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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5-0202-1
19世纪末，美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20世纪末，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席卷中国大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上述二者看似关联不大，但仔细比较后就会发现，它们在特征、成因及社会影响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美国的有关做法对我国处理人口流动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1 人口流动的特征
1.1 流向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居住在农村的美国人、特别是黑人离开农庄，迁移到东北部、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城市。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农民如潮水般流向那些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充足的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大中城市。
1.2 规模 1860—1910年间，约有2100万美国农民流入城市。19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流动浪潮从1989年春节开始，连续20多年有增无减。根据2011年10月国家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我国目前流动人口达2.21亿。
1.3 结构 年龄方面，美国和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都是由20—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构成。性别方面，两国流动人口中男性数量均超过女性数量。文化程度方面，他们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都低于城市居民。种族方面，在美国主要是黑人，在中国则都是“龙的传人”。
1.4 迁移模式 美国的流动人口从整体上说属于永久性迁移。数据显示，1860年至1920年，在8000人以上的城镇里，居民总人数从620万猛增至5430万。中国的流动人口则多为短暂性迁移，属于“进城务工人员”，随着经济形势和生产季节等因素变化，在城市与农村间穿梭往返。
2 人口流动的成因
2.1 经济上的拉力和推力 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运动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在此时的农村，劳动力需求和种地收益双双减少，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自然而然地流向城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迫流入城市谋生。
2.2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19世纪后期，美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南方的黑人农民更是饱受种族歧视之苦，迫切希望离开处处低人一等的农村。中国人长期以来事实上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城里人”在物资供应、住房、教育、医疗、退休等方面享有各种优惠和特权，而“乡下人”则被排斥在这些优惠政策之外，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激励着大量农民进城打拼。
2.3 生活条件的反差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和近现代中国，贫穷、落后是农村的代名词，无休止的艰苦劳动和差强人意的生活条件是农村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城市在农民眼中就是幸福的彼岸，那里有明亮的灯光、便利的交通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舒舒服服挣大钱。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刺激着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2.4 政策导向 南北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和“非自愿的劳役”，并禁止“以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劳役状况为由”否认或剥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在南方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农民便朝着选举权较有保障的北方城市迁移。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国家逐步放松了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并逐步取消了供给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和缓解人口压力也出台政策鼓励本地剩余农业人口外出打工，这些都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3 人口流动的影响
3.1 城市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南方农民、特别是黑人农民流入北方城市对美国社会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他们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美国工业在一战后得到持续发展。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政治影响稳步增长，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爵士乐”成为美国音乐的代表之一。
美国南方黑人北迁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依然十分低下，他们的骤然到来使城市里的种族关系紧张，“脏乱差”的黑人社区迅猛发展威胁城市治安。他们身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使其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城市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3.2 “民工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民工潮”除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外，宏观上也带来许多好处。他们的离开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进城务工满足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苦”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他们定期将剩余收入寄回老家，客观上起到了向经济薄弱地区转移资金的作用。
但大量农业人口流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他们给铁路运输系统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的到来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住房、交通、食品等一系列难题，由此造成的社会治安事件、交通事故等问题层出不穷，加剧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就业压力。
3.3 两国人口流动影响的不同 农业生产方面：在美国，农民流入城市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结果，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而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业人口迅速膨胀与耕地面积不断萎缩互相作用的结果，大量外流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住房和交通方面：在美国，农民迁移之后常常定居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这样一个突增人群提供住房。
而在中国，大量农民工定期穿梭于城乡之间，如何安全高效地运输这样一支流动大军是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和平共处”方面：在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在许多白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经常“擦枪走火”。而在中国，尽管一些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存在一定偏见，但同为炎黄子孙，远不至于拳脚相加或诉诸武力。
参考文献
伴随着上海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也比较大，在上海进行分娩的流动人口中，孕产妇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之中，但是受到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些分娩者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进行产前检查，导致出现非法接生现象。华漕社区作为一个发展型的社区，在人口孕产妇管理过程中，需要对流动的孕产妇进行关注，努力提高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率，进一步降低死亡率，现对2011～2014年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现状分析
1.对象
将华漕社区2011～2014年生活的孕产妇并能够建孕册的流动人口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通过得到的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方法
对2011～2014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报表进行分析，报表是由社区的固定人员提供，并在每年都组织孕产妇填写与培训。
3.结果
2011～2014年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管理情况详见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率较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1：华漕社区2011―2014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情况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早孕建卡数
1159
1323
930
801
回家分娩数
2033
2243
1160
1277
在沪分娩
1709
2049
1513
1312
流动人口建卡数
4503
4491
4158
3778
活产数
1723
2062
1519
1324
系统管理数
1159
1323
930
801
系统管理率
67.27
64.16
61.22
60.5
4.结论
（1）早孕建册率低
通过这4年的数据能够发现，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建卡数在逐年下降，而且系统管理率也相对较低。最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建立孕产妇的保健手册，而且需要到上海的孕产妇系统进行管理，直到建立孕册[1]。目前华漕社区已经在宣传力度上进行努力，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流动的孕产妇进行检查，并积极倡导早孕建册的意义和好处，希望督促孕产妇及早建册。
（2）产检意识不强
在孕产妇建册之后需要到医院进行产检，整个孕期大概会持续8次以上，之所以进行产检，是因为需要对畸形儿进行筛查，并及早发现妊娠并发症，对其进行处理。要最大程度上保证母体和幼儿的安全，降低死亡率。2011～2014年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平均产检次数不高，这就会增大孕产妇的危险系数。很多流动产妇不愿意产检，这就会导致保健意识较弱，产检的次数也会相对较少[2]。华漕社区要求对流动人口的孕产妇进行常规的宣传和介绍，并在社区服务中心对孕产妇进行定期访视或者电话访问，督促产妇进行产检。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保健意识，并能够提高产检的次数，降低风险。
（3）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低
所谓孕产妇系统的管理人数是指在产后的28天内对孕妇进行建册，并保证能够进行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在报表的数据之中，要求流动的孕产妇能够进行8次以上的产检数，如果达不到8次以上的，就会降低华漕社区的孕产妇系统管理率[3]。孕产妇的系统管理率就是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工作难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二、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对策
针对华漕社区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第一，对于家庭困难的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情况，政府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这样才能保证秘籍的人口流动区能够提供便宜的卫生服务。流动人口的分娩费用也可以适当降低，这样既安全、费用又不高就会增加孕产妇的产检情况。只有政府的工作支持，才不会降低卫生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还能够增加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安全性;第二，要对流动人口孕产妇建立更加健全的综合管理机制。对于外来的人口，需要政府和妇联共同努力，彼此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不断发挥各自的优势，管理流动人口的孕产妇安全情况，为孕产妇提供更加便捷和优势的服务，让国家和各个部门都收益;第三，对于卫生系统的妇幼保健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要能够对经费和工作、任务进行落实，通过建立更加健全的信息化网络，不仅仅能够提供更加及时的信息，还能解决人户分离而导致的信息不通畅，将准确性大大提升，保证效率的改善。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和动员，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情况。
对于流动人口问题而言，它是我国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部门就可以进行管理的，要通过多部门和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才能促进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要对流动人口的孕产妇进行定期的检查，保证政府和社会能够给予一定的关怀和支持。保证流动人口的综合性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未来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杜清，王临虹，潘晓平.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现状调查[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02）.
[2] 朱丽萍，谭晶，贾万梁，孙晓明，程晓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工作及其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11（02）.
政府限制非户籍劳动力子女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是因为快速的非户籍人口的涌入，降低了本地居民子女的教育质量，招致本地户籍居民的强烈反对。当然还有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增加了本地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教育资源紧张只是一种想象。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高峰是1993年（116.7万），这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户籍。此后逐年下滑到2007年的低点53.33万，下降幅度超过50%。随着非户籍学生的增长，从2007年开始，上海普通小学的在校学生数才开始反弹，上升到2012年76.04万人，但也仅为1993年的65%。如果不是非户籍人口增加，上海很多教师恐怕要失业了。
目前省际之间高考试卷及相应教材多不一样，若在流入地接受初、高中教育而回原籍地参加高考，则势必会吃亏，加上流动人口子女属地化教育多有名无实，很多流动中的家庭不得不因高考试卷及相应教材的差异而将孩子送回原籍接受初、高中教育，又因孩子回原籍读书而不得不夫妻分离——丈夫继续在外打工谋生，妻子回原籍照顾孩子。小小的高考试卷的差异竟让数千万家庭备尝夫妻分居、骨肉分离之苦，让人倍感嘘吁！恢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高考同一张试卷，让流动儿童、少年在流入地接受平等的属地化教育，对城市政府来说确有较多难处及顾虑，但是即使难处再大、顾虑再多，也不能让如此多的家庭因此而备尝骨肉分离之苦啊！
而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仅仅统一全国高考试卷、让流动的花朵接受平等的属地化教育尚远不够，还需逐步统一省际之间的高考录取比率（边疆及个别落后省份除外）。目前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高考录取率比其他省份要高得多，很多人看重“户口”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其所附加的高考升学上的较高几率，若要使阻碍“人”的城市化的户口充分“贬值”，逐步统一省际之间的高考录取比率亦属必要之举。
人才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作用，我国目前人口分布很不均匀，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是：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人力资源分布与人口分布具有共同特征，因为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60%以上，非人力资源靠人力资源供养，所以，人口分布与人力资源分布具有一致性。人口分布的不均匀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匀。而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影响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源流动来谈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
人力资源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
一、人口流动的理论
（1）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动力与原因论。中国普遍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是人们自觉地调节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过程，生产力是造成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动力。首先，生产力发展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可能；其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经济条件差异，推动人口向富裕地区迁移；第三，生产力发展会改变生产结构布局与结构变化，从而要求人口迁移和流动；第四、生产力发展会促进生产关系改变，从而也会推动人口流动。
（2）生态环境论。生态环境推拉力论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人口迁移理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学者提出生态环境改变会促进人口流动。
（3）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协调理论。这一理论在1950年以后比较流行。1950年开发大西北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这一理论的运用。
（4）综合因素推拉论。不少研究认为，人口流动总是受一定推力或拉力作用才会发生。其推拉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灾害等等。具体迁移受具体力量的推动。从整体上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是综合因素推动的结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流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市场推动，人力随劳动市场需求流动。二是价格驱动论。一些学者认为，人力市场商品化已使人力资源流动与迁移具备了商品流动的特色。三是互补论。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源的流动与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源互补效应。只有甲地过剩乙地不足才能流动。四是人力资源随资本流动。
二、中国人力资源分布现状及其原因
（1）东多西少，沿海地区多于内陆地区。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速度快，而西部地区却属于欠发达地区。尽管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伴随着经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人力资源的分布也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源充足，广大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稀少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十分欠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们愿意向富裕的地区流动；②东部沿海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大，人们为了工作向这些地区流动；③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高，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
（2）大城市人力资源丰富。目前很多人力资源都涌向大城市，特别是大学生，这种现象在为大城市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的同时，也给大城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特大城市，资源与土地将要无法承受大量人力资源的涌入，可是由于大城市的魅力所在，还是有大量的人向往这些地方。大城市的种种优势导致了人力资源向大城市的流动。
（3）城市吸引农村的人力资源。现在广大农村还比较贫乏，农业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加上现在城市化的浪潮，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
（4）平原地区较山区人力资源多。平原地区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交通优势等等是人力资源更倾向于平原的主要原因。
三、人力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后果
（1）农村土地闲置，空巢家庭普遍。由于很多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外出工作，致使农村的土地无人耕种，浪费了土地资源。外出工作的又大多是青壮年，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因此空巢家庭普遍。
（2）城市的失业率高。大量外来的人的涌入，加上就业岗位的有限，加大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导致了城市居民出现大量失业、半失业与下岗。
（3）大城市环境资源压力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现在大城市在不断地向外扩张，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规模越来也大，问题也越来越多。交通拥堵、工作地点离居住地远、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等等都越来越表明城市环境承载量是有限的。
（4）落后的地区越来越差。由于人力资源流动具有向上性，人们都不愿到落后的地区发展，而且这一地区的人力资源还不断地向外流动，只能是恶性循环，越来越落后。
四、国家为协调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采取的措施及其分析
（1）免交农业税，发展乡镇企业。国家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避免耕地资源的浪费，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免缴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荒芜的土地重新种上了粮食，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另外，为了使广大农民就近就业，政府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拉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乡镇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乡镇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些企业还对环境污染严重，可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区经济，忽视了其带来的弊端。
（2）对大学生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了调整人力资源的分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到基层、中小城市企业、农村、西部等地区就业的鼓励性政策。比如城乡基层岗位的开发、统筹实施大学生下基层项目、“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村官计划”工作，经过两三年锻炼，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为地方充实了人才，同时避免了大学毕业生都拥向城市的局面。这本是很好的政策，基层人才的充实可以带动基层的发展，但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态度就不端正，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跳板，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此基层很难留住人才，人力资源在这些地方仍然短缺。
（3）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从而推动着人力资源的流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统筹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有效方式。政策上对这些地区的倾向不论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上都会起到导向作用。
（4）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大城市的过度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家提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发展，使人力资源向中小城市的流动，不仅减小了大城市的压力，而且缩小了地区差距，对和谐社会建设也有积极的作用。
五、小结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期望地区间发展没有差距，但是，如果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发展长期不协调，必将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严重影响。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人力资源的流动会越来越复杂，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必然会造成人力资源配置中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文献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李冰：经济增长区域差异中的人力资源因素，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1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引发关注讨论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拿出了一个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的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人大调研组认为,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经提前十年突破。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增长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指出:“对于人口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调控人口的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发出强烈呼吁,主张从严控制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采取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①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北京市人口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数据与市人大调研的数据基本一致,市政协调研报告认为,按现有趋势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突破2500万人,新增的交通供给将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调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协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把流动人口的控制作为主要对策②。
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的消息引起了关心北京发展的许多人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势下,解决好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且不说原来的发展规划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的计划是否正确,常住人口提前超过原计划200万,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目前北京开始实施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下的新阶段,确实有必要对北京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进行研究,拿出切实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调控对策。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时代人动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动。所以,发达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为流动的人口。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作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级形态,必然是一个人口大聚集大流动的城市。权威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会的缩影”,是多元的人种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人口向北京聚集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外国人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几,远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结构的标准。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国人口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国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从总体看,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外国来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据笔者测算,再过5年(即2015年)流动人口将与北京户籍人口数持平,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大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将形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会高达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也会有外地户口不断迁入北京的“机械增长”的人口,如算上这一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要迈向世界城市,这个趋势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科学预测到。北京本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着眼,北京应积极打开大门欢迎外来人口,北京将成为流动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户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会流动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经济是开放式经济,是聚集式经济。城市经济之所以比一般区域经济更发达,是因为城市经济有两种乘数效应。这两种乘数效应都是由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发的。城市经济可分为输出产业和非输出产业,输出产业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区域提供供给的产业,非输出产业是满足城市内部自身需求的产业。城市的发展会使输出产业迅速发展并优先增长,如为周边地区市场服务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会迅速发展,这就是城市经济的第一乘数效应。在第一乘数效应基础上,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城市,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产力和市场发展,特别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种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扩大非输出产业和输出产业。这就是城市经济第二乘数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大大增强以上两种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大发展。而在此大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人口需求。这就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因为有就业岗位,有人力资源需求,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趋势。北京正在制定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战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各种产业人才、各色服务人才。而这些靠现有本土常住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在需求结构上无法满足。于是就需要具备条件和素质、能够适应北京发展的外地人口、外国人口来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动人口来北京,会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落空。
再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评价外来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人们光看到外来人口占据了北京的就业岗位,消耗了北京的资源,但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北京的重大贡献呢?北京的经济总量、北京的gdp大约有将近一半是外地流动人口创造的。从一、二、三各个产业看外地流动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主体,庞大的劳务大军成就了北京的发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达数百万的外地劳务人员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除了领取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并没有享受到北京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北京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不上北京应该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劳务人员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他们的子女来京往往进不了正规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所创造的北京经济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时,却无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剔除在外。经济总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却没有他们了,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所以按照户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断享受着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红利”,外地人却享受不到多少北京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这能叫公平和谐吗?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新形势下,北京应认真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如果对流动人口政策不正确,将严重影响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3按照建设世界城市要求解决北京流动人口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就这样16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一般地级城市市域总面积大小,却承载了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省份的人口总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60%,市域平原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公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资源更是异常紧缺。如果人口增势继续加快,会加剧北京空间环境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对策,是对北京市的一场大考。只靠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是无法限制的,以人为本、科学化解或许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并共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贡献,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几条可供参考的对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国格局来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
准确对外来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是制定北京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根本依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北京流动人口的增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东方大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大融合、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加速进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对北京的人口、资本、物资、信息等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趋势,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带动力的世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北京会成为外国高端人才、经济贸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观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许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各种科技研发机构、各种金融机构等都会登陆北京,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一人口增长的趋势要准确判断。当然,最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国内,伴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产生更大的就业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会大批涌入北京。对未来五年、十年国内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动的总量要做出准确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北京流动人口将在目前1000万左右的基础上增至1500万左右,未来十年将增至2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超过。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设世界城市,未来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总量达到和超过3000万人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全国人口为12700万人,而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常住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韩国的首尔地区更是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达3000万人。北京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未来发展成为3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边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亿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北京对流动人口的战略性的预测和管理应该以这一大趋势为主要依据。
3.2制定科学的北京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
依据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预测,北京应该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提出相配套的应对措施对策。到底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合理进行人口布局,对北京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及早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拿出详细的发展战略对策规划。否则,北京将陷入很大的被动。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时要把流动人口的增长作为编制规划的重要因素统筹考虑,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也要互相衔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长规模的目标要求。
3.3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3.4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的通开机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历来是以北京户籍人口不向外流动为前提的,我认为这个模式已完全不合时宜,应该坚决打破。原来那种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迁徙、只能进不能出的老模式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制定鼓励一般就业人员、老龄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迁往外地常住,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的政策,户口可以保留也可迁出,社会保障待遇不变。对流动人口进入北京要进行科学性的引导,避免在京盲目买房、买车、盲目举家搬迁,凡是不具备举家搬迁的应给予耐心的说服。因为盲目流动搬迁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困难,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现今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地与北京生活条件差距的缩小,举家搬迁北京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房价较高、生活成本相当昂贵的城市,所以不应该鼓励大批的低端劳务人员举家搬迁北京。因为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北京新的城乡结合部的严重问题,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难以形成北京和谐城市的局面。目前,学术界都对流动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两栖生活方式给予同情,认为下步城市化应该结束这种两栖方式,真正转变为流向城市的市民。对北京这样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可以实现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劳务人员还是不现实的。由于北京对周边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条件,多数的外来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举家搬迁的这样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边一二百公里的区域内都可以实现一小时内通达,北京到周边五百公里内都可以实现两三小时通达,这就使北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协作城,分担北京常住人口的压力,多数京外人口可以维持现有的常住地不变而在北京就业、工作。同时,更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流入流出,减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时间。能够是季节性的劳务工作就无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继续增强对流动人口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大势,北京流动人口会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长远目标看,扩大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拓展北京城市发展空间是必然之举。北京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辖面积再扩大1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京冀发展合作的纪要和框架协议,确定加强城市规划衔接,搞好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京周边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深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合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和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高相互间产业发展关联度。这实际上就是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北京远郊区县、与河北近邻区域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流动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调入,今后要加强与山西、内蒙古的协作,以保证对北京的能源供应。同时应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证流动人口增长对能源的需求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近年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资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可行的对策是进一步挖掘水源潜力,建议加大对北京的调水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城市。在供水节水问题上要制定严厉的地方法规,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保证节水,加大对节水的财政支持,这样多管齐下,用水问题还是可以缓解的。上海市由市财政统一出资更换全市居民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原来用水量的50%。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鉴,节约用水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3.6确立流动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权益
要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解决来京流动人口的困难,对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给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坚持同工同酬,保证流动人口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北京应大量建设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建设廉租房,使大量流动人口在京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又不形成过重的租房负担。对在北京长期工作,为北京做出较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居住证管理,并探索北京户籍流转创新办法。对来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实行同城待遇,给予义务教育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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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观点摘要专版.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战略策论[n].北京日报,2010.6.7(17).
1 引言
相对于城市常住人口，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对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较为缺乏，再加上流动人口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导致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利用率相对较低，从而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的管理工作不能有效实施。
2 流动人口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从20世纪开始，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从未停止，直到现在已有近120年的历史。人口经济学指出，人类的出生、死亡以及迁移等会决定人口本身的规模是增大还是减小，也对人口的结构变化起导向作用，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人口的流动表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而随着人类出生率和死亡率趋于稳定，人口流动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
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1978年底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还不曾达到1500万人，到199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8000万人，而到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居然已经突破1.2亿人。一方面，城市中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会对城乡结构造成有力的冲击。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资源规划是以固定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会大大影响流入地的各种资源配置，从而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流入城市政府常常在经济建设上依赖流动人口，又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抵触心理，认为他们会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
除了工作原因，旅游也是产生流动人口的主要原因。自从1999年开始，每年的“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都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一方面能给旅游等行业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但是同时，也会产生各方面的问题，比如造成交通堵塞、住宿和卫生管理问题，甚至会发生各种公共卫生应急事件。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如《暂住证申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法规来加强对流动的人口管理。
3 流动人口容易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
健康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保障每一个社会居民的健康权，不仅是为了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目标。 为了使每个国家一级地区的每一个民众都能享有基本的健康权，提高总体的健康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全球性社会目标希望“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作为主要途径。我国也做出了承诺来支持该社会目标，并且把改善农村基本卫生状况作为主要目标。随着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使农民实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权利。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日益突显：当农民作为主要的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如何来保障他们应该享有的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当前来看这还是一个管理的盲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孕产妇保健
一个地区的孕产妇的死亡率是评估该地区妇女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能充分体现国民的健康水平，于是，加强妇女产前的保健活动，对于有效降低产妇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研究分析表明，主要因为产科原因，非户籍孕产妇的死亡率比户籍孕妇高出不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3.2 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管理
3.2.1 HIV/AIDS
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关注的传染病，我国在1985年首次发现AIDS病例，目前艾滋病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流动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3.2.2 结核病
结核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传染病第一杀手，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它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地身体健康，使人们处于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流动人口中肺结核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发病率。由于流动人口一些经济、工作等特点，他们很难对结核病进行规范性地治疗，甚至有时候他们会为了就业而隐瞒病情，从而成为结核病主要的传染源。
3.2.3 麻疹
我国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麻疹的传播。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很少接受计划免疫接种，而且即使接种可能也不规范，所以麻疹病例时常在流动人口中出现，并导致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麻疹的流行。流入地对流动人口麻疹的控制已经成为麻疹控制的重点。董蒲梅等分析了郑州市2000～2001年麻疹确诊病例后得出，在2000、2001年，市区确诊病例中流动人口占57. 23%。由于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免疫接种，极易为感染麻疹埋下隐患。
3.2.4 疟疾
疟疾是一?N社会性疾病，它由蚊媒传播，而且它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疟疾是我国的主要传染病之一，现在经过40多年的防治，我国许多省份已经彻底消灭了疟疾。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于疟疾流行地区，所以他们的迁移往往会导致其流入地的疟疾流行，还有许多人因为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原因而进入疟疾流行区，然后他们在感染疟疾后又进行迁移活动转而成为传染源引起下一个流入地或其原来流出地疟疾的流行。
3.3 职业安全
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开销，在工人工作中没有实施相关的劳动保护，再加上劳动者自身缺乏防护意识，所以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常常会发生很多职业安全问题，甚至会导致劳动者致伤、致残和致死等严重后果。
3.4 食物中毒
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普遍收入较低，所以他们就餐经常会选择一些没有营业证、环境简陋的餐馆，这些餐馆的食具不经常消毒，而且食品经常交叉污染，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在一个城市总的食物中毒人群中流动人口会占到一半以上。
3.5 儿童计划免疫
由于一般情况下，儿童的免疫接种是按照户口来进行分地区管理的，但是由于许多父母流动而使儿童脱离了原户籍的所在地，而其流入地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可能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流动儿童的父母大多缺乏保健预防知识，不是特别重视相关的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导致儿童计划免疫率较低。
4 我国的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成效
4.1 与户籍居民卫生服务有所差距
在很多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被逐渐重视，但是与户籍居民卫生服务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主要表现为相关经费投入不足，尤其是一些卫生院以及区疾病防控中心的补贴较少，很难切实实行流动人口的疾病预防工作。除此之外，由于流动人口非常多，而且暂住人口登记不充分，导致很难顺利地进行相关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从事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人手不足，不能设置固定人员来服务与监测传染病患者。关于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监测范围依然有待扩大。而且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无序可循，这又大大增加了控制传染病的难度。由于受流动人口的经济工作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往往在就医时选择一些收费较低的私人诊所，或者自购药品，导致疾病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医治，但是医院就诊又是传染病主要发现途径，所以流动人口中的传染病往往不能早发现早治疗，不能得到及时的控制，更对社会公共卫生构成严重的威胁。由此可见，必须重视监测流动人口的传染病情况，按照传染病具有周期性的特点，针对流出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科学制定传染病监测方案。
4.2 现有服务利用率差
我国现在部分发达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主要是减少孕产妇死亡、传染病控制和儿童免疫等方面。比如北京市主要给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免费流脑疫苗和麻疹接种，而且还给新发现的结核病患者免费提供抗结核药物，并设立了定点医院来主要为流动孕产妇服务。但是由于流动人群各方面都不固定，而且他们的健康意识较差，相关部门很难开展相应的服务以及监测，造成结核病患者不能连续保持治疗、儿童不能持续按要求接种等。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在1年内很少体检，远远不及国家相关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标准，说明流动人口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国家的公共卫生改革成果。
4.3 健康宣教不到位
在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宣传教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贯穿了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而在我国，宣教不到位导致的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差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流动人口是接受宣传教育的一方，需要积极地参与、主动地配合宣教，但是很多流动人口因为工作、生活以及个人素质等问题，常常不会自己主动接受教育，不能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导致健康宣教收效甚微。流动人口常流动的特点，也决定了健康教育不能连续地进行。
5 关于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问题建议
5.1 以医改精神统领研究工作导向
我国现存的一个问题是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概念不统一，内涵一般都局限在传染病、计划免疫、孕产妇保健等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统一的问题。2009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明确了以下9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①建立居民健康档案；②健康教育；③预防接种；④传染病防治；⑤儿童保健；⑥孕产妇保健；⑦老年人保健；⑧慢性病管理；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在此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也接连做出行动，纷纷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一些规定，用以提示相关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医疗改革的需要，切实实行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研究和实践，重点关注政策保障、可操作方案等方面。
5.2 研究流动人口流动性的特征
当前我国的研究者大多将研究的重?c集中在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上，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与所提供的服务不相适应而造成服务利用不足。相关研究需多探索如何一方面适应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另一方面还能持久有效地服务，真正实现让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流动起来。当然，要实现这一愿望，流动人口积极主动地配合是关键。一方面，要研究怎样才能使流动人口通过对其宣传教育的方式让他们能真正认识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是否会对流动人口寻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产生约束。
5.3 研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的规律
当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人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配备的，而且经费也主要是以户籍人口数量和对流动人口的估计数量为标准来进行配备的，所以由于现在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多，导致现有的服务人员和经费己经不足以满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需求，这对相关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政府应从当地的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大投入相关资金和加强一些政策研究。一些研究者提出，应该研究如何收取费用，不但能减小政府的经济压力，还能使流动人口都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权利。
5.4 研究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
在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中，还需要研究相关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责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在各个部门之间实现流动人口信息共享，还可以开发关于流动人口的信息共享平台，使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拥有不同的权限，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在信息平台上添加或者获取流动人口的信息，从而方便、快捷、高效地掌握流动人口相关动态。
5.5 进行政策研究加大对流动病患者的救助和关怀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流动人口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虽然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在生病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导致一些传染病或职业病对患者家庭带来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国家在研究和制定相关法律或政策时，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到对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的特别研究，以此来加大对流动人口的救助和关怀，防止由于经济原因而导致的疾病扩散。
5.6 研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与做法
(一)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外出，无法实现有效的基层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也是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所谓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它包括各种利益表达、利益维护的行动。［7］然而，民族地区大部分青壮年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在外务工经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乡的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区基层民主政治的参与主体缺失。因为长期外出，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地区难以享受到民利，较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等公民基本权利，这对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青年的政治意识正在渐进成熟阶段，他们能够接受新东西、新观念，但是往往政治责任感不牢固，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长期外出打工的年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回民族地区后，对于民族地区公共事务的兴趣不大。调查发现，哈尼族村寨的年轻人即便偶尔回来，时间较短，对村寨公共事务并不关心。［8］当然，他们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无法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而在流出地又无法真正享有政治权利，成为民主政治权利享有的“盲区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权利贫困境地。民族地区留守的弱势群体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也不高，“当前民族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区认同感，不愿参加社区活动。”［4］(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参加社区政治活动，而流动人口无法参与，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治活动难免流于形式。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民族地区乡村中，党支部、村委会等正式权力组织中的干部是国家政权在民族地区的代言人、决策者，不仅代表着国家在基层社会中的形象，还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数民族精英选拔到基层政权中，对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带动百姓富裕、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壮年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和外出务工的经历，民主意识和政治认知等高于其他年龄层的人们，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质。有研究者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数民族人口，对政治符号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这个相对精英阶层的人口却大规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区的人口大多整体素质较低，致使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基层干部，影响到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的精英化与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动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多为思想活跃、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识的农村精英。他们的外流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稳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担任村干部，使得农村干部后继乏人，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力量，使得基层政权运营处于胡乱维持状态。虽然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回归为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出的规模化、精英化程度远远高于回归的数量，这使得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选拔范围变得狭窄。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外出不仅取得较丰厚的经济收入，拥有较广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养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是，他们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愿意成为经济好手，而不愿意参加到基层政治中。已有经验研究显示，广西仫佬族流动人口中的农村精英绝大多数忙于商业活动与生意，对参加竞选村干部没有什么兴趣。［1］(P112)这不利于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的发展。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基层权力格局中，呈现出正式权力组织与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的形态。基层的正式权力组织如党支部和村委会代表的是国家基层政权，非正式权力组织如乡老集团、宗教组织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权力等。传统上，非正式权力组织中的乡老享有民间承认的权威地位，宗教组织掌握着民族地区宗教的话语权。然而，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变化，打破了民族地区传统、同质的社会状态，促使民族地区社会权力结构功能的变迁，民间权威逐渐由传统老人型向经济精英型让渡。乡老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及协调的功能开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区的宗教组织也开始萎缩、衰落，正式权力组织在民族地区公共事务中的作用逐渐突显，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由礼治型向法治型过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区，人们对于民间纠纷的调解上，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老们调解。现在则不同于过去全部依靠乡老的调解，出现了寻求基层正式权力组织解决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决，23.9%的人找传统权威即乡老解决，41.8%的人私下解决。［2］(P237)同时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教组织出现传承危机，宗教组织的声望逐渐下降，难以发挥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包括宗教组织“苯苯”阶层、“吉巴”、“牌子”和乡老集团。“苯苯”呈现衰落趋势，年轻的“苯苯”开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组织趋于瘫痪，原有的一些功能现在逐渐无法发挥。［2］(P235)由于民族地区的大部分非正式权力组织在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协调矛盾、间接影响社区事务决策等作用，是维系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间非正式权力组织的弱化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力量的整合、基层事务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现象。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负效应
过去，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封闭、交通闭塞、人口流动较少等原因，文化的变迁与传播等较为缓慢，文化传统、、仪式实践等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与较高的权威性。随着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民族地区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开放，原来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受到外界的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回归民族地区的流动少数民族是外来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的文化带到民族地区，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受此影响发生变化，促进本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10］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群体萎缩。“对于其原属群体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主体流失，群体萎缩，表现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属群体的社会文化传承主体逐步减少，文化的承继问题凸现。”［11］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市场，其传承遭遇危机。
(一)民族语言使用空间日益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
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其使用的场所逐渐在减少，比如，“朝鲜族人口流动引致的朝鲜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朝鲜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12］民族地区的很多年轻人多不会说民族语言，致使某些民族语言有消失的危险。有研究者以朝鲜族为例指出，“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消弱，朝鲜族后代正在面临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13］其他民族地区存在类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一些孩子随父母流动到流入地汉族学校读书，一开始就处在与民族语言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之下。即使留守儿童，其父母也要求他们说汉语，学好普通话，并且嘱咐长辈不要跟孩子说土语(即民族语言)，认为土话跟不上形势，教娃娃讲土话，长大后吃不开，与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为流动，年轻人体会到民族语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话的好处，感到民族语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虽然担心民族语言失传但为了孩子们的长远发展而没有办法教授民族语言。显然，人口流动的因素导致民族语言失去了传承的场域与主体，跟随父母在外流动的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而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同样则不让学习民族语言。
(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出现流失与断层
随着民族地区人口流出加剧，民族传统文化承继主体大量流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无论是口头传统还是仪式实践等都存在文化传承断层问题。口头传统的传承主体逐渐缺失。口头传统是民族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调查发现，哈尼族古老的火塘边唱哈巴被现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传统文化代表莫批离开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仪式无法进行。巫师年龄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则对古老的仪式兴趣不大，哈尼族的口头文化遗产青黄不接无法传承，有失传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区的很多口头传统文化亦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较少有年轻人愿意花费时间学习类似东西。传统仪式实践及生活实践的主体面临流失。各类实践活动都需要人操作实行，由于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口增多，传统生活实践传承主体相应减少，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走出了壮族文化所包围的传统社会，融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会唱壮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饰、不再做鞋垫送情人、不再会织布……［16］(P136)同样朝鲜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传统的民族体育实践开始衰落。例如，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秋千和跳板，过去很受群众喜爱，一般朝鲜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随着秋千和跳板运动逐步消失，尽管国家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秋千纳入竞技项目，但是现在要练秋千的人越来越少。［17］这表明民族地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载体变少，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传承主体进而越发没有市场。民族地区传统的劳作实践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临发展困境。比如，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临发展危机，甚至出现无人耕作而废弃的情况。作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为了打工仔，精壮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渐荒弃。哈尼族青年一代遗忘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很多传统技艺如手工艺技能、稻作技能，农业遗产有灭绝的危险。［15］在其他民族地区，民族传统实践活动同样遇到传承无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内涵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功利化的改变，民族地区的传统价值观与受到了冲击，“就连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仪式，现在也成为了一种为获得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使其内隐文化的观念内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础。”［18］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携带的外界文化冲击了民族传统文化
基于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而带来的外界文化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19］(P373－374)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民族文化因子不断被创造也在不断流失，一些传统习俗开始消失。外在物质文化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民族服饰穿着的时间日渐减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饰，只有在重要节日、婚丧嫁娶时才穿民族特色服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发生较大变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饮食习俗，少了民族特色。外来文化的冲击打破了原本的饮食结构。比如，藏族地区的传统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减少，糌粑、酥油茶等已从餐桌淡出，主食变为了大米和面食;饮料种类增加了诸如可乐、碳酸汽水等;开始经常吃各类时令蔬菜等。一些少数民族传统餐具逐渐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间也发生了变迁。民族地区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审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动而有所改变，使得传统文化空间正在不断地缩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间变迁较为明显。房屋的形制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吊脚楼与干栏式建筑被现代瓦房与楼房取代，比如，近十年来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盖”的干栏式建筑或土家吊脚楼，而是修建小洋楼。32户人家中，有16户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脚楼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这与人口流动所接触的高层建筑审美文化有关。房屋的内部设计、装修等不再按照民族传统的房间格局布置，导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间不断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个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间，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吃饭、烤火或者聊天等，还举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动，如哈尼族在火塘边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现在民族地区的新式住宅中较少修建传统火塘，围绕火塘所展开的活动也相应减少。像仫佬族聚居的凤梧村地区，新式楼房中不再设有火塘，火塘逐渐消失。［1］(P140)一些曾经发挥特殊功能的传统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儿房。在传统的壮族社区，每家每户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建盖有侧房即女儿房，是专门给成年的女儿夜晚对歌、谈恋爱准备的。由于人口流动数量的上升，壮族人恋爱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因为夜晚对歌、谈恋爱的习俗渐渐消失，女儿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义。［16］(P136)民族地区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渐被现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风情。民族地区的公共建筑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为民族地区村落公共活动的祠堂与作为民族信仰中心的庙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响下，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发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过多，人们把重心放在务工经商与个人家庭上，对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少人问津，导致这些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场所逐渐败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获得了财富，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的意识觉醒，进而组织起来把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按照现代审美标准修建得富丽堂皇，而失去了其作为民族传统建筑的符号意义与文化内涵。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负效应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归，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局部地区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与贫富分化趋势，社会分层现象日渐显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变得不稳定，夫妻关系受到冲击。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以及、盗窃抢劫财物等违法犯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一定的压力。
(一)通婚圈扩大导致民族地区出现“娶妻难”问题
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通婚圈不断扩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那善屯，屯内婚、村内婚、乡内婚减少，跨乡婚、跨县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渐扩大。［20］民族地区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数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区，“出现了远嫁远娶现象，各村都有数对远距离异族通婚者，他们涉及云南、贵州、重庆、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14］通婚圈的扩大还表现在族际通婚数量的上升。比如，广西仫佬族凤梧村，目前村内仫佬族人与壮族通婚的有32对，与汉族通婚的有18对。［1］(P120)由于民族地区婚嫁年龄的男女性别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数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传统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现“娶妻难”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妇转而迎娶外地媳妇或者入赘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龄组内找不到转而到下一年龄组寻找对象，出现“婚姻挤压”问题。比如，新坪藏族地区的通婚圈扩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现象日益突出，汉族女子内嫁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赘男子的比例上升，这就意味着，通婚圈的扩展在事实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围，对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扩展又造成了他们自身通婚范围的萎缩。［2］(P137)朝鲜族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农村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对象而对社会产生怨愤情绪，影响了地方社会稳定。［21］显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多农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适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出现了“光棍村”现象。［22］民族地区找不到对象的男性青年对于当地社会而言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群体”，不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那些有着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内找不到对象，一些人将会到外民族如汉族中寻找对象，最终会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出现问题。此外，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婚俗逐渐朝着简化和城市的方向变迁，这不利于民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传承与保存。
(二)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家庭稳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家庭关系稳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婚姻破裂，家庭解体。比如，“在朝鲜族流动人员家庭中，因客居异地条件差、经营上的矛盾、借贷问题、经营失败而破产等多种原因，出现一些家庭不和甚至离异的现象。”［12］至于离婚的原因则是与女性外出、长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关。“长期的夫妻分离导致了离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响和动摇家庭的根基，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22］当然也与男女差距拉大有关。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务工的丈夫进城见了世面，获得更大的现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则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导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乡的妻子导致离婚。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顺畅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内在要求，它能够有效的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也变得频繁，但是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却没有随着这种人口流动的频繁而做出变革，“各自为政”的格局限制了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一、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范围扩展程度对我国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有直接的影响，也对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现实因素，如城镇化、就业多样化、人口频繁流动等，都对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提出了要求，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因为流动人口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诸如异地医疗费用报销问题、异地就业人员退休累计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的损害了处于流动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影响了他们参保的积极性，造成制度全覆盖与人员全覆盖之间的差距。当前对于异地医保关系的处理方法，很多地方的做法都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缴费年限有些地方不认可、有些地方认可或者部分认可；还有些地区对新农合缴费和城镇居民保险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也有按比例进行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年限的折算。不一致的标准导致了不同的医保待遇，不仅不利于我国医保事业本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人口的合理流动以及我国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其次，医保存在区域封闭管理、制度分割的特点，全国医保制度从硬件到管理都存在较大差异，要统一就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利益协调过程；第三，地方政府投入医保转移接续受刚启动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限制，难度增加。
总体而言，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的缺失对于我国人口的流动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从而保证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推进我国劳动力资源地区间的合理自由流动，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冲突与阻碍因素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难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地区间存在的较大发展差异影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层次较低；第二，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只愿意转出而不愿意转入增加自身的财政负担；第三，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不够完善；第四，管理系统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从社保关系主体角度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以及参保人员道德风险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当前城镇职工跨地区流动或农民工社会保险退保现象。而实施医疗保险关系转接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就在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以及现实医保制度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各地区之间的社保政策和标准各不一样，城乡人群的户籍身份、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距，以及管理机构和参保方式的不同。管理体制分割、统筹层次低、筹资标准差异过大、认可标准不统一、风险调控措施不完善等，是阻碍当前医保关系异地接续转移的主要困难。
总结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导致的医疗保险基金权益与义务在流入与流出地区的不均衡；第二，存在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所导致的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过低；第三，技术准备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实时跟踪的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且各个统筹地区的医保卡的编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可行性措施探讨
全球化发展为何会遇阻呢？如果回顾一下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一直是在矛盾中前行的，自远洋发现新大陆至今，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总是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当这种消极影响对全球化发展构成障碍时，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便会到来。 全球化推动近代的国家分流
1495年的远洋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远洋时代全球化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发现新大陆，最初远洋的大都是科学家，不是出于金银动机，而是出于好奇、进取心、冒险精神与献身精神。通过远洋，欧洲人得到了以下两个东西：第一，是世界观；第二，是来自于美洲的金银。
前者为后来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为欧洲走向工业文明提供了原始积累。从此以后四海通航，世界渐渐地连为一体，人类开始走上了全球化时代。但是，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和谐的，由远洋推动的全球化让欧洲迅速崛起，但是那些闭关自守国家的经济增长则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这在史上被称之为“大分流”。
于是，便有了国家之间的分化。欧洲国家通过发现新大陆不仅突破了生态约束（马尔萨斯约束），而且还突破了金融约束，从而成功地走上了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或国家则继续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由此形成的“分流”。
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便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扩张。这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对土地和资源的占有，获取土地和资源的方法是殖民。获取土地和资源的动因在于欧洲工业化发展以后的人口增长和土地与资源的相对稀缺。由于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处在无秩序的丛林时代，所以采取帝国主义的方法对外扩张是成本最低的做法。
帝国主义殖民地扩张时期的全球化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大，原因在于其溢出效应基本为负，因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所有的交往都是非对等的。于是在大分流的基础上，又有了发达与不发达的分化。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在当时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一部分殖民地变成拓殖型殖民地，从而成为宗主国的衍生国家；另一部分殖民地则成为被掠夺的殖民地，从而陷入被奴役的境地。
哪些殖民地国家会成为前者，又有哪些殖民地国家会成为后者呢？这将取决于殖民地能够提供给宗主国的是土地还是资源。如果殖民地可以提供的是土地，并且适合宗主国移民开发，那么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拓殖型殖民地，并且会随着移民的到来而建立起与宗主国相似的现代国家；如果殖民地可以提供的是资源，且不适合宗主国大规模移民，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起专制国家，而演变成为被宗主国掠夺的殖民地。
前者的典型是美国，后者的典型是拉美。由这种分化所造成的殖民地异质性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那些不幸成为被掠夺的殖民地国家，即使在殖民地独立和解放之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原因就在于宗主国留下的那套专制政治制度至今仍然构成那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桎梏。 中美内部存在不同分配差距
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起始于1945年战后，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贸易自由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标志性要素便是关贸总协定，以及之后层出不穷的多边与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极其巨大，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也可以让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这都会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
伴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不仅有贸易流量的增加，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那就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把国际贸易从基于禀赋优势的产品贸易变成了工序和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从而把国际分工推向端点，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再生产一个完整的商品，而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专门从事其中某一项任务的分工，并通过相互之间的贸易（中间品进口与外包）而形成一个最终的产品。
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可以带来报酬递增效应，而对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则会带来学习效应。但是，基于禀赋优势的产业链分工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那就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端点分工）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效应。
参与这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主要承担了研发等专业化分工，中国则主要承担了加工制造等专业化分工，这样的分工格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会产生收入分配问题。
由于一个完整的“产品包”因为国际专业化分工而不复存在，在美国就会发生具有人力资本的、从事研发工作的人群的收入水平会趋于上升，而那些缺乏人力资本的一般劳动者则会因为生产外包而缺乏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其收入水平下降，进而引起所谓的“顶部增长”，即10%左右的高端人才的收入在增长，而90%左右的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则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方面，在像中国这样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则会出现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这是由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所造成的。贸易会产生运输费用（即所谓的冰川成本），这种成本的投入不会对产品本身带来任何增加值，所以降低贸易的运输成本是再为理性不过的选择，为此，将加工基地置于中国东部的沿海省份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商业准则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发生中国东西部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差距。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来讲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是问题在于可行性。对于美国来说，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Y来提高一般劳动者的生产技能，进入高级别的分工层次来增加收入。中国也可以通过人口流动，让西部缺少贸易机会的地区的劳动人口流向东部适合发展加工贸易的地区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
但是，发展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产生的社会成本很高，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奏效，这对于任期有限的政府来说不是一种最优的政策选择。人口流动则需要更多的改革，比如土地必须可以自由交易，城市户籍管理必须加以开放，否则人口流动的成本会很高。于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与外包回岸的做法，以及中国的大规模收入再分配就成为政府在短期内应对全球化危机的首选。 美元治下的全球货币大超发
全球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大致上开始于1979年，其动力来自于全球性资本自由流动。1979年布雷顿森里体系正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纸币本位制”。
美国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导致了“货币纪律”的松弛，因为在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下，美元供应量的多少不再取决于美国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宏观经济的波动，且呈现出单边增长的趋势。
其中的逻辑可以概述如下：当经济繁荣的时候，产出在增加，为了稳定价格、防止通缩，就必须按照货币主义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出现衰退，为稳定金融、防止企业资产负债表因为商品销售不畅而失去平衡，就必须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
其结果是，不管宏观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都得增加货币供给，于是就有了1979年至今的美元供给单边增长的趋势。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持续贬值（由美元供应单边增加所致），固定汇率制度便会失去其存在价值，浮动汇率制度逐渐盛行。浮动汇率再加上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全球套利套汇的机会，从而激发了全球性的资本流动。
资本自由跨境流动当然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特别是能够进入东道国生产函数的资本流动可以带来“新古典增长”，即便不能进入生产函数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起到帮助资本流入国家突破融资约束的作用。
但是，过于频繁和短期的资本流动则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仅如此，过于自由的资本流动还会扩大资本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所得之不均等增长。《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通过详细的数据采集发现了这种不均等增长的存在，而且还非常严重。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皮凯迪等式rg。r之所以会大于g，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货币纸币化，由于货币纸币化，再加上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交替使用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其结果是金融货币资产与真实资产的比值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在这种趋势下，凡是有能力获得金融货币资产进行投资和交易的人的收入就会大于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的收入，尽管他们的实际真实财富没有减少。
其二是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于其他任何要素，因此，一旦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资本总可以流向回报率（r）最高的企业、部门、地区和国家，从而可以脱离其所在国家由基本面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g），所以，rg也就成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下的常态。
针对短期资本流动过于频繁，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托宾主张对旨在套利套汇的国际资本征收流动税，但是这种政策建议很难付诸于实践，只要没有全球性合作，国际资本总可以找到安全的避税港。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流量税难以征收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征收资本所得税（存量）来平衡一下资本所得与其他要素的所得呢？
很显然，这个问题已经进入收入再分配领域了，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再分配都是缺乏效率的，并且在政策上也是很难操作的。因此，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前，有针对资本短期流动过于频繁而采取管制政策的，但是却较少有国家采取再分配政策来缩小资本所得与其他要素所得、特别是劳动所得之间的差距的。
目前，资本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主要还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这不仅是因为各国政府加强了对于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冲击下，私人部门负债率过高，已经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套利套汇。 互联网“潜力”尚未发掘
贸易保护、资本管制，再加上难民潮冲击下的正常移民受到严格限制，全球化发展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全球化是否就会因此而走向倒退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在告诉我们，全球化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向前推进，那就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全球性文化、观念和技术的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污点，被荒蛮的想象所遮蔽，随着民生帷幕的拉开，城市马赛克的任意涂抹早已失去合法性的支撑。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这一曾被刻意忽略的沉默世界在适者生存原则下的生活样态到底怎样。如果说，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实践是对优势空间权益的争取，那么，在原初空间推力与现有空间拉力的合力下打破差异空间分配的同时，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当下选择将会带给他们怎样的身份际遇?进城之后面临的是居住空间的生产，他们与本地人在租赁互动中形成怎样的邻里关系?有居住的空间并不等于立足，他们如何获得就业空间以实现融入城市梦想?这种城市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消费世界中是否真实?环环相扣的四个问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这些空间实践努力与自我身份再造的光荣抑或阵痛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本文将以东北C市东村这一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口述历史研究拆解秩序背后隐秘的空间实践逻辑，无论是被剥夺还是被赋予，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存史充斥的是个体多样的生存策略与生存智慧，我们需要在明了他们空间诉求及其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探索充满个性张力的城市融入路径。
(一)进城:差异的空间分配与个体的身份际遇空间与资源匹配的相关性决定着进入城乡结合部这一流动方式代表的社会意涵，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带可视为追求平等公民权的空间诉求。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日新月异的进程，城乡结合部正潜移默化地成为这样一个为个人生命历程带来诸多改变的空间，它也往往成为弱势人群实现向上跃迁的首选空间。多样的向上流动渠道为外来人口外部与内部世界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也打破了原初户籍制度与城市权益相捆绑的空间区隔，空间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得，成为外来人口身份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所以说，“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外来人口的权利问题时，外来人口才可能真正获得身份认同”。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城乡结合部成为探讨外来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空间节点。带有差异的空点分配的消解，需要赋予外来人口“用脚投票”的空间权力，即使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被抛弃在历史尘埃中“收容遣送”时代的“盲流”标签，被涂抹着二等公民的劣等形象，这些以属性差异为不平等根源的空间排斥，需要在进程资格的开放中予以摒弃。允许进入与否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另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进城与以往相比带有更多的冒险精神。以往人们进城往往会有很多顾虑，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流动外来人口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①。这种心理积压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借助强关系社会网络的构建来启动进城之行不再是大多数外来人口的选择，他们回归到传统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解释，在自身利益的权衡过程中，迈向有利于生活提升的身份际遇。另一方面，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他们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只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尚属骛远之举。在C市东村，城市底层群体窘迫生活的映照，使得外来人口对于城市户口并没有那么向往。外来人口凭借对自身的信心进入城乡结合部，正在这片空间上演着一幕幕双城记，这里是“失望的冬天亦是希望的春天”。一代代进入，有留下也有离开。以出生在80年代为界，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外来人口往往是以城乡结合部为过客匆匆的驿站，在城市的逗留是为了故乡中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也想停留于此，但外部与内部的障碍也只能使他们以“叶落归根”来平衡体验中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新生代外来人口进城的目的发生转变，他们在寻求融入城市的可能，这也是他们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不喜欢城里人对他们的‘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②。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从新移民到新市民，左手“命”，右手“运”，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要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印上自己的足迹，更要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进城为外来人口带来人生际遇的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创造容身之所，进而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是他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空间实践问题。
(二)容身:居住空间的交换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城市空间中“容身之所”的获得。这种“容身之所”是多元的，不仅指的是居住空间，还有交往空间，甚至包括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东村也有外来人口真正扎下根来的个案，实现个人命运的根本性改变，但这往往属于少数人的传奇。在房价日趋高涨的城市中能够有经济实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这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来说，还是需要不断努力的梦想。所以，一般来说，“租房”成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拥有容身空间的选择。这也成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交往的基础，作为本地村民的房东成为外来人口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最初的交往围绕“租房”这一带有较强经济交换的空间实践行为展开，在不断的演绎过程中实现交往关系外延性的拓宽。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能仅仅用强弱关系理论来分析，这种关系更像一种复合的动关系:“它是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一种强弱兼有、若即若离、互相繁衍的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从它的强度看，强关系中包含弱关系，在弱关系中蕴含着某种强关系的因素，它们之间可以互相繁殖和派生，关系强度会随着时空变化而演变，从它的关系边际看，是动态的、模糊不清的，从他们关系的基础看，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交换”。③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过程中频繁的空间切换加深了邻里互动关系的理性化倾向，但是，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在空间交换的过程中，也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两者在利益一致的指向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表面无序但内在有序的、亦城亦乡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以宽容的姿态容纳了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构成。东村的本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素质虽然依旧带有惯常的非议，但在经济利益唇齿相依的社会生态构成下，对外来人口进入城乡结合部一般都持有欢迎或者无所谓的态度。外来人口对于能够在城市中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寻得立足之地，在没有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他们对城乡结合部本地村民的态度都是相当满意的。“共生工栖”新共同体的生成也让充满流动性的城乡结合部空间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杂乱的空间形象正随着多样性人群的再整合逐渐改变，并形成混住型社区的典型。一方面，带有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的特征，邻里之间倡导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城乡结合部空间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交往在带来空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困境。毋庸讳言，在城乡结合部中，以道义为先的传统交往模式正受到功利主义的冲击，贺雪峰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①。另一个问题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邻里交往使得外来人口更难以形成家园归属感，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体验带有消极的与边缘性的一面:“我们感受到的光彩与琐碎、财富和贫困、智慧和无知、秩序和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②。工作的去处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的归所在城市的边缘，在归所没有强有力的邻里关系网作为生活的解压阀，那么，在工作的空间中，他们是否能找到生活的支撑，在职场中营建人际关系，从而超越本体性的焦虑，实现本体性的安全。
(三)谋生:就业空间的生产与生存伦理的选择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寻找到容身之所后，最为紧迫的空间实践是寻找生存支点，一份工作，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也是他们心中想要实现梦想的蓝图。他们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充实的精神享受，更体面的人生，这一切都寄托在他们对工作的憧憬之中。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他们最初的选择往往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③他们只是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带有脏、累、枯燥的特征，这也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外来人口对非正规就业空间的生产，以主体的能动性，在生存伦理的选择制约下，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占据。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环境中，受着现代性的洗礼，能够更直接地快速适应城市文化。但积极的职业体验往往与身份认同危机相伴随，他们游走于城市之中的漂泊感是他们需要面对以及跨越的严酷现实。刘先生对鸡毛场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强度以及工作时间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更是工作环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阴影。身体嵌入于一个新的场域中，就业空间的再生产一方面是他们获得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他们在找工作期间和就业之初的认知失调，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们通过频繁更换工作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每一份工作也都可以为他们带来新的社会资本，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多是感觉工作无聊、没意思，或是工资低、待遇不好，或是工作量太大、太累，或是与同事发生矛盾。这些社会资本在相互交换着找工作信息时发挥着作用。但就业的转换一般都是水平的流动。比如从高工资、低待遇向高待遇、低工资工作流动，水平流动对于自己个人的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有限，对向上流动帮助不大。大多数外来人口都希望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增加自己的资本，实现向上的流动。但实际上，频繁的试错过程让他们一直怀揣着梦想在跳板上徘徊。在就业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外来人口对人际关系的感受主要包括与同事的交往关系、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朋友之间交往关系的感受。初入职时，大部分外来人口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脱离了地缘性和亲缘性的群体，进入纯粹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这就导致了与同事之间只是处于单纯的合作关系，与上司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工作一段时间后，人际关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与同事的交往关系的变化，如果关系处理得当，那么就能缓解在工作之初的孤独感，也会对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信息与利益;如果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引起冲突摩擦，随之而来的将是不信任所带来的隔膜。除同事关系之外，从事销售或服务业工作的外来人口能够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交往对象，这样他们能够通过工作关系拓展自己的交往圈。在工作的过程中与上级的交往、能否得到上级的赏识与认可，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感受。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正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他们的尊严感、自豪感甚至耻辱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内心感受与变化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塑造。在非正规就业的外来人口工资普遍不高，一般在两三千左右。靠着这些工资如何在城市中生存?这始终是使外来人口焦虑的问题。
(四)消费:空间的区隔符号与底层的自我诉求在对东村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谈到不想重返过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已经很难适应原初的生活方式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首先对其产生冲击的就是城市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在城市第三产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由于他们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原因，他们和这个城市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顾客以及身边的城市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对此，他们选择沉默防御。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它是隐喻社会地位的一套符码体系，他认为:“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突显性格，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①。一言以蔽之，对于东村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固定了他们的消费空间。访问编号:wl18冯女士:我爸妈不用我养，我还是每个月会寄回家1000块钱，我平时不化妆也不怎么买东西，我就是想让爸妈知道我能过得很好的，再过一段时间自己想攒钱在这座城市买个房子，虽然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等爸妈养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接过来。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不仅是满足自身需求，也在于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城市处处充满消费的潮流，城乡结合部也概莫能外，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在被诱惑的同时，却被消费的世界排斥在外，外来人口游离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空间之间，以未来生活的幻想消除内在世界的失衡。不能切入城市的消费，也就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生活的艰辛画面正为当下城市的发展敲响警钟:“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②这种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就是要为弱势群体营造一个开放以及可以保持适度生活的消费空间。外来人口身处城市的兴奋，对自己认同的模糊感和漂泊感，在他们身上复杂地交织着，但外来人口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需要他们，只有让他们在进城工作的体验及感受中得到较好的自我认同，并顺利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给社会带来的才能不是一系列的外来人口问题，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需要使外来人口通过城乡结合部顺利地融入城市，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及待遇，并获得家园的归属感，然而，这一美好的理想图景更需要国家与社会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