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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让定价，指跨国公司违背市场公平定价，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订立有关商品、资本、技术、劳务、信贷等的内部交易价格，从而使跨国公司总体税负大大减少。它是国际避税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段。
2.利用避税港避税，指跨国公司在避税港注册一个只具法人实体形式而不作实质经营的基地公司，将在避税港境外的财产和所得汇集到基地公司的账户上，从而实现避税的目的。
3.实施资本弱化，指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上债权融资税负低于股权融资的优势，把本来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从而逃避或减轻其本应承担的税负。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指跨国公司利用一些国家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这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较多。
二、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分析
（一）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的行为分析
1.通过购销业务转移定价。这是在我国最为普遍的转移定价避税手段，即在购销环节采用关联交易定价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体现在：（1）利用我国行业间、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采取转移定价的手段将利润由高税率的行业和地区向低税率的行业和地区转移，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2）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保标准相对宽松的条件，在我国设立加工车间生产产品，节约本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然后利用“高价进、低价出”的转移定价手段将利润从我国转移出去。
2.通过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指外资企业对与境外关联企业发生的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增加劳务费用支出，从而将利润转移出境。劳务服务包括向境外关联企业提供市场调查信息、供求状况信息等服务，或境外关联企业向境内外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
3.通过设备供给转移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设备作价投资入股，另一种是以经营租赁方式提供设备。前者是投资者通过抬高设备的价格，增加资产原值，多提折旧，实现冲减利润，同时还享有较大的股权比重，分得较多的税后利润，在初始投资时这种现象较明显。后者是通过在税前列支较高的租赁费造成当期利润的减少。
（二）通过避税港避税的行为分析
这种形式往往与转移定价和资本弱化方式密切相关：
1.在境外设立基地公司。即在华子公司以高价向设在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购进原材料，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返销给母公司或销售给其他关联公司，造成子公司亏损的假象，利润转移至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
2.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母公司在解决在华子公司资金需求时，变原来的追加投资为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利用税法对支出利息免税的规定，巧妙转移利润，规避税收。
3.向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费用。即避税地的母公司对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和劳务费用，造成在华子公司亏损，逃避税收。
（三）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行为分析
主要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形成，通过资金借贷方式增加企业的利息费用转移利润。比如跨国外资企业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形成资本弱化，每年在税前列支巨额的利息费用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变相将利润转移出境。再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者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的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以债务资本的形式贷给企业，且贷款利息往往比正常水平高许多。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的行为分析
即利用外商身份或行业优惠政策获取优惠。外资企业深谙我国税收政策，有些甚至滥用政策。如在2007年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之前，外资企业往往利用我国对外商的“两免三减”政策千方百计避税。据调查，深圳市10多年来累计登记开办的外资、合资企业近万家，但实际经营的不足2/3，余下企业除极小部分转产或停产外，大多数在免税期满后，通过换招牌变成了新办企业，再次享受免税。合并之后，国家对生产性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设置了五年过渡期，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继续实行优惠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又逐渐转向行业优惠寻求避税。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行为的规制及问题
目前，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尤其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转让定价税制已经比较完整，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行为的规制也首次有了集中统一的表述。但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仍未形成完整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对相关规定进行逐一梳理。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税收政策也在不断的进行改革，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2008年的元旦，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出台，这次的税法中，正式的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制统一起来，不再进行分别的税收管理。这对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应该根据新的所得税法，制定出相应的税收筹划工作。具体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企业的组织形式
根据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在我国境内的所以企业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均算作企业所得税义务纳税人，但是，对于私人独资企业或者是合伙企业并不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法，而是要按照个人所得税进行缴纳。 与此同时，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执行不同的纳税标准， 居民企业根据其来自国内外的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非居民企业则是按照其在国内的企业在境内的收入或者是这些企业在国外的资金收入进行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以上各项规定，不同的组织形式对纳税人的征税对象等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企业要根据未来的发展计划建立相应的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是内资企业，可以建立公司制企业或者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个人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伙企业，但是，这三种税负相差很大。投资者是自然人，当设立为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制企业，就要承担双重征税的情况，企业的所有者既要为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还要为自己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如果将企业设立成为个人独资公司或者是合伙企业，那就只需要缴纳自己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不用负责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如果是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无论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必须作为我国的居民纳税人，根据其在我国境内和境外的所得进行纳税，但是，其应缴的纳税额是其所得纯利益的25%左右，如果是外企在我国建立的分部，就应该算作是我国的非居民纳税人，就只要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纳税，而且实行百分之十的优惠税率，但是，其应纳税额是其全部的运营资金，因此，对于外资企业来讲，也要根据其未来的发展预想来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并且新企业所得税法指出，以法人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通过选择将经营机构设立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还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企业可以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
二、充分利用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标准
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或提高了企业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标准，企业应发生额扣除，因此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些规定，为职工安排好福利方案。新税法规定：如果企业中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用按照其发生额的百分之六十、并且，在小于或等于当年销售收入百分之五的限额内进行扣除，然而，没有针对企业中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等费用项目进行扣除的限制，所以，企业可以将招待费和会议费、差旅费进行分别核算，并对相关凭证进行妥善的保存，可以有效避免将其他能够全额扣除的费用放入企业的业务招待费中，致使纳税额的增加，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将业务招待费错放到其他的费用之中，造成企业偷税现象的发生。 新税法还规定，用于企业合理的广告费用和业务宣传费用可以再低于该年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额度内进行扣除，所以，企业可以将餐饮费发放宣传礼品的费用，减少企业的纳税额。
三、国家产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合理利用
在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做出和很多调整，不再进行地区差异的税率制度，而是在产业政策方面规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些优惠的方面主要有高新技术产业、农林牧渔业、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环保节能节水项目、技术转让所得、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技术进步加速折旧、资源综合利用取得收入、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抵扣税收。所以，企业设计投资计划时，尽量选择符合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些产业，积极创造相关优惠政策需要的条件，并对国家鼓励的产业进行，尽量多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实现减少缴税金额，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企业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产生的研究费用，或者是为了安置残疾人员和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发放的工资，可以税前加计扣除，所以，企业应该增加多科研项目的投资额度，积极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增强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的扶持优惠政策。
四、利用国家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的扶持政策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可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的行业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工业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 万元；其他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 000 万元。企业集团或连锁经营企业对于下属盈利的小型分支机构，可分设为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纳税的子公司，以便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税率。这样就可以为企业减少应缴纳的税款，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五、小结
通过对相关新税法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对自身产业结构等的合理调整，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可以为国家解决一定的社会负担，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做好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收益财税处理
（一）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下列情况，企业应运用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1)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
(2)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通常情况下，投资企业在取得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累计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投资以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净利润的，投资企业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部分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例1】甲公司2005年1月1日以2400万元的价格购入乙公司3%的股份，购买过程中另支付相关税费9万元。乙公司 为一家未上市企业，其股权不存在活跃的市场价格。甲公司在取得该部分投资后，未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取得投资后，乙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及利润分配情况如表1:
注:乙公司2005年度分派的利润属于对其2004年及以前实现净利润的分配。
甲公司每年应确认投资收益、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及相应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05年:
当年度被投资单位分派的2700万元利润属于对其在2004年及以前期间已实现利润的分配，甲公司按持股比例取得81万元，应冲减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
借:应收股利 8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810,000
收到现金股利时:
借:银行存款 810,000
贷:应收股利 810,000
（2）2006年:
应冲减投资成本金额=（2700+4800-3000）×3%-81=54万元
当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4800×3%=144万元
应确认投资收益=144-54=90万元
账务处理为:
借:应收股利 l,440,000 贷:投资收益 9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540,000
收到现金股利时:
借:银行存款 l,440,000 贷:应收股利 l,440,000
（二）税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投资方确认的股利所得，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方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收到的被投资企业动用接受前的利润派发的股利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视为清算性股利，应冲减投资成本。
而税收上的规定很简单，不论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是投资前产生的还是投资后产生的，都是税后利润，都归为持有受益，不应转化为处置受益。即税法坚持投资成本不变，如果将投资前被投资企业产生的留存收益分配作冲减投资成本处理，则会等额增加以后的投资转让所得，导致双重计税。
【例2】沿用【例1】假设2005年甲公司所得税率为33%，乙企业所得税率为15%，当年享受了定期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计算甲公司分回的税后利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并注明在新企业申报表中的列示。
税法相关规定:
1、企业在国内投资、联营取得的税后利润，由于接受投资或联营企业已向其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因此，对于投资方或联营方分得的税后利润（股息），一般不再征税。但如果涉及地区间所得税适用税率存在差异，则纳税人从其他企业分回的已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利润（股息），其已缴纳的税额需要在计算本企业所得税时予以调整。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规定，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按照原申报表规定，当企业有投资所得时，应该先还原成税前收益，并入总收入，经过纳税调整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投资企业适应的所得税率计算所得税，然后允许抵扣在被投资企业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后，最后得出企业应纳所得税。
3、国税发[2006] 56号文件精神，新申报表在纳税调整时先不还原，待纳税调整弥补亏损后，再加上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投资收益÷（1－被投资企业适用税率）×被投资企业适用税率]，计算应纳所得税。
2005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81÷（1-7.5%）×（33%-15%）=15.76万元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列示:
主表第2行是填81万元
表18行不填
表19行填81/（1-7.5%）*7.5%
表25行填81/（1-7.5%）*15%
财税差异:
2005年会计上不确认收益，税法上应补交所得税15.76万元。
【例3】，沿用【例1】假设2006年甲公司所得税率为15%，乙企业所得税率为33%，计算甲公司分回的税后利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并注明在新企业申报表中的列示。
2006年，税法上确认的收益为4800×3%=144万元，因为投资方的税率是15%，大于被投资方的税率是33%，无需交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列示:
主表第2行是填144万元
表18行填144万元
表19行不填
表25行不填
财税差异:
2006年会计确认收益90万元，税法上确认收益144万元。
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收益的财税差异
第一，与成本法相似，新准则规定:即使在权益法下，在按被投资企业净损益计算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时，应以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为基础，税法对于从对方分得的股利仍不考虑这一时间界限。
第二，与“损益调整”有关的差异。税法对投资收益的确认以收付实现制作为基本准则。因此持有期间会计上确认的投资收益可能是收益，也可能是损失，而税法上确认的投资收益只会是收益不会是损失。会计上对投资收益的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作为基本准则，既确认收益又确认损失。
如果被投资单位发生亏损，投资企业按占股比例借记“投资收益”，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对此，税法不允许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损失，当然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也不得调整。
如果被投资单位发生盈利，投资企业按占股比例借记“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 ，贷记“投资收益”。对此税法上既不确认会计核算出的投资收益，也不认可“长期股权投资”发生额及余额的变化。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会计核算借记“应收股利”或“银行存款”，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会计上不再确认收益。即会计上则不考虑投资双方的税率差，税法上正好相反，它将对方实际所分配的利润却认为投资持有收益，并交纳地区差别税率。
需要补交企业所得税的税后利润
如果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的，中方企业从设在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区等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区域（不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中外合资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凡该中外合资企业适用15%或24%所得税税率的，中方企业应按规定计算补税。
不需补交企业所得税的税后利润
（1）如果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的，不退还所得税；
（2）如果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的适用税率一致，则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不予补税；若由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享受定期税收优惠而实际执行税率低于投资企业的，则投资方从被投资企业或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也不需补税；
（3）从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不需补税；
（4）投资方在免税期间对外投资分回的税后利润不需补税。
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有关的投资收益
新准则规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没有任何影响，不存在财税差异。
如果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而税法的计税成本则是按实际支付的金额作为计税基础，并不确认投资收益。
【例4】甲公司2007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200万元购入乙公司40％的表决权资本。乙公司2005年1月1日所有者权益为400万元，公允价值为450万元。假定乙公司的净资产全部为可辨认净资产。
按新准则的规定，初始投资成本（200万元）大于投资时应享有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份额（160万元），因此有关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200
贷:银行存款 200
注:在这种情况下无财税差异。
【例5】假定【例4】中乙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50万元，公允价值为60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
按新准则的规定，初始投资成本200万元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240万元的差额40万元，应确认为当期损益。有关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240
贷:银行存款 200
投资收益 40
1996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收到署名举报信。信中反映恩威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严重不法行为，其中包括利用假合资骗取国家税款优惠，偷逃巨额税款等问题。
1996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涉外税务管理司以国税函（1996）309号文件要求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对此案进行查处。
在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按法定程序对“恩威集团”涉税问题进行行政处理的过程中，1997年5月，举报人荣金明再次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该企业偷逃税问题虽经检查，但并未得到依法处理，其本人由于举报受到打击报复。
根据以上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成立由稽查局牵头，监察局、涉外司参加，会同四川省及成都市国税局、地税局组成联合核查小组，负责对此案的核查工作。联合核查小组于1997年7月7日成立，对此案进行了缚密的核查。1997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以国税稽发（1997）056号文件通知四川省国税局、地税局按核查结果对“恩威集团”的涉税问题进行税务行政处理。1998年4月，成都市国家税务局向“恩威集团”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恩威集团”当即提出异议，并要求税务机关重新核实偷权数额。按照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指示，总局稽查局立即派人会同四川省和成都市国家税务局对“恩威集团‘’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核实。税务人员在第二次核实过程中，发现企业提供的部分账册是重新伪造的假账，”恩成集团“再次隐匿收入。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通知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按第二次核实的结果对“恩威集团”的涉税问题进行税务行政处理。1998年8月3日，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恩威集团”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在“恩威集团”没有提出听证要求的情况下，于1998年8月6日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机关依法对“恩威集团”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和罚款共计1.08亿元。
二、恩威集团的税收违法事实及处理
（一）因合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十年，追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十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世亨公司”成立后，由于中外双方发生经济纠纷，该公司自1994年被终止经营，实际经营期只有四年，按照上述税法规定，对企业己享受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共计4469.30万元应予补征收回。
（二）国外商投资不到位，应收回税收优惠，追缴税款。
1993年10月，“恩威集团”与香港居民许强合资成立了中外合资恩威制药有限公司，合资双方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出资期限。外方在法律规定的验证基准日止并未将应缴资本汇入国内公司账上，而是在一年半后才便资本实际到位。但“恩威集团”却通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制造虚假的验资报告，取得合资企业身份，享受了国家对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1987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准的，1988年1月1日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合营各方应当在合营合同中订明出资期限，并应当按照合营合同规定的期限缴清各自的出资。”“合营合同中规走一次缴清出资的，合营各方应挛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六个月内缴清。”第五条规定：“合营各方未能在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缴付出资的，视合同企业自动解散，合营企业批准证书失效。合营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其营业执照；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其营业执照；不办理注消登记手续和缴销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恩威有限公司与香港居民许强订立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在营业合同签发之日起一个月内，甲乙双方按照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一次性缴清。而合资外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缴付出资，已经违反了上述规定，该企业应视为自动解做，合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税务登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责令其纠正，并按照实际情况征收税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统一核发“税务登记证”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3]021号）第三条也明确规定：“凡不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有关法律规定的，停止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并提请有关部门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资格。”根据以上规定，税务机关应收回“恩成有限公司”在外方资金没有到位期间已享受的税收优惠。此项税款为3712.23万元，其中增值税2399.61万元，所得税1312.62万元。
（三）偷税395.07万元应予追缴，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恩威有限公司”在1993年度用白条虚列预提费用，减少 税款223.81万元；1994年和1995年该公司有部分“外销产品”未入账作销售处理，也未申报纳税，少缴税款171.2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该公司的行为属于偷税，偷税总额为395.07万元。税务机关对企业偷税的部分除追缴所偷税款，加收滞纳金492.69万元外，并处以所偷税款一倍的罚款，但对该公司1998年提出要求税务机关重新核实其偷税数额的情况下，再次做假账，欺骗税务机关，隐匿收入，偷税126.72万元的部分，处以三倍的罚 款，合计罚款648.50万元。
（四）追缴欠税1163.06万元。
（五）追缴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23.12万元，追缴应补印花税8.82万元，并处以三倍的罚款计26.46万元。
三、“恩威集团”税案给我们的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经济活动形式日益复杂，税务机关与税收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日渐尖锐，由于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确立时间不长，公众的纳税意识不强，更增加了税收工作的难度，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紧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加强税收宣传，提高公众纳税意识；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以保障国家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从恩威集团涉税案我们可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税务机关应加强征收环节的监控，对企业享受税收优惠资格从严审查。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利地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其客观局限性。单一的税收减免和降低税率不可避免地给税收管理带来了问题。一些企业为了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取得中外合资企业资格，后果是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恩威集团涉税案提醒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合资企业资格的审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应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从严查处，决不能听之任之。
二是应进一步加强税务登记证的管理。税务登记是税收征管的基础，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税务登记与工商登记有差异的现象，造成税务管理上出现漏洞。恩威集团涉税案说明工商、税务部门进一步密切配合，理顺工作程序，防止出现漏管漏征现象的重要性。为此，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的有关规定，目前工商执照年检的法定时限为每年4月30日，而税务登记却没有年检时限规定，税务机关应制定与工商营业执照年检时间相联系的税务登记证的换证和年检时间；统一工商。税务登记的号码，便于税收管理；加强与工商部门的配合，统一组织实施工商管理与税务管理的软件开发。
三是实行内、外资企业税制的合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并不是排斥必要的涉外税收优惠，而是针对当前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合不够，优惠手段单一，而所应进行的政策调整和完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削弱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一些借合资名义偷税的企业钻了空子，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恩威集团涉税案就印证了这一点。
国税函〔2010〕79号新规解读
1、股息红利收入按照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利润分配的日期,取消了国税发(2000)118号以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作为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实现的规定,这一点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有体现。国税函79号文件的特色在于将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除资本溢价外)转增资本明确要确认收入。实际上是将转股看做两个事项,第一件事是先分红,第二件事是用分红去投资。
2、转股要确认收入,对于一般内资企业而言影响不大,主要是对外资企业有影响,外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追加投资时需要缴纳预提所得税。2008年以前,外资再投资有退税的优惠,2008年以后,不但失去了再投资退税的优惠,而且需要交纳预提所得税,这也是税务稽查注重检查的地方。
3、股权溢价转增资本是投资成本在注册资金和资本公积的内部划转,不影响计税基础,因此也不能确认收入。
4、个人所得税转增资本的规定同企业所得税的原理基本相同。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规定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国税函【1998】289号文件则补充说明,198号文件规定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专指股本溢价,而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均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国税函【1998】333号文件,明确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要视同分红,交纳个人所得税。
重点解析
“符合条件”与“权益性投资”的理解
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的符合免征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符合条件”是指:(1)居民企业之间――不包括投资到“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非居民企业”;(2)直接投资――不包括“间接投资”;(3)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在一年(12个月)以上取得的投资收益。
“权益性投资”是指:为获取其他企业的权益或净资产所进行的投资。如对其他企业的普通股股票投资、为获取其他企业股权的联营投资等,均属权益性投资。企业进行这种投资是为取得对另一企业的控制权,或实施对另一个企业的重大影响,或为了其他目的。
免税的股息、红利不需要弥补亏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250号文件规定,即:⋯⋯三、关于投资方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补税及弥补亏损问题:(一)投资方从联营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按规定应补缴所得税的,如果投资方企业发生亏损,其分回的利润可先用于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再按规定补缴企业所得税。(二)中方企业单位从中外合资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由于地区(指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税率差异,中方企业应比照对联营企业分回利润的征税办法,按规定补税。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亏损定义为,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免税收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可见符合免税条件的股息红利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再参与弥补亏损。
征税的股利、红利收益不再补税率差
国税发〔2000〕118号规定,企业的股权投资所得是指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中分配取得股息性质的投资收益。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在新法中,企业投资于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开封微利企业等实行低税率的企业,不符合免税条件的股利、红利所得作为应纳税收入不再补税率差。2008年以前,居民企业之间的税后利润分配,如果存在非定期减免税造成的税率差,则要按税率差补税。但在2008年以后,即使企业分配的税后利润是属于2008年以前的,也可以按照新税法的规定免税,不需要按税率差补税
举例:A属于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适用25%的税率,B属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A企业、B企业于2009年1月份同时向位于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企业C公司(适用15%税率)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500万元,当年A获得股息80万元,B获得利润40万元。另外A公司于2009年2月购买D上市公司(适用25%税率)的股票,2009年12月取得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66万元。请根据相关税收规定对A公司、B公司2009年权益性投资收益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解析:A公司:(1)进行股权投资获得股息红利8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免税收入,应免征企业所得税;(2)购买股票取得股息红利66万元,不符合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超过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应征企业所得税。
B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财税[2008]1号文件规定,获得的利润40万元为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应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即40×10%=4万元。
问题延伸
问题1:A企业所得税率25%,而C企业是高新企业税率15% ,需要补不补税?
答:不需要补,是免税收入。
问题2:A企业所得税率25%,而C企业若是“三免、三减半”企业,是否需要补税?
答:不需要补,是免税收入。
问题3:如果A企业是连续持有D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这时取得A企业的投资收益66万元是否交税?
一、跨国公司国际避税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定义，跨国公司是指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企业实体，各个实体通过一个或数个决策中心，在一个决策系统的统辖之下开展经营活动。由于经营的跨国性、战略的全球性、管理的集中性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产生了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这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跨国公司跨国境或税境，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和漏洞，以种种公开的、不违法的手段，减轻其总体税负的行为。主要手段有：
1.转让定价，指跨国公司违背市场公平定价，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订立有关商品、资本、技术、劳务、信贷等的内部交易价格，从而使跨国公司总体税负大大减少。它是国际避税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段。
2.利用避税港避税，指跨国公司在避税港注册一个只具法人实体形式而不作实质经营的基地公司，将在避税港境外的财产和所得汇集到基地公司的账户上，从而实现避税的目的。
3.实施资本弱化，指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上债权融资税负低于股权融资的优势，把本来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从而逃避或减轻其本应承担的税负。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指跨国公司利用一些国家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这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较多。
二、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分析
（一）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的行为分析
1.通过购销业务转移定价。这是在我国最为普遍的转移定价避税手段，即在购销环节采用关联交易定价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体现在：（1）利用我国行业间、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采取转移定价的手段将利润由高税率的行业和地区向低税率的行业和地区转移，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2）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保标准相对宽松的条件，在我国设立加工车间生产产品，节约本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然后利用“高价进、低价出”的转移定价手段将利润从我国转移出去。
2.通过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指外资企业对与境外关联企业发生的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增加劳务费用支出，从而将利润转移出境。劳务服务包括向境外关联企业提供市场调查信息、供求状况信息等服务，或境外关联企业向境内外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
3.通过设备供给转移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设备作价投资入股，另一种是以经营租赁方式提供设备。前者是投资者通过抬高设备的价格，增加资产原值，多提折旧，实现冲减利润，同时还享有较大的股权比重，分得较多的税后利润，在初始投资时这种现象较明显。后者是通过在税前列支较高的租赁费造成当期利润的减少。
（二）通过避税港避税的行为分析
这种形式往往与转移定价和资本弱化方式密切相关：
1.在境外设立基地公司。即在华子公司以高价向设在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购进原材料，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返销给母公司或销售给其他关联公司，造成子公司亏损的假象，利润转移至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
2.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母公司在解决在华子公司资金需求时，变原来的追加投资为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利用税法对支出利息免税的规定，巧妙转移利润，规避税收。
3.向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费用。即避税地的母公司对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和劳务费用，造成在华子公司亏损，逃避税收。
（三）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行为分析
主要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形成，通过资金借贷方式增加企业的利息费用转移利润。比如跨国外资企业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形成资本弱化，每年在税前列支巨额的利息费用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变相将利润转移出境。再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者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的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以债务资本的形式贷给企业，且贷款利息往往比正常水平高许多。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的行为分析
即利用外商身份或行业优惠政策获取优惠。外资企业深谙我国税收政策，有些甚至滥用政策。如在2007年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之前，外资企业往往利用我国对外商的“两免三减”政策千方百计避税。据调查，深圳市10多年来累计登记开办的外资、合资企业近万家，但实际经营的不足2/3，余下企业除极小部分转产或停产外，大多数在免税期满后，通过换招牌变成了新办企业，再次享受免税。合并之后，国家对生产性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设置了五年过渡期，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继续实行优惠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又逐渐转向行业优惠寻求避税。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行为的规制及问题
目前，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尤其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转让定价税制已经比较完整，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行为的规制也首次有了集中统一的表述。但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仍未形成完整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对相关规定进行逐一梳理。
（一）相关规制
1.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转移定价的规制。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税收进行区别管理，分别适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内资企业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资企业税法）。外资企业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制虽处于初创阶段，但对关联企业的认定、正常交易原则的确认标准以及关联企业间购销业务、融通资金、提供劳务、转让财产和管理费等方面都作了专项规定，与内资企业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定相比，更具操作性。这与当时外资企业转移定价行为比较普遍，需要法律约束的实际相符。不过当时预约定价制度刚刚在美国实行，并未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及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我国外资企业税法中还是以传统的事后调整方法为主。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规范了税前扣除范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转移定价的规制与旧法相比也更加规范和完善。结合以往对关联企业的法律规制，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对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行为做出了专项立法；第四十一条明确提出了关联方关系、独立交易原则和合理方法三项调整转移定价的要素；第四十二条引入了国际上通行的预约定价制度，即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对转移定价的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实施）及实施细则对关联关系、独立交易原则、预先定价安排和调整方法作了进一步规范；《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对关联企业间关联关系的认定及业务往来的申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交易额的认定、调查审计对象的选择、调查审计的实施、企业举证和税务机关对举证的核实、调整方法的选用、税收调整的实施、复议和诉讼、案卷整理、归档和跟踪管理方面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国税发［2004］118号）规定了我国预约定价安排从预备会谈、程序实施、审核评估、相互磋商到签订协议并监控执行的全过程，并附有15个规范性文书，进一步完善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推动了我国预约定价制度的开展。这些法规的出台都对规制转移定价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2.对避税港避税和资本弱化的规制
过去，我国有关立法只有对转移定价反避税的一些规定，对避税港避税和资本弱化避税只零星散见于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这两种方式均有涉及。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对居民企业或其关联企业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作了限制性规定，即“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来规制境内居民通过在避税港设立公司逃避国家税收的行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对资本弱化也作了规范：“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存在问题
1.立法效力层级较低。我国十几年来涉及反避税的有关规定，可以按法的效力等级作如下分类：法律层级的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和新企业所得税法；行政法规层级的有1991年和2002年制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部门规章层级的有商务部等部门2003年和2006年出台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规范性文件层级的有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和2006年出台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和《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从位于第一、第二法律法规层级的几个税法及实施细则来看，其主要是对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行为进行了原则性的约束，仅有两条直接针对避税港、资本弱化的规制条款，而其他层级的约束性规定都是规范性文件，甚至还没有达到部门规章的层级，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对涉及各种方式国际避税的经济行为产生普遍的强制的约束力。相比而言，美国等国家从出台反避税的措施起即是法律层级的，我国亟待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提升。
2.与转移定价相关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待完善，相关部门法有待补充。程序法中征管法仅在第三十六条对转移定价的调整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实施细则也只是对关联关系、调整原则和调整方法以及预约定价安排作了解释，而有关追溯调整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和发生争议的处理未加以明确，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实体法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定比较详细，但对调整方法的使用规定、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调整、预约定价制度等具体专项操作规程等有待完善。而且，我国税法对转移定价行为没有专门的处罚条款，纵容了关联企业实施转移定价行为。另外，由于规制转移定价行为涉及的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部门法中还没有相关规定，在立法上需要加强多个部门法之间的协调配合。
3.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规制需加强。现行法律只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各作了一项粗线条的规定，难以有效约束外资企业运用这两种手段在华避税。如资本弱化避税的规定没有涉及对于跨国企业与其避税港的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调整利息率来实现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对反避税港的规制也缺乏操作细则。
四、从立法层面规制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的建议
（一）加快完善转移定价的相关规定
1.加快转移定价专项立法的进程。建议对转移定价作专项立法，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补充完善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改变现行转移定价立法分散、专项立法缺乏带来的弊端。
2.补充对转移定价行为的处罚措施和发生争议的解决途径。明确通过转移定价行为避税，除补缴税款外，还要支付一定比例的罚款或罚金，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以提高避税成本。
3.完善相关部门法。（1）完善公司法。在公司法方面应增加调整母子公司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和关联交易原则的条款，对母子公司的关联关系进行规范。（2）完善金融法。转移定价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资金的流转，银行金融证券法律方面应加强监管，增加对转移定价行为规制的可操作性条款。（3）完善会计法。应在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中，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的基本要素，包括转移定价方法、与公平市价的差异等信息，提高披露透明度。
4.推广预约定价制度。积极稳妥推进预约定价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预约定价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建立能够胜任预约定价业务的税务管理队伍；加快税务机关的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事中监控和反馈。
（二）细化反避税港避税条款
1.明确避税港判定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德法等国规定将我国税法适用的避税港划定标准即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和地区列为避税港，但“明显”用词使标准含糊，应进一步出台细则予以明确。
2.明确居民公司或其和中国公民对在避税地设立的子公司的控制标准。日本的标准是日本居住者与国内法人直接或间接占有股份超过50%，法国是25%。我国也应进行明确。
3.明确避税港子公司的正常交易范围。可参照美国的例外分类原则，做出相应的非正常交易范围的规定，以规制从事避税活动的公司，保障在避税地正当经营的公司。
4.增加纳税人举证倒置的规定，降低避税港避税行为的认定难。借鉴美、法等国税法，增加纳税人举证倒置的内容，即除非纳税人证明自身同避税地的交易是正当的，否则它同避税地的交易将被认定为虚构的，其所谓的支付也不能从应税所得中扣除。
（三）建立完善的资本弱化税制
1.在避税港规则的基础上，运用正常交易规则，按独立企业确定利息支付水平，即使企业与其设在避税地的关联企业之间的融资比例符合安全港规则，若企业支付的利息不符合正常交易的利息率，也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2.对于避税港的标准即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应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2000年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的0.5：1的比例远远超过经合组织1：1、美法1.5：1、德日等多数国家3：1的比例限定，可参照多数国家规定的或折中的比例加以调整明确。
3.明确关联企业的定义标准，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中关于关联企业的标准进一步修订，并上升到法律或法规的层级，以作为统一适用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刘璐.从法律规制角度看跨国公司避税问题［EB/OL］.，2007-11-13.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50―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截至2006年9月底，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65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我国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581688家。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并引进一系列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吸引外资主要手段的税收激励政策功不可没。然而税收激励政策并非没有成本，在它运行二十多年后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负面效应。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积极推出“两税合一”后，我国对外资的税收激励政策及时调整，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一、我国外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正效应分析
1、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成为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手段。我国制定了许多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对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减免税、再投资退税、亏损抵补和境外所得已纳税款扣除等。这些直接税收激励政策无疑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06年中国吸引了约630亿美元的FDI实际流入量(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2、提高了企业技术研发能力
在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中，外商投资企业在先进技术以及研究开发费用上都有相应的优惠措施，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明显加大了有关鼓励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例如，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两个密集型”项目的减按15％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技术转让以及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收入在一定年限内免征所得税；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优惠扣除等。在增值税中，规定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税。这些激励措施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含量和研发水平。“两税合一”后，虽然许多涉外税收优惠被取消或者调整了，但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从税前扣除，这将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从2002年世界500强外资企业的人均研发额比较得出，500强外资企业的人均研发额是我国一般企业的164倍。从制造业的人均研发额比较，500强外资企业的人均研发额是全国制造业企业的30倍，如下表1所示：
3、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为鼓励外商投资出口型企业，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原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举办出口型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的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外商
另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待遇均较国内企业为优。大量中国雇员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就业质量，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职业培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熟练技工和专门人才。同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对我国就业区位有一定影响，在解决沿海地区的就业问题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投资出口型企业，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展效应，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4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12.7倍，其中外资企业贡献占62.4％。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1－9月，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达58％，其中进口为59％，出口为57.9％。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进出口贡献显著，其比重呈上升趋势。
4、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的缓解了我国人口多而形成的就业压力。据统计，1985年在全国职工人数总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仅为0.05％，只有6.06万人；1996年达到3.35％，为527.04万人。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资料显示，2005年底，我国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就业人口超过5000万，成为促进就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过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人口的回归模型分析，结论显示，中国利用外资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就可以增加0.182万个就业岗位。因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缓解我国社会的就业压力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目前在中国有700多家直接和间接的供应商，这些企业就雇用了15000多人来支持摩托罗拉在华的业务需求。
二、我国外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效应分析
1、超国民待遇引起的不公平竞争
在“以优惠促发展”的指导思想下，为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政策使得外资企业在我国享受了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在“两税合一”没有正式提出以前，我国主要在所得税和关税领域实行内外两套制度，内外资企业虽然名义所得税都保持在33％，但税前扣除项目、折旧速度和减免税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至近几年来涉外企业的所得税实际负担率不到10％，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约28％。因此，内资企业的实际负担远远大于外资企业，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这种税负上的“超国民待遇”使得我国外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引导效应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新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将合并后的税率定为25％，这也就是为了公平税负、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2、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域导向性，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相适应，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外商
直接投资85％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70％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却很少。这主要是由于东西部税收优惠政策不平等。1999年，虽然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激励措施，鼓励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投向西部地区，但相对于中部外资的大量增加，外资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进入西部的FDI并没有上升多少。因而，这种区域性税收激励政策拉大了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政治上考虑，长此以往，亦可能加剧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负面影响。
3、产业导向模糊导致产业结构优化较为缓慢
两税并轨前，我国原涉外税收激励政策缺乏针对性，只是对农林牧等几个行业的特殊优惠进行了粗线条的规划，大多激励措施则不分行业性质，实行一刀切的激励政策。如我国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在开业后从获利年度起享受“免二减三”或“免五减五”的优惠，而大多数外商投资者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因而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倾向于选择投入周期短，高回报率集中在经营期限前期的项目，借助于减免税待遇可以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得高收益。而我国经济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由于其投资大、回收期长、风险大等原因而使外资投入数量少。因而，税收激励政策的产业导向模糊，难以有效地引导外资流向我国急需发展的瓶颈产业，这显然不适应我国产业政策的要求。两税并轨后，税收优惠的重点将转向产业税收优惠，但对于具体的产业优惠条款还并未出台。
4、引资税收激励成本高昂
我国为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政策并非没有成本，它是我国为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而让渡的一部分税收收入。由于我国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实施的15年间，外资税收激励政策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层次多、范围广、内容多，有些地方政府擅自越权减免税收，加之相关法律尚有漏洞，为一些追求不正当利益的外资企业逃避税收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因“免二减三”优惠期的起算期是企业开始获利的年度，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各国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和税种、税率的不同进行跨国避税，通过转移价格的方式，在购销、资金往来、劳务技术等方面尽可能的把利润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关联企业，千方百计的推迟获利年度，使得这些外资企业长期在无税负、低税负状态下运行；或者在减免期临近期满时，从原企业中分离出新的外资企业，以继续享受减免税优惠。这种现象严重侵蚀税基，扭曲了税收激励政策应有的引资效应。另外，我国的税收激励工具主要表现为减免税措施，而其激励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资本输出国是否实行税收饶让。如果资本输出国不接受这一制度，我国对纳税人减免的税收就会变成资本输出国税收的增加，纳税人并不直接受益。因而，我国为吸引外资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税收激励的成本相当高昂。“两税合一”实施后，外资企业的纳税成本提高，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更会想方设法逃、避税。一般在外资所得税较低的情况下，外商规避所得税的动机较弱，而在所得税率相对提高之后，其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加强。因而，即使“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调整为25％，我国高昂税收激励成本是不是会因此而有所下降就要看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如何进行合理的调整。
三、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很多人认为“两税合一”后，外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应该完全取消，但笔者认为，面对国际减税潮流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我国不会也不应该盲目的、笼统的取消所有外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是在“两税合并”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合理的“特惠制”取代目前紊乱的“普惠制”，变“直接减免”的优惠方式为国际普遍使用的“间接”优惠方式，减少引进外资的盲目性，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使税收激励政策更加规范和透明。我国外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调整的取向，应该是在“两税合一”的大方向下，以服务于我国引资战略调整为基本宗旨，以提高引资质量为导向，调整我国外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
1、税收激励模式由全面优惠向特定优惠转换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原涉外税制实行的是全面优惠型税收激励模式，这是同改革开放初期急需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已经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不相适应。此次“两税合一”税制改革并不是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现行税收优惠的“普惠性”、政策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对涉外税收激励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其基本出发点应是将税收激励模式由全面优惠向特定优惠转变。也就是说税收优惠不再是盲目的给予所有外资企业，而是集中在国家战略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政策倾斜的高新技术产业或企业(既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内外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吸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外资企业进入我国，这也是公平税负、维护国家权益以及提高税收效应的需要。
2、税收激励操作方式应从目前的直接激励转向间接激励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激励方式一直以减免税和低税率为主，这种直接激励方式在对投资少、见效快的投资项目效应显著，但对投资大、见效慢的投资项目引力较弱，而且税收激励成本高昂。为了使税收激励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服务，并尽量降低税收激励成本，我国税收激励方式应从以直接激励为主转向以间接激励为主，并采用多种激励方式，提高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的效率。此次“两税合一”草案只是暂定合并后的税率为25％，至于具体涉外税收激励政策的改革方案还正在研究当中，由国务院决定。笔者认为应借鉴各国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结合我国国情，考虑不同产业投资及收益特点，采取相应有效的税收激励方式。例如，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采取以下间接激励方式：一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按技术标准规定加速折旧的程度；二是增加税前列支项目，允许按一定比例扣除科研、开发、专利费用、风险准备金支出；对填补国内空白重点项目的固定资本支出，可按其投人额的50％，抵扣当前应纳的所得税额；三是将亏损弥补年限延长至6～8年，减少企业由于投资高风险领域而蒙受的损失。
3、取消区域性的多层次税收优惠，实现地区税负公平
在“两税合一”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里，税收优惠的重点已由区域税收优惠为主转为产业优惠为主，基本已取消区域性税收优惠，但为缓解新税法对部分老企业增加税负的影响，草案中有对“老的外资企业享受5年过渡期”等过渡优惠期安排。笔者认为，取消区域性税收优惠后，基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政治因素考虑，五个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优惠政策的过渡时间可适当延长一些，以便继续发挥这些地区招商引资的窗口示范作用。对中部地区，在对外商投资中部地区给予税收优惠的基础上，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对投资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不分内外资，均给予适度的税收激励。西部地区天然的投资环境较差，利用税收激励引资的代价得不偿失，因此，不宜采取全面性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可考虑运用非税收性政策激励的各种手段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中央应进一步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取消区域性税收优惠后所增加的收入应全部投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4、完善外资税收激励的法律法规，规范跨国企业关联方交易
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法律制度/法律冲突
一、内、外资企业法律规则的冲突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
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1]，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2]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3]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
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4]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
。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6]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机关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现代公司的法人机关是依法行使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的总称。它们分别是行使决策权的股东会、行使经营权的董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7]法人具有自身的组织体，这个组织的意志是不同于团体中个人的意志，而且法人意旨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和监事会。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合理性。这种治理结构并没有妨碍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成为决策机构，而经营权主要由其聘任的总经理行使。董事会实际上也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表现为对经理的监督和在董事会中合营各方的权利制衡。确实，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合营各方是通过其委派的董事表达其意志的；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决策权有所不同，董事会的决策取决于董事人数比例，而不是股份比例，董事人数只能大至反映股权比例，不能精确反映股权比例。笔者认为，这两种决策程序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其仍然体现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简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而且，我国《公司法》也为建立灵活的法人治理结构预留了足够灵活的空间。如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执行董事取代董事会，可以用监事取代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中可以不设股东会，其职能由董事会行使，其监督机构也不是内设的，而是外派机构。
最后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存续期限的特殊性。永久存续是公司的又一基本特征。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公司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因此，股东转让股份、死亡或破产都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公司可以存续到股东决定解散公司。[8]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则通常有经营期限。我国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
定，合资经营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1990年《合资法》修改时已经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作不同的规定。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所以，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合营期限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1990年《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服务性行业、土地开发或经营房地产行业、资源勘探开发行业、国家限制投资行业等，必须规定经营期限，其他行业可以不约定经营期限。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办理，改变了原来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现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通常是为了特定的项目和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有一定的经营期限是合理的。
注释:
[1]参见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顾自安：《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见《法学时评网》2005年12月15日。
[3]漆多俊：《市场经济企业立法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贺航洲：《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5]李佩瑜编译：《中国拟出台新规允许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合伙企业》，参见路透社中文网2009年9月3日。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界定
国民待遇原则是传统的外国人待遇制度之一，它萌芽于中世纪后期，然而，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法国民法典》第11条即首次在国内立法上对国民待遇加以规定（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条规定：“外国人，如其本国和法国订有条约允许法国人在其国内享有某些民事权利者，在法国亦得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 .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在我国学界早有定论 （ 如韩德培教授认为，“所谓国民待遇是指内国给与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与本国人的待遇相同，即在同样的条件下外国人和内国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传统的国民待遇是赋予与本国有特定关系的外国人享有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民事权利的一种制度。但随着以后国际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民待遇制度的范围和内涵及对象突破了原来的民事权利的范畴，而触伸到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而这种突破在国际投资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外商投资国民待遇事国民待遇原则在投资领域的表现。作为外国投资待遇标准的一种，国民待遇主要指主权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授与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上以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
（一） 国内立法上，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一般都规定的较为笼统和原则。有的国家（主要是家），由于对外资的需求，在其外资立法中专门规定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例如近年来新兴化国家新修订的外资法就采用了这一做法。这种规定仅仅适用于外资领域，但它们依旧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明确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内涵。
（二）关于外资的国民待遇的详细规定，更多地见诸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之中。尽管不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不同的措词，但归纳起来，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的具体适用范围的规定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最狭窄的，即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第二类规定国民待遇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第三类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是最广泛的，它不仅适用于“投资”及“投资活动”，还适用于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方面。三种不同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国民待遇的基本态度及其妥协的程度。第一种类型已极为鲜见，第二种类型较为普遍，第三种类型则正在增多，这反映了国际经济自由化，国际投资便利化的趋势。
综观各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条约）。国民待遇的具体涵盖范围一般包括：
1.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此处的“投资财产”包括东道国所允许的任何股份权、金钱债权或类似的请求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权，关于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及勘探、开采资源的特许权等等：此处的“收益”是指投资财产所产生的任何价值形式，包括利润、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手续费等等。对投资财产及其收益的控制权与处分权主要表现为对资金投向、投资形式的选择权，在必要时候转让或收回本金的权利，对所得利益的汇出的权利等等。
2.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系指投资者对投资产业所进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这种活动包括：（1）设立和维持分公司、工厂和其他用于业务活动的适当的设施；（2）控制和经营自己设立或取得的公司；（3）雇佣和解雇专家，包括技术工人、高级职员和律师及其他职工： （4）缔结和履行合同，等等。
3.与投资有关的司法行政救济措施。亦即因投资而产生的纠纷的司法审理与行政申请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这里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投资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普通民事纠纷的司法行政救济，例如对合同纠纷的仲裁与审理，对劳动争议的行政申诉与司法审理，等等：另一方面，涉及国家责任的投资争端的司法行政救济，指在外国投资被国有化、征收或由于战争、武装冲突或东道国的禁兑行为等，使投资者丧失对其投资的有效控制，从而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所可望获得的东道国的司法与行政救济。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在对内资与外资待遇上的绝对平等。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给予外国投资与国内投资完全相同的待遇，实际上也做不到。外资的国民待遇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例如，就投资领域而言，各国对内、外资从来都是有区别的。许多涉及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的领域，一般都不允许外资涉足；即使是非关键的经济部门，也可能基于国家经济规划与发展目标而对外资的引进有所先后、有所厚薄。这种限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毫无例外。这些适当的限制与例外不仅为一国经济发展所必需，也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外资在税收、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甚至享有比本国公司和国民更优惠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征。不过，从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是不鼓励“超国民”的优惠待遇的。
（三） WTO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94》、《GATs》、《TRIPs》、《TRIMs》及其他相关条款中。标题为“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的GATT第三条集中体现了国民待遇的主要。GATT第三条第一款明文指出适用国民待遇的两种情况：（1）“国内税基其他国内费用”；（2）国内法律、法规、规定。
第3条 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待遇
1、各缔约方认识到，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产品的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要求产品的混合、价格或使用的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树立法规，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对进口产品或国内产品适用。
其目的在于防止各成员方利用国内税收政策、措施、法规对本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空间。（ Article3.1 National Treatment on Internal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 contracting parties recognize that internal taxes and other internal charges， and law，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affecting the internal sales， offering for sale .purchase，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or use of products， and internal quantitative regulations requiring the mixture， processing or use of products in specified amounts or proportions，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imported or domestic products so as to afford protection to domestic production”）
二、 我国在外资立法中确立国民待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 我国过去不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因分析
过去，我国在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很少提及国民待遇，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是按所有制形式划分的，作为“内资企业”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种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千差万别。根据我国颁布的一系列的企业法与有关的法规、政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劳动人事、财政信贷、税收、丁资福利等方面各不相同。“内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尚且相差如此悬殊，又何谈内、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即使真要实行国民待遇，又以哪一种企业作为参照系呢？同时，我国的工资体制、物价体系及国家补贴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国营企业，由于对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因而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与保护，如果将这些待遇一并给与外商投资企业，则在执行中势必造成很大困难。此外，对国民待遇理解的不全面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如，有人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待内、外资绝对平等，如此，则国家安全无以保障，国家规划无以实现；有的人则反过来，认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措施的一律取消，如此则吸引不了外资，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均可归因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主体待遇的不平等，市场机制的缺乏或不健全，都是计划经济的直接体现，思想上的误区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发展使国民待遇的推行成为可能
与前述计划经济的情况相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国际性、透明性和规范性等特性，使得国民待遇的提出与实行有了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的可能。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较高级的形态，平等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首先要求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市场主体体系，不论这些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其他社会属性，在市场上一律得以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显然，这里也包括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平等待遇。
其次，竞争是市场的全部动力与活力的源泉，竞争的前提就是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是不存在竞争的，至少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竞争。竞争呼唤平权，平权也就意味着国民待遇有了的基础。
再次，市场到今天，早已形成了跨越国界的规模化的大经济。任何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不能孤立于国际大市场之外，这是为中外的无数现实所反复验证了的真理，也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主要依据。在经济国际性日益加强的形势下，“国民”也越来越有“世界公民”的意味，犹如在国际大市场中对任何一国的产品都应平等对待一样，在当代国际大家庭中，给予其他国家的国民以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当代国际投资的表明：在国际资金市场上，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放在一个虽然没有明显优惠待遇，但具有很高的政策、法律的透明度并能获得公平待遇的地区，而不是投向一个看起来待遇优惠，却充满着“内部规定”和歧视待遇的地区。这主要因为当今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日趋快捷，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投资的安全性成了首要的因素。相对而言，国民待遇以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为依据，其可操作性、规范性与透明度远较其他待遇标准为佳，故必然更契合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提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只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实行或趋向于实行国民待遇。
（三）实行国民待遇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有限的国民待遇显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给外商投资提供较为全面的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一日。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待遇、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市场竞争秩序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又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条件。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相差悬殊，不仅不利于吸引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由于待遇差别，目前全国到处流行着形形的“假三资企业”（按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 ，由于外资适用减免税优惠以及内外资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造成两者实际税负产生很大差别，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 15%，相差一倍多。一些内资企业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渠道“走出国门”，而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投资设厂，以享受优惠条件。有估计“假外资”占了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显然都是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即平等竞争所不容的。所以说，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2，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其中就包括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而国民待遇是 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是被明文禁止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与WTO全面接轨，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必要措施。3，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明显。外资优惠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国内外微观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其积极作用正在消减，而被“超国民待遇”扭曲的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壮大民族的障碍。外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挫伤了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扭曲了外资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最终影响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可喜的是，我国在立法上朝着这一方向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公司法》规定，该法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说是朝着全面的国民待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外贸易法》明确提出，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根据有关条约规定或互惠精神给予对方以国民待遇。再如，税制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税负上统一起来，从实体利益上平等了待遇，是朝着国民待遇方向所作的又一次重大的努力。
三、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与TRIMs的差距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外资的国民待遇仍然是不够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Ms协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现改为33％，表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持平，但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企业性质（如生产性企业）和所属行业（如基础设施或第一产业等）的不同，可以减按24％或15％甚至更低的税率征收。同时，它们还可以享有“免二减三”的待遇，其实际税负仍比内资企业低很多。就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言，虽然经过了种种转换机制的努力，内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仍难以落实；而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有比较广泛和充分的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资等各方面的自主经营管理权。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居于“次国民”地位。这主要体现为：
（1）当地成份要求方面，我国有关法律虽没有明确的“当地成份要求”条款，但有关法律却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我国各级政府往往也有规定，要求购买一定数量的国内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并以此作为次日获得批准或享受优惠的先决条件。（2）贸易平衡要求方面。最明显的是外汇平衡要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1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条均要求外资企业自行解决外汇平衡，并以此作为允许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则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般应保持外汇收支平衡。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规定也要求“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出口、多创汇，做到外汇收支平衡”。（3）出口实绩要求。例如，我国《外资企业法》第3条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产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该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该条件意为“年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全部产值的 50％以上，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或有结余”。同时，我国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时，一般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合同中，就其产品的内外销比例或内销比例作出具体承诺。
我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资基本上采取鼓励与限制导向结合的政策，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双重违反（参见丁伟，论世界贸易协定体制下我国外资法面临的严峻挑战[J]，国际商务研究，1996.4 ，P.18-23）。
四、我国实行国民待遇应稳步进行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只是外资国民待遇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充分实现条件。要全面与充分地实施外资国民待遇，尚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纵观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历史上遭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资本成为严重稀缺的商品，因此在资金上是“有求于”发达国家的。从宏观上说，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对一国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一视同仁，其实质就是要解除对民族产业的特殊保护与对外来投资的特别限制，而使两种资本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迎面相击、平等竞争。这无疑须以民族资本的充分成长发育作为前提。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外资国民待遇，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其民族资本与综合国力已十分强大。这样，一方面，享有其国民待遇的外来投资一般不仅不会构成对民族经济的威胁，而且能成为民族经济很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国资本借助“国民待遇”安排，则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自由流动，选择最佳商机，赚取最大利润。反过来，如果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尚未壮大，民族经济尚未振兴，却一味侈谈对外资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则是极不相宜的。因为那样无异于“以卵击石”，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民族资本与民族经济的发育在质量与效益上仍很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创造条件”，“逐步”地实行，而不是说也不能说已“万事俱备”，可以一蹴而就。
可见，在 “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片面地理解；而应作全面的与深入的。从利用外资的角度来看，这一决策不仅意味着我国对外资的具体法律与措施要进行调整，如某些限制的取消与某些优惠的淡化；更意味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向，即适应引进外资成熟期的实际需要，将外资政策由 “减税让利”式的初级外资政策逐步转向“平等竞争”式的高级外资政策。进而言之，这一决策也不仅仅意味着外资政策与法律的调整，它同时还意味着内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发展方向的调整，意味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发展，意味着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全面建设与贯彻落实。结合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验，最终实现内外资的完全平等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外资立法中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必须立足国情，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必须逐步放开，稳步实现。
：
（1）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