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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以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一系列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的升级、清洁能源的应用等手段和措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低碳经济最初是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中，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后被各国逐渐重视和采纳。
(二)宏观调控法的概念
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宏观调控关系所有法律规范的统称。其主要反馈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包括了财税法、计划法、金融法三个方面;其调整对象的地位一般是不平等的，其一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的时候也有相互合作的关系。
(三)低碳经济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是在减少碳排放量，优先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保护我们共同居住家园的目标。在其实行的初期，由于经验和技术的局限，有的甚至由于利益的问题会导致出现阻力，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稳定、长期的手段和措施加以保护，宏观调控法就是保障低碳经济模式实现的有力措施之一。首先，宏观调控法，对低碳经济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法的指引作用包含了确定性指引和不确定性指引，宏观调控法对低碳经济的实现也有着指引作用。其通过规定低碳经济实现应该具备的模式和条件，指引经济发展，引导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目标迈进。其次，宏观调控法，对低碳经济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保障实施作用。宏观调控法，通过规定适合低碳经济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通过规定必须做的事项，规范未达到甚至破坏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保证宏观调控法中低碳经济相关规定的实现。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宏观调控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亟待解决，接下来将分析低碳经济视角下，宏观调控法主要存在的问题:首先，现行的宏观调控法对于低碳经济实现的激励和支持力度较小，不能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只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现行的税收制度，虽然有对于低碳经济的优惠政策，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激励需求。其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适用范围小，并且比较分散，对于低碳经济实现的激励效果不明显。比如说消费税中与环境有关的课税税种只有、个，与低碳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和税目就更少，不能起到对低碳经济的激励和扶持作用。其次，现行的宏观调控法对于低碳经济的规定可操作性较低，缺乏强制性规定，导致违法成本较低，对企业的约束力度不够。现行的立法虽然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有的甚至在法律出台的时间方面早于国际水平，但是这些的规定大多数限于原则性要求，实际的执行性和操作性较弱，对企业的强制和约束不够。第一，节能减排方面的法律规定，其规定多限于节能方面的规定，而对于减排的具体数目就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比如说对于温室气体的具体排放量就没有进行规定，导致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降低。第二，关于节能减排、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约定的违法成本较低，未能有效的打击破坏环境的行为，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最后，缺乏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制度性规定。比如说对于碳税制度，这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趋势和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还有关于碳金融制度、碳交易制度等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涉及，但是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到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实施，并且成为阻止我们进行交易的贸易壁垒。
碳创意,演绎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型场馆向来是耗能大户,怎可能零排放?落户世博园区的中国第一座零碳建筑――上海世博伦敦零碳馆给出生动回答。这里,太阳能、风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黄浦江水将变身“天然空调”;剩饭剩菜也可以用于发电……全世界各行业最新节能减排技术汇聚,零碳馆由可再生能源完全支撑运营,举世无双。
碳计算,展现精益求精的严谨。消耗一张A4纸,会产生12.67克的碳排放;消耗一瓶600毫升饮用水,碳排放为101.3克;运输工具消耗一升汽油,碳排放高达4.8千克;厨房消耗1立方米天然气,碳排放也高达3.12千克。提倡绿色出行,提倡绿色生活方式,将我们的消耗做一做碳计算,进行碳补偿,实现碳中和,低碳理念才能深入人心。
碳足迹,体现在认真务实的行动。比如,世博会参观者可以使用手机或者网上的“绿色出行碳计算器”计算自己参观世博过程中的碳排放,或者直接在网上购买“碳指标”;也可购买“含碳指标绿色出行交通卡”及其它“含碳指标世博纪念品”;还能直接参与种树等降碳活动,直接或间接地降低自己的碳足迹。
将低碳从概念到经济体制内涵,中国的行动也快马加鞭。在北京的八达岭,一个碳汇林林场已经成形。林业碳汇是通过实施造林和森林经营管理、植被恢复等活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从而起到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比起少开车、少开空调,购买碳汇林的主意,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与其它减排手段相比,林业碳汇措施因其低成本、多效益、易操作,成为减缓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
为开好这次会议，市政府精心筹备，晓明市长亲自牵头协调，洪水市长靠前指挥，分管市领导务实推进，各项工作做得很充分、很到位。刚才，市低碳办总结汇报了2015年工作情况，洪水市长就2016年重点工作作了部署，5家单位汇报了低碳示范项目推进计划，7个辖市区和市10个重点部门递交了责任状，会议开出了新动力，开出了好效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咬定生态不放松”，在坚守与创新中探索低碳发展的“镇江道路”，2014年底视察时评价“卓有成效，走在了全国前列”，希望“继续努力，保护好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全国作出更大贡献”。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和谆谆嘱托，让全市上下深受鼓舞、倍感振奋。2015年，我们按照“强基础、抓示范、明路径、争政策、造氛围、优考核”的工作思路，以“三个率先”为目标，以“四碳”创新为关键，以“九大行动”为抓手，扎实抓好规划引领、目标约束、行动减碳、平台支撑、机制保障等各个环节，拿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低碳城市“镇江模式”走在全国前列、走上国际舞台，极大地提升了镇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事实再次证明，一切在于干！新的一年，只要我们按照今天的会议部署迅速有力地干，按照既定的推进计划扎实高效地干，按照递交的目标责任状创新务实地干，就一定能干出低碳城市建设的更多精彩。下面，我从工作推进的角度，讲四点意见：
一、全局性的大事必须放在战略位置来推进
低碳城市建设是涉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大事和实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摆上重要战略位置，以科学理念和系统思维来认识、谋划和推进。
1．要从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出发，认识低碳城市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每一个发展理念都指向现实的发展问题，其中对“绿色发展”，作了反复强调。1月5日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明确要求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总书记再次作出深刻阐释，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绿色发展之要义，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这些重要观点突出强调绿色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要从增创特色优势出发，谋划低碳城市建设。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打“生态牌”“绿色牌”，省委、省政府近期将召开的第一个全局性重要会议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大会。镇江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区、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和全省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市，更要立足“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优势所依、潜力所在”，更高层次谋划低碳城市建设，优化顶层设计和战略路径，推动绿色成为镇江发展的鲜明底色，推动“生态领先”成为镇江最重要的特色竞争力。
3．要从抓实“六个年”出发，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对今年工作作出了“六个年”的部署，每个年都与低碳城市建设相关联。比如“创新转型提速年”中的产业中高端发展，“产业项目突破年”中的提高项目质量和园区集聚功能，“生态镇江提升年”中的加快工业绿色转型步伐、加强清洁能源推广应用，“改革开放深化年”中的完善生态云运行机制、深入推进“四碳”创新，“民生保障强化年”中的重点民生项目包含了低碳项目，“治理体系完善年”中突出环境保护等三个重点加强地方立法，等等。全市各级要把低碳城市建设作为“硬抓手”来把握，作为“硬指标”来落实，作为“硬任务”来推进，努力干成“六个年”中最出彩的一项工作。
二、奋进性的目标需要全力作为去实现
2012年11月低碳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伊始，市委、市政府就确立了“2020年在全国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总目标，这比全国平均水平提前了整整10年，充分体现了“奋进”的要求。目标鼓舞人，实现非易事。全市各级要自觉担当作为、全力以赴去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变成现实。
1．细化“目标表”。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在排定2016年任务基础上，结合细化完善“十三五”规划，结合市委全会提出的“力争率先创成全国低碳示范城市”目标，围绕2020年这一节点倒排序时，逐年明确阶段性目标，统筹谋划针对性、实效性强的具体任务，科学制定碳排放阙值、单位能耗、能源结构、空气质量、绿化水平等年度指标，因地制宜推出一批示范性强、带动面广、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确保低碳城市建设稳扎稳打、有力有效、久久为功，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2．织密“责任网”。责任状就是军令状。7个辖市区以及市各重点部门要按照“往下落一个层次”的要求，进一步把责任分解落实到位，确保说了算、定了干、干则成。坚持“项目化推进、清单式落实”，对低碳“九大行动”、低碳建设示范工程等任务，要把责任落实放在首位，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斜向到角的责任网络，确保各项工作有人管、有人干，每个目标能落地、能兑现。
3．用好“指挥棒”。目标能否完成到位、责任能否履行到位，考核是重要的指挥棒。市低碳办要牵头建立强有力的督查跟进、调度协调和考核奖惩机制，联合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督查室和市政府督查室，跟踪了解情况，督查建设进度，推动低碳城市建设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严格兑现奖惩，对因主观原因没有完成目标的单位和责任人严肃问责追究，以此倒逼责任落实和工作落地。
三、探索性的举措一定要抓在实处创经验
试点工作的一大特征，就是探索性开创性很强，没有现成模式可照着套，没有现成经验可拿着用，没有现成路子可跟着走。在低碳城市建设上，我们必须勇于先行先试、善于创新探索，深入推进低碳试点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为全国发展探路”中形成更多镇江特色和镇江经验。重点深化“三大创新”：
1．深化“四碳”创新。在已有基础上，以“生态云”为核心，更大力度抓好资源整合，着力提升数据分析比对、综合研判和实践转化能力；以碳排放达峰路径探索、碳评估导向效能提升、碳考核指挥棒作用发挥、碳资产管理成效增强为重点，深入推进产业碳转型、项目碳评估、区域碳考核、企业碳管理，进一步打造我市低碳建设的突出亮点和优势品牌。要针对我市产业结构偏重、化石能源消耗占比较高的现状，发挥“四碳”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引领推动作用，一方面，对照国家考核和碳配额发放时间表，着力做强先进制造业、做大现代服务业、做精生态农业，加快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集约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夯实低碳试点的产业根基。另一方面，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统筹抓好工业节能减排、园区循环化改造、大气污染防治、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增加森林碳汇等重点任务，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低碳能源体系，确保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下降双控”的目标。
2．深化制度创新。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更多从体制机制上深处着力。一是全面落实并刚性执行主体功能区制度，以此为“龙头”优化全市生产力布局和城镇体系，推动全市各级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理念，有效遏制无序开发、重复分散、浪费资源等问题，加快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二是坚持以市场化机制推进低碳建设，包括推动碳排放权交易、设立低碳发展基金、发展低碳“互联网+”、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积极争取各类支持来实现，以低碳发展保护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三是积极稳妥探索低碳发展地方立法，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碳排放管理，通过立法引领和执法规范双管齐下，更好地保障低碳城市建设在法治化轨道上行稳致远。
3．深化模式创新。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找准抓手，深入落实低碳“九大行动”，创新项目化推进的方式方法，尤其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生活等行动，必须扎扎实实抓到位，确保成果可观可感、可评可考，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更加注重典型引路，在全力打造生态新城重大亮点，加快推进“零碳岛”、官塘低碳新城等示范项目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新能源、新技术应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智慧城市建设等，积极谋划推进一批碳减排潜力大、投资强度高、带动效益好的典型样板工程，以点带面放大示范效应、促进整体提升。更加注重开放合作，拓展中美气候峰会、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成果，在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领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创造性地吸收借鉴国外的好做法、好经验，因地制宜转化成低碳建设的新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抓“三大创新”，一定要把出发点放在“有用”上、落脚点放在“实效”上，真正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中充分发挥“低碳效益”，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地促进“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促进更高水平生态领先特色发展。
四、系统性的工作务必协调联动同心干
低碳城市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全市各个层级、各个条线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形成联动，构建“一条心抓推进、一盘棋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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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F299.2;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8-0053-02
一、世界遗产背景介绍
1.概念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2.四川省世界遗产
四川旅游资源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据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截止2010年8月1日，中国已有40处狭义世界遗产，74处广义世界遗产。归属四川省域的就有5处狭义世界遗产，1处广义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双重遗产“峨眉山―乐山”；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四川省丹巴县、理县、茂县的“藏、羌碉楼与村寨”也已录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9.6数据）。
二、低碳经济简介
2009年12月7日到18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毫无疑问，这次大会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次会议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
低碳经济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一般情况下低碳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产业转型、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降低能源消耗，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三、世界遗产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
1.发展低碳经济能够保护世界遗产地区环境，防止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可能对其的影响与破坏。
2.发展低碳经济能够提高世界遗产地区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益，有助于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3.发展低碳经济顺应国际形势，是积极承担国际环保责任的表现。
四、以低碳产业体系分析世界遗产地区低碳经济发展
1.世界遗产地区畜牧业
当代中国人继承了中国人既有的“和”的概念，讲究天、地、人合一，讲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现代城市中久居的中国人对自然有着很深刻的向往，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世界遗产地区可以开发畜牧旅游业，增加畜牧业本身的附加值。
2.世界遗产地区旅游住宿业
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建筑房地产相关能耗(包括建筑能耗、生活能耗、采暖空调能耗等)已达到社会总能耗的46.7%[1]。同时，由于房地产业的相关产业极其广泛，发展低碳房地产的同时能够带动一系列的相关产业进行低碳升级，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可见房地产业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世界遗产地区发展低碳建筑势在必行。
五、对世界遗产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建议
1.国家政府急需健全双遗产地区的低碳法律制度
对于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的建立问题，以公民碳排放权为法理基础概念并以此理念设计中国与发展低碳经济有关的国内碳交易制度和碳税制度是当前的主要观点。其中的公民基础碳排放权是以整个自然界碳排放可以承受的总量除以世界人口数，得到的一个个人允许的基础碳排放值。但是由于实际操作的约束性，我国低碳经济的制度设计以及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还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归纳出一套由中国特色的方案。
针对世界遗产地区，更需要健全法律法规通过以下功能来达成节能减排、抑制温室效应、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1)威慑功能，主要针对想要违背“低碳”理念谋求个人利益者。
(2)惩罚功能，是针对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者，让触犯了的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惩罚。
(3)救助抚慰功能，是针对因为违法者的违法行为而深受其害的人。
(4)教育功能，针对所有公民，既包括违法分子，又包括其他人。
(5)美化功能，一旦以上功能发挥了其应发挥的作用，人类的生存环境无疑会越来越美丽，此所谓美化。
2.世界遗产地区景区管理创建“低碳景区”
峨眉山景区于12年前已实行统一乘坐旅游交通大巴的方式。景区还在酒店和农民旅店饭店大力推行节能措施。多年来，峨眉山的森林覆盖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
目前，九寨沟景区已编制完成了《智慧九寨专项规划》，并将在此基础上编制中国首个《低碳旅游发展专项规划》，力图通过规划摸清低碳家底，打造低碳产品，完善低碳设施，优化低碳服务和塑造低碳品牌。
世界遗产地区可以景区管理可以此二者为典范，以加强景区管理，走上真正的低碳经济之路。
[1] 刘水良，吴吉林，尹华光.我国世界遗产管理危机与对策研究[J].资源环境与发展,2010年01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学生对自然环境的问题越来越深感兴趣。而我们在英语教材有关章节的阅读课程中，涉及到了环境保护这一概念，使得本来很有限的课程资源，延伸到了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中，这种“环保”问题情境的创设，实际上是英语课程与地理课程的有效整合。
一、学科整合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
《英语课程标准》的课程观强调，在教学设计上要注意合理渗透新课程理念，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整体性，体现篇章教学的特点，力争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从学生熟悉的的知识入手，创建一个个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现课程精神，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我们把英语课堂教学延伸到“环境保护”的科学领域中，实现了跨学科知识的整合，提高了学生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以环保作为学科整合的切入点，不但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让环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体现了新教学理念中“学中用、用中学，为用而学”的新课程精神，促进了学生英语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提高，真正符合了新课程的教育理念。“环保”问题情境的创设，实际上是英语课程与地理课程的有效整合。在英语学习中，老师让学生列举出一些污染源，学生们指出了诸如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等，实际上让学生复习到了地理课程中“环境与污染”的内容。这种跨学科的授课方式，不但培养了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的参政议政意识，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多元文化知识的培养。在问题的讨论中学生能以主人翁的身份出现，提出种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使德育慢慢地渗透到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二、树立环保意识是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
美国影片《home》(家园)介绍了经过四十亿年的漫长演变，地球变成了一个物种繁多、资源丰富、奇特美丽的蓝色星球。然而自人类出现以来，我们只用了二十万年的时间，便将地球的宝贵资源消耗殆尽，珍稀物种灭绝，原始资源奇缺，污染日益严重，从澳洲海底的大堡礁到非洲肯尼亚高原的乞力马扎罗山，从亚玛逊热带雨林到戈壁沙漠，从美国德萨斯州连绵不断的棉花田到中国上海、深圳的工业城镇……影片以上帝的俯瞰视角向世人展现了地球的绝美以及日趋危急的现状。人类的节制、智慧、共享是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高碳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它在让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也伤害到了地球的环境。只有当企业、工厂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问题的制造者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气候问题。城市在碳减排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城市的居民是碳的主要消费者，应该充当碳减排的主要行动者。真正的核心在于找到一种清洁的能源作为交通动力，把低碳经济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此，作为英语教师，应根据英语学科的特点，联系生活具体实际，不仅在课堂上讲，更得在课外活动中不断渗透，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寓环保教育于英语课程活动之中。将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有效地延伸到英语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看中感悟、在玩中学、学中找到乐趣，把英语知识用于实践，既增强了学英语的兴趣，又培养了环保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有效地利用课外活动能促进学生环保教育意识的形成。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着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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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
中图分类号：S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054-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16
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化石燃料的过度燃烧，温室气体不断的在地球大气中积累，导致陆地地表和海洋大气的气温持续上升[1]，温室效应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2]。因此，降低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是解决温室效应的主要途径。
森林作为陆地生物圈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维持着约占全球86%以上的植被碳库，同时也维持着巨大的约占全球73%的土壤碳库[3]。土壤每年呼吸释放到大气中的CO2是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的10倍以上[4]。土壤有机碳库的轻微变化足以对大气中的CO2造成极大的影响，进而通过温室效应影响全球气候变化[5]。所以有必要对土壤有机碳储量和分布特征进行详细研究。与此同时，为更好地理解森林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为提高该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提供数据支持，还需要研究森林植被碳储量及其分布情况。
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储量的分布形态可以理解为是在某种规定的尺度中离散的分布。这种分布上或结构上的离散性是森林资源规模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也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规模分布形态的方向之一[6-9]。笔者利用分形理论和Zipf定律对江西省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储量的规模分布及其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空间分布格局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林业部门制定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方案提供了新理念。
1 分形理论与Zipf定律介绍
1.1 分形理论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是现代非线性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数学工具和手段。1967年，Mandelbrot首次创造性地阐述了分形理论，它可以定量表达自然界中传统欧式几何学不能描述的复杂而有规则的几何现象，揭示非线性系统中有序和无序的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问题，为人们认识和分析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经过众多研究者的修正，分形得以有了较为全面而恰当的定义[10-13]。而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则是描述分形的重要参数，能够反映分形的基本特征，用数学模型表述为：
N（r）～r-D （1）
模型中，r为尺度；N（r）为被量度客体的数目；D为分形维数。分形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地质学、计算机图形学、材料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成为当今国际上许多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14]。目前，分形理论在林业科学中的应用主要有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分形特征研究、森林气候时空分布的分形特征研究、森林火灾的分形模拟、森林植被空间格局的分形研究、树木结构特征的分形模拟、木材构造及其生理特征分形研究、植物形态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分形模拟以及林业遥感图像的纹理分析等方面[9，10]。
1.2 Zipf定律
在认识自然资源数量的分布形态及其表现实质时，Zipf定律给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思考的途径和一类精巧的模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吉弗于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与最小努力原则》一书全面阐述了Zipf定律的内容。该定律针对空间地域分布中的非连续现象（即离散分布现象），从诸如等级-大小或秩位-规模等的关系中揭示出了一条值得重视的结论[15]。Zipf定律可以用数学模型表述为：
lnP（k）=-qlnk+lnP1 （2）
模型中，k为某个体在系统中的等级，即位序；P（k）为等级k的个体规模；P1为等级首位的规模；q为参数（Zipf维数），且q×D=R2[6，15]，R2为拟合出的式（2）的决定系数。Zipf维数具有明确的分维意义，揭示了等级-大小等关系的分形结构特征。目前，Zipf定律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城市、经济、生态、海洋、旅游等许多领域。杨国良等[16]用zipf定律对四川省入境旅游流规模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zipf定律、差异度、均衡度指标均可作为旅游流规模结构分析的有效手段或工具。谈明洪等[15]对Zipf维数和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值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zipf定律在林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较少，刘羿等[6]用zipf定律对全国森林资源规模分布情况的研究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
以江西省为研究范围，各市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对各市的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和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进行排序，并将规模序号和指标数量进行对数变换，绘制在双对数坐标图上，观察其拟合状况。如果二者存在回归拟合函数关系，即满足式（2），则可以认为该碳储量规模结构符合Zipf定律；反之，论证前的假设不成立，碳储量规模结构不符合Zipf定律。如果符合Zipf定律，就逐点拟合出最优的数学模型，并根据q和R2利用D=R2/q计算出分形维数（D），最后对绘制的图形进行分析。当Zipf维数q>1，分形维数（D）较小时，系统无标度区间内森林土壤和植被碳储量规模结构差异较大，说明无标度区间分形特征形态表现较差；当Zipf维数q
2.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江西省2001―2005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选择的指标是0～2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0～10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森林植被碳储量（表1）。
2.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Excel软件，包括数据排序、图表分析、模型lnP（k）=-qlnk+lnP1的拟合。
3 结果与分析
3.1 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空间格局分形特征
将江西省各地区的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数据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分别得到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序列。把排在首位的地区等级定为1，排次位的等级定为2，依此类推。江西省等级-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双对数图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等级-森林0～2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的散点图很难用一条直线或曲线拟合，其间出现明显分岔转折点，表明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结构发育不完善，在大的结构体系下存在2个次级结构子系统，即存在无标度区[13]分段情况，也就是双分形特征[19]。从散点图初步可以判定，第6、7点出现断裂，该断裂很可能是分岔点，由式（2），根据已知的P（k）和lnk经过逐一回归，确定两条最佳拟合直线，即第1～6点所代表的系统Ⅰ和第7～11点所代表的系统Ⅱ。通过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指标能够说明碳储量规模分布符合Zipf定律，并出现双分形特征[16]。从图1和表2拟合情况看，系统Ⅰ中q1，分形维数（D）较小，说明散点图上对应的景德镇市、萍乡市、鹰潭市、新余市、南昌市5个地区0～20 cm土壤碳储量规模结构差异较大，分布相对分散，分形特征形态表现较差。综合图1来看，2个规模结构等级子系统不仅内部结构的分布模式不同，而且子系统之间呈跳跃式突变，分别代表第6点和第7点的九江市和景德镇市，0～2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前者为3 774万t，是后者1 192万t的3倍左右。由图2和表2拟合得到的最佳方程可知，在等级-森林0～10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分布中同样出现了双分形特征和2个子系统，其中系统Ⅰ中q1，分形维数（D）较小，说明散点图上对应的景德镇市至南昌市5个地区在0～100 cm土壤碳储量规模结构差异较大，分布相对分散，分形特征形态表现较差。综合图1、图2、Zipf维数和分形维数来看，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分布规律相似。
3.2 森林植被碳储量空间格局分形特征
对江西省各地区森林植被碳储量数据按上述方法进行相同处理，绘制在双对数坐标图上，江西省等级-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双对数图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与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规模分布基本一致，等级-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在双对数图上也都存在2个子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双分形特征，以森林植被碳储量为指标的森林资源规模分布符合Zipf定律。从散点图（图3）和拟合得到的最佳方程（表3）可知，系统Ⅰ中q1，分形维数（D）较小，说明散点图上对应的景德镇市至南昌市等5个地区在碳储量规模结构上差异较大，分布相对分散，分形特征形态表现较差。
3.3 全省碳储量规模分布情况
综合分析0～20 cm土壤碳储量规模分布、0～100 cm土壤碳储量规模分布以及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情况可知，这3个指标的规模分布规律均符合Zipf定律，都出现了双分形特征，在大的结构体系下存在2个次级结构子系统，系统Ⅰ都由赣州市、吉安市、上饶市、抚州市、宜春市、九江市构成，系统Ⅱ则由景德镇市、萍乡市、鹰潭市、新余市、南昌市构成。这2个规模结构等级子系统不仅内部结构的分布模式不同，而且子系统之间呈跳跃式突变，系统Ⅰ中位次最低的城市的碳储量是与之相应的系统Ⅱ中位次最高城市碳储量的2～3倍。这种规模分布情况说明在江西全省范围内，无论是土壤碳储量，还是森林植被碳储量，在资源规模分布上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均衡性，空间结构差，优化程度不高，亟待进一步完善。
4 结论与讨论
1）森林土壤碳储量和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均符合Zipf定律，通过Zipf定律描述碳储量规模的分布规律是可行的。
2）森林土壤碳储量规模分布结构差异性较大，在0～20 cm和0～100 cm土壤碳储量规模分布中都出现了双分形特征，显示出了2个子系统的存在。2个子系统Ⅰ的Zipf维数（q）分别为0.621 4和0.629 3，分形维数（D）分别为1.585 0和1.562 1，说明这2个系统内部结构差异性较小，碳储量分布相对集中，分形形态表现较好。2个子系统Ⅱ的Zipf维数（q）分别为2.250 1和2.221 8，分形维数（D）分别为0.422 0和0.420 6，说明系统内结构差异性较大，分形形态表现较差。2个指标的子系统Ⅰ和Ⅱ之间呈跳跃式突变，系统Ⅰ中各城市0～20 cm和0～100 cm土壤有机碳储量均值分别为6 000万t和15 400万t，远高于系统Ⅱ中的800万t和2 100万t，说明赣州市、吉安市、上饶市、抚州市、宜春市、九江市在江西全省范围内土壤碳储资源优势非常明显。
3）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同样结构差异较大，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中也都出现了双分形特征，显示了2个子系统的存在。子系统Ⅰ的Zipf维数（q）为0.573 8，分形维数（D）为1.703 4，说明这2个系统内部结构差异性很小，碳储量分布相对集中，分形形态表现较好。子系统Ⅱ的Zipf维数（q）为2.750 4，分形维数（D）为0.345 7，说明系统内结构差异性较大，分形形态表现较差。该指标的子系统Ⅰ和Ⅱ之间同样呈现跳跃式突变，系统Ⅰ中各城市森林植被碳储量均值为3 900万t，远高于系统Ⅱ中的560万t，说明赣州市、吉安市、上饶市、抚州市、宜春市、九江市在江西全省范围内森林植被碳储资源优势同样明显。
4）“十五”期间，南部和西部的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区主要以天然森林为主，碳密度较高，在江西省森林植被碳储量中占主导地位，而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如萍乡、新余、南昌、鹰潭和景德镇，分布着大量的人工林和次生林，并且以中、幼龄人工林为主，碳密度较低，碳储量少[18]，这应该是造成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出现双分形特征的主要原因。而森林土壤碳储量规模分布中之所以出现双分形特征，很可能与地形差异、维度以及南北自然区域降水量的分布差异等因素有关。
5）综合江西全省森林土壤碳储量和森林植被碳储量规模分布来看，笔者认为通过对南部和西部的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区的天然林进行封山育林，稳定碳储量的同时，大幅增加中部和北部新余、鹰潭、景德镇等地林分中的地带性树种组成，调整现有森林结构和提高现有森林的经营与管理水平，有利于削减这种植被碳储量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并且随着中部和北部地区人工林木的快速生长和成熟，地表凋落物分解及根系分泌物增多，土壤有机质含量也将增大[20，21]，形成巨大的贮碳潜力，同时，森林土壤规模分布结构也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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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华社科联立项课题结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研究》（立项号：金华社科联[2013]Y199）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9日
一、引言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6.2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准煤。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更是快速增长，2000～2008年年均增长超过10%。因此，提倡低碳经济就显得更加必要。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低碳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tern（1993）利用美国1947～1990年的相关数据对相应变量做了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黄棣芳（2011）利用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的关系。李文洁（2012）利用1997～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能源开发强度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而且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邵帅、齐中英（2008）研究了中国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发现由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弱化了政治制度，这将阻碍经济增长。
第二，环境污染“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证明。Grossman G.and Krueger A（1991）分析城市大气质量，发现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杨桂元、李璐（2011）实证分析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走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等问题。林伯强、蒋竺均（2009）验证了在中国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
第三，碳排放的测算方法。朱勤（2011）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等方面进行了测算；张雷（2010）等则是根据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系数计算了碳排放量。李健（2012）则是利用某类化石能源消费量与该类化石能源折算系数以及碳排放系数的乘积的总和来测算碳排放量。
第四，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企业、人口的关系。付允（2008）、杨万东（2010）从不同视角，定性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周建鹏等（2011）通过构建一个代表性企业产品差异化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就不同环境下的低碳选择策略问题。李健、周慧（2012）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陈兆荣（2011）通过结构变动指数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勤等（2011）从消费结构、人口变动视角探讨低碳经济问题，采用岭回归方法研究了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张伟等（2012）利用中国30个省份地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业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
第五，研究低碳经济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张克中等（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薛刚等（2012）利用中国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不同，最终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检索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全国或较大区域，研究视角则多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消费结构、财政分权等的关系，研究方法多为聚类分析、因素分解等。从文化视角研究金华市低碳经济路径问题的文献很少，本文试着补充、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我们将运用相关年份的数据分析金华文化发展和碳排放（低碳经济的一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金华作为浙中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未来一段时期内，该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可能是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是金华经济快速、合意发展必然选择。同时，金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通过研究文化发展和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降低金华市碳排放量的途径和方式，对金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就文化发展给出一个统一的指标，笔者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政府投入不仅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始基础，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投入仍然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事物发展的规律使我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政府投入仍将不断加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处理方式，我们选取文化事业财政补助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分别记为trc和ic；对于低碳经济，我们用碳排放量作为指标，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体计算碳排放量比较繁琐，我们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气的年消费量进行估算，但这些能源的统计指标一般是实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时，首先需要将这些消费的能源根据折算系数换成以标准煤为计量基础的能源消费量，因为天然气的单位是立方米，我们也把它转化成标准煤单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记为tp。本文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和相关网站信息整理所得；碳排放量的数据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计算得到。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根据以上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理论分析，同时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构建双对数计量模型：
根据前面假定，ctr为文化事业财政补助；ci为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这两个指标用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tp为碳排放量，用来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t表示时间。？滋t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可以看到，Log（tpt）、Log（ctrt）、Log（cit）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没有通过ADF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大于临界值），这说明每一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性数据，若直接对这些变量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则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小于临界值）。所以，它们都满足一阶单整I（1）。如果变量之间满足同阶单整，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检验它们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就协整检验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等。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在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尔和格兰杰的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样本容量大的情况，本文采用从2000年到2011年间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少，所以，我们同样不能使用这种检验方法。相对于两步法，Johnsen协整检验还能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他对样本容量问题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我们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表2）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只要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就拒绝假定。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拒绝了存在至多1个的协整关系，接受至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的假定，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即碳排放量与文化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华市低碳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经过标准化调整后，我们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og（tp）=12.365-0.8754log（ctr）-1.0235log（ci）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金华市碳排放量和文化事业财政补贴以及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0.88%，文化事业基本投资没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1.08%。
（三）格兰杰检验。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6.0，对金华市碳排放量与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文化事业财政补贴还是文化事业基本投资都拒绝了5%的原假设，这说明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金华市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碳排放量、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的关系。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2）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减少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促进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应加大政府对文化产业部门的支持力度，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传统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领域的发展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减少碳排放量；（2）提倡低碳理念，通过政策引导，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发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富华.金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D].浙江师范大学，201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