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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是支撑智能制造的关键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是将机器、人、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有效连接的网络信息系统，通过对工业数据的全面深度感知、实时动态传输与高级建模分析，形成智能决策与控制，驱动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工业互联网可以理解为“网络+数据+安全”，其中网络是基础，数据是核心，安全是保障。以网络连接与协同为支持，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在安全可信的前提下，工业互联网支撑实现单个机器到生产线、车间、工厂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智能决策和动态优化。
工业互联网也是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适应信息交互需求从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人与物理空间而形成的。工业互联网集成了物联网、移动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最新创新成果，并与先进制造相关软硬件技术相结合，将信息连接对象由人扩大到有自我感知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物体，体现了通信、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的集成优势，是互联网的演进和发展的新阶段，信息通信技术支撑信息社会发展的新手段。
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开辟信息通信发展新空间
工业互联网支撑工业全流程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应用于企业生产，将带来四个方面的变革。一是智能化生产，基于海量数据的建模分析，形成智能决策和动态优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网络化协同，借助网络整合分布于全球的设计、生 产、供应链和销售资源，形成众包众创、协同制造等新模式，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缩短产品上市周期。三是个性化定制，基于互联网用户个性化需求，通过灵活组织设计，制造资源和生产流程，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四是服务化转型，通过对产品运行的实时监测，提供远程维护、故障预测、性能改进等一系列服务，实现工业企业服务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工业互联网是工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实现全球智力资源、制造能力的广泛汇聚，促进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从单打独斗转向众智众力，如支撑众包研发、在线协同、云制造等新的发展模式。不仅加速了研发迭代进程，更促进了工业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工业互联网拓展信息通信业发展空间。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发展将引导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加快向工业领域延伸和应用。在促进制造业高端发展的同时，带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和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拓展信息通信业发展的新蓝海。
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突破和推广应用
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同制定规范统一的标准体系，推广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下一步要着力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跨领域协同攻关。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加快顶层架构设计，充分发挥互联网、电信、IT和制造业的协同优势，突破网络、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产品制约，形成统一或兼容的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我希望各方面共同研究建立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的可行性，以吸纳各领域的创新主体，共同推动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
二是适时组织开展应用示范，工业互联网的普及推广，需要先行者的探索和实践，要加快推进总体架构和技术体系的实际应用测试，突破大范围推广应用的障碍。目前，中外都已经有一些应用示范案例，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共同进行跨国家、跨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测试工作，共同探索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成功模式和做法。
建立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有助于推动平台技术研发、行业应用、服务创新等全价值链协同发展。
2.明确发展路径，发展目标清晰
《平台指南》结合工业互联网建设及推广工程要求，提出平台发展目标。到2020年，在地方普遍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础上，分期分批遴选10家左右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一批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工业互联网APP培育工程，推动基础共性、行业通用、企业专用工业APP的大规模开发与商业化应用;选择重点工业设备作为推动平台应用的切入点，带动工业企业上云，遴选一批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平台方向)项目;按照“以测促建、以测带用”的思路，建成平台试验测试、公共支撑和标准体系，形成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生态。
3.提出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建设目标，优化平台生态环境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提出平台试验测试、开发者社区和新型服务体系等三方面生态建设重点，针对平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不完善的问题，平台解决方案或工业APP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以及企业接入平台后认证需求从线下发展到线上的趋势，提出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建设指示，以提升平台技术和商业成熟度，培育工业APP开发者，优化平台生态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4.加大推广力度，工业上云速度加快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围绕重点工业设备上云、企业业务系统上云、培育平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三个方面，提出平台应用推广的推进方向:一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推动高耗能流程行业设备、通用动力设备、新能源设备以及智能化设备上云;二是积极推动企业业务系统上云，鼓励龙头企业打通、开放和共享业务系统，鼓励地方通过创新券、服务券等方式加大企业上云支持;三是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培育平台应用新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广力度加大，加速实现规模以上的、有核心价值的30万工业企业上云目标。
5.政策衔接，促进工业互联网平台统一认识形成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此后，5月25日、6月12日，工信部接连披露《关于2018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工作指南的通知》、《2018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拟支持项目公示》，标志工业互联网测试平台正式落地。此次披露《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承接前述披露政策，进一步建立国内产业界和地方对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内涵、技术、功能以及建设路径的统一认识，在平台培育、推广、生态建设方面为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相关政策接连落地，指示明确，显示国家投入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坚定决心，并给予企业及地方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我国工业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由于美国、德国的先发优势，我国发展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前景相当严峻。当前要奋起直追，将其置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地位，在国际工业互联网平台竞争中尽快占据有利地位。
工业互联网的深远影响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信息技术的局限性：一方面，物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管理范畴，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产品生产制造流程的各个过程，都接入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远程智能控制；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使得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运行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这些技术进步为工业制造业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近年来，一些国家加紧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工程实验甚至是项目建设。这些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信息物理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智慧工厂”、“未来工厂”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环节的试点实验，以参考架构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体系化构建。这些研究、实验与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基础。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内涵
当前人们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尚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人们通常从某个方面的属性去界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如GE将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称为“制造业云操作系统”。实际上，所谓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兴制造业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众多行业及众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与售后服务等产品生产过程，在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数据中心，并通过一个统一的云操作平台实现远程智能制造。
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不同，工业制造业实现平台化所需技术更加复杂、门槛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直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并大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之后，工业互联网平台才开始出现。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早在2012年，随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以及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由于当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尚未出现，人们还无法认识和理解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内涵、属性、作用和影响，实际上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工业4.0）的深刻内涵。
与现在的工业制造业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统一标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然是当前工业竞争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宏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试图将各行各业的技术和标准裹挟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改变分工格局。平台化使得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得以整合所有工业企业的各个制造环节，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监控平台上各企业的产品生产及其生产要素与市场动态。因此，平台不仅是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实现远程智能制造的操作界面，而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产品交易、服务保障的虚拟市场。
――平台生态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包括不同产业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众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企业，也包括产业链的其他相关企业；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以及各类服务型机构。网络效应将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组织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复杂网络。
与当前的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产品的交易和流通环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电子商务充其量只是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远比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重要得多，未来还将跨越国界、跨越行业界限，成为超级平台，从而全面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格局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为争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正在从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国家层面为推进“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电气电子（ZVEI）和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设立“工业4.0平台”；2015年3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共同接管并启动升级版“工业4.0平台”建设。
美国政府层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机构，但是，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所建立的各大制造业创新机构（IMS）都包含了相应平台建设的任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7月资助建立的“数字化制造与创新设计研究中心”（简称DMDII）。DMDII启动了“数字制造公共平台（简称DMC）”，其功能定位是数字化制造的开源软件平台，旨在鼓励全社会的中小创新机构、创业家和技术狂人等开发面向不同制造业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
企业层面其中尤以GE和西门子公司最为典型。
GE在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推出了包括24种工业互联网产品的九大平台，2013年推出更为宏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Predix。2015年，GE向全球制造业企业开放 Predix平台。
西门子建立的跨业务软件平台为Sinalytics，该平台不仅整合了远程维护、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现有技术和新技术，还能够对机器感应器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保密传输和分析。
此外，IBM和德国SA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充分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将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首要基础设施，成为集聚全球工厂、工业产品、市场用户的第一入口；将借助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加速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无论是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企业还是工业3.0的企业，都将被无奈、无情地“裹挟”到代表工业4.0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上。因此，谁控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具备了实时跟踪、优化配置甚至是全面掌控全球工业制造业发展命脉的实力。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全球领导权竞争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平台化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于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平台化一旦促使其双边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阈值），该平台的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增长。此时，竞争对手将很快面临经营困境，直至死亡或退出市场，该平台也将迅速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最近20年来，我国的传统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无不验证了这个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考虑到我国工业信息化总体水平落后，多数企业与行业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水平，能够达到工业3.0的企业很少，因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补课”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两化深度融合”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面对美国和德国在工业4.0平台方面的竞争，上述网络效应给平台竞争所带来的“裹挟”作用将不会预留给我们这种“补课”的时间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工业4.0平台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迎头赶上，直面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国家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为克服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落后局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打方向，分层次地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第一，构建针对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要将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近期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核心发展目标，着力研发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及相关机制，并尽快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选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服装、家电以及部分先进制造业等），并基于产业价值链和平台生态化特征整合这些行业的相关企业，组建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创新机制，激发各方动力，以发展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较强技术与市场实力的龙头企业，启动建设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此，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引导、优化各地正在开展的“双创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克服“泛娱乐化”趋势，引导企业真正地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
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领导与政策支持
"Internet +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in automobile cluster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in automobile cluster supply chain.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Internet +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can be applied to automobile cluster supply chain effectivel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lou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facto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alent system.
P键词： 汽车供应链；集群供应链；互联网+协同制造
Key words： automobile supply chain；cluster supply chain；Internet +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5-0055-03
1 汽车集群供应链和“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内涵
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将汽车工业称为“工业中的工业”，不仅因为汽车工业对技术、资金投入等资源的高要求，更因为汽车产业极强的产业关联度与管理体系的复杂性。其中，汽车供应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供应链管理系统[1]。汽车供应链前端关联着材料、能源、设备生产、配套加工等产业，后端则关联着销售、后市场服务、交通运输等产业，而这些相关产业本身即是复杂系统，汽车供应链的这种特点使得零部件及相关企业有就近集群发展的倾向，汽车集群供应链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汽车集群供应链是指在特定的汽车集群地域中，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整车与副料厂商、整车与零部件经销商，以及政府部门、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企业与组织机构，通过分工协作，围绕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有机聚合而成的网络供应链组织形式[2]。汽车集群供应链是汽车供应链与集群组织的耦合，在对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汽车供应链内各节点的利益博弈，还要顾及跨供应链企业间的竞合活动。集群供应链网络治理问题对集群竞争优势创造与集群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3]。
我国政府在2015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利用“互联网+”协同制造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整体水平的发展规划，并对“互联网+协同制造”定义如下：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汽车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却带来信息延时、交易成本高昂、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为汽车集群供应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 “互联网+协同制造”在改善汽车集群供应链中的作用
中航工业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认为，广义的协同制造包括了供应链和用户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甚至会跨其他产业[4]，即“互联网+协同制造”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供应链整体环节的优化改善。互联网自身具有分享经济效应、去中心化效应及大规模定制效应可以极大地增进汽车集群供应链上各节点间的联系、促进汽车集群供应链上资源的优化配置。
2.1 分享经济作用
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的根本内生动力，是引导集群供应链内外资源的互利共享，包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和物流资源等，资源的共享打破了集群供应链的组织边界，使产业链相关利益体通过供需关系高效对接，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通过市场行为引导集群供应链上资源的优化配置。
2.1.1 信息资源地位凸显
“互联网+协同制造”使得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供应链协作体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传统集群供应链以物质资源的流动为主导，信息分享程度低，从而导致集群供应链各节点上资源的闲置浪费，间接地拉动了交易成本的上升。信息资源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中作用的增强降低了交易门槛，使汽车产业内外相关体的跨界融合成为可能，从而为集群供应链的迭代创新提供了动力。
2.1.2 对集群供应链的全方位激励
马化腾认为，协同制造凸显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5]。汽车集群供应链因“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平台公共服务、免费理论等经济外部性，一方面使供应链上各环节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因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内外相关体的跨界融合，增大了集群供应链的内部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激励集群供应链向更经济、高效的共生模式转变。
2.2 去中心化作用
根据霍佳震的分类，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以整车及电机、发动机等部件制造企业为核心，属于单核集群供应链W络或平行式多核集群供应链网络。其特点是核心企业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支持和强大的品牌优势，掌握着整个系统的运转，其他企业在这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企业带动下，一方面按照它的要求，为它加工、制造某种产品的零部件或配件或者提供某种服务，另一方面又完成相对独立的生产运作，取得自身的发展[3]，如日本丰田汽车城。
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方向是供应链上游企业向核心企业集聚，后由核心企业向供应链下游释放，节点企业间联系较少，由于信息缺失，从而带来效率低下、生产浪费等问题。“互联网+协同制造”模式则是去中心化，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在互联互通网络空间、资源共享平台上，使汽车集群供应链向数字化、扁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减少资源流动中间环节，将在集群效应基础上的组织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时有效解决资源流动低效率和组织内部损耗等问题。这种去中心化的作用不仅是汽车集群供应链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而且能将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连接入网，并且使入网企业在自身垂直领域不断整合与融合，即实现TCP/IP协议中互联网无限扩张的理念。
2.3 大规模定制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差异化需求已成为市场主流，而传统汽车集群供应链模式在产品差异化、及时性等方面已逐渐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发展大规模定制技术则成为众多汽车企业的选择。低成本、定制化与响应速度是大规模定制同时追求的三大目标[2]。“互联网+协同制造”使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在网络世界实现了差异化、低成本的“蓝海”战略。从市场角度看，“互联网+协同制造”是通过免费公共服务平台，将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进行汇总，以及对消费者潜在需求进行挖掘，进而使差异化需求形成批量规模，使企业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互联网+协同制造”是通过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和众创行为，为企业个性化生产开辟了新空间，是传统大规模定制的升级版。此外，“互联网+协同制造”使消费者与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的直接沟通成为可能，提升了消费者的参与度，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供了保障。
3 汽车集群供应链应用“互联网+协同制造”的难点
与一般供应链相比，集群供应链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存在多个核心企业的网络结构；二是供应链纵横交织、相互关联，存在跨链合作；三是兼有垂直、水平一体化的特征，且网络化、专业化更明显[3]。基于集群供应链的特点，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组织结构在应用“互联网+协同制造”时相较于其他产业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3.1 体制变革
“互联网+汽车”可预见的高端境界是车与车、车与路的联网。最大的困难不在于技术障碍，而在于体制。其中涉及通信、汽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四个目前相对独立的领域。从当前的情况看，各个领域都在研究和推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与对策[6]。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内，供应链成员通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链内及跨链的竞争与合作，使集群获得了相当的规模经济效应，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间利益关系复杂，“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引入必然引起集群供应链网络内各方的利益博弈，关于汽车集群供应链发展各项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互联网+协同制造”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应用时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可延展性都需要不断累积经验并深入探索。
3.2 信息资源整合
“互联网+协同制造” 是指以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构筑起来的制造业共享经济新模式。核心是物理信息空间和商业逻辑空间进行深度、无缝链接、及时互动，根本方法是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的协同效应凸显[7]，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汽车集群供应链各个节点构建起虚拟化、智能化的网络协同，实时同步生产模式是汽车集群供应链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实质。然而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中，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企业间的联系及跨链企业间的联系为“互联网+协同制造”对信息资源的整合造成了困难。企业信息的创建、传递、共享等模式须与集群供应链整体发展保持一致，且企业间的信任机制也成为制约信息资源整合的重要因素。另外，“互联网+协同制造”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众创等拓展了汽车集群供应链的边界，外来信息的涌入，更增加了信息资源整合的难度。
3.3 协同制造理念提升
纵观国内汽车市场，虽不乏比亚迪、吉利等优秀汽车品牌，但优秀汽车产品的丰富程度较之国外品牌仍差距巨大。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汽车集群供应链在实施协同制造时更关注生产环节，而普遍缺乏对协同设计的重视。
在整个汽车供应链中，从前端的创意生成、概念设计到产品设计、详细定义产品性能，再到工艺规划、工装设计、小批量试装一直到规模化生产，整个过程都需要高度精确的协同制造技术的支撑，国外大企业更重视工程协同设计，而将生产制造环节进行外包。国内汽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也是因为缺乏对协同设计的重视，从而在制造有特色的汽车产品方面缺乏竞争力。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对汽车集群供应链的改造，更应该从提升汽车供应链上企业的协同设计理念入手，单纯制造领域技术的提升并不能使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4 汽车集群供应链中“互联网+协同制造”实施策略
4.1 建设工业云
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的首要目的，是增强集群供应链网络节点间联系，以信息共享为基础，优化集群资源配置，提升集群协同效应。由工信部主推的工业云服务创新平台对信息在集群供应链网络中的共享传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工业云通常指基于云计算架构的工业云平台和基于工业云平台提供的工业云服务，涉及产品研发设计、实验和仿真、工程计算、工艺设计、加工制造及运营管理等诸多环节[8]。汽车集群供应链的工业云平台是区域工业云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之存在一定的界限，通过工业云平台将集群供应链各节点企业连接入网，企业通过工业云平台在产品研发、工艺设计、工装设计、规模化生产等阶段实时了解集群供应链中其他企业的信息，并分享企业自身信息，从而使得集群资源合理调度。
增强工业云与区域经济体资源禀赋及主导产业的结合，是工业云的发展方向。就现阶段而言，工业云往往用于解决中小型企业由于工业计算机软件平台建设、计算机仿真等技术经验不足，从而限制了其创新能力的问题。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以“政府支持+企业实施”的模式，以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为核心构建集群工业云，为集群内企业信息共享提供支持，集群工业云与区域工业云链接，实现与集群供应链之外企业的交流，同时，对集群供应链网络企业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4.2 建设智能工厂
从技术层面来说，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集群供应链上企业的协同设计、协同生产能力等，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工艺规划、机加仿真、物流仿真等，形成与实际生产过程并存的虚拟生产过程，降低生产不确定性，缩短生产周期。
以智能工厂为载体，深入推进互联网技术与集群供应链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融合，集群供应链网络中的各项资源集成了存储、感知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在生产价值链中的资源、设备等实现自组织功能，并根据从集群供应链网络中获取的信息灵活进行生产过程，从而打造开放、共享、协同的智能化汽车集群供应链。制造过程的虚拟化，将企业生产过程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并实现与消费者的对接，为生产定制化提供了支持。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智能工厂的建设是与区域及集群工业云联系在一起的，智能工厂是工业云信息资源的来源，而工业云则是智能工厂协调发展的渠道。
4.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人才体系
汽车集群供应链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以提升汽车工业的升级需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互联网+协同制造”是对汽车集群供应链体系的全新构造，此过程伴随着集群供应链网络的结构性变化、信任机制的改变以及交易模式的改变甚至各相关体利益分配模式的改变，这需要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对集群运作模式、企业行为等进行详细而明确的界定，涉及到利益调解方式、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同样，引入“互联网+协同制造”是以高端人才、适用性人才的引入与培育作为支撑，人才体系的完善是协同制造理念与技术不断提高的根本动力。
5 结语
“互联网+协同制造”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性技术，是制造业领域内各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性手段。汽车产业是一国综合制造能力的象征，我国在汽车制造领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汽车产业的改造创新对我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此从汽车集群供应链的角度，考虑“互联网+协同制造”技g的实施应用，改善了集群供应链网络本身的问题，同时，为汽车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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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化腾.“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2.
互联网经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借鉴工业经济的说话姿式
对互联网经济略为入门又不甚了了的人，说话有个习惯，往往言必称互联网3字——带着很强的技术味——先是技术，后是技术应用，再后是技术产业等等。就象程咬金一样。由于许多人不懂技术，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掌握话语权。但有一点，这种话语，很难说服最该说服的人，例如在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人。这倒不是由于这些人特别顽固，而是因为言说的只是皮毛。当然，互联网才发展20年，说不到点上，不足为怪。
如果以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工业革命序幕的话，10年后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不象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那样，满嘴技术味，而专注于经济本身。到了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工业经济的理解已完全专注经济本身，而不再提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就象煮的是脱净毛的猪一样。而互联网经济发展20年后，我们谈互联网经济，还象在煮没脱净毛的猪一样。
分析斯密和马歇尔的说话技巧(实际是问题意识)，在于他们不是从山和水的表面(工业技术这个表面，或叫猪毛)看问题，而是从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内里(不是山、不是水的财富本体，或叫猪本身)看问题。本来，工业经济战胜小农经济，是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斯密和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初起的时候，就把问题概括为同质化条件下的均衡问题。事实上，供求均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但同质化却是工业经济的特殊。而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变的一个关键魔术，就是把同质化的均衡(量的竞争)，当作了一般均衡。无形中就把个性化和定制(质的竞争)，当作不经济，排除出了经济学。
至于同质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占比不断提高，经济日益标准化)这个皮毛，在《国富论》和《经济学原理》中，几乎被完全抹掉了——“做案”不露任何“痕迹”。与斯密和马歇尔的老谋深算相比，互联网经济鼓吹者嫩就嫩在，整天谈的都是皮毛，而对问题本身(即异质性——如个性化定制——是否经济)，则根本没有提出。
工业经济话语中“脱毛”处理干净是在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是对工业经济本体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争议之点在于，差异化到底算同质性问题，还是异质性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同质性问题(因此应是完全竞争的从属性现象)，张伯仑认为是异质性问题(因此应是独立于完全竞争的现象)。这场争论最终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垄断竞争理论纳入同质性轨道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是工业经济的争论，在理论经济学上最终盖棺论定，是以把差异化当作无差异的特例，纳入无差异体系而告终的。它最适合支持的政策是以无差异的传统中国制造为主，差异化的中国创造永远不要反客为主，即使产能过剩也不改初衷，一意孤行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高。
互联网经济的问题本体(“猪本身”)，恰恰是张伯仑问题。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不同于工业经济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完全竞争)为取向，而是以小批量多品种的异质(垄断竞争，姑且如此称呼)为取向。当今经济顶层的重大关注无不与此有关：创新是差异化导向(对差异化的供给)、服务化是差异化导向(需求差异化，代表调结构的方向)、经济增长质量是差异化导向(质量阶梯)、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差异化导向(获得高附加值，代表经济升级的方向)、幸福是差异化导向；更不用说微观上的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体验)、因小而美、需求导向之类。但差异化恰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上，是没有根的。
因此，要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地界定清楚互联网经济，一定要回到1933年那场争论，回答差异化到底是现象还是本质，是树梢还是树根；其特性是从属于工业化的，还是独立于工业化。以此回答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疑难：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工业经济的同方向的附属性、延续性的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革命性的扬弃。
相形之下，那些“皮毛”的问题(从信息技术、应用到产业)，只不过应该是战略上的一个附注，用来说明为什么差异化经济从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看是可行的。而这已不是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下属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要实现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操作上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内涵上把握“体”
在界定什么是互联网经济的时候，还应注意到一种怪现象，就是用第X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X.0的方式定义互联网经济。
说它怪，就好比听一位农民这样向资本家解释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X.0。问题出在，操作上是对的，方向是错的；“如何实现”上是对的，但“要实现什么”是错的。
说到底，这还是1933年那场争论的延续。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年代已经吃过一次同样的亏了。当时慈禧太后把工业革命，误当成了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X.0，结果造成的失利。如果还原成理论和定义问题，就相当于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争论何为体，何为用一样。互联网经济有没有自己的体，是否只是把皮毛长在工业经济这头“猪”身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属于美国、德国政客想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的策略性提法，或者制造业部门想强调和夸大自身变革在全局中的地位，因此有把用夸张为体的修辞学用意，那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这之外的人，把这些概念当作全局性的内涵把握，就会造成误导。例如，会把二产三产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增值运动，误导向三产二产化(服务业制造化)的低附加值化反向操作，不久前的光伏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教训。毕竟工业化在中国还剩6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再重要，也不宜在终点上搞回光返照。
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上的关键，就在于体的把握。既然把“革命”这种大话都放出去了，却不敢承认互联网经济是体变，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这里不想进行繁琐的学术界定，以垄断这个概念。其实只要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体，怎么界定都是可以的。
要重点谈谈的是，错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明白当前以体变界定互联网经济的阻力和其中的道理，有助于人们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那些从观念、利益到行动上抵触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人，竭力把互联网经济贬低为用，把它嫁接在工业经济的体之上，这是非常自然和容易理解的。现在问题是，真正造成实质性概念混淆的，还是搞互联网的人，特别是出身技术的人，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张之洞。由搞互联网出身的人说什么是互联网经济，一旦说错，造成的误导更加严重。轻则变成变相推销技术产品(虽然这样做也有推进生产力之功)，重则变成鼓励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主次不分，误判方向，贻误良机。
辩别这种声音很容易，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极力反对探索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而片面强调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相通性。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如规模经济)上有共通性这点不错，但把这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内涵不妥。这种片面的观点，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积极作用较大，因为在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工业化服务。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它既不利于发挥互联网所长，又扬了工业化所短，负面影响慢慢显著起来。二是刻意强调不要把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这本来是对的。尤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激进分子避免片面性，是一种逆耳忠言。但对于大多数思维还笼罩在工业化传统的人来说，本来就对两种经济质的差别缺乏认知，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有成为迷糊药的副作用。关键在于这种话没有说全。二者关系说全，应该是扬弃，即一半肯定(继承)，一半否定(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才20年，主要问题还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摸透了，并且已经在总体上走向极端，而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严重过头(表现为投资过高、产能过剩、分配失调等)，转型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互联网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严重不足。互联网出身的人，应把握好这个大局，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互联网经济在内涵界定上，一旦失了体，就会魂不附体，空有形骸。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涉及的是互联网经济概念界定的外延。
长话短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内外把互联网经济界定得太肤浅，强调的主要是ICT化。ICT化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只是皮毛现象。
这种皮毛化，是由美国人开启的。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7年波拉特的9卷本《信息经济》，开始了从技术特征(猪的皮毛)，而非经济本体(猪本身)来解释新经济的过程。马克卢普、波拉特这种语势非常弱，与斯密、马歇尔具有境界高下之差。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经济学子学科的位置，而没有从根上梳理(象张伯仑那样)。
信息经济一开始，就是打破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如果换了斯密、马歇尔再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要直捣黄龙，提出差异化——也就是异质性——的经济性这个根本问题，从经济学前提假设这个最高点开始，重新梳理思路。
马克卢普、波拉特带来的这种“皮毛论证法”的后遗症突出表现在新经济的外延划定上，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成了两张皮(各统计各的)，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成了两个理论。后来的理论家一遇这样的问题就卡壳：农业、工业之后是什么，是信息业，还是服务业？
其实，如果不是从子学科看问题，而是从母学科(理论经济学)看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只不过从差异化经济这个本体的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信息业是差异化(能力)的供方，服务业是差异化(解决)的需方。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新视角望去，互联网经济的外延就忽然扩大了许多。除了互联网产业(包括设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还要包容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乃至整个经济(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化，实质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如果抽象到理论经济学，“基于互联网”这个条件也可以抽象掉，就只剩下服务化。抽象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基于互联网，就不可能达到相关服务化的最优。因此这个条件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服务业，只不过是这种服务化的非最优状态(服务业的最优要以体验为标准)。而服务化的标志，是质量(用质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量)。互联网经济的增长属于高质量的GDP增长。
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是道行极深的领悟，它给互联网经济外延划分以重要启示。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原来不相干的事情，看成一体。这样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参透。
互联网经济行规律：大而全到小而美的转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永远不会变化。互联网经济也是经济，因此与一般经济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言下之意，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而不是生产方式。认为互联网经济只是工具改变，但经济本身不变。既使认识到互联网代表不同生产方式，也会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不同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同。小农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对应的是同一种经济规律。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般见识，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这种见解也有深厚根基，这种根基就是经济学的普遍主义。经济学普遍主义的特点是把工业经济的特殊经验加以普世化，无限放大为所有经济的一般规律。究其实质，无非是近300年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有限的道理。
回应经济学的普遍主义，不能仅靠经验的方法，罗列互联网经济中的反例，而需要透过经济学的保护带，在体系核心上把问题挑明。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有一个著名的特点(也是软肋)——它不承认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任何科技因素，都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当然互联网也不例外，我们需要由此入手破解问题所在。
对症回应传统观点，关键是要从核心上说清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承认不承认技术的作用(技术是否内生，对应报酬递变规律)，是区分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的标准之一。持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不承认技术作用的，叫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是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立场则是报酬递增。
哪个对现实的解释性更强？自从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越过后，在生产函数的实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余值(相当于技术要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已超过50%。显然，报酬递增的观点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看法，那种认为技术不具有对经济内在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内部，已属占下风的观点。这意味着，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的看法，它在经济学底层逻辑上就不占上风。
从实践看，就在本月，中国正越过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型经济(工农业产值大于50%)向技术(包括信息与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增型经济(服务业产值大于50%，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最后关口。因此认为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印证。
但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把技术的作用具体锁定到互联网技术，不能具体说明互联网经济存在特殊规律。为此还要继续深算。
在同样支持技术内生、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支通向工业化经济，一支通向互联网经济。主流的一支，持规模报酬递增观点，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这一支目前已拥有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当红的学术明星克鲁格曼等；更新的一支还是支流，支持的是范围报酬递增，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
“互联网经济”具有哪些新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与传统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何在？现在到了揭晓时刻。经济运行规律千头万绪，但涉及传统工业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区别，又能归纳到经济学主脉焦点上的，只有一条(其它都可称为鸡毛蒜皮)：传统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例如传统中国制造；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范围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例如创新驱动的中国创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许多现象级的规律，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上述逻辑之中。例如，作为互联网基本模式总结的长尾曲线，实际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数量-品种”底平面的投影。描述的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托夫勒指出的第三次浪潮趋势。
规模报酬递增这条规律，可以说是迟来的总结。工业化发展到尾声阶段，才发现支持经济增长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还有技术。只不过沿普遍主义思维惯性，经济学家把所有技术当成了一种技术，好比没有把人辩别为男人与女人。
范围报酬递增的发现——美国西北大学潘泽教授对此居功至伟——让我们发现，原来造就规模经济的技术，只是工业化技术，它让世界因大而美；而互联网技术，更多属于范围经济的技术，它让世界因小而美。在实践中，马云力主因小而美，可以视为对同一潮流的敏感的响应。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新技术的兴起、新能源的应用、新的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发明，让众多行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融合，也像电力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会催生一系列的裂变。
穿越历史的云层，再来观察眼下的世界，就会另有一番体味：德国依靠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推行“工业4.0”战略；美国立足先进的信息技术，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而中国则提出“互联网+”计划。德国和美国的战略，都是强调互联网与实体的连接，形成更具效率、更加智能的生产系统。
在中国，“互联网+”首先从技术依赖比较弱的领域开始突破。这些领域往往具有如下特征：市场化程度较高，比如零售、餐饮、物流等行业；大量刚需得不到满足，老百姓不满意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城市交通等。而在真正核心的工业生产部门，“互联网+”的突破还不是很明显。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传统工业的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第二，一些领域的垄断和封闭，使得互联网进入成本非常高；第三，中国的优势在于天量的市场需求，只要是刚需没被满足的地方，谁进入都能迅速成功。
工业互联网的深远影响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奠定现实基础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信息技术的局限性：一方面，物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管理范畴，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产品生产制造流程的各个过程，都接入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远程智能控制；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使得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运行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这些技术进步为工业制造业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近年来，一些国家加紧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工程实验甚至是项目建设。这些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CPS）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智慧工厂”“未来工厂”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环节的试点实验，以参考架构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体系化构建。这些研究、实验与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基础。
（二）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内涵
当前人们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尚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人们通常从某个方面的属性去界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如GE将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称为“制造业云操作系统”。实际上，所谓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兴制造业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众多行业及众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与售后服务等产品生产过程，在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数据中心，并通过一个统一的云操作平台实现远程智能制造。
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不同，工业制造业实现平台化所需技术更加复杂、门槛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直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并大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之后，工业互联网平台才开始出现。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与现在的工业制造业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统一标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然是当前工业竞争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宏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试图将各行各业的技术和标准裹挟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二是改变分工格局。平台化使得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得以整合所有工业企业的各个制造环节，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监控平台上各企业的产品生产及其生产要素与市场动态。因此，平台不仅是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实现远程智能制造的操作界面，而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产品交易、服务保障的虚拟市场。
三是平台生态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包括不同产业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众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企业，也包括产业链的其他相关企业；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以及各类服务型机构。网络效应将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组织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复杂网络。
与当前的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产品的交易和流通环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电子商务充其量只是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远比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重要得多，未来将跨越国界、跨越行业界限，成为超级平台，从而全面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格局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为争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正在从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1.国家层面。为推进“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电气电子（ZVEI）和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设立“工业4.0平台”；2015年3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共同接管并启动升级版“工业4.0平台”建设。美国政府层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机构，但是，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所建立的各大制造业创新机构（IMS）都包含了相应平台建设的任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7月资助建立的“数字化制造与创新设计研究中心（简称DMDII）”。DMDII启动了“数字制造公共平台”，其功能定位是数字化制造的开源软件平台，旨在鼓励全社会的中小创新机构、创业家和技术狂人等开发面向不同制造业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
2.企业层面。其中尤以GE和西门子公司最为典型。GE在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推出了包括24种工业互联网产品的九大平台，2013年推出更为宏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Predix。2015年，GE向全球制造业企业开放Predix平台。西门子建立的跨业务软件平台为Sinalytics，该平台不仅整合了远程维护、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现有技术和新技术，还能够对机器感应器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保密传输和分析。此外，IBM和德国SA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1.充分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将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首要基础设施，成为集聚全球工厂、工业产品、市场用户的第一入口；将借助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加速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无论是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企业还是工业3.0的企业，都将被无奈、无情地“裹挟”到代表工业4.0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上。因此，谁控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具备了实时跟踪、优化配置甚至是全面掌控全球工业制造业发展命脉的实力。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全球领导权竞争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平台化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于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平台化一旦促使其双边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阈值），该平台的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增长。此时，竞争对手将很快面临经营困境，直至死亡或退出市场，该平台也将迅速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最近20年来，我国的传统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无不验证了这个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考虑到我国工业信息化总体水平落后，多数企业、行业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水平，能够达到工业3.0的企业很少，因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补课”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两化深度融合”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面对美国和德国在工业4.0平台方面的竞争，上述网络效应给平台竞争所带来的“裹挟”作用将不会预留给我们这种“补课”的时间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工业4.0平台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迎头赶上，直面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2.明确地要求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为克服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落后局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打方向，分层次地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首先，构建针对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要将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近期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核心发展目标，着力研发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及相关机制，并尽快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其次，选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服装、家电以及部分先进制造业等），并基于产业价值链和平台生态化特征整合这些行业的相关企业，组建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创新机制，激发各方动力，以发展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较强技术与市场实力的龙头企业，启动建设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此，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引导、优化各地正在开展的“双创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克服“泛娱乐化”趋势，引导企业真正地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
3.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领导与政策支持。
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纳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关注问题中；建立和完善工业互联网联盟运营机制，协调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行业平台、龙头企业平台之间的业务分工与协作；设立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基金，加强平台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努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与技术标准体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企业加入并做大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
也许我们应该看看互联网究竟改变了什么？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则是否已经真的不起作用了？的确，我们看到的是到处都在提倡互联网思维，但是企业们仍然离不开工业时代的经营管理思想，离不开生产线和产品制造这些基本的环节。只要有这些工业化时代的基础存在，我们就可以说，互联网思维代替不了工业化本身的全部价值和规律。
如何学习互联网思维同时免于人云亦云？向互联网思维学习什么？这些已经成为习惯了工业化思维的企业信息化主管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最为根本的是学习互联网自身的优势。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就以平等、共享、协作、诚信为特征席卷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和大规模传播的企业经营法宝已经受到挑战。今天的互联网企业采用定制化、用户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进行产业链分工、在网络环境下就能实现产品的预定、生产、销售和服务。这一模式也让小米科技保持了手机销量数年来连续攀升，其市场规模直逼华为、联想这样的手机制造商。
然而互联网基因就像互联网思维一样，在媒体炒作干扰下，被归纳得支离破碎、神神秘秘，却难得要领。问题出在脱离基本面总结互联网基因和互联网思维。
基本面就是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有什么样的基因和思维。小农生产方式只能产生小农意识；互联网生产方式决定互联网思维。脱离了生产方式这个基本面，所谓的基因或思维，就只剩下招术和点子这种低层次的、鸡毛蒜皮的东西。
互联网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扬弃。简单地说，农业生产方式好比定制的方式（非标准化的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好比大规模的方式（标准化的方式），互联网生产方式好比大规模定制的方式。举个例子，互联网流行“平台+增值服务”，其中平台对应的是标准化的方式，增值服务对应的就是非标准化的方式。前者主要用来降低成本，后者主要用来增值。因此这种方式是低成本增值之道。
在确定互联网有自己的基因和思维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互联网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否定互联网基因和思维的人，主要是那些根本意料不到存在独立的互联网生产方式的人，他们戴着工业化的眼镜，看一切都是工业化。因此不是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是他们的有色眼镜中没有镜片色彩之外的新东西。
从生产方式角度界定互联网企业，不在于他上不上互联网（技术特点），搞不搞互联网（业务特点）；不在于企业做什么（一产二产还是三产），而在于怎么做（按一产、二产还是三产的方式做）。用农民的方式（分散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小农式的企业；用工人的方式（产业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工业式的企业；用知本家的方式（服务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互联网式的企业。
为互联网企业画像
互联网企业其实是一个有语义矛盾的概念。网络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或叫资源配置形式），互联网本身具有对企业这种形式的突破。叫互联网企业，这里只是沿用人们习惯的说法。
从制度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打破企业内外边界的“企业”
企业的边界是资本的边界，或者说是资本专用性的边界。打破企业边界的实质，是打破资本（专用性）的边界。资本专用含的前提假定是资本的归属权与利用权合一。比如，买房子与住房子合一，相当于资本上的自给自足。
互联网企业则是以新的产权制度组织起来的“企业”。在新产权制度中，资本的归属权与利用权分离，借助无形资本可以零技术成本复制的特性，实现资本归属上的分享（免费）与资本利用上的收费（如按使用收费）的结合（如SaaS）。好比，房子（如马云的网上店铺）一旦可以复制，可以大量分享给用户，向房子的使用者收取租金。打破资本的自给自足，是互联网企业的一大进化。由于分享资本，企业与产业的边界被打破。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企业可以被视为与产业内诸多企业（及个人）分享资本，同时按照资本的使用情况（分赢亏不同）结算的新产权单位。前者叫互联网平台企业，后者叫互联网应用企业。前者承担后者的固定成本，后者进行轻资产（边际成本）运作，凭借分享固定成本，从边际成本投入所获收益中，双方进行分成。
工业化企业第一不能通过复制来分享资本；第二只能以资本的边界作为企业的边界。因此他与互联网企业在产权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把资本不可复制的企业制度称为现代企业制度，那么互联网企业制度可称为比现代更现代的企业制度。
从企业竞争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实现低成本差异化的企业
工业化企业采用的基本竞争战略分成本领先（降价竞争）与差异化（提价竞争），但二者不能同时采用（不能“夹在中间”）；互联网企业由于生产方式的原因（特别是资本可复制的特点），多采用低成本差异化（降价+提价）的竞争战略。如基础业务免费+增值业务收费。二者之间用API（应用程度接口）联接。
现有的各种版本的互联网基因、互联网思维，多是这个基本面在操作层面的枝节繁衍。有人说互联网思维是免费、极致的品质、极低的成本，等等。虽然孤立地看符合实际，但从整体看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互联网的特点是“极致的品质+极低的成本”，是“免费+收费”，把它们拆开孤立地看，这一点在农业社会有，那一点在工业社会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互联网思维的特点是把相反的两极联接在一起，在互联网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互联网思维，是农民思维与工人思维的结合与升华。拆开就不再是互联网思维了。
从组织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依靠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智慧型企业
网络是企业的升级版。互联网企业是信息化企业，是时代的企业。正如海尔集团董事长兼CEO张瑞敏所指出的，在这个奉行互联网的时代，对企业提出的挑战就是“速度”，企业要第一时间满足用户的需求。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就要求企业要先“信息化”，然后，再到成为“信息化的企业”。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先要搞好企业互联网，然后成为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不同于企业互联网之处在于，他的重心在企业，不是技术性质变化，而是企业性质的变化。是企业从20世纪的企业，变为21世纪的企业，从工业时代、以工业化为本质的企业，变为信息时代，以信息化为本质的企业。
工业化企业是机械型企业，典型特征是做大做强后对市场复杂变化反应迟钝，易患“大企业病”（工业病）。互联网企业是智慧型企业，智慧表现在企业机体具有生物体的灵活性，可以轻松化解市场复杂性的挑战。
实行“网络化战略”的海尔，就是智慧型企业的一个代表。海尔在组织上实现了扁平化（倒金字塔结构），去中心化（群龙无首，人人都是CEO），自组织、自协调、自激励，使企业具有了以变制变的能力，在复杂性条件下实现“人单合一”，适应市场、驾驭市场。
从“市场”层面看，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工业化企业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互联网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网络是市场的升级版。市场长于扁平化地集中配置资源，但交易费用较高；企业通过科层化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响应需求的能力随市场复杂性的提高而递减。网络长于通过社会资本（关系和信任），在复杂分散多变条件下灵活配置资源。
通信产业网讯 7月2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5（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副部长尚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等出会开幕式。
苗圩在大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互联网大国，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互联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
苗圩强调，新时期新形势下，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网络强国、制造强国的建设目标，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创新思路、完善措施，扎实推进互联网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两个IT的融合和倍增发展。
苗圩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快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二是认真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行业管理，促进互联网良性有序发展；四是高度重视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大力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尚冰在开幕式上指出，我国互联网已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集聚平台，以及培育新动能、繁荣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关键要素，呈现出4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高速宽带网络加速建设，网络提速降费持续推进；行业规模持续扩大，创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互联网+”融合态势加快，新动能作用日益凸显；“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尚冰强调，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跨界融合和深度应用，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内容，我国互联网正处于大发展、大融合、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全行业需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出发，从产业融合变革以及全球互联网竞合变化等方面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努力开拓网络经济的新常态。
“互联网+”中的“+”代表的是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每一个传统行业都孕育着“互联网+”的机会。“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在线教育，就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腾讯公司控股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如是解释。
事实上，“互联网+”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互联网+传统集市有了淘宝，互联网+传统百货卖场有了京东，互联网+传统银行有了支付宝，互联网+传统的红娘有了世纪佳缘，互联网+传统交通有了滴滴打车、快的打车。“互联网+”模式正在从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全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互联网也在从电子商务等网络销售环节向生产领域渗透，为农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创新发展新兴经济形态
新浪CEO曹国伟说，互联网正在跟生产、消费各个环节进行结合，产生了诸多像电子商务、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行业、新业态。这些变化让诸多行业、诸多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的经济可能由数据驱动，借助这些新技术，我们将看到智慧城市的运营、智慧制造的工厂、智慧运营的物联网络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全球产业发展的方式变革，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互联网+’已经成为产业发展新常态。”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说。从产业形态看，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从创新模式看，创新载体由单个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的创新网络转变；从生产方式看，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化，智能制造加快发展；从组织形态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特征日益突出。
驱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是基础设施的一个部分，具备普遍服务特征，它正在对零售、金融、教育、医疗、汽车、农业、化工、环保、能源等行业产生着深刻影响，且可成为传统行业升级换代、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