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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格化治理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4-01-24 14: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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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格化治理

篇1

一、网格化管理的概念

网格管理起源于网格,它是近年来国际上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技术,目的是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加快信息的共享和流动。网格化管理,即按照地域、管理原则,将管辖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执行动态,全方位的管理。它是一种数字化管理模式。它以网络中的“网格化”为基本理念和思路,对系统内部的所有资源和信息进行整合,实现协调与互补,进行模块化的现代网络系统的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来说,网格化管理将客户的实际需求以及业务管理的系统为出发点,对资源和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方便用户更容易、更便捷地接受需要的服务。

网格化管理概念的引入,对于管理界有很大的作用,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中,各部门工作若存在无目的性、随意性、缺乏整合与相互合作,利用网格化管理就可以对此问题加以解决。从性质和功能的角度看,网格化是一种配置体制和协作机制,是组织创新,其实质是资源的有机整合。相对于现行组织农民工职业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职责不确定性、重复交叉性、资源配置的分割性、各自为政的封闭性、实际运行的低效性等弊端而言,网格化管理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的有序化、民主化、高效化。

二、网格化管理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中的可行性分析

城市农民工进行网格化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农民工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内快速获得信息和资源,接受系统化的符合需求的相关职业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民工职业教育网格化管理,可以实现教育资源和信息的有效整合,可以帮助农民工快速提升职业技能和实践水平,同时接受到很好的教育服务。我们将网格化管理理论应用到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系统的研究,设计一种网格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模型,将为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职业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一)推行网格化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农民工职业教育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务必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的服务面向社会,是指所有的部门或行业,所有生产或消费的运作,以服务为手段、以服务为形式,以服务为宗旨。网格化管理的基本载体是网格单元。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管理,而最终目的是组团式服务。城市农民工对技能的需要具有多元化,网格化管理的引入能更好地整合目前社会上的不同资源,在职业教育中满足农民工的不同需要,对网格内的农民工开展针对式服务,并不断增加和完善服务项目,主动服务于农民工的成长和发展。

其次,社会资源为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强大支持。

从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的全局角度来看,将农民工职业教育相关的资源进行整合设计,将零散化为整体,发挥整体优势,实现全局优化,能够为用户提供良好服务。具体来说,通过网格化管理,完善用户接入、信息共享、任务协调和资源分配等基本环节,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和统一管理。同时,虽然农民工职业教育在资源和管理主体上具有分散的特点,但是网格化管理可以将各种资源进行模块化分工,并实现整合管理,为网格进行节点控制,加快分散资源的整合利用。针对农民工割职业教育培训的过程,网格化管理可以对系统中的每个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促进优势资源的功能发挥。

(二)实施网格化管理的条件

首先,职业教育创新理念是实施的保障。2010年初,中国教育部提出的服务类型的职业教育理念,即职业教育提高质量为核心,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网络管理,组团式服务”是“网格化管理”的办法,重点放在如何“组团式”的问题,这与教育部“以服务为宗旨”的教学理念完美结合。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网络管理 组团式服务”模式,就实现了教育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更注重服务的实施培训对象的所有各方的需求。

其次,信息技术是实施的硬件条件。现代教育理论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网络管理,组团式服务”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实践渠道。“网络管理,组团式服务”,首先需要网络技术支持。一方面,中国的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终端普及率提高,农民工群体可以通过计算机和手机终端接收和利用资源,可以在各种环境中的职业教育学习资源。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技术的支持,教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人力资源是实施的软件条件

网格化管理的人力资源条件包括很多方面,这使得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师资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可以通过职业教师培训,或是聘请企业高级技师等方式,来弥补城市农民工教育资源方面的不足。其中,高职院校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干部团队的人力资源整合,为“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为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徐建中,何玄鹤,李有彬.我国教育资源整合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6.7

[2]唐文君.职业院校开展农民工培训研究[J].中国培训,2008,8.

[3]李玉杰,刘志峰.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民创业教育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08,12.

篇2

“大门责+网格化”:实现条块职责有机衔接

在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下,不少地方都存在着建设、管理、执法部门职能交叉,条块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推诿扯皮等现象。为确保世博会期间优质的市容环境,上海市启动了各街镇市容环境责任区制度达标的创建活动,将“门责管理”提到了新的高度,在创建中不断总结、突破,逐步形成了“大门责管理”。在此基础上,长宁区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索城区综合管理“大门责制+网格化”新模式,建立和完善“管理为核心、自律为关键、作业为基础、执法为保障”四位一体的市容环境日常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区环境品质。

“大门责制”要求每个单位、每家商店扫好“门前雪”,市容环境卫生各自包干。遇到乱设摊、乱停车、违法搭建等管理难题,由街道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同处置。“网格化”管理则是将城区划分成为若干单元网格,政府部门通过对网格各部件的巡查,主动发现和处置问题。长宁区大门责管理以“广泛参与、重心下移、精细化管理”为原则,将门责制管理各项内容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对处置流程进行梳理和规范,实现条块职责有机衔接。一方面,通过探索建立区城市管理网格化中心、区应急办、区应急联动中心人员互派、信息互通、职能互补的联动机制,可以扩大网格化管理内容和范围,实现管理全覆盖和精细化。另一方面,按照“以块为主、条包块管”的原则,分类梳理社区层面涉及条块关系的工作项目,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和责任主体,重点加强对违法建筑、乱设摊、乱停车、乱倒渣土等市容顽症的整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世博后,长宁区绿化市容局继续深化区市容环境沿街面大门责管理工作。首先,推行了《长宁区街道(镇)市容环境沿街面大门责管理暂行办法》,逐步形成区市容联席会议、街镇市容联席会议、社会自律小组相结合的“三级管理平台”,明确提出了“五定原则”。其次,制定了《长宁区广场设摊管理办法》,既要丰富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又要兼顾市容环境美观,规范管理、执法流程,引导商家文明合法经营。此外,还完善了《长宁区市容环境整治项目长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机制。根据“十二五”规划,长宁区将继续推进大门责制与网格化的结合,范围向小区和地下空间延伸。对小区的管理,从目前公共场所设施向居民私人设施拓展,都纳入网格化与门责监管范围。同时,长宁区总量达23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也纳入监管范围,城区综合管理织就一张立体网络。

第三方考核: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与新的城区管理模式相配套,长宁区出台了《长宁区市容环境沿街面大门责管理考核意见》等监督考核机制。同时,长宁区还引请社会中介单位――“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参与考核,该中心采用实地调查与早、中、晚时段拍照等方式进行检查,每个季度出一份综合评估报告,成为区里对条、块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外,还与区网格中心、区社区办、区人大、区政协共同组成考核小组,完成对全区10个街镇的机制考评,在督促各单位落实责任的同时,吸取经验,完善机制。在考核方面,长宁区还出新招,街道对条上的职能部门有考核权,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协同作战”的积极性。

这些机制考核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对各职能部门的考核,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结合社会中介测评,建立对各街镇和部门的考核制度,纳入区政府年度工作考核体系,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考核,严格实施问责制、追究制;二是街镇对各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考核,强化街镇在实施“大门责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三是加强对社会单位实施情况评议,在自律小组内进行评比,并把责任区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单位、文明窗口的必要条件。

篇3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随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的新形态。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应对计划体制下社会结构的传统管理模式也趋于瓦解。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碎片化社会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在设计理念以及内在机制方面的缺陷,网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区的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回溯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深入分析其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格局的建构。

一、网格化管理之勃兴与特征

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背景下,社会事务向社区累积,但其尚未达到独立承担管理职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压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须寻求新型管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技术治理”,即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并且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技术应运而生的。

学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内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2]。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这种新型管理体制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诸如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4+6”模式、山西长治”三位一体”等典型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特色和优势。

1.统一进行网格规划与实施

城市网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预先规划和有序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城市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将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网格化管理的运行需要以全市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然后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等,从而形成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手册,从而保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稳定运行。

2.明确划定各层级管理职责

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从而在“区―街道一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种种弊端,理顺市、区、街道各级之间的关系,将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体的权责界限更加清晰明确。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网格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作用,加之权责的清晰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的减少,有利于职能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处理问题,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反映问题的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整个问题处理流程的时间明显缩短,结案率大幅提高,从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之局限

网格化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话语背景下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广泛应用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网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往往出现“管理失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过高

网格化管理是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而创设,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科层管理结构,将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层社区,进而应对和社会纠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尽管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开通了较为便利的信息反馈和处理渠道,减少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对于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网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应急措施而被运用到相关活动和事件中。虽然使社会治理水平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但其性质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从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广泛质疑。

2.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科层式管理,体现出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3]。政权力量对以网格形式存在的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管控,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基层社会,而且将各利益群体直接纳入进行政性管理,体现出“总体性支配”所不具备的精准性和强制性的管控特征,严重削弱社区的自治能力。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将引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进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3.全能网格的风险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对社会治理压力的增大和社区在承接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条块分割式管理和加强部门联动的重要目标,网格化管理已成为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然而,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4]。“全能网格论”造成“管理依赖症”,即确信一切问题和纠纷都可以通过网格加以解决、一切资源和服务都能够通过网格来提供。这势必造成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等社会治理主体的成长,影响社会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网格化管理之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日趋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级管理体系利用科层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管理,导致行政力与基层社区的自治力的对接处出现“管理缺口”。因此,建构协同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实现政权力量与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从以下两项策略着手进行:

1.推动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实现协同治理局面

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政府对社会资源和权力进行全面垄断的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这与当前“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深入合作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话语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紧密衔接,民间组织则充当桥梁作用,通过三者的协同配合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必须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简政放权来明确自身定位,正确履行管理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次,自主性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法规和资金的强力支持,鼓励社区利益和志趣团体有序发展,积极培育社区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碎片化的个体重新整合,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向社区内部稳步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调控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2.以社区服务联动多元治理主体

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主要面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另外,社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因此,社区服务可以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专业组织的发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规引导,进而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需求,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应是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迈向与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以社区服务来衔接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与社区自主发展的紧张和冲突。以服务为导向,淡化科层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够赋予网格化管理以全新意义,使之在碎片化社会形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篇4

近年来,基于城市管理数字化、技术化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悄然兴起,被政界和城市管理者看作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然而,网格化管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地方。

网格化管理概念

网格本是计算机术语,指利用互联网把地理上广泛分布的各种资源连成一个逻辑整体,为用户提供一体化信息和应用服务,以最充分地实现信息共享。网格有着资源共享、协同工作、开放、动态等优点。社区网格化管理试图把上述优点移植到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它和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了城市管理部门与行政区划之间空间的界限,因此网格化管理具有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管理服务高效等特点。

关于网格化管理的概念,各地在实践中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以社区、街道为基础,在其管理区域内,把1万平方米左右的区域划为一个单元网格,在此基础上建立城市网格的信息管理系统,最终实现对社区和街道的管理。

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机理

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职责不清、权责不明、工作效率不高等等。那么如何形成一个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的联动机制,是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严峻考验。网格化管理恰恰在此方面有其优势,它是一种整体性运作模式。首先网格化管理提出了统一规划、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形成发现、立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等一套完整有效的工作程序。其次,网格化管理一般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市级负责监控和协调,区级负责具体运作。两级都分别设立指挥中心,减少了问题上报的很多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大大缩短了处理问题所花费的时间,从而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效率。最后,网格化管理正是从基层社区管理服务中遇到的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矛盾出发,理清基层社区和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明晰职权,同时把社区的管理职能直接下放给每一个社区单元网格,明确网格负责人的职、责、权,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理顺市、区、网格之间的关系。

社区实现网格化管理开始试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然后被移植到全国各地,始终带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首先,从一开始网格化管理就被政府大力推崇和看重,并把它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其次,从网格化管理的主体来看,虽然网格存在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但政府主体明显处于主导地位。具体来说,网格化管理的主体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公务员、社区工作者、社区党员和社区志愿者,但他们在网格管理中的地位却是不一样的。由于政府部门拥有较丰富的公共资源和较大的公共权力,所以在网格管理中自然处于主导性地位,社区工作者虽然是网格管理中的主要力量,但他们只是负责执行政府主体的任务安排,至于其他志愿者则只是辅的角色了。

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政府主导带来的运行成本问题。网格化管理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它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多发的社会和个人极端事件而产生的,是一种将基层社区组织与政府公共服务系统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然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由于网格的面积比较小,这样每个社区就需要分成多个网格,而每个网格都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政府公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这就大大增加了人力运行成本。同时这种管理模式需要从市级政府、县区政府直到街道办事处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从而增加了机构的数量。最后,网格化管理需要以信息技术作为依托,需要增设大量的设备,投入很多物质资源,并需要相应的维护网络正常运转的资金注入。

网格化管理可能制约着社区自治的发展。当前社区管理日益呈现行政化趋向,政府权力直接下沉到社区,压缩了社区自我管理的空间,并从上至下对社会组织实行再组织化,导致社会空间行政化、社区组织行政化、社区事务行政化。而网格化管理则加剧了这一现象,使政府权力从社区进一步深入到居民家中,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都完全置身于政府权力的控制之下。“政府行为的全面回归,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强制的倾向”①就这个角度来说,网格化管理这一实践模式总让人有一丝隐忧:政府似乎只是为了实现全面控制而介入,而不是为了发展社区自治而介入。

网格管理的泛化问题。社区网格化管理之所以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睐,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强大的维稳压力。决策者们认为网格化管理可以弥补原有社区管理模式的不足,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但随着网格化管理这一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实施,“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②当城市管理者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网格管理时,他们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就会减弱。而政府职能转变才是解决社会问题、加快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网格管理泛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网格管理的程式化严重。对于这一管理模式,各个城市争相移植,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本地实际,也不对其进行因地制宜的改变。

网格化管理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政府应该为社区和街道提供服务而不是控制它们。该如何理解政府责任?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或掌舵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③因此笔者认为政府负责应该包括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建立网格化管理的信息共享网络;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医疗服务设施;协调物业公司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的文化娱乐设施;引导网格内自发性群众组织等等,而不是直接告诉居民该怎么做、要怎么做。市区两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不能把网格化管理当成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药方,更不能把其作为控制社会基层的手段,而是要遵循社区发展的自然规律,不能按照政府意愿改变社区的发展方向。政府要给社区提供服务,尊重社区的行动选择。政府要与社区居民、社区管理人员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共同协商解决居民所面临的问题,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政府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提供便利。”④

公共利益是目标而不是副产品。网格化管理最初本是城市管理者为整合社区资源,构建社区信息共享平台引入社区管理中的,但其随后的遍地开花则更多的是基于维稳的需要。或者可以这么说,政府在推行网格化管理时首先想到的是排查社会隐患、解决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的潜在问题,不让自己管辖区域出现管理盲点。如果说考虑到了社区公共利益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种副产品,而不是真正的目的。

社区公共利益指什么?首先,它指向社区内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是不是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其次,它指向社区内的基本娱乐设施、场地能否满足居民的需要;第三,它指向社区能否提供一个安全舒心无污染的生活环境,让居民从单位下班回来感受到温暖;最后,它指向社区居民所能享受的自由生活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凡此种种,都是政府在社区管理中需要营造的。可能由于现实的制约,有些社区公共利益很难完全实现,但它是目标,至少是努力的方向。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包括网格化治理过程中首先要把这些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目标,如果有维稳的考虑,应该把维稳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之一,而不是相反。

把社区自治作为网格化管理的目的。网格化管理只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它产生于社会矛盾多发的今天有其必然性,然而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自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网格化管理只是社区治理步入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不是道路终点。在这方面,政府要有前瞻性,要充分认识到网格化管理的局限和未来,正确进行政府职能定位。

(作者为焦作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讲师;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河南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篇5

中图分类号:TP311.52 文献标识码:A

1核心概念界定

1.1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最早引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计算机领域,而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引入了这一管理技术,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到社区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把城市社区的整体管辖范围划分为若干网格区,依次分类编码,并设定相应的社区网格责任人来整合资源,政务再造的一套完整的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由此社区逐步打破了传统的破碎的非系统性结构,实现了从多头管理到综合管理的变革式创新,大大提升了社区的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我国最早探索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是北京东城区。

1.2智慧社区

继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概念以后,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双重理论指导下,学界提出“智慧社区”(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社区治理概念,即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等信息集成技术,以社区为载体,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居民幸福感为目的,通过搭建智能化服务平台,以实现社区高效管理、优质服务的一种新型社区管理形态。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上百个城市相继开展“智慧社区”的试点工作,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和平里街道的生活服务圈、清华园街道智慧型社区以及宁波海曙区智慧社区建设模式。

2网格化管理过渡到智慧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2.1从网格化管理过渡到智慧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

网格化管理是社区治理的创新手段,对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经过这几年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的探索实践,结合未来社区的发展走向,虽然网格化管理为社区治理打下一定的信息化基础,但其运行过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也阻碍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进一步提升。主要问题包括重管理轻服务导致的智慧化程度有限,重空间分布导致的人性化程度缺乏,社区治理资金来源渠道窄,智慧化设施资源利用程度不高以及网格化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等。智慧社区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高级阶段和社区治理新一轮改革提升的重要战略,国内大部分基层社区应着力把握住这一发展契机,依托现有较为成熟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逐步引导社区过渡到信息化、智慧化社区的新型治理结构中来。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宜居-乐居-利居”社区形态的早日实现,更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产生巨大的影响。

2.2推进社区治理智慧化的几个方向

2.2.1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社区硬件的建设水平

网格化管理机制的运行一定程度上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信息化支撑,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智慧化的硬件设施加以构建。从硬件设施建设来说,我们不仅要加强社区无线网、物联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升级;还应加大对社区水电管理、车辆及人员流动管理,安全保卫工作等智能技术的运用,充分结合智慧服务平台优势,有效实现社区居民生活的快捷高效,信息共享。

2.2.2加强社区软件建设、贯彻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社区建设智慧化不仅需要硬件设施,还需要软件建设加以辅助。软件建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行政主体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意识。行政主体引导社区的规划和发展,因此要求其自身具备相应的顶层设计能力、政策制定能力、执行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其次,强调人本的服务理念,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空间,应树立“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的集体认同感,以优质的公共服务协调居民切身利益,解决关乎居民生活实际的问题。

2.2.3提高智慧人群的参与性,健全基层治理人员体系

智慧社区离不开智慧人群的培养与建设。狭义地说,智慧人群主要概括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当前很多社区面临工作开展的一大瓶颈是居民参与度不高,解决这一难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人际和智慧网络平台,定期举办知识普及和“智慧社区”平台体验活动,提高广大居民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动员广大居民建言献策,为智慧社区建设出力。另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壮大与培养也十分紧迫,要踊跃吸纳掌握技术、业务、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联合有办事能力的热心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共商共治中,以及注重激励老员工工作热情和再学习能力等。

2.2.4协调广泛的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

在社区治理智慧化的整个过程中,需要联合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要涉及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和受益主体:行政主体负责顶层设计及统一规划,市场主体负责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与生产以及应用指导,而受益主体则负责接受行政主体的政策支持与市场主体的技术服务,把社区建设真正落实到实处。因此,社区应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发展机制,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运行环境,争取早日实现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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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阴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体系建设经验

1. 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新型管理服务指挥体系。依托原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受理中心、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等高位协同平台,建立了集网格化管理指挥平台、行政服务监管平台、综合执法协调平台和应急管理联动平台于一体的市镇村三级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

2. 坚持条块统分结合, 构建新型县域综合执法体系。江阴市以集成改革试点为契机,整合政府部门间相同相近的执法职能和资源。市级重点在市场监管、交通运输、规划国土、农林水利、安全生产、建设管理、卫生监督等7大领域推进综合执法, 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

3.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构建新型基层治理监管体系。在网格化系统中输入生产经营单位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单,以随机选号的方式选出被检对象和执法人员。平台将抽检信息发送给被选定的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将检查结果通过移动执法终端上报到系统平台,以“双随机”监管方式推动严格执法。

(二)吴江区“一核四元”联动体系建设经验

1. 重塑网格治理格局。吴江区坚持“巡办分离”原则,巡”由网格巡查员专职落实,“办”由网格长协调解决,涉及行政执法的由综合执法力量予以保障。以每80家企业划分企业专属网格,按照“一格两员”组建网格巡查队伍,专职入企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巡查。

2.自主开发指挥系统。吴江区打造了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与公安网格联动平台、企业专属网格平台、矛盾纠纷网格多元调解平台、综合执法平台“一核四元”的联动指挥系统。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作为核心,发挥前端统一受理、后台分流交办、办结回访问效等功能。公安网格联动平台在网格移动终端增加公安治安线索上报模块。企业专属网格平台对企业的社会治理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智能督办和信用评判。矛盾纠纷网格多元调解平台打造“网格+大调解”新模式,推进人民调解进网格。综合执法平台实现了立案、处罚、结案等全流程线上办案,实现问题处置流程的闭环。

3.畅通联动指挥流程。吴江区以信息化为支撑,建立完善联动指挥机制。基层网格工单自下而上由系统派送至对应网格长手机终端进行处办,结果通过平台反馈。企业专属网格工单通过小循环由系统派发至所属部门处办。市民诉求工单通过大循环自上而下由系统派发至各区镇、各部门处办。

二、新区网格化信息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开展网格化工作以来,新区按照“五统一,五无”的工作要求,统筹协调、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网格化作为一项长期性工程,才刚刚破了题、开了局,在运行机制、资源整合、系统集成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

1.“多网运行”现实存在。除了综治网格,各职能部门按工作需要划分民政网、数字城管网、市场监管网、安全监管网、环保网等专项网格,未能实现“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 资源整合联动难度大。由于部门壁垒现实存在,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存在困难,集中指挥、联动执法尚未实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仍是常态。

3. 信息系统未形成“闭环”。无论是市研发的“社区治理一体化平台”,还是新区开发的社会治理“云平台”,区、街道两级联动指挥平台建设尚处于试点阶段,从源头发现到分流交办再到结果反馈,尚未形成真正的线上“闭环”。

三、思考与建议

结合江阴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体系及苏州市吴江区“一核四元”联动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及新区实际,作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1. 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指挥联动整体方案。网格化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事关新区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福祉。特别是联动指挥中心的建立,面临不少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只有加强顶层设计,以上带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网格化社会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且各街道情况不一,必须要重点突破、循序渐进,一步步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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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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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网格化管理

Key words: intelligent community system;management system;grid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P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3-0092-03

0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的投入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管理方面进行的各方投入,是开展社区网格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因此社区网格化建设和管理是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它利用电子网格化地图绘制技术,按照不同地区属地治理、地理规划、现状管理、便利管理等原则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的单元管理网格,依据城市部件管理和城市事件问题管理,将各个部件和问题都赋予一个代码,并标注在对应的利用电子网格化绘制的地图中[1]。这样就可以利用移动通信手段对所管辖的范围实行分层、分级、全方位、全时段的管理。

近几年来智能化,智慧化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一些专家和学者从研究 “智慧城市”的内涵外延、应用技术、平台构架及运行模式,逐步拓展到我国 “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管理应用领域。蔡艳、蒋力群等剖析了智慧社区的概念及发展,并针对重点城市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李逦、肖凌等剖析了在智慧社区中云技术的应用,并提出了如何借助云平台打造智慧社区[2]。总的来说,在现有的智慧社区建设中,最主流的还是将智慧社区划分为两个模块,三个系统,四个层次。2015年4月7日,住建部和科技部了国家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90个智慧城市试点。但是各地试点城市的社区管理工作均处在探究阶段,平台的建设还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技术规范版本不兼容,业务流程复杂,致使资源分配不均匀、反复建设、没有办法连续经营等问题。而且信息领域碎片化严重,部门与部门之间信息采集规范不一致,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导致信息不流通,不共享,有时甚至不同部门关于同一事项公示的信息还不统一,相互矛盾[3]。各个管理系统有各个管理部门单独辖管,中间并无有效统一的综合管理部门,这给智慧化社区的建设带来一定的难题。要想在社区网格化的基础上构建智慧社区,就必须要构建一个综合平台,方便汇总处理统一信息并分类发放到指定的部门进行解决。

1 网格化管理理念

1.1 网格化管理观点

目前网格化管理的观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一,比较侧重资源的整合以及对资源的协同利用,它着重运用3S技术、地理编码技术和移动信息技术等相关技术,来完成市、区、街道和网格监督员的四级联动管理模式。二,比较侧重管理信息的优化,将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实时采集传输数据,创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管理体制。三,强调把信息化作为凭借,将各种管理服务资源集合汇总起来,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各类问题,更好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和不断发展的管理需要的一种新模式。总之,网格化的管理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建立的,把所辖管的地区进行单元网格划分进行管理的一整套管理思路、手段的总称[4]。

1.2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本做法

划分网格是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本做法,它根据不同社区的实际情况和方便管理的原则将管辖的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推诿扯皮,出现问题责任不明的现象,每个工作人员应进行相关责任和任务的划分,共同负责处理网格内的相关事务。在网格化管理的责任划分上,每个网格可以分配3名工作人员,分别为网格协管员、网格管理员和网格督导员,他们分别由社区综合协管员、社区工作站专职人员和街道办事处挂点社区干部担任[5]。网格协管员作为网格的直接责任人,主要负责网格内不和谐因素的排查和汇报,另外也负责网格内信息的收集和汇总;网格管理员作为网格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负责对网格协管员采集、排查的信息进行核查确认并录入系统,同时做好紧急信息的上报,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工作的整治问题;网格督导员主要负责接受上级信息反馈,做好对网格工作的查看、指导和督促[6]。

2 基于网格化管理的智慧社区系统建设

2.1 空间数据化引擎

空间数据化引擎作为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建设的核心,主要是为了处理储存在关系数据库中的空间数据与运用程序之间的数据接口问题。ArcSDE很好地解决了存放在在数据之间复杂的拓扑关系,并且能够构建一个网络几何空间,运用空间索引机制来提升信息查询的速度,运用长事务和版本机制来完成多用户同时操作同一类型数据,运用特殊的表结构来完成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无缝集成[7]。这可以解决我们常见的社区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与保证数据库技术统一存放,管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要求相一致。ArcSDE的客户应用层将客户应用端分为直接客户端和间接客户端。直接客户端的客户直接访问的是ArcSDE的应用服务器,间接客户端的客户直接访问的是SQL引擎。ArcSDE原理示意图如图1。

2.2 节点建设

根据网格化管理的方法,对社区进行网格划分,对划分后的网格节点进行节点强度分析。节点强度的分析可以在网格拓扑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要进行节点强度分析需统计每个网格节点流通数据量的大小,请专家评估的每个节点的权重,然后将节点的流通数据量与该节点专家的评估权重结合起来,构建评价体系,得出节点强度评价结论。在节点强度最大的地方设置中心信息管理平台,将节点强度相等的点连接起来绘制等强度线,在网格的基础上布置节点强度网。同时可以在节点处设置节点级数据布局感知机制,尽可能地将计算部署到存有要处理的数据节点,使得 Map/Reduce任务在本节点的数据读取比率提高,减少从远程节点读取数据的操作,以便大大节省网络开销,提高信息检索速率[8]。

2.3 信息系统建设

建立信息搜集系统,通过线上,线下以及各种无线设备进行社区信息的收集,将搜集的信息上传到信息分类处理系统,按照信息所属管理类别,对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分类处理后的信息,上传至客户应用层的信息储存系统,对于信息流量比较大的节点可以启动信息缓存系统,将社区重复、多次搜索的同一信息可以分类存储在信息缓存系统中,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查询效率,便于便客户快速查询。针对通过信息分类处理系统处理后分离出的紧急信息,可上传至紧急信息上报系统。紧急信息上报系统可以将分类判定好的紧急信息上传,重大紧急信息事件将直接传至决策层,有利于决策者快速并及时地做出决策,以便迅速解决相关问题。非重大紧急信息将直接传至工作层中的相关管理系统,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管理环节信息传达速度慢,容易失真的问题,而且所有汇总信息均在应用层的信息储存系统中,这样一个统一的信息储存平台就解决了信息领域碎片化严重,部门与部门之间采集信息规范不一致,信息不流通,不共享等问题。

“网格”起始于信息技术范畴,在网格化管理引进智慧社区建设中,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构建的信息层,设立信息分类系统,将社区常住居民情况、人员流动情况和区域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各种商户情况等录入系统终端,对信息进行分类,建立对应的电子数据储存库。将电子数据储存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社区公共服务储存区,设立公共服务系统,一部分为社区便民服务储存区,设立便民服务系统[9]。公共服务系统和便民服务系统全汇总存储在客户应用层,常用信息存在客户应用层的信息缓存系统中,便于提升客户查询信息速度。信息层各种系统实行全天运转制,社区居民、工作层管理人员都可以随时登录应用层进行相应的事务办理等。同时还可以将居民每天所用的移动电子设备与构建的电子数据库相连接,居民可以随时自愿更新相关有效信息,并建立奖励机制,以便提高相关服务工作的质量。

2.4 管理系统建设

根据社区管理基本工作内容将社区管理系统分为五个,即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系统,社区服务管理系统,社区卫生保健管理系统,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管理系统。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是包括社区的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安全部门(包括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等部门组成的维护社区治安,对社区内的公共治安进行统一管理的管理系统。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系统是针对生活废弃物的处理,社区绿化,街道清扫等相关工作设立的管理系统。社区服务管理系统管理范围涵盖社区福利,社区公益,经济商业圈,智能物业等一系列便民活动及相关设施管理。社区卫生保健管理系统包括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居民就诊等与社区居民健康息息相关各种事物。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包括教育系统,社区党建系统等。每个管理系统根据对应管理部门分类构建相应管理平台,这样每级服务管理平台有该级相关政府部门管辖,同时建立党员群众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短息,网络,电话,上门等投诉方式进行,实时监督,调动党员群众积极性,实现智慧社区全员参与,监督机制纳入管理系统成员绩效考核。(如图2)

以网格化管理基本做法为基础,在社区内部也实行网格划分、分配专们人员[10]。社区服务范围涵盖社区所有居民,包括常住居民和流动居民。当出现突发事件时,网格协管员作为网格的直接责任人,可以通过信息层,将收到的信息第一时间汇入信息分类系统,通过信息分类处理系统,自动上传至紧急信息上报系统,将信息报送至决策层,或者对应的管理系统,下达指派命令,指派事发区网格管理员及时到位,控制事态发展。

此外,依靠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将GI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与网格化管理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在线服务平台,实现智慧化管理与信息网格化管理的结合。对社区每个网格中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等通过信息层进行分类整合处理,统一放入信息缓存系统,实现同一社区不同管理系统资源的共享,有效地解决了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由社区网格督导员对所分管的网格实行全时段监控,社区网格协管员对所分管的网格实行信息资源的汇总,社区网格管理员对所分管的网格进行问题的及时处理和反馈,同时明确社区总负责人,从而在横向上实现统一管理,纵向上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

最后,基于网格化管理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工作层涵盖了社区服务方方面面,除了事中,事后控制之外,还应建立事前控制机制,除了将社区系统建设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外另可加入传感设施,实行部分与整体总系统的挂接,同时加强管理监督中心的监督巡视工作,加强社区群众危险防护意识,及时应对一些可以避免的重大意外事件。

3 结语

将网格化管理与智慧社区管理相结合,根据区域情况布置智慧社区网格,设置社区网格关键节点。在ArcSDE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了部门间信息壁垒问题,加强了部门与部门间的联系,提高了社区管理的办事效率。搭建了一个智慧社区管理系统平台,构建信息分类上报系统,减少了管理部门间不必要的决策,避免了信息下达过程中的失真。网格化管理的实施为智慧社区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与智慧社区的结合,有效地整和信息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信息分割的局面,为智慧社区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基础,智慧社区系统的构建可以适用不同区域,便于在不同区域推广。

参考文献:

[1]吴道军.城市地下空间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J].软件产业与工程,2015.

[2]张燕,余庆泽.我国智慧云社区公共信息平台构架与应用功能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

[3]王万华.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机制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

[4]管婷婷.浅析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管理的预警机制[J].网友世界,2013.

[5]朱彦.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发展的黄金产业[J],中国公共安全(综合版),2015.

[6]韩江.街道、社区网格化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践[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1):70-71.

[7]袁荣建.基于ArcSDE的空间数据库技术的应用研究[J].无线互联科技,2013.

篇9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

网格化管理强调城市管理体系的统一和管理平台的数字化手段,将城市管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进行总分式治理。从美国的“311系统”到英国的“游牧项目”,从北京、香港到上海,网格化管理的理想趋势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支持,多主体互动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GBC联动效应,力争实现全系统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展开全要素公共事务管理[1]。

对于川沙新镇而言,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借助完善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改进传统的管理模式,优化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够改善其在浦东新区发展滞后的现状;并且实现城镇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提高,有助于完成与迪士尼的顺利对接,适应时展的要求。同时,对川沙新镇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进行案例分析和理论研究,对实现创新管理模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多角度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二)dGBC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GBC模式是用来描述公共管理中的一种理想模式,指在公共服务中充分考虑政府(Government,简称G)、企业(Business,简称B)、公众(Citizen,简称C)三个角色,引导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同参与,彼此之间良性互动,形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具有自我完善机制,与外部系统保持良好的沟通,同时力争实现全系统的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我们可以把传统的GBC模式表达成dGBC模型。在dGBC模型中,G代表政府(Government)、B代表企业(Business)、C代表公众(Citizen),三者在中间d代表网格化管理系统(Grid)。

dGBC模型内部的①代表政府组织自身内部的网格化联系,在川沙镇的背景下主要是网格办与发现机制、处置机制;②代表政府和企业的网格化联系;③代表政府和居民的网格化联系。①、②和③分别是dGBC模型内部达到和谐三角形形态的三种关键渠道。

二、川沙网格化管理的运行现状和特点

(一)川沙网格化管理的运行现状

(1)川沙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

根据现场调研,笔者将川沙新镇网格办的主要工作流程归纳为发现机制和处置机制。

发现机制是指川沙镇政府派遣专门的监督员在川沙各处巡逻,负责发现各种问题,比如乱拉横幅、占地经营、建筑垃圾等各方面。监督员主要是通过拍摄照片和录音描述情况,将其直接上传至浦东新区网格办,再由新区网格办将具体描述和系统地图定位等信息发给下级网格中心,川沙区域内的案子再发回川沙镇网格办。

处理机制主要针对不同的问题由六个部门联合处理。分管处理的部门有城管、派出所、交警、土地所、消防大队和村居委。联勤工作站办公室设在华夏社区,其中城管是常驻机构,而其他属于联系机构。

(二)网格化运行的特点:规律性效果突出

发现机制工作高效。川沙镇网格办在系统环节的效率是很突出的,从监督员发现问题直接上报浦东新区,到下发川沙镇政府,川沙镇网格办再派单到具体部门,这一过程基本能在15分钟之内完成。网格化管理在川沙镇的主要作用比较明显,因为通过系统,处置部门不用直接去发现和核查,由另一支队伍进行发现、监督和信息反馈,同时在分派任务中也更加高效,带来比较好的处理效率。

监督机制相对完善。川沙新镇网格化管理系统遵循“发现与处理分隔”机制,并且每个案件都要经过固定的流程和程序,在每个网格区域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信息都要先经过浦东新区网格部门,才到达川沙镇网格办,之后还统一归档,强化了对城市管理中问题的规范解决水平。

三、川沙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的分析

(一)运行机制的问题:能动性效果不足

处理机制具有联动边界。虽然川沙镇处理部门主要由城管、派出所、交警、土地所、消防大队和村居委联动处理,以实现网格化管理政府和居民良性互动的局面,但是目前川沙镇联勤工作站有80%工作由城管作为主力军在做,六个部门彼此之间存在推诿的问题。

网格化管理政企、政民互动不够。目前川沙镇居民只知道有网格化管理,但不知具体的处理步骤。网格办没有能力将居民碰到的问题派单到具体部门。居民一般只能寻找城管作为处理部门,但是城管没有权力直接指挥其他涉及问题的部门联动。这样,在居民投诉这一环,网格化管理看似分工明确,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执行不容易。

(二)成因分析和政策建议

渠道一:增进处理机制六大部门联动

明确处理部门责任归属。为避免综合性、需要部门协调联动的案件导致的各部门互相推诿现象,联勤工作站在协调工作中应该负责明确参与的具体部门和相关的绩效机制,这有利于有效处理综合性问题。

补充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在川沙镇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实施中,要补充绩效考核机制,不能简单地依托于浦东新区的月统计额,宏观的统计额对具体的监督和处理人员没有激励效果。考核不能仅局限于结果,更要根据处理过程中的原因和困难来评价绩效。

渠道二:发掘企业参与管理功能

采用一定的市场化管理方式。企业参与是一种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创新模式,它可以通过商业模式运作来达成某种社会目标。企业在提供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物质资源,通过商业模式吸引更多社会群众参与公共管理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这可以吸收川沙镇自身在四年前处理大规模摊贩现象的经验,当时川沙镇政府通过调研,申请聘请保安公司特保队伍进入辅助队伍岗。由于对保安公司的员工采取市场化管理模式,将处理人员的绩效利益和工作效率挂钩,对特保队伍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

渠道三:推进居民广泛参与

建立纵向的各层级网格办小组。如果不仅在川沙新镇政府设立网格办,在其他下级机构,如联勤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都设立相关的网格办小组,那么从整体来看,网格化管理的脉络将更为清晰,也更加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建立横向的网格办互动平台。目前川沙镇网格化管理中还没有居民和企业的广泛参与,主要是雇佣政府员工。而网格化管理本来就是将城镇分为不同的以居委和街道为单位的区域进行治理,如果能够带动相关网格居民和企业进行一定的自治和监督,就能更好地提高各网格问题的处理水平,这样能借用网格化这一平台更好地实现“dGBC”良性互动模型,而不会使网格化的用只仅限于高速的信息反馈。

本文首先通过展开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的理论研究,建立网格化管理的dGBC互动模型。要实现政府、企业、居民良性互动,达到和谐三角形的形态有两种特点:在规律性层面要通过信息化和网格区域划分,公共管理能够打破原有的地域边界,形成公共管理信息全方位覆盖的有效传递反馈;在能动性层面要能够打破层级和职能限制,形成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深入基层的政府工作结构。

根据具体调研结果,川沙网格化运行的特点是规律性效果比较突出,主要是发现机制和监督体系高效运作下带来的信息覆盖共享和城市管理问题在类别和数量上的稳定化。这反映了川沙政府是在认真管理细化已有的网格化结构,并且坚持遵循网格化工作流程规定,但是要提高整个网格化管理机制内部的动态能动性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根据dGBC互动模型,要提高川沙新镇网格化管理的能动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打理机制具有联动的边界和提高网格化管理的政企、政民互动。

根据dGBC互动模型三个渠道,结合文献资料和现实国情,本文针对两个问题,提出了明确处理部门责任归属、补充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完善处理机制法律程序、采用一定的市场化管理方式、建立纵向的各层级网格办小组和横向的网格办互动平台等六点建议。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

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构建;完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也不断的加剧,社会冲突也时常发生,这使得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难度也在随之不断的加深。尤其是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城市社会的管理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1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1监督质量不高

按照我国网格化城市社会这一管理手段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发现,每个城市管理网格的监督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需要负责自己所在网格的内部巡视工作,一旦发现问题,需要及时上报到上一级网格信息平台,同时完成对该问题的核查工作。但从该网格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大部分网格中的监督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并没有将自己的作用全面发挥出来,导致部分问题无法被及时准确的发现,网格化管理作用的发挥受阻碍。

1.2网格交界位置存在管理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每一个层次和种类的网格划分都需要以其所在地区现有的行政区域、以其在该区域实际占据的空间为标准、以连续、属地和均衡管理为主要原则、以社区管片,街道边界和单位的驻地范围作为管理的基础。但从实际管理工作进行情况来看,由于网络边界的实际情况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清晰度,使得不同类型网格交界的位置常常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盲区,导致部分问题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和处理。

1.3考核制度不完善

就目前来看,我国城市在施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其针对相关管理人员和具体管理工作内容并没有制定出严格的考核方法和原则。例如,在考核评价内容上,相关部门没有从管理区域、负责部门和岗位责任人等主体入手;在考核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各个部门间缺乏实时、动态性和阶段性的横向评价比较;在考核时间上,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定期检测,缺乏突击性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2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具体措施

2.1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都是以政府部门倡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据,对人财物进行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的管理方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格化管理作用的发挥。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在展开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同群众之间沟通与交流,将社会管理模式从传统的单一化逐渐转变为同群众参与和自主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管理模式,从而全面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力量。

2.2加强对社会的精细化管理

所谓的精细化管理,其主要指的是以深入、细致、规范和精确作为主要管理特征的一种现代化管理概念和方法。就精细化管理本身来讲,其对管理制度规范化的依赖性相对较大,所以,在加强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需要明确网格化模式制度管理的规范标准,建立起细致、严密、可靠度高的管理制度,确保精细化管理本身的规范性。此外,在落实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还需要将其遇到的实际问题放入到网格管理系统中,从而确保可以全方位的思考和观察精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其细节管理部分。

2.3应用主动式的管理方式

在应用主动式网格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不断的强化主动式的管理力度和服务质量,不仅需要将该管理方式应用到网格管理信息采集和监督考核工作中,还需要提升对舆论方向引导工作的重视度,通过加大网格化管理的宣传力度来提升公众参与到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自觉性。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执法人员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训教育,帮助其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从而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可以为网格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贯彻落实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3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各大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手段,网格化管理的应用对于提升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城市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网格管理模式的重要作用,利用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对城市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卢艳玲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办事处

主要参考文献

篇11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1. 108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1- 0204- 02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矛盾也不断的加剧,社会冲突也时常发生,这使得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难度也在随之不断的加深。尤其是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城市社会的管理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1 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监督质量不高

按照我国网格化城市社会这一管理手段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发现,每个城市管理网格的监督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需要负责自己所在网格的内部巡视工作,一旦发现问题,需要及时上报到上一级网格信息平台,同时完成对该问题的核查工作。但从该网格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大部分网格中的监督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并没有将自己的作用全面发挥出来,导致部分问题无法被及时准确的发现,网格化管理作用的发挥受阻碍。

1.2 网格交界位置存在管理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每一个层次和种类的网格划分都需要以其所在地区现有的行政区域、以其在该区域实际占据的空间为标准、以连续、属地和均衡管理为主要原则、以社区管片,街道边界和单位的驻地范围作为管理的基础。但从实际管理工作进行情况来看,由于网络边界的实际情况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清晰度,使得不同类型网格交界的位置常常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盲区,导致部分问题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和处理。

1.3 考核制度不完善

就目前来看,我国城市在施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其针对相关管理人员和具体管理工作内容并没有制定出严格的考核方法和原则。例如,在考核评价内容上,相关部门没有从管理区域、负责部门和岗位责任人等主体入手;在考核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各个部门间缺乏实时、动态性和阶段性的横向评价比较;在考核时间上,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定期检测,缺乏突击性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2 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具体措施

2.1 建立多元化的管理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都是以政府部门倡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据,对人财物进行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的管理方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格化管理作用的发挥。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在展开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同群众之间沟通与交流,将社会管理模式从传统的单一化逐渐转变为同群众参与和自主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管理模式,从而全面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力量。

2.2 加强对社会的精细化管理

所谓的精细化管理,其主要指的是以深入、细致、规范和精确作为主要管理特征的一种现代化管理概念和方法。就精细化管理本身来讲,其对管理制度规范化的依赖性相对较大,所以,在加强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需要明确网格化模式制度管理的规范标准,建立起细致、严密、可靠度高的管理制度,确保精细化管理本身的规范性。此外,在落实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还需要将其遇到的实际问题放入到网格管理系统中,从而确保可以全方位的思考和观察精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其细节管理部分。

2.3 应用主动式的管理方式

在应用主动式网格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不断的强化主动式的管理力度和服务质量,不仅需要将该管理方式应用到网格管理信息采集和监督考核工作中,还需要提升对舆论方向引导工作的重视度,通过加大网格化管理的宣传力度来提升公众参与到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自觉性。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执法人员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训教育,帮助其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从而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可以为网格化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贯彻落实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3 结 语

总而言之,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各大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手段,网格化管理的应用对于提升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城市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网格管理模式的重要作用,利用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对城市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