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认识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业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推动力和突破口。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对推动农业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一项战略举措
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省委、省政府根据新时期“三农”工作新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全省信息化、数字化、电子政务和“数字云南”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期“三农”工作作出的一项战略举措。我县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与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信息设施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实际应用水平低、涉农信息资源分散、信息队伍建设不适应发展需要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对此，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决定以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为契机，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和标志性工程，列入当前的工作重点加以推动实施。
（二）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
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农业农村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社会中的运用日趋重要，对它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我县的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阶段，在总体上还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我县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力带动科、教、文、卫等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最终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近年来，国家在信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动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实际的应用效果来看，受益人群主要是城市居民。由于缺乏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支撑，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特别是我县的那些边远、贫困、偏僻、分散的乡村，更是难上加难。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必将促进沟通，加强联系，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与高效。必将有力促进城乡信息传播和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促进我县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体现，是关心“三农”、关注民生的一项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
（四）开展“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决策的客观需要
“数字乡村”工程是一项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通过文字、数据、图片、视频音像四种表现形式，全面、真实、直观地展现乡村风貌、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农村经济、特色产业、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和发展重点等内容，有利于各级各部门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为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全面实施好“数字乡村”工程，对于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和规范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围绕目标任务，着力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小康、文明、生态、和谐新农村的目标任务，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完善农业和农村综合信息数据库，提高信息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应用，全面提高我县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我县现代农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目标
根据省、市要求，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目标是：紧紧围绕我县“五村三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8月下旬全面开展建设，到今年10月底前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县，连接县、乡、村的“数字乡村”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为各级人民政府决策和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图文并茂的网络信息服务。
（三）工作重点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涵盖的工作内容多，包括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综合数据库建设，农村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信息化等，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信息采集和信息网络平台建设。
1．抓紧建立和完善综合信息数据库。抓好信息采集是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乡镇要严格按照要求，抓紧组织开展好自然村包括文字、报表、图片、声像等基础信息的采编工作，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数据库。对基础信息的采编，各乡镇要实行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做到每个行政村、每个自然村都有乡镇领导、机关干部、村委会干部和技术人员负责，做到责任到人、任务落实到人。技术力量不足的，各乡镇和挂钩部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要搞好协调、整合。设备不够的，要通过租借、调节等方式解决。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统计资料和农业普查成果，确保采集资料的完整和准确。
2．抓好“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我县“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以全省统一的“数字乡村”工程信息网为依托，项目建设与“金农工程”等项目有机结合，利用电脑、电视、电话、广播、手机短信等方式，构建“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重点对乡镇、村委会、自然村三级子网进行建设，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信息网络体系。结合实际，我县目前的村级网络终端建设首期安排在白鹤滩镇的莲塘、库着、黎明、七里、北门、可福、迤博7个村委会和其它15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的15个村委会，其余村委会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建设。网络建成后，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整合信息资源，推动涉农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共享，防止各自为政，避免重复建设。
3.搞好信息。建立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的有效运用，快捷、高效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各乡镇必须在10月底前，完成包括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等三级网页的制作，全面实现自然村基础信息上网。各项数据的收集、整理、报送和，既要符合实际、真实有用，又要体现创新、突出特色，做到图、文、声、像、表等综合并用、形式多样、一目了然，全面、真实地展示和反映全县以自然村为起点和建设重点的农村基本情况。在网页栏目的设计上，原则上要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要有可读性、可看性，既要符合上级要求，又要简便易行，方便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使用。在信息上，要适应各级各部门领导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基层最基本的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需要，更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发展、增收致富上对信息的需求，要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增加服务“三农”的新栏目，增强网站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要提高信息的权威性、实用性、实效性，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要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建立健全信息服务规章，搞好网页的更新和维护。
（四）实施步骤
按照省、市“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会议精神和市委、政府的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我县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成立县级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开展县级试点，制定县级方案，召开动员培训会，为“数字乡村”工程的开展奠定基础。本阶段的工作任务，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完成。
第二阶段：信息采集阶段。本阶段从8月21日开始，用40天的时间，分四个步骤完成信息采集工作。第一,制定乡级方案。各乡镇从8月21日到25日结束，完成本乡镇方案的制定，并召开动员培训会；第二，试点村信息采集，从8月26日开始到31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试点村的信息采集工作，并报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第三，信息采集，从9月1日开始到20日结束，各乡镇要完成所有村的信息采集工作；第四，审核工作，从9月21日开始到30日结束，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完成对所有信息的审核工作。
第三阶段：信息平台建设阶段。从10月1日开始到31日结束，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所需文字、数据、图片、视频图像的整理、编录、处理及基本网页的制作并上网运行。
第四阶段：检查验收阶段。从11月1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县领导组办公室采取网上检查验收或组成检查组分赴各乡镇进行实地检查验收的方式，对各乡镇“数字乡村”工程进行检查验收，并写出书面检查验收报告报县领导组，同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完善相关材料，迎接省、市检查验收。
三、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纳入中心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切实加强领导，有效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已成立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抓好全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了县“四家班子”领导和领导组成员单位挂钩联系制度。各乡镇也要成立“数字乡村”工作领导组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督促检查，做到领导、措施、责任“三到位”，机构、人员、经费“三落实”，确保建设任务按时完成。县直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协作，紧密配合，认真组织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
（二）拟定方案，细化工作措施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从现在开始，只有2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既要按时完成，又要保证质量。会议结束后，各乡镇要及时以自然村为单元，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通知》要求，学习借鉴金塘乡的经验和办法，结合乡镇实际，精心组织编制实施方案，于8月25日前报县领导组审核并备案。在方案的制定上，既要统一标准，注重实效，又要明确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建设内容、建设时间，细化工作措施，为“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有计划、按步骤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三）严格把关，确保建设质量
1．坚持部门负责制，严把数据质量关。数据质量是“数字乡村”工程的生命。“数字乡村”工程的采集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等方方面面，要把好众多领域、众多数据的质量关是任何一家部门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为确保采集数据的质量，县直各有关部门都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对乡镇采集的数据进行严格把关。未经把关的数据不能输入信息网络平台；已经把关但把关不严致使“数字乡村”工程在接受省、市验收中出现问题的，要按照谁把关、谁签字的原则，追究谁的责任。各乡镇在数据采集中要坚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原则，提供的数据绝对不能想当然和凭空捏造，一定要据实填报和客观采集。若弄虚作假，一经发现，要按照《统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肃处理。
2．严把信息整理录入关。各乡镇要根据所建网站栏目设置对文字、数据、图片的要求，在收集、处理、编辑、录入数据资料和图片资料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三统一、一集中”（统一“数字乡村”建设情况调查表、统一照片收集标准、统一文字处理模板；文字、图片编辑录入集中）的要求开展信息整理录入工作。县直挂钩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及时解决，确保信息整理录入工作按质按时完成。
3．坚持转段验收制，严把阶段质量关。为把好各阶段的工作质量，确保“数字乡村”工程的整体实施效果，各阶段的工作必须实行转段验收制。即，本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各乡镇必须向县领导组办公室写出自查报告和验收申请，经县领导组办公室审核验收后，方能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在审核中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即到即审，绝不允许推诿扯皮和拖沓延误，在接到乡镇的验收申请后，务必在3天内做出答复。
（四）明确职责，强化职能作用
我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行“政府领导、部门指导、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和乡镇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抓好“数字乡村”工程的实施。农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实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并处理领导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将“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搞好工作指导，提供技术支撑；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各通信企业，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改部门负责将“数字乡村”工程纳入重大投资计划，并审定相关投资项目；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补助资金，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统计局、交通局、公安局、城管局、规划局、水利局、林业局、民政局、民宗局、扶贫办、教育局、卫生局、经贸局、气象局、人力办、文体局、供电公司、合管办、党史办、交警大队等部门要负责相关信息的核实、整理、交换，以及相关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服务；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农村地理、农村地籍等信息系统的建设、推广和服务；宣传、通信、广电等部门负责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平台等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宣传工作。各乡镇负责数据采集、照片拍摄、图片收集处理、文字编辑录入等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逐级细化工作目标，层层明确工作责任，确保按时完成“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任务。
（五）强化培训，加快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业务骨干人员的培训。要从相关部门抽调熟悉农业农村工作、懂信息技术的人员，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重点进行信息统计、信息采集、文字编辑、图片处理、数据录入等技术知识培训。县农业局必须对县直部门抽调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和各乡镇的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测试合格后方能上岗。乡镇的业务骨干接受培训合格后，要对本乡镇所有参加“数字乡村”工程的业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的农村信息员队伍。二是加强农民信息员队伍建设。要注意从农村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以及村组干部中选拔事业心强、有经营头脑、掌握一定农业技术、乐于为民办事的同志作为农民信息员。通过这些农民信息员，上传民情民意，下播致富信息，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六）拓宽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为切实抓好“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工作，县政府根据各乡镇的工作量，决定下拨给各乡镇一定数额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专项经费，并配备一台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所配设备必须用于“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绝不能挪作它用，并落实专人管理，如发生人为损坏，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涉及到的文本材料、图表等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后下发各乡镇。各乡镇也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多形式充实设备，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同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大投入，不断拓宽建设筹资渠道。
（七）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
“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化、集约化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就能做起来的，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按照目标任务，共同努力完成。县四家班子领导要实行联系责任制度，负责指导、检查、督促所联系乡镇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县领导组成员单位要建立挂钩负责制度，尽全力帮助挂钩乡镇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乡镇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全面实施；各乡镇也要实行乡镇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分片包干制，把责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人，从而形成上下左右互联互动的运行机制和工作合力。
（八）先行试点，稳步扎实推进
前一段时间,县政府已在金塘乡进行了试点，县农业局要认真总结金塘乡的试点经验,供各乡镇学习借鉴。各乡镇也要选择具有一定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就信息采集先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后全面推开，达到少走弯路、稳步推进的目的，确保整个“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九）加强宣传，营造工作氛围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对“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宣传，要采取标语、专刊，广播和召开专题培训会、机关干部职工会、村民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建设内容和目标，积极展示建设成果，推广成功经验，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增强广大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者的信息意识，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关心和支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良好氛围。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1引言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建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须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增强农产品抵御风险能力，以形成稳定农村产业链。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区块链自出现后广受人们关注，通俗地讲，它可以作为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还具有数据库的功能，自身带有一些很好的性质，比如，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这些性质确保了区块链内容记载真实可信，使人们更加相信区块链上记载的数据。当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相结合，有效改善了整条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各节点的优化，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防伪溯源，分配利润公平，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大数据农业”。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背景下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这一主题，指出当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以及区块链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模式描述，指明这一模式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
2农产品供应链现状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在当下被提到显著重要的地位，保障粮食供给，减少粮食浪费是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由于耕地的原因，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只有91%，剩余不足的部分就要依靠进口来解决。受外部现实因素影响，粮食进口存在一定风险，所以，应将视角转到国内供给上来。目前国内农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就农产品需求角度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更倾向于挑选绿色、安全、健康、多样的农产品。但就农产品供给角度讲，由于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足等情况，农户为了农产品能够进行远距离运输以及具备更长的新鲜保质期，会采取农药或者其他添加剂对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这些手段均大大提高了农产品自身风险因素。另外，传统的国内农产品供给模式很难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由于农产品种植需要成长期以及种植方法差异化调整，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不能够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变化。随着建设数字乡村之势，运用农产品供应链与区块链结合的方法解决农产品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实现农业大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3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
3.1双链整合模式描述。将区块链应用到农产品供应链上，能够使农产品来源可追溯，人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查找购买的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的全过程，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区块链技术不仅只是提供全程可追溯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数据，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信用信息，这些信用信息可以为经营者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由于区块链具有电子账本和信息共享的特点，它既可以监督交易的实施，又能够有效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只要加以运用，便能够在各个环节上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节点和路径选择上做到优化。3.2双链整合的应用设想。将供应链与区块链进行整合，设计出一个针对农产品的区块链应用软件，以提高信息流的传递速度，使农产品市场更透明即时，促进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此应用程序包括以下两个系统。3.2.1多点实时上传系统。根据区块链“共享账本”的特点，交易记账可多点上传，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农产品供应链节点繁多，从生产至销售，链条长且分散，不易于统一沟通管理，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不同主体的上传界面，包括农户、专业合作社、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大型商超等，从而使获取的信息更有针对性与区分性，在同一个系统中，可以查询到产品在不同生产经营环节的流通轨迹。3.2.2即时信息共享系统。根据区块链“信息共享”的特点，区块链各个节点的信息完全一致，且系统内数据能够自动更新，能够即时反映出当下的农产品信息、相关企业信息、流通运输状态等。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使用者的功能界面，包括产品溯源、流通状态、供需信息共享、政策信息分布、资质认证等面向普通消费者，从而使区块链发挥最大效用，惠及更多群众。此外，供应端即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信息的及时共享，获取市场运营反馈，调整生产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跨部门、跨系统的协调运作，也使得传统农业发挥规模经济，提高合作效率，焕发新的生机。
4双链整合与数字乡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数字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随着历史大变革，技术大发展与大融合，数字乡村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重大机遇，催生新的农业产业形态与经济格局，助力实现振兴乡村。4.1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将网络以及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当中，提高农民的现代信息知识水平，让科学技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让科技更好地惠及各方。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当下数字农村发展主要形势是：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4.2双链整合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实体市场。数字乡村的建设能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网络虚拟市场，扩充农产品销售渠道。但单一互联网销售的背景下，会存在农产品以次充好等现象，降低消费者信心，让消费者不敢买，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区块链凭借其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结合，让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证，能够实现农产品溯源有效；区块链所储存的大量数据，可以为农户或经销商进行分析决策提供基础，降低资源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根据区块链各个节点运行状况，合理分配各环节利益，剔除中间商的交易平台，直接面向销售者，让农户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通过双链整合这一模式，结合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的优势，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直接反馈给生产主体，拉动内需，实现定制农业，解放农村数字化生产力，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4.3双链整合在建设数字乡村中所面临的挑战。区块链与供应链的整合，是信息化前沿领域的新应用，是可以让农业大发展迈向新台阶的重要一步，对于数字乡村也意义重大。经调查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一些落地应用，但农业区块链应用普及之路尚远。区块链技术和农业的融合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农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区块链发展“土壤”不充分。数字化是区块链发展的前提，区块链提供了新的数据记录方式，但只有拥有数据才能让数据记录方式发挥作用。目前，农业数字化发展总体滞后，发展过程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此外，区块链技术发展尚未成熟，许多技术层面的难题还尚未解决，相关投入成本较大，难以实现大规模应用。“区块链+数字农业”领域复合型人才缺失。当前农村很重要的一个现状就是人才外流，青壮劳动力以及高科技人才外出务工，农业的经营主体大部分是年龄偏大、知识水平有限的群体，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尚处于较低水平，对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更是了解有限。因此，要实现区块链在数字农业领域的发展，专业的人才储备是关键。区块链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虽有所欠缺，但区块链与农业结合的这一新领域正逐渐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未来，随着农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规模、应用场景等将逐步扩大，发展模式也将进一步改变。
5政策意义
2020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支持先进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应用与融合，促进产业改造升级，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农业方面加快开发，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农产品价值链与供应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对于国家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5.1构建区块链农业应用平台。组织科技人才，搭建适宜的区块链平台，帮助农户、经销商以及消费者使用该区块链平台，发挥该平台最大的效益。农户方面，及时准确上传农产品信息，使得农产品能够直接追溯到源头，提高农产品安全性；经销商方面，正确上传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销售价格，及时给农户以反馈，增强农产品供应链活力；消费者方面，可以根据该平台上传的信息，确定农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等情况，使消费者更加放心，减少购买到以次充好的农产品的情况，有助于扩大内需。5.2应用推广。将储存的数据加以应用，给农户以反馈，引导农户及时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调节供求不匹配，减少资源浪费；该平台不仅可以应用在农产品供应链上，而且还可以与物联网等技术相结合，应用在物流方面，减少物流等因素对农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合理配置物流资源，优化各方利益；该平台与互联网直播带货相结合，凭借平台优势，减少消费者心中顾虑，同时扩大农产品销量，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将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成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自治溯源的封闭体系，实行“区块链+农业”的战略组合，打开“大数据农业”的新大门，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深度优化改造，促进农业向信息化、科技化转型，不仅优化农业供给侧，而且也提升了农业运营效率和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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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网站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党在打赢脱贫脱困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那么，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具有大幅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领域、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四大优势，被广泛研究认为是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包容性和改善社会公众福祉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字农业普惠服务金融就是要将我国农村的实际经济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紧密结合，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一）加强宣传。农村资金主要来源一般是自筹资金和国家财政拨款，农民对于农业普惠金融的了解微乎其微，国家有政策，但农民却享受不到政策。为此，国家要加强农业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开展农村干部培训班，切实地让农民了解政策。充分利用普惠金融政策，让农村经济实现健康高效发展。（二）激发潜力。农村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借助金融普惠政策的帮扶，农村的金融基础框架和网络支付将得到根本改善，农村经济将释放潜力，带动整体经济质量向高质量发展，这将推动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三）稳定社会。利用好农业金融普惠政策，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能够切实做到稳定社会。农业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利用农业金融普惠政策让农业发展壮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社会稳定发展。
二、农业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深入推进和普惠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五大行（除交通银行外）在城镇中各村均设有一个营业网点，并且我国银行业对农业的贷款额逐年增加。随着农行营业网点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当前我国农村银行业对发展农业普惠消费金融的政策支持，可以反映出农业普惠金融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认清问题，及时改进，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农村推进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农民由于祖祖辈辈扩展经营范围都靠自筹资金，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首先存在心理抵触问题。对此，政府可以组织农村干部培训班，让农村干部先了解政策，再讲授给农民，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对农业普惠金融政策的心理抵触问题。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农村干部要有耐心，认真的解读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回答农民的问题，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素质培训班。（二）银行与农村进行业务对接时容易出现问题。银行的金融业务流程通常比较安全规范化，签署金融文件次数较多，受制于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以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些固有特征，银行与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金融业务流程对接时，就容易出现无法进行签字、没有银行公章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针对这个突出问题，银行业需要充分发挥主动服务优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减少服务环节，优化业务流程，切实为广大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提供更多适应广大农民生活需求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发展还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均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银行营业网点普遍偏多，农民与金融服务接触较多，而且比较便利。西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规模小，银行营业网点少，而且交通不便，农民接触金融服务很少，而且极其不便。针对这个问题，国家要有针对性的扩展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模，加大对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针对西部地区的地域特色，开通一套有特色的西部地区农业金融普惠政策的金融服务。（四）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金融风险系数过大，银行负担的成本居高不下。农业普惠金融政策主要针对农民，但是核对农民信息和经营范围信息困难重重，采集信息不充分、不完善，对农民的信用状况不了解，农民经营时常遭遇自然灾害等，导致金融风险系数过大，农民经营抗压能力较弱，因此近年来农业金融存在一些不良贷款记录，以至于农业金融普惠政策开展较慢。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村信用服务体系，建立风险防御机制。为企业农村干部落户，建立企业农民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档案，完善个人信用综合情况管理信息，村干部按照有关要求携手当地政府，确保农民使用个人信息真实的实际条件情况下，建立一个农村信用管理数据库，完善农村信用信息管理体系。
三、农业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我国高度重视农业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未来农业普惠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必将有效地弥补目前的巨大技术缺陷，助力解决传统“三农”问题，推动我国传统乡村金融经济快速振兴，实现传统农村金融的普惠性和金融资源共享性，更好地为我国传统农村金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普惠金融的推广及应用也有助于建立农村经济数据库，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推动农业向数据化升级。农业普惠金融数据化的发展也提高互联网在农村的使用率，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体系是促进“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要素，做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互联网素养，同时互联网在农村的进一步普及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上升，但工作岗位有限，受制于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下滑。与此同时，农村需要发展却吸引不到人才。随着农业普惠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农村经济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创业，为家乡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农业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以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农业普惠金融和“互联网+”产业优势紧密结合，将有效推动我国农村传统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有效实现。基于现代数字通信技术和传统数字实体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数字普惠农业金融，颠覆了农村传统普惠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强大网络性和外部性，可以从信息可得性、成本等多个方面有效弥补农村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巨大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催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强大长尾驱动效应。（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状况不平衡的问题。农村企业数字普惠网络金融的广泛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网络金融技术，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应用空间地域限制，提高资金的使用率，节省时间成本，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获得平等的机会。同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融合大数据应用有利于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的信用评估，降低农村银行的信用金融风险，有助于有效促进农村金融服务结构的良性调整，实现金融资金市场供求的有效自动匹配。因此，农村农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我国农村、农业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具体使用范围，对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和农民就业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有效推动我国农村金融产业链深度整合。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向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乡村农业整体生产经营规模，实现乡村振兴。（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服务发展面临的三大困境。虽然目前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已经呈现繁荣的良好景象，但是许多农村各类网络金融服务产品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农村金融服务产品都是“生搬硬套”中小城市的某种文化产品，金融服务产品的结构设计者并不能真正深入了解全体农民的金融需求，适用性不高，不仅浪费大量资源，而且严重阻碍许多农村地区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的网络金融专业素养不高，对农村互联网的金融参与度相对较低，通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直接获取农业贷款、支付等各类金融服务的安全意识显然不足，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还是急需在许多农村地区加大推广宣传。真正的农村数字化金融转型，实质上就是企业管理、流程、组织的全面层次变革，这并非仅是单一政府部门权力能够直接驱动实现的，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高科技人才少、占比低、政府需带头引导，给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一些时间，加强对农村干部的培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除此之外，农村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还是呈现发展周期短、金额小的基本特点，一直以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都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当前农村数字经济的这些基本特点，增加了农村数字经济金融政策落实的工作难度。同时，由于农民的金融素养不高、网络安全意识缺乏，金融诈骗层出不穷，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削弱农民对于普惠金融的信任，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四）农村数字普惠信贷金融体系发展仍然面临一个生态链的缺失。从目前农村数字生态金融体系结构来看，与其他城市地区相比，农村贫困地区数字普惠信贷金融起步晚，体系不完善，地方人民政府对农村金融数字普惠信贷政策的认识理解不是很到位，重视普及程度不够；农村相关的普惠政策监管体系不完善，对农村数字普惠贷的金融监管实施难度大；农村较具针对性的数字金融普惠产品有限，智能化普惠金融以及互联网服务终端的综合布设与金融基础配套设施的综合建设工作需要不断加强。综上所述，农村银行数字普惠农业金融的快速发展将实现普惠农业金融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机融合，这将有效提升广大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目前，我国在农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乡村贫困地区全面小康振兴的农民幸福生活即将正式到来，为了真正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全社会人民共同努力和真诚付出，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扎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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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以来，全市广电系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紧紧抓住影响农村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紧紧围绕“网络建设、村村通工程、数字化和固态化改造”等重点项目，全力以赴，克难攻坚，建立起了乡镇级广播电视站00余个、卫星地面接收站00余座,建成并开通了市至县（市）00多公里的广播电视光缆网，截止200年底，全市乡（镇）有线电视通播率达100%，行政村通播率达98%，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3.2%和94.5%，全市城乡有线电视用户已突破万户。全市广大农村初步形成了广播电视并重、无线有线结合、卫星接收与地面网络同步发展，各种传输媒体(中波、调频、电视、微波、卫星接收、电缆与光缆、有线广播网)等相互交织、传输手段先进、服务功能齐全的农村广播电视覆盖体系，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1、县、乡有线电视网络发展步伐加快。近两年来，我局紧跟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了县乡有线电视网络建设的力度。全市先后投入近000千多万元架设了市至县（市）00公里的光缆干线网，全市广电网络线路总长达到000多公里，*等县100％的行政村实现了光缆联网，并逐步向有条件的偏远乡镇和自然村延伸。全市有线电视总用户达万多户，入户率达25.35％，传送广播电视节目基本套数由原来的十几套增加到现在的套，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3.2％和94.5％，连年以1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中央、省、市广播电视节目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传送至广大农村用户的家中。农民群众也可以象城市居民一样收看到清晰的画面、收听到清楚的伴音，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政策、先进文化、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的进村入户，有效拓展了广播电视宣传舆论阵地的功能和途径
2、先后两轮高效完成了占全省任务总数近的0个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任务。我市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广电局局长*为副组长的市村村通广播电视领导小组，并要求所有县（市）局都成立“村村通”领导小组，其中*等由县分管县领导亲自担任组长。*等县以县政府名义下发了《村村通建设的实施意见》。按照省“村村通”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各地广电部门克服任务重、时间紧、设备到位较迟等困难，精心组织，全力以赴，在优质完成第一轮“村村通”工程并获得全国全省全市“村村通”工作先进的基础上，200月高效完成省定我市第二轮个盲点村的建设任务。我局多次向省局、国家广电总局领导请示汇报全市“村村通”工作的进展情况、请求解决配套资金与设备等问题。全市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多方筹措资金，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按照筹资比例抓好落实，广泛采取从市、县、乡财政拿一点、县（市）广电局挤一点、各级“包乡扶村”单位对口扶一点、受益农户出一点、热心公益事业的单位与个人捐一点等多种办法解决建设资金，共筹集“村村通”建设资金000多万元，较好地解决了资金与建设的矛盾。全市广电系系广泛采用光缆电缆联网、独立前端、有线延伸、微波无线覆盖等技术方案，加班加点组织施工。200年月日至日，省“村村通”验收组采用随机抽查的办法，对我市*等个县市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进行了检查。个被抽查验收的县（市）综合评分均在95分以上，平均得分97.6分,综合评价均为优秀。200年上半年，全面完成了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盲村”的调查论证和摸底工作，重新核准了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盲村”总数，并经市政府批准上报到省局。研究制定出了实施“村村通”工程建设的技术方案和投资预算，今明两年将全面启动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的“村村通”工程建设。
3、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投入加大。从200年0月起，我市的台、站、台、台、台等单位担负了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试点工程（简称“4T+2R”工程）的建设任务，至200年春节前安装调试完毕所有新上的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附属设施，并按上级要求实现了正常播出。新增中央电视台第一套、第七套节目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的无线覆盖，新上电视发射机0部、调频广播发射机6部。“4T+2R”工程实施后，我市有台、站、、等个1千瓦以上大功率高山台站无线发射中央、省广播电视节目，中央、省广播电视节目在我市无线覆盖率达到50%以上，比工程实施前的覆盖率提升20%。，
4、建成并试播了无线数字电视。*市无线数字广播电视项目经市政府批准建设、加快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步伐、解决*村镇的广播电视高清晰覆盖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局于200年月顺利试播了无线数字电视。主基站设在山，采用MPEG-2的数字压缩格式，传送0套左右的无线数字电视节目。为了进一步扩大有效覆盖，充分发挥好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下一步，将按照业界公布的DMB-T地面数字电视的标准，对其数字前端、发射机等进行升级改造。
5、创新了农村广播电视管理机制。我局严格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认真抓好农村广播电视规范化管理，使每个扫盲村都张贴有《村级广播电视室管理制度》、《村级广播电视室技术维护制度》等制度。全市各县（市）局都成立了农村广播电视维护中心，并且落实了人员、车辆、工具，每个小前端机房都指定了专门的维护人员，用户家中都持有“有线电视维护卡”，卡片印有维护人员和联系电话。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依据《*省农村有线电视系统技术规范》，制定了新农村建设点有线电视项目设计标准，出台了优惠标准。《新农村建设点普及有线电视项目设计及优惠标准》规范了农村有线电视系统技术标准，减免了每个新农村建设点有线电视网络设计、规划及培训费，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有线电视的规范发展。如今，*已基本实现了市、县（市）、乡、村广电网络四级贯通，形成了以县级广播电视网络分公司为中心、乡（镇）有线电视站为基础、村广播电视室为依托的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初步探索了一条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新体制新机制，直接促进了党的政策、先进文化、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的进村入户，较好起到了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修养的，转变农民观念，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科学技术水平的作用，为推动全市农村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努力。
6、存在的不足。近几年，我局通过大力推进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在完善农村广播电视设施、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资金困难，广播电视在全市农村的有效覆盖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高山台站新上发射设备后，因事业费不能到位，难以满时段播出；部分村级广播电视站点维护管理缺乏资金与人员等。
7、今后的工作打算
1、加大光缆网络建设的投入。到“十一五”期末，乡镇联通广播电视光缆达100%、行政村达60%；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 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 PDi， 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 [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 。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 阻尼值1 年份 1阻尼值19901 0.011641 20011 0.0498219911 0.012931 20021 0.0541219921 0.013841 20031 0.0590519931 0.014081 20041 0.0636219941 0.014791 20051 0.0666219951 0.018161 20061 0.0699919961 0.023131 20071 0.0742519971 0.027241 20081 0.0777019981 0.034781 20091 0.0829219991 0.040041 20101 0.0865320001 0.045861 - 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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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实施至今日，农民的负担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但基层乡镇却普遍存在财政困难，财政收入较税费改革前大大减少了。贵州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的乡镇，其下属乡镇的财政收入税费改革前主要靠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的税外收费的途径没有了，直接减少了乡镇的财政收入。
农村税费改革后贵州乡镇财政现状
而在财政支出方面却有增无减，使得财政更加难以平衡，主要表现为：
（一）财政赤字现象突出
随着贵州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减负力度的逐年加大，乡镇财政平衡不断地被打破，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其财政增收压力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使得乡镇财政支出逐年增加，这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了“三提五统”，实行“一事一议”的制度，使支出压力逐年加大。收入增加的困难和支出逐年加大，使得财政赤字现象突出（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贵州乡镇财政收支差额在逐年加大，2003年财政赤字1.94亿元，2004年财政赤字1.26亿元，2005年财政赤字7.73亿元，2006年财政赤字8.57亿元，2007年财政赤字22.96亿元，2008年财政赤字29.73亿元。
（二）债务负担沉重
由于出现年复一年的财政赤字，乡镇政府不得不靠举债来维持乡镇的运转，主要通过向银行、信用社、单位和个人贷款。近年来，有些乡镇的债务到了还款高峰期，大部分债务已成为“呆账”、“死账”，难以解决债务到期归还的问题。根据对贵州乡镇债务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乡镇债务主要呈现三个特征，第一，隐蔽性强，透明度差。对于乡镇债务的规模很难估算，不像企业那样有清晰的财务数据。第二，违约率高。乡镇政府属于政府部门，在企业与商家之间属于强势的一方，因此乡镇政府利用强势进行违约的可能性很大，严重损害乡镇政府形象。第三，缺乏完善的债务管理体制。乡镇不具备上级政府那样完善的债务统计和预算制度，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
农村税费改革后贵州乡镇财政困境原因分析
（一）取消农业税后税源减少
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前，贵州乡镇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各种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工商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和专项收入，其中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从2002-2005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分别占据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39.5%、30.4%、24.6%和21%，2006年除烟叶税外农业税全面取消了，我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政策彻底结束。另外一方面，由于贵州属于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经济的落后是乡镇财政困难的基础原因。贵州的乡镇不像沿海发达城市的乡镇，没有发达的工业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幅并不大，所以导致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外的税收收入增收困难。在农业税是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取消农业税而其他税收收入增幅并不大的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会对乡镇财政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乡镇政府很难从正规的税收收入中增加资金来源。
（二）财政转移支付不到位
税费改革后，由于乡镇财政收支缺口不断增大，取消农业税后更是困难，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弥补乡镇财政缺口就很重要。然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导致转移支付资金被挪用、占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当乡镇财政发生困难时，许多转移资金根本无法到达乡镇，使得乡镇财政更紧张。另外，通过上级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不能有效地发挥弥补农村财政缺口、均衡财政能力的作用。
（三）乡镇政府机构臃肿且财政开支过大
目前来看，我国已有的农村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围绕税费改革来进行的，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因此在农村乡镇机构改革方面，主要从减少人员、减少项目、减少开支来着手。截至2004我国乡镇数量为36952个，民政部预计，到2010年全国乡镇数量将保持在3万个左右。目前大多数乡镇人口在3万以下。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贵州共有1543个乡（镇、行政办事处），共有行政、事业编制人员41万名，包括中小学校教职工，实际在编人员近39万人。乡镇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支出，加大了财政开支压力。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摆脱困境的对策
（一）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是弥补乡镇财政缺口的重要方法，乡镇政府要解决财政困难仅依靠自身是很难实现的，这时就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制度，给予乡镇适当的财力支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要明确转移支付的原则和目标。转移支付的原则必须统一规范、公正合理和公开透明。转移支付目标是要解决地区间的纵向平衡和均等化和横向公平。其次，为转移支付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合理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上一级政府在接受来自中央的专业支付资金外，还可以选择将其重要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作为对乡镇的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统计乡镇各项经费开支需求，合理划拨转移支付资金数额。另外，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监督。防止资金截留和挪用，要增强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尽量减少转移支付的中间环节，直接转移支付给乡镇财政。
（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深入开展
乡镇机构臃肿庞大，人员严重超编，乡镇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行政和事业性支出，这是现今乡镇机构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力度，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行政区划，合并乡镇，精简乡镇机构编制。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的数量，减少新增人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贵州毕节地区加强乡镇机构编制的工作方法。毕节地区为加强对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的管理，坚持全区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从2005年起就严格按照中央和省的有关文件精神认真开展了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的管理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和巩固了确保全区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化解乡镇债务
首先要增强乡镇自身的财政能力，提高化解债务的能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取消农业税的时代背景下选择适合发展的产业规划模式。其次加强领导，分类化解债务，防止新债发生。政府要积极研究债务形成的原因及对策，改变“新官不理旧事”的现状。在化解债务方面上级政府应给予乡镇政府支持，加大对乡镇的资金援助。在防止新债方面要集中本乡镇的自身财力，加强财务管理，强化收入管理和严格支出管理，合理预算。
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当前指导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中的 “五个统筹”之首，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无疑更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意义。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消除城乡差距，率先走出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互动发展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农村广播电视工作，推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对农广播电视的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的基本需求。
广电局根据《**县第一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吉学组发〔20xx〕3号）的安排，以及对广电事业进行深入调研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要求，于4月7日至10日，围绕“如何提升广播电视节目质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方面进行了调研，调研方式采取现场考察、与乡镇干部职工座谈、个人群众深度访谈及对相关材料分析等方式。现将调研报告汇报如下。
一、广播电视概况及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现状
**县电视转播台，始建于1983年，当年11月开通试播，位于县城东南方山梁上。发射塔高116.7米，为边宽1米拉线式轻型调频电视塔。台内设卫星地面站4座，分别收转134º卫星和105.5º卫星广播电视节目。
**县有线电视台，始建于1995年，并与当年8月开通试播，20xx年进行光缆改造，现为光缆，电缆混合（hfc）网络，前端光缆传输为18芯＋18芯＋4芯。光接收机以下为电缆网入户。现开通26套电视节目，拥有2680户用户。设有卫星地面接收站三座，分别接收亚太1a（134º）卫星和亚洲3s（105.5º）卫星。
1992年起，在原有的6个乡级广播放大站的基础上，陆续在喀尔交乡、托斯特乡、别斯铁列克乡、恰勒什海乡和**镇设立了5个乡（镇）广播站，设站功率为10-50瓦，隶属于乡（镇）政府管理。现有50瓦电视发射机一部、30瓦发射机2部、10瓦电视发射机4部、30瓦调频广播发射机2部、10瓦调频广播发射机4部，这部分广播电视设备都是“西新工程”乡乡通广播电视配发的设备。20xx年后各乡广播无线发射机相继停播，改为有线电视传输覆盖，5个乡（镇）均建有前端设备，传输8-10套不等的电视节目。20xx年启动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在5个村安装了有线电视3+1系统，在6个行政村安装了1+1无线广播电视发射系统，20xx年村村通工程在2个村安装了4+2无线广播发射系统。
二、存在的问题
**县广播电视近年来发展较快，取得了显著成绩，覆盖全县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和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极不协调，城市广播电视已逐步进入现代化阶段，而农村广播电视还处在落后的初级阶段。**县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主要特点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其主要矛盾和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设施薄弱
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各乡镇、村广播电视硬件设施落后。基本上没有专用机房、设备急需更新和维修、没有办公室、办公经费没有保证。大部分村村通站点设在村民家中，乡镇广播站没有机房或把地下室作为机房。机房简陋、阴暗潮湿，条件差，需要新建，1992年以后配置的电视发射机已陈旧老化，未得到更新。因缺乏维护经费和技术人员，大部分乡镇广播站不能保证正常转播。
（二）无线电视覆盖滑坡严重。
无线覆盖是广播电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手段，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由于我县为山区、丘陵地带，地形复杂，县电视转播台信号覆盖范围有限，而各乡镇广播站的电视发射机，由于经费不足，无力支付最基本的电费和维护经费，已经基本处于停播的状态，目前只有**镇的4+2发射机在工作，直接影响了中央和自治区节目的转播覆盖，无线电视覆盖滑坡已成为**县目前广播电视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三）“村村通”工程起点低，存在覆盖盲区和返盲问题。
由于受经费限制，投入少，起点低，“村村通”工程开始是每个村只能收听 收看到一套广播和一套电视，后来是4+2模式，这与县城居民能收听到多套广播、看上数十套乃至上百套的电视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村村通”（指农牧民群众自筹有线系统）由于缺乏正常的维护经费，线路损坏严重，塔斯特村、章阿托干村的有线电视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出现“返盲”现象。
（四）体制不顺，运转困难。
1990年11月，新疆贯彻国家人事部和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颁发<乡、镇广播电视站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人地编发【1990】5号），全面实行县（市）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与乡镇党委政府双重领导，以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
20xx年6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乡镇党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新党发【20xx】16号），《实施意见》第四条中“其他如农机、农技、畜牧、兽医、文化、广播等涉农和为基层服务的机构，原则上都要下放到乡镇管理”。根据《实施意见》，一些以县直接管理的乡镇广播电视管理体系，又演变回乡镇管理的体制。县（市）广播电视局对乡镇广播电视站的管理权仅局限于业务指导和技术维护，乡镇党委政府对乡镇广播电视站的宣传和人财物事进行具体管理。
**县在“块块”管理体制运行中，乡镇财政困难，无力支持乡镇广播站的事业建设和维护经费，农村广播在低层次上运作，延缓农村广播的发展。乡镇“块块”管理，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普遍不能做到专人专用，影响广播的不间断播出和安全播出。“块块”管理的乡镇站，人员编制不足，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新鲜血液得不到补充。条块分割，无统一规划，无统一技术标准，无统一网络，不利于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五）队伍素质不高，不能适应广播电视发展的需要。
由于人员编制属于乡镇，因此，广播电视局并未把乡镇人员素质培训纳入自己的计划，而乡镇党委、政府又无能力和经费培训其广播站人员，造成维护技术水平落后、工作人员素质差的后果。
乡镇广播站工作人员普遍不能做到专人专用，影响广播的不间断和安全播出，我们在乡里调研时发现，各乡镇机房没有专人值机，大部分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承担着乡镇其他的工作，农忙季节脱离了广播工作岗位，严重影响了广播站的日常宣传和维护工作，同时也给安全播出留下了隐患。
三、提高农村广播公共服务发展对策
为了解决以上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水平，我们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目的。因此，推进农村广播电视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最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件惠及全县农牧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是农牧民群众盼望已久的民心工程。
（二）抓住“村村通”契机，尽快改善农村广电事业现状。
“村村通”工作是广播电视服务“三农”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国家新一轮“村村通”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今年，我县有1352套数字直播卫星接受设施安装和51套“大喇叭”设施安装任务。完成好这项任务，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县农村广播电视事业落后面貌。
（三）实施县乡联网工程，缩小城乡广播电视差距。
由于我县为山区、丘陵地带，地形复杂，而居民多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沟内），广播电视有效覆盖难度较大。采用单一方式无法实现全面覆盖，必须采用多种技术方式，结合农村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实际，可采用的方式有有线电视光缆联网、mmds、地面卫星接收小前端和无线覆盖相结合的方式。在人口相对集中或离乡、镇光缆干线较近的地方，采用有线电视光缆联网的方式到行政村和自然村；在边远农村、村落分散和人口较少的区域，尤其是牧业村，采用mmds覆盖，作为光缆有线传输覆盖的延伸和补充；对光缆延伸不到、无线覆盖不好的边远自然村，采用卫星接收小前端新建独立网的方式解决。目前县乡有线电视联网工程正在实施过程中，采用租用光缆的方式，将目前自办的25套有线电视节目和116套数字电视节目传送至5个乡镇，利用乡镇现有网络传送至用户端，使乡镇有线电视用户可以收看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电视节目，同时将本县自办的节目用无线发射的方式发射，使有线传输覆盖无法达到的地方也可以收看到本县的电视节目。工程实施完毕后，将使广大农村群众与城镇居民共同公平分享广播电视资源。在有线电视网络传送中多使用先进的光纤技术，既能够满足群众看好电视，还能将广播信号和电视信号共缆传送，为乡级广播站节省大量费用。
（四）推行县乡广电垂直管理，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
国家广电总局在广播影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广发〔20xx〕27号文件）中明确要求：“要逐步理顺县乡广播电视事业体制，推进县乡广播电视的垂直管理。”乡镇广电站队伍的建设是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管理的极为重要的环节。为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稳定乡镇广播站队伍，要尽快推行县广电局对乡镇广播站的垂直管理，落实服务机构和维护人员，保障维护经费。县乡广电垂直管理体制有利于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整合开发农村广播电视资源；有利于不断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服务工作水平；有利于防范和遏止不法分子破坏和插播。特别是发展农村有线电视，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县乡垂直管理体制有决定性作用，能够解决各乡各镇各管一片网的分割问题，解决规划、建设、营运、服务缺乏统一性、规范性问题。
（五）加快有线数字电视的发展步伐，丰富节目内容。
数字电视是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采用数字电视技术不仅使各种电视设备获得比原有模拟设备更高的技术性能，而且还具有模拟技术无法实现的新功能。一是数字技术使节目的收看质量更加清晰；二是数字技术使频道资源大幅增加；三是数字技术使有线电视服务更加周到；四是数字技术使有线电视提供海量互动信息。20xx年8月起，通过租用光缆的方式，数字电视信号已经传送至我县，通过实施县乡联网工程，采用数模混传的方式，可将数字电视信号转送至各乡（镇），这样乡（镇）的有线电视用户在装备机顶盒后，即可看到数字电视节目。目前在数字电视推广安装中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目前机顶盒的价格较高，农牧民的购买能力有限，大范围推广数字电视的难度还比较大，在地区的其他县市中，基本上是采用由县财政出资购买机顶盒，免费发放给农户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5个乡镇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还不能完全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的要求，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可以采取县、乡财政投入一部分，有线电视网络中心投入一部分，在预收一部分线路维护费的办法来解决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
（六）政府主导是城乡广播电视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务院要求：“以政府为主导，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强力推进，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基本服务水平”（国办发〔20xx〕79号）。建立农村广播电视服务机构，建立“村村通”长效机制，单靠广电部门难以完成任务，需要财政、人事、税务和农、林、水、电等部门的支持配合，需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只有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才能按中央要求把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广电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因此，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是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实现城乡广播电视长期协调、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1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发展农村电商的题中之义
农村电商的重点在于解决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难题，如何更好地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农村收入增加是其中的关键。在陕西省商洛县考察调研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电商将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随着一系列适应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持续热销，农村电商不仅有力促进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而且将有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 131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超过40倍，比2012年翻了两番[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未来农村电商应该起到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2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深层挑战
2.1农业品牌建设的挑战。品牌强则农业强[2]。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打造农业品牌已经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品牌农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作出重要部署，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时强调，“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进入“品牌时代”。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营养、绿色有机等要求越来越突出，农业品牌的整合重塑迎来了新的机遇。另外，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在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流通等农业生态链的全过程，“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但相比工业品品牌，农业品牌建设仍然处于探索初期，发展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的品牌，大多数品牌都是各自为政，行业内部缺乏相互合作，也不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发展。现有的农业品牌，由于品牌保护力较弱，部分商家“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品牌的口碑，进而影响品牌的长远发展。简言之，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已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必由之路。2.2农村场景条件的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区地理地貌差别较大。从贫困地区的区位因素来看，更是呈现出“山大沟深”的特点。从农村电商发展进程看，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好的地区有着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是本地已经有着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传统产业和区域产品，传统产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新的飞跃。例如，吉林省通榆县依托当地优势农产品，通过统一品牌授权面向全国销售的原产地直供农村电商发展模式。通榆县对于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粮食产业带”，是有名的“杂粮杂豆之乡”“绿豆之乡”“葵花之乡”。通榆县利用所处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本地优势农副产品的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不仅实现农产品利益最大化，而且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二是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当地农产品运输、配送方便快捷。例如，被誉为“买西北卖全国”的陕西省武功县是有名的“西北电商第一县”。武功县虽然是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凭借距离西安市80公里的优秀地理位置，经短短五年发展，形成了专属的农村电商销售模式，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多的贫困地区既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地理条件，极大地影响了地区农产品的销量和销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2.3培育农民网商的挑战。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方政府虽然将培训农民技能摆在人才培养体系的突出位置，但农村电商发展是长期工程，当农民短期看不到收益回报，就会立刻选择放弃，回归到原来的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或者继续交由第三方交易平台代为销售，导致虽然地方政府开办的网商培训项目不少，但是农民网商转化率低、培育难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55 162万人，相比2015年，减少了8.6%。现代农业建设离不开农业数字化发展[3]，农村电商则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先导和基础，不仅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相比起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各方面基础较为薄弱，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而基础网络的维护、农产品网店的运营、农村电商园区的建设等都离不开数字技能人才的参与，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数字技能人才短缺和农民网商培育难度大仍然是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难题。
3数字化建设下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路径
3.1提升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着力打造品牌农业。推动农产品从原产地生产到加工包装再到仓储、物流、配送全程信息化、数据化，提升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根据生鲜农产品分布的区域化、产品种类的差异化以及消费者群体分布广、产品需求的个性化等特点，建立区域性生鲜农产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信息交换、共享，打造农产品物流监控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信息基础。加强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推广市场信息、产品售后服务、产品仓储配送运输管理等数字软件的应用，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以及“从餐桌到田间”的全程信息收集、处理、系统，确保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效率和质量安全。打造品牌农业是农村电商发展中，尤其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一环，不仅提升农产品价值，而且能够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首先，打造品牌农业有赖于生产与经营的规模化。摒弃原有的小农意识，集合各方力量，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农村合作社等集体组织，促进农业品牌化。其次，打造品牌农业需要摆脱农业的局限性。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农业生态产业链，为农产品上行打造完善可靠的供应链。最后，标准化生产是品牌农业的支撑。以农业的自然生态属性为主抓手，通过引进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手段，设计系统的种植标准、行业标准、流通标准等，为优质、合格的农产品设立准入门槛与流通规范，形成打造品牌农业的有力支撑。3.2打破场景条件的桎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渠道。对于既没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模式，并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农产品角度出发，农村电商带给贫困地区对接广阔市场的机会，地方政府和电商平台可以通力合作，深度挖掘本地优质产品，做好产品设计，讲好产品故事，增加产品附加值，帮助农产品网货化。例如，2019年，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八科村有一种叫“黄豆荚”的豆类植物在盒马鲜生上市后，仅仅三周时间，便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一跃成为盒马生鲜的明星蔬菜。据调查，八科村种植黄金荚的农户，已经达到了53户，每亩地农户普遍增收7 000至8 000元，八科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盒马村”。从物流成本出发，贫困地区建立物流服务中心成本太高，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县域物流服务中心，以及“自建+共建”构建村级物流服务站，与其他服务场所共建共享办公场地、公用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也可身兼多职，例如，依靠农村的小卖部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站，不仅方便村民寄递快递，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3培养本地化农民网商，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农村电商发展起步阶段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解决短期内的人才问题，但是，“走出去”成本高，覆盖面不广，“请进来”难以形成常态化，最终人才还是流失。因此，只有本地化培养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农村电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各类人才支撑体系，所以农民网商的本地化培养需要体系化推进。首先，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农村电商发展各类人才需求状况调查，制定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培训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要重视农村电商实战性要求，注重农民网商的“转化率”和“实效性”；最后，农民数字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电商发展的水平，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是数字技术普及、农民生产技能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网商培育模式，不光要教农民怎么开办网店、直播卖货，更要提升农民网商数字技能，学习互联网基础知识，以及包括从网店设计、营销推广和运营策划等网络销售全过程，通过提高农民数字技能，促进农民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天成，王大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路径研究[J].新视野，2019(6)：41-46.
[2]林广毅，王昕天，李敏，等.农村电商100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8―04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
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