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9 17: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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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present situation is goo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promote sound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n'an Count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idea of some protection county.
Keywords: Hen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Xin'an County;
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历史文化资源介绍 河南新安地处九朝古都洛阳畿辅之地，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为洛阳文物大县之一，也是全国文物先进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共复查和新登录的文物保护点就有989处，其中古遗址129处、古墓葬103处、古建筑547处、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重要史迹190处、石窟寺及石刻19处。特别是新安汉函谷关遗址、铁门镇高平寨遗址等3处已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村镇石板岭古寨墙、铁门镇吕氏故居等11处已申报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另有5处申报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省保单位铁门洞真观等都具有很大的保护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
二、文物保护现状
多年来，在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局指导支持下，新安县委、县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指导和督促，认真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基本做到了有序管理、有效保护。一是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有所加强。1984年成立了新安县文物管理所，隶属新安县文化局管理。2007年成立了新安县文物局，有力促进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二是文物保护网络已基本形成。近年来，文物保护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文物保护法》要求，聘请了136名业余保护员，实现了县、乡、村三级保护网络。三是重点抢修古建筑。新安县文物局严格按文物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按照“先抢修、后保护”的步骤，督促使用单位履行保养、维修，近年来抢救性维修了铁门镇洞真观山门、正村镇洛阳行署旧址、北冶镇韩钧故居等。五是配合城乡基本建设，抢救保护地下文物。近几年来，新安县文物行政部门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连霍高速公路、新奥燃气管道及站场等建设工程中，抢救性发掘古墓葬数座，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 三、问题介绍
历史文物损毁较严重，虽然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数量繁多的古代文物瑰宝，然而由于保护意识的淡薄，特别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新安田野文物资源破坏损毁的情况比较严重。 一是文物日渐衰败腐朽。一些古民居建筑饱经岁月沧桑和风雨侵蚀，在自然力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日渐衰败腐朽。一些古建筑、古民居无论从建筑规模到设计布局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及研究价值，数年来风吹雨淋，缺乏有效保护，墙体裂缝，建筑构件腐蚀、遗失。等等这些建筑现状令人扼腕叹息，急需抢救性维修。二是建设损毁触目惊心。近年来城乡扩建速度迅猛，新安一些重点建设项目，有的建设单位未能事先报请文物行政部门对地下文物调查、勘探，工程开工前没有依法向文物主管部门征询意见，有的建设工程甚至无视文物主管部门意见，强行开工，造成很多古民居、古遗迹、古墓葬被破坏。三是文物流失十分严重。新安县文物流失的情况也比较突出。一些珍贵的石刻文物被发现急需抢救性保护和征集入库，但因财政没有文物保护经费和文物征集经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文物遭受破坏和流失。
当前新安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没有真正落实。文物保护资金匮乏，一直是困扰文物工作、限制新安文物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许多具体措施就无法落实。1997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将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但是相关文件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新安文物保护缺乏相应的财政支持，文物保护单位普遍存在没有文物维修资金的问题。
四、保护设想
为了切实加大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促进新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应采取如下对策：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保护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应该是历史文物的传承者和守望者。文物法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文物法规，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大力宣传文物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使广大民众懂得历史文物不可再生的道理，在全社会提倡“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新风尚，促进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通知》指出少先队活动要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活动课。2013年颁布的《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少先队活动课要符合“因地制宜普遍开展”的要求。《江苏省少先队活动课程实施计划书》中也谈到：“各基层少先队组织要注重开发利用各类资源，体现校本特点、地方特色。”少先队活动课程校本化是以学生兴趣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学校和社区资源，通过师生主动、创造性的劳动，自主探索一部分富有本校特点的，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课程。
D校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如，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和我军通信事业和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王诤将军等。学校依托两位名人资源，结合少先队常规活动与学校特色，探索实施少先队校本化活动课程的有效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一、依托名人资源，创设少先队环境课程
校园环境是开展少先队活动的重要资源，其分为显性文化环境和隐性文化环境。显性文化包括外显的物质环境，而隐性文化更多地在于名人的内在精神。
1.利用显性文化环境，开发接触性课程教育
显性文化环境映照着整个学校的文化积淀水平和样式，显示着学校的整体精神风貌，是其他文化样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D校现建有彰显学校百年优秀文化传统的“赵翼像”“云崧廊”，体现时代风貌的“翼溪书苑”，展示王诤将军不平凡的一生及杰出贡献的“王诤陈列室”等显性物质环境。学校通过校园游览与介绍相结合的少先队活动课程实施形式，让学生在环境课程中了解身边的历史名人。
2.利用隐性文化资源，引领熏陶式课程教育
“道德教育如不关心隐性课程，期望得到满意效果是不可能的。”D校的名人精神景观，除已经命名的诗联廊、刻有赵翼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励志石外，还有墙面系列字画装饰等名人精神的外化环境。学校依据名人精神进行诗词创作、书法绘画、科技创作、作品展示、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领悟、传承名人精神，使精神活动课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依托名人资源，建设少先队网络教育课程
互联网在我国已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深入人们生活。上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在《少先队活动课程和载体研究与“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活动设计》中谈到少先队活动课程中要积极运用新媒体。依托名人资源，D校创建了名人专题网页，有“赵翼的故事”“赵翼的诗选”“新闻中心”“赵翼论坛”“翼溪小诗社”“翼溪书苑”等栏目。这些网络名人资源能让学生自发地、有选择性地感受名人内容所传授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学生在网络教师积极正确的评价与引导下，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观点、行为是否正确，同时也便于教师对学生真实想法的掌握与引导。
三、依托名人资源，挖掘少先队校本教育课程
2006年以来，D校广泛搜集、研读地方名人赵翼、王诤的家谱及其著作等史料，开发和编写了《走近赵翼》校本教材和《王诤故事》中队材料，实施现有校本教材与中队材料，除了对材料进行教学课时保障外，还需对教材进行二度开发，学校通过分层学习，让低年级学生在喜闻乐见、新鲜有趣的形式中学习课程内容。如，诵读赵翼浅显的诗歌让学生了解赵翼的童年生活，培养其关爱他人、热爱学习的品质。中高年级采用演讲、表演、辩论等形式，了解赵翼学习、为官的故事，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爱国爱民等思想。
四、依托名人资源，设立少先队系列活动课程
1.横向活动开发，建立多样化社团实践活动
学生认知与行为是在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渗透养成的，对学生而言，单纯地让其学或懂得知识的教育，不能真正实现认知的发展与行为的养成。D校依据现有的赵翼文化资源建立翼溪小诗社活动团体，聘请学校优秀教师、楹联学会专家担任辅导员，给学生讲授古诗、楹联知识；依据王诤电子科技馆这一名人资源，组建王诤少年科技营、车模、航模等俱乐部，培养学生勤动脑、勤动手等科技创新品质。
2.纵向主题设计，开设层次性校园主题活动
根据名人精神与学生认知，D校开设形式多层次的校园名人读书节活动。围绕“我做读书小明星”活动，低年级开设阅读与绘画活动，中年级开设阅读与写话活动，高年级在此基础上加入征文活动。创作展示活动中，学校少先队创设“翼溪绘画之星”“翼溪阅读之星”“翼溪创作之星”等，使低、中、高三年段学生都能参与同一主题不同层次要求的活动，体验系列读书活动的乐趣，实现展示自我、名人精神内化的过程。
3.常规主题保障，稳固特色化阶段主题活动
要使名人文化持久内化，少先队活动主题需不断持续。为保障学生对名人学习的长效性，每一位D校学生在中午都有午读时间，学生可以到清新雅致的“翼溪书苑”，选择自己喜欢的个性化名人读物进行阅读，低年级学生通过绘本阅读能了解历史名人的贡献，中年级学生通过故事阅读知晓家乡名人的奋斗历程和成长经历，高年级学生通过名人生活阅读体会名人奋斗的艰辛，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学校每年还开设常规主题活动，围绕王诤科技活动主题，一年级到六年级分别开展“科学小眼睛”“科学小问号”“科学小发现”“小小科学梦”“科学小能手”“我们爱科学”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层次同主题的活动。
4.动态活动创新，开展个性化中队主题活动
在教育与生活过程中，学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班级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为此少先队活动课程设置要依据时代主题和本班学生的认知与行为特点，开展个性化、班级化、具有时令性的少先队主题中队活动，深化名人精神，促进少先队活动课程校本化、班级化。如，根据学生生活和学习现状，结合赵翼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品格设计相关主题队会，通过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学习赵翼品质，改正不良言行，养成良好习惯。又如，依据王诤将军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毅力为主题开展班级中队活动，让学生明白坚持与毅力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在成功过程中需要努力与辛劳。
德育途径是实施德育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实现学校德育目标，落实德育内容的途径。D校少先队校本活动实践课程通过外在环境熏陶使少先队活动生活化，利用网络名人资源使少先队活动更加现代化，使用校本课程使少先队活动课程特色化，采用系列主题活动使少先队活动更具层次性与个性化。这些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使整个少先队活动课程具有校本化的同时也更具生命力与生长性，为健全学生个体的心理品质、开发心理潜能、培养学生积极优秀人格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人生奠定扎实基础。
（一）少子化的现状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等日本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1973年达到峰值2.14以后开始迅速下降，1974年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并持续下降。2005年日本总人口数为1亿2777万人，比2004年减少近两万人。人口数量首次呈现负增长。人口的减少加快了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并由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二）主要的少子化政策及其效果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日本政府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1994年12月，由厚生、文部、劳动和建设四省大臣一致同意制定了“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 1999年12月，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其内容与“天使计划”基本相同，只是在现已实现的目标基础上，又制定出新的目标，并加大力度。但是从日本少子化的状况来看，出生人口数由118万减少到112万，合计特殊出生率从1.34降低到1.29.由此可见，政府实施采取的少子化政策并未达到预想效果。
（三）少子化政策效果不显著的原因
针对日本少子化政策不显著的原因，日本国内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对女性的支援政策一直是争论的中心，特别是经济支援政策。但是对日本女性来说效果不大。笔者认为日本少子化最大的漏洞在于：政府以“花钱买孩子”作为政策的出发点。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无视了日本女性生育观改变的根本原因。生育观发生变化的原因是经济制约么、经济补偿能使女性回归传统的生育观么、现代女性究竟重视什么？接下来，笔者试对日本女性生育观念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解答上述问题，并指出经济支援政策不足以改善日本少子化现状。
二. 孩子的价值的变迁
（一）孩子是“神”的日本
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认为孩子是胜过万物的宝贝。万叶集中山上忆良的短歌就曾经写道“能胜过金子、银子、玉器的宝贝，也就非孩子莫属了”，民俗学中也流传着“七岁之前的孩子都是神灵”这样的话。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孩子既是宝贝是神明”这种思想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现如今孩子的存在不仅仅给父母带来积极的价值，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二）孩子的命由被赐予向生出来的转化
近代，孩子的命已经不是从前的“天的赐予”，更由人的妊娠、生产这种自然现象转化为一种人工现象。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用语，我们的就可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人工现象的普遍存在。生孩子的“生”不再使用「授かる，而是使用「つくる。例如：「そろそろ子どもをつくろか、「子どもを作りたいが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明显看出生孩子已经是一种主观选择了。为这种主观想少生孩子提供可性能性的，狭义的说，也就是医学技术的进步。过去医疗技术的不发达导致幼儿的存活率低下，“多死就多生”的思想便理所当然。但是，如今受益于发达的医疗保胎技术，日本幼儿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那么，既然存活率升高了，“少死就少生”的思想就开始流行了。
（三）孩子真的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么
对父母来说孩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有用性以及精神的有用性两个方面。说起经济的有用性，最直接的体现是老有所依。但是，对于现代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先进国，政府的福利即可代替儿女的赡养。由于抚养金制度的不断完善，靠多生子女来保障老后生活的方法已经不被认可了，那么作为经济回报的孩子的价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从精神的有用性来看，我们经常听到“孩子是夫妇之前的牵绊”这种说法，但是并不是孩子越多牵绊就越强，夫妻感情就越深。对于现代的女性来说，除了育儿之外依然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她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三. 日本的生育观念与母亲的思惑
（一）高学历化与女性的负担
对于想保持现有子女数不打算再次生育的母亲来说，其不再生育的理由因学历高低也有所不同。对学历低的夫妇来说，经济的负担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高学历的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渴望拥有育儿以外的时间，希望更多的充实自己。所以，时间上负担、培养孩子与更关心自己之间的纠结的心里负担成为了制约不再次生育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女性生育后都不愿意放弃工作，所以现代的母亲兼顾家庭和事业很困难。一个人担任两个角色，这种身体和心里的双重疲劳导致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
日本人口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初期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开始持续减少，当初每年高达200万余的出生人口数经过30多年的变化，变成了目前每年的110万人左右规模，降辐达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从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准的2.07*2，日本人口呈现高度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和不足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为数有限的发达富裕国家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关键和要诀。然而，少子化现象所造成的总体人口规模萎缩以及对家庭结构和地域的年龄构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对日本赖以发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冲击。本文拟就日本少子化现象对担负人力资源养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能从日本教育与人口发展的轨迹变化中，为当前正处于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人口转型的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参考、一面镜子。
一、就学人口持续减少的后果：升学率提高
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统计，在经济复苏到起飞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随着进入70年代经济全面发展时期，教育设施的逐步充实和完善，升学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达到36.8%*4。
但随着出生率长时期持续降低诱发的18岁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日益严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在1995年一跃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时间同一指标骤然上升9个百分点，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这一高水平的升学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进一步持续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英国的高升学率国家*6。
东京大学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岁人口有204万人，大学升学率36.8％，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万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岁人口减少至151万人，如依然维持36.8％的升学率，新生人数则仅有55万人左右，比1991年减少了18万人。而日本现在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数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18万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学的年度招生人数，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调整提高升学率，2000年将有90所大学不能招收到应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证73万的入学人数，则升学率必须提高到48％以上，以满足现存高校对基本生员的人数要求。
现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学率同样超过45%而教育体制又较接近的美国做参照，可以发现日本升学率急剧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力在于各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高水准的升学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大学80％都属于国立或公立，私立大学仅占20％，从学生处征收的学费对学校运营压力不明显；二是美国高等院校退学率极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退学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学费维持日常运营的私立院校在高校总数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可以说有没有学生就读直接关系着这些院校的生存与否。
二、“粥多僧少” 的选择：数量重于质量
截止2003年的统计，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学（相当于我国的专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职高专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过1.2亿左右，其教育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从1950年350所发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部分私立院校从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从52%上升到了75%；而国立院校则在当初70所基础上仅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从35%下滑变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从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说基本上变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学部分至始至终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达到了88%以上。对比上述两组反映日本近半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不难看出所谓高等院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就是私立院校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在扩张。
国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办学教学体制上客观地讲各有千秋，但私立学院主要以学费进行运营的特性注定了它对生员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二战后持续的“婴儿热”为学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潜在生源市场，相对紧缺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又为学校发展时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办学灵活的私立学校如鱼得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19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育计划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续的少子化趋势让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其规模也日渐减少，生源市场供给逐步变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发展壮大的教育市场对生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它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撑大的“胃口”，而日趋加剧的少子化现象无疑象一盏不熄灭的红灯让一路畅通的教育“飙车”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学中的私立院校是对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从132所增加到了414所，发展十分顺畅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却再也没有能够跨越出四百的台阶。在1999年蹒跚登上503所的顶峰之后，便开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减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类型院校尽管不如私立短大严重和明显，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压力冲击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避免关门打烊的寂寞结局，除极少数顶尖一流学校尚可以侈谈新生质量外，绝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选择“舍质取量”的招生方针，以拓展生源范围尽可能多地吸引年轻学子入学。
三、抢救生源的奚径：自由化+国际化
针对日益激化的生源紧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为了方便招揽学生，都在变通招生入学程序，在传统的考试招生制度之外，开辟了由学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荐入试”招生制度。在现有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通过这种自由化随意性较大的推荐审查方式而不是经由统一的升学考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分别已经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没有缓解，不容置疑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高。虽然这些以“改革”名义新出现的形式各异的升学方式和途径对于迄今单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宽放低升学尺度和门槛对于吸引考生保证生源的明显功利性效用，难免让人质疑其真正动机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钱买学位”、“通关系进大学”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的硬伤。
同时，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趋势的作用，日本政府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日国固有的封闭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学生总人数才从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费留学生部分仅从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净增不过7千余人，超过90%的增加全部来自私费留学生*9。
在日本国内不具备充分竞争力的相当数量的地方大学、特别是短大将着力点由国内学生转移到富有潜力的留学生身上，纷纷出台诸如减免学杂费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揽留学生来填缺补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地处北海道苫小牧的驹泽大学。该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学生中留学生约有200人，为了吸引亚洲留学生来校就学，驹泽大学不仅宣布对留学生将68万日元的年学费减免一半，还向其提供房费补贴。而且为了方便留学生入学，该校2001年5月下旬又专门制定新的入学日程，规定除4月春季入学外，同时实行9月秋季入学，以协调留学生因学制不同造成的时间上的困难*10。
日本少子化现象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经营，并且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身在其中的学习者。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1近年来对人口死因的调查显示，25～34岁人口的死因自杀高居第一，在15～24岁人口的死因中自杀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在大学适龄人口这一年龄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着某种无形的因果联系，在发出无声的强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众化趋势导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无论什么时代，教育所承担的“释道解惑”的责任却应该没有多少变化。为了吸收保证生源以维持学校经营发展，学校对学生像上帝、主顾一样的迁就娇宠、百般呵护，但却可能因此助长不学之风，销蚀大学生们本已脆弱的学习意欲，最终从根本上危及学校的生命力，让学校变成不学之校。
勿需赘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复日本人口和教育发展的轨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基础、提供充足的动力
参考资料：
注解：
1~2：日本统计局《平成12年国势调查》
3~4~5：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
6：日本《教育指標の国際比較》（2004年版）
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东京大学出版会）
8：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3年）
9：刘晓峰等主编《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导报》，2001年3月
11：日本总务省2003年《自治白书》
参考论文：
[1]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j].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日本人口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初期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开始持续减少，当初每年高达200万余的出生人口数经过30多年的变化，变成了目前每年的110万人左右规模，降辐达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从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准的2.07*2，日本人口呈现高度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和不足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为数有限的发达富裕国家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关键和要诀。然而，少子化现象所造成的总体人口规模萎缩以及对家庭结构和地域的年龄构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对日本赖以发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冲击。本文拟就日本少子化现象对担负人力资源养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能从日本教育与人口发展的轨迹变化中，为当前正处于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人口转型的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参考、一面镜子。
一、就学人口持续减少的后果：升学率提高
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统计，在经济复苏到起飞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随着进入70年代经济全面发展时期，教育设施的逐步充实和完善，升学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达到36.8%*4。
但随着出生率长时期持续降低诱发的18岁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日益严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在1995年一跃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时间同一指标骤然上升9个百分点，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这一高水平的升学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进一步持续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英国的高升学率国家*6。
东京大学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岁人口有204万人，大学升学率36.8％，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万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岁人口减少至151万人，如依然维持36.8％的升学率，新生人数则仅有55万人左右，比1991年减少了18万人。而日本现在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数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18万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学的年度招生人数，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调整提高升学率，2000年将有90所大学不能招收到应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证73万的入学人数，则升学率必须提高到48％以上，以满足现存高校对基本生员的人数要求。
现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学率同样超过45%而教育体制又较接近的美国做参照，可以发现日本升学率急剧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力在于各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高水准的升学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大学80％都属于国立或公立，私立大学仅占20％，从学生处征收的学费对学校运营压力不明显；二是美国高等院校退学率极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退学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学费维持日常运营的私立院校在高校总数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可以说有没有学生就读直接关系着这些院校的生存与否。
二、“粥多僧少” 的选择：数量重于质量
截止2003年的统计，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学（相当于我国的专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职高专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过1.2亿左右，其教育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从1950年350所发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部分私立院校从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从52%上升到了75%；而国立院校则在当初70所基础上仅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从35%下滑变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从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说基本上变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学部分至始至终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达到了88%以上。对比上述两组反映日本近半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不难看出所谓高等院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就是私立院校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在扩张。
国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办学教学体制上客观地讲各有千秋，但私立学院主要以学费进行运营的特性注定了它对生员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二战后持续的“婴儿热”为学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潜在生源市场，相对紧缺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又为学校发展时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办学灵活的私立学校如鱼得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19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育计划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续的少子化趋势让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其规模也日渐减少，生源市场供给逐步变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发展壮大的教育市场对生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它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撑大的“胃口”，而日趋加剧的少子化现象无疑象一盏不熄灭的红灯让一路畅通的教育“飙车”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学中的私立院校是对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从132所增加到了414所，发展十分顺畅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却再也没有能够跨越出四百的台阶。在1999年蹒跚登上503所的顶峰之后，便开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减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类型院校尽管不如私立短大严重和明显，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压力冲击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避免关门打烊的寂寞结局，除极少数顶尖一流学校尚可以侈谈新生质量外，绝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选择“舍质取量”的招生方针，以拓展生源范围尽可能多地吸引年轻学子入学。
三、抢救生源的奚径：自由化+国际化
针对日益激化的生源紧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为了方便招揽学生，都在变通招生入学程序，在传统的考试招生制度之外，开辟了由学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荐入试”招生制度。在现有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通过这种自由化随意性较大的推荐审查方式而不是经由统一的升学考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分别已经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没有缓解，不容置疑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高。虽然这些以“改革”名义新出现的形式各异的升学方式和途径对于迄今单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宽放低升学尺度和门槛对于吸引考生保证生源的明显功利性效用，难免让人质疑其真正动机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钱买学位”、“通关系进大学”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的硬伤。
同时，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趋势的作用，日本政府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日国固有的封闭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学生总人数才从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费留学生部分仅从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净增不过7千余人，超过90%的增加全部来自私费留学生*9。
在日本国内不具备充分竞争力的相当数量的地方大学、特别是短大将着力点由国内学生转移到富有潜力的留学生身上，纷纷出台诸如减免学杂费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揽留学生来填缺补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地处北海道苫小牧的驹泽大学。该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学生中留学生约有200人，为了吸引亚洲留学生来校就学，驹泽大学不仅宣布对留学生将68万日元的年学费减免一半，还向其提供房费补贴。而且为了方便留学生入学，该校2001年5月下旬又专门制定新的入学日程，规定除4月春季入学外，同时实行9月秋季入学，以协调留学生因学制不同造成的时间上的困难*10。
日本少子化现象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经营，并且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身在其中的学习者。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1近年来对人口死因的调查显示，25～34岁人口的死因自杀高居第一，在15～24岁人口的死因中自杀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在大学适龄人口这一年龄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着某种无形的因果联系，在发出无声的强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众化趋势导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无论什么时代，教育所承担的“释道解惑”的责任却应该没有多少变化。为了吸收保证生源以维持学校经营发展，学校对学生像上帝、主顾一样的迁就娇宠、百般呵护，但却可能因此助长不学之风，销蚀大学生们本已脆弱的学习意欲，最终从根本上危及学校的生命力，让学校变成不学之校。
勿需赘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复日本人口和教育发展的轨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基础、提供充足的动力
参考资料：
注解：
1~2：日本统计局《平成12年国势调查》
3~4~5：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
6：日本《教育指標の国際比較》（2004年版）
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东京大学出版会）
8：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3年）
9：刘晓峰等主编《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导报》，2001年3月
11：日本总务省2003年《自治白书》
参考论文：
[1]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J].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关键词：高龄化；日本；经济
一、日本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三、高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陈鸿斌.老龄化、低出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J].日本学刊，2003（3）
公共年金制对于保障日本国民退休后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日本少子高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出现了财政空洞、年金保险费负担和年金给付额的代际不公平等问题。虽然日本政府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未彻底解决年金制度的危机。分析少子高龄化背景下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一、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
（一）基本内容
日本的年金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起来的，分为 “公的年金（即公共年金）”和“私的年金”两个部分，其中前者是年金制度体系的主要部分，目前主要由两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居住在日本国内的20―60岁之间的所有国民需要强制性加入；第二层次由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组成，在公司工作的职员及蓝领加入厚生年金，保险费用由个人和公司平均分担；国家和地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则加入共济年金。
（二）主要特点
一是国民皆年金。包含自营业者和无业者在内，所有的国民都加入国民年金制度，年老后都可以领取基础年金。
二是社会保险式的财政方式。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加入者要首先缴纳保险费，老年后才能领取年金。也就是说，没有缴纳保险费的人不能领取年金，而且缴纳的时间越长，领取的年金越多，负担和给付的关系非常明确。
三是代际间抚养方式。目前日本公共年金制度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也就是在职人员缴纳保险费支撑老龄者养老金的代际间抚养模式。在职人员所缴纳的保险费并没有积累起来，而是用于支付当时的退休者的年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970年之后日本开始进入少子高龄化阶段。从1970年到1994年的24年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7%增长到14%。而到2009年，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2.7%，是世界上少子高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这种举世罕见的少子高龄化现象给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一）公共年金制度的财政空洞
一方面，由于高龄者的增多，领取公共年金的人数也不断增长。以国民年金为例，1990年领取人数为1100.1万人，2002年则为2122.2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从支付金额上看，2006年的公共年金支付额比2001年增长了151631亿日元。伴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剧，公共年金支付额也必然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缴纳公共年金保险费的人数没有较大的增长，因此作为公共年金制度重要财源的保险费收入（包含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三方面的收入）也就没有显著增加。从2001年到2006年6年间，公共年金保险费收入分别为264640、263555、254618、256525、263242、272435亿日元，没有大幅增长。
2002年国民年金财政赤字达到485亿日元，2003年则达到500亿日元，日本政府不得不动用公积金来填补亏空。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造成日本公共年金体系的崩溃，同时也会进一步加重国民对公共年金制度不信任的程度。
（二）年金保险与给付的代际不公平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一大特征是代际间抚养方式，即退休者的年金是来自在职劳动者所支付的保险费用，各年度退休人员领取的年金总额，等于本年度在职人员所支付的保险费用总额。因此，保险费率就取决于领取年金的高龄者人数和在职加入年金制度人数的比例。在这种方式下，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进展必然会产生代际差距。
据厚生劳动省2010年的测算，70岁的年龄组一生中需要缴纳厚生年金保险费900万日元，可以领取到的厚生年金为5600万日元，是缴纳额的6.5倍；45岁年龄组可以领取到自己缴纳的厚生年金保险费用2.7倍的年金；30岁以下的加入者仅能领取到自己缴纳额2.3倍的厚生年金。在国民年金方面，70岁的年龄组可以领取到自己缴纳保险费4.5倍的国民年金，而35岁以下的年龄组仅能领取到1.5倍。
（三）公共年金制度受到冷落
日本目前大约是2.8个在职人员支撑1个高龄者。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到2055年，这一比例将变为1.3∶1。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担心自己退休后能否领取到足以保障年老后生活的年金。因此，虽然公共年金制度的加入具有强制性，但年轻一代中拒绝加入公共年金制度的比例逐年上升，公共年金保险费缴纳率日益降低。截止到2009年，国民年金的缴费率已经连续4年大幅下降，2009年末仅为59.98%，首次跌破应缴费率60%大关。
三、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
（一）以往的改革措施
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年金保险费收入和年金支付额的平衡，多次进行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例如1994年规定到2013年为止，把老龄厚生年金的定额部分的支付初始年龄逐步由60岁提高到65岁。而2000年又规定从2013年到2025年，把老龄厚生年金的报酬比例部分的支付初始年龄逐步由60岁提高到65岁。同时，把保险费的征收对象扩大到包含奖金在内的总劳动报酬，征收13.58%的保险费，以扩大财源。
为了弥补年金的财政空洞，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由1/3提高到1/2，并根据设定的保险费率调整支付额，引入考虑了劳动者人数减少和寿命延长的宏观经济调整率指标变动体系。即年金调整率=工资(物价)变动率－宏观经济调整率（被保险者减少率＋平均寿命增长率）。如果物价水平上升，则利用宏观经济变动指标调整年金变动率（物价变动率－0.9%×宏观经济变动）；如果物价变动不大或物价下降，则只根据物价变动调整年金率。
为了实现公共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几年不断加快年金制度改革的步伐，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例如2007年开始，对推迟领取老龄厚生年金者实行奖励制度，申请65岁以后再领的，可以享受增额奖励政策，增额率为“推迟支给的月数×0.7%”，最大为42%。
（二）未来的改革方向
日本政府通过上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公共年金制度的财政危机。例如，根据改革前的预算，到2020年以前厚生年金将一直处于收支赤字状态，而改革后，到2010年将会出现盈余，这种状态一直可以持续到2050年。但这些改革措施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年金制度的问题，例如对负担和给付的代际不公平问题，目前为止一直侧重于减少年金支付额。但是对于高龄者来说，年金是支持老后生活的重要保障，减少年金支付金额，会对高龄者的生活水准带来消极影响。另外，2004年改革中把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由1/3提高到1/2，这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对国家财政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少子高龄化的背景下，要彻底解决公共年金制度的财政危机和代际不公问题，就必须考虑由现支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变。如上所述，目前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基于代际互助的理念，采取现收现付制，保险费率取决于领取年金的高龄者人数和在职加入年金制度人数的比例。这种制度在少子高龄化的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年金给付金额的代际差距。
积累制是和现收现付制相对的方式，退休者所领取的年金，来自自己过去工作时（过去的加入期间）缴纳的保险费用的积累。老年后所领取到的年金额等于自己过去工作时所缴纳的保险费用的本金和利息之和。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口发生变动，年金的给付额也不会产生代际差距。在消除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代际差距的同时，还将年金保险费负担和年金给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年金保险费缴纳的积极性。当然，积累制也有易受通货膨胀影响等弊端，还需要深入讨论。
公共年金制度作为支撑老年人退休后生活的重要保障，与国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伴随少子高龄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构造的不断变化，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也必须不断探索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参考文献：
①邱红. 日本人口少子化与养老金制度改革[J]．《人口学刊》，2006（6）：30―33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已下降到1.18，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在我国目前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为2.1左右（理论值是2，加上0.1是考虑死亡风险）。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为2.1，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性别比例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其中15岁以下多出1800万。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国人的婚恋将出现问题。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山西翼城已有试验表明，只要允许生二胎，性别比例就会保持正常。
造成数百万的“计生黑户”
本来，每个公民出生，公安部门都应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没有“准生证”，交罚款后才能为新生儿报上户口。这使得“黑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报不上户口。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么多没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打折扣。
“失独”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然而，目前已经日趋严重的“失独”家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一胎化”生育政策，为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可他们人到中年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家庭残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这些“失独”群体已经或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残酷的现实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断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讨生计，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失独父母面临的残酷现实，政府要推行“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怎么能不考虑呢？
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和少子老龄化速度。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更加快了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对人口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其一，导致少儿人口迅速减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又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2050年将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趋势。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同一预测，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我国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
“第三代”独生子女养12个老人
27岁的尹维4年前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外企，4年来基本月薪从7000元直升到现在的近2万。在本科就读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学校，尹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为金钱而奋斗”。但是尹维自己最近却一脸苦涩：相恋5年的女朋友怀孕了。“从各方面来讲，我都应该和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何况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也很稳定了，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尹维的恐惧来自下面的一笔帐：“我妈已经下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我要是成了人结了婚就应该把爸妈都接到北京来住，不然我在家乡是要被人骂的，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女朋友当公务员，收入一般，也就能养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爸妈早就表态了，要和我们一起住。我本来是想就买两套房子好了。但是两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还是得靠我。我现在有20多万的存款，在北京买房也就能付个首付。以后要养老婆、养房子、养车、养4个老人、还要养个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级也没什么闲钱了。”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1/5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一个主要因素。清华大学陈丙珍教授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突出。据预测，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如果从“421”家庭结构来看，算出来的负担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个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独生子女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难”。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独生子女曾经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呼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负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必然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一，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则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萎缩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已使这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费用将更加不堪负担。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
脆弱的独生
林莹的观察得到了专家研究的佐证。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吴世煌教授说，目前在一些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甚至溺爱。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他们难以客观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上，往往表现得过于敏感或处理不当。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对6个省市、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调查显示，人际沟通不良、关系敏感者达31%。
林莹看着自己的学生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走上社会会怎么样，我的同学里已经有因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单个看都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就是没法和别人合作，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显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大规模步入社会，目前我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已经超过1亿。“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已经悄悄露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曾经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和“独生子女症”导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关系。
一.老龄化对日本社会造成的影响
当今的日本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现象，日本面临退休的老人与日俱增。老人退休后就要领取大量的养老金，不仅如此，一旦老人过多，政府就要创设更多的养老院，养老设备与设施，老年人的体育与文化活动场所，还要建设健全的退休老人医疗保险制度，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给日本政府带来重大的经济负担。于是日本政府不得不与社会上的有关机构与企业单位合作，为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安排一些较为轻松的差事，一方面这样可以克服由少子化而带来的社会人手安排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给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还使他们能在退休之后，依然可以与社会亲密接触，从而丰富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不至于使他们感到太孤单与寂寞。社区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公益或者志愿者活动，以此来使那些退休后比较清闲的老人能通过社区活动的平台来结识晚年的朋友，以安详地度过他们的晚年生活。有的企业对一些原本在公司表现出色的退休员工进行返聘，鼓励他们在公司将他们的工作经验与经历，或者是在工作上与商务谈判上的技巧传授给年轻一代的员工，以此来实现老年人晚年的人生价值，也是他们即便在退休后依然经济充裕，不担心日常的生活开销。无论你是政府，社区还是企业都在为日本老龄化现象而不断地奋斗，他们通过使老年人在晚年依然可以接触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自给自足而想尽办法，这样一来政府的经济负担也会有相应的减轻，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会丰富多彩。
老龄化除了会给日本政府带来财政上巨大的包袱，他们还会对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有深刻的影响。如果大部分老年人能够安详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精彩地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种鼓励，使得人们能够对社会与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从而更加自信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者学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社会价值而不断努力。然而，如果社会上的媒体不断地报道有许多老年人被社会所遗弃，他们孤苦伶仃，晚景凄惨，无人问津，甚至有的老人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有的老人饱受亲人的冷淡，甚至有的老人因为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彻底丧失信心而选择自杀，这样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将会使年轻人恐慌自己的未来，对社会与亲人也会失去信任感，对人生就会产生消极态度，不会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会导致整个社会走上堕落的不堪道路。所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始终会影响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改变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与人生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老年人在退休后有许多空闲的时间，他们便会开始关心日本的政治走向。老年人凭借着他们一辈子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对人世间与众不同的的看法，往往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思考问题，所以他们将会成为日本的政治与政府的抉择与法案的颁布进行自己的评论与批评，他们将会对日本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作用。
二.日本政府应对老龄化现象的措施
（1）鼓励退休老人再就业
当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之时，日本政府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退休养老金与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不仅如此，为了能使老年人老有所乐，在晚年依旧可以与社会接触，与人很好地沟通交流，日本政府鼓励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不要一直闷在家中，而是到社会上从事再就业的活动。为了这个目的，日本政府与社会上的企业单位与一些私人的经营业主联系合作，让他们尽可能地雇佣更多的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进行较为轻松的工作，使这些老人即使在自己的晚年依旧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为社会做出贡献，用他们丰富的人生与工作经验，以及他们工作多年所掌握的的技术与技能知识可以在他们晚年依旧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为了能使更多的企业接纳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去就业，日本政府对那些容纳老年人就业的企业单位给予丰厚的奖金鼓励，只要企业单位接纳的老年人员工越多，政府的相应补贴金额就越高，这样的政策无疑使很多社会上的企业单位都纷纷愿意让老年人去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为了能够有更好地推进老年人就业市场，还特地建设了专门为老年人安排就业的职业介绍机构，通过设立这样的中介机构来使老年人能够更方便、快捷地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日本政府不仅采取了相应的鼓励政策来促进退休老人的就业问题，还颁布了法令，要求社会上的企业单位必须接纳一定数量的退休老人去工作就职。有的老人在退休后不再愿意从事长时间的工作，所以职业介绍机构能为他们介绍一些兼职或者短工来满足退休老人的需求。
（2）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
由于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日益严峻，日本退休的老人越来越多，要是这些老人们能够安享晚年，社会就必须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所以必须对民众进行相应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教育，日本的幼儿园就已经开始读孩子灌输尊老敬老的思想了，并且还组织孩子们去一些养老机构从事一些简单的志愿者活动，从而实际锻炼他们的敬老尊老意识。为了给退休的老人更多的便利，社会上还设立十分多的老年文化交流中心来充实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在晚年结交更多的朋友，保持着广阔的社交人际圈，以免他们感到孤单。为了能够营造出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日本政府规定在公共场合必须设立老年人的专座，而一些公共场所对老年人也是免受门票费的。日本政府引领了整个社会养成尊来敬老的良好风气与氛围。
[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4-0002-01
1 引言
为了解当下村民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态度及安排情况，对安徽省桐城市陶冲村的村民进行抽样调查。陶冲村始建于一九五四年，位于青草镇北端，距青草镇区10公里，距桐城市区23公里，总人口4368人，村民组40个，1152户。 2013年我村农民人均收入达13234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万元。本次在陶冲村的实地调研，发放问卷100份，有效问卷82份。被调年龄分布在23―69岁之间，主要针对农村村民养老计划情况做出调查，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涉及基本情况问询，对子女的依赖度，对养老是否有安排，计划的养老方式及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几个方面。
2 问卷分析
2.1 老年生活担忧情况
中青年人对老年生活是否感到担忧，对其当下的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调查发现：30―40岁中青年人对老年生活担忧度低，基本为不担忧。45―62岁的中老年人表示出对老年生活的高度担忧；其中17.02%的男性被调表示对老年生活感到担忧，对于女性，这一数字上升到38.23%。女性对老年生活的期待值明显低于男性被调，这与农村女性经济收入低且不稳定，对男性有相当程度依赖性有重大关系。另外，子女个数的多少也直接影响到对老年生活的担忧情况。子女个数在3―4个的被调明确表示对老年生活不感到担忧，2个的被调表示有点担心，0-1个的被调则表示很担心。这是由于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子女是老年生活的重要保障的事实在农村地区并未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收入来源不同，对被调老年生活的担忧情况的影响也不同。在这三类人的养老计划安排上则呈相反的变化，务农村民对老年生活没有计划安排，务工和个体工商户则有一些计划和安排，其中，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村民对自己的老年生活的安排度最高。（图1），这主要由于务工与个体工商户的经济实力比务农村民强，思想观念上更加先进，具有较强的自我保障意识。
2.2 养老安排情况
82位被调只有26位被调表示对自己的养老做出计划和安排，占比为31.7%。这26人中，46%的养老安排是进行储蓄，12%要购买商业养老保险，15%的被调表示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23%表示计划居家养老，4%的被调表示打算进养老院养老。大部分的村民对自己的养老没有做出任何除子女之外的安排，31.3%有安排的被调中，储蓄和居家养老是主要选择。入住养老院的很少，这主要由于农村养老院建设落后，还有农民安土重迁，致使不想入住养老院养老。
2.3 未来养老方式选择情况
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35%的被调选择家庭养老，家庭养老在农村仍旧是主要选择，23%的被调选择储蓄养老，表明农村养老模式的转变，24%的被调选择多种养老模式相结合。（图2），而被调养老计划于自身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5%的被调的养老计划是储蓄时，则对应超过15%的被调会选择储蓄养老。24%会选择两种相结合的养老方式。48%的人认为养老靠子女是可行的，41%的人人认为靠子女养老不行，11%被调认为养老靠子女不一定行。由此可见，“养儿防老，天经地义”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
3 发现
或谓清谈（清谈：魏晋时，承袭东汉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