稳定发展。
结论
当前，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生态产业链是具有现实困难的，生态服务企业要求较高的技术，需要对产业形成集群，要有一定的规模性，同时又由于生态服务企业的资产的专用性，也会对民间资本投资这一产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我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首先建立实验基地，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生态产业链，政府需对位于生态产业链末端的环保服务企业进行扶持，从而使生态产业链从无到有，并逐步扩展，最终使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参考文献：
1.徐志朋，郭晓林.基于SWORT分析的低碳经济环境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链研究.老区建设，2011（10）
一、中国农业产业链现状
农业产业链是指农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关联，其实质是一种与农产品初级加工有密切联系的产业群之间的供需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产业链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农业产业链过窄过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限制了农产品的获利空间；农业产业链各个主体间协调效率低、质量差，推进农业产业链发展势在必行。
二、中国农业产业链形成中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薄弱，技术应用滞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在任何产业中都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农业中，科技是最薄弱的一根链条。农业产业链包括从原材料、加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以科技做支撑。从各国农业先进的经验来看，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在农业产业链的前期对科研的投入比重越大，科研的贡献率越高。农产品中以果蔬为例，在运输储存方面，冷冻、保鲜科技尤为重要。国内的果蔬流通90%以上，基本是常温运输，至多上面盖一块帆布或塑料布，有时候，棉被成了最好的保温材料。每年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了人力和资金，产出的优秀科技成果普遍处于中心城市，脱离了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大环境，科研成果堆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了科技成果产出率高，实际转化率低的情况。同时，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缺乏知识型人才指导，高科技科研成果难以在农民中难以广泛推广。
（二）融资困难
要发展农业产业链，资金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近些年所提出的有关扶农，惠农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不少资助，同时国家设置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也更是加强了农业发展的保障。但是农业发展不能仅仅只依靠国家，更需要自身的转型发展。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由此需要更多的资金做推助。目前已形成农业产业链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链，由于形成时间短，且无其他借鉴经验，具体来说，农业处于低收入状态，交易量小，风险大，收成不确定的不利条件，使得其融资风险较大，提供贷款的投资者也少。银行也无与其配套的银行金融机构产品，因此，资金是其面临的又一大问题。
（三）农户与企业利益失衡，龙头企业尚在发展中
农业产业链是在借鉴供应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供应链与农业产业链均将上下游客户有机结合，并以核心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1（核心企业）+N（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思想同样应用于农业产业链，即“1（龙头企业）+N（农户）”。从全国来看，龙头企业在数量、规模和实力上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生产集中度不高。由于科技和投入等多方原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一致性难以保证，龙头企业发展受到限制。龙头企业控制着加工和销售环节，最终完成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农业产业链最底端的农户由于农户经营分散、规模小、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很低，以及农产品的买方市场结构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龙头企业掌握着实际的定价权。龙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常会压价，导致农户利益受损。农户未获得公平利益，也会调整其行为，如主动违约等，导致龙头企业的原材料来源失去稳定的保障。
（四）产业链短，后期加工企业力量薄弱
我国农业生产的后向产业即农产品加工业领域一直以来相对滞后，加工企业的规模技术、设备等原因，精深加工能力较差。农业产业链中各主体创新能力不强，资金短缺，这是导致农业产业链窄短不能形成完整产业链的原因之一；其二，行政性区域市场分割和行业分割，导致信息流的滞缓偏差、信息不对称，使得在生产组织、质量监控、信息传输、价格协商等方面难度较大。在我国，由于农业的分散性和规模特点，大多数农户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市场成本高昂，难以完成产业链的延伸，产业链环节的交易费用增高，阻碍了农产品的顺畅流通，使得后期精深加工企业难以扩大规模。
三、中国农业产业链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产业链
加大建立良种选育基地和新品种繁育基地的支持力度，提高品种繁育和种、养植技术的创新能力；依托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研发中心，切实运用生物技术和其他新技术；同时，建立农村科技培训体系，促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传播应用，着力保障现代农业产业链前端的技术需求。基础农科所是农民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建设好基层农科所对推进新科研成果在农民中广泛得到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产、学、研”联合开展，加快产、运、加、销一体化的技术研究，促进科研、推广、生产等部门共同协作，使产业链在现代技术基础上高效运作。同时，要加强产业链科研平台建设，每一家龙头企业要培育一个省级创新平台，依托平台，引进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对产业链重大技术的联合攻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效率，降低农产品产业链交易成本，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二）为农业产业链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制定向农业产业链组织倾斜的相关信贷政策。农民、农业企业和农业关联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挠我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分散、规范小、效益不高等都是银行惜贷的重要原因。商业银行因有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经营风险考虑，对其信贷不可强求。而作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应留出专项信贷资金，对农业产业链组织和经营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和政策倾斜。鼓励商业银行向一些经济效益好的农业产业链组织提供信贷。
变单独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为既支持“龙头企业”又支持整个农业产业链协调发展的政策。目前，政府已梳理出若干国家级、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了特殊支持。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代表方面上，这类农业龙头企业还很少，今后还应多多发展。另一方面，仅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是不够的，一条农产品链的竞争实力还表现在农业产业链内部的协调性如何及产业链内部各环节的配合度如何。因而，国家还应选择一些典型农业产业链组织，分层次、分力度对其进行支持。
（三）农民入股，参与龙头企业
美国绝大多数农户就是企业，其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是“企业+企业+企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业产业链管理的主体。由于我国现阶段农民与龙头企业的利润收入极度分配不均，龙头企业占大头，农民占小份，必然会激化两者的矛盾，进而一个完整、有效的产业链无法形成。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从农户入手，鼓励参与龙头企业的管理，这一做法不仅加强了自身利益的合法化、保障化，更是为龙头企业的原材料等材料的选择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可适度降低收购等价钱，以保证稳定、优良的原材料，这样既稳固资源，又增强与农民之间的沟通，增强合作，为企业长远利益打下基础。
（四）大力拓宽产业链
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提升农产品价值；应尽可能提高综合利用程度，使得各个产业链环节发挥其功能；壮大农业产业链的规模，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才能产生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对大宗农产品仍需进行基地规划和建设，更需要对非大宗农产品进行规模拓展，特种稀少的种养业其加工产品往往更具市场前景。
（五）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先进经验
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农业已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它的每一方面都有具体的国家政策为其做参照。针对我国目前这种状态，可借鉴美国冷藏、保鲜、运输等物流配送方面的经验。首先，建设发达而完善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美国的交通运输设施，呈网状分布，四通八达，每一条路可以直接通往每一个家庭，新鲜的农产品在如此便利的条件下，可直接运往生产商，加工商手中，甚至客户手中，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其次，健全农业信息。信息引导是一种事前控制，美国的计算机在农业领域已广泛普及，各种农产品信息会及时更新在网络中，农场主也能熟练的运用这些知识为自己的生产、种植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使自身的损失最小化。
参考文献：
1.赵绪福，王雅鹏.产业化经营需要看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构建[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8）.
2.丁慧媛.我国农业产业链主体协调的现状与整合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9）.
3.王士勇.农业产业链融资障碍及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23）.
4.宋燕萍.农业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特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2.04.019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in Dalian Cluste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DONG Xue, HU Yong-chao, BAO Teligenbaiyi
（Hi and Appropriate (Suzhou) Company, Ltd., Shanghai Branch，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enterprise clusters defined and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in Dalian; secondly,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produced from the cluster, the cluster requirements, supply conditions, the cluster generated by analysis of Dalian Fisheries processing enterprise cluste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rom the specializ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rooted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of Dalian cluster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the problems in Dalian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give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enterprise cluster;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Dalian
1 企业集群内涵
对于企业集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定义，最早与企业集群有关的描述来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强调了(集群内)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联合。
迈克尔?波特在他的竞争优势基础上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企业集群的成员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其它产业的企业，还包括提供专业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与技术支持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如大学、质量标准机构、短期培训机构以及贸易协会。并且指出，中小企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
学界对企业集群尚没有一致的认识，但有3个基本相同的指向：（1）空间指向――企业集群大量企业集中在某一个较小的地理空间上；（2）关系指向――企业集群内不同企业存在一定技术经济关系，它们生产的产品在行业上具有同一性或关联性，它们之间存在并不主要基于股权纽带的分工与合作关系；（3）利益指向――企业集群内企业能够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利益。总结为企业集群是指某种产业领域里相互关联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
2 大连市水产加工企业发展态势
近年来，大连市已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优势产品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动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水产品加工业发展新格局，这些都为大连水产品加工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大连立足区位条件，依托资源优势，开拓创新，优化布局，努力打造水产加工园区，取得一定成就。水产加工园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规划、土地、能源、交通、渔业等多领域。2003年，以大龙王塘实业总公司为主体，开始规划建设水产品加工园区。根据资源分布情况，这个园区分为陆域生产经营商贸、海上耕海牧渔、居民生活三大区域。陆域生产经营商贸区依次分为市场交易、商贸服务、水产品冷冻冷藏、精深加工、来料加工、第三代水产制品、科技研发、休闲渔业、居民生活等九大区。至2008年，龙王塘、黑岛、皮口、棉花岛等水产品加工园区全部启动，并已成为渔业经济一个显著新增长点。产业发展上，以水产品加工为主体，计划到2010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25亿元。由于规划合理，贴近实际，龙王塘加工园区发展的步伐较快，2005年，园区进驻水产品加工企业34家，完成产值12亿元，渔村人均收入15 000元。按照大连市政府原则要求，到2010年全市基本组成黑岛、关驾山、皮口、大李家、棉花岛、龙王塘、桃园、炮台、永宁和金贝广场10个水产加工园区，每个园区建设规模为2 km2以上，并且集中连片；生产设施要引进和采用同行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产品质量安全，达到无公害或绿色标准，生产过程符合环保要求；投产之后年加工产值要在10亿元以上；要带动当地渔民致富，村屯建设向城镇化推进[2]。
3 大连市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形成的条件
3.1 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
悠久的渔业历史和深厚的渔业社会文化都为大连水产加工园区实施企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一般说来，一个区域历史遗留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风气、商业文化氛围可以成为当地商业兴起的一个条件。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养成了经营意识，培养了经营思想。大连地区先民早在6 000年前就已筑室定居，除渔猎外，已开始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到西汉时，大连地区农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元朝在大连地区设金复州屯田万户府，实行屯田垦殖，奠定了今天大连地区农业的基础。但在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大连地区又一次沦为人去室空的荒漠之地。清初颁行招民屯垦政策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大连地区已桑梓满坡，耕地连片，成为辽东农业发达地区之一。大连地区渔业生产历史更为悠久。全地区三面环海，岸线长达1 906 km，海岸曲折、港湾毗连、岛屿众多，滩涂水域广阔，有富饶的渔场。至魏晋时期，渔业经济已很兴盛，捕鱼采贝成为海岛和沿海居民的主要生计。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渔业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对渔业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和破坏。解放后，渔业生产步入科学发展轨道，实行养捕并举，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重视科学技术在水产生产中的应用，吸取一度枯捕滥采的教训，加强对资源的保护，扩大养殖规模，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并在船舶、渔具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调整，全市已经形成捕捞、养殖、加工三个产业并举，国有、集体、个体三种体制同进，产供销、渔工商、内外贸综合经营的渔业经济格局。构筑起渔业病害防治、水产技术推广、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渔业行政执法四大保障体系，使全市渔业不仅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多个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
3.2 需求条件
渔业己成为大连的特色、优势及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海水产品,由于它营养价值高,含大量的蛋白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及独特的生理活性物质,对增强人体免疫机能,促进发育代谢,防病抗癌、抗衰老等方面有独特的生理疗效。消费者对于集群产品的消费行为呈现易变性和上瘾性。对于一些消费品，消费者有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对于同一种商品的多次反复消费，消费者往往希望变换口味。随着消费经验的积累，消费者对该种商品将产生上瘾的消费行为。另外，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距离集群越远，则该集群的知名度越高。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与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相差的。在企业集群成长的早期阶段，集群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的专业市场从事产品的批发和零售。现代营销手段，如广告、品牌、建立远距离营销网络，还没有在集群中使用。远距离的消费者大都无法实地考察企业集群，他们只能从贸易商或者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关于集群产品的有关信息。口传增加了集群整体的知名度，有利于集群产品开拓远方的市场。因此，综上所述，增加水产品的品牌效应和水产品的多样化是大连水产加工园区企业集群化发展的主要需求条件[3]。
3.3 供给条件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加工品包括虾夷贝柱、半壳贝、盐渍海参、淡干海参、原味鲍鱼等几十种产品，公司现有永祥水产品公司、永盛水产有限公司、荣成食品公司、海胆食品公司及金贝广场分公司共5座水产品加工厂，具备年15 000多吨的加工能力。大连棒棰岛海产企业集团始创于1993年，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我国最早开始海参工业化生产、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海参企业，现已形成集刺参原种保护、苗种繁育、精深加工、科研开发、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企业在生产产品时有明确的分工，同时还要存在大量相关配套产品生产的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一般来说，产品的价值链条越长，技术上进行工序分解的可能性越大，垂直方向的劳动分工延伸也较长，这样产业集群产生的条件就越充分。大连水产加工企业的产品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供给条件。
4 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的特征
4. 1 水产加工企业的专业化
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人的局部劳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商品成本。第二，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工具的投入。第三，分工和专业化节省了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费用。第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从而降低管理成本[4]。目前，大连市优质高效水产品养殖技术及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和影响力，水产品养殖面积累计达到28万hm2。獐子岛渔业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壹桥苗业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扇贝育苗基地，另外，棒棰岛海产、玉?U海洋珍品、上品堂等已成为全国最专业的海参加工基地，以天正实业为代表的国内最大的河豚鱼养殖出口基地。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水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600多家，精深加工水产品达到十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大连涌现出了獐子岛、棒棰岛、壹桥、玉?U、天宝、善岛等6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中獐子岛、天宝已成为上市公司，壹桥苗业、玉?U海珍、棒棰岛海产、上品堂等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獐子岛、棒棰岛获得了国内水产领域仅有的2枚 “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刺参原种场、虾夷扇贝、紫海胆、牡蛎、菲律宾蛤仔等良种场均落户大连。大连的虾夷扇贝、海参、鲍鱼、裙带菜、牡蛎、菲律宾蛤仔等海产品的品质和资源量均名列全国前列。大连海参、扇贝、鲍鱼等系列海珍品叫响全国，远销海外。
4. 2 水产加工企业的根植性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与地域根植性的相关性分析，企业集群的“地域根植性”是指集群对特定区域环境关系(如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关系网络等)的依赖性 [5]。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大力发展“五合一”模式，联合各地水产行业协会、水产养殖专业户、科研院校、有关金融机构等组成利益共同体。另外，企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土地使用、人才引进、银行贷款、信息服务、行业协会、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等服务支持体系还不完善。而这一系列公共资源、外在制度、文化环境及社会资本等支撑性条件单靠企业集群或企业集群内部企业根本无力，或很难创造和提供，但它们对企业集群形成、规模扩张、竞争力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5]。
根植性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到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关系中，形成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它是产业地方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力量源泉 [6]。
4.3 水产加工企业的空间集聚性
企业集群的地理聚集特征，是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产生紧密联系，大量产业关联度高的专业化企业聚集在一定区域，形成了相互信任的产业文化，降低了集群内企业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费用，使集群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同时，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化分工网络，把人员的培训、销售网络的建立、运输成本的降低、原材料的供应全部纳入区域的专业化分工之中。集群的地理聚集特征是集群获得聚集效应的重要因素[2]。
大连水产加工业发展布局：按照点线结合、区域布局、规模发展的思路，重点培育水产品加工产业带，在产业带中培育加工园区，重点扶持大中型水产品加工企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龙头，打造产业集群，形成新优势，发挥产业集聚效应[7]。
5 结论与建议
虽然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大连水产加工业起步较晚，企业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及其他省份等一系列因素制约，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给出的建议是：
（1）培育龙头企业，牵动产业开发。重点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产权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特色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支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营，提高特色水产品加工水平和档次。
（2）用足用好政策，借力促进发展。抓住机遇，充分用好、用足、用活国家和省辽宁有关部门出台的对农产品加工业扶持政策，争取水产行业以外的各方面支持。
（3）培植研发基地，加强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省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水产品加工工程技术中心和省内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与大型加工企业进行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水产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4）实施名牌战略，促进产业经营。做好企业产品推介宣传，扩大知名度。提高质量卫生标准，改进包装，树立信誉，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强企业营销，创建品牌，打造名牌，积极申报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申报辽宁名牌和著名商标。依靠品牌优势，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带动水产品加工业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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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学者格里芬(Gereffi)是GVC领域目前最具影响的学者，他对价值链进行了扩展。分析角度从过去单纯地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扩展到整个全球价值链，强调不同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性及其关联，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连接到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中去，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在价值链等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全球商品链理论(GCC)(格里芬，1999)。全球商品链理论是基于全球购买商(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商――格里芬称之为“没有工厂的制造商”)作为全球分离的生产和分销体系中关键驱动者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格里芬(Gereffi)将这种采购者驱动(Buyer-dfiven)的价值链与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条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者基本上对应于跨国企业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垂直整合。这两种类型的价值链分布可以由图1、图2来说明。
全球价值链模型最近在产业集群分析中很盛行，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价值链分布，以全球价值链的观点看，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基础也会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模型正确认知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大部分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如何更有效地成长与培育很少涉及。
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是被一段一段分开的(片断化)，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各地，通过表Ⅱ可以对此空间多层次性有一认识和了解。
当代的国际经济竞争是产业集群的竞争。而区域产业集群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之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已经逐步进入全球价值链中，因此研究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管理问题，也必然要将视角升华到GVC的高度，但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地方产业集群一般都是全球价值链条在空间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竞争力角逐优胜者，很大程度也是各种治理模式交错发展的结果。地方产业集群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结果，那么其最终的发展轨迹或提升路径也应该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一步步来完成。有必要强调地方产业集群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有自我不断强化的效果，但这一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需要各个经济行为体的共同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资源型产业集群
(一)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构成
资源型产业集群总是基于某种资源而产生和成长的。那么在该类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成长中，就会依赖自然资源在产业成长中的利用方式不同、生产特点不同、需求不同、技术特点不同、政府作用等不同方面的原因而表现出各种成长特点。作为基于自然资源成长的产业集群，其在区域上集聚的特征往往是全球价值链环节(片段)本地化的一种表现。同时，由于资源型产业集群对资源的依赖，通常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本地化往往靠近产业价值链的前端。
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在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基于前面所论述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发展来探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从全球价值链的观点看，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而且，在从过去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链扩展到全球时，不同国度的资源、生产、市场以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使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不同的片段，也会因为创新的因素而产生价值链的延伸或派生出新的环节(片段)。
基于资源成长的产业集群的价值链分布，其中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在价值链的构成中，由于资源基础不同，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可能的延伸与扩展的部分也会不同。不仅如此，其扩展和延伸的各个片段(或产业环节)的本地化而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类型也不同。从价值链的扩展看，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延伸和向相关领域扩展，从而使价值链构成复杂化，从资源型产业本身的发展看，则会形成基于同一类资源而成长的多行业分布的横向相关性或纵向相关性的多行业产业集群。
(二)资源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价值链
基于上面资源型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在派生的扩展和延伸价值链上的各个片段(环节)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的分工又可能进一步派生出新的片段，这些价值链片段的本地化则形成了基于自然资源成长的地方性产业集群。从产业价值链到企业价值链的分析看，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落实到企业，并在企业层面形成企业价值链。
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成长中，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分布以及各个价值链片段的再分解和本地化，将出现依托产业的全球价值分布以及与资源的结合程度而在不同的产业环节和地理环境产生相应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如在我国羊绒产业的发展中，羊绒资源以及制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以及营销等方面仍比较薄弱。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型产业集群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需求市场的全球化发展，使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全球分布的特色，这种全球分布的特点在资源的开发、加工、深度开发、消费市场等方面有可能表现出来，如石油产业的发展，由于石油蕴藏分布相对集中，于是其开采、炼油、石化加工、石化产品消费等各个环节表现出全球的分布和基于石油资源价值链各个片段(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并由于石油资源生产和加工的特点，在有关环节上出现生产的相对集中。
以我国羊绒产业为例来看，资源型产业的全球分布而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在不同的环节上由于片段(环节)的本地化而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
从全球看，产绒山羊主要分布在北纬35°～55°，东经5°-120°的区域，主要产绒国为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而全世界有70％的羊绒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的白山羊绒主产于内蒙古、辽宁、宁夏、甘肃等地，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产绒品质最好。同样是白绒，根据其产地不同、绒质的细腻程度、绒毛纤维的长短、柔韧性的不同。其价格差别从每吨十几万元到100多万元不等，鄂尔多斯白绒曾有过每吨120万元的国际市场价格。被世界公誉为软黄金“纤维钻石之冠”的鄂尔多斯羊绒系列制品，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2003年获得了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国家原产地标记注册证书》。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19
中图分类号：F406.3;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1-0087-05
Linkage Studies on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Inflow Area
――A Case Study for Gansu Province
GUAN Ai-ping， CHEN Chao
（School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Based on the 16 industrial sectors panel data from Gansu province over the 2006 to 2011 peri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mode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ra-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beneficial for the shif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from extensive mode to intensive mode， while inter-industry forward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obvious propelling func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degree of opening， and human capital level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Key words：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economic growth modes;influential factors
引言
自从MacDougall发现在FDI过程中伴随技术溢出效应以来<sup>[1]</sup>，作为深度FDI结果的区际产业转移便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早期理论界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往往从行业内角度出发，且结果存在争议。如：Caves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sup>[2]</sup>、Behrman 和 Wallender对美国<sup>[3]</sup>、Nadiri对欧盟、陈涛涛对中国的研究都发现了FDI具有比较明显的行业内技术溢出，并极大提升了承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Aitken 和 Harrison（1999）、Djankoc 和 Hoekan、Kinoshita（2001）对委内瑞拉和捷克等国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针对这种情况，相关学者们开始关注行业间的垂直技术溢出效应。Javorcik认为FDI通过后向关联提高了立陶宛企业的生产率<sup>[4]</sup>，王苍峰则将我国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间的前后向联系做了对比<sup>[5]</sup>。从研究方法上来看，Grilliches早在1979年就指出，技术的外溢具有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特征，而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将距离因素纳入考虑。随着空间计量技术的不断成熟，我国学者也开始从空间维度重新考虑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问题。如：陈琳、赵放和刘秉镰等人就分别用空间计量手段考察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6，7]，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造成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承接地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Keller、赖明勇等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张存菊则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区际产业转移的粘性问题<sup>[8]</sup>。张宏、许和连、李平、关爱萍、李娜等人着重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和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探究<sup>[9～11]</sup>。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不难发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区际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研究的一大障碍，因此必须将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也归入研究体系，同时将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联动研究才能在相关领域更进一步。尤其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来说，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显得比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更加紧迫。因此，本文从空间角度研究区际产业转移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对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期发现一些有用的结论;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剖析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力图找出制约甘肃省行业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
1 指标构建、计量模型的设计与变量说明
1.1 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全面和动态地反应经济总量的变化，尤其是强调了技术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我国理论界通常采用该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但遗憾的是其无法反应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本文借鉴了赵文军等人的做法<sup>[12]</sup>，选用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RTY）来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假设i行业在t时间的生产符合C-D生产函数，即：Y=AitKαitLβit。由此可知，产出增长的变化率gYit（ΔYit/Yit）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gAit（ΔAit/Ait）、资本增长率gKit（ΔKit/Kit）和劳动增长率gLit（ΔLit/Lit）的变化。即存在：
gYit =gAit +αgKit +βgLit（1）
将式（1）两边同时除以gYit可得：
1 = gAit/gYit +αgKit/gYit +βgLit/gYit（2）
对式（2）进一步变形可得：
RTYit=gAitgYit=（Ait-Ait-1）/Ait-1（Yit-Yit-1）/Yit-1（3）
其中，RTYi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指标，其值上升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趋向集约化和内涵化，反之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趋向粗放化和外延化。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投入变量设定为行业i在t时间的固定资本存量K和劳动投入L，产出变量则是对应的总产值Y，L和Y的值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平减得来，固定资本存量K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盘存。
根据式（3），可得出甘肃省16个工业行业2006～2011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趋势，见表1。
通过表1可见，16个工业行业在6年间经济增长方式起伏较大，部分行业在中间年份一度出现向集约化转变的趋势;但总体而言，行业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依靠资源投入的模式。本文将从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探讨区际产业转移对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1.2 计量模型的设定
1.2.1 经济增长方式传统面板模型的建立
在借鉴Kugler（2001）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对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展开联动研究，并将考察其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RTYit=β1Kit+β2 Lit+β3RDi（<sup>t-1</sup>）+β4LnGAPi（<sup>t-1</sup>）+β5Hit+β6Fit+β7Bit+μit（4）
其中，被解释变量RTYit如前文所述，Kit和Lit分别表示i行业t时间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采用经过永续盘存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当年行业从业人员数来表示;变量RDi（<sup>t-1</sup>）用来衡量甘肃省工业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值由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来表示，考虑到研发投入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故采取滞后1年;变量LnGAPi（t-1）反映行业内甘肃和外省的技术差距水平，同样做滞后1年处理。Hit为行业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指标，由国内省外投资对行业固定资产合计占比计算得来，这里用国内省外投资作为区际产业转移的指标;变量Fit、Bit分别代表行业间的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即用来衡量行业总投入中有多少来自于上游和下游行业中的省外投资，其计算方式如下：
Fit=∑i≠jαijHjt
Bit=∑i≠jβijHjt（5）
其中Fit表示行业i的中间投入来自上游行业j的份额，Bit表示上游行业i中提供给下游行业j的份额。
1.2.2 经济增长方式空间面板模型的建立
本文尝试将空间距离因素加入模型以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形成约束。借助陈琳<sup>[6]</sup>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回归模型转化为以下形式：
RTYit=β1Kit+β2Lit+β3RDi（<sup>t-1</sup>）+β4LnGAPi（<sup>t-1</sup>）+β5wHit+β6wFit+β7wBit+μit（6）
相比式（4），将空间权值矩阵w与技术溢出的变量Hit、Fit和Bit进行连乘处理，以控制技术溢出效应随距离因素所造成的衰减。考虑到本文从行业层面开展研究，因此选取行业间的技术距离构建空间权值矩阵，参考潘文卿（2011）等人的方法，使用甘肃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结构向量的角余弦（产业相似度）来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Φij=∑akiakj∑a2ki∑a2kj
Dij=1-Φij（7）
其中，Φij为产业相似度，aki和akj分别表示第i产业部门与第j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结构列向量的第k个位置的元素，Dij为行业间的技术距离。计算中涉及到的行业直接消耗系数来源于《2007年甘肃省投入产出表》，并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余年份的产业相似度。最后利用行业间的技术距离，便可以得出基于行业间联系的空间权值矩阵。
1.2.3 行业内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建立
在综合比较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行业对外开放程度（OPEN）、产业发展水平（ID）、人力资本水平（L）、行业自主创新能力（RD）和行业技术差距（GAP）四个方面来考察其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回归方程设计如下：
Hit = β1OPENit + β2IDit + β3LnLit + β4 RDi（<sup>t-1</sup>）+ β5 LnGAPi（<sup>t-1</sup>）+ μit（8）
其中Hit为水平技术溢出指标，OPENit为行业开放程度，用t年国内外省投资占i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来表示;产业发展水平IDit的计算由t年i行业工业销售额占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销售总额的占比得出;人力资本水平、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技术差距指标的选取同上文。
1.3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甘肃2006～2011年16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国内省外投资数据由甘肃省商务厅的原始统计资料整理得来，并利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来自历年《甘肃发展年鉴》，缺失数据利用SPSS软件中的线性趋势法进行插补，并以45%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55%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合成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对该数据进行平减。行业技术差距（GAP）的值则通过DEAP2.1软件中的多阶DEA方法得出。产业发展水平（ID）则通过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1 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对工业增长方式的影响实证分析
考虑到上文设定的式（4）和式（6）可能会产生系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照Arellano和Bond（1991）的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其进行估计。使用Stata 11.0对式（4）、式（6）进行系统GMM回归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距离因素的情况下，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全部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行业内水平溢出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甚至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副作用;而行业间前向技术溢出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走向集约化，后向溢出则对这种改变的贡献并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西部省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未形成规模，因此从行业内角度来看，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间的前向技术溢出更能发挥“及时雨”的作用，当省外优势产业投放于行业上游时，能够及时带动下游产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并通过竞争效应促进上游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走向依靠技术的集约模式。同时不难发现，当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RD、GAP）时，人力资本因素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可见，西部省份人力资本水平还较低，无法有效吸收技术溢出效应。最后，同业技术差距因素明显提升了经济转型的动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如果向以技术为依托的集约化转变，一定的技术空间是必要的。
而在空间面板范式下，考虑了行业技术距离的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间前向溢出结果与传统面板下的研究如出一辙。可见，技术溢出效应的扩散难易程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与前文不同的是，在不涉及同行业技术差距因素（GAP）时，行业间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行业内技术差距对行业间技术差距形成了干扰，且在考虑行业间技术距离因素的情况下，处在下游的省外转移产业很难将技术溢出传递给上游的本省企业，因此造成经济增长方式趋于保守。同时，随着空间距离思想的引入，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转型的正效应得以充分发挥，而人力资源投入则恰恰相反。从原理上讲，同是要素投入作用效果却迥然不同，这也说明了甘肃省工业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人力资本水平低仍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障碍。
2.2 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详细地考察在不同的行业内技术溢出条件下，各种因素对这种溢出的贡献力度，本文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的分位数回归理论开展实证研究，利用Eviews7.2软件可得具体结果如表3。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行业开放程度在任何分位数水平上均可以显著地促进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说明只要一个行业接受产业转移，对外省先进技术持包容态度，才能更好地激发行业内技术溢出，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而对产业发展水平而言，较低和较高的分位数水平对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明显，中间分位则不太能够发挥作用。可见在产业转移进入的初期，一个积极发展的朝阳行业更能够激发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同时在技术溢出比较稳定的时期，其作用同样明显。人力资本水平则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说明对于我国西部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言，行业内技术溢出越难发生，越应该从人力资本角度着手去思考对策。行业技术差距因素则随着分位数水平的逐渐加大，对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由负转正，但并不显著。这反映了只有存在较大的技术空间，才更易于产生溢出;而行业自主研发水平则刚好相反，从理论上不难理解，行业自主研发水平越高，越能够抑制外部技术的进入。
3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对甘肃省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联动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通过使用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对甘肃省工业行业经济增长方式展开对比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行业间技术距离，行业前向技术溢出效应都非常利于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而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则不利于这种转型发生。同时随着空间因素的加入，资本与人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技术距离确实对研究结果具有放大作用。遗憾的是，当从经济增长方式角度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时发现，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以要素投入为主，并未显著向集约化增长发生倾斜。
第二，当对影响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开展研究后发现，行业开放度无疑是产生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关键，而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虽然能够促进行业内技术溢出，但通过分位数回归足见其作用路径却并不相同，前者在较低和较高分位数水平较为明显，后者则伴随分位数水平上升而上升。行业自主研发水平和同业技术差距则在较低分位水平不利于产生行业内技术溢出，不同的是，在高分位水平同业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影响由负转正。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力度引进上游行业区际产业转移，同时着重提升甘肃人力资本水平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协调性，为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承接做好铺垫。对于同业技术距离与自主研发则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筛选，优先发展技术差距大具有相对劣势的行业，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主导型发生
转化。其次，继续保持工业行业对省外资金技术的吸引政策，通过行业的开放态度从宏观层面为外省区际产业转移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必须积极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的进程加以观察，以便在不同的溢出阶段针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行业进行配套要素投入，尽可能实现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最大化，切实带动甘肃省乃至我国西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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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叉苦叶；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volatile constituents of Evodia lepta leaves collected in Guangzhou Conghua， Guangdong province. MethodsThe essential oil was extracted by water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Fourty-six constituents in the sample were separated， among which the chemical structure and relative content of sixteen constituents were identified， the sum of their contents was 88.37%. ConclusionThe method is reliable， stable and repeatable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volatile constitiuents of Evodia lepta leaves.
Key words：Evodia lepta leaves; Essential oil; GCMS
三叉苦Evodia lepta (Spreng.) Merr.是芸香科吴茱萸属植物，又名三桠苦、三叉虎、三丫苦、三枝枪、三孖苦、消黄散等，广泛分布在我国南部各地，是岭南常用中草药，始载于《岭南采药录》，其性苦，味寒，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的功效，主治咽喉肿痛、疟疾、黄疸型肝炎、风湿骨痛、湿疹、皮炎和疮疡等［1］。
三叉苦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基础，是三九胃泰、三九感冒灵的君药。毕和平等［2］对海南产的三叉苦叶挥发油进行过分析，但笔者对广东从化地区采集的三叉苦叶进行挥发油成分分析后，发现两者有明显不同。现将广东从化地区产三叉苦叶挥发性成分的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 仪器与材料
1.1 三叉苦叶2003-10采自广东从化地区，经本校中药鉴定教研室黄海波副教授鉴定为Evodia lepta (Spreng.) Merr.，风干备用。
1.2 仪器
日本岛津GCMS－QP5000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DB-1石英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mm）；进样口温度250℃，接口温度230℃；载气为高纯度氦气，流速为1.3 ml/min；柱前压为80 kPa，分流比20∶1；进样量为1.0 μl；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合物的相对含量。升温程序：柱温60℃，保持3 min，以10℃/min升至160℃后，再以5℃/min升至280℃，保持1 min，可达到较好分离。质谱条件：电离方式：EI源（70 ev）；EI/MS倍增器电压1.2 kv，双灯丝；质量范围m/z 40－400全程扫描，扫描间歇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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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1 挥发油的提取取干燥叶剪碎，精称100 g，按《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Ⅹ D挥发油测定法提取挥发油，得油率0.2%，油黄绿色。
2.2 结果将三叉苦叶挥发油进行GC—MS联用分析，分离得到40多个峰，各峰所得质谱图经计算机检索和人工解析及对照标准图，共鉴定了16个化合物，占总精油成分的88.37%，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了各成分的相对含量。结果见表1。表1 三叉苦叶挥发油的GC－MS分析结果（略）
3 讨论
从广东从化地区的三叉苦叶挥发油GC－MS分析可知，其挥发油中主要成分为脂肪酸及脂肪酸酯成分，其中十六酸占30.74%，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占15.87%，叶绿醇占13.46%，邻苯二甲酸二丁辛酯占7.58%，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占6.37%，双十一基邻苯二甲酸酯占3.85%。
毕和平等［2］从海南产三叉苦叶挥发油中检测到的主要成分为1一(5，7，8一三甲氧基2．2一二甲基一2H一1一苯并吡喃基一6)一乙酮、1，2，4，5一四异(1一甲乙基)一苯和氧化丁香烯，不同产地的三叉苦叶挥发油具有较大差异，可能与挥发油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有关。
致谢：GC-MS测定得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验中心魏刚副教授的帮助，谨致谢意！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36-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取得飞速发展，主要工业化国家先后进入信息时代。在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也出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IPv4地址数量为3.30亿，拥有IPv6地址12 499块/32，域名总数为873万个，其中.CN域名数为398万个，网站总数250万个[1]。互联网技术在显著提升各国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纯粹基于互联网提品与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应运而生。在中国，以百度、腾讯、新浪、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并陆续登陆国内外证券市场，成为中国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见表1）。
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有其自身特点：首先，无形资产是互联网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大多数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它们主要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及不具有物质形态的虚拟产品，企业即不需要为产品生产建立大规模的生产线、采购大量的生产资料，也不需要为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与营销团队。因此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不再是企业利润增长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的主要来源，而研发能力、企业知名度、网站浏览量等无形资产则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甚至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天生全球化”的互联网企业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服务与产品不像传统的实物产品那样受生产设备、销售网络、运输方式等条件的限制，通过互联网企业就可将产品和服务直接、迅速地送达至全球市场与客户，所以相对于传统企业而言，互联网企业可以视为是“天生全球化”的企业，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盖全球市场和消费者，当然，企业同样也需要面对来自全球市场的竞争。但现实中，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会受到各国法律法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化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中国，目前虽然互联网的开放程度已大大提高，但仍有部分国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尚未获准在中国大陆经营，如全球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最大的社交网络Facebook（）、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以及最大的微博客Twitter（）等，这就使得在部分细分领域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处于一个竞争相对不足的市场环境中，这为一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空间。在相对应的细分领域，中国已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与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如网络搜索引擎百度网（）、社交网络人人网（）、视频分享网站优酷网（）、微博客新浪微博（）等。
随着互联网企业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中国互联网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际主要互联网企业必将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由于产品与服务的高度同质化，部分细分领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在此通过研究无形资产以及细分市场竞争国际化程度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探讨中国互联网企业如何利用自身无形资产优势应对国际竞争并保持在中国内地互联网市场的领先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无形资产对互联网企业的作用和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特有、难以模仿或者替代的资源能够为公司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Amit & Schoemarker，1993）[2-3]，而无形资产正符合这些特点，无形资产的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难以模仿、替代和交易（Barney，1991）[2]。同时，无形资产使用灵活且不会因使用而贬值，所以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无形资产是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互联网企业所拥有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包括：网页点击率、声誉（Rothaermel，Kotha & Steensma，2006）[4]以及研发强度等。网页点击率是互联网企业一项特有且重要的无形资产，网页点击率体现了消费者对网站的兴趣程度以及对互联网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频率，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随着网站点击率的增长呈几何级数增加（Rajgopal et al.，2000）[5]，同时，随着网站点击率的增加以及所代表的网络多样性的提高，网站点击率的价值会进一步增加（Shapiro and Varian，1999）[6]。声誉被认为是最难以模仿和替代的无形资产（Dierickx & Cool，1989；Barney，1991）[7][2]，著名的、美誉度高的公司会获得消费者更多的关注（Fombrun and Shanley，1990）[8]，公司声誉也会影响市场上消费者选择该公司新产品的速度（Yoon，Guffey and Kijewski，1993）[9]，所以声誉是公司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研发强度也是互联网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互联网企业多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研发的投入对于维持互联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企业国际化或国际市场进入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Dess，Gupta，Hennart & Hill，1995）[10]。企业国际化决策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拥有的且能够有效进行国际化转移的特定优势（Hymer，1976；Dunning，1980；Chang，1995；Zaheer，1995）[11-14]，外部因素则包括当地政策、通讯设施、技术因素、税收和汇率对公司商业模式的支持程度等（Kuemmerle，1999）[15]。公司需要拥有特有优势来克服因不熟悉当地经营环境而产生的劣势，所以公司在国内发展的品牌战略以及声誉等技术和营销技能也是公司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Buckley & Casson，1976，1998；Dunbar & Kotha，2000；et al.）[16-18]。在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或进入国际市场研究方面，（Kotha，Rindova & Rothaermel，2001）[19]通过考察100多家在美国公开上市的网络企业及其国际扩张的动因，研究了互联网企业如何全球化以及公司内部特征与行为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网络公司的国际化与其无形资产和战略活动正相关，无形资产包括企业声誉、站点的点击率，战略活动包括竞争性活动与合作性活动。Rothaermel，Kotha & Steensma（2006）对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时面临的特有挑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国家风险、文化差距与不确定性规避降低互联网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而利己主义与男子气概则提高可能性，国际市场规模则具有调节作用，减弱负向影响，加强正向影响[20]。
目前，国内学者对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国际化及市场竞争国际化程度对互联网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数量有限的对互联网企业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对典型企业的描述性分析上，缺乏理论研究以及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分析，更缺乏实证研究。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我们假设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包括网站浏览量、研发投入、声誉）以及所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国际化程度对其经营绩效有一定的影响。
假设1：互联网企业所拥有网站的浏览量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相关。
网站浏览量是互联网企业特有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无形资产。较大的网站浏览量，表明企业网站被较多的消费者所关注，以及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被较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虽然互联网企业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相当大一部分是免费的，但这类互联网企业往往会通过在其网站商业广告的方式获得收入，而网站浏览量的增大，有助于提升网站商业广告的价值，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假设2：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
假设3：互联网企业研发强度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相关。
互联网企业所处的信息技术行业技术更新速度较快，企业需要不断的更新和升级自己的产品与服务，才能够确保自身的竞争力不被削弱，进而维持较好的经营业绩。所以研发投入是互联网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但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会直接计入企业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业绩；另一方面，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助于增强企业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研发投入较大的企业，其产品创新能力往往较强，拥有的技术专利也往往越多，这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互联网企业的研发强度，如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
假设4：互联网企业的媒体曝光度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
有研究表明，企业的声誉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好的声誉有助于提升企业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反之，差的声誉将损害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的声誉往往与企业在媒体上的曝光率有一定联系，当企业的正面消息曝光频率较高时，企业的声誉会有所提高，而负面消息曝光频率较高时，企业的声誉会受到一定的损害，由于目前企业的负面消息在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上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普遍超过正面消息，所以企业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可能会与企业的声誉负相关，进而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
假设5：互联网企业所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
国际知名互联网企业普遍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与企业声誉，通常也是互联网各不同细分领域的创始企业，总体来讲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国际主要互联网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国内互联网相关领域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进而影响其经营业绩，即细分领域竞争的国际化程度越高，相应国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差（见图1）。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网络点击率、研发投入、企业声誉三项无形资产以及国际主要竞争对手市场进入程度对互联网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研究对象选择。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进入Google公司2011年公布的“全球前1 000名网站排行榜”且2011年底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公开上市的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上市地点涵盖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样本中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有10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9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有4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2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1家，共计26家企业①。
数据收集。笔者通过上市互联网企业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Wind数据库收集企业净利润、营业收入、研发投入、上市时间、员工人数等相关数据；根据企业经营领域，逐一判断企业所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国际化程度；利用网络搜索引擎逐一搜索计算样本企业的媒体曝光率数据。
（三）核心变量
1. 因变量。互联网企业经营绩效。该指标选用样本上市互联网企业公布的2011年净利润（Net profit）。数据通过查询企业年度报告以及Wind数据库获得，由于样本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多个不同的交易所，故相关财务数据使用人民币与美元两种币种表示。为确保数据可比，本文使用2011年末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将所有以美元计量的数据换算为人民币。
2. 自变量。（1）网站浏览量（Page View）。该指标数据来源于Google公司公布的“全球前1000名网站排行榜”。网站综合浏览量是指网站各网页被浏览的总次数，是目前判断网站访问流量最常用的计算方式。（2）研发投入及研发强度。企业研发相关指标被分为研发投入指标（R&D）与研发强度指标（R&D Ratio）。其中研发投入指标是指企业当年在研发方面的开支，数据通过逐一查询企业对外公布的年度报告获得；研发强度指标是指企业当年研发开支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该指标通过计算企业年度报告中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的比例获得。（3）企业媒体曝光度（Visibility）。该指标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新闻媒体对企业新闻报道的数量得出。具体计算方法为，通过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网的新闻搜索功能“”，逐个检索样本企业名称在2011年度新闻标题中出现的数量。（4）竞争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指标采用虚拟变量1和0表示，具体计算过程为，逐个分析判断互联网企业所在的细分领域以及该领域国际领先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情况，如在该细分领域国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已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则认为样本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程度较高，相应的该指标取值为1，反之，如在该细分领域国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尚未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则认为样本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相应的该指标取值为0。以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优酷网”（）为例，该企业主营业务为互联网视频分享，由于该领域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尚未获准在中国内地经营，优酷网对应的竞争国际化程度指标取值为0。经过对各样本企业所在细分领域的分析，本文认为国际主要互联网企业在视频分享、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网络游戏四个细分领域的进入程度较低。
3. 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拥有较多的资源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进而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的企业规模指标选用样本互联网企业的年度总营业收入（Revenues）表示。（2）企业上市年限（Public Age）。上市时间较长的企业，一般拥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进而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3）企业员工人数（Staff）。对于互联网企业这样的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讲，人力资源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固定资产等其他资源，所以有必要考虑员工规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员工人数指标通过查询企业年度报告获得。
（四）研究方法
1. 描述性统计。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以了解资料、数据的基本特性。
2. 回归分析。在模型中逐一加入核心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分析模型为：
NET PROFIT=？琢10+？茁11×REVENUES+？茁12×STAFF+？茁13×PUBLIC AGE（1）
NET PROFIT=？琢20+？茁21×REVENUES+？茁22×STAFF+？茁23×PUBLIC AGE+？茁24×PAGE VIEW（2）
NET PROFIT=？琢30+？茁31×REVENUES+？茁32×STAFF+？茁33×PUBLIC AGE+？茁34×PAGE VIEW+？茁35×VISIBILITY （3）
NET PROFIT=？琢40+？茁41×REVENUES+？茁42×STAFF+？茁43×PUBLIC AGE+？茁44×PAGE VIEW+？茁45×VISIBILITY+？茁46×R&D （4）
NET PROFIT=？琢50+？茁51×REVENUES+？茁52×STAFF+？茁53×PUBLIC AGE+？茁54×PAGE VIEW+？茁55×VISIBILITY+？茁56×R&D +？茁57×R&D RATIO（5）
NET PROFIT=？琢60+？茁61×REVENUES+？茁62×STAFF+？茁63×PUBLIC AGE+？茁64×PAGE VIEW+？茁65×VISIBILITY+？茁66×R&D+？茁67×R&D RATIO+？茁68×INTERNATIONAL（6）
方程（1）为自变量仅含有控制变量与常数项的基本方程。方程（2）至（6）则在基本方程中逐一添加核心自变量网站浏览量（Page view）、媒体曝光度（Visibility）、研发投入（R&D）、研发强度（R&D Ratio）与竞争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方程（6）为含有所有控制变量及核心自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企业的核心变量中，网站综合浏览量（Page View）指标最大值为1 100亿，最小值为2 600万，平均值为73亿，中值为7.15亿；研发投入（R&D）指标最大值为26.85亿元，最小值为1 179.6万元，平均值为3.99亿元，中值为8 690万元；研发强度（R&D Ratio）指标最大值为39%，最小值为2%，平均值为12%，中值为9%；媒体曝光度（Visibility）指标最大值为8.69万，最小值为120，平均值为1.73万，中值9 070；竞争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指标中，69.23%的企业该指标取值为1，30.77%的企业该指标取值为0。
（二）回归分析
本文为横截面数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方程逐个进行回归，权重系数为残差绝对值的倒数。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1. 模型6个方程的F统计量和p值显示，6个方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5个含有核心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以及修正的决定系数■2（Adjusted R2）值均超过99%，表明模型方程拟合度均较好，且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 核心自变量的回归情况为：（1）网站浏览量（Page view）。方程（2）至（6）中自变量网站浏览量（Page view）的回归系数及t值均显示，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其网站浏览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本文提出的“假设1互联网企业所拥有网站的浏览量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相关”得到验证。（2）研发支出（R&D）与研发强度（R&D ratio）。方程（4）至（6）中研发支出（R&D）的回归系数及t值显示，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其中方程（4）的显著性水平为5%，方程（5）与（6）的显著性水平为10%。方程（5）与（6）中研发强度（R&D Ratio）的回归系数及t值显示，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企业的研发强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本文提出的“假设2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与“假设3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相关”得到验证。（3）媒体曝光度（Invisibility）。方程（3）至（6）中变量媒体曝光度（Invisibility）的回归系数及t值均显示，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企业媒体曝光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本文提出的“假设4互联网企业的媒体曝光度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得到验证。（4）竞争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方程（6）中竞争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的回归系数及t值显示，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与企业所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国际化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本文提出的“假设5互联网企业所在细分领域的竞争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与企业的经营绩效负相关”得到验证。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网站浏览量是互联网企业特有且重要的无形资产。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需要通过网站向消费者提品与服务，或者利用网站登载商业广告以获得收入，较高的网站浏览量表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被的较多消费者所接受，也表明网站的广告位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所以网站浏览量的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
2. 加大研发强度是互联网企业提升自身经营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研究显示，虽然较高的研发投入会提高企业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利润，但是研发强度的加大，将有利于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3. 竞争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降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国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以及较先进的技术水平，他们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将有可能显著分流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客户，加大国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压力，进而降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绩效。
4. 企业在网络媒体上过高的曝光度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目前负面消息在互联网上比正面消息有更大的传播范围和更快的传播速度，较多的负面消息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声誉，进而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企业媒体曝光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未来还可做进一步研究。
（二）管理启示
1. 无形资产对互联网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企业相比，无形资产对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发展，甚至存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者需要在经营中更加重视提升自身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而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
2. 互联网网企业管理者需要围绕“如何增大网站浏览量”这一核心问题来制定经营策略。网络浏览量是决定互联网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性因素，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营销策略、产品创新方向、市场推广手段等均应该围绕提升以及维持网站浏览量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对于互联网企业，即使暂时面临亏损，但只要能够保持自身网站浏览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企业也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旦寻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企业经营绩效将得到迅速改善。
3. 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竞争力。互联网企业所处的信息领域技术更新较快，同时网络的便利性也为网络虚拟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因素都决定互联网企业想要保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与影响力，就必须时刻紧跟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并不断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更新、改善自身的产品与服务，这都需要企业不断加强对研发的投入，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
4. 做好应对国际竞争的准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的互联网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届时，国内互联网企业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强有力的竞争。为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内互联网企业需要利用目前国内互联网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有利时机，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品牌形象，巩固文化与语言优势，提高客户粘性，确立在国内互联网市场的领先优势，以降低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对自身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样本中“人民网”的上市时间为2012年，研究数据采自于2011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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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angible Assets and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Jiang Hao
在我国，从文献资料上看，1985年，姚齐源、宋武生、李国忠、殷君伯、过杰等学者在学术期刊中开始著有“产业链”一词，但未对其定义有明确阐述。1988年，张文合在“青海省工业战略性优势产业群决择”一文中对产业链做出了定义。1990年至1993年，傅国华在课题中，从农产品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链的概念。此后，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链的定义作出了说明。
一、从供给和需求等前后关联的角度解析
在产业链研究的最初，学者们多仅从分工角度，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解析产业链，认为产业链是由产业之间供给和需求而形成的一种顺序向的前后关系。从文献的梳理来看，这种从供需角度解析的概念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最初的解析相对静态，仅停留在生产要素的提供和购买上或单纯的供给和需求上或单纯的投入与产出上形成的链条状联系。如：1999年，陈博在“产业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提供和购买的关系，形成的产业之间链条状的联系。2001年，周路明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生态图谱，这种生态图谱是建立在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基础上的。2002年，鲁开垠在“解析产业链”一文中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指出产业链实质上是指各产业相互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2003年，郭海君在“产业链构建是产业化经营的关键”一文中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产业链。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产业链的定义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单纯的供需、投入与产出角度向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流动的相对动态的角度进行。如，2005年，郁义鸿在“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个纵向的链条，是一个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链。同年，在“产业链中间产品动态定价研究”一文中，李心芹等也指出了产业链是一个以企业为单位的纵向关联的系统，其观点也定位在产品或服务上，与郁义鸿的观点基本上相同。也于同年，王缉慈等在“关于区域发展中‘打造产业链’的问题的讨论”一文也指出了类似的观点，把产业链界定为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也是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整个过程。2013年，高成亮等在“产业链效应与产业链传导机制研究”中也指出了类似观点。在研究中，也有学者把产业链的定义笼统地从前后经济的关联上进行阐述，如2006年，王云霞等在“产业链现状研究综述”一文中提到从分工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是上中下游企业之间形成经济、技术关联。2007年，刘贵富等在“产业链的‘内涵链’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由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等若干企业依据产业的前后关系组成的经济系统。
二、从产业关联形成机制的角度解析
从2004年开始，学者们对产业链的定义从单纯考察前后之间的联系扩展到从探究这种前后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开始从产业关联形成的机制上对产业链概念进行探索。在这一探索中，有的从围绕核心产品或主导产业关联性的角度解析产业链。在这种解析中，学者们强调产业关系的形成所围绕的核心却有所不同，有的认为应围绕某一主导产业，如2004年，乔忠，贾敬敦等在“基于产业链的工厂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一文中提到产业链是一个前后联接的有机链条，但这一前后联接的有机链条是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主的，是围绕着该主导产业而发展形成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产业关系的形成应是围绕某一核心企业，如蒋国俊等在“产业链理论及其稳定机制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种战略联盟关系链，但这种战略联盟关系链是以某个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是该企业与与相关产业中的企业结成的。也有的学者认为产业关系的形成应围绕某一特定的核心产品或服务。如2004年，卢明华等在“从产业链的角度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产业集合，而这种产业集合是要围绕特定产品生产或服务。2007年，董磊等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产业链是一种顺序性的纵向链条，是以某种产品为核心的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实现商业价值所包含的各个环节的整个纵向链条。
三、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解析
而后，有的学者把视角拓展到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对产业链进行定义。在这一视角下，有的学者直接把产业链等同于价值链，如2005年，张铁男等在“产业链分析及其战略环节的确定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产业链是价值链，在其定义中，虽也认为产业链是一个从原材料到半成品到最终产品的一种过程，并且这种过程是围绕着某一核心企业而形成的，但其强调这种功能链是一种价值链，该价值链上相互关联的企业承担着不同的价值创造职能。郑胜利在“产业链的全球延展与我国地区产业发展分析”一文中也指出产业链主要是指产业价值链。在这一视角下，也有学者只是从价值增加的角度对产业链进行描述，认为产业链不仅是一个前后联系的动态过程，还是一个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如2006年，芮明杰等在“产业链整合理论述评”一文中就指出产业链是一种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2008年，郭彤梅等在“我国产业链构建的思路探”一文中对产业链也作出了同样的定义。
四、从横向及网状角度解析
从前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于产业链的定义，学者们从产业前后之间的关系到从探索这种关系的形成机制，到从价值增加的角度的探索，都是从纵向的角度对产业链作出解析，2005年开始，有的学者把产业链的研究拓展到从横向联系的角度，进而从网状系统的角度进行探索。
在横向联系的角度中，有学者在概念中做过描述，但是并未更详尽地对横向拓展的方式进行描述。如2007年，李炜在“产业链中企业分工与协同效应分析”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产业的横向与纵向拓展。
对网状系统这一视角的拓展中，有学者泛泛认为产业链是一种纵横交织而成的网络系统。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链是具有网络组织特性的一种新型产业组织模式。但对网络的边界却没有相关说明，这无疑使其与正在发展中的产业集群等概念可能存在混同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2005年，梁学忠在“产业链在开发区招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就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网络状系统，这种网络状系统是以若干个企业为大节点、产品为小节点纵横交织而成的。2012年，张晖等在“产业链的概念界定――产业链是链条、网络抑或组织”一文中将产业链定义为是具有中间性组织和网络组织特性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
在对网状系统这一视角的拓展中，大部分学者并未脱离产业链的“链”式结构，只是把这一“链”从单纯的纵向关系往横向关系拓展，把这一“链”加粗至为“网链”或“链网”结构。有的学者在描述时只是简单提出了“链网”或“网链”，并未对其扩展方向进行更为详尽的探究，如2007年，陈朝隆等在“区域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形成因素与动力机制”一文中虽指产业链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链网状产业组织系统，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该链网是从哪个方向上进行拓展的。有的学者对于产业链横向拓展的方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如2006年，刘贵富等在“产业链核心企业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个整体的功能链网式结构，在该定义中，其肯定了产业链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前后联系，也指出了产业链的形成应是围绕某核心企业，而对链条的拓展其是从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层面上而言的。2009年，黄正平在“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产业链所做的定义与此并无不同。
在“链网”或“网链”视角下，有的学者从产业集合、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扩展“链”。如2006年苏景军等在“构建产业链，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发展”一文中就从产业集合和空间布局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网链状的产业形态，在其定义中，也肯定了这种产业集合需要围绕某种特定产品或服务需求。2008年，赵红岩在“产业链整合的阶段差异与外延拓展”一文中从生产关系和空间分布，把产业链定义为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式企业战略联盟。而2012年，王秋菊在“产业链内涵及结构分析”一文中也把产业链定义为一种“链网式组织”，在其定义中，除对分工、前后顺序联系、价值增值进行了肯定，还强调了区域性、基础性（指出应以资金、技术、产品和信息为基础），并强调了这种“链网”的动态非稳定性。
除上述对产业链概念探索的角度外，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产业链的概念作出了解释。从对我国产业链概念的梳理情况来看，从最初的仅涉及供需的前后联系的垂直链条到探索前后联系的相关机制，到引入价值增值，并到拓展到链网或网络状结构，我国学者对产业链概念的认识正逐步从单一而向丰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对产业链的一些共性特征也得到学者的共识，但是，其中仍存在一些尚需进一步进行探索并界定的内容，如价值增值性是否等同于价值链，“网链”或“链网”的“网”的范围的界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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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031—03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迫在眉睫。循环经济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建立在生产、消费、排放环节都做到资源高效利用、废弃物再利用、污染排放减少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研究，目前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分别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理论、发展实践两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循环经济产业链理论的研究
循环经济产业链理论的研究目前较少，涉及的领域也较窄，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其概念内涵、形成机理、稳定性等方面。
（一）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涵
对于循环经济产业链概念内涵的界定，学者们的看法普遍比较一致。刘变叶（2007）对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他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是按照环形经济的理念，模仿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原料—产品—废物—原料”的循环过程，把上一个产业（或企业）排出的废物作为下一个产业（或企业）的原料，在具有市场、技术或资源关联的产业（或企业）之间形成链条。吴飞美（2010）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提出全面革新了人们生产的价值观念，人们不再视大自然为“原料厂”和“垃圾堆”，而是视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杨银涛（2011）从以下几点总结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涵：首先，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核心。其次，循环经济产业链必须以3R为原则，就是在生产的源头减少物质投入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废物产生和排放；在产品消费后，废弃物尽可能通过处理重新变为资源。第三，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落实以具体的产业链构建为载体。第四，循环经济产业链以产业链式发展为增长途径，促进经济发展。
（二）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机理
部分学者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乔晶（2008）认为，企业是循环经济产业链基础，而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因此，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才是企业需要的。杨雪峰（2008）从价值链角度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他认为，产业之间之所以能形成循环经济链条，是因为存在合理的收益空间既价值增值空间。不同于传统产业链，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价值增值空间还来源于价值发现，例如：从废弃物发现残余价值、降低生产成本、资源节约和反复利用等。价值增值空间是循环经济产业链存在的价值基础。刘志坚（2007）从价值链的视角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耦合机理，认为资源深度利用驱动、生产驱动、利益驱动是循环经济产业链耦合的三个驱动因素。杨忠直（2011）推进了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机理的研究，他给出了经济系统物质流动的价值增值定律，物流方向选择的价值梯度公理和确定物流最佳数量的价值最大化定理，以此作为循环经济系统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规划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了循环经济系统物质流动价值增值过程，定义了循环物流价值增值倍数，发现循环经济系统的物流价值增值倍数是循环经济的核心所在。
（三）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研究
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运行不仅需要构建具有增值空间的价值链，还需要稳定的运行环境。因此，如何支撑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运行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高省（2008）把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内涵界定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链对于干扰破坏的抵抗和避免能力，二是产业链在受到干扰破坏后迅速恢复到最初状态的能力。杨雪峰（2008）把影响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因素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交易的不稳定性和非交易不稳定（如技术的不稳定、质量的不稳定、系统的不稳定等）。交易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过高，非交易不稳定来自于循环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制度的不完善性、技术运用的不成熟和收益不确定性及产业规划的滞后性。崔兆杰（2009）实现对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定量评价，对循环经济产业链柔性（既系统适应不确定条件的灵活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关键词：
特色农业；产业链整合；产业集群；龙头企业
一、引言
与传统农业相比，特色农业能充分发挥地域和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产品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在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能够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特色农业的发展不仅在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得到重视，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强调依靠发展特色农业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特色农业发展中，产业集群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方面表现突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得到重视。然而在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实践中，依靠地理位置相邻，生产和加工特色农产品的加工企业集聚并与地方政府、农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辅助机构长期互动自发形成产业集群，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发展时期。如果能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构建和培育产业链条，对已初步形成的产业链条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汇集产业链优势，形成产业集群网络并在链网互动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实现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壮大。
二、特色农业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一)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辨析产业链作为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从最初投入的资源或原材料一直到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所包含的各个环节构成了纵向的产业链条[1]。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产业特征，农业产业链是指立足市场，在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下，在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围绕某种核心农产品的生产或以此为原料进行的加工生产以及运输、销售等环节所形成的链式结构。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专注于生产环节或片段的同时，不断强化与提供生产加工原材料的种植户以及农业加工制成品销售企业的互动联系，形成围绕农业加工制成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链条式结构关系。同农业产业链相比，农业产业集群这种农业产业空间组织具有更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特征，它是一系列地理位置相邻且相互联系紧密的农产品企业与地方政府、相关辅组织机构、广大农业种植户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过程中，若能够立足区域特色，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名特优新农产品，发展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将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特色农业集群内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大学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辅组织和中介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在一定地理空间集聚形成集群网络结构。
(二)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作为农业产业的两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农业产业链不是单个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加工生产中形成的简单链接，而是相关环节以投入产出为纽带联接而成的复杂系统。从产业链空间组织结构来看，产业链纵向环节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在核心企业的驱动下，实现产品和价值流动，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承前启后的联系。在产业链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聚集大量同类企业或辅机构，形成横向环节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对于产业链，更多时候关注的是其纵向上下游环节的衔接关系与价值分布，在最终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产业链纵向各环节都参与产品价值的创造或实现，各环节具有连续追加价值的产业活动构成了价值链。价值在产业链上变化转移并向对价值创造起关键作用的环节集中[3]。产业链上农产品种植、加工制造、市场销售等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各不相同。在产业链上各环节中，根据其价值创造的多少可以区分出产业链的驱动力量。对于一般产业链而言，根据驱动力量的不同，可将产业链区分为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以及销售驱动型产业链，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中生产企业是产业链条的驱动者，销售驱动型产业链中从事产品营销的企业发挥产业链驱动者作用。对于农业产业链，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中农产品加工企业是产业链条驱动者；销售型产业链中，从事初级农产品销售的企业(如大型超市)扮演产业链条的驱动者角色。就特色农业产业链而言，基本上属于生产驱动型产业链。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是众多与特色农业联系密切的生产者、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4]。作为农业生产组织中的模式创新，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网络中，出于对某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的需求，以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加工企业和大量的关联企业在某一地域集聚，进一步带动从事种子培育、农药化肥生产、机械工具生产、技术咨询、物流运输以及其他的辅组织机构的集聚，这些企业和辅助机构的集聚又促使农业聚集的进一步增强，经过集聚的自我强化效应，最终形成加工企业和关联企业、种植户、地方政府、辅组织或机构等主体联系密切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在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交织过程中构建了集群内部网络。可以说，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既是由各行为主体构成的经济网络，又是由各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特色农业发展路径：培植和整合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
特色农业发展既能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又能对地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过程中，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来实现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依托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链，整合产业链资源发展特色农业，还是通过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特色农业。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以及部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经验，本文认为，特色农业发展应该立足发展现实，在培育整合产业链基础上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演化，通过产业链与集群网络协同发展促进特色农业优化升级。
(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产业集群化战略已成为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主导战略。国内的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集群以及河北昌黎葡萄酒产业集群等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在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增收以及传统农业升级转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然而，从总体来看，我国当前特色农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制约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的现实困境。我国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集而不群，多数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仅仅是大量同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一定地域的聚集，企业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较差，企业之间缺乏长期合作所需的信任关系，在生产合作中存在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形成有效地利益分享机制和维持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加工企业与特色农产品种植户之间的关系也更多表现为出售——购买农产品的买卖关系，双方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种植户与企业之间的销售契约不稳定，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压价”、“毁约”现象进一步降低双方长期合作生产的可能性；企业聚集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与辅组织机构也没有发挥有效促进和服务集群发展的作用。无论是自发的地理空间的企业聚集，还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集聚，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对产业集聚成群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准，往往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在集群发展中完全忽略市场的作用，完全由政府主导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另一种极端则是听任市场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对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不提供政策扶持和施加影响。在企业集聚区域，加工企业及相关企业、种植户、地方政府、辅组织机构等集群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的缺乏，难以在各主体间建立紧密的经济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制约了特色农业的集群化发展过程。特色农业产业链的残缺和不完整、相关链条环节缺乏有效的衔接是我国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的又一制约要素。我国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生产企业与特色农产品种植户以及与销售环节之间形成的产业链条通常较短，缺乏向上游种子培育、加工机械等环节以及下游物流运输、产品售卖等环节的拓展延伸；同时，产业链往往较单一，在产业链条横向上拓展不够，难以充分发挥每个链条环节的潜力。产业链纵向延伸不足与横向拓展不够，导致农业产业链难以充分发挥整体竞争优势，阻碍产业链中龙头企业利用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带动不同环节企业集聚以及与地方政府、种植户、辅组织或机构互动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进程，制约了特色农业的持续性发展。
(二)产业链整合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网络演进从组织结构来看，产业链是基于纵向生产关系形成的链式结构，产业集群则以内部主体构建的网络结构为显著特征。尽管二者组织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通过对国内外典型产业集群发展过程来看，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网络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机制，对集群网络演进、实现向特色农业集群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当前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特征，特色农业的发展应该从构建特色农业链出发，明确识别产业链的主导者。由于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承载体，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价值分布，通常而言占据价值最大份额的环节就是产业链条资源整合的主导者。从特色农业产业链发展特征来看，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价值构成中占据最大份额，因此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是驱动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的主导。在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主导下，对产业链主体进行资源整合，包括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强化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互动联系；以及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主导或带动下，衍生发展附属(旁支)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链主链条与附属产业链并存和协同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为集群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是动态化发展过程，产业链条上的种植户、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互动关系不断强化，同时，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也促使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辅机构和科研机构介入并逐渐形成关系交错的产业集聚网络，网络中各构成主体经过较长时期的关系互动，在形成基于产品生产的经济网络的同时，长期的接触在个主体间构建了无形社会关系网络，特色农业发展由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网络演进发展，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培植整合并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又会对特色农业产业链发展产生反馈作用，进一步推动和完善特色产业链在地理空间上的衍生拓展。产业链与集群网络形成的链网互动持续强化和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产业链整合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策从国外发达国家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来看，集群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主导战略，在产业发展实践中也取得突出的成就。结合产业链培植整合与集群网络演进发展的机理以及我国特色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我国未来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1.扶持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发挥其在产业链培育整合以及产业集群网络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产业链各环节是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关联关系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影响力系数最大[5]。因此，在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应根据特色农业发展特征，根据企业发展潜力、发展导向等一系列综合指标，识别出能够在产业链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龙头加工企业，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重点扶持。依托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引领和强化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延伸产业链以及强化与农户、中介组织、政府机构等集群主体的协调互动，最终特色农业由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演进。2.对产业链实施深度资源整合，促进区域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在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发挥龙头加工企业主导作用，实施产业链资源的深度整合。在产业链纵向上加强处于分离状态的产业链条片段之间的联系，实现特色农业产业链条间的联动，在分工协作机制下，逆向拉动产业链上游的育种、种植环节，正向推动产业链条向销售环节的有效衔接，不断延伸主产业链条；在主产业链条基础上，培植新的产业链条，扩展和完善产业链结构，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3.在培育和整合产业链过程中，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在链网互动过程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培植和整合产业链，在完善产业链条结构基础上，产业链条上种植户、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其他提供配套服务或技术支撑的企业或组织机构从单一的纵向联系向多向交错的网络状结构演变，而产业集群网络的发展又会推动产业链条的整合重构，在链网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4.充分重视和积极发挥政府在特色农业产业链培植整合以及产业集群化发展中的作用特色农业产业链在培植和整合过程中，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在特色农业产业链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资源整合中的能够发挥积极助推作用。同时，作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之一，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影响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初期，需要政府对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进行统筹规划;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吸引外部企业集聚。政府部门在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进程中，能够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和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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