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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157文献标识码：A
1表土资源的重要性论述
表土层是指接近地面的土层。一般厚度15～30cm，植物根系密集，有机质含量较高，生物活性强，含有较多的腐殖质，肥力较高。
据研究，形成1cm厚的表土需要100～400a，农业专家认为，在农田中，形成25cm厚的表土一般需要200～1000a，在林地或牧场，形成同等厚度的表土需时间会更长。自然表土覆被能够提高土壤发育初期的质量，而且可以促进土壤形成过程、植物生长以及农业利用。表土回填能够增加主要有机质含量、改善营养状况，还能提高新生土壤的生物多样性，并通过引入有意的土壤微生物促进植物的生长。相关研究表明表土是土地恢复的重要基础，如果在工程中能够保证充足、优质的表土，将缩短土壤的熟化期，迅速恢复重构土壤能力，达到植被恢复的目的。民间也有“一碗土、一碗粮”的谚语来说明了表土资源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又由于疏于管理而被人忽略，造成表土资源的大量流失。
2鄂尔多斯市土壤特点
21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成鄂尔多斯良土资源有限、表土层薄鄂尔多斯深居内陆，受海洋气流的影响微弱，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各地气温日差较大，一般都在11～16℃。土壤在形成发育的过程中，寒暖季节和昼夜之间的温度剧变，岩石的“机械分化”、“崩解”作用进行强烈，而岩石经风化后的土壤母质的化学变化破坏作用极其缓慢，所以导致风沙土广泛分布占到鄂尔多斯土壤总面积的4858%；棕钙土占到全市土壤总面积的188%，栗钙土占到全市土壤总面积的118%。从全市的土壤营养来看，表土层厚度仅为0～20cm，有机质含量平均值仅为05699%，按照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分级指标仅为6级。对于土壤资源缺乏的鄂尔多斯来说，土壤资源十分宝贵和脆弱，表土资源在生态修复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22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壤肥力的下降
全市总土地面积86752km2，其中严重水蚀面积47298km2，占总土地面积的545%，风水蚀交互作用面积5194km2，2项合计62495km2，占总面积的72%，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据准格尔旗典型测定，每年因水土流失，坡地一般要损失表土层145cm。全市每年向黄河输沙15亿t，相当于流失氮18万t，磷225万t、钾300万t。
3鄂尔多斯市开发建设项目表土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更明确规定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占用土地的地表土应当进行分层剥离、保护和利用，做到土石方填挖平衡，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在编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也要求进行表土剥离和保护。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绝大多数开发建设项目基于成本、操作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都未按照方案的要求进行表土剥离。其中表土可自用的项目，包括管线开发、露天矿开采、道路修筑等项目占到全市开发建设项目的75%，绝大多数项目都未进行表土剥离和保护，但为了达到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标准还需要从其他地方重新购买表土完成绿化工作，造成了表土资源的循环浪费。有些开发建设项目虽然进行了表土剥离，但未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造成了表土资源的流失。
4表土剥离的可操作性探索
41划分表土剥离类型
鉴于鄂尔多斯地区特殊的土壤特点及表土剥离的可操作性，划分如下类型： 表土层厚度低于10cm的土壤可不进行表土剥离； 表土层厚度大于10cm的必须进行表土剥离； 对于占用耕地的，无论表土层厚度多少都必须进行表土剥离。
42在水土保持方案中要详述土壤类型和特性
在编写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第四章项目区概况中要详述项目所占土壤类型、表土层厚度、不同土层用途等进行论述，为后续表土的利用和保护设计提供客观依据。
43对于适合剥离的表土类型要进行表土剥离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中要明确剥离工艺、存放地点、保护措施、表土用途等，为建设单位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为水土保持监理和监测工作提供工作依据。
44加强宣传，提高建设单位保护表土资源的意识
企业不愿意进行表土保护只是单纯的从剥离、运输、保护土壤的成本来算账，根本没有考虑项目建设造成表土资源破坏、土地复垦能力下降所带来的长期危害，所以要加大宣传，使企业具有保护表土资源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孙礼.关于保护和利用表土资源的思考[J].中国水土保持，2010（03）：4.
[2]谭文忠，韩春丽，吴次芳，等.国外剥离表土种植利用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业工程学报，2013（12）：23.
[3]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克昭盟志第一册[M].现代出版社，1994，8.
二、煤矿企业成本核算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了实现“节约型政府机关”的建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规定予以支持。因此，煤矿企业作为行政煤矿企业，更需要进行改革。近几年，煤矿企业在经费投入机制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为群众办事的单位，更应该将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和核算方法向群众公开。但是就目前来看，煤矿企业受到会计体制的影响，加之成本本身存在着非透明及非精确性等特点，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对煤矿企业的成本进行核算。对煤矿企业的成本核算机制进行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煤矿企业的成本核算包括在生产以及提供服务等环节中，所产生的有形和无形的劳动价值的总和核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不完全性。在对煤矿企业进行成本核算时，有些项目即使有费用产生，但是并没有对该项目进行明确的划分，除此之外，并不是所有项目都有费用产生，因此，煤矿企业成本核算具有不完全性。其次，成本核算方法不够严格。煤矿企业有条件进行成本核算，但是由于各种成本费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成本核算方法上不够严格。但是，在进行项目成本划分的时候，采用的仍是权责发生制。第三，单一性。这里所说的单一性指的是煤矿企业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政府补助，因此，与其它煤矿企业相比，并没有资金压力，所以，煤矿企业忽视资金运用的情况比较严重。
三、煤矿企业成本核算的创新对策
成本核算是促进煤矿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煤矿企业要树立正确的成本核算观念，将成本核算与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最终形成适合本煤矿企业的成本核算方法。1.建立健全成本核算机制。任何煤矿企业都离不开制度的支撑，任何活动都是在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尤其对于煤矿企业来说，制度的建立要更加严格和规范，对制度的制定，要理论联系实际，保证成本核算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保证成本核算机制得以真正落实，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逐渐完善成本核算机制。健全的成本核算机制，能够最大程度避免由特权等因素给成本核算带来的影响，保证了成本核算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这就要求煤矿企业首先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定额管理制度，对引起超额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逐渐将此制度加以完善。其次，建立完善的财产物质登记盘存制度，无论是在前期记录还是在后期处理上，都要保证其真实性。第三，建立完善的计划价格制度，定期对煤矿企业相关业务分摊成本差额。2.规范成本核算方法。首先，认真审核每一笔成本费用，对此项费用的必要性进行划分。如果此项费用为必要开支，那么就要明确该成本的项目；其次，在进行成本核算时，要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同时对对预提和分摊操作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准确区分；第三，将成本费用进行归集和分配，将提供的服务和生产成本费用进行准确计算。
四、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煤矿企业要明确自身的职责，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特别是与煤矿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成本核算，要将单位的实际情况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不断探讨成本核算的创新方法，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形成适合自身情况的成本核算方法，促进煤矿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作者:娄婷婷 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1 视频监控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视频监控系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处置突发事件以及反恐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打击犯罪、治安防控、社会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视频监控技术已成为继刑侦、技侦、网侦技术之后公安机关战斗力的新的增长点。
2 天津市视频监控网的介绍
天津市公安局于2003年提出了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三张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目标，并积极推进实施。天津市视频监控网，经十多年的建设，市政府应急办、市安全监管局、市容园林委等单位也先后安装了视频监控终端，实现了跨行业、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具备了“一点登录、全网漫游”和“一点布控、全网响应”等技术功能，成为治安防控、打击犯罪、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支撑。
3 整合社会视频监控的依据
在2010年在全国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要大力推进视频监控设施建设，积极整合各类视频监控资源”要求，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4 现状与需求分析
4.1 现状
社会单位视频监控资源是指除公安自建的监控资源外，覆盖整个社会面的安防视频监控与报警系统资源。目前，社会单位监控资源从系统建设架构分，主要包括网络监控系统（采用DVR+模拟摄像机或采用NVR/H-DVR+网络摄像机）和模拟监控系统（采用模拟矩阵+模拟摄像机），规模上可分为小规模（图像5-10路）、中等规模（图像10-100路）和大规模（图像100路以上）；按图像质量区分，分为标清图像和高清图像；从系统管理和应用的角度，分为有监控管理平台和无监控平台。
4.2 存在的问题
由于监控资源绝大部分是由各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自行投入建设，建设时无统一规划、无统一标准，建设的系统种类各异，并且品牌繁多，造成图像的编码格式、协议不统一，给资源整合带来一定的难度。
4.3 总体需求
应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统一接入”的原则，对社会视频监控资源有机联网、整合共享，并且有效管理、灵活调用，使各类用户能够通过授权调阅到社会单位视频监控系统资源。
5 实现途径
5.1 构建并完善社会资源传输网络
依托运营商网络资源，构建社会单位监控资源传输VPN专网（以下简称社会资源网），实现高清晰图像传输，保证联网视频传输的质量，将互联网、行业单位专网、社会单位自建局域网等通过路由交换及安全隔离设备实现与社会资源网的互联互通，社会资源网独立于公安视频专网之外运行，专门用于支撑社会监控视频资源及服务，与公安视频专网通过网络隔离设备实现安全连通。
5.2 建成社会单位视频接入平台
以社会资源网为承载网络建成社会单位视频接入平台，实现所有社会单位图像资源的集中管理，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监控资源的共享。同时社会单位视频接入平台应通过GB/T28181-2011国标协议实现与公安视频专网内的视频信息共享平台的无缝对接，使经过授权的公安机关用户能够调阅任意社会视频监控资源。
5.3 全面整合社会单位视频图像资源
依托社会资源网，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全面整合我市社会单位视频监控资源，将各类资源统一接入社会单位视频接入平台，发挥规模效应，有效弥补公安自建设资源不足、监控盲点等问题，达到充分利用视频资源的目标。
5.4 保证视频图像信息的安全接入
通过社会资源接入可使更多场所纳入公安布控范围。同时也需要重视社会视频资源接入的安全性，应根据需接入的视频图像信息，设定对应的安全接入级别和安全措施，保证公安信息网、公安视频专网、社会资源网等的运行安全，特别是要保证公安信息网不会发生数据外泄。
5.5 提高图像资源的共享及管理水平
此项目的建设，可为公安机关提供视频图像信息共享服务，为了充分发挥其效能，系统应采用智能化、自动化综合监测技术，对设备在线率、监控视频的完整率以及视频图像质量进行全面的监管和监测，并实时发出报警信息，及时排除系统故障，保障视频资源的正常运行。
6 设计原则
本次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应以“先进性、可靠性、开放性、实用性、安全性、经济性”为基本原则。
先进性：应选用先进、成熟、主流的技术，搭建可升级、可扩展、可兼容的系统应用平台，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视频监控系统。
可靠性：应支持对关键设备、关键数据、关键程序模块采取备份、冗余措施。支持双机热备、集群、负载均衡功能，充分确保系统的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开放性：在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应采用业界主流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平台、数据库平台以及标准的协议，保证系统的开放性。
实用性：系统的建设必须突出应用，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又能为今后系统发展扩展留有余地；系统用户界面友好，安装、操作、使用、维护简便。
安全性：应制定严密的安全管理机制，确保信息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和设备安全。
经济性：在确保实用性、可靠性、先进性、开放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注重平台建设的成本和投入的阶段性，既能满足实际需要，又可尽量降低费用。
参考文献
[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28181-2011）.
[2]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技术标准（GA/T669-2008）.
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一样，制定法律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就是立法成本。曾经人们对立法行为的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对于立法背后隐藏的本质的认知还具有局限性，仅仅将立法行为当作一种政治行为，认为立法是对经济基础客观要求所做出的政治反映，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随着社会中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明白法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法律和其他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样，与社会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因此基于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来看，立法活动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立法成本的细化可以促进立法效益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立法成本，顾名思义是指立法过程中所付出的所有社会资源的总和，包括前期立法的制定费用以及后期法律在日后的执行和实施中的成本。
(一)立法资料信息收集费
出台法律法规的背景是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亟需规制解决，所以法律法规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健向前发展，因此每一项法律都要与社会实际息息相关，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制定基础，绝对不能凌驾于社会需求凭空制定。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部能够真正发挥出其效用的法律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研，明确制定方向、限定规范领域、搜集立法信息资料、总结事物发展规律、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等等，这些都是立法前期必须准备的相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而这些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工作人员耗用的时间精力以及在整理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就构成了立法成本的一部分。
(二)法律文本修订费和制作费
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规范社会秩序，保障生活环境，为每一位公民服务。因此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进群众中去，深入了解民众需求，倾听民众心声，广泛征求社会民众的意见。对立法草案的各项条款和规定，大小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经过反复推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且承载法律草案或是前期任何准备资料的文本纸张是需要支出的，制作文本也是需要费用的。因此，这些审议费、修订费和文本费也是立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法律法规公布传播费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给群众提供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所以下一步就是传播法律，只有民众详细了解它的内容以后才会遵守，才会知道哪些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哪些行为违反了法律规范，行为才有法可依。只有公开的法律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而起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作用。而法律的传播是需要媒介和手段的，比如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这些都消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因此这些传播法律、法规信息的费用也是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
(四)立法机关存在以及运转所需的费用
立法这项行为是需要专职机关来执行的，它的存在以及运转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而且立法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制定机关，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替代的，所以为了维持该机关的正常运作所支出的相关费用也必构成了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立法成本还包括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频频出现，而法律又具有滞后性，所以法律法规也需要不断更新来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因此立法成本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立法成本分析
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公平，但仅有公平而不注重效率的法律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如何使立法效益最大化是国家立法机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立法成本问题势在必行。
(一)立法成本总量
总量成本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资源，间接成本是指不是直接来自立法过程，但与之相关的那部分费用如法律的宣传费、对公众普法教育的费用等。第二，根据立法的时间跨度不同可分为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短期成本一般是指制定法律两三年内所需要花费的费用，长期成本是指制定法律在五年以后的投入成本。第三，根据在立法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指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所必需的投入资源，这部分费用不因任何因素而改变，而可变成本是指可以变动的成本，它会随着法律供给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而变化的成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立法的过程中划分成本的重要性，识别各个环节的增值和不增值作业，降低那些可以降低的成本，才会在众多选择中选择既不影响立法质量又能够节约成本的方案，使立法效益最大化。
(二)立法的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是指法律投入在那些关键点上能达到的最小社会投入而获得最大的收益。通过对边际成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因法律数量的增加，立法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情况。任何社会需求都是一定的，都有达到饱和程度的数量，立法也是如此。根据边际成本收益递减规律，在某一规范领域内，出台的法律都是为了规制同样的行为达到同样的社会效用;但是在出台的法律还没有达到该领域内社会需求的饱和之前，随着法律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成本是呈现递减趋势的，但是社会总效用却不断增加。所以社会中存在一个临界点，当到达这个界点时边际成本达到最小而总效用最低。当法律的数量继续增加超过了这个界点，随着法律数量的增加，边际成本增加而效用呈递减趋势，法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立法过程中不能仅仅追求法律的数量，而是应该注重立法的效益和质量，避免过度浪费立法资源反而达不到最佳效用。
(三)立法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立法者不同程度的即定目标必须要制定不同的法律，但只能选择一种而放弃其他方式所带来的的社会效用。立法的机会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方面，从外部来看，法律作为国家进行调控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与经济、政治等调控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时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节省社会资源达到最佳效果，立法机关要进行选择，考虑哪种方式无论是效益上还是成本上能够达到最满意的状态。选择这种调控手段而放弃另一种手段所带来的社会效用就是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就法律调控内部而言，在众多部门法当中选择制定完善哪一法律，都意味着对另一种法律的放弃，而另一种法律所产生的效用也是机会成本。当我们在众多方案中作出选择时，所涉及的总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因此，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时应该做好事前准备工作，选择社会效用最大的最佳方案。在立法预测、立法计划的过程中，应考虑立什么法，先立什么法，要具有战略眼光，统领全局，合理安排立法次序，这样才能在恰当时机达到最佳效果。
(四)立法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整个社会为某项立法所支付的成本，它既包括产生该项立法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他法律市场消费者所支付的成本。根据外部性理论，当决策制定者做出的决策带来社会影响时，对决策制定者来说他所做的决策就产生了外部性。同理，法律的制定也会带来外部性问题，并且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具有外部性，因为法律对社会的调控作用是通过外部性来实现的。如果一项立法不存在外部效应，其立法成本就等于社会成本。立法的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立法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的增加，包括更加井然的社会秩序、更加高效的办事效率、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等。而负外部性是指立法行为所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交易成本上升、市场和政府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下降，或由于错误的立法行为所引起的社会支出增加等。因此，在进行立法行为时绝不能忽视立法的外部成本，外部性影响对社会来说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不能轻易消除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会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性的、最经济的、最具有社会效用的立法方案。
三、立法成本合理化的必要性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作为现代会计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正“一日不如一日”地在某些方面失去其相关性，那就更不用说作为会计信息最高质量要求的“决策有用性”了。其表现最突出，矛盾最尖锐的当属在传统或现行会计制度影响下，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对环境资源耗用程度反映的模糊，从而造成了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发展经济的“欲速不达”，在进行经济事项时或在完成经济事项的后期，仍要为抑制这种循环的继续恶化而操劳。在这种恶劣情况下，西方蕴育而生了“绿色会计”，这是一门强调现代会计人在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时，正确、及时、合理地对企业耗用环境资源的程度进行核算的科学。
1绿色会计：也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
传统会计产生于工业时代，它强调对企业硬资产进行核算，而事实上，企业还存在或多或少的软资产(Softas-set)。环境资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获得对它的使用权，所以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对它的价值理应进行核算。而在长期的传统会计体制下，由于会计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如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断言：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影响的决策行为将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绿色会计作为一门核算Softasset的会计学科，正是运用了会计这一独特方法，以会计人的责任心，试图启动一个好的“会计信息预警系统”，尽力“挽救”因此而“挣扎求存”的企业。所以我认为；绿色会计是一种核算企业社会资源成本的手段，它根据会计要求对企业拥有的环境(自然)资源进行适当的货币计量和重要性判断，并采用适当的会计方法记录企业因经济活动而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情况，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坏性耗用)而需以资产形式追加补偿的财务信息，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绿色会计所核算的社会资源成本，我以为可介定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即。产品成本是产品经济成本和社会资源成本的总和。只不过，在社会资源成本的确认程序及方法上。是划分为收益性的，或是资本性的，还是有得研究的，这里不作细究。但不管如何划分，都是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得以确认的。所以，例如企业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支出的自然资源原始成本就应被附加定义上社会资源成本(惯例为：矿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的总和，称为自然资源原始成本)。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应付责任的角度上看，做这样的定义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2加强绿色会计核算、监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即是现代环境危机所迫，也是会计信息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狭隘而造成的沟通失误所迫。从中引出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会计问题，更多意义上的是一种社会问题。绿色会计强调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使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的责任，发挥会计核算、监督的职能。如果忽视绿色会计，甚至不认识绿色会计，就会使企业在出示财务报告时，无形中拒绝履行支付社会资源成本的义务，从而缺漏了对“环境资源负债(Softliabilities)”的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会计是报告软负债的会计学。这种负债是因企业对环境资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转移或运用资产或放弃经济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补偿，但过去的会计期间，会计并未计提或不能可靠计提，而企业必须现在承担起这种债务，它或是被现时清偿，或是在未来“加倍加息”清偿，最终导致企业经济资本的流出。但由于软负债清偿金额庞大，清偿期递延于较长的会计期间内，所以，拥有这种负债的企业当然不希望对它进行清偿，但企业为发展经济并获取或持续获取经济利益，是需要同时搞好环境保护的，因为，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不协调的阴影已使我们食了“苦果”，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现时或补偿性的“巨额”投资。
《2000年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提到的环境治理投资方案，分高、中、低标准对治理目标进行定位：
①高标准——环境保护总目标是环境污染基本得到解决；
②中标准——总目标是环境质量有明显好转；
③低标准——总目标是竭力使环境污染维持现状。
一、引言
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1980年后、1990年后出生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王春光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中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他将19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社会首先需要找到稳定的工作，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重点。
二、社会资本的研究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1980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占据的网格位置不同就决定了社会资源和权利拥有量的不同。美国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科尔曼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
从国内研究来看，社会资本是张其仔于1997年最早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他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吴昌s、元永浩（2005）认为，包括信赖在内的社会资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如果不停地使用这种道德资源则越来越增长，否则就越来越枯竭。信赖、规范、人际网等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私人资本的另一类公共财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指个人在团体中，通过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求、获取利益的能力。
三、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
西方学者首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职业流动现象进行了研究，产生了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和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这三种理论。
（一）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1973年，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设”。“弱关系力量假设”指的是：两者的关系越强，他们在许多方面愈类似。因为弱关系联系的是不同群体的成员，同时，他们之间较长的社会距离加大了信息的异质性程度，所以，通过弱关系传递的信息是非重复的，对个体而言也是最有价值的。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弱关系的力量体现在：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群体界限去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桥梁，在创造可能的流动机会中是一种重要资源。
（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遵循着格拉诺维特的思
路，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力量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源被定义为“财富、地位、权力和与个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关系”。林南认为，由于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态，个体在采取工具性行动（如职业流动）时，较好的策略就是与那些居于社会等级中位置较高的个人接触，这些人将更有能力对与行动者利益相关的位置上的人产生影响。由于强关系联系的往往是同一阶层在权力、财富、声望方面有很大相似性的人们，而弱关系联系的往往是不同阶层在权力、财富、声望方面差别很大的人们，因此，在工具性行动中，如果行动者使用了较弱的关系，就会有利于他与垂直方向上位置较高的人接触。林南与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的作用只是沟通信息，不同的是，弱关系不仅有助于信息的沟通，它还能帮助关系的拥有者进行资源的交换、借用、摄取，从而对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弱关系之所以比强关系更重要，也就是因为它在摄取社会资源时比强关系更有效。
（三）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针对格拉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明确提出了“强关系假设”。首先，他认为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这种关系通常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其次，他强调必须对网络中流动的不同资源进行区分，即是信息还是影响，如是信息，则更有可能通过弱关系流动，但影响更可能通过强关系流动。最后，他指出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直接关系的影响，而忽略了间接关系的作用，在间接关系中，中介人与谋职者不是强关系的话，最终提供帮助的人也未必愿意提供帮助。
四、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中作用
（一）就业信息的获取。格拉诺沃特和林南都曾强调过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获取就业信息的重要性，科尔曼也将信息网络列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之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在进城务工以前都生活在农村，很难接触到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就业信息获取面较狭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利用进城前构建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利用亲人、老乡、朋友这种强关系获得就业信息。对于农民工而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初级社会资本是他们在城市中获取信息、寻找工作的重要手段。
（二）就业机会的获得。根据强关系理论，关系网络中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就有可能利用与这些成员的特殊性关系（即“强关系”）而获得就业机会。具体来说，从网络成员的作用来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些成员自身具有可直接调用的资源就可以直接为该求职者提供就业的机会，他们可称为“直接帮助者”;另一种情况是这些成员自身并无直接可用的社会资源，但该求职人员可以通过他们与那些拥有资源的人（即“弱关系”）取得联系，并进而获得就业机会。在这里，这些成员就起到了“间接帮助者”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老乡、朋友或同学介绍给所在工厂的老板，从而间接帮助其成员获得就业机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就业机会的获得利用了与老乡、朋友的强关系，其老乡和朋友又利用了与工厂老板的弱关系，很好的将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城市拥有资源的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衔接起来，在获得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
（三）职业晋升。目前，由于中国还不具备完善的用人晋升机制，对职业的上升流动还缺乏统一的制度化规定，因而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在此时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可忽视，拥有越多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则在职业上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越大。社会资本对职业上升地位获得的作用具体体现一是“向上流动”信息的获取;二是“向上流动”机会的获得，如果“需求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是属于“地位较高”的社会资源拥有者，或者这一位或几位成员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有属于“地位较高”的社会资源拥有者，这都会直接或间接为其提供职业向上流动的信息或机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中与老乡朋友的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因此要想再次利用就业机会中的强关系来获得职业晋升的概率相对较小。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地位较高的社会资源拥有者较少，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晋升中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以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来弥补社会资本的不足，从而获得等多的晋升机会。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在中国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中国的社会资本更多的偏向于人情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时需要结合“关系”对社会资本加以界定。其次，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网络的研究多为静态研究。学者们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多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前形成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何作用于职业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积累的以业缘等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缺乏连续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传统会计产生于工业时代，它强调对企业硬资产进行核算，而事实上，企业还存在或多或少的软资产（Softasset）。环境资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获得对它的使用权，所以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对它的价值理应进行核算。而在长期的传统会计体制下，由于会计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如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断言：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影响的决策行为将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绿色会计作为一门核算Softasset的会计学科，正是运用了会计这一独特方法，以会计人的责任心，试图启动一个好的“会计信息预警系统”，尽力“挽救”因此而“挣扎求存”的企业。所以我认为：绿色会计是一种核算企业社会资源成本②的手段，它根据会计要求对企业拥有的环境（自然）资源进行适当的货币计量和重要性判断，并采用适当的会计方法记录企业因经济活动而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情况，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坏性耗用）而需以资产形式追加补偿的财务信息，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绿色会计所核算的社会资源成本，我以为可介定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即，产品成本是产品经济成本和社会资源成本的总和。只不过，在社会资源成本的确认程序及方法上，是划分为收益性的，或是资本性的，还是有得研究的，这里不作细究。但不管如何划分，都是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得以确认的。所以，例如企业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支出的自然资源原始成本就应被附加定义上社会资源成本（惯例为：矿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的总和，称为自然资源原始成本）。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应付责任的角度上看，做这样的定义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二、加强绿色会计核算、监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即是现代环境危机所迫，也是会计信息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狭隘而造成的沟通失误所迫。从中引出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会计问题，更多意义上的是一种社会问题。绿色会计强调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使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的责任，发挥会计核算、监督的职能。如果忽视绿色会计，甚至不认识绿色会计，就会使企业在出示财务报告时，无形中拒绝履行支付社会资源成本的义务，从而缺漏了对“环境资源负债（Softliabilities）”的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会计是报告软负债的会计学。这种负债是因企业对环境资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转移或运用资产或放弃经济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补偿，但过去的会计期间，会计并未计提或不能可靠计提，而企业必须现在承担起这种债务，它或是被现时清偿，或是在未来“加倍加息”清偿，最终导致企业经济资本的流出。但由于软负债清偿金额庞大，清偿期递延于较长的会计期间内，所以，拥有这种负债的企业当然不希望对它进行清偿，但企业为发展经济并获取或持续获取经济利益，是需要同时搞好环境保护的，因为，“前车之鉴”不敢忘。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不协调的阴影已使我们食了“苦果”，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现时或补偿性的“巨额”投资。《2000年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提到的环境治理投资方案③，分高、中、低标准对治理目标进行定位：⒈高标准──环境保护总目标是环境污染基本得到解决；⒉中标准──总目标是环境质量有明显好转；⒊低标准──总目标是竭力使环境污染维持现状。三个标准中，资金投资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GDP）：2.4％，1.6％，1.0％。若分别达到预定总目标，那么，由于污染的削减，改善了环境质量，从中减少了经济损失，盈得环境效益，每年分别为1459亿元，1056.5亿元，814.1亿元。在西方国家，常用“费用-效益”分析法评估公共项目社会经济效果好坏，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窘迫，所以也被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环境资金投入的一般性项目。环境问题的“费用-效益”分析，是用效益-费用比值法衡量社会经济效果的，即，经济效果（E）=效益（B）/费用（C），而评价经济效果的最基本，直至最佳的标准是：E=B/C≥1Max.由于我国财力不足，环境治理资金投入自然贫乏，据统计④：1973-1980年仅投入5.04亿元：“六五”期间169.6亿元，占同期GDP的0.56%；“七五”期间477.4亿元，占同期GDP的0.71％：“八五”占0.8％，仅97年环保投入502.4亿元，占GDP的0.67%（97年GDP为74772亿元），这还不及“低标准”。而按“低标准”换算成环境效益B=545.4亿元，经济效果E=B/C=1.086，恰好达到最基本的要求。但以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损毁、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是逐日加剧的，年“环境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近千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间接经济损失就更难估计了。“投入-产出”的失衡，迫使我国1999—2000年，环保投资将提高到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1.5％，约为2200—3000亿元，力求环境压力有所缓解。这惊人的数字，耐人寻味，97年若按“标准”进行环保资金的投入，则分别投入1794.53亿元、1196.35亿元、747.72亿元，如此投入你我的经济可否能承受，不投入502.4亿元，我们又如何言对后人。会计人责无旁贷，应以自己的新理念，尽自己一份责任。绿色会计为现行会计增加了三个因素：环境─未来─公平。由此可见，三者的“联姻”，正是一种责任—确保把等量的“资本”传给下一代。历史和社会赋于“绿色”就是和谐、平等、共同进步，而绿色会计人正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疾呼地球人为子孙后代多着想，在认识并探求消耗“绿色”的同时，保护它的纯洁。我们尚无法完全确定环境资源作为一种Softasset货币计价的多少，但必须承认这个Softasset的消耗，若是肆无忌惮的，只会加速它的枯竭，最终危及的只能是我们。
三、重视发展绿色会计，健全会计核算系统。
发展绿色会计，就要支持、鼓励企业自觉、主动地披露自身的环境信息，这是绿色会计能否正确地、迅速地发展的关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第15次工作会议（1998年2月11日～13日）指出：披露环境成本（社会资源成本）和环境负债（软负债）对于清晰反映或进一步解释报表项目是很重要的。……在判断重要性时，不仅要考虑金额，而且要考虑项目性质。……（环境）信息将帮助信息使用者判断企业未来现金流动性、时间及未来财务资源的承诺。而现行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的增长速度，忽略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重在求产值，使得产值上升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取得的，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⑤：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虚幻增加，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持久减少、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源基础不断削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换言之，总产值的增加部分还抵不上原有资源的消耗部分。追其原因是自然资源产权模糊，资源无价论的错误影响等；追其责任是会计人对其监督核算的忽略或不可靠。所以，建立、健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会计核算系统，发展为保护绿色资源的绿色会计，使现代会计人树立起绿色会计的新理念，让现代会计人承担起监督、核算资源消耗情况的新责任，这是“挽救”我们自己的有效举措，也是最终“完胜”绿色资源的最有效办法。
后序
我写这篇文章，谨此强调一种责任，一种现代企业人、现代会计人以自己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意识承担起来的责任。我称这种责任是企业人、会计人，尤其是企业人理应承担的，而这种意识是他们应有的新理念，是因为，我们畏怕哪一天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因环境问题而引发，那时候，什么理念都不起作用了！
主要参考文献：
①引文为：1924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年会演讲中，HenryRandHatfield教授的评价。摘自<<会计理论>>汤云为钱逢胜1997年8月版P100
②“社会资源成本”：等价于“环境成本”—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第15次工作会议（1998年2月11日～13日）定义。摘自<<会计研究>>98年第5期P4
③“环境治理投资方案”：摘自《黑色绿色的岔口》主编王文学编著王沅孙承咏P78
④本文统计数字摘自《黑色绿色的岔口》
⑤“资源空心化现象”：摘自<<黑色绿色的岔口>>
其它参考文献：
⑴。<<会计学原理>>吴水澎主编（厦门大学教学用书）
⑵。<<西方财务会计>>常勋主编
⑶。<<责任会计学>>贺南轩林钢编著（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
⑷。<<新编工业企业会计>>（修订本）陈轶群章（璞奠）陈建中编著
⑸。<<会计学原理>>刘铭达主编1996年3月版
传统会计产生于工业时代，它强调对企业硬资产进行核算，而事实上，企业还存在或多或少的软资产 （Soft asset）。环境资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而它的稀缺性，使企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获得对它的使用权，所以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对它的价值理应进行核算。而在长期的传统会计体制下，由于会计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如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断言：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影响的决策行为将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 绿色会计作为一门核算 Soft asset的会计学科，正是运用了会计这一独特方法，以会计人的责任心，试图启动一个好的“会计信息预警系统”，尽力“挽救”因此而“挣扎求存”的企业。所以我认为：绿色会计是一种核算企业社会资源成本②的手段，它根据会计要求对企业拥有的环境（自然）资源进行适当的货币计量和重要性判断，并采用适当的会计方法记录企业因经济活动而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情况，是提供因不同程度的耗用（包括破坏性耗用）而需以资产形式追加补偿的财务信息，是一种财务信息系统。绿色会计所核算的社会资源成本，我以为可介定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即，产品成本是产品经济成本和社会资源成本的总和。只不过，在社会资源成本的确认程序及方法上，是划分为收益性的，或是资本性的，还是有得研究的，这里不作细究。但不管如何划分，都是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得以确认的。所以，例如企业在进行自然资源开发，支出的自然资源原始成本就应被附加定义上社会资源成本（惯例为：矿山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的总和，称为自然资源原始成本）。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应付责任的角度上看，做这样的定义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二、加强绿色会计核算、监督理念的必要性。
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即是现代环境危机所迫，也是会计信息与决策者之间关系狭隘而造成的沟通失误所迫。从中引出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会计问题，更多意义上的是一种社会问题。绿色会计强调企业对环境资源保护的责任，使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资源的责任，发挥会计核算、监督的职能。如果忽视绿色会计，甚至不认识绿色会计，就会使企业在出示财务报告时，无形中拒绝履行支付社会资源成本的义务，从而缺漏了对“环境资源负债（ Soft liabilities）”的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会计是报告软负债的会计学。这种负债是因企业对环境资源不同程度的耗用而需以转移或运用资产或放弃经济利益的形式的追加补偿，但过去的会计期间，会计并未计提或不能可靠计提，而企业必须现在承担起这种债务，它或是被现时清偿，或是在未来“加倍加息”清偿，最终导致企业经济资本的流出。但由于软负债清偿金额庞大，清偿期递延于较长的会计期间内，所以，拥有这种负债的企业当然不希望对它进行清偿，但企业为发展经济并获取或持续获取经济利益，是需要同时搞好环境保护的，因为，“前车之鉴”不敢忘。 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不协调的阴影已使我们食了“苦果”，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现时或补偿性的“巨额”投资。《2000年中国环境战略研究》中提到的环境治理投资方案③，分高、中、低标准对治理目标进行定位：⒈高标准──环境保护总目标是环境污染基本得到解决；⒉中标准──总目标是环境质量有明显好转；⒊低标准──总目标是竭力使环境污染维持现状。三个标准中，资金投资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GDP）：2.4％，1.6％，1.0％。若分别达到预定总目标，那么，由于污染的削减，改善了环境质量，从中减少了经济损失，盈得环境效益，每年分别为1459亿元，1056. 5亿元， 814.1亿元。 在西方国家，常用“费用-效益”分析法评估公共项目社会经济效果好坏，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窘迫，所以也被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环境资金投入的一般性项目。环境问题的“费用-效益”分析，是用效益-费用比值法衡量社会经济效果的，即，经济效果（E）=效益（B）/费用（C），而评价经济效果的最基本，直至最佳的标准是：E=B/C≥1Max.由于我国财力不足，环境治理资金投入自然贫乏，据统计④：1973-1980年仅投入5.04亿元：“六五”期间169.6亿元，占同期GDP的0.56%； “七五”期间477.4亿元，占同期GDP的0.71％：“八五”占0.8％，仅97年环保投入502.4亿元，占GDP的0.67%（97年GDP为74772亿元），这还不及“低标准”。而按“低标准”换算成环境效益B=545.4亿元，经济效果E=B/C=1.086，恰好达到最基本的要求。但以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损毁、 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是逐日加剧的，年“环境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近千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间接经济损失就更难估计了。“投入-产出”的失衡，迫使我国1999 —2000年， 环保投资将提高到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1.5％，约为2200 —3000亿元，力求环境压力有所缓解。 这惊人的数字，耐人寻味，97年若按“标准”进行环保资金的投入，则分别投入1794.53亿元、1196.35亿元、747.72亿元，如此投入你我的经济可否能承受，不投入502.4亿元，我们又如何言对后人。会计人责无旁贷，应以自己的新理念，尽自己一份责任。绿色会计为现行会计增加了三个因素：环境─未来─公平。由此可见，三者的“联姻”，正是一种责任 — 确保把等量的“资本”传给下一代。历史和社会赋于“绿色”就是和谐、平等、共同进步，而绿色会计人正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疾呼地球人为子孙后代多着想，在认识并探求消耗“绿色”的同时，保护它的纯洁。我们尚无法完全确定环境资源作为一种 Soft asset货币计价的多少，但必须承认这个 Soft asset 的消耗，若是肆无忌惮的，只会加速它的枯竭，最终危及的只能是我们。
三、重视发展绿色会计，健全会计核算系统。
发展绿色会计，就要支持、鼓励企业自觉、主动地披露自身的环境信息，这是绿色会计能否正确地、迅速地发展的关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第15次工作会议（1998年2月11日～13日）指出：披露环境成本（社会资源成本）和环境负债（软负债）对于清晰反映或进一步解释报表项目是很重要的。……在判断重要性时，不仅要考虑金额，而且要考虑项目性质。……（环境）信息将帮助信息使用者判断企业未来现金流动性、时间及未来财务资源的承诺。 而现行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的增长速度，忽略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重在求产值，使得产值上升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取得的，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⑤： 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虚幻增加，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持久减少、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源基础不断削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换言之，总产值的增加部分还抵不上原有资源的消耗部分。 追其原因是自然资源产权模糊，资源无价论的错误影响等；追其责任是会计人对其监督核算的忽略或不可靠。所以，建立、健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会计核算系统，发展为保护绿色资源的绿色会计，使现代会计人树立起绿色会计的新理念，让现代会计人承担起监督、核算资源消耗情况的新责任，这是“挽救”我们自己的有效举措，也是最终“完胜”绿色资源的最有效办法。
后 序
我写这篇文章，谨此强调一种责任，一种现代企业人、现代会计人以自己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意识承担起来的责任。我称这种责任是企业人、会计人，尤其是企业人理应承担的，而这种意识是他们应有的新理念，是因为，我们畏怕哪一天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因环境问题而引发，那时候，什么理念都不起作用了！
主要参考文献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经出现。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既有自致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流动不畅，却主要源于制度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财富代际传递造成起点不平等；社会资源分配市场化倾向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行政体制改革中未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优势阶层借助权力寻租制约社会流动通道；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成员的身份标签未彻底取消，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结构逐步完善，社会资源应用结构也实现专业化、针对性管理。一方面，电力系统的电力供应技术实现资源应用结构逐步完善，例如：电力传输、电力资源分布结构更加完善；另一方面，电力供应的安全性也受到较大的关注，以常见的高压电气试验技术为例，探究现代电力资源供应结构的开展实际。
一、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实际应用
1.技术概述
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电力工者，对电力输送的继电器、线路等部分进行绝缘性检验，现代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开展在电力输送结构的安全、稳定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高压电气试验技术也随着社会电力供应技术的发展逐步完善，并逐步实现高压电气试验技术开展不仅具有实际电路保护作用，同时融合合理的电流输送结构，为电力输送系统的安全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为社会电力供应结构的完善发展带来了更有力且协调的电力管理途径。
2.实际开展流程概述
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开展，并不是独立于电力输送系统之外，而是融合电电力输送的每一个环节，其一，高压电气试验人员进行依旧电力供应系统的电力应用需求，对高压电力系统整体进行绝缘性检验，实现现代电力供应结构整体电流控制，并做好电流输送系统的安全性和结构性进行分析，并对电流输送结构中的电流、电压、电阻之间的正常与否进行检验，做好实际分析记录；其次，高压电气试验人员依据实际检验结果进行电力系统的电力设备的绝缘性分析，同样也做好设备在实验中的绝缘性分析；其三，将电力系统的绝缘性与机械设备的绝缘性分析数据进行综合，为电力输送系统的电流传输提供安全的输送范围，后期电流输送在高压电气试验的绝缘控制范围内，保障了电流输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我国电力供应系统技术逐步完善的重要保障。
二、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问题的重要性
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是现代电力结构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研究，是现代社会资源综合开发发展的新领域，也是我国水分发展结构适应绿色化，循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1.技术层面
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是电力输送系统安全性的主要保障，从技术层面对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我国现代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的开展逐渐从设定实验场进行模拟实验，向现代电力输送系统实际检验发展，对电力系统的电力输送检验的绝缘性分析更切合实际，实验开展的实际意义也提高；其次，随着我国高压电气试验技术工作逐步完善，电力系统的绝缘性检验也逐步实现技术应用的绝缘性，电力系统各部分的绝缘性分析也更加专业，例如；电流输送线路的绝缘性检验采用红外照射的形式进行绝缘分析，而继电器的外部绝缘性分析不仅要采用红外进行绝缘检测，同样也要进行继电器的氧化层分析，实现了现代电力系统的安全输送管理更加专业化、其安全性也更强，为我国电力输送系统的技术创新应用带来更高效的技术保障。
2.电力运行结构
现代电力系统的资源逐步完善，做好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也是我国电力结构的主要分支，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的开展流程结构更加规范，传统的电力系统安全性检验的随意性较大看，电力系统试工作没有确定的开展依据，检测人员的检测标准也是依旧其经验进行试验判断，使电力系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实施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对试验的开展做好系统的合理规划，试验的最终评价与调整具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从而实现现代电力的部分结构管理更完善；其次，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的专业发展，实现了我国电力系统的中安全管理发挥其内在作用，例如：电力系统的资源管理上，电力输送系统的线路、继电器的保护能力提高，电力运维人员可以及时对电力系统进行电力系统的安全隐患的处理，对电流系统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及时解决，实现现代电力系统的技术开展在整体电力系统结构上，做好电力配送、电力运维等电力系统的各个环节之间做好结构对接的必然性选择。
3.电力应用率
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应用，是现代电力资源应用效率提升。一方面，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开展，是基于电力系统的实际进行电力输送外部保障的试验分析，电力系统的绝缘性能够防止电流传输中线路之间的传输电波相互干扰，可实现现代系统电力资源传输的外部干扰性降低，提升电流传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能够依旧电力系统的整体绝缘性和机械设备的绝缘性做好电流输送的可变空间，为后期电力系统的电流输送带来了更安全的电流输送保障，从而实现了电流输送的效率提升。
三、结语
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开展，是现代电力供应系统安全、完善的进行电力输送的前提和基础，结合现代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实际开展范围，对高压电气试验技术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相应的建议，为我国电力资源应用网络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杨保洪.论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中技术问题的重要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5，02：5.
[2]李苗.电力系统高压电气试验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5，06：86-87.
近年来，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是中国体制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之所以要规定雇工8人以上，是为了与个体工商户在雇工数量上相区别，本文的讨论也不包括个体工商户。
与私营企业的兴起相伴随的是一个全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之所以要强调私营企业主，不仅是因为在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中，业主个人占了绝大部分，还因为私营企业主个人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讨论私营企业主就是讨论私营企业。
1.理论前提
资本，在科尔曼（Coleman 1992）看来，分为三类：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个人性、亲密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资源、信息、社会支持等可以借助这个网络运动。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网”（Social Network）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又称社会网络）是一个结构概念，它可以定义为一个由某些个体（个人、组织等）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而整个社会则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构成的大系统。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 ）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林南认为，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下列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具体说来，就是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1982）。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称为“社会资本”。
对于处在迅速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资源的分配方式是由以前的计划向市场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利将逐渐淡出，而市场的经济力量将逐渐增强。但是，经常出现的是原有的国家行政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效力，市场关系又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此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的基本形式。另外，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还将持续很长时期，这就使得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1997年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私营企业在领取执照进入市场时，有3％会得到网络成员的帮助，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贷款时，有13％需要动用网络，在日常采购、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等方面，65％会得到网络成员关照。越是日常的活动，越能体现关系网络的重要性。
2.数据分析
对于私营企业社会资本总量的测量，主要通过测量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限于资料，本文首先选取了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的职业作为直接指标来测量。因为在私营企业成立之初，由于收到体制的制约，为了企业的生存，私营企业主必须要寻找足够的资本，利用这些资本实现企业与体制的结合。
综合上面三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三次调查中，私营企业主的亲戚和朋友中，机关干部、企业干部、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始终非常高（这四者的比例大于70％），考虑到相当部分私营企业主是农民出身，所以农民的高比例属正常。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在私营企业主主要的社会关系中，有70％以上直接能够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私营企业一直以来都在正式体制的边缘，私营企业主长期以来的社会地位也得不到正式制度的认同，所以，利用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干部朋友，更方便跟正式制度的接触，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个体户和技术人员，对企业是重要的支持，技术人员提供企业发展必须的技术，而个体户则可以提供企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私营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除了业主自己的投入以外，亲友借款远远大于银行贷款）。所以我们从三次调查的数据中可以肯定，私营企业的社会资本总量是非常大的，企业主的关系网络质量是很高的。另外，社会地位高、在关系网络中作用大的亲友，特别是“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属于“来往最频繁的朋友”的比例均高于“关系最密切的亲戚”，因为亲戚是先天的，而朋友则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也表明，私营企业主在主动寻求和扩展个人社会资本、保持社会关系网络的“高质量”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3.讨论
为什么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如此重要？对此有结构和文化的两种解释。结构的解释认为，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都有失灵或效率太低之处。以信息为例，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层级太多或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有可能使信息流通渠道阻塞或被歪曲。在市场经济下，信息成为商品，竞争者为了蒙骗对手往往散播假信息，使信息获取存在着风险。所以，企业如果拥有社会资本，即可以通过企业的社会联系，从相熟的、信任程度较高的部门或企业那里以较低代价获得真实信息。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信息提供方面，旧体制的功能逐渐减弱，但新制度的功能尚未完善。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信息的获取、甄别、选择、使用尤其显得重要，而这正是企业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制度基础。
文化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处事的方式会因血缘上的疏亲、交往上的生熟而明显有别，人情、面子、缘分、回报等行为规范在维系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作为经济行动者，将受这些文化规范的约束。企业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是为了依从这些文化规范而产生的。缘分可以成为建立社会联系的契机。人情、面子和回报的规范可以促使有长久交往或紧密联系的组织之间提供互助，可以使施惠者相信受惠者早晚会给予回报而不担心只有付出。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些规范的存在及其约束力，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化的结果，人们早已将这些规范内化而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中国人一方面受这些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将这些规范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
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社会过程和所依赖的条件既是结构的又是文化的，更多的时候，这两种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而最终产生社会资本的。
参考文献：
[1]《社会理论的基础》科尔曼 著 邓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李路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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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造魂魄——中国私营经济问题报告》 孟捷 姜少敏 编著 沈阳出版社1998
[5]《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张厚义 明立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张厚义 明立志 梁传运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1997-1999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香港经济导报社
[8]“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 李路路 载《社会学研究》 1995年06期
[9]“‘社会资本’理论述评” 赵延东 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03期
